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7 17:32:54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稅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納稅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
稅收評估不僅是對稅收結構及變化進行科學分析,指導稅收工作,更好地發揮稅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還能夠科學反映經濟社會各部門發展狀況,對于指導宏觀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稅收評估相對復雜,在指導經濟發展方面還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缺乏科學的評估方法、應用指導機制不健全、對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不足、缺乏專業化人才團隊等,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提升稅收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性。
一、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確保宏觀經濟增長目標順利實現
稅收總量、結構等都與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具有重要關系,而宏觀經濟增長目標是國家在充分考慮各項因素基礎上提出的,能否順利實現宏觀經濟發展目標直接關系到經濟社會及財政稅收等各方面發展。因此,應用有效的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可以明確我國各產業、各部門內的經濟增長點,對于發展趨勢進行有效的預測,可以明確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并將其進行細化,針對具體目標指標采取相應的支持和發展政策,進而可以順利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目標。
(二)促進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經濟已經是由高速發展邁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而優化稅收結構、提升稅收收入質量成為實現宏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通過應用稅收評估,明確稅收的具體結構,以此確定宏觀經濟中各部門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空間,進而制定和實施必要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據,使得那些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知識密集型以及戰略新興產業能夠得以快速發展,進而優化了宏觀經濟發展結構,為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必要的基礎。
(三)有效激發市場活力
我國經濟在經歷高速發展之后,逐漸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的穩步推進為我國經濟的穩步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成為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稅收評估可以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納稅申報進行有效分析,通過實施減稅降費等優惠政策扶持市場主體的發展,進而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充分釋放稅費改革紅利,提升其發展活力。由此可以看出,通過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更加有效的激發市場活力,為宏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二、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缺乏科學的稅收評估方法
在財政收入中,稅收占據絕對比重且該比重不斷上升,成為國家主要的財政來源,直接影響著國計民生,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近年來,我國在稅收評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各地區稅務機關通過組建專門的稅收評估部門,借助系統軟件對稅收結構、風險、增長變化情況等進行分析。但從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當前的稅收評估方法還相對落后,缺乏對稅收及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因素的充分考量,其內容相對單一,沒有充分考慮到宏觀經濟發展對稅收評估工作帶來的影響,也沒有根據經濟發展對稅收評估工作進行改進,因此導致稅收評估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宏觀經濟發展實際,所以其對宏觀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受到限制。
(二)缺乏完善的應用指導機制
稅收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具有緊密關系,宏觀經濟是稅收的基礎,稅收是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結果,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通過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涉及到諸多層面的內容,但由于缺乏必要指導機制,因此其指導作用相對有限。首先,在進行完稅收評估之后,如何將其結果順利應用到宏觀經濟發展指導過程中,如何實施這些指導性的政策,如何確保指導政策的有效性等成為擺在當前的重要問題。同時,在稅收評估標準制定和選擇方面是否可以滿足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這也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制定和實施完善的應用指導機制成為借助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三)對大數據的應用能力不足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各行業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直接推動了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稅收評估工作,為其帶來了新的評估手段。但當前在進行稅收評估過程中,還缺乏對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現有的評估方法、模式和系統等都顯得相對傳統,且很多時候需要進行人工操作,不僅降低了稅收評估的效率,也影響了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另外,在具體的稅收評估過程中,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較低,難以借助信息技術手段對宏觀經濟發展和稅收變化中的各項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因此導致稅收評估的可靠性受到影響,進而降低了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
(四)缺乏專業化人才團隊
稅收評估工作是稅收經濟分析的重要工作內容,涉及到稅收組織收入構成中的諸多內容,其復雜性較高,因此需要專業化的人才團隊。而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的應用也具有較強的專業化,同樣需要專業人才的推動。當前,人才不足成為擺在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相關部門對現有稅收評估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力度不足,沒有針對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進行核專業化的培訓教育。其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得不到持續提升,難以有效應對宏觀經濟發展對稅收評估提出的各項要求,因此其在稅收評估方面的專業性不足,評估結果的應用性存在欠缺。另外,相關部門對稅收評估專業人才的引進不足,大部分人員都是從其他部門或崗位調整而來,非科班出身,因此其專業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稅收評估及其應用方面難以發揮專業人才作用。
三、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創新稅收評估方式方法
近年來,為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減輕企業負擔,助推新興產業的發展,國家不斷出臺一系列的減稅降費政策,各類政策及稅收征管還處于改革過程中,對宏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從而對稅收評估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以,需要創新稅收評估方式方法提升稅收評估的科學性和準確性。首先,相關部門要轉變傳統稅收評估理念和方法,提升對稅收評估的重視度,將其視為反映宏觀經濟發展質量、促進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其次,要全面更新稅收評估的軟硬件設備,在原有系統基礎上,將宏觀經濟發展和稅收評估相關影響因素納入其中,確保稅收評估分析數據的全面性,以此改進稅收評估結果,更好地指導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完善應用指導機制
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需要完善的應用指導機制作為保障,以此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完善應用指導機制方面,要首先明確稅收評估的目標,就是要通過稅收評估結果來評價宏觀經濟發展質量,并找出宏觀經濟新的增長點,比如新興產業和企業,以發揮其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所以在要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支持和應用政策,將那些具有戰略指導價值的稅收評估結果應用到宏觀經濟相關產業行業中。同時要對這些支持政策的應用結果進行科學考核與評估,比如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成果等,以此作為改進和完善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指導機制及支持政策的重要基礎和依據,更好地發揮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強化對大數據的應用能力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迎來了大數據時代,其對各項稅收工作及宏觀經濟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因此強化對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是提升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指導能力的關鍵。首先,在進行稅收評估過程中,要樹立大數據思維,摒棄傳統的數據評估理念和方法,充分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手段,對稅收征管及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項影響因素數據進行廣泛的收集、分析、整理、儲存,形成稅收評估信息數據庫,在開展各項稅收評估過程中強化對數據庫的共享,以便于提升稅收評估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同時要借助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對各行業發展情況與稅收情況進行對比分析,以便于明確兩者之間的關系,為稅收評估提供實時性的數據支持,也更好地發揮其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
(四)構建專業化人才團隊
當前,人才已經成為各行業發展的關鍵性資源,稅收評估工作本身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其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更是需要專業人才的推動。因此,構建專業化人才團隊顯得十分必要。首先,要根據稅收評估工作的實際需要和現有從業人員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差異性,對其稅收評估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使其掌握最新的稅收評估方法,在稅收評估實踐中不斷提升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另外,要根據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吸引外部專業人才的加入,實現對現有人員團隊的有效補充,優化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打造一支專業化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人才團隊,為更加有效地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人才保障。在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稅收評估工作顯得十分必要,不僅可以實現對稅收本身的評估,還能夠為宏觀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指導。稅收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具有必然聯系,通過科學稅收評估能夠確保宏觀經濟增長目標順利實現,同時能夠激發市場活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從研究來看,可以從創新稅收評估方式方法、完善應用指導機制、強化對大數據的應用能力和組建專業化人才團隊等方面出發,強化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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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娜.淺析財政稅收對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J].中國集體經濟,2021(3):109-110.
【關鍵詞】 宏觀經濟; 政府消費; 貿易平衡
從我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運行狀況來看,外貿進出口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紀末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出現順差現象。進出口貿易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問題,后遺癥的出現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系列問題。特別是進幾年我國日益擴大化的經常項目和相關的金融項目、資本項目出現了雙向順差。導致我國與其他國家產生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同時西方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愈來愈高。
可以看出,我國對外貿易產生的雙順差現象導致國際經濟出現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很嚴重,同時產生宏觀經濟的外部失衡問題。所以要解決當前的問題,我國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進行改革,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依靠擴大內需來帶動我國經濟增長,達到進出口貿易的和諧、平衡發展。此方法的具體實施必須依靠國家相關政策來支持,政府必須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來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從我國當前的實際狀況來看,外匯盈余情況明顯且在不斷增加,持續增長的外匯導致我國的物價一直不穩定,從控制通貨膨脹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擴大內需的力度遠遠不夠。所以為解決和糾正外部經濟失衡的狀態,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采取積極相關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稅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內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大,從內在因素分析要解決此種矛盾僅僅依靠一些財政措施是很難實現的,如當前的金融體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員的相關考核體系不完善、政績考核不科學等。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宏觀經濟外部失衡的問題、緩解矛盾,必須把財政和稅收政策同時利用起來。
一、提升公共消費的能力,通過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
首先,拉動內需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費,所以政府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內需從實現形式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依靠投資來擴大內需,另一種依靠消費來擴大內需。二者只要有一個方面擴大需求,都會對經濟發展起到帶動作用。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以往通過投資方式帶動經濟發展可以起到很明顯的效果。
從當前狀態看政府消費是集中式的,我國居民消費比較分散、很難起到明顯效果,需要時間的積累和沉淀。從我國居民實際消費狀況來分析,居民的消費能力主要取決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為短期收入和長遠預期收入二種。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導致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的水平,此狀況導致我國很有消費愿望的人沒有能力消費,購買能力、消費能力相對很弱,此部分在我國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國依靠居民消費來帶動經濟發展的壓力是巨大的,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居民的未來收入很難保證,因此其消費愿望更加難以實現。所以從帶動經濟增長的因素來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要好于消費,但由于我國的鋼鐵、房地產、水泥最近幾年投資增長速度過快,導致原材料供不應求,因此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導致煤、電、油等出現緊張的局面。因此,從我國經濟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現當前經濟發展,必須把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從投資轉移到消費。從消費的形式來分析,消費主要有二種,一種是居民消費,另一種是政府消費,從我國的實際國情來看居民消費的效果不是很明顯,自然把消費的問題落在政府身上。從長遠角度來分析整個社會消費能力的提升必須依賴國家好的公共財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個消費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當前我國的居民消費之所以如此難以啟動,主要原因是我國居民未來的一些消費是必須的、具有剛性的特征。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沒有完善,居民的未來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所以當前要想擴大居民消費支出,必須從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保障機制,消除廣大的居民的擔心,解決他們的未來若干問題,如此狀態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費、大膽消費、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
二、完善外資稅收政策,提高外資利用效率
我國當前的外資導向不合理,主要體現為對區域導向比較明顯而對產業的導向比較弱。對我國的沿海地區投放力度比較大,而內地的關照程度較低。從經濟特區到經濟開發區再到經濟引導區逐漸遞減投放,從我國的東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種不均衡發展狀態導致我國的外資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不合理性,我國的東部稅收政策優惠比較明顯,中西部很難享受到更好的優惠政策。我國外資利用的區域不平衡狀態導致其產業導向較弱,我國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導向不平衡,從高新技術產業到道路交通、基礎設施的優惠政策大都體現在沿海地區,中西部落后地區基本享受不到。外資的投放具有很強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資還流入投機性較強的股票、房地產等行業。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的行業和一些基礎設施領域很難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國的外資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險、銀行、電信、證券等領域流入,而這些領域對國民經濟發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國加入wto已經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國的外資依然在享受超國民的稅收優惠政策,如此狀況在國外是很少見的,也給內資本帶來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現內資通過國外注冊公司,最后把資金通過國外轉入國內,形成所謂加外資現象。我國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和國際社會倡導的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給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帶上了一個無形的枷鎖。外資稅收優惠政策給我國產業發展和升級帶來了很多問題,產業無法轉型,外資優惠政策不一致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因此我國當前必須積極調整外資優惠政策,達到有效利用外資的目的,提升外資利用水平,減輕資本貿易順差給我國人民幣造成的升值壓力,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根據我國經濟的發展狀況來看,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為經濟發展帶來了若干問題,為提升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調整產業發展方式。對于一些具備優勢但又缺少資金的產業,要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重點扶持,防止所謂假外資現象的產生。對于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進行逐步淘汰,促進整個社會的產業升級。
三、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優化調整,保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協調發展
我國持續貿易順差的局面要求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來調整稅收政策,達到進口貿易出口貿易的平衡。從我國與美國歐洲等國的貿易摩擦來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對我國的發展來看不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種負擔。因此西方國家一直要求人民幣升值,其實從本質來看我國貿易順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內需不足,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我國經濟出現降溫的一種表現。因此我國的未來一段時間如果內需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凈出口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例依然會很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更加明顯。如此下去導致與國際貿易伙伴之間的爭端和摩擦會進不斷加劇,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更大,所以我國政府必須在進出口貿易方面找到一個平衡點。
對我國當前的對外貿易狀況,如何更好的調整對外貿易的方式是我國政府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通過認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須通過優化對外貿易的方式來達到貿易的協調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注重自主創新品牌產品出口,加大自主創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產品出口比例。進口方面我國更加重視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國內短缺資源。我國采取的對外貿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稅對我國經濟運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桿作用。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更好的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增強了我國出口貿易的質量,有效的促進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發展。我國通過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產品的出口,其中最顯著的措施就是通過控制出口退稅,我國已經明確提出,在特殊情況下還要對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產品征收出口稅,為我國出口高質量、高技術含量產品提供重要的稅收政策支持。因此積極的財政稅收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明顯的,從具體實施狀況來看,無論是對出口退稅還是對出口增稅,都是調整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的手段,通過政策的調整可以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國際社會風云變幻,客觀上要求我國必須在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上找到平衡點,才能減少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才能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才能更好的促進國內經濟持續發展。政府的財政稅收政策其實就是一個杠桿,通過此杠桿可以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時我國產業結構需要優化和調整,才能促進結構優化和升級,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我國是人口大國、資源大國,只有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才能更好的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宏觀稅負; 收入分配;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簡介]盧翔宇(1989―),男,黑龍江齊齊哈爾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財政理論。
一 、引言及文獻綜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稅收體制進了多次的調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稅收體制。特別1994年稅制改革以后,我國稅收大幅度增長,遠遠超過GDP的增幅。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增強了國家的財力,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同時稅負的增加會加重國民的負擔,也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影響。這會使人產生疑慮,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又是通過怎樣的機制和路徑來影響經濟增長。本文通過對宏觀稅負的實證分析,剖析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稅收決策提供參考。
事實上,關于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對此進行研究。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稅收只會改變穩態的人均產出水平,但對穩態的經濟增長率沒有作用。而只能在經濟趨于的穩態的轉型路徑上影響經濟增長率。而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將增長率解釋為內生現象,認為提高勞動和資本所得稅的稅率會降低經濟的穩態增長率。Barro(1990)將政府公共開支引入模型,研究經濟增長、社會福利和稅收之間的關系。得出增加稅率會降低經濟增長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歸分析了美國1929-1989年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宏觀稅負超過23%時,經濟增長率是下降的。關于中國宏觀稅負,郭慶旺、呂冰洋(2004)得出收稅收入增長速度高于經濟增長速度會抑制經濟增長。但是經驗研究中也存在稅收對經濟增長基本上不產生影響的結論。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個國家近15年間的數據,發現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都不影響經濟增長。
總的來說,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研究文獻來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過高的宏觀稅負會阻礙經濟增長。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多途徑的,如通過財政支出、公共服務等,但筆者在眾多途徑中,通過影響收入分配進而作用于經濟增長也是重要一環。本文試圖從這一角度對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出探討。基于此,我們還有必要從既有的文獻中理清一下兩個問題:一是稅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二是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稅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目前我國學者在研究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主要是從稅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稅種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直接稅主要包括所得稅和財產稅,這類稅是對所得和財富進行征收,一般難以轉嫁。理論上直接稅被認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進性方面,王亞芬(2007)測算我國1985-2005年的個稅再分配效應,發現累進稅率改善了分配結構。彭海艷(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數據,得出目前稅收負擔與收入水平相適應,但總體累進性呈下降趨勢。萬瑩(2011)應用K指數、稅前后基尼系數等指標進行分析,認為個稅的累進程度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且累進性不斷增加。李青(2012)運用2000-2009年數據得出個人所得稅具有累進性。而間接稅主要是對流通領域進行征稅,主要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這類稅通常容易轉嫁,具有累退性。我國稅收主要是以間接稅為主,而間接稅往往會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劍鋒(2004)構建了流轉稅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的理論模型。計算了不同消費結構對三大流轉稅稅收負擔的影響。張陽(2008)運用一般均衡模型,通過分別計算城鄉居民負擔的流轉稅份額,得出我國流轉稅在城鎮和農村都具有較強的累退性。劉怡、聶海峰(2009)通過比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組,發現流轉稅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萬瑩(2012)也通過考察2002-2009年流轉稅在不同收入組居民之間的分布情況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證實了對收分配具有逆向調節作用。
2.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文獻從政治經濟機制角度進行分析,這些文獻在內生財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決定財政政策,從而影響經濟增長。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財政純粹進行再分配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經濟增長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將勞動和資本作為基本要素加入內生增長模型中,得出中間投票人資本越匱乏,資本稅率相對較高,經濟增長率就會越低。伊恒等(2005)運用政治均衡和經濟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財政支出同時具有生產性和消費性時,經濟增長率和稅率呈倒U型關系,即隨著稅率的提高,經濟增長率會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時,收入分配與稅率呈正相關。因此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存在倒U關系。還有一些學者從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進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進而有利于經濟增長。其機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對于那些不能通過借貸籌措教育費用的窮人,給予了他們更多的受教育的機會,便于人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決策機制,發現收入分配不平等會提高生育率而減少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業化早起階段,物質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投資會取代物質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時收入不平等將不利于經濟增長。因此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Aghion等(1992)從信貸市場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貸市場完全以及信貸市場不完全的兩種情況下,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的結論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經濟的增長。
綜上所述,圍繞宏觀稅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這一種主題,現在有的研究已經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但是將宏觀稅負,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置于同一框架下進行研究還比較少見。本文運用1994-201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同時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觀稅負影響經濟增長的一種途徑。以期通過細致的經驗研究為我國科學的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有益的參考。
二、指標選取與模型設定
從統計指標來看,我國各地區的經濟指標各年變化較大,本文選取了全國30個省區的面板數據并分別從全國及東中西部三個地帶的角度進行數據分析。考慮到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關數據。本文資料及數據來源主要取自中經網數據庫和《財政統計年鑒》(1994-2011)。
(一)指標選取
1.宏觀稅負指標(T)
目前衡量宏觀稅負的指標按其口徑大小可分為三種(安體富2002):第一、小口徑宏觀稅負,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第二、中口徑宏觀稅負,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第三、大口徑宏觀稅負,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選指標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即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為相對與小口徑宏觀稅負,中口徑包含政府的非稅收入,這部分收入沒有形成稅收,但事實上對國民整體來講仍然形成了一種負擔。應當將其納入研究范疇。大口徑的指標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國民經濟負擔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預算外收入,以及沒有納入預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該指標不易準確測算,為保證結果的真實可靠,本文選擇中口徑宏觀稅負作為衡量標準,文中用T來表示。宏觀稅負的具體測算公式為:
T=■
我國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為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我們選取1994-2011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
2.收入分配指標(G)
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國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標,之前學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衡量指標,筆者認為相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更能夠真實客觀的反映一個地區的居民收入分配問題。基尼系數取值范圍在0-1之間,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目前國內的文獻較少運用省級的基尼系數。本文的基尼系數數據來自(田衛民,2012)中測算出的中國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數,自治區的樣本由于數據質量問題剔除,據此我們可得到1995-2010年30個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來表示收入分配指標。
3.經濟增長指標(Y)
目前學者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有多種,GDP增長的絕對量以及GDP年增長率等等。本文選取GDP的人均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因為如前述本文中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對量來衡量,為保證模型中數量關系的一致性,經濟增長同樣采用相對數即GDP增長率該數值來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區數據進行分析,為減小人口數量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問題,采用人均的GDP增長率,在文中用Y來表示。該公式為:
Y=■
4.控制變量指標(X)
考慮到一國的勞動增長與資本增長都是影響一國經濟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這些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引入回歸方程。其中Lr為衡量勞動增長率的指標,由年底勞動就業人口增長率來刻畫,Kr為衡量資本增長率的指標,由各省新增固定資產的增長率來衡量。
(二)理論模型
本文在控制勞動增長和資本增長變量的情況下,討論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觀稅負影響經濟增長的途徑。根據前述的有關宏觀稅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方法,下面將在傳統研究經濟增長的框架內,運用中國30個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數據實證分析,考慮到不同模型設定可能導致不同結論,我們將以靜態和動態兩種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已驗證結果的穩健性。首先模型設定如下:
Yit=?濁0+?濁1Tit+?濁2Tit+?濁3Tit*Git+?濁4Xit+Vi+?著it式(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區人均GDP增長率,T表示各省區宏觀稅負,G表示各地區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項。X為控制變量。ν是難以觀測的個體效應,ε是擾動項。T*G用以檢驗宏觀稅負通過影響收入分配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為研究宏觀稅負通過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引入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項。考察交互項對整體的影響,還應對上式求偏導。對式(1)求導,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偏效應為:
■=?濁1+?濁3Git 式(2)
上述為未考慮時間因素的靜態模型,理論上,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在長期內經濟增長是個動態的過程,現實的增長既決定于當前因素也受過去因素影響,因此還應對模型進行動態化處理。我們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和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交互項的滯后期作為解釋變量引入模型,將模型擴展為動態模型,考慮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茲Tit+?姿Git+?啄Xit+?淄i+?著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長率的滯后項,Tit-j*Git-j是交互項的滯后項。M是最大滯后階數,其他解釋變量與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選擇Y的滯后一期和T*G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所以模型中M均為1。
三、參數估計結果及分析
(一)靜態面板數據估計結果
在靜態面板模型的設定下,經Hausman檢驗,我們拒絕了面板數據下的隨機效應回歸,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應回歸,增強結論的穩健性。估計結果見表1。可以看到從全國范圍內看,宏觀稅負系數和收入分配系數均為負,表明宏觀稅負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經濟增長,這符合人們的普遍認知,過高的稅負與過大的收入分配差異會阻礙經濟的增長。但是該兩項均不顯著。隨后在回歸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觀稅負的交互項。可以看到列2的結果中,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的系數顯著為負,而交互項系數則顯著為正。交互項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顯著。可以說在考慮到了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相互影響后,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顯著性加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更加明顯了。在式(2)中,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解釋的偏效應為η1+η3*G,交互項系數η3=5.820>0,這表明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而被增強。這就是說在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時,提高宏觀稅負,會對經濟增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在收入差距較大時,提高稅負,會更多的對富人盡心征稅,隨后國家利用轉移支付,或是進行投資可以帶動經濟增長。兩者各自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效應,收入分配作為經濟增長影響路徑則是促進了經濟增長。
控制變量資本與勞動增長率與經濟增長呈顯著地相關關系,資本的增長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符合人們符合預期,資本增長率的增加將促進經濟增長。而勞動增長率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勞動力的增加,就業人口的提高,會阻礙經濟增長。這與我們的直覺并不相符。這可能是因為我國人口數量龐大,而且老齡化加劇。社會包袱較重,每年新增的勞動人口以為著有,有更多的勞動負擔。而且本文指標均選取的是就業人口數量的增長率,勞動增長沒有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也說明我國應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為資本密集型產業。
從東中西部地區分別來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慮交互項的情況下,宏觀稅負增加會對經濟明顯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區去阻礙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況相同,都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但是在東部地區則為正。表明在東部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會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和東部地區普遍較發達有關。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會積累到更多的財富。而東部地區的投資機會和資產升值的空間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資本。這會促進這一地區的發展,經濟會有所提高。同時還可以看到,控制變量勞動在東部和中部對經濟影響不大,相關系數僅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區則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相對不發達,資本是有限的。根據生產者理論,勞動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當提供了大量勞動時,由于沒有足夠的機器設備,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東中西部地區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將互相普遍都是顯著的。我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宏觀稅負通過影響收入分配對影響經濟增長。東部和中部地區交互項系數是正的。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會擴大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這與全國范圍下的估計結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是宏觀稅負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進行社會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福利。利用稅后手段調節收入分配。收入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會提高消費促進經濟增長。而西部地區的交互項系數為負。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的人們整體的收入較低。即使提高了宏觀稅負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沒有大幅度的提高。對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調節作用。阻礙了經濟增長。
(二)動態面板數據估計結果
表2報告了對動態增長方程的估計結果。采用系統GMM估計模型得出的估計結果。由于在動態面板數據中,引入滯后一期會帶來內生性問題。由于個體效應影響所有期限內的因變量,使得固定效應模型難以解決這種內生性問題。而廣義矩估計法(SYS-GMM)可以將自身變量的差分滯后項作為相應的工具變量,可以較為有效地解決弱工具變量問題。我們認為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在檢驗動態面板數據結構中是穩健的。表中AR(1)檢驗P值小于0.01的顯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顯著性水平。這表明模型很好地滿足了擾動項的差分存在一階自相關,不存在更高階自相關的設定條件,這意味著GMM估計量是無偏和一致的。衡量整體工具變量有效性的Sargan檢驗結果不能拒絕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這意味著模型中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GMM估計結果顯示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交互項的滯后項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說明宏觀稅負通過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將具有滯后效應。相對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狀況會增強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
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為影響路徑對宏觀稅負的經濟增長的影響模式。分別對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動態回歸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區交互項和滯后一期的顯著性差異較大。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受當期的交互項影響較大,也就是說當年的收入分配狀況會更大程度上影響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影響。而中部地區則相對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狀況對其影響更大。
四、結論
本文在研究宏觀稅負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觀稅負的交互項,對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途徑進行驗證。本文運用中國30個省區近15年數據,采用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構有力支持了上述預測:宏觀稅負通過影響收入分配,來影響于經濟增長。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而被增強。盡管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還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徑,但其通過影響收入分配從而作用于經濟增長則可能是個顯著地途徑。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義,在東中部地區當收入差距較大時,宏觀稅負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越顯著。可以適當的提高稅負,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可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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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達到既定目標而對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作出的選擇或決策。其中,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和公債;財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購買和政府轉移支付。政府通過運用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種財政政策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活動,將二者作為影響宏觀經濟的變量,調整這些變量來達到政府控制經濟的目標。
一、財政收入
1.稅收
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按照法律預先規定的標準,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作為調節宏觀經濟的手段是通過改變稅率和稅率結構來實現的。例如,經濟蕭條時,政府采用減稅或降低稅率的措施刺激消費和有效需求從而增加生產和就業,起到阻礙經濟衰退的作用。在經濟過熱時,政府可以采取增稅或提高稅率的措施抑制總需要過度增加,起到反通貨膨脹的作用。改變所得稅結構,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賦稅負擔,使低收入者減少負擔,同樣可起到刺激社會總需求的作用,從而降低了經濟波動的程度。因此,改變稅率和稅率結構是政府調整宏觀經濟活動的有力手段。
2.公債
公債,公債是政府對債權欠下的債務,包括內債和外債,內債是政府向本國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外債是向外國舉借的債務,包括向外國借款和發行外幣債券,公債不同于稅收,稅收是強制的,無償的,公債是自愿的、有償的,是政府運用信譽籌集財政資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債券和地方政府的債券。當政府稅收不足以彌補政府支出時,政府就會發行公債,使公債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又一個組成部分。現代西文經濟學家認為,公債的發行既可以為政府籌集資金,彌補財政赤字,又能影響包括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的貨幣流通,對金融市場的擴張和緊縮起重要作用,影響貨幣的供求關系,從而調節社會的總需求水平,對經濟產生擴張或抑制效應。因此,發行公債也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活動的有力手段。
二、財政支出
1.政府購買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個國家中各級政府支出的總和,主要是政府購買和政府轉移支付。政府購買是指政府對商品和勞務的購買,包括購買軍事物資、警察裝備用品、政府機關辦公用品以及支付給政府雇員的工資薪金。政府購買支出中,發生了商品和勞務的實際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會需求和購買力,是社會總需求和國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購買支出的變動會直接影響社會總需要水平,對整個社會總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調節作用,直接對產品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當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會總需求水平,從而刺激經濟。反之,當社會總需求水平過高時,政府可以通過減少購買支出水平,如減少軍費開支,實行裁員等,降低社會總需求水平,以此來抑制通貨膨脹。因此,變動政府購買支出水平是政府調整宏觀經濟活動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轉移支付
關鍵詞:大數據;宏觀經濟;數據沖突;數據協調;稅負;稅收返還;稅收空轉;稅式支出
中圖分類號:F810.4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4)05-0067-05
一、引言
隨著互聯網、云計算的飛速發展,近些年全球信息量以每年翻兩翻的速度爆炸式增長,成為當今社會增長最快的資源之一。這種規模大、種類多、處理速度快、價值密度低的海量數字化信息,被稱為大數據。進入大數據時代,由于數據的開放與共享,使人們獲取與數據變得十分容易,一方面,它為網民的生活、學習、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它也為少數別有用心者丑化他國政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2007年起,《福布斯》的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中,將中國排名全球第三,之后不斷提升中國排名,2009年將中國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將中國排名為全球第二和亞洲第一。可以肯定的說,這是一種有意的安排,不排除有故意丑化中國形象、攪亂中國民情的嫌疑。對《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我國官方和學術界從來就不予認可。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對外的宏觀經濟數據中,不同部門的數據之間、不同數據比例關系的邏輯上確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沖突的現象。如2009年2月26日,國家統計局全年稅收收入為57 862億元,而財政部稅政司的全年稅收收入卻為54 219億元,兩個數據相差3 600多億元。同時,利用我國向世界銀行提供的宏觀經濟數據,通過簡單的環比增長速度的計算,就可以得出我國稅收收入自1995年以來至今,18年間一直存在著超經濟增長的結論,這是我們難以否認的事實,當然這也這給有意丑化中國的個人或機構予把柄。
對我國稅收收入超經濟增長的現象,我國有很多學者,如呂冰洋、李峰(2007),丁小平、劉錚鳴(2012),胡怡建、劉金東(2013)等,運用數學模型和大量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并給出了在我國稅收超經濟增長存在著合理性的解釋。其主要結論是,稅收超經濟增長的原因是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稅務部門對稅收征管的加強,以及存量資產的快速增長。我們不懷疑這些學者論證方法和過程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這些結論仍然經不起實踐數據的驗證與推敲:如果說經濟增長是導致稅收超經濟增長的原因,那么自2009年及其以后,我國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為什么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的稅收收入的增長依然沒有停止超經濟增長的跡象,即仍然保持著超經濟增長的態勢?如果說稅務部門稅收征管的加強是導致稅收超經濟增長的原因,那么按照稅收收入年平均超經濟增長3.95%的速度計算(見表1),稅收超經濟累計增長18年后,因稅收征管的加強引起的稅負就會達到納稅人總產出的71%,這足以讓大多數法人納稅人倒閉了,但為何還能持續生存到今天?如果說是存量資產的快速增長導致了與存量資產相關的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收入的快速增長是可能的,那么增值稅與存量資產的增長并無直接關系,為什么增值稅收入也存在超經濟增長的現象?總之,脫離經濟的稅收運行不可能沒有不合理之處的存在。
國家稅務總局自2002年起,幾乎每年都不厭其煩地要向社會公眾解釋稅收超經濟增長的原因,并將稅收收入超經濟增長的原因主要歸結為:(1)稅收收入與GDP的統計口徑不同;(2)GDP的結構與稅收結構之間存在差異;(3)外貿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對稅收增長的作用影響不同;(4)稅收征管因素的影響;(5)部分稅種如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等采用的是分級累進稅率,收入增長與稅率增長的幅度不同。這種多因并重的解釋方式,似乎并沒有找到問題的關鍵。2010年國家稅務總局對西方個別機構對我國納稅人稅負過重的宣傳進行了辯論,指出西方個別機構在評價方法上和計算依據上明顯存在著錯誤。看來,稅收數據的沖突具有擴大之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穩定稅負、透明預算等方面的改革要求,將我國財稅體制賦予了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地位(高培勇,2014),因此,稅收增速和稅負問題,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問題,它已涉及到了國家治理基礎的戰略層面,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二、中西方國家宏觀稅收收入口徑的比較
我們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2001―2011年,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及德國的GDP和稅收收入數據,分別計算了其GDP和稅收收入增長率與相應的簡單算術平均數。從計算結果看(見表1),西方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率中,有的年份是負增長,有的年份低于GDP增長率,有的年份高于GDP增長率。從其均衡走勢來看,西方六國的稅收收入增長率,除了德國與GDP增長率基本持平外,其余五國都呈現出低于GDP增長率的態勢,沒有出現持續地超經濟增長的現象。而我國稅收收入的增長率,既沒有出現負增長的情形,也沒有出現低于GDP增長率的情形,卻呈現出規律性地持續走強于GDP的增長率,這種現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關鍵因素在長期發揮著作用?我們通過我國與西方國家稅收收入的口徑的比較發現,我國在稅收實踐和稅收數據的統計上,沒有引入和運用西方國家的“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概念。我國通常所說的“稅收優惠”,在西方國家被嚴格地限定在稅式支出的范疇之內,并且每年都需要由財政與稅務部門聯合編制稅式支出預算和稅式支出決算報告。在西方,雖然將稅式支出列作政府開支的組成部分,但是在稅式支出實際操作上,包括稅收返還(返還給納稅人的稅款)在內,全部由稅務機關負責進行。在對外稅收收入時,將稅收返還款從稅收總收入中扣除,即以不含稅收返還款的稅收收入對外(見表2)。而我國對待稅式支出上,沒有一個清晰的管理邏輯,既沒有稅收優惠預算報告,也沒有稅收優惠決算報告;對稅收收入的返還、退稅上,一部分由稅務機關負責,一部分由財政部門負責。我們的問題出在由財政部門負責支出的稅收返還款,在稅務部門仍然作為稅收收入對外,即我國對外的稅收收入包含了支付給納稅人的稅收返還款。這部分法定的稅收返還款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例,據相關數據測算估計為3%~13%(見表2)。
我國在法定稅收返還之外還存在額外地違規稅收返還和“稅收空轉”的現象,這方面的數據同樣沒有從對外的稅收收入總額中扣除。根據國家審計署對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稅收征管的審計公告,我國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在法定稅收返還之外,由地方政府擅自擴大的稅收返還款,以及稅務機關為了完成年度稅收收入計劃,通過將未完成稅收收入計劃的差額于當年末入庫,下年初再入庫的方式,徒增稅收收入,以達到完成稅收收入計劃的目的。這部分徒增的稅收收入,實際上并不真實存在,這里稱之為“稅收空轉額”。由于我國對稅收收入采取的是計劃管理方式,每年由上級稅務機關向下級稅務部門逐級下達稅收計劃任務,到基層稅務所時,稅收收入計劃通常都增加到了每年遞增15%以上的水平。從2001―2011年的數據來看,我國稅收收入的年度平均增長率為19%。由于當年稅收收入計劃是按上年完成的稅收收入數據為基數進行計算的,即上年形成的稅收空轉額也算作了稅收增長計劃的基數,這樣按19%的年增長率計算,100單位的稅收空轉額到18年后變為100×(1+19%)18=2 290,擴大了22倍,數額巨大。因此一旦稅收空轉額形成后,也就是假數據形成了真任務,便不可逆轉,并會持續地遞增下去,對稅收收入超經濟增長會持續地生產推動力,因此危害巨大。按此規則,我們估計這一部分金額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例為2%~8%(見表2)。
可見,稅收返還和稅收空轉額這兩部分數據原本不是經濟增長形成的稅負,并且也不屬于稅收收入的構成項目,但在我國卻長期地將它們納入稅收收入總額之中,并作為來年稅收收入增長計劃的基數,從而形成了一種在經濟增長之外能夠自我增長、自我膨脹的特別機制――“稅收自我復制”機制,推動了我國稅收收入持續地超經濟增長,因此,稅收自我復制機制是我國稅收超經濟增長的謎底。如果按照西方國家稅收收入的口徑對其進行調整,調整后的稅收收入應該不會存在超經濟增長的現象。
三、按西方國家稅收收入的口徑對我國稅收收入的調整
按西方國家稅收收入的口徑對我國稅收收入進行調整的關鍵是計算出由財政部門直接支付給納稅人的稅收返還款占我國稅收收入總額的比例,以及估算出人為調節稅收進度的稅收空轉額占稅收收入總額的比例。
由于在我國支付給納稅人的稅收返還款是由基層財政部門負責的,而當前我國沒有一個專門和統一的反映這一支出的財政指標。在查找基層財政統計年鑒時,我們很難找到與(返還給納稅人的)“稅收返還”同名同義的支出指標。不過我們從全國各省份和直轄市2002―2012年的財政年度預算執行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等文獻中,通過分析計算,提取出了稅收返還數據相對較為完整、連續的兩個省份――廣東和山東的數據,通過加權平均計算出了這兩個省份的稅收返還款占其全部稅收收入的比例,并暫以此比例作為全國稅收返還占稅收收入的比例(見表3)。另外,我們根據國家審計署對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稅收征管的審計公告,按照抽樣審計對樣本的推算方法和我國稅收計劃增長的編制規則,估算了人為調節稅收進度的稅收空轉額占稅收收入的比例及違規擴大的稅收返還占稅收收入的比例(見表3)。
根據估算的稅收返還占稅收收入的比例和稅收空轉額占稅收收入的比例,對我國稅收收入進行了調整,調整后的我國稅收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6.7%,與GDP年平均名義增長率15.8%相比基本持平,達到了與GDP的同步增長,基本消除了稅收超經濟增長的現象(見表3)。調整后的我國宏觀稅負也更趨于合理。
四、宏觀經濟數據的協調
大數據時代,無論是宏觀經濟數據的絕對數,還是其相對數,如果發生沖突都會給經濟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因此,加強宏觀經濟數據的協調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我們應成立專門的跨部門的數據管理組織,對準備對外的所有宏觀經濟數據給予合理性、邏輯一致性等方面的審查,在確保無誤后,再對外。
第二,要通過立法消除形成宏觀經濟數據沖突的根源。如,對包括稅收返還在內的稅收優惠,要引入西方國家的稅式支出概念,并將稅收返還單獨設立為一個統計指標,將全部稅式支出項目納入財政支出預算體系中,并對稅式支出預算的實際執行情況對外公布,以發揮群眾的監督作用。對稅收空轉現象,要從稅收收入計劃的制定開始變革,將稅收收入的計劃增長率限定在同期GDP按現價計算的增速以內,對有稅不征和征收過頭稅以及在稅收數字上弄虛作假的單位和個人給予嚴懲。
第三,宏觀經濟指標應盡快與國際接軌。大數據時代,數據的共享使數據已經沒有了國界,不同國家的網民均可自由地使用網上其他國家的數據。然而,我國有一部分經濟指標與國外相比,雖然同名,但其統計口徑或所包含的內容卻有所不同,在國家間進行比較時,容易產生錯誤的結論。因此,宏觀經濟指標應盡快與國際接軌,在短時間內不能接軌的指標,在對外時,應按國際通用的口徑及指標所含內容進行調整,以減少誤用的現象。
第四,要用技術手段,將微觀數據在匯入宏觀數據時,進行審核把關,將邏輯沖突、或不真實的數據阻擋在宏觀數據形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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