非遺文化傳承問題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非遺文化傳承問題，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川西地區；少數民族特色體育資源；開發；利用

現代社會信息網絡的快速發展，全球經濟文化也飛速交融發展，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文化有被融合取代的可能。這些年，我國政府出臺了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政策方案，為合理地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依據和幫助。川西少數民族特色體育資源是川西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川西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獨特，地域相對比較封閉，保持了傳統的少數民族特色體育資源的原真。同時，由于發展空間狹小，傳播推廣的范圍有限，加上當地居民外出務工會受到西方健身方式的影響，很多傳統體育項目慢慢被現代體育項目取代，傳承非常困難，有可能最終走向消亡，不利于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所以，合理地開發利用川西地區少數民族特色體育文化資源，可以有效保護川西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原生態的民族特色體育文化資源進行創新式的重新整理和開發利用，為保護和傳承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貢獻一份綿薄之力。

1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發展由來

四川西部地區與交界，位于青藏高原東南方向的橫斷山脈，包括1個縣級市和4個民族自治縣，其內有藏族、羌族、彝族等14個少數民族居住，康巴藏族文化、茶馬古道文化、羌巫文化等在這里交融傳承，地理位置非常獨特，蘊含深厚的少數民族人文情懷。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途中的知名河流，都從其區域內縱穿而過，還有貢嘎雪山、巴郎雪山、邛崍山脈等眾多非常著名的高山雪域[1]。川西地區居民主要以藏族、羌族和彝族為主，其他民族為輔，相互雜居生活，并保有各自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主要信奉藏傳佛教、巫教、道教等，少數民族特色體育活動一般為祭祀祈禱活動、當地節慶日特色競技體育娛樂活動為主。

1.1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的主要項目

川西地區內高原冰川峽谷等特殊的地域環境造就了各種不同風格的少數民族特色體育資源，川西地勢相對平坦的農業種植區的居民，開展的體育娛樂項目對場地條件要求不高，體育器材制作簡單，居民能廣泛參與，主要開展比如抱青稞、賽跑、格吞等適合農區的體育娛樂競技項目。牧區一般都是高山高原地域，主要以放牧牛羊畜牧為生，牧民非常喜歡賽馬、賽牦牛、斗羊、跑馬射箭等與動物相關的體育娛樂競技項目；而川西城鎮地區由于受到現代體育文化理念的影響，民族特色體育活動極少舉辦，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少，僅有少部分參與耍壩子、登山、放風箏等休閑娛樂性的體育活動。相較而言，川西廣大的農村少數民族地區還延續開展如扭棍子、羌族跳莎朗、磨秋、毛古斯等頗具少數民族生活和宗教祭祀氣息的體育競技比賽活動[2]。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特色體育具有非物質性、獨特的文化生存空間、人本性等基本特性，除了鮮明的民族特色，還具有體育競技特征，是我國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表1）

1.2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特點

川西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孕育著這些少數民族居民，少數民族特有民俗習慣、節慶、祭祀儀式形成了民族傳統特色體育活動，擁有特定的和民俗背景。特定民俗、時間、空間才能促使少數民族特色體育活動獨一的開展，如涼山彝族的跑罐子、飛石索等獨具當地民族特色的體育休閑活動[3]。川西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居民的性格一般比較粗獷淳樸、勇敢善良，由于所處的特定社會地理環境，當地居民喜歡通過民族文化生活來追求全身心健康和抒發內心情感、釋放壓力。而開展傳統特色體育還能促進當地的居民之間相互交流溝通，并能強身健體、增強社會凝聚。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體育文化以其特有地方少數傳統特色，應大力的發展和外界推廣，吸引來自國內外民眾的關注。目前，隨著現代社會的經濟水平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更多的民眾喜愛外出旅游觀光，而川西少數民族地區擁有的高原山區美景如畫，可以吸引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來此游玩。地方政府可以在開發景區旅游資源的過程中，把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體育文化向前來觀光的游客展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文化推廣，提高當地的知名度和居民的收入。

1.3川西少數民族地區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發展潛力

傳承和開發川西少數民族地區特色傳統體育項目、少數民族特點、傳統體育歷史文化，保護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川西政府部門為促進當地的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會定期組織當地民眾參加省級以上級別的大小型少數民族運動會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體育文化建設的活動，押加和民族式摔跤等少數民族體育項目受到了廣大民眾的熱捧，體育部門還會經常組織當地的少數民族運動員長期進行訓練和比賽。除了政府極力宣傳和發展當地少數民族體育旅游文化以外，一些民間旅游企業、組織和宗教系統會盡可能的開發利用當地少數傳統民族體育活動和宗教祭祀活動。每當各少數民族進行重大節慶日時，如彝族火把節、藏族的轉山會等，當地民眾一般會自行組織和參與，他們以強身健體、娛樂身心為目的，按照當地少數民族的習俗，牽著自己圈養的賽馬，聚集在體育比賽場地。川西地區少數民族特色傳統體育活動的組織和開展，有效地傳承了我國少數民族特色體育文化，如每年五月阿壩州曲谷鄉西湖寨羌族組織的歌仙節，目前已被列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日期間，羌寨所有老幼婦女都會前來進行表演唱歌、跳羌族舞蹈等活動，羌族的母系民俗和羌族歌舞、羊皮鼓舞等傳統特色體育文化通過這些體育活動得到了傳承[3]。

2川西地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目前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2.1政府行為主動性不足，法制規范力度不夠

川西地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需要當地政府的積極主動參與、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支持、社會民間組織等一起協同努力，合理規劃、持續良性發展。我國政府除了制定相關完善的政策法規，設計出整體的規劃藍圖，還應引導廣大的社會民眾積極的參與。據調查，我國大部分的政府部門十分重視社會競技體育的發展，但僅有少部分專門制定相應的發展政策和法規，來促進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導致地方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的發展無法可依，從而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法規保護，不能有效的深挖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資源的發展潛力，更談不上自主創新。

2.2部分少數民族群體注重眼前利益，缺乏社會責任感

由于川西地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性特點，其發展會受限于社會環境和當地少數民族居民的思想觀念改變，部分少數民族群體注重眼前利益，缺乏社會責任感，導致其隨著傳承者的日益減少面臨消亡的窘境。川西地區少數民族居民受外界價值觀的影響，對本民族體育文化的內涵缺乏深刻認識，很難承擔起傳承和維護川西地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使命。而一些旅游企業宗教組織沒有從深層次認識到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資源的文化價值，缺乏社會責任感，開發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資源過程中，只是片面的追求經濟利用價值，忽略了對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文化資源的保護。

2.3開發利用度低，體制創新不夠

經調查，很多負責川西地區少數民族特色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開發的旅游企業負責人，不能完整的認識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僅依托當地優美的自然環境的優勢，把登山、騎馬、表演、定向越野等現代體育運動項目作為主打開發項目，反而忽略了如鍋莊、押加、賽馬等當地少數民族傳統特色的體育運動項目，使游客慕名而來、掃興而歸。企業缺乏大體育旅游文化融合發展的思想理念，沒有從多樣性共同發展的角度深挖川西地區少數民族特色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潛力，缺少文化、旅游、民生的創新發展機制。

3川西地區少數民族特色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發展對策

3.1政府應充分利用其行政職能便利，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

川西當地政府應充分利用其行政職能便利，根據當地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特色，制定相對較完善的政策法規促進川西少數傳統特色體育文化的發展。深入的發掘當地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發展潛力，鼓勵和保護相關的科研立項成果，通過媒體大力宣傳，提升當地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文化資源的知名度，讓更多的民眾了解當地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發展現狀，并參與其中。同時，地方政府還應想辦法解決當地一些貧困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人的生活問題，了解目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現狀；通過與教育部門的合作，將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人請到學校，把寶貴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知識傳授給我們的學生，培養他們的少數民族文化自信心，鼓勵青少年成為發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中堅力量，使我國的少數民族傳統特色體育文化發展后繼有人，從而持續性的向前發展。轉變經營模式，不過于追求眼前的經濟效益，利用川西少數民族地區豐富體育文化旅游資源優勢，重新評估整合，使游客在欣賞美景的同時還可以參與其中，相互接觸了解和融合，讓游客充分感受當地的人文景觀和獨特體育文化特色資源。

3.2提高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旅游資源的利用度

從川西少數民族地區豐富體育文化旅游資源中挑選一些游客參與度高、競技性和趣味性強的項目進行適當的修改，創新發展、與時俱進，把擁有深厚群眾基礎的民族特色體育項目和現代競技體育相互結合，打破少數民族傳統界限，促進全民共同健身娛樂。采用保護性手段，轉變功能，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傳統體育項目進行重點包裝宣傳，并大力推廣，樹立川有的特色品牌，進一步促進川西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發展。

3.3加強學校教育的宣傳和推廣

宣傳和推廣川西少數民族地區體育項目，可以先從學校教育入手，當地教育部門可以嘗試把一些競技性、趣味性強的川西少數民族地區體育項目，統一編入學校的日常體育課程中，豐富學校體育教學的同時，也向學生普及當地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知識。學生也會把自己喜歡的傳統體育項目帶入家庭和日常休閑生活，并介紹給朋友和家人，有利于川西少數民族地區體育項目的傳播和延續。

4結束語

伴隨全民健身運動和陽光體育活動的開展，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各種各樣的體育活動中。應創新發展川西地區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項目，鼓勵更多參與者共同參與，把霸王鞭、秧歌等傳統體育項目進行改編創新，更加簡單易學、旋律優美，把體育的競技性和娛樂性、趣味性完美結合，觀賞性更強，使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川西地區的民眾參與當地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不僅能鍛煉身體，還能增添民族特色和自豪感，吸引更多其他民族和地區的民眾共同參與，使我國社會更加的和諧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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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亮.歷史傳承與現代創新:四川少數民族體育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問題的思考［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9(3):34．

篇2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土族“納頓”傳承及傳承人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是對民間文化藝術的傳承。傳承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與現實緊密相關的實踐問題。在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大潮中，“傳承”雖然被稱為“時尚”用語，但對傳承的理論層面及現實的運用仍浮于表層。深入研究“傳承”應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論及“傳承”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重要意義，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正式確定了“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針和“通過全社會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使我國珍貴、瀕危并具有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并得以傳承和發揚”的工作目標。而且，為加強代表性傳承人的保護，文化部已命名公布了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1488名，并從2008年開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中，按每人每年8000元的標準予以資助，鼓勵和資助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活動，2011年起，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1萬元。2009年6月，原人事部、文化部共同授予35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工作者”稱號，享受省部級勞模待遇。可見，“傳承”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重要性。

關注傳承、加以保護，深刻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本文的出發點。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民間藝人所具有的獨到、精湛、高超的手藝，罕見的絕技和文化表現形式與文化空間中的構想，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靈魂，這些富有無限創造力的經驗與智慧，使非物質文化世代傳承、不斷流傳而奔騰向前。所以，“傳承”是核心，是靈魂，解決傳承主體即傳承人的問題，乃是當前和今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重中之重的大事。

一

據專家分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形式大體有兩種：一種是自然性傳承，一種是社會性傳承。

自然性傳承是指在無社會干預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賴個體行為的某種自然性的傳承延續。自然性傳承又可分為群體傳承、家族（或家庭）傳承和神授傳承。

1.群體傳承是指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當中，大部分的內容和形式是由眾多的社會成員（群體）共同參與創造和完成，通過眾多的社會成員（群體）傳授的方式，世世代代傳承至今的。如青海民和三川土族“納頓”、玉樹鍋莊舞、九曲黃河燈會等。群體傳承方式大致有三類：一是風俗或禮俗類；二是歲時節令類；三是大型民俗節日活動類。

2.家族（或家庭）傳承，是最典型的個體之間的“口傳身授”，這種傳承專業性、技藝性比較強，而且在有血緣關系的人們之間進行傳授。一般傳內不傳外，甚至傳男不傳女（也有例外）。如民族民間的口傳文藝、手工技藝、民俗技能、中醫等。

3.神授傳承以“托夢說”或“神授說”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一種傳承現實和理論觀點，在我國史詩傳承學中占有相當的地位。如藏族史詩《格薩爾王》的傳承則強烈地體現了“托夢說”與“神授說”的傳承特征。

社會性傳承是指在社會某些力量干預下的傳承，包括行政部門、立法機構、社會團體的各種行為干預和支持。這種社會性傳承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通過社會干預性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傳承活動的實現，包括采取法律、技術、行政、財政等措施，建立傳承人保障制度，提供相應的生活待遇和社會待遇，為其帶徒授業、展示技能、開發產品等創造條件，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其二，有效保護、維護傳承活動所賴以生存的特定文化生態環境和社區環境，將文化生態環境、社區文化環境的保護作為政府經濟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將其納入國民經濟發展和城鄉建設發展規劃中，并付諸實施，使自然傳承活動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土壤；其三，通過教育途徑將傳承活動納入其中，使其成為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教育活動、社會知識文化發展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二

“納頓”是土族語，為“娛樂和玩耍”之意，是青海和三川地區土族獨有的傳統節日和民俗活動。其規模之大、氣勢之雄渾、內容之豐富、歷史文化意蘊之深厚以及群眾參與的狂熱程度，實為全國罕見。每年農歷七月十二從中川鄉的宋家村、鄂家村開始，至九月十五朱家村結束，長達兩個多月，堪稱為世界上最長的狂歡節。

所以說，“納頓”應屬于“群體傳承”類型。因“納頓”的形式僅局限于土族文化范圍內，群眾集體參與、集體傳承同一種民俗活動，顯示了組成這個群體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信仰，同時涵蓋了“歲時節令”和“民俗節日”儀式與內涵。

土族“納頓”包含土族的歷史、信仰、習俗、神話傳說、藝術形式等諸多文化內容，這些豐富而古老的民族文化元素歷經諸多世紀的衍變和發展，以其原生形態或衍生形態傳承至今。“納頓”與重大廟會、重大節慶、祭奠分不開，這樣復雜的活動需要有一定專業知識和組織能力的人來指揮、協調，如選出的某個杰出的會首等。

“納頓”在整個活動中，是通過一個能夠高效運轉、分工嚴明、各司其職的民間組織體系來調動全村上百人參與傳承這項重大民俗活動。每年秋后由村民選舉產生新一屆的組織領導（稱其為“會首”，會首所轄屬的骨干稱為“大牌頭”和“小牌頭”）。這類民間組織由村鎮一些德高望重而且熱心公益活動的老者和能干、公道的若干人士組成。班子成立以后，由他們負責一年的事務，為次年的“納頓”做準備，逐一落實各項活動。而眾人必須服從領導，不服從管理者，可以給予一定的處罰。

“納頓”活動組織管理方式的傳承，沒有任何固定的傳承師傅，都是在每年輪流擔任具體工作中耳濡目染，逐漸培養起來的，在實踐活動中，一點一滴地逐漸積累而成。普通成員，在一年的工作期間，會接觸到“大牌頭”處理各種問題的機會，而他們的本職工作可向“大牌頭”、曾經擔任過重要角色的人咨詢，也可向自己家中曾經擔任過類似角色的人討教，也就能夠完成各種任務了。一次經歷，就是一次深刻的學習過程。在不斷的輪流充任各種角色中，完成著它自身的傳承，也就完成著屬于它的社會化、習俗化過程。

“納頓”的傳承形式較為獨特，除以上傳承方式外，還以民間信仰為紐帶進行傳承。一般，“納頓”的組織實施，都是以“地方神”為權威來進行的，“人與神約”，民間認為“牌頭”們是為“地方神”跑腿的，各種事務都是為“地方神”效力的。由于信仰的巨大威力，每個人都會遵守“地方神”的意志，按照“地方神”的意志來行使。在實施中出現意見分歧，便以“地方神”的名義進行決裁，使得大家統一在“地方神”的管理之下。

“納頓”的另一種傳承者就是在整個民俗活動中擔任歌舞儀式、祭祀儀式主要角色的民間藝人——“法拉”。在土族人的心目中，他們所崇拜的民族英雄能為他們驅邪逐疫、消災祈福，保一方平安都集于“法拉”一身。在每年一度的“納頓”盛會上，村民和觀眾目光中充滿了正義戰勝邪惡，祈求上蒼恩賜農業豐產、五谷豐登、六畜興旺、平安吉祥的期望，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慰藉。而這些民間藝人——“法拉”以神奇的舞姿、精湛的表演展示“神”的權威，又承載著村民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寄托，使這一古老的文化代代相傳，在青海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獨具魅力，使其成為青海民間藝術之林中的一朵奇葩，至今仍在影響著土族群眾的精神層面。

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社會轉型變革的今天，“納頓”也面臨著種種危機。由于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貧困和落后同樣制約著這一地區的發展。今天的土族聚居區的農村青年，更關心的是如何適應現代生活方式，而以往的文化傳統（以“納頓”為例）無助于他們與現代文明交流，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和幻想，現代生活方式無疑對他們有更大的吸引力。這種認識上的變異使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程度逐漸淡化，物質或精神需求對他們來說已不能使他們滿足。從年齡結構和傳承關系來看，這一代年輕人的父輩是傳承鏈的中端，這批人思想相對保守，比較認同傳統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能熱心地參與和投入到“納頓”這一文化事象中去，堅守著自己的精神家園；而這一代的祖輩處于傳承鏈的上端，這批人有的年歲已高，有的相繼離世，已為數不多，而他們所承載的“納頓”文化精髓也將隨他們而去。現在20歲左右的年輕人，正是處于傳承鏈的關鍵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而這代年輕人大多不屑于傳統文化的繼承，傳承之鏈無法延續。經過15乃至20年后，當他們的下一代成長之時，“納頓”這一文化形態趨于式微，傳承和延續面臨著嚴重危機。

三

當前農村社會生活的變化不只來自物質利益的誘惑，對傳統更具有消解力的是，民間群眾文化的創造主體——農民對自身文化的冷漠和淡化，面對日新月異的外部世界，他們的自尊和自信受到沖擊，如果讓他們繼續保持原來的生活狀態，無論從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來說，都無法滿足與日俱增的對新生活的渴望，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從某種意義來說，保持某一區域的原生文化形態等于保持某種落后的生活方式。例如，土族居住的民和縣三川地區，遠離城市和現代文明，是一個靠天吃飯的純農業區，農民的生活只有單純的糧食收入，均無其他經濟來源，生活顯得貧窮和困頓。據調查，三川地區的土族青年不甘于貧窮與落后，各村有近半數的人紛紛外出打工，造成“納頓”這一民俗文化主體的缺失，直接影響到“納頓”這一民族文化的承襲和發展。過去每年在“納頓”盛會期間，在外打工、學習、經商的人陸續回鄉和家人團聚，共度節慶。如今，過去秉承和延續土族精神家園的農村青年，無法預期回鄉參與他們的傳統節日“納頓”。另有一些農民工，長期在外打工，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城市轉移，這種現象進一步加快了“納頓”這一農耕文明的衰落，使活態的非物質文化由于缺乏后繼傳人的秉承和堅守，已出現裂痕，缺乏活力。

要留住歷史文化的記憶，首先得留住人，要把背井離鄉外出淘金的年輕的傳承人留在家鄉，就得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只有解決了農民的生計問題才能解決傳承問題，只有解決了傳承問題，保護才更有意義。尤其要對民族地區擔負傳承重任的年輕人給予扶持和鼓勵。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著眼點應放在對傳承人的保護，而不是對“物”的保護上。目前，青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局部地區亦有見“物”不見人的現象。在保護工作的規劃中要建博物館、展覽館，而對創造文化遺產的“人”卻視而不見，顯然是本末倒置、急功近利的偏頗認識和短視行為。比如“納頓”是土族獨特的鄉土藝術，直接、強烈、細膩地傳達他們內心的情感，袒露他們的心靈，創造了一個豐富多彩的精神家園。“納頓”的傳承，不像手工技藝性很強的文化類型，也不是靠口傳心授而習得的知識和技能，不是靠哪一個人，而是來自群體的記憶，是由眾多的社會成員（群體）共同參與傳承同一種文化形式，組成這個群體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信仰。因此，對“納頓”傳承人的保護，要采取文化生態區整體保護的思路，通過社會干預性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傳承活動的實現，建立傳承人保障制度，提供相應的生活待遇和社會待遇，通過培養和教育途徑將傳承活動納入其中，才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從“政府主導”的層面來說，要制定和完善對傳承人保護的機制，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不能對傳承人的保護流于形式。過去通常是授一個牌，發一個證書了事。據說某些區縣，由中央財政給傳承人的保護經費并未如數發放，從中也要克扣一些，真正的保護措施并未落到實處。只有讓傳承人得到實際可見的利益，在生活中得到社會的尊重，有了政府的扶持和引導，傳承者就會產生榮譽感和自豪感。若能如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就落到了實處。若不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保護就會成為空談。

綜上所述，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是核心，是靈魂，而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載體。做好傳承工作，也就做好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參考文獻：

[1]劉錫成.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論文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傳承人[C].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2]馬達學.納頓·土族的精神家園[J].大連民族大學學報，2004：第6卷（6）.

篇3

關鍵詞：中學;歷史教育;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問題

中國歷史悠久，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多種多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為當前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教育傳承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歷史學科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存在著自然的聯系，利用中學歷史教育來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不僅可以推動歷史教育教學改革，同時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也非常有利。

1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作用

1.1有利于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在歷史教學中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可以幫助學生創新歷史學習方式，將教材和生活充分聯系起來，完成“教師里學”到“生活中學”的轉變。在歷史教學中往往需要利用多種學習方式來了解非物質文化異常，研究性學習、社會調查等方法當前使用比較廣泛。

1.2有利于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為了獲得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往往需要深入實地進行考察，查閱大量的相關資料，以磨練利用資源的技能和方法，引導教師加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同時，在歷史教學中教師應該積極利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教育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為教學服務。

1.3有利于促進歷史和其他學科配合

中學階段每門學科都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一些聯系，因此加強歷史學科與其他各學科的聯系，不僅可以豐富歷史教學，同時還能使歷史學習效果得到優化。

2中學歷史教育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策略

2.1明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目標

教育目標是教育改革的出發點，對教育活動的展開起到了導向及約束性作用，歷史教育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目標主要分成歷史教學目標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目標。其中歷史教學目標主要通過師生共同參與，對相關資源進行挖掘以后了解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知識，以提升處理歷史信息的能力，加深對歷史發展的理解，學會利用歷史的眼光來分析歷史和現實問題，加深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熱愛。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目標是指廣大師生應正確認識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認識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2.2大力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資源

課程資源開發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問題，從開發的視角來看，可以利用收集的方式獲得大量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成與歷史教育教學規律相適合的內容體系。這一過程不僅有利于培養學生收集、處理歷史信息的能力，同時通過學生的廣泛參與，還能為學生的學習提供大量學習資源。從運用的視角來看，主要可以利用專題式和融合式兩種方式，其中專題式不需要改變原有的教材結構，只需要設計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的系列專題，將歷史文化事件融合進去即可。融合式需要深入理解每個章節，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融入到教材中，使其成為教材的一部分，拓展和延伸歷史內容。

2.3提升歷史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育能力

要想達成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目標，首先需要提升歷史教師的傳承引導能力。首先，應對師范專業歷史教育專業學生提出新的要求，例如他們必須注意自身對各民族文化藝術的態度，充實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懂得利用多元化方式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了解和掌握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課程教學相融合的能力。其次，組織中學歷史教師進行在崗培訓，提升教師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素養，保證培訓的科學化。最后，加強教師和民間藝術表演者、民間藝人之間的合作，使教師和這些人員共同實施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以提升教師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傳承與創新的能力與素養。

結語：

眾所周知，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豐富鄉土歷史、弘揚傳統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僅有利于學生民族自尊心的提升，同時還能幫助學生清楚的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中國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因此，我們可以利用中學歷史教育這種手段來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促進歷史教育教學改革，傳承并創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參考文獻：

[1]宮敏燕.城市化進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基于保護層面的理念建構[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3，（7）：161-163.

篇4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交響音詩畫《清明》;藝術傳播;文化格調;文化特征

中圖分類號:J022文獻標識碼:A

一

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如果山水建筑是骨肉,文化內蘊便是靈魂。一個城市綜合素質的整體表現,需要靠文化來支撐。城市文化是城市格調的最佳體現,城市的文化格調是指由一個城市的文化品格、文化地位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力量構成的一種文化狀態,它直接影響到城市的競爭力、影響力及發展模式。一個城市所具有的文化格調是在若干因素的長期作用下形成的,是文化創新力、文化市場力、文化運行力和文化吸引力的合力呈現。要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調,除了發展城市文化產業、重視城市環境建設、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和標志、引進優秀文化人才之外,還必須注重城市文脈的傳承和延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直接構成城市形象,直接影響城市的文化格調。因此,要有效地提升一個城市的文化格調,就需要多元化地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

我們需要通過對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挖掘、整理、創造,融聚社會共同價值觀念,整合凝練出能夠繼往開來的城市個性文化,這個性文化既包括歷史積累的傳統成分,又包括具有城市個性的現代元素。文化起源本身就是一種創造與創新,通過不斷的更新創造而向前發展,文化是整合和超越的結果。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式不一樣:傳播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在傳承中加以保護,最有效的傳承方式須與現代傳播手段聯系在一起。應該立足現實,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在與現實的碰撞中尋找答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代傳播可以是多種多樣,但藝術傳播是其中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可操作性的,同時也是提升城市文化格調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第32屆會議正式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界定為:“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遺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文化表現形式,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以及與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或文化場所)這三個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表現的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質的,物質層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保護要通過人格化載體、物化載體、文化空間載體、產業化載體等有形的物質載體來實現。”①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政府一定要發揮主導作用。以重慶為例,重慶要實現成為“長江上游地區文化高地”的目標,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著力構建十大文化體系,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把重慶建設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國際大都市,具體需要:1、構建以重慶人文精神為核心的城市思想支撐體系;2、構建城市文化形象標志體系;3、構建城市文化產業體系;4、構建城市文化特色品牌體系;5、構建城市文化傳播體系;6、構建城市文化人才體系;7、構建城市文化公共服務體系;8、構建城市文化保護體系;9、構建城市文化研發體系;10、構建城市文化保障體系。②其中歷史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就是一個重要的構成,這關系到重慶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對一個地區至關重要,它是地域文化的精髓和靈魂,直接反映大眾的文化修養、精神狀態和心理品味,能產生無窮的道德約束力和精神驅動力,是一個地域的內在形象和軟實力,人文精神還是地區發展的內動力,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先進生產力,關系到重慶實現科學發展的競爭力。

“重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其獨特的地域風貌和精神內涵代表著重慶人民的精神氣質,是重慶城市精神培育的文化資源。而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精神培育相結合,是城市精神培育的重要路徑和實現手段。”③即便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相對貧乏的城市,也能夠并且應該在普通的民俗文化環節中尋找到有價值的資源并進行富有地方色彩的藝術傳播。節日民俗是人類社會各個族群普遍傳承的重大文化事象,它緊密地伴隨著人類的生活和生產,在傳承過程中又不間斷地延續著、創造著、發展著,構成了一部在時間和空間活動上豐富的節慶文化史。關于節日的文化記憶的傳承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訴諸于文字的,一種是活形態的儀式表演,美國社會學家貝格森把儀式劃分為微型、中型、大型三個層次,最后一個層次的大型儀式便是需要與日常生活區別開來的集體的慶典儀式。④在這里就有可能給各個城市的文化工作和藝術傳播留下了余地。盡管例如清明這樣的民俗節日不是重慶所獨有的,但重慶的文藝傳播工作者就以此民俗節日為主題創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交響音詩畫《清明》,既注重保護民間節日的活形態,又對這一民俗節日注入了時代的和地域的內涵,從而有效地凸現了重慶同時作為古代重要關隘,現代歷史名都和革命英雄之城的文化特征與格調,培育并實踐了自強不息、開拓開放的重慶人文精神。

這部具有獨創魅力的音詩畫組合,以“清明”為主題的大型交響音詩畫《清明》音樂會“追思懷古、吐故納新”,在對觀眾進行高雅藝術熏陶的同時,弘揚了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音樂會以“親近傳統、親近自然、親近生命”為線索,以音、詩、畫為載體,通過交響樂、合唱、獨唱、民樂演奏、配樂獨誦、齊頌等多種藝術形式,梳理、傳導清明與人、世的和諧關系,展現傳統節日“清明”的豐富內涵,為市民獻上一場人文氣息濃郁的藝術盛宴。在音樂會中加入了童聲合唱《放牛歌》,童聲朗誦、童聲小合唱讓孩子們在享受藝術的同時,也接受傳統文化教育。除了童聲合唱,現場還有交響樂《清明祭》、配樂詩朗誦《清明•思鄉•春》(馬思聰曲,小提琴伴奏,其中包括杜甫、韓愈、朱熹、朱自清等古今文人名篇)、民族女聲獨唱《風箏》、女高音獨唱《清明上河圖》、二胡協奏曲《紅梅隨想曲》、無伴奏合唱《日月共生相思魂》等。清明緬懷的哀思在現場悄然彌漫,從古代走來,經歷現代,又走向未來,充盈著靜穆、恬淡、舒展的神韻,尤其是原創的交響樂《清明祭》、歌曲《清明上河圖》和二胡協奏曲《紅梅主題隨想》升華了觀眾對先祖、先賢、先烈的思念之情,營造了觀眾對傳統、自然、生命的敬仰之意,同時呈現并闡釋了山城重慶獨特的人文和歷史內蘊。

二

《清明》這一成功的藝術傳播形式啟示我們,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傳播設計中,應該注意幾個重要原則。

(一)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型進行藝術探索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有關“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新的定義中把“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五大類:1、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傳統表演藝術(含戲曲、音樂、舞蹈、曲藝、雜技等)。3、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技能。以及與上述分類相關的文化空間。應該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型與特點,對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進行更加有效的多形式、多業態綜合開發,可以通過打造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公園等“整體保護、統一展示”的形式,開發“川劇戲臺”、“故事村”等,在旅游中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勞動人民生活中產生的,又是在物質文化生活交流中一代一代傳承下來,而集市、廟會、傳統節慶活動是民族民間物質文化交流的傳統聚會,也是民族民間藝術大展示、大會演、大交流不可錯失的良機和舞臺。因此,利用集市、廟會、節慶活動,繁榮、活躍民俗民間文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措施。中國的傳統節日豐富多彩,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單把春節、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這6個節日列入名錄,至于列入國家保護名錄的少數民族傳統節日,從傣族潑水節到彝族火把節,從瑤族盤王節到藏族雪頓節等等,更是豐富多彩。既要在民眾節日活動中保持傳統節日固有的神圣性,使其合理文化內核或文化基因得以延續,又不可過度商業化娛樂化迷信化。現在的集市、廟會、節慶活動,普遍存在重視物質利益,輕視精神文化需求的傾向。如果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與集市、廟會、傳統節慶活動緊密聯系起來,必將使人賞心悅目,顯示出濃郁的文化氛圍,引導已開發和正開發的遺產在實現其社會價值的同時,逐步實現其經濟價值,將我市的歷史文化遺產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實現藝術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雙贏。

傳承性和周期性是節日文化空間最突出的特征,文化記憶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機制中所發生的作用,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但必須保護節日的核心價值體系。傳統音樂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特性,傳統音樂表演藝術的生存和發展與社會風俗、禮儀、節慶密不可分,某種表演藝術既可能是民間儀式、節日、慶典等集中的表演行為,也可能是商業化的戲曲、曲藝表演行為,還可能像日常的民歌傳唱那樣,純粹是一種社會風俗行為,但它們大都涉及人們在特定文化氛圍中開展的特殊的集體文化活動或社交行為,也就是一種個性化的生活方式。⑤

重慶的大型交響音詩畫《清明》是重慶市著力打造的幾大傳統節日文化品牌之一,以傳承中華文明,承載歷史信息與古雅風韻。《清明》的藝術傳播形態既豐富了人們的民俗事象,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格調,將清明節的“個體思念”提升統一到“社會緬懷”的軌跡上來,以清明為創作選題,用歌聲頌揚品格,用音樂禮贊精神,用詩歌吟誦風物,用現代化舞臺手段呈現國畫風貌,最終起到振奮時代精神,弘揚傳統文化的作用。

(二)視覺文化傳播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以新的藝術形態

文化遺產與文化安全密切相關,民間文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牢固性、積累性和繼承性的特點,但也需要合理吸收外來文化精華,加強自身的文化的創新能力,增強文化競爭力。《清明》音樂會用交響樂、詩歌朗誦、大合唱、流動畫面等藝術呈現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地展現“清明”之美與蘊涵于“美”中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將音樂、詩歌、畫面較為圓滿地結合,選擇了交響樂與民樂、西洋樂器與中國民族樂器相結合的方式來傳情達意,投影背景還會根據不同的章節打出相應的畫面,令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營造了一種意蘊悠長的氛圍。視覺文化傳播的涉入是當代審美文化的普泛性特征的體現。視覺文化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是以獨特的傳播形態來表現和完成的,廣義的“視覺文化傳播”意味著不是由單純紙質文字媒介和單純視覺媒介傳播信息,而是由視聽媒介或視覺媒介對廣義的可視形象實施傳播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現象和傳播形態,視覺文化傳播引導現代社會走向一種日常生活審美化或者泛審美化。《清明》音樂會傳播的不僅僅是音樂藝術,傳播形態強調旋律、文字與圖像的互補與互滲,既不妨礙各自獨立的藝術價值,又拓展了意義的空間,在互動共生中求得藝術形態的審美增殖。

這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本性與影像化生存。因此,我們有必要建立一些內容獨特而內涵豐富的個性化博物館,圖片資料、錄音帶、光盤等現代影像媒介兼具藝術與傳媒的雙重身份,是保存和傳播文化遺產的有效方式。像川江號子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單純的被動保護是保護不下來的,必須讓其文化內涵實現現代轉型,把它們和視覺藝術傳播進行有效結合。產生川江號子的生態已經發生了變化,原生態的川江號子已不能滿足當代人的審美需求,因為任何歷史上形成的文化藝術都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以漸變的表現形式才能得以持續傳承。我們可以對川江號子整合包裝,保留老船工的原生態歌喉,請知名導演將川江號子打造為集音樂、歌舞、現代舞臺技術為一體的大型實景演出,或拍成旅游短片,或者在朝天門兩江交匯處設計“川江號子水道”,拉動體驗“川江號子”的旅游熱,提升重慶的外部人文形象,為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注入新的生命。通過典籍的整理傳承自己的文化,重慶非物質文化遺產首部綜合性著作《川江號子》于2008年5月出版,全書近300萬字,系統地介紹了川江號子的特征與形狀,包括圖片、文字、影響等內容。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像轉化中要注意本體性危機的問題。

(三)彰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藝術傳播的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國城市文化的一種突出的品格。這就要求充分揭示本土的文化內涵,展示其文化特征和風貌,同時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強化對本土遺產的文化自覺。地域性是城市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地域性差異明顯的城市文化或者說特色鮮明的城市文化對城市的生存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差異性這種城市文化特色其實就是一種識別標志、認同標識,它增強市民凝聚力、促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是促進城市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的精神內涵,是促進城市延續傳承的根本。我們要辨析城市文化地域性差異形成的原因,認清城市文化地域差異對于城市的重要意義,努力維持城市個性,理解城市內涵,繼承城市傳統,維護城市靈魂,以保護個性,求得城市的最大發展和社會的最大和諧,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調。

《清明》特別截取了重慶這座英雄城市的情感高點“紅巖精神”,來觀照歷史,呼應現實。巴渝文化、三峽文化、抗戰文化、紅巖文化以及具有重慶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打造重慶文化高地的基點。《清明》音樂會中二胡獨奏《紅梅隨想》,時而雄壯時而如泣如訴的樂曲,訴說著對以“江姐”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謳歌和追思,宣傳了重慶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種歷史傳承,是一代代先民的傳統意識和心理狀態的歷史積淀和反映,更是當代人的精神面貌,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時代特色。城市是經歷了漫長的歲月逐步發展而成的,由于地理位置、生產生活方式等的差異,歷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著不同的特色。作為地域的中心,城市承載著其所在地域歷史文化傳統的積淀,這是城市文化產生認同感、歸宿感的基礎,也是城市個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異是城市應保存的有價值的文化內涵,是城市市民對本民族與本地區和本城市的歷史、傳統、及其載體的一種成熟的看法及行為表現。雖然現代化的傳播手段使當代生活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世界性色彩,但這并不能完全取消各個地區的獨特文化,相反還刺激了各地的城市文化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現代化方向發展。

三

歷史文化遺產的性質雖然是保護性的、社會公益性的、傳世性的,但遺產可以統一規劃,多層次、多渠道、多辦法進行保護性開發,同時加強傳播力度,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項目推廣,提高人們對于藝術傳播的關注度,促進相關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要從被動保護向主動保護,從單一保護向全面保護,從靜態保護向活態整體性保護轉變。歷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歷史文化遺產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標識,一個城市不能被代替的個性內容,就在她的歷史遺存之中,一旦失去了歷史遺存,與歷史中斷,就看不清自己的城市性格輪廓而陷入迷茫,只有不斷去發現、確認、搶救、保護、發展、傳播、創新歷史文化遺產,才能延續文脈,傳承歷史,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調,融入現代,使城市發展走向未來。(責任編輯:郭妍琳)

① 吳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化保護與傳承》,《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11期。

② 李炳仁《文化強市:重慶建設國際大都市的必由之路》,《重慶行政》,2007年第3期。

③ 牟延林《重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風貌、精神內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重慶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④ 王霄冰《文化記憶、傳統創新與節日遺產的保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⑤ 廖明君、楊民康《傳統音樂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民族藝術》,2008年第1期。

Artistic Communication of Inheritance of No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Urban Cultural Style

LIANG Xiao-mei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篇5

關鍵詞：客家民俗體育 非物質文化遺產 連城游大龍 傳承模式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643（2013）01-0093-03

為探討非物質遺產保護背景下客家民俗體育在福建閩西的發展情況，2011年12月-2012年5月，筆者在福建省連城縣進行了總計近5個月的田野調查。調查發現：福建省連城縣是客家人聚居和發祥之地，客家民俗文化積淀深邃、源遠流長，不僅物質遺產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相當豐富，其中被譽為“天下第一龍”的連城姑田游大龍，從明朝一直沿襲至今。2008年7月“閩西客家元宵節慶（連城）”（其中姑田游大龍）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2年2月6日姑田游大龍以791.5米成功挑戰世界吉尼斯紀錄。在清末，民國年間，姑田有12條龍，其中5條最具特色，即鄧屋的龍“老得好”，中堡的龍“長得好”，華坑的龍“高得好”，下堡周、黃兩姓的龍“畫得好”，城兜的龍“抬得好”。但是，由清代、民國時期的11個村12條大龍逐步減少到現在只有剩下中堡華、江兩姓交替游1條龍，致使沿襲幾百年的姑田游大龍活動瀕危境地。姑田游大龍深刻地聯系著連城人民獨特的生活方式，是福建閩西連城人民智慧的結晶，是閩西歷史發展的見證，是閩西文化的根基和主要組成部分。為此，有必要從整體的角度對姑田游大龍進行整理和挖掘。

1 客家民俗體育概述

《辭源?客家》中說到：“漢末建安至西晉永嘉年間，中原戰亂頻繁，居民南徙，宋末又大批南移，定居于贛、粵、閩等省交界地區，本地居民稱之為“客家”。客家是漢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閩西是中國客家文化的發源地。關于“民俗體育”的概念由于個人的觀點和立場不同，或是研究領域的不同，導致學者們對民俗體育的理解存在各方面的差異。至今民俗體育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礎和以及研究宗旨，這里將閩西客家民俗體育界定為在閩西客家人的民俗活動中產生，依賴當地的民俗節日發展，并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長期流傳的，具有閩西客家地區特色的，與健身、娛樂、競技、表演有關的體育活動形式”。

2 連城姑田“游大龍”的調查分析

2.1調查區域基本概況

姑田鎮坐落在福建連城之東部，中部沿溪兩岸自西向東為狹長的丘陵地帶，可謂山嶺重疊，峰巒縱橫，溪源密布。全鎮面積325.2平方公里。姑田全鎮14個村民委員會和一個街道居民委員會，人口21159人，絕大多數為漢族。鎮區距連城縣城區有34公里。姑田屬海洋性季風氣候，冬無炎暑，夏無酷熱，這里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風景優美，資源豐富。優越的地理位置加上便捷的交通，素有“東方門戶”之美稱，故商家云集，經濟發達，在明清時期已被譽為“金姑田”，即姑田三寶：“大龍”、“宣紙”、“西山字”。其中當地出產的宣紙歷史悠久，聞名海內外，曾是清代奏折上疏的御用紙。姑田人民為了祭拜各路神明，在紙鄉姑田，建有各種寺廟。其中客家公王第一廟，始建于嘉靖元年（1510年）。此外，還建有關帝廟、公王廟、觀音廟、碧嶺廟、土地神等。連城姑田這些優越的條件都為姑田游大龍的產生、發展和流傳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2.2連城姑田游大龍的歷史淵源

姑田鎮“游大龍”活動的起源在資料與族譜的記載上大都是改革開放后重新編撰，原始記錄大多失傳。因此，對其起源還需綜合村民口述、地方志以及族譜等加以考證。經過調查，無論是文字記載還是村民的口述都大致認同一種起源，即姑田游大龍起源于明朝年間，相傳鄧屋八世祖鄧應公明代出任潮洲府檢校，后定居于潮，其弟鄧恭公仍居姑田鄧屋。后來鄧恭公的子孫常到潮州去探望梓叔，鄧應公的子孫也常有回姑田祭祖。兩地宗親關系自不待言。明萬歷年間鄧恭公子孫在潮州看到有人舞龍，便將其畫成圖樣帶回姑田仿制，“龍”便在姑田鄧屋出現。

2.3連城姑田游大龍的傳承內容

傳承內容是任何文化實體在傳承過程中的傳承主體。若無傳承內容這個主體的存在，任何傳承方法和傳承模式都是空談。姑田游大龍的傳承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連城姑田游大龍的扎制工藝

制作材料以衫木板、毛竹、牛皮、連城宣紙為主，其制作材料雖然簡單，但制作工藝精巧、工藝流程復雜，所以主要是通過言傳身教的家族傳承方式來傳承。大龍的制作主要包括備龍板、備筋骨、扎龍頭、扎龍尾、扎龍腰、扎龍爪、扎龍蛋、糊裱、畫龍、剪貼、題字、裝燈、備龍棍、備插袋、備插袋布15道工序。姑田扎大龍的技術和工藝是歷代相傳的，龍總是自己扎，自己糊，自己畫，自己擎，一代接一代，大人制大龍，小孩則制小龍、游小龍，群眾參與性強，具有典型的地域標志性文化。

大龍的制作程序是很有講究的，先是備好龍板，一般采用衫木板，龍頭、龍尾和龍腰板都有不同的尺寸要求。龍板兩頭各鑿一個5厘米的圓洞，用來連接龍腰時穿插龍棍使用。接著用竹篾制成大龍的筋骨，然后按照設計好的規格分別扎好龍頭、龍尾、龍腰（每節一拱）。其中龍頭龍尾的篾圈規格與龍腰不同，且龍尾要配上活動翅，扎兩個大爪。龍爪只有四個趾，不能扎五個，據傳扎五個趾會冒犯天子，俗稱天子是五爪金龍的化身。整條龍扎好后，接著有扎龍蛋、糊表、畫龍、剪貼題字、裝燈、備龍棍、備插袋等工序，這樣一條龍才算制作完整。

（2）連城姑田游大龍的習俗

姑田游大龍從表面看似乎并非難事。如果要深入了解這一民俗活動的全過程，就沒有那么容易了。從頭到尾不但要動用浩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且它的步驟部署也是非常有講究的。就習俗來說，“姑田游大龍”活動一直保持著“開天門”迎接“公爹”（“公爹”人稱地方上的保護神）、祭龍儀式的習俗。通常年三十子夜（年初一的子時），本地有“開天門”的習俗，由龍頭組成的鑼鼓隊，迎接“公爹”（人稱地方上的保護神），大的用轎子抬，小的用手抱，放置不同地方，整夜都是人聲喧嚷，燈火通明，直鬧到天亮。正月十五這天最為隆重，銃按一定規則的作為指揮的信號，當日接的是“出案公爹”，先駕到龍頭處，隨后是到龍尾處，此時擎龍腰的人在近龍的腹部開個開關自如的孔門，并裝上蠟燭和“油香”。其次是祭龍儀式，擺香案、點龍燭、作揖、行叩禮。主祭人是輩分大、福氣好的長者，衣著整齊，虔誠肅穆。祭畢燃放禮炮和神銃，隨后才出龍、游龍，最后燒龍。閩西客家民間對于“龍”都有共同的崇拜。

（3）連城姑田游大龍的動作和藝術風格

姑田游大龍時推時擠，時走時伏，一身都要運動，通身用力，穿梭在大街小巷、村外田野間，可以說是一項很好的體育鍛煉活動，這也充分體現了姑田人民吃苦耐勞，英勇剛毅的精神品質。姑田大龍的龍頭高度為2.4米，長7米、大直徑0.8米，龍口大張，內含一顆直徑為0.6米的大紅龍珠，大有吞云吐霧，威震山河之勢。就姑田大龍的龍頭就有十幾人分班侍候，龍頭上結有四條棕繩，兩前兩后，由四個人向東南西北四個不同的方向牽拉以保持平衡。龍腰則邊走邊“駁橋”（即聯接），“駁龍”時要選擇特殊的地點，平路不行，一定要選在斜坡處。龍駁好之后，橋與橋間用短繩子系在一起，伴隨一聲叫喊“起腳”頓時全部舉起，此時動作一定要一致，不能有偏倚。每節龍腰由每戶精裝后生撐舉，撐舉者腳邁穩實八字，時推時擠，時走時伏，沿每家每戶門前而過，隨后再向村外田間盡情舞弄。若執龍者體力不支，旁邊隨時有人頂替。龍尾則跟在龍腰之后邊走邊停。大龍所到之處，不論遠近，家家戶戶點松明，鳴禮炮，祈盼與神龍相會，禱告新年紅紅火火、風調雨順。十四夜當晚也是游龍技術的，龍頭由外到內，由大圈到小圈，縮小到龍頭咬著第三節的龍腰，名曰“咬三胯”。此時的龍姿一層高過一層，猶如一座光彩奪目的寶塔，令人贊嘆不已。隨后龍頭又由內向外，由小圈繞大圈，龍尾進入最中間，此時猶如一個盤繞的大龍，多彩多姿的場面令人流連忘返。第二天，繼續游龍，游到最后庵門口逆時針由外向內繞圈子，圈子由大到小，叫“龍頭入囊”。然后龍頭順時針由內向外繞圈子，叫“龍頭出囊”，此時龍腰邊游邊拆“橋”至拆完，隨后龍尾和龍頭一起拆。最后是燒龍，拆龍動作要快，先卸龍頭，再卸龍腰、龍尾，成堆燃燒，龍珠留作紀念。抬龍板的人對龍板愛之如寶，他們抬著龍板爭先恐后地跑回家，相傳誰先到家誰最順遂。

3 閩西客家民俗體育的傳承模式

3.1全面深入開展普查工作，建立資料數據庫

普查工作的開展是保護客家民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首要任務。目前關于客家姑田游大龍的文字記載較少，只有充分運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開展普查，將各種民俗文化事項記錄在案，才能保留客家姑田游大龍活動的原真性，才能為政府制定和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規劃，提供科學而有效的依據。為此，全面深入開展普查工作，建立資料數據庫迫在眉睫，意義深遠。普查就是要全面了解和掌握流行中的各類民間舞龍的分布情況，舞龍的形態、優秀的傳承人，按照全國統一編碼進行分級分類，規范建檔。

3.2以政府為主導，鼓勵社會加大資金支持

政府的支持力度是民俗體育得以傳承和發展的有效保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制度供給，二是經濟扶持。前者是“搭架”，后者是“輸血”。就姑田游大龍而言，從1980年恢復姑田游大龍開始，儀式的舉辦都是由華氏和江氏族人自發組織的，資金也是村民按人口比例籌齊，姑田鎮委員會只是在管理上給予了適當的支持。由于大龍的規模、數量及制作工藝等要求，每年活動都受經費的限制，導致無法充分表現這一優秀民俗的應有魅力，特別是在規劃、搶救、保存、整理、傳承等方面經費制約較大。為此，要讓優秀的民俗體育活動得以傳承、發展，應該以政府為主導，在保護傳統民俗原味的情況下，完善并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政策。此外，政府還應鼓勵民間資本在政策的指引和保護下，合法、有序地進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發揮民間資本作用，并取得民間資本參與者、被保護對象、文化部門和社會等多贏局面。

3.3以傳承人為主體，對傳承人進行保護和培養

客家民俗文化的傳人是客家民俗文化的主體，但是，隨著當代社會的發展，老一輩掌握技能者多相繼離世，掌握該項活動技藝的人已屈指可數，尤其姑田大龍的扎制工藝人才匱乏，現在的扎制高手都年事已高，年輕人對扎龍和游龍技藝興趣不高，且工藝技巧講究的是言傳身教、口耳相承，鮮有文字記載。現在姑田游大龍的傳承中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呈現出傳承人年齡結構老齡化，這對姑田游大龍的傳承與發展是相當不利的。“今天，我們在傳承民間優秀文化時要特別注意以人為本，傳承杰出人物及其接班人”。因此，對客家民俗體育傳承人的保護和培養是當務之急。首先，為避免因經濟困難等原因致使民俗體育活動失傳，應給予傳承人相應的政治、經濟待遇。其次，通過對傳承人學習培訓的組織，提升傳承人的責任意識。再者，鼓勵和支持傳承人參加各種民俗類的技術交流會，與全國各地的民俗專家，傳承人進行技術交流。同時，發揮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優勢，為民俗體育提供理論支持，培養高素質的后備人才。

3.4以旅游發展為契機，發揮產業推動作用

每年的連城客家元宵節慶活動都會引來全國各地的游客，若將客家元宵民俗體育活動作為一種資源進行商業包裝，以商業帶動客家地區的發展，將會帶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雙豐收。就姑田游大龍而言，首先，可建玩耍龍燈棚區，以表演的形式向游客展示耍龍燈，也讓游客參與其中，親身體驗。其次，可建立大龍制作及作品展示區將其姑田大龍制扎成工藝品拿到展示區出售并當場制作演示，可吸引游客當場親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