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研究方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盧卡斯批判 理性預期 動態計量

引言

2011年諾貝經濟學獎授予了，薩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兩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兩位學者對宏觀經濟模型中預期的作用、動態經濟理論與時間序列分析的關系等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使得宏觀經濟學研究更強調實證分析與理論的結合，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凱恩斯（1936）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

凱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為薩繆爾森與托賓等繼承，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綜合學派。但是70年代的滯漲現象，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預測和解釋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戰。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變會改變個人對政策的反應方式，而個人行為的改變會使經濟模型的參數發生變化，而參數的變化又是難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計量經濟模型很難評價經濟政策的效果。

一、動態計量經濟學在理性預期中運用

根據“盧卡斯批判”，經濟人會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隨時調整自身的參數。傳統宏觀經濟學模型不能持續描述經濟主體的變化，在擬合一段時間后，誤差將逐漸加大。經濟學研究者，需要迫切解決的是如何利用隨機數據來反映理性預期的思想。在動態時間序列分析中，對一個AR（自回歸）過程的估計，可以轉化為一個無限期隨機項的MA（移動平均）過程，這樣就可以利用隨機誤差項對參數的真實值進行估計了。薩金特（1980）使用了廠商優化模型來體現理性預期的思想。設廠商目標函數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為貼現率，n■為第t期勞動力投入，α■為第t期技術水平，w■為第t期工資水平。γ■，γ■，β為待估參數。根據利潤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資率和技術水平內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個1×p的向量。定義π（L）=（ρ/δ）（λ）■[1+■（■（λ）■a■）L■]，則誤差項為α（L）et=π（L）v■■，定義μ（L）=n（ρ/δ）ξ（λ）■[1+■（■（λ）■ξ■）L■]，c■=v■■-vv■■。對v■■的OLS估計可得第t期的最優勞動力投入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過ML估計出參數r0，γ1，δ，v，α（L），ξ（L）這些估計出的參數是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人最優目標中含有的參數以及技術水平參數，這樣就可以通過所估計的參數來體現理性預期思想了。

二、動態計量經濟學在一般均衡中的運用

（一）有關經濟周期的計量

與薩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計量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區間問題，他認為，二次可積函數中具有滯后分布的時間序列分布模型的時間距離和頻率空間是等距同構的。在這個度量空間下，二者可以相互轉化，可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時間序列季節影響因素的計量方法。

（二）有關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格蘭杰因果檢驗中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確定是假設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而另外一個變量的滯后項為解釋變量時，回歸結果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該檢驗只是體現變量與滯后變量的整體性關系，也就是說研究一個變量的歷史數據對另外一個變量所產生的影響。西姆斯（1972）在格蘭杰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檢驗方法，他認為在時間序列中，如果解釋變量是外生的，對滯后項的整體性檢驗存在錯誤。他提出的因果性檢驗是通過比較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與另外一個變量的未來值為解釋變量時，回歸后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對貨幣供應是否是引起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懷疑，并對這些實證研究提出了反駁。

（三）有關離散時間模型

西姆斯（1971）認為當把具有連續時間分布滯后的計量轉化為離散時間的計量時往往需要對分布滯后項增加平滑約束條件使得估計更準確，西姆斯（1980）把這種思想發展成為后來廣泛使用的向量自回歸方法（VAR）。西姆斯（1988）認為在貝葉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參數是無法量化或量化不夠準確因此無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給參數賦值。研究者從簡化模型的角度出發，經常只需估計有限的參數，這樣會導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發現，時間序列模型分析中通過模型檢驗選擇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檢驗的顯著性會受到樣本數量的影響，而非樣本本身。另外，許多研究者經常利用估計好的模型進行事后檢驗，通過對未來值進行預測，比較預測值與真實值的差距，從而檢驗模型設計是否合理。這種方法在短期時間序列模型中比較有效，在長期卻很難成立。在預測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則性和協方差平穩的前提下進行，然而在實際預測中，非正則性和非平穩性會經常出現，這使得預測誤差變得很大。

三、結論

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統治了近半個世紀后盧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而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薩金特與西姆斯，使得動態宏觀計量思想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且對傳統經典計量經濟學提出了挑戰，他們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樣本最小二乘估計法被放棄，而使得大樣本的ML、GMM、貝葉斯估計等方法廣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分析、脈沖響應分析、波動分析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得動態計量方法在現代宏觀經濟研究中既能幫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也可以對政策執行效果進行一定的評估。因此，薩金特與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應用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在經濟決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極大的運用。

參考文獻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劉霞輝.動態計量方法在宏觀經濟學中的應用——201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學術成就評述[J].經濟學動態，2011（12）：98-103.

篇2

【關鍵詞】VAR模型；宏觀經濟；預警

宏觀經濟描述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總體的經濟活動和運行狀態，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的主要目標是保持經濟高速的發展、較低的失業率和穩定的價格水平。在實際中，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之中，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經常會出現起伏波動，要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抑制超常規的經濟波動，我國的管理部門就要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和預警。河北省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也在逐步向市場化方向過渡，要想實現河北省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就要密切關注全省的經濟走勢、制定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

一、研究現狀

我國宏觀經濟預警理論的研究是從經濟循環波動問題入手的，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顏德林、周鳴（1993）用經濟周期波動理論研究廣西經濟周期波動規律，對廣西宏觀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預警、預測。王慧敏（1998）從討論和分析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研究發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預期的AD-AS模型作為宏觀經濟預警的基礎，構建了基于理性預期觀的經濟預警系統。賀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統理論和神經網絡相結合，構建了宏觀經濟非線性預警模型。以往關于宏觀經濟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對宏觀經濟現狀的描述，無法實現對經濟的動態預警。采用VAR方法構建預警模型，它可以將變量當做相互影響的動態系統，符合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

二、VAR經濟預警系統的構建

1．建模思路。對于河北省宏觀經濟進行預警，實質就是對河北經濟運行中的“關鍵點”進行監控，我省多年來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充分”，所以本文選取了能充分反映三個目標的經濟變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河北省GDP反映的經濟增長速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長質量。在宏觀經濟預警中，要特別注意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在河北省的宏觀經濟預警中，還要研究宏觀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具有怎樣的關系，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2．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預警依賴于監測，監測離不開指標，宏觀預警指標體系通常只選擇反映經濟運行特征的指標。本文從宏觀經濟運行穩定的角度出發結合經濟增長、供需變化、內生增長動力等因素，最終選取了反映宏觀經濟增長情況的河北省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來構建宏觀預警的VAR系統。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 regres

sion）通常用于相關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隨機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模型避開了結構建模中需要對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關于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函數的建模問題；應用樣本可以確定一個多變量VAR系統的參數，從而得到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因而向量自回歸模型是分析多變量時間序列的有力工具。一個n維隨機向量服從p階向量自回歸過程，記為VAR（P），其數學表達式為：

（1）

其中，yt是m維內生變量向量，是d維外生變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有p和r階滯后期。是隨機擾動項，其同時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關，但不能與自身滯后期和模型右邊的變量相關。鑒于本文中所選擇的指標為河北省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故這三個變量構成的p階VAR模型可以表示為：

（2）

三、分析過程及結果

傳統的回歸方法一般假定所使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然而許多經濟現象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倘若采取傳統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就會出現偽回歸和無意義回歸的現象。基于這一原因，恩格爾和格蘭杰首先提出了一種處理非平穩序列的協整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兩個或多個非平穩的變量之間尋找均衡關系。因此，對VAR模型中各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是我們判斷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基礎。

1．單位根檢驗。由于討論序列協整性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所以第一步應該分別對各個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我們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的結果匯總在表1。

2．協整關系檢驗。為了檢驗上述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多變量Joh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和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2。

經過協整檢驗可知三個變量間沒有協整關系的假設，且均通過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故可斷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間有且只有一個協整關系，將協整關系標準化后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對序列vecm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其已經是平穩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動，再次說明協整關系是正確的，即GDP、CPI和PCCI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通過協整關系（3）可是，社會消費品銷售額對地區生產總值有正向的拉動作用，而CPI對地區生產總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3．VAR模型計量結果。根據以上對時間序列的檢驗可知，三個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且協整檢驗證明三者存在協整關系，故可對三者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經過初步計算可以得知，在滯后期為1的時候，VAR模型的AIC值最小，故建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為一階模型，系數估計結構和對單個方程的總結具體如下：向量自回歸方程總結：

從表可知，三個方程的F統計量都遠大于臨界值，故知三個方程式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是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調整的復相關系數分別為0.997670、0.747365、0.724552，說明三個方程的擬合效果都較好。且從參數的估計結果來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商品零售價格的變化影響較大，且均為正相關，這說明經濟增長的較高基礎和商品零售價格的增加都會帶來下一時期經濟的增長。同時結果也顯示，CPI的增加會給下一期的經濟增長帶來負效應。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1．從長期來看，河北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在短時間內，這些變量可能會偏離均衡值，這主要是因為市場隨機干擾的存在，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這些變量最終會回到均衡狀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人均現金收入的影響比較大，都為正相關，這就說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會刺激和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是CP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了不利于現在經濟的增長，所以當前的河北應該加大對物價的控制力度，增加人均收入。

2．人均收入對地區生產總值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積極的作用表現為人均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1.0965％的增長。CPI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負面效應表現為：CPI增加1％，就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下降0.4986％。在長期均衡趨勢收斂的作用下，GDP、PCCI和CPI分別是以12.87％、16.97％和6.23％是速度想均衡狀態靠近，但是由于隨機擾動的存在，非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靠近的實際速度往往慢于理論速度。3．本文構建的VAR預警系統中，主要是描述的是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可以直接根據被解釋變量的過去值來進行預測。本文的模型預測結果表明經濟的發展具有慣性，人均的收入對經濟增長也有正相關的拉動作用，在當前CPI較高的情況下，應想方設法使物價逐步回落，以減小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參 考 文 獻

[1]王慧敏．基于西方理性預期的宏觀經濟預警[J]．系統工程．

1998，16（3）

[2]陳守東，楊瑩，馬輝．中國金融風險預警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7）

[3]易正俊．宏觀經濟預警模型[J]．重慶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21（6）

[4]萬正曉，吳孔磊．構建我國宏觀經濟預警模型的幾點建議[J]．統計與決策．2009（6）

篇3

    陳東琪在此間舉辦的“海爾。財富中國第二屆資本論壇”上說，“穩”將是2005年宏觀調控的主基調，也是財政和貨幣“雙穩健”政策的基本特征。利率、匯率也將以穩為主，要調整也只會是小調、微調，不會是大幅調整。

    陳東琪認為，由于去年中國的宏觀調控采取了預調、微調和結構性調控措施，對一些可能造成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風險等方面的問題發現和預防比較早，又沒有采取舊式的“急剎車”和“一刀切”，所以沒有傷筋動骨，沒有中斷經濟繁榮發展的勢頭，沒有挫傷各方面的積極性。

    他預測，今年中國的財政收入、企業利潤、職工工資、農民收入增長會比2004年略有減速，但還會在去年全面高速增長基礎上保持整體上的增長勢頭，不會積累更多的金融風險，更不會對銀行的還貸能力造成大的沖擊。

    陳東琪認為，內需方面，“過度投資”受到抑制，消費需求進一步擴大；市場方面，前兩年房地產市場過熱和證券市場過冷的非均衡格局會有所變化。

    他說，去年中國采取措施遏制鋼鐵、電解鋁、水泥等制造業投資過熱的現象，以防止煤電油運等方面的供給矛盾進一步加劇，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保持經濟持續協調發展。2005年“局部過熱”的問題不突出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也要小一些。調控的重點是防止經濟滑坡，避免出現市場疲軟和通貨緊縮，這就要求財政和貨幣的雙穩健政策要靈活操作，特別是貨幣政策更有注意調整的靈活性和彈性，給經濟降溫也不要走極端。

篇4

在上述背景下，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副教授齊鷹飛在其主持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實證研究》（批準號：10YJA790147）及專著《短期通貨膨脹動態：理論和中國實證》（科學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對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進行了理論闡釋和實證揭示。作者長期致力于宏觀經濟研究，曾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和《財貿經濟》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很多相關成果，對宏觀經濟問題頗有獨到見解，其敏銳的分析直覺、獨特的觀察視角和扎實的研究功底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宏觀經濟學巨擘盧卡斯曾指出：“理論經濟學的一個功能是提供表述清楚的人工經濟系統作為實驗室，讓那些在現實經濟中代價高昂到無法想象的政策實驗可以在其中以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透徹檢驗。”《短期通貨膨脹動態：理論和中國實證》一書貫徹了盧卡斯對宏觀經濟研究的建議，為構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政策“實驗室”進行了有益探索。縱觀全書，作者立足于短期通貨膨脹動態理論的前沿發展，著眼于中國現實的通貨膨脹問題，在深入考察、描述中國通貨膨脹經驗特征的基礎上，從通貨膨脹預期、通貨膨脹持久性以及成本渠道三個方面逐步深入地考察了中國短期通貨膨脹的動態特征。特別是，作者嫻熟地運用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建模、仿真方法以及宏觀時間序列分析的前沿方法，對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刻畫，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政策參考意義。

第一，辨析了通貨膨脹預期的時間坐標。通貨膨脹的動態演變依賴于通貨膨脹預期，預期在短期通貨膨脹動態演變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該書首次構造出最小距離估計量，對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實證比較，并發現前瞻性因素在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確認了通貨膨脹持久性的內在性。通貨膨脹是否具有內在持久性對于貨幣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義。如果通貨膨脹具有內在持久性，經濟中的隨機沖擊就會引起通貨膨脹持續地偏離其穩態均衡，通貨膨脹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也會降低，貨幣政策更會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通貨膨脹持久性是中國通貨膨脹動態過程表現出的重要經驗特征，但通貨膨脹是否具有內在持久性則需要細致的結構分析。該書利用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中國通貨膨脹持久性進行了結構分析，并確認了其內在性。

篇5

[關鍵詞]“試錯法”改革 宏觀經濟微觀基礎 馬爾可夫過程假說

〔中圖分類號〕F015,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背景是漸進的和全方位的經濟轉型。即使現在的匯率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實踐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用“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試錯法”意味著改革者不能區分轉型的長期影響和短期沖擊。而很多經濟現象長期和短期效應是相悖的（例如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農業產量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關系等），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彎路甚至錯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階段，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就目前情況來說，國內爭論的一個熱點，就是我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說，這些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以上問題的出現與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研究現狀不無關聯。

目前關于轉型經濟的研究可以歸類為三種方法。（1） 制度經濟學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吳敬璉。[3]（2） 微觀領域的產業組織分析，主要采用靜態博弈方法或廠商行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這兩種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靜態和確定性分析，忽略了動態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經濟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沒有理由不對未來進行預期；另外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如工資體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動，以及教育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確定性等。但它們與本文的主旨不同，這暫且不談。（3） 宏觀方面的結構性宏觀經濟分析及實證分析。其中，結構經濟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外現有理論直接構造結構性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肯定是誤導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國外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與我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漸進轉型有著本質的差別。例如大多數對人民幣合意變動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張曉樸、[ 8 ] 林伯強[ 9 ] 等），主要是套用國外均衡匯率模型。但國外均衡匯率理論一般假定分析國家為小型開放經濟、產品市場自由競爭和要素國內自由流動，而這三個假定在中國無一成立。實證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國數據進行各種計量回歸，有時在模型中考慮一些制度變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該做法在加入制度變量時十分主觀；另外，即使我們能夠確定那些制度變量會影響宏觀經濟，但對于這些制度變量如何進入模型，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這兩個問題，我們仍然是不清楚的。

總體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難，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國經濟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導致的。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首先對目前的“試錯法”改革方式進行規范和科學的理論化和量化，然后闡述特定制度和轉型背景下的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最后，據此科學地設計制度轉型的推進進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是現實經濟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經濟實現，而對理性的經濟人行為進行規范的描述，則又是科學地闡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因此，解決（或至少部分解決）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與我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建立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再把微觀研究運用到宏觀經濟分析。建立這樣的理論或模型，會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這樣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論上也是對經濟學的貢獻。

二、為什么要分析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一）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定義

所謂微觀基礎，應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微觀行為基礎和微觀制度基礎。微觀行為基礎是指代表性的經濟主體（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動機（例如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資源約束下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觀制度基礎是指經濟中現有的制度安排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特定約束。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應該是指：

“在經濟中現有制度安排、資源和信息的約束下，理性的經濟主體出于特定的動機而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約束下的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觀基礎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國內外宏觀經濟學領域，加強微觀基礎研究的呼聲愈加高漲。那么，在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基礎到底有多重要？

對此，不同的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對主流經濟學派主要經濟學家的訪問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微觀基礎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表現在：首先，所有的宏觀現象都是許多微觀現象的加總；其次，沒有這種研究工具，經濟學就不再有許多內容，最終將演變成描述；最后，微觀基礎的研究能夠揭示一般經濟規律后面的深層次的淵源，使得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全部宏觀經濟學都必須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出發，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樣十分有用的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并沒有從單個單位出發并從此建立起來。

實際上，如果經濟的結構穩定（例如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政策行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加上經驗性的研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預測而言，一些實證模型，尤其是時間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為什么要分析轉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盧卡斯批評”的啟示

盡管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基礎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是，微觀基礎對于研究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它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研究唯一正確的方向。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借鑒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成果。在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可能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盧卡斯(Lucas)[14] 在其經典的論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行為方式的變動，如果不考慮結構性經濟模型深層次參數（deep parameters），則計量經濟研究（尤其是凱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模型分析和預測的系統性失誤。

對此，Lucas舉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駕車向北行使，你就猜測幾分鐘后我仍在同一條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獲得了良好的（盡管不完全）預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預測如果克拉克大街關閉以后我的反應，那就應該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選擇的路線有哪些。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決策問題的本質和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變化下，人的行為可能怎樣變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們做出選擇的方式。

“盧卡斯批評”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方式而言的。它雖然深刻，但忽視了對經濟主體賴以行為的制度背景的考慮。這可能是因為盧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因而不必要過分強調制度背景。但在我國全方位和漸進的改革中，經濟制度一直處于深刻的變動中。這意味著傳統理論借以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條件也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政策制定者行為方式的變動了。可見，如果我們套用國外的模型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必然會導致模型的設定錯誤（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盧卡斯批評”。而套用國外現有的理論直接構造中國的結構性宏觀經濟模型，正是當前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劉小玄等[15]和Wang Xi[16]論證了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特殊的晉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應，我國國有經濟經理人同時存在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經營目標。而完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潤這樣的效益目標。這就意味著國有經濟必然表現出異于完全市場導向廠商的特殊行為。此時，套用國外的廠商模型來分析國有經濟行為，方法必然錯誤。王曦[17] 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經濟行為與貨幣需求函數，類似的結論貫穿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各個方面。

傳統理論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是從一定假定條件（制度穩定、市場競爭性等）下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而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的作用，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條件都不能得到滿足。生搬硬套西方現成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其結論會誤導。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現代經濟理論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聯系起來，重塑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推導真正符合我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轉型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由于經濟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本身又同時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特征，對同一經濟現象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學派。目前國際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派有：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凱恩斯學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為代表。雖然其觀點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體系，我們會發現各個學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關于經濟人行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過一定的技術模型化經濟人行為從而引出結論并指導政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公理化和邏輯化的分析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包括建立轉型時期微觀行為的公理化體系；通過一定的方法對經濟人行為進行理論化并指導政策。邏輯化的分析方法通常與建模的技術相聯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學派借鑒，這里暫且不談。對經濟人行為的公理化假說是微觀基礎分析的思想基礎，它通常包含對經濟人目標、預期和市場出清三個方面的先驗論斷。不同學派的假設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結論。下面提出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說。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

主流宏觀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追求目標函數最大化的理性人，簡稱為理性人假說。

在經濟學中引入理性人假說出于兩種動因。一是所謂的“規范性”動因，即了解人們在既定情況下怎樣合乎理性的行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這通常與討論人們“應該做什么”的規范性研究聯系起來。第二種動因涉及到能解釋和預測實際行為的理模型運用的可能性，這屬于“是什么”的實證性研究范疇。經濟學家首先對理進行刻畫，然后基于理分析實際行為。這一動因構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基礎。其理由是，盡管實際行為從原則上說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時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經濟學思想史的發展上，將人類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標，是一種重要的觀點。雖然有許多其它的動機（例如令人滿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類的行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強理性人假說，長期以來在刻畫個人行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說運用到經濟學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同時繼承了理性人假說。

(注：相對于“新古典學派”比較一致的理論框架，“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顯得有些龐雜，但一般認為，標準的“新凱恩斯學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預期假說。)

就轉型經濟而言，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用來分析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最為方便的理論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顯的行為不協調。其次，經濟學發展史證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里強調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經濟主體。在特有制度下，“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經說明，國有企業經理同時具有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目標；又如，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對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員甚至匯率政策的決策者都傾向于維持匯率基本不變。此時，個人風險最小化是更合適和直接的假設。

（二）市場非出清的可能

持續的市場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經濟主體根據已有信息進行最優反應的結果，造成了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都處于均衡狀態；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被視為是“市場出清”的，是經濟主體按照他們所覺察到的價格做出的最優供求反應的結果。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揀起的10美元鈔票。

新古典學派是市場持續出清假說最強硬的支持者，并且該假說可能是新古典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著，價格和工資會以極快的速度調節到均衡點，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脫節和非自愿的失業。理性人假說、理性預期、持續的市場出清再加上盧卡斯總供給曲線，構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經濟周期理論。其政策含義包括：政策無效性的主張、反通貨膨脹的零成本和“盧卡斯批評”等。“新古典學派”對于經濟理論出色的演繹，也許加上一點修辭上的優勢，(注：這主要得益于理性預期中的“理性”一詞，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使得它在20世紀70、80年代極其盛行，“凱恩斯主義”似乎注定要退出舞臺。但是新古典主義斷言反通貨膨脹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場持續出清，當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進行反通貨膨脹的試驗之后，兩國經濟深度的衰退似乎對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這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化假說，尤其是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的可信性。在反對陣營中，新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成為主要的力量。

“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開始著手重塑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他們雖然接受了“新古典學派”理性人和理性預期的假設，但對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設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評。他們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勞動的非同質性、信息的不對稱和菜單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關心公平的經濟主體行為，使得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存在名義的或實際的剛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剛性使得價格和工資不能足夠迅速地調整以出清市場，于是名義和真實的需求和供給沖擊將導致產量和就業巨大的真實效應。產量和就業對其均衡值的偏離是巨大而長久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偏離對經濟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對經濟采取干預的政策，并且這種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不可能連續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照搬前蘇聯集中計劃的模式來管理經濟，國有企業內部實行物資和原材料的計劃調撥分配，財務上實行統支統收；銀行系統也采用條塊分割的方式來實行現金發行計劃和貸款計劃的數量性管理。在這種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壓縮到了最低點，市場非均衡占據了統治地位，很難想象會有持續的市場出清。經濟轉型之后，由于我國實行漸進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因此整體經濟中的持續市場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國到目前為止仍實行固定利率制度，貨幣市場不存在利率機制調整貨幣供求，更不用說快速的調整。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著，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來分析特定的問題。陳平等 [18} 對現階段人民幣匯率非均衡機制的分析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還意味著，與“古典二分法”不同，名義沖擊很可能對真實經濟總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響。王曦等（2003）[19] 對我國貨幣市場實際運行態勢的分析表明，我國貨幣市場的沖擊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續性；貨幣市場失衡是普遍現象；宏觀總量在向均衡的漸進調節過程中呈振蕩性波動，存在超調現象。

（三）經濟轉型中的預期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認為：“預期就是對未來事件有根據的預言，因此預期與相關經濟理論的預言是基本一樣的。”大約10年之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才正式將這個假說吸收到宏觀經濟研究中；隨后，該假說開始被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采納。理性預期是指在形成關于某一變量未來值的預期時，理性的經濟主體會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該變量決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預期的強形式，這與馬思的假說相符，即認為：經濟主體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的客觀數學條件期望一致，或者說理性預期不存在任何系統誤差。如果在時期t要預測t+1時的變量Xt+1，則理性預期意味著：

Xet+1=E[Xt+1|It]

其中，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理性預期也可以表示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為理性預期的誤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顯示，理性預期不存在系統誤差。

就筆者而言，理性預期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首先是因為，如果我們采用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說，我們實際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注：這個假定可能過強了，一個相對弱的解釋是理性的經濟主體可以從公開得到的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獲悉專業預測。)

這就是說，理性人沒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運用他（她）可以獲得的公開的信息。其次，可以證明，很多其他的預期形式，例如適用性預期、外推型預期等，實際上都是理性預期的特例，是特殊隨機過程下理性預期的特殊實現。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經濟人是怎樣進行預期的？

四、“試錯法”改革的隨機過程表述

“試錯法”經濟轉型，其含義是：改革者在推進下一步的改革時，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據就是當前的改革推進程度。在數學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進想象為一個性的隨機制度向量的變動，則該制度向量剛好具有隨機過程中的馬爾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隨機向量的下一期變動只與該向量的當前實現有關，與歷史無關）。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說――“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為了使這個假說更有適用性，我們分別考慮了兩種表述：

強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為制度向量， A為系數矩陣，C為趨勢向量，ε為i.i.d.的白噪聲，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函數μ(?)表示其他當前狀態向量（Z）對改革推進的影響。由于μ(?)利用了額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設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進行“價格闖關”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這種“試錯法”的改革推進特點對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而言，就是他們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來預測未來。對式（1）和式（2）取條件期望，有：

預期強形式：E(Xt+1| It)=AXt+C （3）

預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對改革推進的預期只與當前的改革安排有關，與改革的歷史無關；式（4）雖然利用了當前改革推進的額外信息，但仍與歷史無關。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經濟主體在預期時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預期表現出“短視（myopia）”的特征。

五、結語

在“試錯法”的改革過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殊的微觀行為方式。此時，直接照搬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模型是誤導的，必然遭受到“盧卡斯批評”，產生系統性錯誤。解決這個問題應從深層次著手，將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重塑轉型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對“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市場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預期假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針對具體問題，利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技術展開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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