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風險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風險，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利率市場化作為一種金融放開性政策，在帶來諸多金融

自由化的益處的同時也必然會相應而生諸多風險，本文試圖從撇開被廣泛討論的商業銀行微觀經營中的風險而詳細分析其對宏觀經濟層面所帶來的風險，并結合世界各國在此方面的經驗與教訓進行闡釋。

（一）信貸規模控制難度增大，通脹面臨抬頭之勢

一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都采用以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為核心，營業收入主要依賴存貸款利差收入。而一旦放開利率管制,商業銀行在快速發展的金融市場中展開競爭,利差會受資金來源與運用兩方面的擠壓而縮小。在資金來源方面,為防止資金向金融市場其他領域過度分流,存款利率會出現“棘輪效應”,難以向下調整,商業銀行的成本上升；在資金運用方面,由于企業擁有了更多的融資選擇,銀行議價能力被明顯削弱,因而貸款利率上升水平有限,導致存貸款利差出現收窄現象。如美國1980-1985年的存貸利差平均為2.17%,而至1986-1990年則20降為1.63%。存貸利差的減小必將刺激商業銀行投放更多貸款以增加自身經營利潤,這也就導致了信用總量的擴張和信用總量增速的提高。韓國和日本在利率市場化期間,M2平均增速均高于前后年份2-4個百分點。即便在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較高的美國,貨幣供應增速也出現了較快的提高,1980-1986年貨幣供應平均増速為9.32%,比1980-1990年高出1.89個百分點。而根據經典貨幣理論可知，貨幣供應增速必將致使宏觀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巨大抬頭之勢。本想為經濟注入更多活力的市場化改革如果控制不當反而會給民計民生帶來多一重的壓力，給各種宏觀調整與政策推行增加難度。

（二）商業銀行風險冒進可能增高，政府面臨巨額“擔保”成本

如上文所述，利率市場化將會推動銀行存貸利差縮窄，加之銀行傳統業務結構及其業務發展過度依賴大中型公司客戶的經營模式面臨巨大調整壓力，調整進程中的各種研發、經營成本必將使得商業銀行的生存日益艱辛。銀行如要維持其原有的盈利水平，很多高風險業務或將納入其日常經營的考慮范疇。而另一方面，我國目前尚沒有真正推行存款保險制度，而是用政府的隱性支持保障的商業銀行沒有倒閉的風險。而當利率市場化廣泛推進，各商業銀行自主靈活性增大，在擁有隱性擔保支持這種使得銀行風險和收益不對稱的條件之下,則很有可能激勵銀行高風險經營。而一旦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或苗頭閃現時,政府都會成為銀行該高風險經營行為的最后買單單者，面臨巨額的“擔保”成本。

（三）資產泡沫與外資流入壓力增強

如上文所述，利率的市場化極有可能帶來信用總量的擴張,而在此情況下必將使得更多資金流入資本市場,資產價格出現泡沫。觀察國際利率市場化的推行經驗，1989年,日本大舉推行利率市場化政策期間，日經225指數由五年前的11542.6點猛增至38915高點,并且同期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導致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臺灣地區在利率市場化推行期間的TWSE加權指數也由1985年末的835.12點激增至1989年的10602點。其他國家如馬來西亞、智利、瑞典等,都在利率市場化后遭遇資產價格飄升的問題。加之我國民眾對房地產投資的一貫熱衷，我國股票市場的不成熟性，利率市場化推進中資產市場面臨的風險與壓力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警惕。另一方面，由于利率市場化政策為利率注入的靈活性很有可能同時也吸引國際游資流入，給人民幣本就不低的升值預期施以進一步的壓力。在我國這種金融體制尚不成熟和監管尚不到位的國家,境外資金的大幅度流動也會給我國帶來巨大不穩定性。拉美國家利率市場化后,由于外資流入過多,匯率出現嚴重高估現象,高估匯率由于過分脫離經濟基本面而最終難以維持,出現匯率大幅賠值的結果,大量外資流出,引發了拉美債務危機。因此利率市場化給外匯市場所帶來的壓力也是我國此項改革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層面。

二、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中的風險防范

鑒于利率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而其進程中又存在著諸多方面風險的現實，探索其風險的防范措施成為了關鍵性問題之一。

（一）增強市場利率的聯動性

在開放的經濟格局中,資金流動規模大、速度快,如果金融市場統一、產品豐富、聯動性強則有可能避免短期內利率的大起大落,給經濟帶來危害。為此,首先要繼續發展同業拆借市場,使同業拆借利率真正成為反映資金市場供求關系的晴雨表。擴大票據的貼現和再貼現業務,使得再貼現率成為中央銀行調控市場資金供求的基準利率。其次要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的建設,規范證券市場的動作,推動我國債券一級、二級市場的發展。此外要發展銀行債券柜臺交易,這樣就可以使債券發行和交易都市場化,形成零售與批發、場外與場內有機統一的、分層次的債券市場體系,消除不同市場債券交易價格與收益率的非正常差異,增強市場利率的聯動性。再次要進一步降低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貨幣市場的限制,通過交易主體的交叉,增強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溝通與滲透。

（二）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與存款保險制度建立

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是單獨的、孤立的改革,而是伴隨著對整個金融系統的改革。整個金融系統向著自由化方向的步伐邁出的越是到位、穩健，提供給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發揮的空間也就自然越大，對其風險的防范作用也就越是明顯。這些改革包括對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的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貨幣市場利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金融業監管制度的改革、證券市場的改革以及人民幣匯率的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相互交叉、相互影響,因此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能不考慮到其他金融領域的改革進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在各項金融體制改革中，存款保險制度的盡早建立對于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的風險防范有著重要的意義。存款保險制度的宗旨在于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尤其是小額存款人的利益,從而提高公眾對銀行的信心,保證銀行體系的穩定。利率市場化之后,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一些新興的中小型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都將同樣面對市場風險,而且由于銀行業“借短貸長”以及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內在脆弱性,極容易將某一銀行的問題傳染給其他銀行及金融機構，從而蔓延到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之中。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則能夠有效降低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的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

（三）加強金融監管

在各國利率市場化的實踐經驗中,能夠很好的正反兩方面證明重塑金融監管在改革中的關鍵作用，建立有效監管機制是利率市場化成功實現的前提。要實現金融監管的規范化,必須盡快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市場金融監管;按市場化金融運行的要求,建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符合國際慣例的金融監管法規;選拔和培養一支高素質的監管隊伍,從而大大提高我國監管水平。有了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商業銀行的冒進式經營與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將會被降至最低；信貸投放量也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從而通脹抬頭、資產泡沫高起等宏觀經濟層面上令政府與國人擔憂的問題都能夠得到有效的遏制。這其中，中央銀行監管水平的提高,是實施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前提條件。

（四）拓展商業銀行盈利模式

篇2

為什么說中國經濟三重風險疊加并將放大下行壓力呢？滕泰指出，國內外各個研究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最樂觀的預測是2014年的GDP增長速度大概在7.9%，最悲觀的是7.3%，比較一致的預測是認為2014年消費大概能夠平穩增長，出口在歐洲美國經濟復蘇的帶動下能夠略有回升，投資增速有一定的下滑，但是這個下滑速度最低也不過是把201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調到18%左右，很少有再低的預測。

對于2014年經濟的運行軌跡，研究機構都認為是逐波下行，下半年有滑出底線的可能。所有這些預測都隱含了一種叫做連續變化或者叫做線性外推的預測方法，假設影響經濟的這些要素變化是連續的，沒有跳躍式的、非線性的，或者是斷崖式的下跌或者上漲。這種情況下，上述預測可能是正確的。若出現非線性變化，通常大部分預測都會失效。

例如2009年有一個國內非常權威的研究外貿的預測機構，在2008年11月份的時候預測2009年出口增長是10%到15%。為什么這樣預測？他們的依據是一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時候出口還是在增長的，2009年又不好，可能在10%到15%之間。結果2009年的出口增長是負的16%。所以當劇烈變化出現的時候，這些學者不敢做預測。

還有一個是2011年滕泰本人的預測。當時社會上對通脹的忽悠太厲害了，人工成本漲的這么快，通脹怎么可能下來？石油原材料漲的這么快，通脹怎么可能下來？仿佛通脹一輩子下不來，當時他預計2012年前三季度的CPI走勢分別是4%、3%、2%，給中央的建議是降息降存準。事實證明他的預測是正確的。但是10月份做預測的時候分析師們都不敢相信，滕泰就問了他們一個問題：當時豬肉價格是30塊錢一公斤，明年的豬肉價格漲到50塊錢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是不可能；明年從30塊錢跌到20塊錢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也是不可能；明年30塊錢一公斤直線不動，可不可能？回答還是不可能。那你還做什么預測？事實是豬肉價格從2011年四季度跌到2012年中期左右。所以無論是在經濟的預測當中，還是股市預測當中，我們看到的一些預測大部分是常規機構線性連續的方法。

滕泰指出，2014年有三個因素會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下滑。

第一，企業廠房設備投資的下滑。2013年給大家記憶最深刻的就是三次“錢荒”，在往年要求加0.25個點的利息，中央銀行都必須向國務院請示，降的話也要請示，歐美要調基準利率的時候，也要向全世界宣告，而在當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過程當中，權利出現了真空，一年期的存款沒有意義了，所以調不調節沒什么用了，但是像美國歐洲那樣新的基準利率又沒有形成。央行向國務院請示什么？向老百姓公告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三次錢荒以后再次看，成本已經大幅上升，到2014年融資成本一定會向實體經濟傳播。有關預測中國的實體經濟能夠承受的融資成本10%多一點，但是現在實體經濟接近臨界點，所以很大批量的民營企業把實體關了，放高利貸去。若還按照常規預測企業投資增速就不對了，讓經濟學家說從18%調到9%，他又不敢，所以非線性預測沒有依據，但是這種潛在的風險是巨大的，2014年企業的廠房設備投資一定會大幅下滑。

第二個風險是房地產投資。過去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掐房地產的融資渠道，銀行停了，他去找信托；信托掐了，他去找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這個通道；這個掐了，他就找基金子公司，今年107號文全給你掐了，找誰去？所以如果2014年大批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出現斷裂的話，房地產市場像2013年那樣繼續大幅度上漲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對于房地產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們預測機構又做過多少預測？所以說，房地產投資大幅下滑的風險也是極大的。

第三個風險是地方投資的下滑。2014年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但中央把地方債務控制納入考核指標，在淡化GDP的情況下，這些縣長市長的心里是怎么變化的？他們行為主體的變化，會不會造成地方基礎建設投資斷崖式下滑？發改委也說了允許用低成本債務替換高成本債務，怎么替換？利率越走越高，地方債成本都漲到8%以上了，所以利率不降低，債務替換就沒有可操作性。2014年的消費沒有風險，盡管八項規定在往下剎車，消費增速總歸仍將持平。出口略好于去年，但是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下滑的風險，這么多年我們都沒有遇到過，以前是年增速30%，后來25%，再后來20%，2013年是19.6%，但是2014年16%、15%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就是中國經濟2014年面臨的風險。

面臨上述風險有哪些應對辦法呢？滕泰認為，鑒于2014年“兩會”還沒有召開，政府工作報告還沒有對2014年做具體的部署和安排，中央目前還有很多政策資源可以利用。

首先，優先對貨幣政策做出安排，不要再鬧“錢荒”了。中國錢最多，是全世界儲蓄和外匯最多的國家，理論上不應該有“錢荒”。“中國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這是一個現實的悖論，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一劑好藥，但是如果政策不配套，好藥就會變成“毒藥”。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初衷是“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目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南轅北轍，怎么通過好的政策調整，降低成本？這個是2014年應該考慮的重點，坦白說如果國務院107號文（《關于加強影子銀行業務若干問題的通知》）能夠很好地落實，把該堵的漏洞能夠堵住，那么貨幣政策就應該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篇3

關鍵詞：宏觀經濟 波動 信用風險 影響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的關系，還需以以往的宏觀經濟波動為研究的基礎。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國紛紛經歷了一個經濟急速增長，資產快速升值、涌入，信用與杠桿化快速擴張，而后外部經濟撤出，自身金融體系遭遇嚴重衰退的宏觀經濟波動。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很多經濟體在經濟擴張的時候都會為之后的系統性危機留下種子。在經濟樂觀時，信用風險看起來很小，而此時銀行對于前景過于樂觀，會更傾向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不穩定因素也會在此時悄然產生，如果金融體系不穩定，那么在經濟擴張之后，經濟在頂部區間或衰退的時候，這種不穩定就會釋放出來，宏觀經濟將會遭到重創。而商業銀行天然具有這種性質，會讓經濟周期產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觀經濟好的時候，信貸質量會很好，而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貸違約就會顯著增加。

根據人們以往對宏觀經濟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長期、繁榮期、下降期、蕭條期四個周期，而信用風險在第一階段事實上非常小，因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銀行的利率，在第二階段信用風險開始來臨，但此時人們會更加瘋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貸額度，而第三第四階段就是泡沫的破滅，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虛假繁榮相繼破滅，給本來已經搖搖欲墜的實體經濟最后一擊。而由于大量的信貸危機產生的復合效應，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進入蕭條期之后至今無法重現當年的盛況。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信用風險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可控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風險問題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用風險的影響

拉美國家：上世紀40年代中期，阿根廷經濟學家提出發展主義理論，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們不同的原因就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國家科技進步快，應用普及，國家技術進步慢，應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則要依賴進口，而且只生產中心國家需要材料的廉價部分。中心國家貿易條件優于國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業商品進口價格高。拉美國家要擺脫現有處境就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提出進口替論，把國家戰略定位內向的工業發展，發展民族經濟，面向國內市場，扶持民族工業，這個政策持續的三十年時間，拉美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速都達到5%。而在1973年之后，歐美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融入拉美，為保住經濟增速，拉美一些國家提出債務發展模式，通過外債來實現國內的現代化，該模式主要內容是借錢來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上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國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歐資金一波一波的進入阿根廷，他們廉價收購了阿根廷所有戰略行業及廉價出賣的產業，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讓阿根廷本地投資者瘋狂追捧，把并購來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兌現，當他們把財富掠奪的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資金帶著豐厚利潤大規模撤離，導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從其中，我們不難看到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越大，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就越大。

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實際GDP增長達到5%以上，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新時代。而且，當時的物價水平并沒有跟隨貨幣供應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這點有些像今天的中國，高增長、寬貨幣、低通脹。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爆發引發了西方市場的恐懼，于是通過操縱匯率，使日元進行升值，以此讓熱錢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價股價。

而后，資產價格上升無法支撐實體經濟，一些投機者失去了投機的熱情，土地和股票的價格下降，導致賬面資本虧損，由于很多企業和投機者將上升的賬面資本考慮在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融資和投資，從而帶來大量的信貸問題，隨著金融緩和政策的結束，日本國內資產已不可能維持原價。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處在于各種投資標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貸問題，從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資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產，之后產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費和投資緊縮的加乘效應，不只毀掉泡沫成分也砍傷了實體經濟，且由于土地與股市的套牢金額通常極大，一般都超過一個人一生才能積累的財富，導致許多家庭發生悲劇，而多數的高價買房的一般家庭則成為背債者，對以后長達一代人的日本社會消費萎縮經濟不振種下了因子。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GDP每年的增速平均達到了8%以上，而近年來，人民幣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更集中的貨幣政策，也表達了政府已經關注到了信用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國有銀行主導的政府債和國企債可能會產生較大的逾期風險。我國的銀行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級，而其中大量的本應該是次級可疑甚至是損失級的貸款被分為正常和關注中，銀行這么做毫無疑問會讓賬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很難在預期時間還上。于是銀行就會把債務整體出售給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債務分割為理財產品在銀行等地銷售，而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龐氏騙局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信托類的理財產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類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資產是持有一些銀行的股份等標的，有些信托公司會把手中某些股份作為質押標的質押多次，而信托類理財產品也淪為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也就是我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說的理財產品就是龐氏騙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貸也在國內占據了很大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對房地產市場一直實行放松的經濟政策，長時間的政策慣性助長了房地產投機商的高回報預期，致使房價一張再漲，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假按揭造成了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早期的寬松制度更讓一些投機客用一套房子的貸款再買一套以此來推及更多房源來推高房價，而這種由于信貸擴張所推動的畸形房價上漲也在近年來問題凸顯，去年各地政府分別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應對之策，而在房價上升時這種高杠桿比例的信貸暫時不會有問題，但房價一旦停止上行，就會由于高利息等產生更多的信貸違約問題，信用風險凸顯，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2014年3月4日是中國債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ST超日當晚公告稱，公司因資金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債券的到期利息，中國債券市場首次實質性違約宣告誕生。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著我國債市的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風險會得到釋放，而信托募集量將會下降，導致民企債券價格下降，這會進一步地增加企業債券的兌付風險。很多人對我國的債務有一種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虛幻的資產價格基礎之上的，如果資產價格發生下挫，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則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2014年2月，我國罕見的出現了貿易逆差，這預示著更多的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其中的債務風險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國企與地方政府債務則由于2014年國內部分城市將會面臨的土地價格下降而出現兌付風險。2014年，美國政府會逐漸退出量化寬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資金會加速回流美國，國內債務成本上升，企業個人實際債務上升，消費者不敢消費，進一步增加經濟困境，這會引發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整體信用風險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觀調控因素

為減少在宏觀經濟波動中整體市場經濟受到的打擊，國家會基于自身的國情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與此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信用風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輔相成的，并且隨著宏觀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對于信用風險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和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處于一個不可知的經濟環境中，任何風險值都在上升，信用風險也不例外。宏觀經濟波動帶動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同時，不理性的政府宏觀調控會加劇信用風險。

（二） 主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因素在于商業銀行應對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信貸政策不同，它體現出一種親周期的態勢，帶來的后果是信用風險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貸緊縮時不良貸款增長的窘境中。如若商業銀行沒有掌握住整體的宏觀經濟波動的規律，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信貸政策，同時也很難調整資質較好的放貸對象，這些不確定性已經增加了信用風險。在經濟過熱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風險的指數，相比較下，經濟緊縮時期，受宏觀經濟波動較大影響的周期性行業的信用風險劇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使得銀行層面的信用風險暴露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整體的信用風險提升。

（三）客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客體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下償還能力與借款數量的不平衡，如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內，隨著經濟的上行信用風險呈現逐漸增大的態勢，而一旦宏觀經濟停滯上行或有所減緩，那么由于借款者對于之后宏觀經濟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風險堆積就會成為壓垮借款者的稻草，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借款者們普遍存在互相擔保的情況，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違約，那么就會對整個信用風險體系產生"蝴蝶效應"般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總結

（一）不同經濟階段違約距離或違約概率不同

通過實證性的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違約距離隨之變動，并且總的來說違約距離表現出一種繼續拉大的態勢，這表明信用風險存在著持續下降的可能。而此種現象與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在大體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觀經濟的運行，首先從違約距離與它相關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GDP 對宏觀經濟與違約距離的關系有重要影響，所以對其分析：信用風險與GDP總量呈現出負相關，也就是說違約距離與其存在正相關；信用風險與GDP增長速度呈現出負相關，進一步解釋說違約距離與其呈現負相關。

（二）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影響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同。信用等級越高，對宏觀經濟變化的反應越不敏感。 與此同時，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據上文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觀經濟波動下影響信用風險的各個因素，從宏觀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動的宏觀經濟下，要掌握好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國家經濟的大方向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匹配的，反之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對信用風險造成巨大危害，從而需重視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再者，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和客體因素也應引起注意，調節好之間的關系，加強防范信用風險的意識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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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宏觀經濟 運行 潛在風險

一、美國確定退出QE引發的外部金融風險

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為了防止經濟下滑，發達經濟體先后推出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自國際金融危機迄今，歐美發達國家已大大突破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所企及的政策寬松底線。一方面，美歐日等主要央行從2008年開始連續降息，近幾年來政策利率基本維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紀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個百分點以上。另一方面，美歐日等央行接連推出QE等非常規貨幣政策，資產規模相比危機前大幅擴張了2倍以上。如美國，資產負債表急劇擴張至目前的3萬億美元左右。盡管伴隨著歐債危機和美債上限等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向屢有波動，但近幾年來整體保持了資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入明顯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超26萬億元人民幣，流入中國達10億美元，占比近一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從約7500億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萬億美元左右，占比已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中國有近3.4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為追逐人民幣利差和和匯差的雙重利益，金融市場上套利活動頻繁，推高了人民幣的被動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匯占款已超過1.2萬億，4月當月新增外匯占款2943.54億元，維持高位。特別是今年4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逼近6.1，創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國內巨量的資金加上外部市場對人民幣升值不切實際的預期，會導致境內資產的價格不斷上漲，從而越來越遠離基本面，這種資產價格短期內的大幅上揚，毫無疑問是無法持續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聯儲例行議息會議上明確表示，美聯儲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緩資產購買，并于2014年年中結束量化寬松（QE）。這一表態立刻成為市場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債市、大宗商品市場均大幅度下挫。QE結束讓市場對流動性收緊的預期變得比較明確。如果我們控制不力的話，將有大量的人民幣資產被兌換成外幣，到海外尋求預期的高回報。這種資金從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帶來的巨幅刺激，恰恰是過去30年來發展中國家所反復面臨的來自于國際金融界的巨大沖擊。美元的強勢政策讓全球資產面臨重估，大規模的資金流動會帶來整個市場的波動。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極其巨大。

二、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部風險

（一）經濟面臨減速風險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形勢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201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這個基調也明確了中央要下大力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為下一步的發展打基礎。中國調低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中國大致經歷了由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紅利所帶來的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期。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下行階段。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會因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而減速。有專家預計，“十二五”時期將降至7.19%，“十三五”時期更是減為6.08%。”

今年5月份中國制造業PMI降至49.6%創下七個月新低，內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數據，總體來說，當前實體經濟偏弱，會導致經濟增長繼續偏低，復蘇疲軟。2012 年以來，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個季度跌一個百分點，全年CPI 僅增長2.6%，遠低于年初確定4% 的調控目標。今年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貨膨脹數據相對溫和，但需求依然疲軟。PPI增長的波動更大，自2012年3 月份開始，連續9 個月負增長，而且跌幅較大。今年5月份宏觀經濟數據：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場預期；同時，這一數據也創下去年11月以來新低。至此，我國PPI同比漲幅已連續六個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續暴跌、PMI數據反季節下跌，越來越多的分析機構已開始警示制造業帶來的通縮風險。未來一段時間的產能過剩問題將更加突出，這對PPI 和CPI 都構成巨大的向下壓力。

各大投資機構都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瑞銀把中國GDP增速預測下調至7.7%，摩根大通將增長預期下調至7.6%，匯豐下調至8.2%，渣打下調至7.7%。由此可見，2011 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是趨勢性的，我國經濟這種慣性回落態勢已經形成，這使得今年我國經濟增速的不確定性增強，經濟調整壓力加大，給完成7.5%左右目標帶來較大挑戰。

（二）中國制造業風險

中國的制造業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內憂外患。在國內，制造業面臨三大壓力。第一，綜合成本上升壓力，隨著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下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資本近二十年來的貢獻率較80年代水平有明顯下降。人民幣匯率波幅的擴大使出口企業難以判斷匯率走勢，使得結算方式更復雜、風險更大，增加企業換匯成本。中國企業的稅務負擔在全球209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復課稅占利潤的84%。在生產綜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下，中國制造企業又難以迅速提升產品附加值和產業競爭力，利潤率明顯偏低，甚至有“去制造業”的惡性循環傾向。第二，產能過剩壓力，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很突出，日前，產能過剩存在進一步加劇的風險，鋼鐵和水泥等傳統行業尤為明顯，風電設備、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根據中國歐盟商會了名為《中國產能過剩研究》的報告，中國六大產能過剩核心產業集中于鋼鐵、鋁、水泥、化工、煉油、風電設備制造。隨著PPI的趨勢性下降，產能過剩問題會越來越嚴重。最后，產業轉型升級壓力，中國制造業對外技術依存度高，缺乏關鍵核心技術，被發達國家竭力固化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企業核心技術研發投入嚴重不足，比如說去年微軟、英特爾的研發投入約為80億美元，而我國的信息產業，前100家相加起來的研發投資約為110億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國外，新興發展中國家憑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價格等要素成本優勢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與中國外向型制造業形成“同質競爭”。同時歐美國家在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后，認識到了“去工業化”的危害，轉而提出“重回制造業時代”。美國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業化”經濟增長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計劃”；歐盟則提出“未來工廠項目”，實施制造業振興計劃。其“再工業化”主要集中在創新最活躍、附加值最高的產業，美國的頁巖油開發技術和3D打印技術都會對新興市場制造業帶來顛覆性的影響。這些充分表明，未來十年可能是發達國家搶占并控制高端制造業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三）政府債務引發的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0年間，中國總體杠桿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上一輪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信貸寬松，相應推升了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國家審計署的數據稱，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萬億元，約為當年中國GDP的四分之一，未來三年將有4萬億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到期。惠譽國際評級繼今年1月30日發出警告并調低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至AA-后，4月9日又下調了中國本幣長期債務評級到A+。這意味著，中國的地方債問題已經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關注，并且開始拉低中國的信用評級，并抬高中國未來的國際融資成本。

中國政府債務擴張背后的投資高度依賴是中國式債務風險的根本邏輯。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9%的增長率，其中有60%左右幾乎都是來自于投資的貢獻率。可以說，高投資驅動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礎設施投資累計同比增長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個百分點，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達到50.4%，投資驅動增長的趨勢越發明顯。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經濟發展目標陸續公布。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約而同的調低了收入增長目標，但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并未有所減退，又宣布了大手筆的重大項目投資計劃，這引發了外界對地方政府債務或再度膨脹的擔憂。與發達國家直接負債驅動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投資于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的投資，短期內難見效益，導致短期內很難償還本息，只有靠借新債還舊債維持債務循環，“投資―債務―信貸”正在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

（四）中國金融機構風險

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為配合經濟刺激方案，銀行貸款增長率從2008年11月份開始大幅增長，2009全年新增貸款9.7萬億，為歷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間，隨著政府大幅增加通過銀行融資的投資支出，中國經歷了急速的信貸擴張，信貸/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達到180%，居全球之冠。這種對銀行信貸過份依賴的融資體制使借款人與放款人之間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從而易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泛濫無疑將進一步做大或做空新興市場資產泡沫，擾亂其信貸循環，加大銀行不良貸款等尾部風險。

政府主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巨額信貸多半投資于基礎設施行業。這些項目多數以地方融資平臺為放貸對象，貸款資金使者卻是各級政府，地方政府隱形化地干預了銀行信貸，這就將財政風險轉嫁為了信貸風險。然而，在政府主導銀行信貸的趨勢下，一些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很難獲得貸款，這也使得“影子銀行”聲名鵲起。包括以理財產品為代表的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規避了監管層對信貸規模的監控。這三種“影子銀行”的信貸規模簡單相加，到2012年末就達到約20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規模的一半。影子銀行的存在，易導致“金融脫媒”即資金的供給繞開商業銀行這個媒介體系，直接輸送到需求方和融資者手里，造成資金的體外循環。這種金融脫媒造成了總體流動性寬松情景下的銀行業結構性貨幣短缺，給銀行業的發展帶來了沖擊。

另外，房地產業占據巨額的信貸資金，給金融機構帶來了風險。從2012年5月份后，為了保持經濟增速，政府出臺了穩增長政策，央行的貨幣政策明顯放松，但是，實體經濟獲得的支撐有限，房地產業卻提供了顯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計，房地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僅增長5.8%，遠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長，資金供給明顯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勢明顯改觀。7 月份流入房地產的資金明顯恢復，增長9.3%，8-10月連續三個月增幅高達20% 以上，多增的貨幣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產行業。以銀行貸款為例，前11個月新增3960 億元，其中流入房地產使房地產新增銀行貸款資金1832 億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產行業。隨著1―5月份全球流動性增強，人民幣不切實際的升值，導致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巨幅上揚。進入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復蘇預期加強，美國結束QE的時間表逼近，逐利的國際資金外流，中國的房地產、證券等資產價格短期內會有迅速下降的風險，泡沫破裂。由此會造成包括金融機構、企業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極其巨大。

三、小結

篇5

調放物價要配套措施先行

與會專家對通貨膨脹的根源問題有不同看法，但都認為目前的物價管制很難長期持續，價格由市場決定是必由之路，但在推出相關舉措時需要慎重。

王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自2003年以來經濟增長與通脹的運行軌跡已經發生了三次轉變，2003～2006年是高增長、低通脹，四年平均的經濟增長率是11％，CPI年均上漲率是2.1％，這是第一階段；2007年經濟增長率為11.9％，通脹率上升到4.8％，開始轉入高增長、高通脹，這是第二階段；2008年初以來，通脹率最高已達8.7％，經濟增長率則出現了走低的趨勢，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個百分點，同期內實際投資從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開始顯露出低增長、高通脹的趨勢，這是第三個階段的開始。

從增長與通脹的運行軌跡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是一條從高到低的曲線，而通脹率是一條從低到高的曲線。

張蓓（中國人民銀行）：我認為宏觀經濟的基本面還是比較好的，走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判斷這個問題無非是看三大需求，投資、消費、進出口。從一到四月份的情況看，投資雖然沒有06年那么高的增長率，但實際也在25%左右，消費也達到了22%以上，即便扣除了價格因素，增長還是比較明顯的。如果看進出口，我們前四個月貿易順差同比是少增的。但是貿易順差仍然維持在比較大的規模上。

目前來看，經濟增長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有多大概率衰退是看不出來的，但這個概率不會很大。相反，災后重建、政府換屆效應，都會使得經濟繼續快速發展。從概率角度來看，還是增長比較快，宏觀經濟基本面還是比較好的。

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在的經濟困難反映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綜合癥，單純從某一個角度來解決問題，恐怕不行。很多該在成熟市場出現的，在中國出現了，說明了中國經濟的特殊性。

緩增長和高通脹并不可怕，它實際給未來中國經濟的順利成長帶來契機。我們可以借此機會解決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矛盾。原有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資源消耗、環境消耗、勞動者健康的消耗都太嚴重。有數據說，如果考慮到對生態環境的危害，我們近年來經濟的巨大增量部分可能是一個負值..

鐘偉（北京師范大學）：通貨膨脹的根源是由于糧價和油價的上漲，而糧價、油價的上漲根源又是弱勢美元。這種情況下通脹在歐洲和美國已經將近4%的水平，南非的通貨膨脹已經10%，我國香港、澳門地區通貨膨脹在去年是將近8%。中國在“金磚四國”中的通貨膨脹水平最低，也是全球通貨膨脹浪潮中比較低的水平。現在唯一可做的是逐步釋放通貨膨脹壓力，而不是加強通貨膨脹的管理，使其保持在我們無力達到的水平。

楊冠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今年的通貨膨脹和前幾年不一樣，主要是外部輸入。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只能靠輸出通貨膨脹來解決，讓市場決定價格。現在問題嚴重，這跟美國的次級債關系不大，跟中國的價格體系紊亂有關系。這種價格扭曲還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

對付通脹有三個辦法，第一是“吃庫存”。第二是犧牲企業利潤。第三是財政補貼。如果只是國內通脹，先進地區補貼貧窮地區、工業補貼農業等等都無所謂，是中國人補貼中國人。最要命的是拿中國人的錢補貼全世界，而且受補貼最多的就是美國人。現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設計航線時全部以到中國把油耗盡為準，在中國加滿油再飛。

趙曉（北京科技大學）：高增長、低通脹是很好，如果通過人為管制，能夠把通貨膨脹維持在4.8%，皆大歡喜。但問題在于，能否控制的住。

如果價格不市場化，無論是價格跟國際接軌，跟國際保持同步，還是體制變革成本正常化，都意味著隱藏著巨大的物價壓力。

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如果放開物價，就要有配套措施。其實最重要的是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補貼有很多措施，比如在征地過程中給農民更多的份額。比如提高50%就會大大緩解糧食供應的問題。再比如資源稅，收益要給地方財政，地方維護油田的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煤炭也一樣。

余永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希望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滿意，這在治理通貨膨脹中是不可能的。必須有些價格漲，有些價格不漲，或者有的漲得快有的漲得慢，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受到影響，有些人受損，所以想大家都滿意做不到。這里面有一個政治承受能力的問題，還有制度設計的問題。如果全都放開的話，通貨膨脹可能會超過預期，會重復1988年的問題。

要化解和防范金融風險

美國次貸危機及美元貶值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很大沖擊，如何看待美元的優勢地位，如何判斷目前的國際金融形勢并防范金融風險，是討論的熱點。

張岸元（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貨幣體系將進一步呈現出多種貨幣競爭的格局。我國適應新的國際貨幣環境尚存在困難：一是我國對外經濟活動多用美元結算，匯率決定、清算體系依賴于美元的中間地位；二是政府和民間累積了大量美元資產，頭寸調整困難，潛在匯率損失巨大；三是本幣區域化處于起步階段，我國未必能夠填補美元退出本區域后的貨幣真空；四是若香港聯系匯率制變動，內地恐要承擔調整責任。

魯政委（興業銀行）：在目前情況下，需要對我國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進行評估。中國的不利條件有很多：（1）越南、阿根廷、韓國等所顯示出的金融脆弱性，顯示我國貨幣危機外部輸入的風險大大提高；（2）我國國際收支的周期性波動特征現實。我國在短短三五年時間就積累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其興也勃焉，難保不會出現短期內快速下滑的局面。（3）在計算了隱含財政負擔后，可能財政收支形勢并不樂觀；（4）人民匯率彈性節奏如何把握和控制？既要有效控制，又不至于造成外部預期的惡化。

袁緒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金融危機往往是突如其來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健全、市場體系尚未成熟、監管缺少力度的新興市場國家更是如此。現在國際金融形勢比較嚴峻，有必要采取各種措施防范金融危機：（1）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堵死熱錢流入的人民幣升值預期。（2）管住資本的跨國流動和熱錢的進出。（3）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雙順差”，以防美元升值后外資大規模流出。（4）適當提高利率。然而只有管住熱錢，提高利率才能產生抑制通脹的作用。（5）有計劃有步驟地放開和調整某些產品的價格。此外，活躍和擴大國內外匯交易市場，開辟和擴大包括金融期貨在內的期貨市場以及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各種措施都應給予重視和考慮。

武建東（《中國改革》雜志學術顧問）：國際貨幣體系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基本成熟。美元紙幣體系產生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美元不是財富，也不是資產，是一種債務憑證。

余永定：美元實際上就是一種借貸憑據，就是你給我實物，我給你一個憑據。我們現在攢的這個憑據多的不能再多，美國利用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賺錢賺的太多了。美國入不敷出，補充者無非就是產油國，東亞國家。

陳興動（法國百富勤）：去年10月份以前，美聯儲、美國的財政部加上歐洲央行以及日本，基本把次貸危機爆發后的股市大跌看成美國次級債導致的流動性危機問題。認為中央銀行往市場里“注水”，擴大金融的流動性就能解決問題。但是隨后他們馬上認識到遠比流動性嚴重。

現在美國人，特別是在投行界里很擔心出現1992年的日本狀態。美國人作出了一個令全世界非常驚訝的事情，就是美國的國債與次級債相調換。這是一個大膽的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合的辦法。

人民幣匯率升值見仁見智

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根源是沒有形成真正的外匯市場。目前中國匯率改革政策還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斷完善。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還存在很多爭議。

向松祚（華友世紀通訊有限公司）：2000年以前中國從金融層面上說，是比較封閉的，一是因為嚴格的固定匯率，二是因為資本賬戶的管制也非常嚴格。

人民幣不應該升值，允許人民幣緩慢升值也許是中國貨幣政策史上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所造成的貨幣升值的持續預期，實際上就把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背離的效果很快的引入到中國來。遠在2003年就有大量的熱錢開始進來，但是直到2007年初國家外管局才開始嚴厲查處，我認為是比較松懈的。

張平（中國社科院）：我一直持很保守性的觀點，即人民幣匯率不應當超升，而是應當把浮動幅度從5‰回降到1‰，以降低對匯率的壓力。靠貨幣政策解決不了經濟增長問題，反倒會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

余永定：十多年來，中國有大量的雙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增加又加大了通脹的壓力。對于一般國家來講，讓市場發揮作用，人民幣升值就可以了，早升早完事，中國一直不做這種調整，錯過了許多時機，所以積累的矛盾和壓力越來越大。既然不升值，又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們推出“嚴進寬出”的政策。這個政策說不好聽，叫“開門揖盜”，告訴他進門之后隨時可以走。這樣政策的結果，沒有達到使資金不進來的效果，因為進來了之后隨時可以出去。

鐘偉：從匯改以來到現在，每年流入的所謂長期投機性外匯占GDP占比連續三年超過4%，這已經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因為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流入亞洲地區私人部門的，在危機爆發前三年平均是3%多一點。

目前我們所選擇的漸性升值是各種匯率升值方案中最糟糕的，私人部門在損失、央行也在損失，更嚴重的問題是把微觀的匯率風險放大成宏觀的匯率風險。如果人民銀行仍把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加息、升值、窗口指導等方式作為主要調控手段，這樣很難維持超過三年，甚至兩年都很困難。

怎么去解決它？在政策方面具有可執行性的有兩種方式：第一是用特別國債置換外匯，第二是一次性升值調整。

張蓓：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實際也是政治問題。在匯率上實際是一個兩難的抉擇，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壓力，怎么走很難說。匯率問題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重要的問題，誰都不能讓匯率對自己形成任何損失，這個問題中國要謹慎。

關于一次性升值和漸進升值，漸進升值存在很多的缺點，但是一次性升值怎么做，如果升不到位，以后再升，也會給投機者一個機會。現在誰也不知道最后的匯率在哪里，唯一的辦法是形成一個機制，讓市場說了算，就是匯率有一定的市場作用，現在只能說是有這么一個機制，不斷的擴大浮動幅度。這個過程中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誰也不能說了算。但是一次性升值，我們能不能承受，這一定要做測算和收益比較。

譚雅玲（中國銀行研究中心）：香港和內地的組合，一國兩制是其他國家沒有的，香港市場的開放度和自由度，可以作為內地金融改革的平臺，包括匯率、很多產品和政策，都可以跟香港市場組合得到實現。金融是要有過程、經驗、經歷、閱歷積累的，包括在目前的中國金融管理、金融政策把握上也應該遵循金融特殊的高端專業、行業來把握。

放開價格,管住貨幣

中國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值得肯定，但還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就目前而言，政府應逐漸放開價格、加強資本流入的管制、放寬對內資的限制。

崔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在決策難度比以前增大了，第一是爭議特別大，第二是矛盾特別多、特別復雜，第三是不確定性特別大。國外非常認可我們的經濟宏觀調控，盡管我們自己說問題很多。

中國的政策多方面來講就是取中。但是去年有一個很大的轉向，我們考慮越來越多的問題，原來是被動型反映，現在議論非常多的是要主動策劃、前瞻，要自己謀劃，這是非常大的變化。經濟方面大概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關于通貨膨脹，能控制也好，不能控制也好，它肯定會成為中國今年經濟的重大問題之一。在策略上，政府不要過多的強調4.8%，把這個余地留的大一點，這在政治上是比較有利的。

楊冠三：怎么解決現在即將到來或者已經到來的危機？我認為，最簡單、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放開價格、管住貨幣。

江涌：我認為把中國所有的產業向內資開放，這樣可以大大地解決經濟緩增長的問題。中國這么大的市場，不需要對外資有那么大的依賴，除個別產業以外，都可以對民營開放。對民資開放的時候，要減少約束。因為現在對民資是歧視性的政策，工商、質檢、稅務各方面都是這樣。

王信（清華大學）：資本管制整體來講是有效的，因為現在對很多證券的投資，對外債的利用等等，還保持比較嚴格的管制。為什么次貸危機對中國的直接影響不是太大？就是因為我們相應的管制還是存在的。

我們要逐步放松資本管制。但是現在，大幅度的放松資本管制會對中國經濟有很大的沖擊，尤其在匯率彈性還不是很大的情況下。當金融監管、各種制度建設完善到一定程度，再大規模放松資本管制，對經濟增長、控制通脹、資源配置等等確實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