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論文摘要:恩格斯將哲學基本問題確定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方面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同時沿著這一思路,無法確立完整的哲學體系。事實上,只有把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確立為哲學基本問題,才能將整個哲學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

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一直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觀點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我認為,恩格斯在這里將物質與存在的概念混為一談了。這是因為:首先,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能解決思維或意識是不是存在的問題,而不能解決物質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然而,哲學既要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也要研究物質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可見,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其次,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因為,哲學是唯物辯證法哲學。唯物論首先說的是物質與精神或思維的關系問題。所以說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再次,恩格斯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發生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其實,物質與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沒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質的概念寬泛的多,包括思維也是存在。物質是實存在,意識是虛存在。只有把意識和物質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進一步研究它們之間的絕對相對問題和決定性作用與被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問題。如果根本就不承認思維或意識的存在性,那就既不會存在絕對相對問題,也不會存在決定性作用與被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問題。所以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即使是我們“修正”一下,將存在換為物質,那么,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是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呢?我看也有問題。因為,從宇宙自然的角度來看,質量和能量、空間和時間以及靜止和運動,這些范疇還既不涉及意識,也不涉及和意識相對應的“物質”概念,完全是從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來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時就以人劃線,以人定位,勢必陷入“唯我論”、“唯心論”的泥潭。再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對立統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變質變律,這些規律之中對立統一律是基礎、前提、核心,說明對立與統一是辯證法哲學的基本問題。

因為,對立與統一規定著否定與肯定及量變與質變,由此,也說明了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并不是辯證法哲學的基本問題。再從主體的角度來看,經濟主體的基本問題是勞資關系問題,政治主體的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或曰官民關系問題。再從歷史主體的角度來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是歷史主體的基本問題。很長時間以來,甚至直到現在,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仍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看作是一對矛盾統一體,這是發生混亂最根本的原因。社會存在是與自然存在相對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體,而社會存在反映的則是社會主體。然而,社會意識則一方面是與自然意識相對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與社會物質相對而言的。因為,社會意識包括經濟意識和政治意識,而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和政治物質。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并不是對應概念。二者只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以及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把握這一點,是認識社會意識能動性的關鍵。因為,如果否認社會意識的存在性,否認社會意識屬于社會存在的范疇,就等于說意識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東西又哪里能有能動性呢?有人對與社會意識相對應的社會物質的概念提出質疑。其實,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和政治物質。經濟物質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資本,如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及其產品都是經濟物質。而政治物質則是指國家機關、軍事力量、法庭、監獄等等,這些難道不是政治物質嗎?

雖然在社會存在中也包括社會意識與社會物質的關系問題,甚至在社會經濟中,包括經濟意識和經濟物質的關系問題,而在社會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識和政治物質的關系問題,但都不是基本問題。經濟意識和經濟物質的關系問題,不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政治意識和政治物質的關系,不是社會政治的基本問題,同樣,社會意識和社會物質的關系問題,也不是社會歷史的基本問題。況且,將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也無法說明哲學體系的科學性。哲學是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互補。自然觀反映的是客體存在,歷史觀反映的是主體存在。客體并不等于物質,因為,自然人意義上的意識,也是客體。同樣,主體,亦即社會也不等同于意識。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如資本和政治物質,如監獄、法庭、軍隊等,也屬于主體范疇、社會范疇。由此,也說明了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

意識與物質的關系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那么,它在哲學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地位呢?我認為,意識與物質的關系是哲學本體論的基本問題。哲學與本體論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關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學與本體論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本體論當然是哲學,然而即不能反過來說哲學就是本體論。哲學包含本體論,本體論只是哲學的一部分內容。哲學不僅包括本體論,而且包括自然觀、辯證法、以及經濟觀、政治觀、歷史觀等內容。其中,自然觀是本體論的前提,它們與辯證法共同組成哲學客體的范疇。自然觀的基本問題是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問題,這一點是由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原理確立起來的。因為,空間和時間以及靜止和運動的關系,都是建立在質能關系的基礎上。這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在物理學上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主要是解決了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問題,人們可以由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入手,進一步認識空間和時間的關系以及靜止和運動的關系。遺憾的是,我們的哲學教科書還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原因在于馬克思在前,愛因斯坦在后,抱著“凡是論”態度的哲學家們,并未能將愛因斯坦的這一哲學與自然科學上的突破性發展成果接納入哲學的體系,還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學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談不上對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的批判性發展。

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基礎上的是本體辯證法。本體論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因為,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直接制約著實踐和認識的關系問題。實踐是物質的,認識是意識的,客觀是物質的,主觀是意識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基礎上的是客體辯證法。辯證法的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這一點理論界是明確的。現在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否定和肯定的關系以及量變和質變的關系。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以及以它們為前提的客體辯證法,共同構成哲學的客體,而和客體相對應的是主體。主體包括經濟主體、政治主體以及以它們為前提的歷史主體。主體經濟的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即勞資關系問題;而主體政治的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即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建立在經濟主體和政治主體基礎上的歷史主體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哲學實際上是如下一個體系:

通過上述哲學體系圖,我們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學與本體論既不是等同重合關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本體論只是哲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體論的基本問題與哲學的基本問題,就不是一回事。本體論的基本問題是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而哲學的基本問題則是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當然,哲學是一個多層次體系,然而每一個層次和每一對范疇的基本問題都必然反映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如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問題是質能關系問題,而在質能關系中,質量是客體,能量是主體。因為,質量具有可動性,而能量具有能動性。由此決定了空間具有客體性,時間具有主體性;靜止具有客體性,運動具有主體性。因為,空間是質量的存在形式,而時間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靜止是質量的本質特征,而運動是能量的本質特征。再從本體論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而物質具有客體性,精神具有主體性。由此決定了實踐具有客體性,認識具有主體性;客觀具有客體性而主觀具有主體性。因為實踐是物質的,而認識是精神的;客觀是物質的,主觀是精神的。再從辯證法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對立性是反映客體與客體的對立性以及主體與主體的對立性,而統一性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統一性。由此說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體與客體的否定性以及主體與主體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肯定性。同樣,量變反映的是客體與客體的量變以及主體與主體的量變,而質變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質變性。因為,否定和量變都是反映事物的對立性特征,而肯定與質變都是反映事物的統一性特征。再從社會經濟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資本是客體,勞動是主體,因為資本具有可動性,而勞動具有能動性。由此決定了剩余資本具有客體性,而剩余勞動具有主體性;資本股份具有客體性,而勞動股份具有主體性。因為,剩余資本與資本股份都是資本的特征,而剩余勞動與勞動股份都是勞動的特征。再從政治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官民關系問題,亦即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具體表現為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其中,公民是客體,國家是主體;民是客體,官是主體;民主是客體,法治是主體。“民可以載舟”,就說明了民的客體性,而官具有能動性,說明了官、國家、法治的主體性特征。由此決定了民權的客體性,政權的主體性。再從社會歷史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經濟是客體,政治是主體。由此決定了階層的客體性,政黨的主體性;人民的客體性,人才的主體性。

通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說明:其一,無論哲學有多少層次,每一個層次中的基本問題都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其二,只有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才能將哲學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貫徹到底。其三,這就更清楚地說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并不是哲學基本問題。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識存在,也包括物質存在。思維與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對立關系,也不存在統一關系。再從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來看,雖然物質是客體,意識是主體,但客體并不等同于物質,主體也不等同于意識。客體和主體的關系,要比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寬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才能將哲學各個層次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作為主線貫穿到底,而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則只能說明本體論的基本問題。超出本體論的范疇,如自然哲學、辯證法哲學和經濟哲學、政治哲學以及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就都不是由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所能說明得了的。過去,正是由于哲學教科書沒有認識到哲學是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的互補。所以,一些哲學家便一再否定歷史觀的哲學屬性。其錯誤在于:首先,哲學既包括對認識對象,即自然的認識,也包括對認識者,即社會人自身的認識。如果只完成對宇宙自然的認識,而不完成對社會人自身的認識,就不是完整的哲學。其次,人類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為人類自身的存在而服務。如果連人類自身是怎樣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對自然的認識就毫無意義,從而也就否定了哲學的價值。最后,從哲學本身來看,歷史觀正是哲學區別于一切西方舊哲學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部分,歷史觀的創立是整個哲學實現變革的樞紐和焦點。馬克思如果不創立社會歷史觀,就不可能完成哲學上的根本變革。

由上可見,無論從哪方面看,都說明歷史觀不可能不屬于哲學的范疇。還有一種觀點,雖然承認歷史觀屬于哲學的范疇,但認為只有客體哲學是哲學的基本內容,而歷史觀則屬于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推廣和應用”。這是斯大林的觀點。他說:“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于社會生活現象,應用于研究社會,應用于研究社會歷史。”這種觀點的要害在于把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看做是兩門學科,而不是看作哲學的不同組成部分,這就割裂了哲學本身的完整性。其實,列寧關于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是一塊整鋼的思想才是正確的。列寧說:“在這個由一整塊鋼鐵鑄成的哲學中,決不可去掉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常說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哲學基本問題上,我們所要堅持的,正是由哲學為我們開辟出來的客體和主體相互補的這種完整領域。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導致哲學本身的倒退。

在客體和主體的關系中,二者都是非決定性的。從主體的非決定性來看:首先,自然可以決定社會的存在。當自然還沒有進化到人類的時候,社會就是不存在的。同時,如果自然發生大的災變時,就有可能將人類大部或全部毀滅,瑪雅文化、希臘文化等的突然性毀滅,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災變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決定社會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資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礦藏、物產、地勢等都可以造福一方,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

關于主體的非決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所創造。”馬克思的論述,很明顯地說明了主體具有非決定性。這是因為大自然本身具有規律性,人類的社會活動如果不符合客觀規律,其目的就不能實現,甚至反過來對人類違反客觀規律的錯誤行為實施懲罰性報復。

當然,主體具有非決定性,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問題的另一方面來看,客體也具有非決定性。馬克思就曾高度贊揚了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的能動性作用。他說:“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是社會化了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所以說主體對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動性作用。這是因為:

首先,量子力學的微觀物理實驗結果就證明了主體對客體的選擇、干擾也都起著能動作用。其次,主體是有目的的。所以,主體的一切社會活動,都相對于自然存在而言表現出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人們極力擺脫自然對人類的威脅,能動地去實現自己的目的,這是客體具有非決定性的主要根源。再次,人對自然具有自覺的改造能力,當然,人類首先是對自然的適應性,這是與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所共通的。然而,人類不僅可以適應自然,而且可以對自然條件進行選擇,并進而達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沒有這一點,那么,也許至今地球上仍只有類人猿,而沒有人類。當今的地球,已經很難找到沒有人化的痕跡,這都說明了客體具有非決定性。

既然主體和客體都具有非決定性,那么,二者的決定性又表現在哪里呢?我認為,主體的非決定性和客體的非決定性的互補,才能成為二者的決定性。對于這一點人類的認識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在古代,由于人類的生產力水平低下,一切都屈服于大自然,所以,主體實際上是客體的奴隸。人們相信神的力量,實際上就是在客體面前無能為力的表現。只看到主體的非決定性,而看不到客體的非決定性,這是唯心論存在的根源之所在。到了近代,隨著機械工業的發展,人們又認為主體是客體的主人,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只看到客體的非決定性,而看不到主體的非決定性。這是唯物論存在的根源之所在。結果,造成了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直到今天,人們才逐步認識到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是一種互補關系。沒有客體,主體也無法存在。所以,人們的一切行為既要考慮到主觀目的,也要考慮到客觀規律,只有使二者相協調、相互補,才能使主體和客體共同存在。所以說,主客體非決定性的互補才是決定性的。

篇2

摘要:

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作為倫理道德研究的學科范式在問題意識、研究主題和知識圖式上存在著不同的理論架構。倫理學是追問“我(們)要過什么樣的生活”，以道德與利益之關系為基本主線，在生活世界圖式里探討倫理道德問題的學科范式;道德哲學是立足“我應當干什么”，以事實與應該之關系為主題，在語言世界(或精神世界、概念世界)里研究倫理道德知識的學科范式;實踐哲學是探尋“我們如何在一起”，以個人至善與社會至善之關系為目標，在現實世界里深化倫理道德應用的學科范式。通過這樣的區分，厘清倫理道德研究中的多元與一元，揭示當代倫理道德研究的困境，進而指明為走出這樣的困境提供倫理道德學科解決方案的可能。

關鍵詞:

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基本問題;道德困境

在人文社會科學界，提到倫理道德一般人們想到的學科就是倫理學、道德哲學或實踐哲學，①而這三個學科范式在學術界關于倫理道德的研究視域幾乎是不加區別地加以應用的②。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同一個研究領域學科范式卻有不同的學科名稱?在使用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時是否都是意指同樣的研究領域?在使用這三個名稱時，是否完全是一種語言的習慣或隨意的安排?這樣的問題不僅僅糾結著進入這一領域的初學者，而且也使得眾多倫理學領域的專業研究者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含糊其辭。20世紀中葉西方哲學界開始具有一種將倫理和道德區分開來的傾向③，雖然“這個區分的價值仍處于爭論之中”，但是，由此而來的一個學理性問題是:是否存在著一種將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學科范式區分開來的可能?筆者以為，這樣的辨析不僅僅有利于拓寬倫理道德的研究視角，而且有利于分析當下倫理道德價值多元化成因。

一、倫理學學科范式的生成及其基本問題

“范式”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系統闡述的，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范式的特點是:首先，范式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其次，范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一個整體并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同時，范式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①后來，它被廣泛應用到各個學科的具體研究中，意指各個學科發展階段的模式。就其本意與在各個學科的廣泛應用來說，有以下幾個共同點:一是指某個學科(如倫理學)或者某個同質性領域(如科學)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共性圖式;二是在一定共同體內部具有一定的公認性;三是指反映一定特殊歷史階段與現實環境的共同研究綱領。

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出現在人類思想史上，無疑是以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為重要標志的。今天，翻看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總會有這樣的感受:《尼各馬科倫理學》似乎比當代書店的里的各式各樣的以倫理學、道德哲學命名的那些研究倫理道德的書籍更為親切、更接地氣、更為好懂。這是為何呢?亞里士多德自己在這本著作的第一卷開篇不久就說，“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點開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點告終……柏拉圖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并且探索路徑到底是來自始點或本原，還是回到始點或本原?……最好是從所知道的東西開始，……對我們來說，研究還是從我們所知道的東西開始為好。所以那些想學習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從習性或品德開始。”③在此，亞氏為我們指出了倫理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研究的差別，并且使得倫理學研究從柏拉圖本原性的哲學研究中走出來，面對真正的“生活世界”。倫理學是關于生活世界的學問，是在生活世界中追問我們生活的意義和方向，是從“習性或品德開始的”。離開生活世界，我們是無法去理解亞氏倫理學的。亞氏創立倫理學的現實土壤是真實的“生活世界”，沒有生活世界就沒有亞氏倫理學。所謂“生活世界”，意旨“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給予的、被經驗到并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說是倫理道德產生的共同源頭，圣經、古蘭經等用講故事方式所隱含的邏輯恰恰就是對生活世界的本真關注，中國儒家經典《論語》中許多倫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今天爭論不斷，正是因為孔子是對于當時生活的不同現狀而言的，使用了一些類似的話語，在無法還原生活世界的今天當然是爭議不斷。在確立了“生活世界”作為倫理學學科誕生的“共性圖式”基礎之后，我們還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范式是否獲得“一定共同體”內部的共識?亞里士多德雖然創立了倫理學，但亞氏卻不是第一個提出倫理道德問題的人。代表著倫理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出現的思想家是蘇格拉底⑥，蘇格拉底所發現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人生值得一過?”這個“道德與生活”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后來成了倫理學基本問題:道德和利益的關系問題，中國古典中叫義利關系)。“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談論美德……對自己和別人進行考查，不經過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⑦當道德與生活發生沖突時，“現在我們各走各路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這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誰也不清楚，只有神靈知道。”①蘇格拉底毅然選擇“道德”而不選擇“生活”(某種意義上說是放棄人生最大的利益:生命)。正是蘇格拉底對美德的義無反顧使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走上了追問美德的不歸路。雖然，柏拉圖的《理想國》被人們認為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念幻想，然后其背后的生活事實恰是柏拉圖的生活追問:我的老師蘇格拉底一個如此具有美德的人何以會被城邦、被生活所拋棄?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一直貫穿著柏拉圖對話集中的倫理道德篇章。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在提出了幸福的目的論之后，接著就是探討什么樣的生活是幸福，將幸福與快樂相聯系(快樂恰恰是體現美德與利益之間的現實悖論:道德不一定快樂，快樂不一定道德)，“主要的生活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享樂生活，另一種是政治生活，第三種則是思辨、靜觀的生活。”②而接下來的討論中，亞氏通過“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靈魂的實現活動”③這一定義來說服人們值得一過的生活是在德性的指導下，在享樂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之間尋找中道。由此可知，生活世界在古希臘哲人那里、在倫理道德之中是一個共同的理論出發點。

通過對于“倫理學”第一次出現的相關文獻與思想史的梳理，就不難發現“反映”倫理學學科誕生的“一定特殊歷史階段與現實環境的共同研究綱領”即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以道德與利益(道德與生活、義利)關系為基本問題，追問“什么樣的生活值得一過”的倫理道德學科范式。在這一研究綱領中，蘇格拉底提出了問題，柏拉圖揭示了問題，而亞里士多德系統地回答了這一問題，進而為后來研究的人們“提供了”研究倫理道德“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二、道德哲學的近代凸顯和理論范式

從西方話語的語言體系來說，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用拉丁語moralis(道德)來翻譯希臘語ethics(倫理)本身只是一種語言轉換，沒有太多的理論旨趣。但是，道德(moralis)被廣泛使用應該是近代以來的事情④，特別是到“休謨問題”的發現，使得道德哲學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范式。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學，實質上并沒有回答休謨問題，而是回避了休謨問題，它不是要回答“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而只是確定了“應當”產生的主體性條件。在這個過程中，原來建立在“生活世界”之“是”基礎之上的“什么樣的生活值得一過”的倫理學問題，被康德轉換為要在主體性的“精神世界”里確立“我應當干什么”的道德哲學問題。讓生活世界歸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歸于精神世界，二者就如兩條平行線一樣永遠沒有交點，這就是康德無法走出的二律背反。黑格爾發現了這個問題，黑格爾明確地意識到，近代哲學的問題是各種對立，所要研究的內容為:一是神的理念與存在的對立;二是善與惡的對立;三是人的自由與必然性的對立;四是靈魂與肉體的交感。①休謨問題被黑格爾化解在一個更為廣泛的思維與存在的對立之中，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實現“和解”。黑格爾認為，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之間“和解”的基點是哲學，方式是概念，“概念”既包含著客觀生活世界的經驗，又篆刻著主體精神世界的印記。近代道德哲學是建立在語言世界(或者說概念世界、精神世界)基礎之上，以“是與應該”(或者說事實與應該、事實與價值)為基本問題，追問“我應當干什么”的倫理道德學科范式。不同于倫理學立足于生活世界，為人尋求價值方向的“目的論”意識，道德哲學立足于語言世界、概念世界、精神世界，試圖確立人之為人的主體性根據，為人的道德行為需求確定不移的“義務論”色彩的絕對準則。不同于立足于生活世界對于人的情感、快樂、幸福與德福一致等經驗性問題的研究，而是注重人的理性、義務、責任等道德律令的純粹性研究。

三、實踐哲學的實踐使命與倫理道德范式轉型

在學術界一般認為，亞里士多德是實踐哲學的奠基人。這樣的“實踐”內涵揭示了幾個重要內涵:一是實踐是主體的自覺行動，沒有自覺就沒有行為、沒有實踐;二是實踐主要可以分為面向自然的實踐(生產勞動)、面向人際的實踐(倫理實踐、政治實踐);三是面向人際的實踐(倫理實踐、政治實踐)因為其是以自身為目標的過程和實現活動，因而是最高的實踐;四是倫理實踐與政治實踐因為建立在人際之上，因而是人自身的實現活動，這個實現活動本身構成了人生活的現實世界，這個現實世界“通過人的生存實踐形成和產生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概念和意義”，因而“是一切人的活動的基本特征與條件。”⑤可以說，行為、實踐、現實世界幾乎是三位一體的。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及其實踐哲學思想是隱含在他的倫理學與政治學的理論闡釋中的，不像倫理學、政治學那樣是顯在的。實踐哲學的真正確立應該是20世紀中葉西方哲學界興起的回歸古希臘實踐傳統的所謂“實踐哲學復興”，這樣的實踐哲學復興使得實踐哲學成為現當代哲學的顯在話語，以至于列維納斯甚至把倫理學成為“第一哲學”。⑥一個頗為奇怪的學術現象是“實踐/行為”⑦在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中幾乎被遺忘了。筆者以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有意做任何事情”這種“實踐能力”的行動主體還沒有覺醒，或者說覺醒的主體還不具有普遍性。亞里士多德是要通過實踐概念傳達對生活世界的追問，提出自己主宰的、以自身為目的的至善幸福是值得一過的生活，是古希臘極少數的哲人和公民們追求的生活。因而這種實踐還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種意識上實踐是倫理學學科范式得以實現的理性工具，還不是實踐本身。而近代道德哲學通過語言和概念在精神世界所要確立的恰恰是“一個超歷史、無時間、自主的和單一的理性主體”①，根本無關實踐本身。這樣的主體通過黑格爾的道德哲學轉換成現代人的教養:從一個個特殊的個體上升為普遍的個體。②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實踐哲學不具備的“有意做任何事情”的主體，經過近代道德哲學的教化已經普遍存在，因而實踐哲學也就有了“復興”的可能。一般來說，實踐哲學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狹義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二是從實踐視角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審視。后一種實踐哲學實質上已經是一種關于實踐的哲學思考，脫離了實踐的本義。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作為關注倫理道德的實踐哲學與倫理學和道德哲學學科范式的差異，因而主要側重于前者。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原先單一的關于倫理學、道德哲學學科范式在當代學界人們為何要以一種包含倫理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多種意味的實踐哲學來加以取代?如前所述，實踐哲學興起的前提是主體性的覺醒，而主體性覺醒之后，實踐哲學面臨著雙重研究范疇:一是研究主體的行為，一是研究主體間的行為。前者就是我們傳統所說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后者就是政治學。因為一個個主體自視自身為具有實體性的“普遍的個體”，而忽視自身實踐的先在性，不同主體之間呈現出價值多元，乃至麥金太爾發出感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③平等、正義理論受到關注，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紛爭不斷。倫理道德不再是追問人生何義的幸福主義的倫理德性，也不再是追問主體何為的道德應當，而是要在現實世界里接受實踐的檢驗，在不同理性主體之間追問“我們如何在一起”、個體至善還是社會至善成為實踐，哲學討論倫理道德的基本主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含糊不清的政治學似倫理學、倫理學似政治學，在現當代的實踐哲學中實現了徹底的融合，倫理學指向政治哲學、政治哲學指向倫理學。正說明這個世界在走向一種去道德的時代，因為實踐哲學所關注的不是道德的哲學，而是哲學視野下的道德;關注不再是堅定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而是在實踐視野下的倫理道德何為。

四、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及其當代困境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有一場持續多年的關于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當時討論的主要觀點有:一是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二是道德與社會歷史條件關系問題，三是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等基本問題。④最終以羅國杰先生在《倫理學》(人民出版社，1989)一書中將道德與利益關系確定為倫理學基本問題而告一段落。21世紀初，肖群忠先生又舊話重提，發表《倫理學基本問題新論》，提出“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作為倫理學基本問題的三要素。⑤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討論幾乎是在立場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后者是在中國傳統倫理語境中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似乎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作為倫理學發源地與學科范式明顯的西方哲學傳統被遮蔽了。何謂倫理道德基本問題?就是使得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成為一門學科的問題，就是貫穿整個倫理道德思想史的問題，就是研究倫理道德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所有倫理學研究學術共同體必須面對的問題。由此，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在者、中國傳統倫理、西方倫理傳統那里應該是一樣的，在不同時代也應該是一樣的，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也應該是一樣的，這樣的問題才能夠成為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

結合前面對倫理學、道德哲學和實踐哲學學科范式的歷史梳理以及中國學界關于倫理學基本問題討論的現狀，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應該是:道德與利益、事實與應該、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三個基本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表述應該說是面向當下語境的，它在西方傳統中的表述是道德與生活、是與應當、個人還是社會，在中國傳統中的表述是義利、名實、群己①，在立場那里即是道德與利益、歷史與道德、善惡矛盾等。同時，這三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思想家追問倫理道德時不可回避的主題。之所以這三者能夠作為一個整體成為倫理道德的基本問題，從知識論的視角來說，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價值論的人之為人的問題，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探討道德本真的認識論問題，而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的關系問題則是一個面向現實世界的實踐論問題，價值論、認識論、實踐論的三位一體構成了倫理道德的本質，解決了倫理道德的本體論問題。

在這樣的倫理道德基本問題與主題視角下，結合前面的討論，可以將倫理學、道德哲學與實踐哲學作更為明晰的一個表述如下:學科范式共性圖式倫理道德主題基本問題知識范疇倫理學生活世界道德與利益我(們)要過什么樣的生活?價值論道德哲學語言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是與應當我應當干什么?認識論實踐哲學現實世界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我們如何在一起?實踐論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將倫理學的主題界定為道德與利益，但并不是說是與應當、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等問題就不是倫理學研究的主題。事實上，道德與利益、是與應當、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都是倫理學、道德哲學與實踐哲學的主題。在倫理學誕生的古典時代，在什么樣的生活值得一過的生活世界追問中首要解決的主題就是道德與生活(道德與利益)的關系，解決的路徑是要過美德的生活，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美德是否可教”，這個問題一直困惑著希臘哲人，《尼格馬科倫理學》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這個問題顯然就是一個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而蘇格拉底的悲劇正是個人至善與社會至善的“道德沖突”的悲劇。同樣，在道德哲學中，還有美德倫理(道德與利益)、規范倫理(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和元倫理學(是與應當)的分類。通過倫理學、道德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學科范式辨析，是要說明倫理道德基本問題在邏輯上是同構存在的，在時間序列上它們的出現與完善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古典時代是美德的義利之辨是主要矛盾、近代是與應當是認識論主線、現當代是平等正義的群己爭論是時代熱點)。在學科范式上正是這種邏輯的同構存在造成了我們認識上的相互混淆，正是時間序列的主次之分使得我們能夠走出倫理學、道德哲學、實踐哲學之間混沌不清的思維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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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政治；教學質量；方式

新課程改革下的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中心內容，簡明扼要地講授經濟學、哲學和政治學的基本觀點，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常識，是學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對增進學生對社會主義社會認同感以及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實施新課程改革以來，高中政治教學更加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其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被賦予新的內涵，不斷地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一、設法讓學生對政治教學的內容充滿興趣

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會發現，興趣作為一種特殊的心里特征，會在一定的情感體驗影響下，讓人們產生一種積極探究某種事物或從事某種活動的意識傾向，然后人們才會愉快并且主動地去探尋、研究，由此可見興趣是推動人去尋求知識和從事工作的一種內驅力。

在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學生的興趣相當重要。政治教學本來就是一種教師和學生的雙邊活動，教師讓學生對所學內容感興趣，首先要了解學生實際，這樣才會為提高政治課堂教學效率奠定堅實的基礎。處在人生發展黃金階段的初高中學生，他們情緒復雜、情感豐富，并且對外界知識的渴求欲望相當強烈，但是由于意志脆弱、缺乏刻苦精神等因素難免會出現逆反心理等，為此，教師需要從實際出發，在教材中從適當的角度尋找學生學習的興趣點。

例如在講述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內容的時候，如果教師照本宣讀：（1）保障各國享有平等和內政不受干涉的權利。（2）保障各國享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這樣下去，由于不能充分地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即使是內容再有趣，學生也會感到乏味，甚至會很惱火：發出“直接讀課本，我也會講”這樣極端的言論。我在進行講課的時候是從講故事開始入手的，我給學生講了伊拉克戰爭這樣學生很感興趣的事件，通過這場戰爭學生也明白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性，由此也對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內容產生興趣。我并不就此為止，還讓學生進行討論，討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原因。學生通過我講述的伊拉克戰爭有所思考，紛紛說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原因，很快掌握了所學習的知識點。

二、哲學思想要與實踐相結合

在高中政治教學中，政治哲學不僅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很多學生由于認知有限，對此感到不是很難理解，進而會努力地背得滾瓜爛熟，但是一做題就很容易出錯，缺乏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

真理和科學理論正確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能夠指導人們提出正確的實踐方案，在教學過程中采取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式是指從實際生活中概括出理論，抽象出理論，而不只是用實際去說明理論，只有堅持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精神，才是全面地堅持了理論聯系實際。

例如，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1）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 （2）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問題， （3）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問題 ， （4）思維能否正確反映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考察的是學生對哲學基本問題的記憶，但是所列舉的3個錯誤選項視覺干擾特別強烈，有的學生雖然對哲學的基本問題背的滾瓜爛熟，但是由于不了解其中的意思，遇到這種情況也會拿不定選項。根據我的調查，學生選（1）不選（2）的情況較多，其錯誤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他們對哲學基本問題的不理解。此題考察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問題，也叫無知與意識關系的問題，（1）與（3）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兩方面的具體內容，不是哲學本身的問題，也就是說（2）與（1）（3）之間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4）是（3）的另一種表達方式.為此，教師在授課的時候就要特別注重根據教學理論和學科知識的邏輯關系組織起來的完整體系，并通過獨立教學形式，實現其教育功能。

三、幫助學生構架知識框架，讓學生把握好學習的整體

新課程改革后的高中政治教學內容的特點之一——內容繁多并且其重要性和難度值仍值得備考的學生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在復習的時候學生直接打開課本背個不停，這樣的學習即使是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依然效果不佳。對框架結構的把握，是文科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步驟，也是有效的學習方法。這種提綱挈領似的學習，同樣可以使學生在頭腦發脹的高考政治復習中具有較高的效率。

教師在指導學生進行政治復習的時候，如果多花點心思將知識框架和層次結構梳理清楚，這樣學生需要記憶的散亂的知識就變的清晰、有條理、系統。并且在面對任何考試題目時，由于對知識有一種高屋建瓴的把握，很容易把題答正確。

教師在幫助學生構建知識框架的時候不僅要把知識的框架和層次結構的梳理貫穿在政治復習的每個階段，而且還要求再進行進一步的理解和記憶，只有找出層次結構之中的內在聯系與邏輯，才能使這個框架和結構有意義，成為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

例如政治必修二的框架：

（1）人民民主的本質？人民當家做主。

（2）人民民主的特點？

（3）民主與的關系？

（4）為什么要堅持人民民主？（是正義的事情）等等

這一個框架共10個大知識點，教師給學生羅列后，再就每個知識點進行展開，每個知識點又分成若干個小知識點，這樣就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要達到的一種終極目標和學習效果。這種方法必將極大地提高教學的效率。

教師要不斷地嘗試各種各樣的教學方式，并且取其精華，博采眾長，推陳出新，逐漸地形成符合自己教學情況的體系。還要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為每一個學生提供更多、更頻繁、更深入的參與思想政治活動的機會，真正使每一個學生都成為課堂的主人。

參考文獻：

[1]林睦哲.新課改下提升高中政治教學有效性的措施探究[J].新

課程（下），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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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哲學 中國傳統哲學 兼容性

每一種文化都各有其特色，作為文化精髓的哲學也就自有其個性。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既異且同，構成了某種程度的互補。哲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它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每一個民族的具體特點和發展道路。就中國而言，必須把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使及其哲學取得民族形式，同時就是把及其哲學同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相結合的過程，就是及其哲學中國化的過程。

從理論上講，哲學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哲學是辨證唯物主義，而中國哲學中存在著悠久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辨證法傳統;更重要的是，這種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辨證法達到了統一，形成了一種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哲學與哲學具有著一致性。

一、中國傳統哲學在本體論上與哲學基本問題的相通

哲學回答哲學基本問題，因為它是貫穿各類哲學問題之中，決定著整個哲學體系的性質，并對解決各類哲學問題具有支配作用。哲學對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抽象地、直觀地理解，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恩格斯在概括和總結哲學發展史上哲學基本問題的演化過程中，提出哲學基本問題這一著名論段：“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圍繞這一哲學基本問題，不僅存在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斗爭和對立，而且也存在著辨證法和型而上學的矛盾。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唯物主義也是在回答哲學基本問題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盡管中國傳統哲學有其思考的特殊問題，但以“究天人之際，同古今之變”為己任的中國傳統哲學，也必須要探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這一哲學基本問題，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討論的是不同的問題，按其歷史進程來說，主要問題是：先秦兩漢的天人之辯和名實之辯；魏晉至隋唐的有無之辯和形神之辯；宋元至明清的理氣之辯和心物之辯。這六個主要問題實際上就是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特殊表現形式。正是在探討這些基本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傳統哲學也產生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基本派別，形成了獨特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

最早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圍繞“天人”“名學”之辯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管子以“水”為萬物之本原，荀子認為“氣”是一切“有生”“有知”“有義”的事物賴以生存的基本或本原等，先秦至兩漢的唯物主義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原初物質”。魏晉之后，裴顧主張“崇有”論，認為萬物都是“自生”“自生而必體有”，這就是說，“自生”的萬物以“有”即客觀存在為本體。王安石以自然之氣為“本”“體”，以形器之沖氣為“未”“用”，認為“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于天地之間。”張載提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即：“太虛”，“無形”的“氣”是“有形”之氣的“本體”。換言之，客觀存在是世界的本體。王夫之則概括出“實有”這個哲學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疇。認為“實有”即客觀實在，是宇宙萬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本質。宋元至明清時期的理氣之辯和心物之辯，這些論辯幾乎涉及哲學的各個方面，如：本體論、方法論、發展觀、歷史觀等以及哲學的各個分支領域，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其中都蘊含著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和討論。當然，中國傳統哲學在這些論辯中對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無論是使用概念還是表達方式都與西方哲學有所不同，表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想傳統和理論創造。

雖然在中國哲學史上，哲學家并非每個人對哲學基本問題在主觀上都那么明確，也并非每個人都曾使用“物質”，“意識”這樣的概念，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回避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以不同的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傳統哲學上主要問題的討論中越來越完全地被揭示出來。因此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在不同時期思考與討論的基本問題與哲學的基本問題的概念大致是相同的，這是馬克思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結合的契合點。

二、中國傳統哲學中唯物主義同辯證法密切統一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內容上看，哲學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有機統一，這種統一是自覺的，是建立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之上，是經過科學的概括和論證的，這種統一是內在、有機的統一，這種統一貫穿于馬克思哲學的每一個原理、每一個命題之中。的唯物主義是辨證的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辨證法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徹底的辯證法。

縱觀中國哲學史，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哲學有著悠久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的統一。中國傳統哲學關于變易發展、對立統一、相反相成、整體聯系、生化日新等問題，都有相當精彩的論述，形成了較為發達的辨證思想。這種樸素辯證法和樸素唯物主義在荀子、張載和王夫之那里達到了統一，形成中國哲學的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的傳統。

中國傳統哲學一向重視“和而不同”，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的觀點，并區別了“和”與“同”，后被儒家發展為“中和”的思想，這里“中”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和”則是使不同、差別、對立相結合，使之合乎節度。這無疑包含著辯證法的智慧，它同時表明，同西方辯證法相比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更為關注中庸和諧、有機整體，充分肯定宇宙是一個和諧有序相關的整體。

中國傳統中學的辯證法關注生生不已、變化日新，認為變化的本質就是創新，宇宙是一個不斷創新進化的過程。《易經》就已經精湛地接觸到對立面的統一是事物發展規律的思想。認為“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荀子對先秦哲學作了總結，不僅認為“天“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因此，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事在人為。同時，只有通過人的作為，才能“制天命而用之”，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在荀子這里達到了統一。韓非也是一位擁有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家，他認為“道”“是萬物之所然、萬理之所稷”。其樸素辯證法思想明顯地表現在“矛盾之說”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斗爭在摧毀舊事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對矛盾雙方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定，并明確提出了矛盾雙方轉化的條件性。漢代的王充創造性地發展了先秦以來的“元氣”學說和“天道自然無為”的學說，堅持唯物主義的宇宙觀，提出了物鐘之間的聯系呈現出“同氣相成，殊氣相革”的普遍規律。宋代的張載系統地闡述了“太虛即氣”的唯物主義本體論，在辯證法方面特別提出了“一物兩體”的命題，認為氣是一種連續的物質，內部包含著陰陽兩個對立面。正是由于這種本性，氣具有不斷產生出天地萬物并形成了萬物運動的規律性。按照張載的觀點，“兩不立則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就是說，凡觀物要察其一中之兩，以及兩體之一，于一觀其兩，于兩觀其一。可以看出，這種思維方式把差異和矛盾當作統一體的固有內容來把握，無疑是一種辨證的思維方式。王夫之總結并綜合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不僅辨證地分析了理與氣、道于器、無與有、動與靜、知與行以及“合二為一”與“分一為二”等等的關系。而且探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不論自然還是社會陰陽對立統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規律。而各類事物各有自己特殊的規律，人們只有認識了這些特殊的規律，才能知道如何處理各類事物，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王夫之的辯證法思想是豐富而深遂的，他完成了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統一的氣一元論體系，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發展到了頂峰。

三、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與主、客體辨證關系的契合

哲學關注的是人與世界的關系，注目于現實的人極其發展，探究人極其活動與世界的關系，以此啟迪，教導人們用更高的智慧、更好地處理人與世界的關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探討“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問題的，當推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并不主張“對自然的崇拜”，而是主張征服自然。但哲學同時認為，人們并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去征服自然，這種征服意味著在更高階段上回歸人與自然的統一。所以，應在最識合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更換。恩格斯警告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之中，因為“對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應該說，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況哲學為解決這一歷史問題指出了必由之路，即：按照自然規律和人的內在需要這兩種尺度去改造世界。

與哲學相似，中國傳統哲學在“究天地之際”時，更為關注人與自然的統一。認為“天道”與“人道”不是兩個道，而是一個道，認識世界與認識人本身具有一致性。孟子的“天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張載、王夫之的“天人一氣”都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和辯證法的色彩。因此，“天人合一”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共識和主導原則，雖然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它包含著合理因素。它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注重價值理性的特點，對于糾正那種把人與自然截然對立起來，片面強調征服自然的觀點，無疑具有啟示和制衡的作用。

中國傳統哲學把認識世界同認識人本身統一起來的哲學思維方式與哲學有相通處。哲學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是辨證統一的關系，人類對自身的認識是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逐步加深的，反過來說，人類對自身認識的不斷加深又促使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總之，從理論上看，哲學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同中國哲學中的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傳統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中國早期的者在引介哲學的時候，就注意的發掘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既構成了哲學得以產生的重要的歷史文化基礎，又構成了中國人接受哲學以及哲學中國化便利的思想橋梁。

參考文獻：

[1]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9。

[2]楊 耕、陳志良、馬俊峰著：《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郅 錦：《與儒學關系的思考》，《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06.2。

[4]黃琳慶：《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契合點》，《賀州學院學報》，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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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音樂美學；審美；問題

1、 音樂美學發展研究進程

伴隨幾代人的持續努力與長期研究，音樂美學無論在發展進程還是建設規模上均取得了長足進步，其學科性質與標志已較為明顯，涵蓋對各類基本問題得綜合研究。對比于西方學界，我國對音樂美學的相關理論形態問題的研究體現了一定的突出性。伴隨持續發展研究音樂美學已逐步構建現論形態，不僅包含一定范疇的意義指向，同時已顯著置于音樂學科之中。縱觀我國音樂美學相關研究文獻，其基本問題論述主要涵蓋以下幾類。首先為概論形式著述，包含音樂美學相關基本問題，引申展開程度相對有限，相關于音樂特性的研究并不十分明顯，且文藝概論與藝術概論界限不十分明顯。我國音樂年鑒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起開始涉及相關音樂美學問題，呈現出平面化的研究趨勢及學術結構的相應轉換。我國音樂美學學會相關負責人發表了音樂美學有關意見，然而由于歷史語境的差異性，上述研究具有不同個性化思路，并沒有真正意義體現學科關照。伴隨音樂美學研究進程的不斷發展逐步體現了值得關注的一些問題，即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式與深度關照等問題。

2、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及形成因素

音樂美學基本問題之所以在歷史發展研究進程中始終時現時隱的根本因素在于全局整體論域無關、本質主義層面的批判指向與形而上學終結。進一步來講形成音樂美學基本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學科性質，倘若美學本義是研究音樂審美，則不同于以直覺感性姿態方式研究活動對象的音樂審美，音樂美學是一類針對人們感性問題展開研究的理論學科，即主要以理性姿態采用認知方式研究感性直覺活動。形成音樂美學基本問題的主要原因則在于事項抽象與思辨邏輯。而形成其基本問題的個別因素則在于針對音樂藝術，采用何類話語陳述或敘事、應用何類文法表述與修辭。內涵背反性意義則在于，倘若音樂屬于一類表達，則其無法確切表述的問題便引發了學科困難，因此只有依據音樂本身的藝術特性才能探求適應的藝術性文法與話語進行修辭陳述與敘事表述。再者針對音樂美學的上述問題，我們有必要關注下述兩類層面。即作為一種學科的命名，怎樣用恰當的語言、功能結構方式定義學科，對其進行邏輯性表述；作為一種理論的界定怎樣用契合事實的功能結構方式對學科對象進行歷史性表述。就現代音樂美學來講，其較為突出的難點問題在于感性經驗怎樣借助理性概念實施適宜性表述，其首要前提在于無論采用理性概念進行表象表述，還是對其本身內涵進行解釋，均需要借助語言這一中介。因而進一步問題就在于表述、表象及語言怎樣同感性經驗有機結合為統一體。而更深層次的問題則在于圍繞什么中心進行人們音樂感性問題的研究、應用何類方式探析人與音樂間的內涵關系以及是否包含研究的邊界與軸心問題。

3、探尋音樂美學本原意義

音樂美學的基本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問題叢，首要層面，其作為一種元問題，音樂美學自身學科性質及與其適應的表述方式與思維方式；第二層面為凸顯歷史表層問題，即學科意識與意識形態；第三類層面為音樂美學派生表述方式問題，即表述與語言關系；第四類層面則是自身學科包含的方式問題。回到叢結問題元點，即是直接面向音樂音響結構方式與作品聲音，將人們的感性直覺與相關經驗視為出發基本點，只有這樣才可在音樂學科自身顯著、強烈的驅動之下，有力的哲學美學支撐中盡量由純粹聲音入手，全面探尋音樂美學本原包含的意義。

4、 音樂美學哲學內涵

對藝術本質的思考與探究西方國家主要采用社會學與哲學方式開展，側重本體規律與實體范疇，我國則早在古代時期將倫理道德與哲學緊密結合，以哲學與倫理學的辯證統一，心理學與音樂哲學統一引入理性精神于政治觀點、日常生活及情感倫理中，側重探求人生意義與功能范疇。摹擬、認識、再現主要為古典西方美學家認識音樂本質觀點，我國則將情感視為音樂特性，寫意與抒情則為基本藝術特征。為科學研究音樂美學，我們應有效關注哲學在邏輯置換與歷史衍變進程中體現的重心移位，例如在歷史層面實現了由本體論向現象論與存在論的轉變，由發展總體來講，實質便是邏各斯發展為語音中心的途徑位移。邏各斯主義需要我們關注由理性走向語言、由理性發展為非語音語言、理性發展為感性及由邏各斯主義發展為語音主義等位移進程。引發邏各斯位移的根本因素在于極端理性，而令語音成為中心的因素則在于其復原感性，由此可見邏各斯中心向語音主義發展位移實際上就是由模糊、相對約定、抽象與虛幻的邏各斯逐步發展為絕對清晰、確定、具像與實在的語音。作為一種藝術哲學，我們可通過對音樂美學藝術基本問題展開聲音感性發生及經驗的表述與驗證。

5、 結語

總之，音樂美學的探討研究屬于一門系統性、復雜性學科，需要我們由其發展進程入手，展開基本問題與形成因素的探討、探尋音樂美學的本原意義并明確其相關哲學內涵，才能更好的展現音樂之美、鞏固音樂美學的多元化、深層次研究發展，并真正構建富于特色的音樂美學體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