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經營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家庭經營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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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844．1、B84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8)001-0024-0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是家庭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結合，主要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和家庭收入幾個關鍵性指標[1]。它與兒童自我概念的關系已經得到了多項研究的證明[2,3]，但國內對該問題的關注不夠。本文以父母職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為指標，考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

1 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從武漢市全部城區小學隨機抽取5所小學4-6年級的全部班級，每班隨機抽取15名學生。發放問卷735份，回收有效問卷721份。其中，男生338人，女生383人；四年級270人，五年級255人，六年級196人。

1．2 工具 小學生自我概念量表[4]共76個項目，分學業自我(包括閱讀、數學、一般學校表現)、非學業自我(包括運動能力、生理外貌、同伴關系、親子關系)、一般自我三個維度。采用5級記分，分數越高表明兒童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各分量表的信度在0．80以上，整個量表的結構符合預期[4]。

1．3 統計方法 多因素方差分析。

2 結果

2．1父母職業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父母職業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1)，僅在學業自我上存在著父母職業與學生性別的交互作用(F=3．15，P=0．025)，其余之間均不存在交互作用。進一步兩兩比較發現：在學業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工人家庭的學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學生(P=0．000、0．020)；在非學業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的學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學生(P=0．004)；在一般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學生高于工人家庭和商人家庭的學生(P=0．030、0．000)，工人家庭學生高于商人家庭學生(P=0．009)。對交互作用的簡單效應分析表明：父母職業在女生中的效應顯著，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的女生高于工人家庭、商人家庭的女生(P=0．003，P=0．000)。

父母職業不為以上三者或不同的界定為其他，參與統計但不予分析

2．2父母受教育程度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2)，不存在與性別、年級的交互作用。進一步兩兩比較發現：學業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0、0．000)；非學業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與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3，P=0．000)，父母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學生(P=0．013)；一般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0、0．000)，父母高中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1)。

2．3家庭月收入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家庭月收入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3），不存在與性別、年級的交互作用。學業自我上，家庭月收入5千元的學生低于月收入2千-5千的學生(P=0．025)；非學業自我上，月收入

3 討論

本調查結果顯示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各方面都有影響，這一結論與國外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2,3]。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更大。在對交互作用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女生明顯受到父母職業的影響，男生未受影響，可能與男生生理與心理成熟較女生晚有關。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一般自我概念較易受到父母職業的影響，這一結果提示盡管家庭的經濟狀況會對小學生的一般自我概念產生影響，但父母職業會對二者之間的關系產生調節性作用，即在小學生一般自我要領的形成中，家庭經濟狀況與父母職業兩個因素彼此影響，相互滲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小學生自我概念可能通過三種方式實現：直接影響；通過父母教養方式、親子關系、家庭功能等因素影響小學生的自我概念[5]；通過影響兒童發展進而影響兒童對自身的評價[6]。

參考文獻

1 White K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Psychol Bull, 1982,91(3): 61-81．

2 Orr E, Dinur B． Actual and perceived parental social status effects on adolescent self-concept． Adolescence, 1995,30(119): 603-617．

3 Trust J． Achievem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lf-concept of fourth-grade students． Child Study J, 1994,24(4): 281-299．

4 董奇，夏勇，王艷萍，等．再婚家庭兒童自我概念發展的特點．心理發展與教育，1993,(2):1-6．

5 Song IS，Hattie J． Home environment, self-concept，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ausal modeling approach． J Educ Psychol，1984，76(6)，1269-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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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區概況

澤州縣位于山西省東南端，太行山最南麓，晉豫兩省交匯處。縣域總面積2023km2，常用耕地面積40858hm2，轄14鎮3鄉634個行政村（居委會），戶籍人口49.42萬人。空間布局上環繞著晉城市城區，是晉城市的郊區。澤州縣的設施蔬菜產業發展迅速，已成為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民本地就業的一個重要產業。截至2014年底，全縣建設設施蔬菜基地61個，各類設施蔬菜1043棟，面積228.47hm2。建成省級設施蔬菜標準園4個，市級設施蔬菜示范園23個，縣級設施蔬菜示范園18個。其中，企業化經營45家，農戶自主經營16家。澤州縣是全省35個蔬菜生產重點縣之一，2012—2014年連續3a被山西省農業廳評為山西省設施蔬菜生產先進縣。

2設施蔬菜基地的家庭經營與企業經營

2.1概念

家庭經營是指設施蔬菜投資者、管理者直接勞動或者與雇工共同勞動的經營方式；企業經營是指設施蔬菜投資者、管理者以雇工、技術人員為主，不直接參與勞動的經營方式。近10年來，設施蔬菜經營模式發生了重大轉變。2000年以前，山西省蔬菜種植模式主要以一家一戶農戶經營為主，面積多為2000m2左右，主要供應周邊群眾吃菜需求。2010年以來，以工商資本為主體的設施蔬菜基地增多，蔬菜企業大面積流轉土地，雇傭農民進行生產。農戶經營模式的基地一般投資規模在10萬～50萬元之間，不超過10棟溫室或者租賃溫室進行生產，多為一家一戶經營，或者多戶家庭聚集在一個基地上分別經營，農忙時雇傭少數工人。企業經營一般投資額度都在200萬元以上，甚至上千萬元，所建日光溫室少則10余棟，多則上百棟，生產上采取常年雇工的模式。2014年，山西全省企業經營模式的設施蔬菜園區共819個，占全省現有13.33hm2以上規模園區的91%[7]。家庭經營與企業經營2種模式的積極性簡評如表1所示。

2.22種經營模式比較

企業經營具有資金雄厚、基地規模大的優勢，能夠提供完善的產前產后服務，能集中設施進行單一品種專業化栽培，向市場提供批量商品蔬菜。而農戶家庭經營具有自主經營的特點，能夠根據生產需要靈活安排勞力，快速調整種植品種。2.2.1基地管理企業經營為統一管理，投資方聘用技術人員負責技術和安排生產，雇工從事作業，投資方監督技術人員和工人工作。技術人員和雇工為固定工資制，工資水平與蔬菜收成高低沒有關系，工資多數按日計算，工人按時上下班，農忙農閑一般為8h。農戶家庭經營為自主管理，多數吃住都在基地，便于隨時管理，根據需要安排生產，最忙時可達20h，雇工的管理和待遇與企業管理基本相同。2.2.2棚內管理企業基地的棚內管理全部依靠工人作業，按照技術要求，根據工人的技能水平和責任心，分別開展工作。大部分基地實施包棚負責制度，即每人一個棚或每2個人3個棚，負責種植到收獲的所有工作。農戶自主經營基地的管理主要依靠農戶自己作業，少量雇工發揮輔助作用，關鍵環節工作比如打藥、施肥等均要親自操作。2.2.3技術水平企業經營多數要聘用專業人員（一般為山東師傅）駐點指導生產，而農戶經營多依靠自身生產經驗或臨時向別人請教，所以，企業經營模式的技術水平相對好一些。另外，有的農活對勞動者的技術要求很高，如打藥，需要對葉片背面噴灑，農戶家庭經營的優勢明顯高于企業雇工經營。2.2.4勞動力管理家庭經營優于企業經營。農忙時，家庭經營具有生產靈活的特點，能夠根據農事需要增加家庭勞動力，延長勞動時間，或者臨時雇工。企業經營上下班式管理易與農業生產進程脫節。2.2.5危機管理家庭經營一般容易應對各種自然風險。如遭遇雪災，家庭經營能夠及時清除積雪，較早恢復生產；而企業經營反應緩慢，容易因災成害，而且設施蔬菜操作人員長期暴露在高溫高濕環境中，雇工在日工資不高的情況下，很難有很高的積極性。

2.32種經營模式的成本結構

設施蔬菜基地經營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各種人工成本、物資成本、固定投資折舊等項，少數基地包括貸款利息等。家庭經營和企業經營的成本結構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家庭經營和企業經營相比，不需要雇傭技術人員和會計，平均每棚可以節省8300元；不需要投入土地和雇工，一般為自有土地和自有勞動力。土地成本和雇工成本轉化為家庭經營收入，每棚為16800元。總的來說，家庭經營與企業經營的成本結構不同，家庭經營日光溫室能夠節約部分成本，或者轉化為家庭收入，從而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能力。

2.42種經營模式的產量與收入比較

2.4.1種植模式在種植模式上，企業經營與農戶經營基本一樣，主要有以下幾種。黃瓜套種苦瓜：種植品種以黃瓜為主，套種苦瓜，9—10月定植，第2年4月將黃瓜拉秧，讓苦瓜生長，直到7月底甚至8月初拉秧，這種模式占日光溫室播種面積的75%左右。一年一大茬：種植品種為番茄或青椒、尖椒，9—10月定植，第2年7月拉秧，這種模式占溫室播種面積的15%左右。一年兩茬：種植品種為黃瓜、番茄或者豆角，根據管理水平，選擇8月定植頭茬，第2年3月定植第2茬，7月拉秧。這種模式占溫室播種面積的5%左右。另有一部分以種植小菜為主，一年多茬生產。幾種模式每年都有變化，取決于上一年各類蔬菜價格的高低和波動。2.4.2不同種植模式的產量差別與收入差別根據多年統計，家庭經營溫室的蔬菜產量高于企業經營的產量水平。家庭經營溫室的每棟棚每年產量達2.0萬kg，產值達6萬元，除去成本3.84萬元，年純收入平均2.16萬元。加上自有土地和勞動力節約支出，家庭經營每棟溫室總收入為3.84萬元。而企業經營溫室的每棟棚每年產量為1.65萬kg，產值為4.9萬元，除去成本4.67萬元，年純收入平均為0.23萬元（表3）。若加上其他未列入成本（如企業租賃土地中辦公區、道路占地的租金等），企業經營的設施蔬菜基地多數虧損，少數持平；農戶家庭經營的基本沒有虧損，收入高于外出務工，如一戶夫妻2人經營2棟溫室，總收入為6萬～8萬元。根據上面的分析，設施蔬菜的企業經營模式盈利難度大，有的企業在多年虧損后演變為家庭經營模式。財政補貼對設施蔬菜經營企業非常重要，2010年以來，各級政府都對日光溫室建設給予了補貼，有的經營企業通過其他渠道得到多種補助。

3設施蔬菜基地管理自我完善的途徑

3.1設施蔬菜基地管理完善模式

在生產中，基地管理人員和農戶都在進行不同的嘗試，出現了一些新的模式。不論是家庭經營擴大規模，還是企業按照家庭經營模式管理，或者是分成制、股份制，都能夠發揮企業經營的資金雄厚、管理規范的規模優勢，而且能夠發揮家庭經營盡心盡力的積極性。通過改進設施蔬菜管理機制，提高了設施蔬菜產業的盈利能力和自主發展能力。3.1.1家庭經營擴大生產農戶家庭經營有盈利能力，但是總收入不高，因此，基于家庭經營的擴大規模生產成為家庭經營的發展方向。雇工在家庭經營者的合理分工和有效監督之下勞作效率高。比如某農戶在2012年承包經營了2棟溫室，當年見效益，于是又承包11棟溫室，采取農戶經營的模式，夫妻2人參與主要生產環節，帶領7名雇工共同勞動，每年經營收入65萬元。3.1.2企業與農戶分成經營比如，一家建有22棟日光溫室的企業蔬菜基地，原來采取雇工方式，企業管理人員需投入大量的精力進行管理，工人積極性不高，企業經營效果不好，現在采取保底分成機制，即每個棚一個員工，基本工資仍為每天45元，每月按時發放，然后是效益工資，從當年定植日到來年定植日，所管大棚銷售額的30%作為工人的年度工資（包含員工每個月的基本工資）。經過改制，工人收入和勞動成果聯動，雇工積極性得到釋放。另一種方式是改變種植模式，4棟溫室種植一大茬尖椒，由于辣椒便于管理，減少了6名工人，節約10萬元；同時，產量得到提高，一名工人年增收0.3萬元，每棟溫室增收0.7萬元，基地實現盈利和良性發展。3.1.3企業農戶合作經營把集中經營分棚到戶變成農戶個體經營。企業與農戶按照7∶3比例共同投資建棚，溫室歸農戶經營。企業統一采購生產資料，統一提供技術支持，統一銷售。企業每天按時提供蔬菜價格，如果有比企業價格高的，先由農戶自己銷售，反之由企業銷售。收益按企業與農戶3∶7分配，農戶得到純收入的大部分。企業確保農民每棟大棚（按1000m2計算）在正常年景下年純收入達到3萬元，如果達不到預期收入則由企業補齊。每個經營溫室的農民年收入水平比純粹雇工情況下高出1萬余元。企業經營和家庭經營各有優劣勢，2種模式的融合是設施蔬菜基地經營的方向。

3.2完善設施蔬菜財政補貼政策

設施蔬菜從家庭經營到企業經營的轉變，財政補貼對大規模的偏好是原因之一。各地對設施蔬菜基地補貼的起始規模為20棟棚，家庭經營基地很少能夠達到這一要求，因此，可以說是財政補貼排斥了家庭經營模式。考慮到家庭經營在設施蔬菜生產上的優勢，財政補貼應該覆蓋較小規模的家庭經營，這就需要調整補貼政策，降低補貼的規模門檻，對小規模基地給予同等扶持，鼓勵農民家庭自主經營，吸引農民投入蔬菜生產。若經過嚴謹測算，設施蔬菜產業的行業利潤率確實偏低的話，建議加大財政補貼力度，擴大補貼范圍，從大棚建設到土地流轉、生產、農機、貸款利息、組織多環節給予補貼[8]。在補貼對象上，可以嘗試從補到獎的財政補貼，建立經營績效評價制度，對經營效果好的基地給予獎勵，促使經營困難的基地改進管理，或者流轉給有經營能力的人。3.3堅持比較優勢的技術策略資源稟賦又稱為要素稟賦，是指一國、一企根據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豐歉，密集使用相對充裕便宜的生產要素來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9]。企業和農戶的差別在于企業資金豐裕，農戶勞動力要素豐裕，根據資源要素稟賦理論，企業經營的策略是種植人工投入少、便于機械化操作的蔬菜品種，比如青椒、辣椒；農戶家庭經營為人工投入多、管理復雜的蔬菜品種，如黃瓜、番茄等。這樣，企業和農戶發揮各自的優勢，生產各有側重，分工滿足社會需求，共同獲得市場利潤。

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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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原則；規模經營；三權分置

2014年11月，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 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意見》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2014年中央1號文件強調“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印發的。《意見》與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相比，在流轉原則的規定上增加了很多新的內容。原則是人們處理問題或行事所依據的基本準則，而流轉原則就是在推進流轉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因此，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意見》所規定的各項原則，對于明確新形勢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發展方向和《意見》的貫徹落實，進而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堅持集體土地所有制、實現“三權分置”是有序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而土地的極端重要性和有限性決定了土地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作為土地公有制兩大支柱之一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防止出現農村土地兼并及其導致的農村社會兩極分化，實現農村社會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無論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什么形式流轉，都不得改變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的法理現狀。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基于產權分離原則，從集體土地所有權（母權）中分離出來的一項集體成員所獨有的法定用益物權（子權），如果放棄作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兩大支柱之一的集體土地所有制，則土地承包經營權將失去其賴以存在的根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堅持集體土地所有制是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礎。堅持集體土地所有制，就是鞏固以集體土地所有轡核心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并充分發揮集體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過程中的監督管理職能和為流轉提供服務的組織功能。

土地產權權能和產權權利由集中向分離的方向演變是近代以來世界土地產權制度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益和利用效益的必然選擇。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在農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其本質是土地產權結構由“兩權集中型”（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轉變為“兩權分離型”（集體所有、農戶分散承包經營）。這種產權結構的轉變使農民擁有了土地經營的剩余索取權，體現了“多勞多得”的按勞分配原則。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非農產業的快速發展，從事非農業生產和遷移城市的農民越來越多，“兩權分離”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固化所導致的農業生產副業化、土地撂荒、閑置和粗放經營等弊端逐漸顯現，在這種情況下，實現農戶的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構建屬于集體的土地所有權、農戶的承包權、農業生產者的經營權“三權分置”的產權結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只有構建“三權分置”的產權結構，才能激活土地經營權，并在穩定農戶承包權（在法律規定的承包期內，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違背農民意愿，以任何借口強迫農戶放棄其依法擁有的承包權）的前提下，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機制，有序推進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流轉，使市場在土地經營權流轉中起決定性作用。

二、尊重農民意愿是有序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前提

自愿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行為與否的基礎，是實現資源合理和有效配置的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條、三十四條、五十四條和五十七條明確規定：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主體是依法擁有承包經營權的農戶，承包經營權流轉與否、以什么方式流轉、流轉價格的高低、流轉期限的長短等與流轉相關的具體問題均由依法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自主決定，包括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等在內的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干預，國家依法保護基于農戶自愿的、合法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行為，禁止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等無視農戶意愿、以少數服從多數或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強迫承包土地的農戶放棄或者變更其土地承包經營權而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將上述行為認定為侵犯農戶合法權益的行為，主導上述行為的相關組織和個人須承擔相應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基于上述法律規定，《意見》再次重申：土地承包經營權是農戶擁有的法定的用益物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與否、流轉價格如何確定、以什么方式進行流轉，應由依法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自主決定，流轉收益歸農戶所有，流轉期限由流轉雙方在不超過承包剩余期限范圍內協商確定，嚴禁將流轉面積、流轉比例納入對各級干部的績效考核內容。即使在城市化水平較高、非農產業較為發達的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也要通過示范引導，由點到面，穩步推廣。各級地方政府和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過程中不能越俎代庖，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其主要任務是積極引導而不是強行干預，是提供服務而不是事事包辦。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農業產業的弱質性、農民組織不完善性以及土地流轉信息的不對稱性，造成了農民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的弱勢局面，使得地方政府或農村基層組織違背農民意愿強制農民流轉土地或剝奪農民土地流轉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在我國現有鄉村管理體制機制和土地產權結構框架下，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所擁有的公共權力成為其參與土地流轉博弈的最大優勢，處于被管理者身份的農戶雖然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合法擁有人，但在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面前，完全處于劣勢地位。具體到土地流轉中，地方政府或村集體及其人――村干部完全有可能借公共權力干預農民參與土地流轉行為決策和選擇，甚至滲透到流轉價格決定、流轉方式選擇和流轉數量確定等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使地方政府、村集體及其人的尋租欲望得到最大化滿足。要防止上述現象發生，必須在土地流轉中協調好各流轉主體的利益，對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主體在制度設計和政策保護方面予以傾斜，同時要鼓勵流轉方式創新，支持基層根據本地的實際先行先試，依靠創新來破解流轉中的難題。同時對借各種名義強迫農民進行土地流轉的違法行為，各地政府必須加強執法監督，有關責任方必須依法承擔相應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三、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實現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是有序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載體

農業家庭經營、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家庭經營并一定等于小規模經營，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同樣可以實現規模經營，也同樣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它們之間并不存在實質性的矛盾，相反，家庭農場恰恰是西方現代農業最具代表性的農業組織形式。因為農業生產的獨特性（與非農產業相比）和因家庭成員利益的一致性所引致的勞動過程無需監督的優勢決定了它是其他任何農業組織形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正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所說：“不是家庭選擇了農業，而是農業選擇了家庭，世界各國概莫能外”。

毋庸諱言，現階段我國農業家庭經營規模過小，土地分割過于細碎，確實不利于實現農業機械化，不利于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不利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不利于積累機制和農業生產良性投入機制的形成，但造成經營規模狹小分散的根源不在于農業家庭經營的組織形式。土地均分基礎上的土地經營規模狹小分散，是由我國人多地少以及大部分農民還需依靠土地維持生計等基本國情所共同決定的。與其說現階段小規模分散經營是我國農業家庭經營的一大弊端，倒不如說是基本國情下的一個無奈的選擇和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是家庭經營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一個既定前提。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流轉將使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結構得到不斷調整優化，土地也會適當集中，但土地的適度集中不應通過改變農業家庭經營的組織形式，而只能通過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流轉來逐步實現。家庭經營一定是我國農業最基本的組織形式。

當然，強調家庭經營在我國農業微觀組織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并不代表家庭經營是農業生產的唯一組織形式，也不代表農業家庭經營組織不發生動態變化。實際上，當今世界各國在農業生產中都不存在唯一的組織形式，而是以家庭經營為主，多種經營形式并存。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高有低，因而允許不同地區根據本地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探索適合本地區實際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實現以家庭經營為主，集體經營、企業經營、合作經營等多種經營形式并存的農業生產組織體系。

四、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促進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同步是有序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最終目的

如上所述，家庭小規模分散經營既不利于農產品質量的提高和農產品品牌的創建，也不利于大型農業機械的使用和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降低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嚴重挫傷了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同時，小規模分散經營高昂的交易成本，客觀上制約了農民參與農產品市場競爭的深度和廣度。這表明小規模分散經營的農業經營方式已嚴重滯后于當前r業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范有序流轉，逐步實現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既有利于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穩定務農隊伍，從根本上解決“誰來種地”的難題，而且能夠推動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對傳統農業的改造，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但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發展土地規模經營既不能在不具備流轉條件的地區強行推進，也不能在具備條件的地區不思進取，無所作為，并且在推進過程中還要注意把握經營規模的“度”。

首先，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自然過程，不能超越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客觀情況拔苗助長，強行推進。如果不顧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強行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土地規模經營，必然導致部分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三無”農民，從而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根據經濟發展水平，我國農村目前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區域，即社會經濟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和相對落后地區。經濟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這些地區的特點是非農產業發達，城鎮化水平較高，絕大部分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已轉向非農產業并有穩定的收入，家庭收入主要來自于非農產業。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各級地方政府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因勢利導，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和確保農民權益的前提下，創新土地流轉方式，擴大流轉范圍，加快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逐步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經濟欠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我國中東部地區。這些地區的特點是非農產業比較發達，城鎮化水平較高，大部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已轉向非農產業，但工作和收入的穩定性相對較差，部分農民仍對土地具有較強的依賴性。上述區域的部分地區如城市郊區已經具備了流轉的條件，但大部分地區目前流轉的條件還暫不具備。對于具備流轉條件的地區，應與發達地區一樣加快推進，對于不具備流轉條件的地區，暫時以穩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為主，不能盲目推進；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主要分布在我國中東部自然條件相對較差的偏遠地區和我國的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的特點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只有少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且工作和收入極不穩定，大部分農民仍對土地有較強的依賴性。對于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目前重點考慮的不是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而是如何降低土地細碎化的問題。其方法是在尊重農民意愿和不打破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界線的基礎上，鼓勵農民在村集體內部通過土地互換實現農戶耕作的土地集中連片。

其次，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既不能單純追求糧食增產而忽視農民增收，也不能單純追求農民增收而忽視糧食增產，而是實現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同步。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能夠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實現農民增收；但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未必能帶來糧食單產水平的提高。因為隨著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只有包括勞動投入在內的各種生產投入均隨之增加，才能維持原有的單產水平。如果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趕不上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速度，必然會導致土地單產水平的下降。因此，要實現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同步，必須把握好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生產率的平衡，必須與農業勞動力和人口的流出狀況相適應，土地經營規模必須適度。此外，農業的生產特點和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也決定了經營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的根本目的是在確保糧食總產穩步提高的基礎上，逐步縮小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與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的差距，以提高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者安心從事農業生產。對于土地經營規模的“適度”標準，需根據各地的地形地貌、種植制度、作物品種和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情況等多種因素來綜合確定。因此，《意見》明確提出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確定本地區土地規模經營的適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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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事實上，“家庭農場”非中國首創。作為農業的微觀組織形式，家庭農場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已有數百年的發展歷史。美國的農業以家庭農場為主，約占各類農場總數的87%，合伙農場占IO%，公司農場占3%。由于許多合伙農場和公司農場也以家庭農場為依托，因此可以說，美國的農場幾乎都是家庭農場，美國的農業是在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進行的。

在法國，中小農場占很大比重，專業化程度很高。按照經營內容，大體可分為畜牧農場、谷物農場、水果農場、蔬菜農場等。近年來，法國的家庭農場出現了以兼并的形式不斷擴大規模的現象。法國政府對農業的補貼逐步向大型家庭農場集中，58%的中型家庭農場每年可獲取3萬歐元左右的補貼，而大型家庭農場年可獲5萬至10萬歐元的補貼。

日本國土狹小。農地面積有限，且有逐年減少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致力于土地制度的改革，逐漸形成了農地私有為主、小規模家庭占有、合作化經營、社會化服務的農業經營體制。自耕農和個體農民成為日本農業的主要成員，廣泛實行專業化集約經營的“高品質小型家庭農場模式”。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本鼓勵農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為此，政府連續出臺了農地改革與調整的法律法規，鼓勵農田租賃和作業委托等形式的協作生產。

在中國，“家庭農場”一詞在2008年首次寫入中央文件：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所作的決定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并提出要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家庭經營要向采取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二是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

國情：中國農業必循的基礎

結合我國農業資源稟賦和發展實際，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并非越大越好。“適度”應主要體現在兩個“相匹配”：經營規模與家庭成員的勞動能力相匹配、與能取得的相對體面的收入相匹配。

那么，該如何理解中央文件中的“家庭農場”？它與國外的“家庭農場”經驗有何差別？要想準確把握家庭農場的基本特征，既要借鑒國外家庭農場的一般特性，又要契合我同同情和農情。

中國人多地少，很難在短時期內實現像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那樣一個農戶經營幾萬畝土地的規模。如果只站在農業效益看問題，當然越大越好。在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兩三萬畝耕地的家庭農場有的是，但這是他們的同情。從我國的國情來看，不僅要考慮農業技術、農業效率，更要考慮社會公平正義。

2013年，中央1號文件進一步把家庭農場明確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形式，鼓勵和支持土地流人、加大獎勵和培訓力度等措施，扶持家庭農場發展。國家農業部則對家庭農場的內涵作了界定，“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家庭農場大致應有三個內涵：

第一，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相對于專業大戶、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等其他新型經營主體，家庭農場最鮮明的特征，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以家庭為基本核算單位。

家庭農場在生產作業、要素投入、產品銷售、成本核算、收益分配等環節，都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繼承和體現了家庭經營產權清晰、目標一致、決策迅速、勞動成本低等諸多優勢。家庭成員勞動力可以是戶籍意義上的核心家庭成員。家庭農場不排斥雇工，但雇工一般不超過家庭務農勞動力數量，主要為農忙時的臨時性雇工。

第二，以“農”為主業。家庭農場以提供商品性農產品為目的開展專業化生產。這使其區別于自給自足、小而全的農戶和從事非農產業為主的兼業農戶。家庭農場的專業化生產程度和農產品商品率較高，主要從事種植業、養殖業生產，實行一業為主或種養結合的農業生產模式，滿足市場需求、獲得市場認可，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家庭成員可能會在農閑時外出打工，但其主要勞動場所在農場，以農業生產經營為主要收入來源。這使其區別于以非農收人為主的兼業農戶。他們將是新時期職業農民的主要構成部分。

第三，以適度規模經營為基礎。家庭農場的種植或養殖經營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規模，這是家庭農場區別于傳統小農戶的重要標志。

結合我圍農業資源稟賦和發展實際，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并非越大越好。那么，何為“適度”？應主要體現在：經營規模應與家庭成員的勞動能力相匹配，確保既充分發揮全體成員的潛力，又避免因雇工過多而降低勞動生產效率；要與能取得的相對體面的收入相匹配，即家庭農場人均收入要達到甚至超過當地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當然，這種“適度”因從事行業、種植品種等不同而有所差異。隨著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業機械的改善，適宜家庭農場經營的“適度”也會隨之變化和提高。

6年來，上海松江家庭農場以農戶為經營主體，在不違反現行農地制度和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的基礎上，通過耕地流轉，將土地、勞動力、農機等生產要素適當集中，實現集約化經營、專業化生產，大大提高了糧食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水平。目前，松江的經驗和做法正在上海郊區推廣。金山、奉賢、青浦、浦東等區在糧食生產方面，積極發展家庭農場；在蔬菜等鮮活農產品生產方面，則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多種經營形式。

核心：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家庭農場的誕生，孕育了“農二代”這個富有生命力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真正為解答我圍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大課題“未來誰來種田？怎樣種田？”開了竅、破了題。

為何說，家庭農場實踐，是創新農業經營主體的有益探索？

首先，家庭農場是繼農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之后的又一種新型農業組織形式。

家庭農場的農戶作為新型經營主體，實行的體制是家庭承包，經營的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家庭農場是家庭經營的升級版。家庭農場將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進行分離，這是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的重大改革，也是提高農業組織化的一種有效途徑。

其次，它既符合現代農業發展方向，也為發展都市現代農業提供了有益實踐。現已開展的家庭農場實踐，雖然仍保留了土地承包經營制度下的生產方式，但與原承包給一家一戶時的生產方式有了質的區別。相較之下，家庭農場更具有現代農業的特征、內涵和性質。

再則，家庭農場正從某種程度上探索解決了農業后繼無人的問題，促進了農民和農村的現代化。

隨著家庭農場效益的不斷體現，在松江浦南地區已經出現了第二代農民。原來外出打工的農民，現在已經承擔起父輩農業生產的責任，從原來的企業里返回所在的農村進行務農。換言之，家庭農場的誕生，孕育了“農二代”這個富有生命力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真正為解答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大課題“未來誰來種田？怎樣種田？”開了竅、破了題。

以上海松江家庭農場為例。目前松江家庭農場經營者的年齡以46-55歲這個年齡段為主體，比面上農業生產經營者平均年輕5歲。職業化、科學化、專業化的種植方式和技術，則有效地保護了農田環境和土地資源，也有利于控制大城市流動人口過快無序增長。改善了的農村地區生活工作環境，也為加快實現農民和農村現代化探索出一條有效途徑。

綜合全國各地的成功典型來看，家庭農場發展應該具有以下幾個方面必備的條件：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前提。當前，農村本地戶籍人口到城市（鎮）居住的比例增加。這為緩解人口對農地的長期壓力，分離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擴大農業從業者的耕地適度經營規模，提高務農者的土地經營收入，都創造了前提條件。

農業機械化程度是關鍵。近年來，全國各地的農業機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使擁有2至3個勞動力的家庭農戶依靠自身勞動就能耕作規模成片農田。這使推行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經營成為可能。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保障。家庭農場發展，離不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全程服務。圍繞家庭農場的生產服務需求，形成產前、產中、產后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土地有序規范流轉是基礎。創辦家庭農場的重要基礎，是實現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規范流轉。例如，吉林延邊近年來已有15萬農民出國打工，農民都愿意將土地有序地流轉出來發展家庭農場，從而為家庭農場發展創造了條件。

探路：厘清概念力避誤區

從長遠講，應當以職業而非戶籍為標準來確認家庭農場經營者。在一些勞動力轉移程度較高、二三產業發達的地方，可以考慮更多地把發展家庭農場作為主要方向。

目前我國各地發展家庭農場的積極性很高，但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家庭農場的數量，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一個經營主體同時掛家庭農場、合作社、農業企業、技術協會四塊牌子的情況。這些傾向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可能會使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步入誤區，偏離健康發展的軌道。這提示我們，在探索前路、積累經驗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厘清家庭農場的概念，在認識上力避各種誤區。

比如，如何認識家庭農場經營者的資格限制？

不少人認為，從保護農民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應當將家庭農場經營者限定為農業戶籍人口；也有人認為，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強化農業戶籍是否合適；還有人提出，可以把家庭農場經營者限定為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自然人；還有的人認為，要吸引涉農的大中專畢業生和城市居民投資興辦家庭農場，不應該設定資格的限制。

從長遠講，應當以職業而非戶籍為標準來確認家庭農場經營者。但考慮到我國農村居民數量龐大、二三產業吸納勞動力有限等現實情況，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認為，應該明確家庭農場經營者應具備農業戶籍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而城市的工商資本或居民到農村興辦家庭農場，不應認定為家庭農場，不應該和家庭農場享有同等待遇的扶持政策。

如何認識家庭農場與專業大戶的本質區別？

專業大戶涵蓋的經營者身份比較寬泛，可以是農民，也可以是其他身份，而家庭農場經營者的身份較為清晰，即為農民家庭成員；專業大戶涵蓋運銷大戶、農機大戶等，而家庭農場生產經營領域較為明確，即為種養業；專業大戶對雇工多少沒有限制，有的大戶自己不種地，生產過程依靠雇工，而家庭農場則以家庭成員為主，雇工為輔；專業大戶主要從事某一行業、某一環節的專業經營，而家庭農場更多實行農業綜合經營，種養結合。因此，在一些勞動力轉移程度較高、二三產業發達的地方，可以考慮更多地把發展家庭農場作為主要方向。

如何認識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上限和下限？

對糧食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上限是否需要設定，各地意見不太統一。但總的意見是，糧食家庭農場還是應該設定一個上限，設定上限標準的權限在地方。

對糧食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下限，由于全國各地經營的行業、產品不一致，需要因地制宜地去設定。目前，農業部綜合全國各地生產經營情況，對糧食家庭農場設定了一個下限建議標準。根據一年一收制和一年兩收制分別進行設定，一年一收制的至少是100畝，一年兩收制至少是50畝。

如何認識家庭農場的認定和管理工作？

一些地方提出了是否要對家庭農場進行工商注冊登記的問題。其好處，是方便市場運營、品牌創建、貸款獲取等。但也有人認為，家庭農場注冊登記后，有的地方可能會借機對其征稅或收費。事實上，家庭農場的形態可以是不進行注冊登記的自然人，可以登記為承擔無限責任的個體工商戶，也可以登記為承擔有限責任的公司。

目前，應該倡導對家庭農場進行初始認定工作，由基層農業部門來認定。各級農業部門要明確認定標準，主要包括經營者資格、勞動力結構、收入構成、經營規模、土地流轉期限、管理水平等。當然，家庭農場業主可在自愿的基礎上，到工商部門辦理登記，申領營業執照，依法取得相應市場主體地位。

如何激發農民積極性？

各級政府不能因為大市場、大流通而忽視農產品供給；不能因農業比重小而輕視農業；不能因農業比較效益低而放棄農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這是一個重大論斷和理論創新，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指出了明確方向。

有專家指出，未來我國現代農業發展大致有幾種基本模式：大宗作物的生產，適合家庭農場適度規模經營+社會化服務的模式；鮮活農產品、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的生產，主要以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主；工廠化生產、投資較大的規模化養殖和標準化設施農業，主要以農業龍頭企業經營為主。當然，還有其他經營形式，但這三類可以說是未來現代農業發展的主體模式。

秤砣雖小壓千斤。各級政府應把發展農業放在突出位置：不能因為大市場、大流通而忽視農產品供給；不能因農業比重小而輕視農業；不能因農業比較效益低而放棄農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如何把發展家庭農場與推動農業深化改革結合起來，真正激發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

根據我們的研究，目前階段要激發農民積極性，可以有以下幾個著力點：

創新農村土地制度，穩定農民土地預期，促進土地流轉關系保持穩定。

以發展家庭農場為例，保障原土地承包權人利益是前提，實行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是基礎。應進一步研究、完善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可分離的政策和法律，在保障土地承包權的同時，對土地經營權實行合法保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的修訂時可以考慮增加相關條文。同時，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對農民土地承包權實行物權保護，徹底消除農民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擔心和顧慮，并輔以社會保障、非農就業、流轉收益等方面的支持措施。讓不愿意種地的農民長期穩定地流轉出土地承包經營權。

強化重點環節農業生產，解決家庭農場干不了或干不好的事情。

篇5

1私有林成長水平及趨向

1．1私有林的經營形式

我國私有林成長主若是在集體林權更始中，經由過程對集體林權(林地使用權和林木產權)承包經營、租賃經營、連系經營、股份合作經營、股份制經營、拍賣出讓經營、無償劃撥等多種形式成長起來的。也有部門是經由過程退耕還林工程等成長人工林的功效。是以，私有林主若是指在林地所有權歸于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林農和私有經濟組織對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措置權分歧水平地擁有的林業經營形式。按照經營主體和打點模式的分歧，私有林的經營形式具體搜羅家庭經營、企業經營與合作組織經營三種。①家庭經營形式。搜羅一般家庭經營和家庭林場。在林業“三定”時，自留山按生齒分，一般平均每人0．1～0．3hm，荒山荒地多的處所也有達1hm的。責任山按勞動力自愿承包，也有的處所把責任山平均劃分到戶經營。此外，在劃分自留山、責任山到戶經營的基本上，有些有經營腦子的人經由過程租賃、承包等形式，擴年夜山林經營規模，并雇傭勞動力協助經營，從而呈現了家庭林場或林業莊園等組織形式。②企業經營形式。跟著更始開放的不竭深人，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系統體例的轉軌，一多量私營機構和小我起頭投資開發林業資本，實施種養加、產供銷連系，進行林農果畜產物出產與初加工、深加工相連系一條龍型的財富化經營，從而提高了產物的檔次和附加值，拓寬了產物市場。在廣東、福建、海南等天色前提好、林木發展快并具有較好的投資情形的沿海省區，外商投資林業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其介入林業的首要勾當是租賃林地營造速生豐登林和進行以林為主的綜合開發經營。③合作組織經營形式。聯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經濟是兩種成長水平分歧的合作組織形式。聯營經濟是在家庭經濟的基本上成長起來的一種組織形式，是股份合作制經濟的雛形，按照連系主體的分歧，可分為聯戶經營、農戶與林場連系經營、農戶與其他事業單元連系經營三種具體形式。有些處地址聯營經濟的基本上呈現了股份合作制組織：農戶之間的合作經營、農戶和村組合作開發經營、村組和林場的股份制組織；農戶、村組、鄉鎮與國有林場、營林公司、木材公司的股份合作經營等是其首要形式。

1．2私有林的成長水平

我國私有林是在集體林權更始的敦促下成長起來的，其成長水平首要表此刻私有產權的相對完美和出產規模的零星化。在集體林權更始的撐持下，我國私有林產權不竭獲得完美，尤其是林權的掛號和林權證的發放，私有林主對私有林產權的擁有更有保障。當前私有林產權內容表此刻林農擁有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甚至在不改變林地使用體例的前提下，私有林主可以自由讓渡；私有林產權客體除了“四荒地”、自留山外，還搜羅年夜部門集體商品林。集體林權更始已為私有林的成長締造了精采的產權基本，查詢拜訪功效顯示，今朝私有林經營中的林地權屬問題相對較少。

因為我國私有林主若是在集體林權更始的基本上成長起來的，私有林的初步經營形式幾乎都是小規模的家庭經營，呈現出零星化的特點，按照湖南省資料，家庭經營林地面積占全省林地面積的1／3。據南方集體林區的查詢拜訪，家庭承包經營占48％，自留山經營占29％，租賃經營占13％，股份合作經營占7％，村子統～經營占2％，其他經營體例占1％。集體林區林農收入首要來歷是經營林業，集體林權劃分到戶已把林農經營林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據查詢拜訪，3／4的林農認為經營林業年夜有前途，2／3的林農種林是為了獲取經濟收入，這更強化了私有林的家庭經營形式在很長一段時刻內仍將占主導地位。私有林的家庭經營形式抉擇了當前私有林的功能主若是出產功能，查詢拜訪中有95％以上的林農但愿經營經濟林與用材林。

1．3私有林的成長趨向

按照森林可持續經營的標的目的和我國私有林成長現狀，私有林在我國的成長趨向首要有兩方面：一是私有林生態處事功能增強，私有林的功能由出產功能向處事功能改變。私有林除了供給木材外，經濟林和竹林據有很年夜～部門。一向以來，我國的木材進口量不竭增添，以供給木材為首要功能的私有林在一按時代內仍需要在木材出產上有所作為。但跟著我國林業的不竭成長，森林資本作為第一財富和第二財富增添純摯操作木材浸染的不竭削弱，作為第三財富和財富增添源泉浸染的上升，出產木材的功能將向森林生態功能改變，私有林的首要用途也發生響應的轉變，出產功能趨于下降，游憩等處事功能趨于上升。二是私有林經營規模的擴年夜，私有林的經營規模由分手小規模經營向集約年夜規模經營標的目的成長。因為林木資產經營對手藝的要求越來越高，小規模經營的打點成本頻年夜規模經營高，而且林木經營的持久性和不確定性，分手的林農既不成能擺布市場也難以獲得信息，高生意成本的分手經營勢必被低生意成本的規模經營所庖代。可見，集約經營水平高、經濟效益高、競爭力強的年夜規模私有林將獲得很年夜的成長。況且集體林權更始的深切培育了年夜量分手的、缺乏競爭力的小規模私有林，在必然水平上為規模經營私有林的成長締造了根基前提。在我國年夜規模私有林除了企業經營、年夜戶經營之外，聯戶股份合作經營形式已初顯朝氣和活力。

2私有林成長面臨的問題

經由過程對林地使用權、林木產權的私有化，可以有用避免投資主體不清、益處關系恍惚、所有者缺位、經營者缺乏激勵等問題，提高了林業投資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締造精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然而，我國私有林的進一步成長仍存在著必然的問題如圖1所示。

2．1當前存在的問題

集體林權更始后的初期階段，因為私有林成長的起步階段和相關配套政策的不健全，私有林成長面臨如下幾年夜矛盾：①政府鼓舞激勵與政策律例不健全的矛盾。雖然全國各地出臺了一些鼓舞激勵私有林成長的政策，但持久以來，我國小我及私營部門介入林業培植的積極性并不高，國家政策及法令看管機制不完美，尤其是林權流轉的操作軌范不規范。②基本行動措施投入年夜和資金不足的矛盾。林業出產過程中的種苗、防蟲、施肥等投入原本就很高，而林道、林業防火等基本行動措施的培植，更需要投入年夜量資金。查詢拜訪中70％以上私有林主經營林業的資金來歷都是自有資金，私有林主年夜部門都是林區林農，糊口水平低，更不要說有什么成本堆集可以進行基本行動措施投資，投入資金欠缺成了最首要的制約身分。③投資收受接管期長和資金信貸周期短的矛盾。林業出產的投資收受接管期一般在10年擺布，有的甚至十幾年數十年，因為私有林經營者尚未成立若干好多資信，商業性金融機構又不愿接管風險較年夜的林木、果木典質和擔保貸款，所以在經營初期很難獲得所急需的貸款；即使獲得貸款，資金成本也很高，刻日短，還貸刻日一般只有3個月，最長只有半年，短的只有10～15天。④林農經營私有林的積極性高與經營集約化水平低的矛盾。集體林權更始后，林農都認為經營私有林年夜有前途(湖北調研過程中有65％持此不雅概念)，然而，因為集體林地被碎化，私有林經營規模小，而且林農初涉林業經營規模，林農科技素質不高，產物科技含量低，缺乏市場競爭力。⑤私有林經營者對林業經濟效益的要求與采伐限額受限制的矛盾。集體林權更始以來，分山到戶，林權歸林農所有，山權不變的私有林面積在集體林區據有相昔時夜的比重，從理論上講，私有林經營者有權按市場需求采砍木材；但采伐限額軌制劃定，任何單元和小我禁絕私行采伐林木(除自留地和房前屋后小我所有的零星林木)，采伐林木必需憑證進行，這使林農缺乏自立經營和分配林業收益的權力，必然水平上影響了林農培育森林的積極性。

2．2潛在問題

跟著社會的成長，私有林的進一步成長將面臨新的問題，首要表此刻企業、年夜戶的壟斷經營和小規模私有林主出產積極性降低。

私有林的規模化經營搜羅年夜戶經營、企業經營、聯戶股份合作經營等體例。在起頭階段，私有林的規模化經營因為低生意成本可以年夜年夜提高林木出產的經濟效益，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負面影響不較著。當規模化成長到必然水平，在市場浸染下，企業經營和年夜戶經營輕易導致壟斷經營，降低林業出產的經濟效益；把外部成本轉嫁給社會，對生態效益發生負效應；而且，林權的一次性買斷使林業的經營權和收益權集中到經營年夜戶手中，林農在長達幾十年的時刻模擬仍是失蹤去響應的林權，社會效益也受到影響。

當社會成長到必然水平，年夜部門林農從林地上剝離出來，進入城市或其他財富，他們對自己擁有的小規模私有林既不進行經營，也不讓渡或入股其他私有經濟組織，而是作為一種資產儲蓄，或者日常平常度假用。在某些發家國家，這種現象已經相對普遍，影響私有林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