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技體育發展模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競技體育發展模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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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模式

中圖分類號：G808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 1007-3612(2007)05-0703-03

1丁俊暉模式給我國競技體育帶來的積極意義

與以往我國培養世界冠軍的模式截然不同：丁俊輝在8歲時就在父親的啟蒙下開始從事臺 球訓練，輾轉 上海、東莞等地，后來毅然放棄學業，只身一人留學英國潛心訓練，最后登上世界冠軍的領 獎臺。他的成材之路較傳統的“業余體校――體校――省體工隊――國家隊“的“一條龍” 模式以及 現存的俱樂部、高校高水平運動隊等培養模式相比，留下了更加濃重的個人烙印，因此，不 能被冠以常規的“中國制造”的冠軍商標。“丁俊暉模式”（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模式）［ 1］的成功，改變了以往“政府投資訓練，運動員為國爭光”的慣性思維，這個“非常規 ”模 式下造就的世界冠軍給我國現行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帶來了一種有益的借鑒，它對當前競技 體育舉國體制是一個有力地沖擊，同時也帶給我們積極的思考。

2“丁俊暉模式”的理性審視

丁俊暉的成功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現實：經過多年的試點和推廣，我們在理論層面描繪的 “競技體育社會化"的宏偉藍圖，在實踐中卻 收效甚微，這也迫使我們在為丁俊暉叫好的同時來理性審視這樣一些問題：丁俊暉模式在我 國是否具有普遍推廣意義；丁俊暉成功所依賴的培養模式是否是當前我國競技體育的最佳選 擇；在當前現實情況下，我國競技體育發展是否具有走這種“社會化”發展道路所需的各種 必要條件，或者說現實條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滿足“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的要求。只有回 答并解決好這些問題，競技體育社會化的發展模式才有實現的可能。

2．1審視一：“丁俊暉模式”的項目局限性 首先，臺球運動在我國還是一個冷項目。臺球運動起源于西歐，改革開放后才在我國流行和 推廣起來，由于不是奧運會項目，因此也被排除在全運會大門之外，社會影響力和關注度都 非常有限，據統計，在我國臺球協會注冊的運動員只有不到200人，經常參加運動的人數也 不過500萬左右。因此丁俊暉模式的成功可以說很大一方面是受益臺球之“冷"。隨著我國項 目管理中心建制逐步完善，幾乎已經完全涵括了奧運項目和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項目，既有 巨大商業潛力又沒被充分開發的競技體育項目已經難覓蹤影。從這一角度來說丁俊暉模式的 推廣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臺球運動投資為個人承擔提供了可能。臺球運動雖然 “ 出生高貴”（王室成員休閑娛樂工具），但是滿足基本訓練所需條件比其它項目少。無論是 場地器材、還是對現代高科技的依賴都較其他項目少，因此臺球運動這投稿日期：2006-11-13作者簡介：葛幸幸(1962-)，女，湖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體育人文社 會學-體育社會學。 些特點在其它項目（尤其是奧運項目）上都不具有這樣的優勢。

2.2審視二：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模式面臨的現實挑戰

2.2.1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長期性 某一時期體育管理體制的確立是基于這一階段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而定的，是不以人的主觀 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選擇，我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我國的競技體育是在社會經濟、體育基礎極為薄弱的條件下，為了實現國家的整體利益，在 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基礎上選擇的一種“局部趕超型”發展戰略，從而確立了“舉國體制 ”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運轉，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強 化，舉國體制也在實踐過程中收到了豐碩的成果，在奧運會、亞運會等一系列國際大賽中高 奏凱歌，為國家的全面進步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當然，作為一種暫時的管理體制，在我 國政治、經濟體制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歷史時期，建立在原有政治、經濟基礎之上的舉國體制 必然要發生改變，但是變革的速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因為，只要我們還需要金牌，只要競 技體育的發展還要承擔國家政治任務，那么這個金牌的保障――舉國體制就必定還要持續很 長一段時間。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前提下以及全國備戰2008年奧運會敏感時期，中國所 尋求和塑造出來的大國地位和國際形象要求我們必須保證打好在自己家門口的“這一仗”， 因此無論是體育行政部門還是學術界，無論是改革的“激進派”還是“保守派”，都不約而 同地認同了用“溫和的改良”來代替“暴風驟雨的改革”這樣一種措施，即“主體框架不變 ，局部調整”， 把改革的腳步稍微放慢點，保證現有體制的穩定，避免前蘇聯和東德那樣 由于體制變動而帶來競技體育大滑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必 然受到影響甚至停頓，相應地社會化的競技體育發展模式也必定受到制約。

2.2.2居民體育消費水平低，體育消費市場尚不健全 簡單來說體育消費就是指人們用貨幣的形式來購買體育效用的經濟活動，它是衡量體育產業 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也是體育社會化發展前提和根本動力。但是從目前看來， 我國居民體育消費水平還很低，無論是消費結構還是消費規模都還遠不足以支撐競技體育社 會化發展的要求。

首先國民收入的偏低制約了我國體育消費整體水平。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迎來了經濟 發展的“黃金時期”，GDP年均7%的增長速度堪稱世界經濟史上奇跡，但是由于起點低、基 礎薄弱，因此無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占有量都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據世紀銀行的統計， 直到2001年，我國GDP總量僅僅只有美國的1/9，日本的1/4強；而人均國民總收入只有世界 平均水平的1/6，美國的1/39、日本的1/40。［3］。其次，現階段居民的消費結構也 嚴重制約 了體育消費水平的提升。從兩次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的情況得知，我國體育消費水平呈現 一種整體規模偏低、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發展狀態，從更深層次原因分析來看，這是我國經濟 發展方式所決定的，單純依靠投資的增加實現經濟總量增加是我國一貫的發展模式，但是投 資的增加必然導致政府在某些公共品方面的供給減少，只能采取把部分政府職能市場化的方 針，把本應該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責任（醫療、教育等）轉嫁給社會，居民承擔著沉重的公共 品支出負擔。由于體育消費不具備“基礎消費品”地位，因此在城鄉居民家庭消費中所占比 例較小。據統計在城鄉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費以外最主要的十一項消費支出中，子女教育、 住房、醫療費用依然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購買體育比賽門票和購置體育器材則排位很靠后［4］，因此在此經濟基礎上形成的體育消費規模還遠不能不滿足體育社會化的發展 要求。

2.2.3體育社團組織發展的滯后 體育社團作為連接政府和社會公眾的橋梁，它不僅能夠協調體育內部的各種關系，而且還能 夠建立與社會大眾相一致的體育體制，從而為政府體育機構的改革和體育事業的發展創造良 好的條件。但是目前我國體育社團發展還遠遠滯后。

首先，社團發展保障機制的缺失。盡管《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由結社的自由，但是國務院頒 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卻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有關部 門、國務院或者是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授權的組織是有關行業、學科或是業務范圍內 社會團體的業務主管單位”，從而把社團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從法律上極大低限置了 社團的自治權力，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體育社團其發展和運作必須依賴于政府行政手段、組織 手段［5］。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和中國奧委會，他們同國家體育總 局是一個 機構、三塊牌子，但是體育總局才是管理我國體育發展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體育總會和中國 奧委會都只是名義上的一個團體，并沒有實質性的權利。

其次，“政府主導型”競技體育發展模式也極大地限制了社團的發展。由于我國競技體育起 步較晚，發展的動力一開始主要來自國家的行政力量，因此，在發展性質上不具有“草根性 ”，再加上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競技體育行政力量滲透于社會各個角落，從而形成了“ 大政府、小社會；強政府、弱社會”的組織格局。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競技體育一直是相關 行政部門的責任，民間性質的社團既沒有生存空間，也缺乏實力。在“政府主導型”的舉國 體制模式下，競技體育由政府主管并主辦，政府行使幾乎全部的管理職權；所需經費依靠政 府財政撥款，國家承擔絕大部分經濟義務，人員列入國家編制、業務脫離經濟主體［6 ］。雖 然歷經多次改革，但是其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1998年機構改革調 整之后，改組后的國家體育總局仍然保持其主要原有職責［7］，政府依然掌握著主 要權力。

再來看我國“協會實體化”進程。按照93年改革文件的初衷，協會實體化是我國體育社會化 推動力，這也使我國協會實體化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到1998年底基本從組織上完成了協會 實體化建設，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但是，隨后具有“官民二重性”的“項目管理中心”的 組建又使協會實體化走上了畸形的發展道路，中心的官民二重身份使其政府屬性更加強烈， 因此具有“創造性”和“過渡性質”的項目管理中心更像是新的體育行政部門。在社團和政 府行政機構的權力和利益的博弈中，社團又回到了“弱勢群體”的原型，利益的喪失、權力 的架空，把剛剛走上社會化的項目協會又重新納入到政府控制之下。

2.2.4競技體育市場發展受擾 在我國，競技體育市場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完善而逐步形成，特別是體育產業化發 展思路制定以后，競技體育市場不斷發展壯大，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社會性質以及競技體育 發展水平的影響，競技體育市場從整體來看處于一種規模小、發育程度不全的總體特征。所 謂規模小是從進入市場化運作的項目數量來說的，目前在我國只有那些具有廣泛群眾基礎， 為大眾所喜愛的少數項目如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能夠進入市場，而像田徑 、游泳、重競技、體操等影響較小，但是在我國奧運爭光計劃中占據重要地位的項目由于群 眾基礎較為薄弱的項目很難進入市場，從而影響我國競技體育市場的整體規模。而且就從目 前那些已經進入市場化運作的項目來說，由于我國體育市場化運作模式是在政府干預下、由 上至下推進的，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場規律本身要求下推行的，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有著對政府 不可缺少的依賴性，從宏觀的管理到微觀的具體操作，政府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在市場 化初期政府行政干預可以起到有效的扶持和保護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對政府權力的有效監督 機制，使得政府職責不清，從而造成“管辦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限制了市場主體 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足球聯賽管理的混亂、市場的萎縮、職業聯賽賽程、賽制的隨意改動、 削減等一系列現象都表明目前我國競技體育市場發育嚴重不足。

2.2.5競技體育投資的高風險性 競技體育投資的高風險性也是制約其社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任何一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都 有相應的期望效應。作為一個經濟人，他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驅策人的經濟行為的 根本動機；同時經濟人行為是理性的，他能根據自己的市場處境判斷自身的利益，并使自己 的謀利行為符合從經驗中學到的東西，從而使所追求的利益盡可能最大化［8］。從 “理性經 濟人”這個假定出發，投資競技體育要承擔很大的經濟風險。首先就是競技體育投資的長期 性，一個運動員從啟蒙訓練開始到最后獲得世界冠軍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只有當運動員 獲得了冠軍這個投資才能收到回報，而在這個長期的培養過程之中投資者是沒有效益可言的 。其次，投資結果的不可預測性，衡量一個運動員成功與否的判斷標準很簡單，就是能否獲 得冠軍，但是就競技體育“高淘汰率”的特征來說，冠軍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能 夠成為冠軍的比例很小，因此伴隨著運動員成才的“高淘汰率”的是競技體育投資的“高風 險性”。第三，代價的昂貴性，伴隨著運動員成長的背后是無數的傷病困擾、學業的荒廢， 如果一旦不能成功其代價是相當昂貴的，失去了“二次就業”的保障。因此，從投資風險這 一點來說無論是家庭還是企業，投資競技體育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超乎尋常的判斷力。

3結論及建議

丁俊暉模式的成功證明了在中國走競技體育社會化的道路是可 行性，同時也給我們的競技體育社會化提供了前進的動力，給處于改革過程中的中國體育界 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和借鑒的模版，對當前我國競技體育體制改革具有積極的意義。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模式在我國的確立和 完善需要一個過程。不僅要具備一定的社會條件，尤其是高度發達的經濟、政治環境；還要 依托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而這些所有條件的滿足都需要一個發展過程，在面臨2008年奧運 會這個歷史重任時刻，社會穩定發展是首要任務，這些種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限制了競技 體育社會化進程的推進，競技體育社會化管理體制和良性運行機制未能真正形成，因此要想 實現我國競技體育社會化的發展目標，我們任重而道遠。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 依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審視和定位體育政府管理職能，實現政府管理從全能政 府向有限政府的逐步過渡。這就要求在前期體育管理體制改革成果的基礎上，深化管理體制 改革，進一步明確界定體育行政部門的職能，逐步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 作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實現政府職能的真正轉變。2) 培育和壯大社會團體力量，為政府權力的讓渡創造條件。在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過程 中要加大協會實體化發展步伐，使協會變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我經營、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 獨立法人。同時要逐步改革項目管理中心，使之從“官民二重性”的狀態中脫離出來，逐步 向實體化靠攏，為政府權力的下放和接管創造條件。同時還要鼓勵和支持第三部門參與競技 體育發展，為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3) 積極培育、壯大競技體育市場，為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奠定堅實經濟基礎。要按照市 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培育和壯大競技體育市場，按照市場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來調節競 技體育市場的發展，政府逐步從市場具體事物管理中抽身出來，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效率 ，為競技體育市場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4) 建立和完善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的保障和激勵機制。一方面，在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 初期，政府必須采用必要的行政干預來保護競技體育社會化的順利發展，使之由國家管理向 政府管理轉變道路的順利進行；同時還要制定各種有效的法律、法規，限制政府權利的無限 膨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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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 傳統體育 競技化 生活化

新世紀的中國已成為一個全方位開放的社會，世界各國的文化包括體育文化會迅猛地涌進，對中國文化包括體育文化形成沖擊和影響，成為中國各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的文化動因。中國體育文化要成為世界體育文化的組成部分，參與世界體育文化的對話與交流，就必須以民族體育文化為根本，尋找有效的發展途徑。[1]

一、中華民族體統體育的競技化模式

在新時期，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發展存在的根本問題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現代體育文化的脫節。對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進行競技化模式的改造，是指以科學求實的態度，從世界的高度來審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積極參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自覺摒棄一些不符合科學原理、缺乏時代感的原始因素，借鑒現代體育競賽規則、運動技戰術、教學訓練手段、競賽組織與管理的基本理論方法，對一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改造、整合，使之既富于時代性又保持民族特色，實現自身的創新發展，促進國際體育文化的進步。

今天，開放的中國正敞開胸懷擁抱世界，融入世界文化，這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走向世界提供了條件。歐洲杯、NBA、美洲杯、柔道、跆拳道等體育項目與競賽吸引著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人們，成為大多數國家體育的主體，這正是各民族傳統體育產生互動的結果。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正處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要以自身價值為基礎，跟上時代的步伐，借鑒現代手段，融入世界，才能與世界文化共榮。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部分是在河谷平原的搖籃中發育成長的。但其邊緣部分卻選擇了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游牧文化、漁獵文化，并由此繁衍出不同的文化傳統，鑄造了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多樣性，使中國的漢民族體育文化和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構成了一個蔚然壯觀的文化叢林。每個民族都要發展自己具有民族個性的文化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體育活動則是其中重要的組成。如果蒙古族停止了“那達慕”，傣族忘記了“潑水節”，朝鮮族沒有了“蕩秋千”、“蹬跳板”，侗族中斷了“搶花炮”……將是不可想象的一種民族文化損失。各民族創造的多姿多彩、風格迥異的民族傳統體育，從一個嶄新的角度顯示出人與自然界與社會的特殊表現，是對人的創造力和才能發揮程度的鑒定。[2]

二、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生活化模式

現代社會發展使人們的價值觀念及其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形成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現展的社會需求動因。振興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面向全社會的推廣、普及工作尤為重要。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體育形式要為世界人民所接受，首先是要在自己國家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形成文化上的“認同”。走“生活化”道路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高，整個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由關注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獲取轉化為關注生活質量的提高。從人們的生活需要內容看，物質生活需要與精神生活需要并舉，且具體需求豐富多樣；從需要層次看，生存需要作為生活主體的最基本的需要己不是最主要的內容。具體表現為生活主體對更多、更好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的實際享用，從而得到滿足、舒適和愜意。同時，生活主體關注提高自身素質，發揮自身潛能和促進自身全面發展，這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多面性和多樣性。

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往往是一個民族發展的縮影，同時也反映了這個民族的某些特征。中國有近千項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其數量和形式豐富多彩，堪稱世界之最。其活動方式的靈活性、獨特性、趣味性形成得天獨厚的優勢是現代體育所缺乏的。目前，由于大多數競技運動項目已經發展到了耗資巨大的近乎于雜技化的高超水平，一般群眾僅滿足于觀賞，受場地、經費、技能學習等諸多因素的限制而被禁進入。因此，著眼于發展群眾體育、走健身愉心的民族傳統體育生活化道路，是體育短暫異化的回歸，順應了跨世紀的社會需求。[3]

傳統的體育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文化模式，積淀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穩定、堅韌的結構形態，世代傳承。我國少數民族由于生活地域不同，風俗習慣、等方面也各有差別，產生了許多豐富多彩的節日活動。在這些眾多的民族節日中，有些是直接用單項傳統體育項目命名的。這些節日，不管是祭祀性與紀念性的，還是慶賀性與社交娛樂性的，都與傳統的體育活動有著不解之緣。例如，在貴州、湖南、廣西相毗鄰的侗族地區，最熱鬧的傳統節日 “花炮節”；廣西壯族聚居的地方，每年都要舉行有名的體育盛會“陀螺節”。還有一些節日，雖然不是以體育項目命名的，但其中也揉進了較多的體育成份。節日為體育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體育活動又為民族的節日內容增添了絢麗多姿的色彩，相得益彰，互相生輝。因此，利用節假日、周末、交易會，因地制宜地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性體育活動，是民族節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我國也可以通過立法，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國傳統節日作為法定節日確定下來，使之成為春節之外的一些重要的民族節日。豐富多彩的民族節日與傳統體育活動是我國全民健身運動的合理內核，將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走“生活化”模式的道路奠定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周高柱.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發展模式探索[J]. 經營管理者. 2009年16期

[2] 張冬. 從體育人類學的角度論民族傳統體育的民族性[J]. 體育世界（學術版）. 2010年04期

[3] 倪依克.民族傳統體育：最有生命力的休閑文化[J]. 廣州體育學院學報. 200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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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體育；產業市場；經濟環境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52-0014-02

1 體育產業市場

1.1 體育產業的形成

體育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具體到從產生包括居民或學校、社區等組織對體育產業及其產品的需求，和以此供應為生的人群等形成的簡單的供需關系，發展為需求者的逐漸壯大成群體性和所需產品的類別的豐富，從而形成規模化，也就是體育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形成市場，以體育活動為主或密切圍繞體育而開展經濟活動并不斷地形成相應的企業、公司、俱樂部等經營實體，這些生產體育產品或提供體育服務以滿足社會需求的各類行業就是體育產業。體育產業是指為社會提供體育產品的同一類經濟活動的集合以及同類經濟部門的總和。由這些體育產業所形成的以體育商品、勞務供給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實現的商品流通總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產業市場。

1.2 體育產業發展的現狀

體育產業的發展與其自身的規模、結構和體制是否完善，體育企業市場化程度的高低有關。如果缺乏競爭力的體育企業或企業集團，體育行業由體育用品產業化到體育產業規模化的轉變將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被壓制或者是被淘汰掉；體育產業區域發展是否平衡，產業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帶動了周邊體育產業的發展，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分支，加快體育社會化、產業化的進程,大力推進體育管理體制改革；整合體育資源,實現體育企業的資產重組；加強體育產業與資本市場的互動,拓寬體育產業的融資渠道，把體育產業培養成經濟增長中的新亮點；體育本體產業在整個體育產業中所占應是主體地位，高于其他尤其是體育用品產業，這涉及市場體系是否健全；體育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行業的運行與發展。

2 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的必要性

2.1 提高體育消費質量的需要

隨著人們收入的不斷增長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體育健身、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所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消費的需要，同時也為體育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體育產業包括所有與體育相關的經濟活動，與其他產業類似，體育產業也有其產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商品，例如服裝、器材、食品等，體育商品具有鮮明的文化商品的特點，它不僅是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質量，滿足更高層次生活的需求，這使得體育產品和服務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體育產業從最開始的分散沒有形成一定規模和規范的市場，到逐步以市場為核心，消費為主體的產業化發展，是隨著市場的壯大而壯大的，市場存在著供需關系，競爭關系等經濟領域的關系法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勢必對所需商品質量的好壞產生影響。因此，體育產業在這種需求和競爭的環境中，必須整合資源，調整自身管理和運營機制，降低成本，更大地、更高質量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消費需求，這就使得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成為必然。

2.2 體育產業市場自身發展的需要

從經濟學角度看，產業是同一屬性的企業集合，其目的就是在某種市場中，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市場則是指一切商品交換活動的總和，或者說，是商品供給和商品需求及其相互作用所實現的商品流通的總和。市場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產物，社會分工越細，商品經濟越發達，市場規模與范圍就越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產業市場是實現體育商品和體育勞務價值、實現體育產業積累從而最終實現體育再生產的關鍵。由于體育產業市場的不斷變化，它又不斷從外部造成一定壓力，促使體育商品、體育勞務生產者和提供者不斷改進生產、經營和管理，推動體育商品生產和勞務不斷創新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體育產業自身為了生存、發展需要進行整合、擴充，在合理調配資源的前提下，完善體制機制，形成規模化、集約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

2.3 體育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體育產業化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顯示出其經濟方面的優勢，而體育產業又帶動許多相關產業，促進了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并在引導社會消費、調整產業結構、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方面顯示出巨大的潛力，體育消費正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同時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加入體育產業。將體育資源與相關行業整合，以產品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建設體育產業市場,繁榮體育經濟。因此,要努力開發體育市場,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增強體育市場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高效率的體育產業與地區經濟綜合體的良性互動,使體育產業市場朝著多元化、市場化方向發展。體育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必須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規模化的整合,從整體上提升體育產業的競爭力，推進體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3 經濟環境與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

經濟環境是指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外部條件，包括資源對經濟發展的約束程度,還指可治理的環境,如經濟體制、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狀態及社會通貨水平和經濟發展的秩序等。經濟環境的優劣主要取決于總供給與總需求能否保持大體的平衡,通貨膨脹是否得到治理,經濟秩序是否建立并完善,以及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配置資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這些是指經濟環境的特點。經濟環境作為一種抽象的名詞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它與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3.1 經濟環境的特點決定了體育產業市場發展的規模

經濟環境對體育運動改革與發展提出了一個現實問題，體育運動的改革與發展,必須根據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來確立體育發展的規模與速度。也就是體育產業的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這些發展是受經濟環境所制約和影響的。經濟環境受地區發展狀況的影響，不同地區經濟環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體育產業市場發展狀況就不同。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慢，經濟發展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比例小，其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較少，決定了西部地區體育產業市場發展的規模相對較小。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相對較多，對體育產品質量要求高，因此推動了體育產業市場的發展規模。

3.2 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對經濟環境的需求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方式的出現，人們的收入差距逐漸拉開，體育消費的層次性逐漸顯現，根據人們對體育消費的不同要求，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勢在必行。體育市場的需求是拉動體育消費的動力，體育市場規模化發展是溝通體育服務生產和

體育消費之間的橋梁。體育市場規模化，可以通過國家投入、體育部門自籌和社會集資等多渠道的形式建設一批能舉辦比賽，又能向社會開放供群眾活動的不同功能、不同類型的體育場館，并加以市場化運作。又可以通過外商獨資，中外合資或個人投資興辦的以體育服務為內容的盈利性體育企業，從而發展和擴大體育市場規模。

3.3 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對經濟環境的適應性

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應與經濟環境相適應。體育運動項目的開發須符合地域文化特征；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應與區域經濟相協調；經濟發達地區體育的發展應以信息、高技術為主發展體育產品，建立社區俱樂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應以競技體育帶動群眾體育的發展；經濟不發達地區競技體育方面應以民族傳統體育為主，推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大眾化，體育用品業的生產則應以生產少數民族體育用品業為主，在社區體育方面，應采取百花齊放的方針。根據消費者對體育產品需求的不同，體育產業市場在發展過程中應因地因時制宜，確定其發展規模和方向。

4 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應注意的問題

體育投資和體育消費主要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居民人均水平等經濟因素的制約。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的同時須與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通過調整行業布局，優化資源配置，使體育產業的增長轉移到依靠本體產業軌道上來，才能提高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的程度，不會產生市場的無序、盲目發展以致資源浪費，加大成本，導致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的發展走彎路。體育產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體育消費的增長，從而優化人們的生活消費結構。從發展的角度看，對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的經濟環境分析和研究，為體育產業經營者和相關管理決策者提供有意義的借鑒和參考，減少和規避體育產業經營與投資的風險，使體育產業保持健康、快速、持續的發展。從而為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駱秉全.簡編體育市場營銷學[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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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稅收模式；提升；優化

       從目前有關區域經濟發展的論著中可以發現，諸多學者聚焦于三次產業的協同發展，并以建立經濟增長極為核心的經濟拉動模式。從區域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以上思路都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與此同時，業內似乎對于一定的稅收模式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及作用卻較少關注。這樣一來，就缺乏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整體觀。

眾所周知，稅收不僅成為當地政府的財政來源，也構成了區域各經濟主體的經營費用支出。在稅收模式一定的基礎上，該模式的結構和稅率將直接影響到經濟主體的投資偏好和經營態勢。當然，最終也將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正因如此，筆者將結合自身的工作體會就文章主題進行討論。

一、優化稅收模式對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分析

區域經濟若要實現健康、穩定發展，其須滿足兩個主要因素：（1）產業結構的合理化；（2）新增資本存量的正向性。前者使得各產業之間形成耦合關聯的拉動形態，滿足區域內經濟循環的需要；后者則成為擴大經濟覆蓋面的前提。圍繞著上述兩個因素，優化稅收模式的功能可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產業導向功能

    作為中觀層面的區域經濟范疇，在其發展中也貫穿著區域政府的經濟規劃。如同國家層面的5年規劃一樣，在根據當地的自然稟賦條件、傳統經濟優勢等要件，區域政府將在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下建立自身的產業發展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區域政府惟有通過稅收結構調整，才能在經濟主體的利益驅動下完成產業導向。如在城鄉統籌背景下，為了推動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的發展，必然對該類型企業的營業稅給予優惠。以此作為引導，將使得包括鄉鎮企業在內的經濟主體嘗試進入該生產領域。

（二）產業扶持功能

    目前在發展區域經濟時，各區域政府都努力構建區域增長極。試圖通過增長極的涓滴效應來推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而承擔區域增長極的主體，往往是由當地某一優勢產業來承擔。從而，建立合理的稅收結構和稅率，將在特定時期內建構起該產業的經濟增長極效應。同時，以關注民生為宗旨的區域經濟發展下，通過稅收模式的合理設計，還將促進具有強外部性特征的企業發展。

    以上兩方面的功能，就為稅收模式的設計提供了內在規定性。

二、基于功能分析探究稅收模式的設計原則

    具體而言，稅收模式的設計原則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植根性原則

隨著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實施了分稅制后，區域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方面擁有了更加獨立的稅收來源。目前，稅收模式設計已成為區域政府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為此，首先應建立區域植根性原則。具體包括：（1）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規劃，進行有針對性的稅收結構調整；（2）根據區域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進行有目的性的稅率設計。通過以上兩個方面努力，將使得區域經濟微觀主體在利益驅動下，根據當地政府的經濟發展規劃進行企業經營目標的調整。

   （二）動態性原則

動態性原則直接根源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動態演化性，其中主要體現在三次產業間的比例關系。由經驗數據顯示，區域經濟發展體現為以工業為主體的拉動和推動效應，即工業拉動農業并推動服務業發展。這就要求，在國家政策導向下已減免了農業稅，但在發展服務業方面還應通過稅收優惠等方面給予動態支持。與此同時，針對第二產業的稅率應在不影響稅基的情況下，根據其平均利潤率的漲浮給予比例提高。

（三）關聯性原則

    在社會網絡化分工成為常態的當下，諸多產業門類之間以及各產業之間形成了價值鏈體系。諸如，農產品深加工領域，即該領域包括農戶、深加工企業、零售商等主要經濟主體；并且，還包含物流企業在內的流通性組織。因此，建立在統一價值鏈基礎上的關聯性特征，就要求在稅率設計上應維系各主體間的利益平衡。

    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則，便為稅收模式的優化提供了路徑指向。

三、原則導向下的稅收模式構建

結合以上闡述并在原則導向下，稅收模式構建可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根據區域產業規劃進行稅收模式構建

在城鄉統籌背景下，區域產業規劃必然面臨著形成城市與農村間產業結構互補性的任務。因此，為了打破已有不盡合理的產業結構，以及確保符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區域政府應在兩個方面進行稅收模式的構建：（1）針對高科技、創新型企業而言，應給予稅收優惠。其優惠的模式可以采取降低稅率的辦法，也可以通過后期經政府創新基金的發放給予變相優惠。（2）針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產業，諸如拉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

（二）根據區域產業發展進行稅收模式構建

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涉及到內生驅動力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以什么樣的產業作為主導產業的問題。目前，盡管在增強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聯系互動，但二者各自的經濟內循環態勢仍十分明顯。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應根據區域產業分別給予兩大區域的重點產業以稅收扶持。如，農村經濟系統中的鄉鎮企業。與此同時，在針對資源指向型的產業而言，應通過提高稅率的辦法來減少負外部性的產生。

綜上所述，以上便構成了筆者對文章主題的討論。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　非正式約束;經濟一體化;發展模式

經濟增長是傳統經濟學研究的最根本問題。然而傳統經濟理論在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問題時，過度分析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和資本)、技術和制度這幾類因素對經濟增長績效的影響，而忽視非正式約束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勞動、資本、技術和制度因素在區域經濟長期的歷史演進中是相對易變的，尤其是它們都會對空間差異做出適應性調整而發生誘致性變遷。因此，對于長期經濟增長而言，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變遷都不足以對國家或地區興衰的全部歷史做出有力的解釋。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割裂迫使我們從另一個全新角度尋找區域經濟增長的內在本質。不同區域間的各種非正式約束作為一種歷史積淀，其核心價值體系影響著區域經濟主體的價值趨向、行為規范，進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增長路徑。

一、非正式約束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述評

非正式約束是人們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習俗、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經濟行為影響因素集。從非正式約束視角揭示經濟增長的文獻多以定性方式展開。馬克斯·韋伯認為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意義，資本主義的起因應該從西方文化中獨具的合理性中去尋找。格雷夫從文化信念與社會組織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約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經濟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組織這兩個相關的因素組成，制度結構之所以表現出路徑依賴，是因為過去的行為、文化信仰、社會結構和組織都影響著價值觀念和社會實施機制的發展，從而壓制了背離舊有行為模式的靈活性。

哈耶克認為，非正式約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為的，既不是通過遺傳繼承下來的也不是經由理性設計出來的，非正式約束是一種由習俗的行為規則構成的傳統，復雜的非正式約束形態的形成往往是一種優勝劣汰的結果。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將經濟動機歸結為復雜的心理，強調經濟活動植根于廣泛的社會習慣和文化道德之中。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節約、慎重、機敏、質樸、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經濟人”的活動是“經濟與道德”的統一。如果不具備這些必要的倫理道德，僅僅追求自利無法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進。穆勒認為各國的經濟情況取決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個社會的知識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對生產要素、生產力程度有較大的決定作用。阿瑟·劉易斯認為，資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經濟增長率是人的經濟觀念、行為和制度決定的。他認為，經濟增長依賴于人們對工作、財富、節儉和冒險等等的態度。而人們的不同態度往往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有關。阿馬蒂亞·森強調非正式約束對經濟發展存在促進作用，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率運行依賴于強有力的價值觀和規范系統。他論證說，一個交換經濟的成功運行依賴于相互信任以及對公開的或隱含的規范的使用，即使對機構和制度而言，其運行也是以共同的行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對對方道德標準的信心為基礎。轉貼于

二、非正式約束與經濟增長機制分析

(一)非正式約束是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層次因素

通常利用資本、勞動、技術三個要素分析經濟增長是否有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將經濟發展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然而，技術和勞動這兩個要素深受非正式約束的影響：技術進步需要的是崇尚創造、摒棄簡單模仿、包容錯誤的氛圍，需要的是企業家群體的創新精神；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識技能、職業道德、個人操守等多方面修養的提高，可見非正式約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約束對經濟增長諸因素具有整合效應

非正式約束總是要滲透到經濟增長各類因素的作用過程中，從而造成經濟增長因素功能和績效上的差異。非正式約束對經濟增長要素的整合，既體現在從工具理性層面把握生產要素的各個環節，也體現在從價值理性層面把握生產要素的各個環節。從工具理性層面看，各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生產要素的形成、發展和進步過程，是一個區域非正式約束印記不斷滲合的過程。從這一點上說，生產要素總是包融在區域非正式約束印記中的；從價值理性層面看，非正式約束整合效應，著重表明區域經濟增長諸因素的人文價值和人文信念的回歸。生產要素不僅是人們創造有形財富的手段，而且還是人類自身發展的認知成果和創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發展為向度的價值尺度。一種非正式約束如果無法接受和融合不斷創新的科技和制度的進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斷創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蘊著的文化潛能的侵蝕和創傷，而這又能夠刺激該種非正式約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積極的姿態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發展沖力。

(三)非正式約束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

非正式約束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是能夠實現邊際報酬遞增的稀缺要素。準確地說，非正式約束是能夠實現邊際報酬遞增的稀缺要素。這是因為非正式約束具有自組織能力，它一旦形成就會不斷地自我強化，這也是一切非正式約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種非正式約束一旦在競爭中被人們接受，它就會竭力形成壟斷，排除其他非正式約束的存在。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如果非正式約束的偶爾積累帶來了利潤，利潤會吸引更多的人來迅速學習或復制特定的非正式約束，要想阻攔這種觀念的傳播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更多的人習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約束后，該國家或地區的非正式約束似乎被“鎖定”在一個獨特的路徑上并沿著這一方向持續發展下去。而導致經濟增長的特定文化資本會進一步同各種相近的思想觀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組合，互相傳遞。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非正式約束的自我強化行為，推動著那些有機會進入增長軌道的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人均收入持續增長。

三、基于非正式約束的經濟增長一體化模式

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相互融合的基礎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生產力系統的重構。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極大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化，帶來了新的文化、經濟、科技與信息產業的出現和迅猛發展。社會化生產與交流的發展，使人們經濟的需求及其滿足程度都有較大的發展和變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變化。產業發展中的非正式約束因素與日俱增。產業集群內的企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約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約束深刻影響著集群內企業的裂變、要素的流動、創新能力的形成、區域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集群特征和競爭力。

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摒棄傳統的生產方式，要求以市場為紐帶和以市場規律為主導的文化、經濟資源的廣泛流動和優化配置。這是非正式約束與經濟走向新的融合，趨向一體化的基礎。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不是非正式約束和經濟的板塊結合，而是非正式約束和經濟內在的有機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體關聯的一體化格局。非正式約束和經濟原本就是相互聯系的，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是具有非正式約束的人，經濟活動的組織和方法就包含著非正式約束品性。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的聯系，而是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突破傳統，在理念、實踐、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創新。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是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的生態有機體。非正式約束與經濟運行過程和運行機制具有系統性、整體關聯性和開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約束和經濟之間以及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系統內的諸因子、諸方面之間都存在著共生互動的辯證關系，非正式約束與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也是根據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性協調和變化的動態關系。在社會現實中也有諸多因素和方面影響和制約著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的形態。

[參　考　文　獻]

[1]Krugman P， Fujita M， 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M].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9

[2]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