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環境治理綜述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水環境治理綜述，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水環境治理 設計方案

中圖分類號：TV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工程概述

張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由橋東區、橋西區、宣化區、下花園區四個區組成,東、西、北三面環山，主城區面積46.21km2。

清水河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一條較大支流，發源于崇禮縣樺皮嶺南麓，于張家口市宣化縣姚家房鄉清水河村西南2.5km處入洋河。流域面積2380km2，河道全長109km，河道比降為4～10‰，年平均流量3.4m3/s，是一條多泥沙季節性河流。清水河自北向南橫穿張家口市區，沿途匯入的主要支流有小西溝和西沙河。

二、河道工程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清水河上游沒有控制性工程，流域內水土流失嚴重，市區段現狀河道斷面寬窄不一，下游河床泥沙淤積嚴重，影響了河道的行洪能力。橋梁壓縮了河道斷面，一些臨時建筑、違章建筑侵占河道，壅高水位，加重河床淤積，影響兩岸防洪安全。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嚴重，水質較差；河道兩岸排水系統不完善，污水管網覆蓋率低。干涸的河床雜草叢生，沿河垃圾等造成的環境與視覺污染影響城市形象。

三、工程規模及總體布置

1.工程等別和建筑物級別

工程等別為Ⅲ等，防洪標準（近期不降低現狀河道行洪能力，約不足40年一遇；）滿足上游修建水庫后50年一遇，蓄水建筑物按1500m3/s標準進行設計，河道治理按2200m3/s進行復核，主城區排水管網按遠期（2020年）設計，規模為20萬m3/d。堤防及主要水工建筑物級別設計標準3級，工程區域地震動峰值加速度為0.15g，建筑物按7度地震烈度設防。

2.工程總體布置

2.1治理理念

傳統的水利工程主要為防洪、發電、航運、灌溉、輸水等，傳統防洪觀念為控制洪水；現代水利工程主要為在滿足傳統水利工程功能的前提下，兼顧河流的生態、景觀功能需求，現代防洪理念為洪水管理、給洪水空間、使洪水資源化[1]。

城市河流歷來是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蘊藏著城市豐富的歷史和文化，也常是現代城市體現其獨特風貌和優美景觀的重要載體。河道整治與城區總體規劃相協調，以建設河流文化、體現人與河流、城市與河流與自然相和諧的現代水利思想原則[2~3]，營造一個水域與臺地綠化多樣性的生態環境，適于居民休閑、娛樂、健身，讓市民在與自然的交流中得到文化的熏陶。

2.2總體布局

根據張家口市主城區段河道現狀情況及城市規劃，確定河道治理范圍：北起小東溝（樁號1+437）南至建設橋（樁號7+791），治理河道全長6354m。

（1）河道總體布局

河道總體布局分蓄水區與非蓄水區，清水橋跌水至清河橋橡膠壩為蓄水河段，清水橋上游及清河橋下游為非蓄水河段；河道以景觀分區定位為自然-城市-自然，根據張家口市的歷史文脈特征，將河道分為沉砂凈化區、大境門山水景觀區、軍事主題文化景觀區、城市中心蓄水景觀區、自然景觀游覽區5個景觀區域。

河道橫斷面以現狀擋墻為邊界，以復式斷面為主要設計斷面形式。

（2）污水截流干管工程布局

舊城區仍維持原有合流制排水系統，順清水河兩岸（道路下）設兩條截流干管，把舊城區污水截流后送往污水處理廠。污水截流主干管以匯集現有污水為基礎，充分考慮城市的遠期發展要求，為今后發展留有一定余地。雨水截流倍數為1.0。

（3）減淤措施

為減少蓄水河道段泥沙的淤積，依據上攔、中滯、下排的減淤設計原則，采用工程措施與管理措施相結合的減淤措施。

工程措施： 1）在清水河上游西溝設計3座攔砂壩，壩體采取透水結構，攔截推移質。2)在大境門外，利用七里山大渠導流壩，攔截小東溝上游較大顆粒的石頭。3)在大境門橡膠壩上游1500m區域內，調整河道縱坡，減小水流速度，設置泥沙落淤區域，阻攔河道推移質流向下游，減輕蓄水區淤積壓力。

管理措施：汛期及時塌壩行洪，汛后及時在上游清淤。

四、工程設計

1.河道工程設計

河道縱橫斷面設計同時考慮行洪和蓄水兩方面要求，調整河道縱坡，集中落差，分段布置橡膠壩及跌水，使每座壩前蓄水段縱坡變緩，盡量延長水面長度，河槽采用復式斷面。現狀河道平均縱坡為7‰～10‰，調坡設跌水后，非蓄水段8‰；蓄水段2.3～5.3‰。

非蓄水段：小東溝～紅旗橋上游段，河道長1216m：主槽寬114～136m,子槽深2m，邊坡1:10，底寬60～86m,斷面邊坡緩，便于清淤。紅旗橋～清水橋、清河橋～建設橋段：河道長,2868m，主槽寬120～140m,橫坡3%，子槽深2m，邊坡1:3，底寬60m。斷面便于固定子槽，防護面積小，兩側平臺可作為公共空間。

蓄水段：清水橋～清河橋段，河道長2271m,子槽底寬40m，深1m，邊坡1:10。

非蓄水段河道子槽采用0.5m厚鋼絲石籠防護結構。蓄水河段河底采用采用復合土工膜防滲，膜上澆筑0.2m厚C25素混凝土；河道兩側岸墻采用L型鋼筋混凝土貼坡防護結構，豎向防滲墻高度按設計蓄水位以上0.3m設計。

2.橡膠壩、跌水工程設計

橡膠壩工程主要由上游防沖段、鋪蓋、底板、消力池、海漫、防沖槽，泵房組成，壩高、壩長等設計指標見下表。

橡膠壩設計指標表

跌水工程主要由上游河道防護段、進口連接段、進口及消能防沖段和出口連接段組成。清水橋跌水垂直河道方向進口采用3孔布置。中孔寬60m，左、右岸邊孔寬分別為36m、32.0m。

3.攔沙壩設計

在輸沙量大的西溝修建3道攔沙壩，攔沙壩溢流壩段采用高鍍鋅石籠結構型式，上游直立，下游為階梯式石籠砌筑，非溢流壩段結構型式為土壩。3道攔沙壩總長分別為183.6m、135m 、180m，攔沙壩攔沙庫容共計約28.2萬m3,攔沙量約39.48萬t。

4.污水截流干管設計

根據排水總體規劃，污水截流主干管以匯集現有污水為基礎，充分考慮城市的遠期發展要求，為今后發展留有一定余地。污水截流干管管線總長15971m，管徑d500～d1350。其中橋東截流干管長7494m；橋西截流干管長8477m。道路恢復18.4萬m2。截流干管采用鋼筋混凝土管，橡膠圈柔性接口，管道基礎采用天然土基夯實。

五、 結語

河道水環境治理工程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各地已大量開展相關工作，且積累了成功的工程實踐經驗，在今后的河道治理過程中，應充分利用治河理念，構建良性循環的河道生態，還河流于自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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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新常態下，我國環境承載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農村水環境也存在著“邊治理、邊污染” 和地方政府監管乏力問題，究其根源是缺乏農村水環境治理的內生機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財力的同時，其他利益相關主體卻存在不同利益訴求和行為導向沖突，因而厘清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的主體博弈關系有助于突破此現實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動機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三方博弈主體在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的演化過程。研究結果表明，系統演化具有多重復雜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農戶參與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K將趨向于引導行動，企業也相應選擇凈化策略，三方實現共同治理，農村水環境質量將得到顯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農戶愿意參與治理、或企業愿意采取凈化策略，都無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統中其他主體的響應，系統將鎖定于不良狀態，最終造成農村水環境治理的“公地悲劇”；在一般情景下，通過調節各方策略的參數值，發現只要地方政府和企業聯合起來致力于通過一系列引導和扶持策略保障農戶從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中獲得切實利益，可使系統跳出不良狀態，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實例分析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只要政府和企業聯合行動以切實保障農戶的利益，就有利于促進農村水環境質量提升。據此提出促進三方共同參與、保障農戶利益的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水環境治理；演化博弈；三方主體

中圖分類號C931；X5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5-0017-10DOI：10.12062/cpre.20170332

農村水環境是指分布在廣大農村的河流、湖沼、溝渠、池塘、水庫等地表水體、土壤水和地下水體的總稱[1]，是農村生產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礎條件，是全國水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著農村經濟、農業發展、農民健康及農村生態可持續等方面[2]。近十年來，我國新農村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隨著農業產業化、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資源消耗、環境惡化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瓶頸，其中突出表現為農村人多水缺水臟的矛盾加劇，農業污染物排放量大、農村生活污染加劇、畜禽養殖污染嚴重以及工業、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等問題相互交織[3]。以2014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數據為例，在廢水及其污染物排放指標下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中農業源排放量占比48%、氨氮排放總量中農業源排放量占比32%，可見農業源排放已從數量規模上成為我國農村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源。究其原因是缺乏農村水環境治理的內生機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財力的同時，其他利益相關主體卻沒有形成農村水環境保護的共識，造成部分農村水污染控制工程“曬太陽”、農村水污染監測“盲區”等現象。如地方政府在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權衡中較多選擇默許水污染行為、以獲取地方經濟利益和地方政府績效最大化，且多年來將環保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忽視了農村區域，或者由于監管技術和成本的門檻造成地方政府監管乏力，當地農戶為追逐短期經濟收入通常選擇使用可以帶來高產的農藥、化肥、隨意處理畜禽糞便、排放生活污水，企業為節約生產成本往往選擇無污染處理的“三廢”排放。因此，在農村水環境治理過程中，考慮多主體的利益驅動、決策依據以及主體間的交互作用，構建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共治的內生機制，是激發利益相關主體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的關鍵舉措。

1文獻綜述

關于農村水環境“邊治理、邊污染” 和地方政府監管乏力困境問題，公共物品理論和外部性理論做出了深刻闡釋：農村水環境資源通常隸屬于公共物品范疇，因此決定了農戶和企業的消費行為（如水污染排放）具有顯著的負外部性，從而有了“公地悲劇”[4]，而農村水環境保護行為（如水污染治理）卻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于是產生了“搭便車”問題，最終導致“囚徒困境”[5]。由此可見，農村水環境治理問題不僅是技術難題，更是復雜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利益訴求和行為導向沖突作用下的現實困境[6]，因此經典博弈論被廣泛應用于揭示多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和行動，取得了豐碩成果。杜焱強等應用不完全信息博弈論探討了政府、企業、村民和村委在農村水環境治理過程中的責任要求與行為關系，研究表明各方利益主體的策略、行為相互制約[7]。有鑒于此，Dungumaro[8]、Taylor[9-10]、曹海林[11]、于瀟等[12]提出了要構建包括政府、市場、企業、農戶、社會公眾等多元利益主體協同參與的農村水環境網絡治理新思路。但是，這些研究通常是建立在個體理性的前提假設之上的，對現實中農村水環境治理問題的信息不完備性、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決策有限理性特征、個體到群體行為的作用機制復雜性等特征的解釋力不足，因而基于有限理性和群體行為分析的演化博弈理論越來越多地用于揭示環境治理問題中的復雜主體交互關系和行為，并涌現了一系列最新成果。杜建國等、金帥和杜建國等、張偉等分別建立了公眾參與企業環境行為、政府與社會主體環保行為、政府與企業排污行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公眾、企業、政府兩兩博弈的演化相位圖和進化穩定策略[13-15]。潘峰等構建了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排污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參與者的行為演化規律、演化穩定策略，得出了地方政府環境規制策略的影響因素[16-17]。鄭君君等運用演化博弈理論研究了環境污染引發的博弈過程及相關的利益沖突，并考慮了群體間存在信息交互時，監管部門采用輿情引導的情況下環境污染的演化特征[18]。鐘錦構建了淮河流域上游企業和下游企業水污染控制的動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淮河流域上下游經濟群體合作過程的演化穩定策略[19]；Estalaki等將環境罰函數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伊朗北部的Zarjub河的水污染負荷分配[20]。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模型簡練和分析方便等原因，上述研究的演化博弈均為兩方博弈，而實質上環境保護（包括水環境治理）行為是多元利益主體共同作用的過程，僅靠兩方利益主體的努力較難實現環境治理的目的。

4.1情景1：三方共同治理

由表1可知，若三方主體共同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即要求系統（I）的平衡點（1，1，1）是ESS，則必須滿足條件〖LL〗⑤。由條件⑤中的第1個不等式we-wh-2pe+cg

為了更直觀地分析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的漸進穩定

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對上述演化博弈模型進行數值實驗分析。計算表2中7個可能趨近穩定的平衡點的特征值，并依據ESS判定規則和表3穩定條件可知此時E2和E8是系統（I）的ESS，E1、E3是鞍點，E4、E13、E14是不穩定點。這表明，在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無論地方政府最初是否實施引導策略、企業是否采取凈化策略，只要農戶愿意參與治理行動，此時三方主體將全部參與到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進而農村水環境質量將得到顯著改善，進入穩定和良性循環階段。

4.2情景2：三方都不治理

同理，若三方主體都不參c治理農村水環境，即要求（0，0，0）是系統（I）的ESS，則必須滿足條件①。由條件①可知地方政府對企業的罰款可依據其引導治理的成本大小決策，企業是否參與治理的決策取決于其直接排污的額外收益、排污帶來的負收益、凈化成本的大小，而農戶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可能受到參與治理的成本、治理帶來的額外收益、舉報企業的獎〖LL〗勵以及不治理帶來的負收益等因素的影響。

分別減小條件①中第三個不等式的參數Vsh、Vwh、（1-kh）bh的取值，增加ch的取值，分別調整為0.3、0、0、6，其它參數取值同情景1，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對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的漸進穩定演化軌跡進行數值實驗分析。計算表2中7個可能趨近穩定的平衡點的特征值，并依據ESS判定規則可知此時E1（0，0，0）是系統（I）的ESS，E2、E3、E8是鞍點，E4、E13、E14是不穩定點。

這表明，只要減小農戶參與治理農村水環境的收益，農戶不會選擇治理環境的行為方式，進而最終影響企業選擇直接排污的策略、地方政府選擇不引導策略，即三方從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無利可圖，此時系統必定演化至糟糕狀態（x0，y0，z0），造成農村水環境質量惡化的后果，進入惡性循環階段。

4.3情景3：三方以一定概率參與治理

該情景描述的社會場景是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三方均以一定概率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即存在（x*，y*，z*）的情形（見圖1）。在該情景下系統（I）存在多種演化穩定策略，最終演化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類種群的初始狀態及其相互激勵、約束關系。為了清晰地驗證在該情景下系統參數的變化影響三類種群的策略選擇演化過程，即分析模型關鍵參數的靈敏度，現將參數取值為：cg=2、ce=1、ch=0.5、pe=60、we=4、wh=2.5、Vwh=3、Vse=2、Vsh=1、kebe=0.4、（1-kh）bh=0.8，采用數值實驗方法，通過圖形直觀地分析政府引導治理的成本cg，企業排污面臨的罰款pe、凈化獎勵we、凈化成本ce、排污額外收益Vse以及污染負收益kebe，農戶參與治理的成本ch、政府獎勵wh、舉報企業排污獲得的額外獎勵Vwh、額外環境收益為Vsh以及不參與治理的環境負收益（1-kh）bh等參數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圖1中橫坐標代表各個自變量的取值，縱坐標代表各主體的參與概率，曲線表示各主體的策略演化過程。

由圖1可知，降低地方政府引導治理的成本，可提高地方政府和企業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積極性；相反地，提高地方政府對企業排污的罰款，且罰款力度要大大超出企業的治理成本，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和企業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同理可知，通過增加企業凈化獎勵、污染負收益，減小企業凈化成本、排污額外收益，可促使地方政府和企業積極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即x1，y1）。減小農戶參與治理的成本、不參與治理的環境負收益，增大農戶參與治理的政府獎勵、舉報企業排污獲得的額外獎勵以及額外環境收益，可促使農戶積極參與到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來（即z1）。

5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的不同角色、策略和行動，構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博弈主體通過長期反復博弈、學習和調整策略，形成的最理想策略結果是：（地方政府引導，企業凈化，農戶參與治理）。通過單種群的均衡點穩定性分析、三種群共同組成的系統（I）的均衡點穩定性分析以及潤州區水環境治理行動的案例分析，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1）單種群的均衡點穩定性除了與自身策略的影響因素相關，還受其他兩類種群的策略選擇影響；

（2）在系統（I）處于良好的情景下，只要農戶參與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終將趨向于引導，企業也會積極參與到農村水環境治理中，農村水環境質量將得到顯著改善；相反地，在系統（I）處于不良的情景下，即使企業愿意采取凈化策略積極參與治理，或農戶愿意參與治理，但仍然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或系統其它參與者的響應，最終造成農村水環境治理的“公地悲劇”；一般情景下，研究各方策略的影響因素變化對演化結果的敏感度，發現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行動方向一致，此時只要地方政府和企業聯合起來致力于通過一系列引導和扶持策略保障農戶從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中獲得切實利益，依然可以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3）通^一系列引導和扶持策略保障農戶從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中獲得切實利益，有利于促進農村水環境質量提升。

以上結論較好地揭示和解釋了我國農村水環境污染事件持續發生、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問題，關鍵就在于農戶的水環境行為缺乏引導、監督和懲罰機制，造成其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的收益小于不參與的收益，最終形成農戶不參與治理的行為。立足于上述分析和結論，本文建議在農村水環境治理行動中構建地方政府、企業、農戶共同參與的網絡治理模式，各主體之間通過監督、激勵、舉報、信息傳遞與公開、輔助管理、服務提供等方式相互關聯，通過這一機制積極促進農戶參與治理農村水環境。第一，創建多方共同治理的農村水環境監管信息平臺，各方主體只有在該平成各自承擔的信息任務后才能獲得上級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物質激勵，其中，地方政府負責水環境信息公開、民意調查和水污染事件通報，企業提交環評報告和用水排水數據，農戶舉報企業與其他農戶排污行為、地方政府不作為。第二，實施以保護水資源和減量增收為重點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以綠色生產為導向，轉變農業種植養殖方式、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更好地優化水資源利用；完善農業支持保護補貼政策，將政策目標調整為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有機糧食價格補貼、取消被舉報及被披露有水污染行為的農戶種糧補貼，引導農戶減少化肥農藥用量，切實加強農村水資源保護；落實農業取用水資源稅改革，對規定限額內的農業取用水免征水資源稅、對取用污水處理回用水等非常規水源免征水資源稅，提高農村水資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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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水環境，治理，創新，管理

Abstract: wa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depends on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Throughout the c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tu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the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is all-out efforts, but the effect is very ideal. As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requirements increasingly improve, the government in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way needs more outstan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dem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water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so has been increasing.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and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wujiang ci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environment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diversificatio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enterprise establishing the green industry chai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public green consumption market established dynamic mechanism and so on four aspect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mode wujiang.

Keywords: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課題背景

水是基礎性的自然資源、戰略性的經濟資源和公共性的社會資源，在國計民生和社會經濟發展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人類的發展與水密不可分，人類自誕生伊始就依水而生。經濟社會發展和客觀自然條件，決定了水資源在我國可持續發展中的極端重要性。隨著城市的發展，河流作為重要的資源和環境載體，決定著城市的生存，制約著城市的發展。但隨著現代城市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大量工業廢水、生活污水排入河道，人類生產活動的不良行為和自然影響導致了水環境不斷惡化，水體污染嚴重。許多河流受到人類的嚴重破壞產生了一系列的水環境問題，人類與水環境之間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人類因河流而生、因河流而繁、也因河流而亡的事例在人類歷史上時有發生。如何協調好城市對河流資源的利用以及對河流保護之間的關系，改善城市水環境質量，使城市與河流能夠和諧共生，這是城市發展中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要有效的改善城市河流水環境質量，實現城市一河流和諧發展，則需要用創新的思維構建可用于指導實踐治理與可持續管理的水環境治理方法。

2水環境創新管理綜述

環境問題是指存人類活動或自然因素的干擾下引起環境質量下降或環境系統的結構損壞，從而對人類及其它生物的生存與發展造成影響和破壞的問題。環境問題是經濟行為的負外部性引起的。所謂行為的負外部性，是指人們的行為對他人或社會不利的影響。在經濟行為中，它既包括生產的負外部性，也包括消費的負外部性。例如，工礦企業的排放廢水、廢氣、廢渣等行為，居民在使用助力車或汽車的過程中排出的尾氣，都對他人和周圍的環境均有負面影響。環境問題按照產生的原因分為原生環境問題和次生環境問題兩類。其中，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環境問題稱為原生環境問題，如火山噴發造成的大氣污染；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問題稱為次生環境問題。水環境問題屬于環境問題中的一種。

水環境管理屬于政府社會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嚴強教授在《社會管理創新》講座中談到社會管理所討論的社會“不是與自然界相對應的廣義的、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社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管理，更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管理，也不是治安意義上的社會管理” 而是“人類生活的一個特殊的、然而是基礎性的領域”，社會管理是針對特殊社會領域的、具有現代特征的、具有中國國情和特定發展階段特點的新型社會管理。

當今社會的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是畸形經濟增長的消極結果，是過分注重以GDP增長速度為價值取向的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機制產生畸形政績的沖動。30多年來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基本國策的片面理解帶來了許多不良后果：一個是其他領域的弱化，比如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另一個是經濟建設的不良后果還要由其他領域，特別是社會領域來承受，水流域的污染也逐漸出現在大眾眼前，日益影響著人們的正常生活。社會管理是人類生活存在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項管理活動，如何創新的管理一個有13億人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國家，是一項嚴峻的任務，必須清醒的認識到目前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物質基礎還比較薄弱，社會管理任務更為艱巨繁重。

政府在環境管理呻的主導作用不容置疑，但是過于強調政府的作用，過于依賴行政強制管理手段，也需要龐大的政府行政力量，行政成本巨大，利益“尋租”頻發，環境管理效能低，無法適應新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對環境管理的要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過去多年來，中國試圖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減緩發展對環境和生態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但由于中國人口眾多，發展壓力巨大，在如何協調發展與環境的關系特別是在如何推動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中國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目前，中國己初步形成了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先后頒布了二十多部環境與資源法律，100多件法規和規章，并在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之前公布了《中國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2003年7月，為積極響應約翰內斯堡世界首腦會泌的有關決議，中國政府又制定了《中國21世紀初可持續發展行動綱要》。目前，我國的環境管理以政府為主導，過多強化使用強制性環境管理手段，缺乏有序和健全的經濟、引導、參與、激勵和教育等管理手段。由于政府行政主導型的環境管理體系需要相對龐大，職業素質較高的行政管理隊伍，管理手段和程序相對比較復雜，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地區尚不具備有效實施法律所要求的行政管理能力。比如近幾年，在淮河、太湖等流域采取“會戰式”的污染控制行動，主要也是動用行政系統的力量，盡管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其結果往往事倍功半。

社會創新管理將是今后國家管理的長期任務。我國政府對環境管理也提高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大部制改革后環境保護部的成立為環境創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令天，環境管理也需要進行變革，需要從環境管制向環境治理進行轉變，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環境管制”強調政府對社會的單向統治，基于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服從與被服從，管理與被管理關系：“環境治理”強調政府與社會的雙向運動，基于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協商、互動與臺作。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傳統環境管理運行模式；政府、企業和公眾等在環境管理中的應該形成什么樣的關系；政府在環境管理中是不是存在“越位”、“缺位”，管了許多不該管、和管不好的事情；經濟與環境是備被對立了起來，企業在環境管理中被動參與；公眾的作用是否得到應有的重視，游離在環境管理的主體之外，缺乏參與環境管理的有效途徑等問題。對于我市，環境容量飽和，污染問題屢有存在，特別是我市水網發達，對我市的水環境創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吳江水環境的特點及現狀

吳江市北臨蘇州，南接浙江，東靠上海，西連太湖。全市地勢平坦，河網稠密，水資源豐富，土地肥沃，是個典型的江南水鄉。歷來因水而興、因水而富、因水而美、因水而靈。作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發展最快的縣市之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經濟的快速增長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巨人的壓力，環境問題是中國未來發展所面臨諸多問題中最具挑戰性的悶題之一。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越來越快，與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相比，水資源利用保護存在明顯的不協調、不適應，水環境惡化、環境總量飽和已經成為吳江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但是目前的環境管理模式存在許多不足，不能有效地調動各種社會力量來共同治理環境，如何改進環境管理模式，提高環境管理水平，已經成為急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創新管理，改善水環境行之有效的措施，對于優化全市人居和投資環境，實現水生態環境和經濟協調平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水環境的創新管理

吳江正處于一個發展轉型的階段，經濟發展正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政府管理也正在從計劃管理體制向市場治理體制轉變。環境管理作為政府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在以科學的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的新的發展時期，環境管理也面臨轉型。但是通過對國內外有關環境管理的文獻查閱，目前環境管理大部分集中于環境管理手段的研究，如：排污收費、排污許可制度、總量控制制度等等。從政府、企業、公眾多元視角來研究環境管理模式還不多。本文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和現實背景，重新審視現行的環境管理模式，以環境管理主體研究為切入點，應用科學發展觀和新公共管理學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水環境管理模式，其創新點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環境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應該從傳統的政府唯一主體，向政府――企業基于參與式治理理論，提出環境管理公眾多元主體進行變革：二是針對傳統命令控制型環境管理的高成本、高對抗、低效率，從政府企業――公眾多元視角，提出基于合作、共贏、高效的創新環境管理模式。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4.1 以綠色科技創新推動我市水環境治理的深入發展

確立企業在綠色科技創新活動中的主體地位企業是技術自主創新的主體，只有通過不斷進行綠色科技創新的企業才能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要求，才能從根本上治理好水環境，才是最具生命力的。要從戰略上確立企業綠色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使企業真正成為綠色科技研發投入的主體、綠色科技創新活動的主體和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從而全面提升企業的綠色科技創新能力。要逐步使科技體制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企業主導治理水環境；政府要通過引導性和鼓勵性的財政、稅收和信貸政策，激勵企業加大科研投入，開展綠色科技創新；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科研院所和高校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發展的產學研合作機制，共同治理水污染。

4.2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水環境治理創新活動中配置資源的作用

在目前我國科技資源有限的的條件下開展綠色科技創新治理水環境活動，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綠色科技創新活動中配置資源的作用。一是始終要堅持發揮市場機制的首要作用。通過要素市場改革，使綠色高新技術企業得以按照市場規律便捷地配置創新資源；通過投融資制度改革，形成相對完善的創新、創業資金鏈。要始終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應用型綠色科技創新為突破口，集中優勢資源組織創新活動，在創新綠色產品做到一定市場規模后，再向上下游延伸，形成綠色科技創新與企業發展的良性循環。另外產學研結合始終圍繞市場開展。以前很多研究課題是封閉循環，現在必須面向市場開放循環。必須拓展產學研合作空間，可由政府和多家大學合作建立產學研合作基地，從而集綠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公共技術服務及人才培養等功能于一體，把綠色科技成果轉化作為綠色科技創新提速的“助推器”。

4.3 發揮政府在自主創新治理水環境中的引導作用

政府要提供市場潛力支持，促進有關色科技創新治污的法規的制定和完善，以保護和規范企業的創新行為；制定一系列鼓勵和支持科技創新治污的具體政策措施，如加大財政綠色科技投入、實施促進創新治污的稅收和金融政策、實行政府采購等；保護科技知識產權，促進科技創新治污要素的流動，調節各科技創新治污主體之間的關系；加強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

4.4 創新環境管理的模式

首先環境管理由被動式向主動式轉變。以往的環境管理工作主要由環保局一個部門來進行，其他部門消極配合。要通過環境管理體系的建立和運行，明確了職責，使得環境管理由被動式變為主動式，由以往的“要我保護環境”，變為“我要保護環境”，真正實現了“環保部門統一監督，各部門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其次要從末端治理向全過程控制轉變。末端治理不僅消耗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而且效果并不理想。現在對污染物進行全過程控制，對污染物的產生、轉移、排放都進行控制。如：危險廢物的管理．從原材料的進口，工藝設計，危險廢物的轉移，到最后的無害化處理都加強控制和管理。第三，是由污染源治理向污染預防、生態保護轉變。在開發初期就對區域的污水處理廠等基礎設施進行了規劃，區域實現污水集中處理，在區域的適當地方建立了一批農業生態基地，恢復植被、保護生態。第四是由階段性的推進向持續性的改進轉變。環境保護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續改進的思想要深入水環境管理，每年對重要環境因素(環境問題)進行評價和更新，每年制定新的水環境目標和指標，持續改善環境質量，真正體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5 總結

本文選擇了新的切入點，從公共管理的視角，探討研究城市水環境治理運用公共政策分析，強調創新管理，對吳江“十二五”期間水環境綜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措施。相信在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努力下，吳江的水將更藍，生活將更加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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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環境責任和問責機制研究

方世南認為，在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過程中，需要政府強化環境責任，發揮主導性作用，實施政府主導型的生態環境建設戰略，政府環境責任意識缺失或不強，將直接影響到旨在實現社會與經濟發展目標的政策的科學性和生態性，使得這些政策對生態環境問題產生外溢效應，即這些政策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許繼芳認為，政府環境責任缺失集中體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環境責任不對稱和地方政府經濟責任與環境責任不均衡兩大方面，這種缺失既造成了公眾環境利益的受損，又導致了政府合法性的下降，還引發了社會發展的環境不公平。鞏固認為政府環境責任的基礎應為公眾環境利益。肖萍認為，由于環境保護責任的缺失以及問責機制的不健全，環境問責的有關規定并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環境問責制不是一項單一的制度，它包括問責的依據和條件、問責的主體和對象、問責的方式（內容）和程序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就問責主體而言，環境問責制包括權力機關問責、司法機關問責、上級政府（行政機關）問責，環境審計屬于行政機關問責。

（二）審計與問責的研究

馬駿認為，以人大預算監督以及國家層面的審計監督為代表的平行問責，互相支持、互相促進，共同推動著我國財政問責的進程。馮均科認為，國家審計問責制度是特定國家以國家審計監督為基礎建立的規則化問責體系，包括審計機關的直接問責與其他機構借助審計結論所進行的間接問責。王會金認為，責任監督是政府審計活動的固有功能。

（三）環境責任、問責與環境審計研究

Bennett和Newborough分析了英國城市實施地方21世紀議程以及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審計情況，構建了區域發展局進行的城市級別的能源審計，分析了政府審計部門如何對地方政府環境責任進行問責。Luiz和Alessandra介紹了環境管理中巴西的政府審計，分析了聯邦環境許可證審批過程的業務審計問責機制，提出了政府審計在環境領域的職責，并與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INTOSAI）的其他成員進行了比較。鞏固認為，政府環境責任的基礎應為公眾環境利益，公眾環境利益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利益，只能以法律所認可并予以保護的正當利益形式為法律所確認和保護，它具有主體共同性、客體整體性和救濟徹底性等特征。肖萍論述了環境問責的條件、主體和問責體系，認為環境審計是上級政府（行政機關）問責的重要形式。潘佳認為，我國目前的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問責是內部的，缺乏公眾對權力的制約，應該建立由公眾參與考評、環境信息領域的獨立監察專員和公民或環保組織提起的、環境信息公開行政訴訟構成的外部參評機制。牛鴻斌等認為，政府環境審計的本質是控制和創新領導干部政府環境行為的管理工具，通過影響領導干部的政府環境行為，實現維護生態環境安全的工作目標。

（四）環境審計基礎理論與應用研究

Tomlinson等對環境審計的術語進行了研究。Glen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了社會和環境會計問題。Cláudia等為區分環境監管和環境審計的概念，收集整理了涉及環境監管、環境審計和環境會計的295篇文獻，并進行分類統計，分析了環境監管和環境審計的關系。國內有關環境審計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已深入各個方面，研究范圍包括環境審計理論基礎、動因、本質、職能、目標、假設、原則、準則、程序、方法、主體、對象等，總體而言，研究關注宏觀環境問題，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應用研究方面涉及農業、工業、空氣質量、水、建筑、氣候、能源、可持續發展、環境影響評價等眾多領域。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環境審計委員會（TheINTOSAIWorkingGrouponEnvironmentalAuditing，簡稱WGEA）是目前政府環境研究領域權威的國際機構，現已公布了24份研究報告，成果主要集中在實務指南，但其成果需要依據各國國情進行深化。綜上所述，現有研究表明環境問題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產生了環境問責需求，審計是問責的一種形式，屬于行政機關問責，這種問責是審計活動的固有功能。目前的研究說明了環境問責對環境審計的需求，但什么條件下產生環境審計，什么因素影響環境審計的發展，環境審計的產生條件以及環境問責與環境審計之間的關系則一直缺少理論層面的解釋。

二、環境機會主義和污染容忍度下降產生問責需求

（一）環境領域發生機會主義行為的風險較高

機會主義行為是交易費用經濟學的重要行為假設之一，是對新古典利己主義理性人假定的延伸，是理性人尋利動機的自然結果。楊小凱等認為，機會主義是人們追求自利行為交互作用中產生的一種對策行為，這種機會主義對策行為就是“損人利己”。不對稱性信息為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溫床”，而相應的收益則強化了個人的機會主義動機。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是經濟主體的理性與約束它的規則發生沖突的結果，包括個人理性與社會規則之間的沖突、組織理性與社會規則之間的沖突以及組織理性與組織之間所達成契約條件的沖突。一般而言，機會主義行為最易發生于經濟利益保護機制弱化的部位，機會主義行為的強度與經濟主體的利益敏感度密切相關。由于公共產權的固有缺陷，缺乏產權主體、產權主體虛無或激勵、監控不力等問題的存在，致使公共利益的保障機制不力，對侵蝕公共利益的行為反應遲鈍［33］。因此，具有公共產權屬性的領域發生機會主義行為的風險較高。由于空氣、水等資源不是稀缺資源，不屬于私有產權，對公共成員沒有排他性，因此環境質量具有典型的公共產權屬性。環境資源難以進入市場交易，不適用于價格機制，無法用市場價格確定公共產權的成本和收益，導致其價值因無形而被忽視。同時，由于公共產權的主體不明確，導致“理智的冷漠態度”和“搭便車”的心理，個體往往不會主動維護公共產權。環境的外部性使得環境領域的“損人利己”行為尤為突出，加之信息不對稱的普遍存在，環境的公共產權屬性明顯，這些都導致環境領域發生機會主義行為的風險較高。

（二）污染容忍度下降使得問責需求強烈

經濟社會的利己主義和環境領域的機會主義行為由來已久，可以說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存在的，但是問責需求并未在環境領域出現機會主義行為時就產生，這表明環境機會主義只是問責需求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由于環境領域的公共產權屬性和外部性特征，導致公民社會對環境質量“理智的冷漠態度”和“搭便車”的心理，在環境污染尚未嚴重到危害私人產權（包括身體健康）時，這種心理狀態是普遍存在的，助長了環境領域機會主義行為的滋生。也就是說，在污染初期，公民社會對污染環境的機會主義行為是容忍的。環境容忍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可以從環境庫茲涅茲曲線中得到解釋。一般認為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曲線型關系，這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茲現象。這種現象表明，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污染不是很嚴重時，民眾更愿意接受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增長，對環境質量下降保持容忍的態度，直至經濟增長到某個程度后，公民社會的收入水平和物質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的提升，對環境污染不再容忍，環境開始得到治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容忍度繼續下降，環境質量得到改善。環境容忍度與經濟發展也呈倒U曲線型關系。這種容忍度的下降，隨著環境外部性內化為私有產權損失的加劇而更加強烈。影響環境機會主義行為容忍度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環境意識。環境意識的提出是希望通過環境意識教育的環節引導環境行為。國內外研究結果表明，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系遠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么緊密，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落差和不一致。也有研究表明，只有在低成本情景里，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之間才可能呈現出較高的相關度。盡管環境意識的提高未必導致環境行為的發生，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無論經濟發展水平如何，環境意識的提高必然會使公民社會對環境污染行為的容忍度降低。正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私有產權受環境污染的影響程度越來越高，同時環境保護教育程度也在不斷提高，環境污染的加劇也必然影響人群的健康和福利，致使社會公民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環境領域的問責需求逐步強化。

三、環境問責需求：環境審計的動因

問責需求產生后，最先考慮的是對產生污染行為當事人的直接問責，如對排污者進行處罰、要求其整改、勒令關停等。由于環境問題十分復雜，專業性強，由環境專業人員承擔對污染當事人的污染行為界定比較合適，因而通常的直接問責制度設計是由相關環境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的，如我國的《環境保護法》第14條就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有權對管轄范圍內的排污單位進行現場檢查”。美國的環境法律也規定由聯邦政府的相關機構對環境污染行為進行直接管轄。但是，布坎南曾指出，如果將政府視為一個“經濟人”，它也有自己獨立的利益，這種利益就不見得總與社會的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說，政府有可能會采取“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不惜損害社會經濟發展”的機會主義行為。“諾思悖論”也表明，“在歷史中經常會出現財政目標偏離社會目標的現象，具體表現為，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損壞社會經濟發展的措施”。這就需要對作為直接問責主體的政府及相關部門進行再問責。例如我國在淮河流域投入大量水環境治理資金，但水污染狀況并未得到明顯改善，社會就會產生對環境行政主管部門的問責需求。美國在1899年頒布了《河川港灣法》，1912年制定了《公眾保健法》，1924年開始實施《油污染防止法》，但是環境污染并沒有得到遏制，由此產生了對聯邦政府相關機構的問責需求。間接問責制度設計是對政府及相關部門管理責任的問責。如1969年美國頒布的《環境政策法》規定，在總統府設立環境質量委員會，該委員會最重要的職責就是適時收集關于當前和未來環境質量狀況以及發展趨勢的正確資訊，并對該資訊進行分析和解釋，以確定這種狀況與發展趨勢是否會妨礙總統向國會提交環境質量報告中所規定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同時編輯關于此項情況與發展趨勢的研究報告，并向總統提出建議。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5條也規定，“環境保護監督管理人員、、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2005年，我國頒布的《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中進一步明確有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及有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由任免機關或者監察機關按照管理權限，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存在上述行為的企業中有國家行政機關任命的人員，也由任免機關或者監察機關按照管理權限，依法給予紀律處分。由于我國直接問責主體眾多，如我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所規定的環境監督管理部門就涉及環境、土地、礦產、林業、農業、水利、衛生、建設、漁業、公安、交通、鐵道、流域水資源保護機構等，若再加上發展改革委員會（基建投資）、經濟和信息化工作委員會（技改投資）等綜合投資部門，將有15個部門之多。雖然我國法律規定上有間接問責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環境問題復雜，直接問責主體之間職能交叉，而目前作為間接問責主體的任免機關或監察機關又難以掌握全面信息來做出判斷，如農村環境整治工程涉及發改、農業、林業、水利、環境、土地等多個部門，中央一項資金撥付下來后，分渠道配發，每個部門只知道自己的配額，很難就總體責任進行監督，因而目前任免機關或者監察機關的問責效果尚未顯現，對于政府的直接問責是否有效，對環境治理是否進行投入，投入多少，效果如何等民眾關心的問題，難以做出準確的回應。社會有問責需求，但現有的問責機制還不能進行有效的問責，在制度上，我們希望能有一個部門可以掌握有關環境責任履行的全面信息，包括環境信息、財務信息、管理信息等，可以通過這些信息進行判斷，同時擁有對違法違規行為一定的處理處罰權力，具有權威性。審計機關正是這樣的綜合經濟部門，通過審計和審計調查，審計機關可以掌握多個部門的環境相關信息，可以做出綜合診斷和評價，環境審計因此而產生。

四、環境審計內容演化：問責需求動因的證據

根據前面的分析，環境機會主義行為越多，污染就越嚴重，公民社會對污染的容忍度就越低，這方面的問責需求就越強烈，這個領域就應該是環境審計的重點。本文從我國環境治理投入、環境污染主要領域、與相關環境審計關系的角度來收集數據，以實證檢驗環境機會主義、問責需求和環境審計的相關性。

（一）環境保護的投資問責驅動環境部門的預算執行審計

根據2001—2010年的《全國環境統計公報》和中經統計數據網相關數據，本文利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將環境治理各年投資換算成2001年不變價格。我們從表1中的環境投資情況發現，2004年以前環境保護投入在1800億元以內，2006年上升至2300億元，環境投資的增長使得環境領域資金使用情況不容忽視。從環境污染情況來看，2005年11月發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同年12月又發生珠江北江鎘污染事件，這兩起重大的水污染事件為我國的水環境保護敲響警鐘。2006年，國家環保總局共接報處置161起突發環境事件，比2005年增加85起，凸顯了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程度。環境污染事件的頻發說明環境機會主義行為增多，環境投入大幅增加反映了環境污染容忍度下降，政府進行環境治理的力度增加。由此，對環境保護部門進行問責，對其預算執行進行監督成為必然。中央部門的預算執行情況是審計署的主要例行審計工作，從已經公布的審計結果公告來看，2005年公布的第3號《32個部門單位2004年度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公告》和2006年公布的第5號《42個部門單位2005年度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公告》均未將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列入公告對象。但自2007年公布第6號《49個部門單位2006年度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結果》開始，環境保護部（原環境保護總局）已經成為例行的預算執行審計對象。這表明正是環境投資增長產生問責需求，進而驅動了審計署對環境保護部門預算執行情況進行審計。就審計披露的信息來看，也從2007年的僅披露問題發展到2013年披露環境保護部內部各部門預算執行的詳細數據和差異，并披露差異產生的原因，可以看出報告更具有績效審計的特征，這也是近年來社會在問責方面要求更加深入具體的體現。

（二）水環境污染及治理問責驅動水環境審計

2001—2010年10年間公布的《全國環境統計公報》水環境污染總量控制指標COD和氨氮的排放情況見下頁表2。從表2中可見，2005年是全國氨氮排放量最大的年度，2006年是全國COD排放量最大的年度，而且生活污染源總是高于工業污染源，水污染的主要來源是生活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的COD和氨氮排放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2005—2006年之后，廢水排放總量依然上漲，但COD和氨氮排放量均有所下降。水環境污染的趨勢表明，2005年—2006年是我國水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時段。同時，自2003年開始，《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披露上一年度的全國特大、重大環境污染事件，2005年之后開始分類統計，2010年之后又不再公報。由于當年度公報的是上一年度的污染事件，因此我們可以從公報中得到2004—2009年污染事件的統計情況。從表3中6個年度的環境污染事件分布情況來看，水污染和大氣污染是我國主要的污染形式。2005年環境污染事件猛增，水污染事件是2004年的一倍。并且2005—2006年又是我國水環境污染最嚴重的時段。嚴重污染事件的頻發使人們開始認識到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容忍度下降。為加強環境治理，2007—2008年，我國的環境投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對環境污染責任人和監管責任的問責需求也十分迫切，正是這個問責需求導致大規模的水環境審計，如下頁表4所示。從表4可以看出，從2004年開始，審計署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水環境審計項目，2008—2009年是水環境審計項目最為集中的時期，這個時期對應的是2007—2008年環境投資快速增長后進行問責的時期。也就是說，2005—2006年水環境污染嚴重，環境污染事件增多；2007—2008年治理力度加大，但治理效果未能讓民眾滿意，容忍度下降，問責需求迫切；2008—2009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環境審計。從時間順序上來看，上述各時間段存在驅動關系；從審計內容和發現問題來看，逐步從單純的資金使用情況審計轉向對水環境績效的審計，這也是緣于公民社會對環境責任履行情況問責的需求，起初民眾只是想知道錢有沒有花到環境項目上，隨著容忍度的下降，民眾更關心花錢有沒有發揮改善環境的作用，也就有了更高的問責需求，從而促使水環境審計向績效審計發展。

（三）節能減排的問責需求驅動節能減排審計

能源消耗產生環境污染，節能減排是環境治理的途徑。我國2001—2012年的能源消耗情況和增長率見后文表5。由后文表5可見，“十五”期間（2001—2005年），我國能源消耗量大幅度攀升，上升幅度達到56．91％，“十一五”期間能源消耗上升幅度雖有所減緩，但也達到25．61％。正是由于大幅度上升的能源需求及其造成的環境污染超出了公民社會的容忍度，節能減排的需求才更加強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為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國家出臺了多項財政補貼政策，投入了大量資金。對于這些資金的使用情況及使用效果，公民社會有問責的需求，加之公民對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容忍度的降低，這種問責需求十分強烈。正是問責需求的驅動，審計署組織了大規模的節能減排審計。目前完成的節能減排審計結果公告顯示，2008年進行的41戶中央企業節能減排情況審計調查是對2006—2007年節能減排投入的問責審計，之后的20個省有關企業節能減排情況審計調查及10個省1139個節能減排項目審計也是對之前年度節能減排資金投入的問責。5044個能源節約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資源綜合利用項目審計是節能減排的財政科目審計，是財政資金投入的問責。從時間順序來看，正是節能減排資金投入的問責需求驅動了節能減排審計；從內容和披露問題上看，由于節能減排審計是從2008年開始，此時問責需求已經要求審計關注績效問題，因此節能減排審計起初就是績效審計，只是隨著內容的不斷深入，審計的范圍更寬。

五、結束語

篇5

《亞熱帶資源與環境學報》創刊詞

關于中國的亞熱帶

亞熱帶資源與環境福建省重點實驗室簡介

中國福建省亞熱帶山地4000年來植被變化的孢粉記錄(英文)

近40年來高原氣候變化特征分析

大氣CO_2濃度升高對土壤中不同粒級碳的影響

上海人口經濟增長及其對環境影響的相關分析

福建師范大學創新團隊——亞熱帶山地生態過程

森林碳匯決策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研究(英文)

濕潤亞熱帶生態地理過程福建省教育廳重點實驗室通過論證

木莢紅豆人工林細根生物量季節動態及分布

自然保護區群網生態建設的幾點思考

土壤異養呼吸溫度敏感性(Q10)的影響因子

濕地生態系統碳循環過程及碳動態模型

稿件表達格式規范

GPSRTK技術在公路規劃定線跨河水準測量中的應用

福州市植被生態的遙感分析

GPS技術在交通中的應用

莆田市秀嶼區海域資源開發利用及保護管理

福州市土地利用景觀空間格局分析

福州市水環境的問題與對策

晚清西學東漸中西學中文書刊出版地域空間拓展軌跡

永安市旅游開發戰略探討

福建省旅行社空間分析

中國旅游酒店電子商務發展現狀、問題及其對策

福州休閑旅游發展初探

基于GIS/RS技術的福州城區水域時空動態變化研究

GIS支持下的縣級耕地分等——以福建省福清市為例

GIS支持下的福州市海洋功能區劃

2003年高考文科綜合第Ⅱ卷地理試題答題評析及教學對策

中學地理研究性學習活動中教師作用的思考

中學地理探究式教學策略與實驗研究

《亞熱帶資源與環境學報》征稿啟事

中國1995—2000年省間人口遷移模擬與遷移因素對遷移規模貢獻的分解

人口統計數據空間化模型綜述

福建沿海主要城市入境旅游客源市場結構的比較研究

新疆查崗諾爾鐵礦地質特征及成礦期次劃分

濟南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研究

重慶主城區空氣質量時空分布及原因分析

氣象要素柵格化方法比較——以福建省月平均氣溫為例

安徽省肥東縣農村居民點用地整理潛力分析

科技進步,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要動力——以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禮邦村為例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對閩江口濕地土壤活性有機碳的影響

女貞和野鴨椿幼苗細根形態和細根呼吸的序級特征

《亞熱帶資源與環境學報》影響力連年提升

環境變化對森林土壤CH_4氧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