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運行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的運行，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對外經濟形勢好于預期

針對外貿外資的形勢，中央及時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稅等應對措施，鼓勵出口，我國外貿外資狀況得到了改善。前三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長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實現貿易順差200億美元，同比增長22.6%。在上述各種因素拉動宏觀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考察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的各項指標，兩個明顯的信號尤為值得關注。

第一，民間投資明顯改變了往年緩慢增長的狀態，表現出較快的增長態勢。目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規模幾乎與國有經濟投資規模等量齊觀。與此同時，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投資等刺激政策的依賴程度也在逐步降低。從2007年前三季度投資的資金來源看，即使國債投資保持零增長，全社會投資增長速度仍會高于去年。上述現象一方面說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民間自發的、更具市場經濟色彩的投資力量，將在以后經濟增長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近年來的結構調整對2007年宏觀經濟供給層面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表現在：一是住宅、汽車等與居民生活關系密切的產業部門表現出較為強勁的增長。2007年上半年，汽車工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為12.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均超過14%，居工業行業之首。二是高新技術產業部門取得明顯的快速增長。與此相對應，前三季度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0%。工業產銷率為97.6%，同比提高0.4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正在加速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二、經濟運行中存在一些困擾國民經濟良性發展的問題

1、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據有關部門估算，明年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增加800萬人左右，與此同時，2002年末失業人員和國企下崗人員各有600萬人左右，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而有關分析顯示，2003年城市所增加的就業崗位很難超過800萬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以較快速度增長的同時，就業問題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更加突出了。這一方面由于結構調整加快，資金、技術含量的提高，使產業吸納就業的數量相對減少；另一方面，隨著競爭的加劇、改革的深化，企業不斷裁員，就業總量的增長進一步放緩。由此看來，就業問題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將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矛盾。

2、財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0.9%，增幅回落13.3%；財政支出同比增長17.6%，增幅僅回落3.8個百分點。收入增長放緩，支出鋼性較大，財政收支矛盾突出。考慮到以往幾年打擊走私、加強稅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稅收上的功效難以長時間持續，以及當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稅賦水平和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過快等因素，今年財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樣基于上述原因，未來一個時期內，財政收入增幅很難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長率的水平，應當視為合理。

三、2008年GDP增長有望略高于2007年

2007年投資增幅較上年提高較大，預計明年將在今年的水平上逐步穩定下來，今年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速率加快，預計明年消費增幅將會保持穩定，或略高于今年，根據有關國際經濟組織的分析，明年國際經濟形勢將保持溫和增長態勢。在這一背景下，考慮國內出口退稅力度將有所減弱，今年出口基數較大等因素，明年出口增幅可能比今年有所降低。綜合各項分析，明年宏觀經濟運行仍將保持今年以來的良好態勢，全年GDP增長有望略高于今年。但是，若想讓預期最終變為現實，還需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化解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難題，使宏觀經濟步入更為良性、協調的健康發展軌道。

首先，繼續擴大內需，保持宏觀經濟適度快速增長。目前，內需不足的問題還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宏觀經濟的實際增長水平與潛在能力還有一定差距。如不維持適度快速的經濟增長，就會產生諸如社會就業壓力加大、通貨緊縮趨勢加劇等困難。

其次，通過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達到既改善人民生活、又減緩通貨緊縮壓力的雙重目的。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使部分農民從單純的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利用近幾年城市化加速的有利時機，制定相應政策，鼓勵農村非農產業和勞動力向城鎮加快轉移。同時應增加國債資金中用于農村建設的部分，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根本上為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創造條件，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生活困難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發揮稅收杠桿的調節作用。

篇2

關鍵詞：宏觀經濟 運行 潛在風險

一、美國確定退出QE引發的外部金融風險

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為了防止經濟下滑，發達經濟體先后推出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自國際金融危機迄今，歐美發達國家已大大突破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所企及的政策寬松底線。一方面，美歐日等主要央行從2008年開始連續降息，近幾年來政策利率基本維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紀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個百分點以上。另一方面，美歐日等央行接連推出QE等非常規貨幣政策，資產規模相比危機前大幅擴張了2倍以上。如美國，資產負債表急劇擴張至目前的3萬億美元左右。盡管伴隨著歐債危機和美債上限等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向屢有波動，但近幾年來整體保持了資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入明顯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超26萬億元人民幣，流入中國達10億美元，占比近一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從約7500億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萬億美元左右，占比已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中國有近3.4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為追逐人民幣利差和和匯差的雙重利益，金融市場上套利活動頻繁，推高了人民幣的被動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匯占款已超過1.2萬億，4月當月新增外匯占款2943.54億元，維持高位。特別是今年4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逼近6.1，創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國內巨量的資金加上外部市場對人民幣升值不切實際的預期，會導致境內資產的價格不斷上漲，從而越來越遠離基本面，這種資產價格短期內的大幅上揚，毫無疑問是無法持續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聯儲例行議息會議上明確表示，美聯儲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緩資產購買，并于2014年年中結束量化寬松（QE）。這一表態立刻成為市場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債市、大宗商品市場均大幅度下挫。QE結束讓市場對流動性收緊的預期變得比較明確。如果我們控制不力的話，將有大量的人民幣資產被兌換成外幣，到海外尋求預期的高回報。這種資金從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帶來的巨幅刺激，恰恰是過去30年來發展中國家所反復面臨的來自于國際金融界的巨大沖擊。美元的強勢政策讓全球資產面臨重估，大規模的資金流動會帶來整個市場的波動。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極其巨大。

二、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部風險

（一）經濟面臨減速風險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形勢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201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這個基調也明確了中央要下大力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為下一步的發展打基礎。中國調低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中國大致經歷了由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紅利所帶來的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期。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下行階段。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會因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而減速。有專家預計，“十二五”時期將降至7.19%，“十三五”時期更是減為6.08%。”

今年5月份中國制造業PMI降至49.6%創下七個月新低，內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數據，總體來說，當前實體經濟偏弱，會導致經濟增長繼續偏低，復蘇疲軟。2012 年以來，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個季度跌一個百分點，全年CPI 僅增長2.6%，遠低于年初確定4% 的調控目標。今年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貨膨脹數據相對溫和，但需求依然疲軟。PPI增長的波動更大，自2012年3 月份開始，連續9 個月負增長，而且跌幅較大。今年5月份宏觀經濟數據：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場預期；同時，這一數據也創下去年11月以來新低。至此，我國PPI同比漲幅已連續六個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續暴跌、PMI數據反季節下跌，越來越多的分析機構已開始警示制造業帶來的通縮風險。未來一段時間的產能過剩問題將更加突出，這對PPI 和CPI 都構成巨大的向下壓力。

各大投資機構都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瑞銀把中國GDP增速預測下調至7.7%，摩根大通將增長預期下調至7.6%，匯豐下調至8.2%，渣打下調至7.7%。由此可見，2011 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是趨勢性的，我國經濟這種慣性回落態勢已經形成，這使得今年我國經濟增速的不確定性增強，經濟調整壓力加大，給完成7.5%左右目標帶來較大挑戰。

（二）中國制造業風險

中國的制造業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內憂外患。在國內，制造業面臨三大壓力。第一，綜合成本上升壓力，隨著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下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資本近二十年來的貢獻率較80年代水平有明顯下降。人民幣匯率波幅的擴大使出口企業難以判斷匯率走勢，使得結算方式更復雜、風險更大，增加企業換匯成本。中國企業的稅務負擔在全球209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復課稅占利潤的84%。在生產綜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下，中國制造企業又難以迅速提升產品附加值和產業競爭力，利潤率明顯偏低，甚至有“去制造業”的惡性循環傾向。第二，產能過剩壓力，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很突出，日前，產能過剩存在進一步加劇的風險，鋼鐵和水泥等傳統行業尤為明顯，風電設備、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根據中國歐盟商會了名為《中國產能過剩研究》的報告，中國六大產能過剩核心產業集中于鋼鐵、鋁、水泥、化工、煉油、風電設備制造。隨著PPI的趨勢性下降，產能過剩問題會越來越嚴重。最后，產業轉型升級壓力，中國制造業對外技術依存度高，缺乏關鍵核心技術，被發達國家竭力固化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企業核心技術研發投入嚴重不足，比如說去年微軟、英特爾的研發投入約為80億美元，而我國的信息產業，前100家相加起來的研發投資約為110億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國外，新興發展中國家憑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價格等要素成本優勢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與中國外向型制造業形成“同質競爭”。同時歐美國家在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后，認識到了“去工業化”的危害，轉而提出“重回制造業時代”。美國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業化”經濟增長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計劃”；歐盟則提出“未來工廠項目”，實施制造業振興計劃。其“再工業化”主要集中在創新最活躍、附加值最高的產業，美國的頁巖油開發技術和3D打印技術都會對新興市場制造業帶來顛覆性的影響。這些充分表明，未來十年可能是發達國家搶占并控制高端制造業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三）政府債務引發的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0年間，中國總體杠桿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上一輪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信貸寬松，相應推升了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國家審計署的數據稱，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萬億元，約為當年中國GDP的四分之一，未來三年將有4萬億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到期。惠譽國際評級繼今年1月30日發出警告并調低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至AA-后，4月9日又下調了中國本幣長期債務評級到A+。這意味著，中國的地方債問題已經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關注，并且開始拉低中國的信用評級，并抬高中國未來的國際融資成本。

中國政府債務擴張背后的投資高度依賴是中國式債務風險的根本邏輯。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9%的增長率，其中有60%左右幾乎都是來自于投資的貢獻率。可以說，高投資驅動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礎設施投資累計同比增長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個百分點，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達到50.4%，投資驅動增長的趨勢越發明顯。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經濟發展目標陸續公布。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約而同的調低了收入增長目標，但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并未有所減退，又宣布了大手筆的重大項目投資計劃，這引發了外界對地方政府債務或再度膨脹的擔憂。與發達國家直接負債驅動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投資于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的投資，短期內難見效益，導致短期內很難償還本息，只有靠借新債還舊債維持債務循環，“投資―債務―信貸”正在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

（四）中國金融機構風險

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為配合經濟刺激方案，銀行貸款增長率從2008年11月份開始大幅增長，2009全年新增貸款9.7萬億，為歷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間，隨著政府大幅增加通過銀行融資的投資支出，中國經歷了急速的信貸擴張，信貸/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達到180%，居全球之冠。這種對銀行信貸過份依賴的融資體制使借款人與放款人之間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從而易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泛濫無疑將進一步做大或做空新興市場資產泡沫，擾亂其信貸循環，加大銀行不良貸款等尾部風險。

政府主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巨額信貸多半投資于基礎設施行業。這些項目多數以地方融資平臺為放貸對象，貸款資金使者卻是各級政府，地方政府隱形化地干預了銀行信貸，這就將財政風險轉嫁為了信貸風險。然而，在政府主導銀行信貸的趨勢下，一些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很難獲得貸款，這也使得“影子銀行”聲名鵲起。包括以理財產品為代表的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規避了監管層對信貸規模的監控。這三種“影子銀行”的信貸規模簡單相加，到2012年末就達到約20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規模的一半。影子銀行的存在，易導致“金融脫媒”即資金的供給繞開商業銀行這個媒介體系，直接輸送到需求方和融資者手里，造成資金的體外循環。這種金融脫媒造成了總體流動性寬松情景下的銀行業結構性貨幣短缺，給銀行業的發展帶來了沖擊。

另外，房地產業占據巨額的信貸資金，給金融機構帶來了風險。從2012年5月份后，為了保持經濟增速，政府出臺了穩增長政策，央行的貨幣政策明顯放松，但是，實體經濟獲得的支撐有限，房地產業卻提供了顯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計，房地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僅增長5.8%，遠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長，資金供給明顯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勢明顯改觀。7 月份流入房地產的資金明顯恢復，增長9.3%，8-10月連續三個月增幅高達20% 以上，多增的貨幣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產行業。以銀行貸款為例，前11個月新增3960 億元，其中流入房地產使房地產新增銀行貸款資金1832 億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產行業。隨著1―5月份全球流動性增強，人民幣不切實際的升值，導致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巨幅上揚。進入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復蘇預期加強，美國結束QE的時間表逼近，逐利的國際資金外流，中國的房地產、證券等資產價格短期內會有迅速下降的風險，泡沫破裂。由此會造成包括金融機構、企業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極其巨大。

三、小結

篇3

關鍵詞:產品內國際分工;成本優勢;次貸危機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392（2008）11-0046-03

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宏觀運行困境，尤其是經濟下滑的風險在逐漸加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回落21.2個百分點，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現了明顯下降，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在全球金融動蕩的背景下，我國實體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衰退風險。

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導致我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產品內國際分工和我國參與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則直接導致了我國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下所積累的問題顯性化，同時加大了我國宏觀政策調控的困境。

一、產品內國際分工對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影響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國際分工日益成為一種主要的國際分工方式。在這種分工方式下，跨國公司利用自身的資本、技術與管理優勢，借助于FDI將產品的生產環節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而充分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要素優勢，再通過全球采購確保能源與原材料供應，生產的產品借助于跨國公司的銷售網絡面向全球實現銷售，全球資源在跨國公司主導的企業層面得到了最優配置。由此，各國經濟的運行機制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國家，其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均不再單純地是國內要素和國內收入的函數。具體來說，一國的商品供給能力不再完全取決于由本國資源稟賦決定的實際產出能力，它可以通過全球化的采購實現本國在既定價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給。同時，全球從事產品生產的企業可能屬于不同的國家，但產品最終都是利用跨國公司的品牌(如發展中國家企業大量從事貼牌生產)和全球銷售網絡(如發達國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發展中國家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銷售)，面向世界市場進行銷售。在這一背景下，某一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已非傳統意義上由該國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情況來決定，當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世界性的總需求規模擴張超過全球資源的承受能力，會帶動全球性的物價上漲，而且這種上漲是所有參與全球經濟循環和全球分工的國家無法避免的，不同的經濟體在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具有了更強的一致性特征。

這種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對于一個國家來講，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具體到我國來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一方面，使我國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儲蓄率不斷上升，投資需求受到宏觀控制的情況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國內過剩儲蓄，確保我國經濟實現了無通縮的均衡增長。另一方面，借助于引進外資和進口，我國也得以突破國內技術與資源約束，實現產業升級，并在物價穩定基礎上保持了產出的持續增長。因此，2003-2007年間，充分利用國際市場，使我國在物價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了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并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但其不利的影響在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將更多地取決于外部而非內部因素，國際市場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在發達國家掌握國際金融和貿易規則主導權情況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風險會進一步加大，且我國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和調控有效性將受到不斷削弱

二、以低成本優勢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削弱了我國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出現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簡單加工區段，在符合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上融入國際經濟系統提供了可能。我國也正是借助于勞動力要素優勢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基地。

但與歐、美歷史上依靠原創型的技術創新確立制造業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國20世紀60-80年代憑借管理創新和應用技術創新快速提升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同，中國是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下，以加工組裝環節的低成本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承接國際制造業生產環節對外轉移，發展起來的國際制造業基地，其突出的特點是大多不擁有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業主導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最低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在為我國帶來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也導致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深層次的矛盾。

(一)導致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與最終消費需求不足

從根本上來講，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改變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模式卻并沒有改變全球要素分配原則，具有稀缺性和壟斷性的知識、技術要素仍然是主導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勞動力等過剩要素在全球價值分配中依然處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國以勞動力要素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的結果，是在貿易規模擴大和貿易結構改善的同時，在全球貿易中的利益卻沒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這種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樣表現在國內:由于政府占據了大量經濟資源配置權，且與勞動力的供應相比，我國資本還處于相對稀缺狀態，因此，我國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資本所有者(即企業主)獲得，勞動力過剩直接導致了勞動力要素收入被長期壓低，使我國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長、貿易擴張與居民收入水平變化之間的嚴重背離。從2003-2007年的數據看，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企業利潤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之間的差距非常明顯(見下圖)。《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中的數據也顯示，1990至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此外，稅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勞動者報酬長期維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長過緩，直接影響我國的最終消費需求，導致我國消費水平持續徘徊在低位，最終消費需求難以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1年至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國難以通過投資增長緩解高儲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壓力

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均衡的前提是國內投資和出口之和等于國內儲蓄。理論上講，對于高儲蓄率國家，必須有相應的投資或出口增長率來彌補國內最終消費的不足，以實現無通縮的均衡增長。而對于低儲蓄率國家，若不能有效壓縮國內投資規模，則凈進口(伴之以外匯儲備減少或資本內流)可以使一國實現無通脹的均衡增長。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優勢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使我國勞動者報酬增長過于緩慢，在支出預期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導致了我國居民強制性儲蓄的增長，而資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據的比例上升，也導致了企業儲蓄的較快增長，因而，近些年我國的儲蓄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理論上說，如果這部分新增儲蓄能由企業新增投資吸收，則我國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緩，外部失衡的壓力可以得以緩解。但現實情況卻非如此。我國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的過程，實際上表現為長期依賴FDI實現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的過程，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主要由外資企業壟斷，國內企業普遍缺乏領先技術，使其難以實現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投資。所以，我國2003-2004年投資的快速增長，主要集中于一些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普遍存在技術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顯，且重復投資問題比較嚴重，而且會加大我國能源與環境的壓力，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遠大于積極作用。因此，我國在國內儲蓄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卻不得不同時壓縮國內投資規模，難以通過投資增長緩解國內高儲蓄引發的國內資本與勞動力的過剩。

(三)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出口增速

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生產與加工基地轉移至我國，使我國在已形成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優勢基礎上，利用跨國公司的技術又形成了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優勢，同時借助于跨國公司的品牌、全球銷售渠道，成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應商，由此帶動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出口成為緩解我國過剩儲蓄的有效途徑，并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因此，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經濟循環，雖然使我國消費增長緩慢，且企業因缺乏技術支持難以實現有效投資，但卻使我國實現了全球要素優勢的充分聚集，從而帶動了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以出口緩解國內消費與投資的不足，保持了既無通脹、又無通縮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其最終的結果是導致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8月初發表的經濟述評稱，目前，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0%，外部沖擊對我國宏觀均衡的影響大大增強。

三、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使我國難以獲得產業主導權

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下，一種產品不再是在某一國國內完成其全部的價值增值過程，而是將產品價值鏈不斷細分并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分散于不同的經濟體。因此，產業的全球競爭優勢不再體現為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國是否擁有構建產業全球價值鏈的主導權或控制權。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例，發達國家可能不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但憑借其擁有的核心技術，卻主導著全球生產鏈條的構建并決定著產業的全球價值鏈或利益分配。相應地，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并不意味著就可以獲得產業主導權。擁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銷售網絡的企業，自己并不需要從事產品的生產，通過外包伙伴的選擇和全球采購，卻在實際上控制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球生產鏈條，并獲得了產業鏈上最大的利益份額。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利用自身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產品內國際分工，參與到了全球經濟循環中，成為全球產業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總體上看，無論技術密集型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都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產業主導權。從高新技術產業看，我國大多是通過跨國公司的FDI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國擁有了高新技術產業，但不擁有其核心技術;生產并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但并沒有獲得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看，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的優勢產業，但我國企業主要從事商品的生產，既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沒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全球銷售網絡，一些發達國家的零售業巨頭通過掌握全球的銷售渠道，對于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控制與利潤侵蝕越來越明顯，從而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所以，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也并未獲得真正的產業主導權。

由此可以看出，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使我國在技術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和出口能力，但我國在這些產業上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產業優勢，產業發展對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的依賴性，一旦我國原有的要素優勢弱化或跨國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構其全球產業鏈，就可能帶來我國大規模的產業對外轉移，對中國實體經濟層面帶來巨大的沖擊。此外，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總體產業附加值偏低，企業利潤空間過小，也加大了我國產業的脆弱性，一旦價格或成本因素出現不利變動，就可能出現企業的大面積虧損。

綜上，我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結果是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形成了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嚴重依賴，而以低成（下轉第19頁）（上接第48頁）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則導致了我國產業的脆弱性和國際收支的長期失衡。美國的次貸危機不僅使美國的國內需求下降，歐盟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內部需求受其影響也出現了明顯下滑，全球最重要的兩大市場均出現需求下降，必然會影響中國出口的增速，從而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居民收入長期偏低又決定了國內消費短期內很難有大幅度提升，無法替代出口成為拉動國內增長的動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費也沒有明顯增長，擴大投資的風險就更大。總之，我國目前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決定了我國的總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次貸危機導致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減速加大了我國經濟下行的風險。因此，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外，更為重要的是應逐步建立我國在各類產業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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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篇5

關鍵詞：結構突變；宏觀經濟運行；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

一、 引言

識別和診斷出我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穩定性以及可能發生的結構突變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對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發現，我國學者多是針對某單個經濟變量的時序路徑的結構轉變點進行檢驗，雖然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結論，但對這些變量之間關系的穩定性以及可能發生的結構性轉變沒有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將基于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利用Andrews統計量和Bai子樣本過程以及Hansen異方差固定回歸元自舉法對我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穩定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結構突變點進行檢驗，并根據這些結構突變點發生的位置和階段來判斷和預測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趨勢。

二、 宏觀經濟時間序列的結構突變檢驗

首先，雙變量回歸模型可表示為如下形式：

yt=？茁0+？茁1xt-1+？著t，t=1，…，T（1）

其中，yt為t時刻的被解釋變量，xt為t時刻的解釋變量，？著t為隨機擾動，滿足？著t∈N（0，？滓2）。（1）式可以用列向量表示為：

yt=x′t-1？茁+？著t（2）

其中，xt-1=（1，zt-1）′，？茁=（？茁0，？茁1）′，zt為一個備選的解釋變量。由于回歸方程的截距項？茁0和斜率系數？茁1都對解釋變量yt的條件期望（即E（yt|xt-1））有影響，所以假設在？茁0和？茁1中都有可能存在結構突變點是合理的。所以，假定（1）式在k時刻存在一個結構突變，那么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可以表示為：

yt=x′t-1？茁0+？著t，t=1，…，k（3）

yt=x′t-1（？茁0+？啄）+？著t，t=k+1，…，T（4）

其中，？茁0=（？茁00，？茁01），？啄=（？啄0，？啄1）′，（3）式和（4）式用矩陣表示為：

yt=X？茁0+X0k？啄+？著（5）

其中，yt=（y1，…，yT）′，X=（x0，…，xT-1）′，X0k=（0，…，0，xk，…，xT-1）′，？著=（？著1，…，？著T）′。

為了全面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特點以及檢驗我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穩定性，我們選取國內生產總值（Yt）作為被解釋變量，用居民消費（Ct）、固定資產投資（It）、政府支出（Gt）和凈出口（EXt）這四個宏觀經濟指標作為解釋變量，應用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結構突變點進行檢驗和分析。數據樣本為199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數據來源為《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和《中國統計月報》。

在根據方程（5）構造我國宏觀經濟變量的結構突變模型以前，我們首先對這五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原因在于，利用Andrew（1993）給出的supF統計量檢驗結構突變需要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都要滿足平穩性的要求。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這五個變量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針對Andrew supF統計量在變量非平穩的情況下無法識別模型參數的條件分布和解釋變量邊際分布的缺陷，Hansen（2000）提出了異方差固定回歸元自舉法，有效地解決了Andrew supF統計量的有限分布不能適用于解釋變量存在均值突變、方差突變或單位根的情況。因此，本文將采用Hansen（2000）的算法結合Andrew（1993）給出的supF統計量對模型的結構穩定性進行檢驗。

根據方程（5），分別以居民消費Ct、固定資產投資It、政府支出Gt和凈出口EXt這4個變量作解釋變量對國內生產總值Yt做回歸構建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得到的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應用supF統計量對總體樣本進行結構突變檢驗，結果表明以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分別作為解釋變量得到的回歸模型都顯著拒絕不存在結構突變點的原假設。而j統計量的檢驗結果也顯示這4個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都至少存在一個結構突變點。雖然四個模型中突變點的發生時間不盡相同，但均說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結構突變。

具體來說，消費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在2005年第3季度發生了結構性轉變，這是由于從2005年7月開始，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上漲，國內成品油一度處于供求緊張狀態，我國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原油短缺的現象，不僅給我國消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也導致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有所下降。投資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為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投資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工業 （特別是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投資快速增長，在投資總額中的比重持續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在1994年～1999年期間處于長時間的收縮與衰退狀態，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復蘇和快速增長。對于財政支出來說，發生結構突變的時間與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間正好吻合。由于我國經濟自1992年以來連續7年處于下滑態勢，1998年底我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發行建設國債，調整稅收政策，增加政府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成為這一時期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是靠凈出口，1997年下半年，始發于泰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我國經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出口增長近于停滯，失去了對經濟增長的有效拉動作用。

為了檢驗模型中是否可能存在多個結構突變點，下面根據Bai（1997）子樣本估計方法進一步對以上4個模型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結果顯示，由消費作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中存在2個結構突變點。突變點發生的時期分別在1995年第2季度和2005年第3季度。對于投資來說，Bai（1997）子樣本估計方法驗證了模型中僅存在1個結構突變點。而對于政府支出和凈出口來說，則存在多個結構突變點。在1998年第1季度、2001年第1季度和2003年第3季度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生了結構突變。在凈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1995年第2季度、1997年第2季度、2000年第2季度和2003年第2季度發生了結構突變。

基于以上檢驗結果，我們選取其中的部分突變點，利用Bai和Perron（1998，2003）子樣本估計方法對每個子樣本區間進行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結構突變點分割的各樣本子區間內模型的截距項和斜率發生突變的情況。

對于消費來說，在2005年第4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這個樣本區間內發生了顯著的斜率突變，說明石油等原材料價格的居高不下嚴重影響了平均消費水平，進而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效應降低。在第3個子樣本區間發生了顯著的截距突變，說明這種情況在第3個子樣本區間內并沒有發生明顯的改善，同時回歸系數繼續降低0.4個百分點。對于投資來說，則是截距項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提升，第2個子區間截距是第2個子區間的7倍左右，這與我國投資在2001年左右加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增速的實際相符，同時我們注意到，進入21世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所降低，原因與這一階段我國固定投資波動較大有關。對于財政政策來說，1998底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有效地改善了在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造成的全球經濟發展減緩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這體現在1998年第3季度～2003年第3季度樣本子區間的截距項顯著大于第1個樣本子區間內的截距項，雖然回歸系數有所降低，但相對于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資和政府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強。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主導作用開始減弱，但由4.94回歸系數來看，財政政策對保持我國經濟穩定發展依然具有良好效果。最后，對于凈進口來說，三個子樣本區間內的回歸系數都發生了顯著的結構突變，說明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凈出口來說，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國際貿易的沖擊和影響非常顯著，進而導致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降低，但隨著2001年我國成功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和國際貿易環境的改善，進出口呈現強勁增長態勢，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主要依靠進出口來拉動。

三、 結構突變點檢驗結論和經濟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雙變量結構突變模型對消費、投資等主要宏觀經濟變量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之間關系的穩定性和可能存在的結構突變點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金融危機、石油沖擊等外部沖擊下以及自身體制改革的雙重作用和影響下，我國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進出口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結構突變。

2005年的石油等原材料價格上漲的沖擊對我國消費的影響作用較大，進而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發生了顯著的結構突變。21世紀初我國投資結構的調整使得投資也有效改善了金融危機和世界性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增速減緩的不利影響。與此同時，受到政策因素影響較大的財政支出則由于自身的政策調整使得政府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在1992年～2014年間發生了3次顯著的結構突變，而對于最容易受到外部沖擊影響的進出口來說，1998年～1999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嚴重阻礙了進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多個結構突變的存在也驗證了進出口波動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

研究發現，在我國，主要依靠投資和凈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從長遠來看，特別是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下，完善投資環境和投資機構，充分發揮財政職能和財政政策作用，逐步從依賴投資和進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以消費拉動為主，消費、投資和進出口三者協調發展的增長模式，降低外部沖擊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對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入2014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依然存在，如何更加準確及時的診斷和識別出外部沖擊和來自體系內部沖擊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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