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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經濟趨勢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07 17:32:5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國內經濟趨勢,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功能定位;集聚―輻射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2-0030-06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在京津冀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三個較為成熟、規模較大的都市經濟區。過往20年來這些區域經濟增長速度迅猛,成為帶動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國際宏觀背景下,它們仍然是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前沿陣地,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代表國家(薛鳳旋等,2003)。隨著新一輪全球經濟格局重組的到來,如何重新調整都市經濟區國內功能定位是制定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應對戰略的前提條件之一。本文以我國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以北京、天津為核心城市,包括河北省石家莊、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島、張家口、承德以及滄州八個地級市在內的地域范圍,2003年國土面積18.5萬平方公里,常住總人口7 370萬人)國內功能定位的研究為例來探討區域功能定位。

        區域功能定位是通過分析宏觀背景和區位條件來明確其未來發展的主導功能與地位,具有全局性和指導性,是區域規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鎮)是區域生產要素的匯聚中心,是區域經濟活動的基本地域單元。城鎮體系是一定地域范圍內一個國家或地區一系列規模不等、職能各異、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集聚―輻射是其內在發展機制(宋家泰等,1987)。區域發展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形成有效的城鎮體系,因此,城鎮體系的整體功能可以成為區域功能定位的直接切入點,應該重在探討集聚―輻射機制的內涵及作用途徑。

        2.功能定位研究的基本思路

        區域功能定位是關于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工農業生產布局、城鎮體系組織、基礎設施規劃以及土地利用規劃的戰略發展制定的依據。城市是經濟活動組織的樞紐或節點,因此,區域功能定位可以從區域的重要城市功能著手,并通過探討流動性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信息等在各個城市間的集聚―擴散機制,挖掘區域城鎮及城鎮體系的整體功能。

        2.1 從核心城市功能的角度切入――我國政治、文化及科技創新核心區域

        城市是區域功能的空間承載。區域內各城市與其所在的城鎮體系之間以及體系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各種經濟社會活動相互聯系作用,產生區域整體效益。區域中的城鎮體系尤其是都市經濟區的城鎮體系中首位城市的功能與作用往往成為區域的“集聚―輻射”機制的樞紐。因此,從首位城市的功能識別入手,可以得到區域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功能。

        以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國內功能定位為例,首位城市北京是我國的首都,這就決定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在我國具有最高級別的政治功能與地位,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是我國的文化核心區域。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北京是我國歷史上的古都,凝聚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軍事交通位置扼要(圖1),是北京成為歷史上元、明、清三個歷史朝代古都的重要原因。古代京津冀所在區域是中原通往關外東北和蒙古高原的交通要沖,兼有軍事重鎮和北方各族商品交換中心職能。薊城、幽州等古名城均曾出現在這一地帶,因此,歷史上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區域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和文化交流、融合及積淀之地。

        圖1 古代元以前的京津冀地區示意圖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科技創新優勢明顯,成為集中展示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門戶地區。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擁有高等院校200多所,科研機構800多家,文化底蘊、人才優勢以及科技力量都明顯優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此外,跨國公司在北京設立的研發中心189個,占全國的27%。從科研經費籌集的角度看,國外資金占科技活動經費籌集額的比例,北京處于最高水平,為3.1%;其次,是上海2.5%。具體從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等分析看:(1)北京在企業的科技經費籌集額中直接來自外國資金所占的比重以及貢獻率排名第一,為7.9%,上海為3.1%;(2)國外直接提供給北京地區科研機構的經費遠遠高于其他省市,這說明北京地區科研機構在利用國外科技經費方面具有較大優勢,其次是廣東和上海;(3)北京高校科技經費籌集中來自國外的資金也遠高于其他省市。面向未來,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創新能力立足在夯實的科技文化基礎之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核心城市功能主導其所在區域的功能,但區域功能定位不等同于核心城市的功能定位。這是因為,“中心”一般就城市而言,用以描述空間上抽象的“點”;而“都市經濟區”則是“面”的概念,是空間“面”相對于更高層次的“面”而言,因而某種區域功能的主導地位用“核心區域”較為妥當。

        2.2 從集聚的角度研究――我國最主要的城鎮和工業集聚區之一

        “集聚”(Agglomeration)是城市及城鎮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由于流動性生產要素如人口、資金以及生產資料等向某些地區匯聚,產生外部效應與規模經濟,促使城市(鎮)和工業飛速發展。國際化、城鎮化、工業化以及市場化引發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是推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經濟發展的直接驅動力。

        2.2.1 國際化程度深入發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是環渤海地區參與世界貿易的前沿陣地,在貿易分工格局中占據非常有利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形勢下,東北亞區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區域GDP約占世界的1/5,占亞洲的70%以上。日本、韓國等國家與我國尤其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合作日益頻繁,目前日本和韓國已經躍居對華貿易的第一和第五大國。通過世界上主要國家在華投資傾向分析的結果表明,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依托其在東北亞經濟圈中的交通區位優

        勢及涵蓋我國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的經濟腹地,成為日韓等東北亞的國家和地區在我國投資的重點區域(表1)。這些國家和地區向我國尤其是環渤海地區出口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加工生產成最終產品,出口美歐市場,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研究表明,國際化對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發展的直接驅動作用將越來越大,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潛在經濟發展能力顯而易見。

        另外一方面,從資源利用和開發的角度看,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水、礦產等資源相對緊缺。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對海外資源的依賴程度將不可避免地升高,并產生對國際化程度加深的內在需求。這些基本前景決定了國際化將直接驅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未來經濟發展。

        2.2.2 城鎮集聚密度大。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區域位于華北平原,是我國城鎮密集地帶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中縣級以上的城市總數已經達到115個,高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82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35個(圖2)。

        圖220世紀90年代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鎮密度分布圖

        值得關注的是,下一輪全國區域經濟發展中新經濟增長點的培育將成為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城鎮發展的重要契機。“十一五”期間,天津濱海新區、河北曹妃甸地區依托各自臨海的區位優勢,將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乃至整個中國北方地區新的產業與人口集聚區,成為吸納外來人口和產業轉移的承接區域。首先,天津濱海新區是東北亞地區通往歐亞大陸橋最近的起點之一,是從太平洋彼岸到歐亞內陸的主要陸路通道,也是華北、西北乃至中亞地區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交通區位的優勢成為產業與人口集聚的動力之一。交通沿線將成為潛在人口集聚點出現的地區。其次,產業支撐能力頗為堅實,可以成為潛力巨大的人口產業集聚點。2002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值就占全市的40%,外貿出口占天津市的50%。現代制造業基地的雛形已經出現,開發區電子工業基地、大港石油化工基地和海河下游現代冶金基地初步形成。而河北曹妃甸地區立足于深水大港、大泊位以及后方灘涂土地資源優勢,承接首鋼和唐鋼的產業轉移,發展鋼鐵、石油化工等臨港重化工業;同時配套發展大宗物流以及倉儲、運輸、信息等現代服務業,有望成為我國北方現代化臨港重化工業基地。

        2.2.3 工業化趨勢深入發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目前總體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我國也正從行政區劃為界的區域競爭向以產業互動為基礎的區域經濟競爭轉變。

        宏觀形勢的變化促使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各城市間產業布局與發展開始互動,工業化趨勢不僅表現為各個城市產業結構向更高層次發展(見表2),還表現為各個城市間產業的轉移,城市之間分工愈來愈明確。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已經形成現代服務業、現代制造業和傳統產業組合的區域產業結構,是我國重要的服務業集聚的核心區域,是高新技術產業、汽車、電子電信、機械工業制造、能源及原材料工業基地。其中北京以奧運為契機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著力打造汽車、電子信息、石化新材料、裝備制造、生物工程與醫藥、都市工業等六大支柱產業,促使其加快成長,壯大規模;天津作為我國北方重要的、綜合性的港口城市和加工制造業基地,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強大經濟能力的實業支撐;唐山作為能源、原材料生產為主的重工業城市,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不可忽視的經濟中心城市;秦皇島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入輸出基地;廊坊位于京津之間,具備典型城郊型和衛星城經濟發展基礎;保定是河北省重要的輕工業生產基地和地區中心城市,是華北重要的造紙和膠片基地,并能夠分擔北京教育科研職能;滄州地處沿海開放地帶,是河北省發展外向型經濟的主要城市之一,隨著神黃鐵路西煤東運通道的建設,具有發展成為規模較大中等城市的基礎;承德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重要的生態資源涵養區,也是全國重要的旅游城市;張家口已成為河北省重要的工業城市和晉蒙冀交界區域的重要商埠。

        以上分析表明:無論是外部宏觀環境還是內部互動協調,都直接驅動著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工業化深入發展。

        2.2.4 市場化效益發揮潛力巨大。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正在成為我國高速發展、規模龐大的消費市場。京津冀都市經濟區2004年常住總人口約為7 370萬人,從1990~2000年間居住六個月以上的外來人口近年來急劇增加(見表3),巨大的消費人群正在形成。北京和天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萬元以上,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中住房、汽車、教育、文化娛樂成為主要消費;2003年河北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 239元,消費能力也在逐年遞增。北京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和汽車消費市場之一。2000~2003年商品房施工面積年均增長27%,2003年達到9千萬平方米,銷售面積年均增長25%,2003年達到1 894萬平方米。商品住宅銷售中外地和海外購房者比重提高,其中高檔房占20%左右。北京市汽車保有量達到200余萬輛,近年來年均增長10萬~20萬輛。

        2008年奧運會帶來的發展契機進一步加速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市場化進程。北京將著力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知識型服務業、現代流通業、旅游會展業四大產業,一方面,快速健康的市場化進程是四大支柱產業成熟發展的有力支撐;另一方面,四大支柱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并持續提高對現代服務業、旅游業以及會展業的需求。

        2.3從輻射的角度研究――我國北方經濟發展的引擎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在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三大都市經濟區――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長江三角洲都市經濟區以及珠江三角洲都市經濟區,其中僅僅只有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位于北方經濟區。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成為溝通我國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軸心,其輻射能力隨著核心城市經濟增長而不斷增強。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特點表現為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和加工制造業步入到結構升級階段。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機械制造、冶金、化工以及建材等重化工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和生產布局的優化調整等將加速發展。這些產業的重要特點是建設周期長,投資規模大,產業聯系復雜,一旦啟動,帶動面廣,對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強勁。

        此外,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促進了加工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在重化工業發展階段,重化工原材料產業、重加工制造業,如汽車、精密儀器生產制造業等、住宅、交通基礎設施制造業等等將會在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直接形成一個規模更大、結構更為復雜的加工制造業體系,涉及地域面廣,地域分工因此進一步拓寬深化。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尤其是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依托其產業優勢及人才優勢,在新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是整個工業化進程的引擎,推動西北、華北以及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

        2.4 從區域空間網絡體系的角度研究――溝通我國東、中、南以及北部經濟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地帶

        目前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已基本形成以北京為主中心(陸路及空路)、天津為副中心(水陸)的陸海空綜合運輸網絡,并呈現以首都為中心的發散式組織形態(見圖3,4)。可見,在我國整個交通網絡體系中,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交通位置十分扼要,腹地范圍十分廣闊,包括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連通東北與華北,直通華南、華東,是東北亞地區直通歐亞大陸橋最便捷的通道起點之一。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鐵路網絡發達,以北京為中心的放射鐵路線主要包括京山、京滬、京廣、京九、京原、豐沙、京包、京通、京承、京秦等10條,連接天津的鐵路有4 條干線(京津線、津山線、津浦線、津霸線)和1條支線(津薊線),此外還有大秦線、神黃線等能源通道和南堡線、坨港線等疏港鐵路。公路網已初具規模,有14 條國道以本區作為出發點,省道和縣鄉道路較為稠密,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約占全國的1/10,2003年已建成的有12條,形成了一個網絡體系。

        圖3 京津冀地區鐵路區位

        圖4 中國城市間航空連接強度與連接緊密度最高的航線

        以北京為中心的航空樞紐港在我國航空網絡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周一星,2002),航空連接強度與連接緊密度均位于前列(如圖4所示)。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地區無論是航空流的供給量與需求量都具有巨大的市場保證,成為核心航空樞紐地區。

        此外,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還形成了以天津為樞紐的渤海西岸港口組合,包括天津、秦皇島、黃驊、京唐等港口,未來河北曹妃甸港口等新港口建設等,使得地域組合內港口功能互補,各自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天津港是我國重要的樞紐港,腹地可達華北和西北廣大區域,主要承擔外貿件雜貨和集裝箱貨物進出口;秦皇島港為深水良港,是我國最大的能源輸出港;黃驊港是我國北煤南運第二條通道的海鐵聯運港。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交通運輸網絡區位優勢十分突出,具有啟東承西、溝通南北的樞紐地位。充分利用這一地理交通區位優勢,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政治文化和科技創新核心區域的立足點;是完善與其經濟腹地――“三北”地區發生“集聚―輻射”機制作用的渠道;是面向東北亞、接軌全球經濟的關鍵所在。在下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京津冀都市經濟區要實現其區域功能優勢,完善“集聚―輻射”機制的作用,必須以交通區位優勢為根本出發點。

        3.區域功能定位的推導思路

        從區域功能形成機制看區域功能的定位,流動性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重組起到十分重要的重塑作用。由于資本、技術以及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外部效應,區域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導致集聚與輻射機制發生作用(見圖5),產生規模經濟。流動生產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資本以及生產原料(自然資源等),只有土地是無法發生空間位移的非流動性生產要素。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人口、資本以及生產原料等流動性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形成特色產業,區域規模效應和集約效應并舉,從而實現區域功能。區域功能定位既要追溯區域過往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輻射”機制,分析研究區域在不同空間尺度下的地位與作用,又要為未來區域發展戰略和各項規劃提供直接依據。

        圖5 區域功能定位形成機制示意圖

        以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國內功能定位為例:“我國政治、文化及科技創新的核心區域”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北京這一核心城市功能推導而得出的結論;“我國最主要的城市和工業集聚區之一”從“集聚”的角度看,流動性生產要素人口、資本、技術以及信息等綜合作用結果在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體現,其集聚趨勢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將進一步深入發展,在國際化、城市化、工業化以及市場化直接驅動下,外部效應與規模經濟相伴產生;“我國北方經濟發展的引擎”則從“輻射”角度闡述了在新一輪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對周邊區域的帶動作用;“溝通我國東、中、南以及北部經濟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地帶”則是從交通基礎設施網絡體系中定位其區域功能的支撐體系。

        上述區域功能定位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中分析,其分析思路如圖6所示。區域功能定位(這里針對國內功能定位而言)在空間尺度上往往具有相對性,需要承接更高層次區域功能定位的影響,從而正確推導研究區域功能定位。流動性生產要素是“集聚―輻射”機制發生作用的客觀載體,對其在時空格局中的把握成為功能定位準確與否的關鍵。這是因為區域功能往往體現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重組將直接導致非流動生產要素(如土地)功能發生改變,進而改變整個區域功能。

        圖6 區域功能定位推導思路

        4.結論與思考

        綜上所述,區域功能定位要描述空間相互作用機制――“集聚―輻射”的過程,刻畫流動性生產要素如原材料、人口、資金以及技術等等在空間的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徑,評價其在空間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流動性生產要素,如信息和技術,近年來成為區域發展的新區位因素。由于外部效應與規模經濟,區位作用得以改變,“集聚―輻射”機制得以深化。因此,對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集散及作用是新時代背景下對區位、區域以及區域功能研究的拓展方向。

        (1)區域功能定位是在一定時空范疇內進行的區位分析,具有一定的空間層次性和時間進程性。因此,區域功能定位需要結合一定的歷史發展進程,立足區域資源稟賦,研究在空間層次上與其他相同等級區域的比較優勢。(2)區域功能定位要充分挖掘“集聚―輻射”作用機制的內涵。“集聚―輻射”是不同層次地域單元(如城市和城鎮體系)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機制。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徑是“集聚―輻射”機制的重要空間載體,其外部效應以及達到一定規模后產生的規模經濟,是“集聚―輻射”作用機制的內涵所在。因此,功能定位作為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必須闡明區域更高層次區域中“集聚―輻射”機制演繹過程。(3)區域功能定位必須高度概括在更高層次交通網絡體系中的區位優勢。區位是區域在空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流動性生產要素以交通網絡為支撐在空間的重組,改變交通網絡體系,反過來,交通網絡體系的變化又能導致流動性生產要素的流量與流向,兩者相互作用和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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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一星,胡智勇.從航空運輸看中國城市體系的空間網絡結構[J].地理學報,2002,21(3):276-286.

        [3]薛鳳旋,蔡建明.中國三大都會經濟區的演變及其發展戰略[J].地理研究,2003,22(5):531-540.

        [4]Fujita M., Thisse J.F.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Berry B.J.L.City classificationhandbook: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ohn&sons,1972.

        [6]Carter H. The study of urban geography. London;Edward Arnoed,1972;45-67.

        本文圖4:中國城市間航空連接強度與連接緊密度最高的航線。引自:周一星、胡智勇《從航空運輸看中國城市體系的空間網絡結構》一文,在此表示感謝!

        篇2

        1、房地產經濟快速發展,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過去的幾年,是房地產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年,房地產行業在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持續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房地產行業作為涉及范圍廣。關聯性高的行業,在行業中處于基礎性的地位,帶動了家電、裝修、建筑、金融等行業的發展,從而為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從而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增長。2、房地產經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住房問題一直是關系著人們生存的重大問題,尤其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行業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與水平方面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住房問題是關系著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而積極的推動房地產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滿足人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礎。房地產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更為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3、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不健全雖然我國的房地產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現階段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發展很不健全,很多大型城市存在著房產泡沫現象,房價大幅上漲,與人們的生活水平嚴重不符,不利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生活質量的改善。另一方面就是,房地產經濟的巨額利潤,使得大量的企業紛紛進入,沖擊著并不完善的房地產市場,使得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不健全、不合理。4、房價上漲幅度大近幾年,房價大幅上漲,尤其是幾個大城市,房價更是出現了不合理的增幅,還有就是房地產的供需存在很大的問題,高端住房供給較大,商品房出現供不應求額的現象,保障性住房卻供應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利于生活質量的改善與提高,房價的大幅上漲,也給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使得房地產的發展很不合理。

        二、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趨勢

        房地產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促進因素,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的地位,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質量,還對國家經濟的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因此,未來房地產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是一大趨勢。1、房地產市場日趨成熟雖然現階段,我國的房地產經濟處于發展的瓶頸期,但是,總體上來說,我國的房地產經濟還處于比較繁榮的發展階段,房地產市場仍然處于上升的時期,因此,未來的發展,市場的調節作用一定會體現出來,再加上國家政策的調整與積極有效地引導房地產經濟在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仍然起著巨大的作用。2、房價將會日趨穩定過去幾年,房價增長很快,不僅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帶了了影響,還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房價是與國民經濟成正向發展的關系的,只要國民經濟可以保持穩定的增長,政府的調控措施得當,那么,房價便不會出現加大的波動,近幾個月的房價環比下降正是很好的印證了這一觀點,因此,未來的房價必會日趨穩定。3、未來的房地產業將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居住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行業都是由規律可循的,房地產業也不例外,在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下,在房地產業的發展規律下,未來的房地產業一定會著眼于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居住環境,并逐漸走上一條節約資源與環境的良性發展道路,并逐漸為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以及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自己的作用。4、國家政策會對房地產經濟進行積極地調控針對當前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國家要出臺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以保證房地產業的良性發展。首先,是針對惡性囤地現象,要加大打擊力度,以保證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針對市場上供需的矛盾,進行房地產稅制的改革,從而為建立房地產市場的良性有序發展奠定基礎,合理調整房地產稅費改革與比例,從而可以促進其健康、穩定的發展。

        篇3

        【關鍵詞】創新;農業技術;發展

        農業技術創新是通過科研人員不斷研究和開發所得出來的成果,其成果首次介入到商業階段,并被不斷地傳播和擴散。農業創新擴散是農業新技術、新成果從開始創新的時候向外傳播的一個過程,是被農民或者企業采用的一個過程。是農業創新技術的一個新起點,被理解成為了相對擴散的一個過程。能夠更好地促進相關地區還有人群的收益的提升。所以說只有將重點致力于農業創新當中,才能夠真正地實現現實的指導意義。

        1.農業技術擴散的研究

        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國外就開始對于農村創新技術開始進行了擴散研究。其著名的心理學家將擴散概括為模仿定律。到了1920年的時候,擴散研究在美國開始進入了一個非常繁榮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很多學者對于擴散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到了1943年的時候對于雜交玉米開始了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傳統的擴散方法已完全消失,擴散研究成果開始穩步的上升。擴散研究在社會中不同的領域進行著,其與農業技術有關的主要集中在社會早期、人類學、農村社會學、地理以及經濟學幾個領域當中。在早期階段,社會學者對于農業技術創新會在某一區域內進行擴散。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一般會采用數據分析方法,從而得出一定的結論,并利用不同的采用者進行分析,這給后面接手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和經驗。然而農業技術創新在進行擴散的時候,可以就兩點說起,一個是以農戶為研究對象進行農業創新技術的研究,另一個就是以擴散總體特征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對其發展規律以及變化進行研究,這對于擴散的研究有著相當大的意義。影響創新擴散的因素有很多種,其中包括創新體本身的性質還有特點,時間和傳播渠道還有社會系統。將農業技術創新分類的時候,會根據其不同的標準而進行不同的分類,按照擴散的技術的含量,歸類為簡單的技術擴散和復雜的技術擴散,按照擴散的屬性的不同,分為公益性技術擴散、經營性技術擴散以及中間性技術擴散等等。

        相對于國外農業技術創新發展來說,國內的農業技術創新發展比較緩慢。直至1980年之后才開始有相關學者介紹技術創新擴散的研究成果,到了1990伴隨著相關技術創新以及擴散的出現,我國政府和相關學術界開始重視創新擴散。直至到了21世紀的今天對于農業技術創新相關方面的擴散研究成果仍然非常少,沒有形成系統化,沒有一定的規模。盡管是這樣,我們仍然對于現在所有的成果進行規劃。對于農業技術創新擴散來說,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農業技術的創新、農業技術的擴散以及農業技術創新擴散等。對于創新和擴散的關系可以分為兩種,其中一種就是擴散是創新接下來的步驟,第二種就是創新和擴散沒有什么關系,擴散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有其自身的規律,其自身的范圍相對來說也非常的廣泛。為什么創新并沒有進行擴散,其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技術本身的效益性、擴散區域的環境還有農民的素質等。對于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來說,隸屬于國內研究的一個項目,伴隨著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又因為政府的主導推廣作用,造成了我國對于農業的擴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不能夠適應社會的發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因為中國堅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在以政府為主導作用的時候,實行了農業創新技術的發展,但是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來臨,這種推廣工作逐漸出現了很多弊端和問題,不能夠很好的適應農業市場的發展需要。部門學者對于農業推廣開始了重新的審視工作,對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提出了相關的要求,對于我國農業技術創新模式提出了改革手段。提出了政府供給主導型和農戶型兩種模式。

        在全球范圍內存在著三種創新擴散模式,其中包括傳播型、交互型以及指導型。對于傳播型來說,它是一種以擴散內容為單一的農業技術,其擴散渠道為大眾媒介,在方式上是以面對面的模式進行傳授的、以示范為主要形式,其傳播的速度比較慢、周期非常長、而且其受眾面還不是很大。目前我國的所有農業技術創新都屬于傳播型,它是需要逐漸向指導型和交換型過度的。

        2.國內外農業技術創新擴散比較以及我國農業技術創新擴散的展望

        對于國外來說其農業技術創新擴散研究的特點可以從幾個方面說起,分別是國外關于擴散對象的研究始于農業,并從農業開始進行擴散,其研究內容相對比較廣泛,逐漸就形成了新的擴散學,其技術擴散成為了研究對象中的一個。多門學科都參與到了農業技術創新擴散研究當中,比如說人類學、經濟學以及地理學等。這就從多個方面擴散了擴散研究的內容和對象,從而推動了研究的深入。對于國內的研究來說其成果也是非常顯著地,到了2004年之后我國的關于農業技術創新擴散方面的成果已經有很多了。雖然如此,仍然存在著很多弊端,比如說我國關于工業技術的擴散研究有很多,但是對于農業技術擴散的研究卻非常少。針對成功擴散的研究非常多,然而對于失敗性的研究卻非常少,對于已經完成的擴散比較關注,然而對于農業技術創新卻非常少,從宏觀的角度來說研究的非常廣泛,但是對于微觀角度的研究不是很多等。

        對于目前我國在農業技術創新上面存在的問題的弊端,本文給予了一些建議,著重注意實證研究,提高成果的針對性以及科學性。其次就是應該對于擴散現象的空間過程進行研究,改變對于研究過程一邊倒的現象,加強對于空間過程的研究。在這方面,地理學應該積極地介入,并且應該發揮其學科專長,做出先贏得貢獻。不僅如此,還應該注意發揮多個學科的優勢,將學科并在一起進行綜合性研究,改變只能局限于經濟和農學等狹窄的研究。

        3.結語

        對于目前農業技術創新擴散來說,我國應該進行不斷地加強和改革,將擴散與各個學科結合在一起,將擴散技術從科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致力于世界的前沿,從而真正地實現農業技術創新的擴散與應用。 [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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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

        科技中介服務體系是產學研結合創新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撐條件。英國政府不僅積極利用、借助科技中介機構推進產學研結合創新,還制定了必須有中介組織參加的法拉第合作伙伴計劃。我們應當學習和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創造性地發展和推動各種中介服務,并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完善和提高中介服務機構的功能。中介機構不僅應具備咨詢服務功能,還應具有擔保功能并能及時回收對科技研究的投入所消耗的成本,監督轉讓雙方履行轉讓協議或合同。政府應通過示范,采取相關的措施促進產學研三方對中介機構的了解和需求,促使中介機構為產學研結合創新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完善的產學研結合社會化投入體系

        資金投入是產學研結合各項政策實施、科技成果研發轉化和最終實現技術創新目標的基本保障。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目前都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包括政府財政科技投入,風險資金投入、國際合作投入在內的產學研社會化投入體系。該體系包括以下特征:一是產學研社會化投入機制具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二是企業在產學研社會化投入機制中處于核心位置;三是政府在引導產學研社會化投入機制形成方面發揮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四是科技投入社會化供給的多元化主體結構的形成;五是產學研社會化投入機制的國際化趨勢明顯,這是由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對世界科技資源配置競爭力的比較優勢所決定的;六是風險投資在產學研結合項目中的作用日益凸現,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

        產學研結合模式選擇的多樣化

        理論和實踐充分表明,產學研結合模式由淺到深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有其自身規律。美、法、德、日等各具特色的產學研結合形式也表明并不存在什么“最佳模式”,也就是說,“合適”的標準是合作的各方是否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和潛力。不管采用什么模式,必須充分考慮產學研各方的優勢和價值觀,充分體現優勢互補,達成相互理解,才能保證結合的成功。從國際趨勢看,科技園區將成為21世紀世界各國產學研聯合的主要模式,例如美國的“斯坦福工業園”即“硅谷”、英國的劍橋科學園區、日本的筑波科學城和九州硅島、韓國的大德研究園地、以及新加坡科學工業園、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中國臺灣新竹高科技園和北京中關村科技園等,科技園區已成為各國產學研載體的主要載體。另外,技術轉讓由于一不涉及人員問題,二不涉及體制問題,既簡單又方便,即使在產學研結合形式十分多樣化的美國,技術轉讓也仍然是其主要形式。此外,人才培養和交流也是產學研結合的有效形式。因為產學研的聯合,說到底是知識的聯合、人的聯合。

        我國產學研發展的現狀及趨勢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產學研結合得到長足的發展。在政府的推動下,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積極運作、實施,通過專家咨詢、技術轉讓、共建技術中心、共同研究開發、共辦高校科技實體等多種形式的產學研聯合,有力地推動了科技成果產業化進程,并在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先進制造技術等領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成套設備,培育了一大批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了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增強了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促進了產業機構優化升級,取得了明顯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僅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間,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共實施了520多項國家級重點產學研高技術產業化項目,實現新增銷售收入1020億元,利稅210億元。產學研結合共開發了國家級新產品11600多項,新產品利潤率達到859億元。目前。我國有4000多個技術開發型科研機構基本完成企業化轉制,其中九成的院所進入了企業集團或轉制為科技型企業,使我國科技資源的分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產學研結合的發展趨勢表現為以下幾點:

        產學研結合不斷發展,層次逐漸提高

        從總體上來說,我國正在形成一個以企業為主體,以學研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突破口,以形成創新機制為主線,以提高經濟效益為目標的產學研結合新體系。不少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由原來的突擊式的合作走向經常性的合作,由碰撞式的合作走向網絡式的合作,由國內合作走向國際合作。以寶鋼集團為例,寶鋼集團的產學研結合范疇已從單一技術開發為主逐步向人才培養、成果產業化應用、集成技術發展;合作渠道從以高校為主逐步向科研院所、行業協會、國家基金、同行及產業鏈企業等拓展;從以國內為主逐步向國外拓展。可見,通過各種合作模式的推動,我國產學研合作已進入快速發展期,而且層次也越來越高

        產學研結合模式不斷創新,日趨多樣化

        隨著“科教興國”、“自主創新”等戰略目標的提出,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不斷重視提高區域的科技能力水平,產學研合作也逐漸由各地自發性的探求摸索發展上升至具有較強理性的戰略高度。從實踐來看,我國現有的產學研結合模式已基本囊括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較為成功的合作模式,并結合我國實際,不斷創新模式,產學研結合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成為實質性生產要素的內在聯合,產、學、研各方都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和潛力,合作成果既體現了學術價值,又創造了經濟效益,有力地直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政府高度重視,積極促進產學研結合的整體協調發展

        我國大部分省市都十分重視對產學研結合的協調領導和積極推動,山東、福建、廣東等省份均成立了由省長或副省長掛帥,由各有關部門參加的產學研聯合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為長期有效地開展產學研結合工作提供了組織保證。目前,山東省產學研辦公室已與全國200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信息網絡,與省內各行業部門、信息情報部門和1000多家企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成為科技成果重要的集散中心;廣東、江蘇等省份也在多個所屬城市成立了產學研聯合領導小組或辦公室,負責制定本地區產學研合作開發的發展戰略、政策和計劃等工作。

        政府職能轉變,在產學研結合中牽線搭橋促進產學研結合工作的深入發展

        政府行為在我國產學研結合過程中起到了非常明顯的作用,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現象已普遍存在,這體現了政府職能的轉變,為產學研結合各方提供良好、有效和發展的機會,受到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普遍歡迎、各省市的產學研結合實踐中,幾乎每個省市都有舉辦或參加信息交流會、成果交易會、項目洽談會等活動,尤其是深圳的“高交會”、上海的“工博會”和北京的“科博會”等交易會,層次較高,影響較大,內容豐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上海市產學研辦公室組織建立了16個產學研結合工作示范點,并及時總結經驗推廣,多次召開全市性產學研聯合工作大會。上海市還注重推動區政府與所在區的高校、科研機構進行全面合作,形成點面聯合發展的局面,如徐匯區政府與上海交通大學全面合作,又如虹口區

        政府與同濟大學簽訂了建立緊密科技戰略伙伴關系協議,并擬建“寶石產學研聯合體”。

        以市場導向,突出人才培養已成為我國產學研結合的一大趨勢

        從結合機制方面看,我國產學研結合已趨向采用“風雨同舟”式的合作方式,把產學研結合看成是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三方之間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的自覺行為,十分強調市場在產學研結合中的自發調節作用。在市場觀念的引導下,一切服務于市場,積極探索產學研結合的多種形式,而不拘泥于框框,力求產學研結合的各方以誠心為前提,以效益為目標,在市場中使合作成熟化和規范化。在人才培養方面,許多高校與企業建立起了長期的合作關系。一方面,高校利用教學和科研條件,為企業定向培養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已成為企業解決人才匱乏和培養綜合性人才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企業利用先進的生產設備和資金資源為高校提供實習基地和試驗基地,也成為高校人才培養的重要內容。高校為企業輸送的高層次人才已成為企業技術開發和技術創新的生力軍。

        省部產學研結合開啟我國產學研結合新局面

        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做出了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署隨后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提出,現階段要重點建設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并將其作為全面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突破口。在這個大背景下,廣東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聯合實施的省部產學研結合,具有深刻的時代內涵,承載著重大的責任和使命。成為新時期我國產學研結合的面旗幟。

        在有關方面的積極推動和參與下,近兩年來,省部產學研結合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已經推動70多所國家重點建設高校和廠東企業聯合實施了一大批產學研結合項目,初步建立了產學研戰略聯盟、產學研結合示范基地、高校與專業鎮對接等新模式,探索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高校為技術依托的產學研相結合的新模式和新機制。在省部合作帶動下,全省產學研合作項目迅速增加,項目水平和層次進一步提高據統計,2006年全省各類產學研合作項目3287項,各級政府財政投人10.5億元,企業投資165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25.6%、94.4%和41%;參與企業2368家,參與高校167家,其中部屬高校72家,均比上年有大幅度增長;各類產學研結合項目實現總產值1500多億元,出口創匯30多億美元,新增利稅230多億元。今年6月27日,廣東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聯合在廣州召開“廣東省教育部科技部產學研結合工作會議”。有106所高校校領導參會,其中國家重點建設大學76所,省屬高校30所。全國38所“985I程”重點建設高校中的36所高校參加了會議。會議深入探討了省部產學研合作的新機制、新模式、新經驗,進一步發動全國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產學研結合由松散型走向緊密型,由粗放型走向集約型

        以往的產學研結合工作,大多采取業余兼職、咨詢服務、單一性成果轉讓或合作開發等形式,建立起比較松散、目標單一、短期、“點對點”式的合作關系。省部產學研結合實施以來,通過推動產學研結合示范基地建設、省部產學研戰略聯盟建設、聯合創新平臺建設、高校和專業鎮整體對接等方式,大幅提高了產學研結合的緊密化、集約化程度。例如。省部合作積極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部屬高校為主要技術支撐,強強聯合、優勢互補、互惠共贏、長期合作、共同發展的產學研戰略聯盟。目前,圍繞廣東支柱產業、新興產業,已組建起第一批由28所國家重點建設高校與廣東省內120個企業共同合作組建的14個省部產學研戰略聯盟,包括數字電視產學研戰略聯盟、數字家庭產學研戰略聯盟、機械裝備產學研戰略聯盟、白色家電產學研戰略聯盟等省部產學研聯盟均制定了具體的聯盟發展目標、階段任務和實施方案,貫徹落實好聯盟章程、合作協議等,進展和運行良好,如由中山明陽電器有限公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天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廣東裝備制造工業研究院等單位共同組成的大型風電機組整機及關鍵部件研制技術產學研戰略聯盟,已經成功研制出1.5MW國內主力風電機組,推動了廣東清潔能源產業發展。明陽電器有限公司作為聯盟牽頭單位,與西安交通大學合作成立中山明陽西安交大智能電器技術中心,與清華大學聯合成立了中山明陽清華大學電力電子研發中心,與天津大學聯合開發高壓異步電動機三電平矢量控制變頻調速系統,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合作開發大型風力機復合材料葉片等,推動了風電機組設備的技術升級。

        產學研各方的角色定位逐步明晰,企業主體地位進一步明確

        產學研結合的初期,各方自發地建立起三者之間的聯系,角色定位不是十分明確,如何發揮各自的優勢,也缺乏長遠的戰略思考,急功近利的行為比較多,也有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走“竿子插到底”,從研究到開發到產業化獨立完成的路子。結果長處沒有發揮,短處卻捉襟見肘,以致削弱了科技創新源頭的活力。針對這個問題,2006年8月由廣東省政府與教育部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產學研合作提高廣東自主創新能力的意見》文件明確指出,推進省部產學研結臺,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和以部屬高校為技術依托相結合的原則,并提出了產學研結合資金投入堅持以企業為主體,政府投入為輔,積極吸引社會資金的支持等措施。通過近兩年的引導和實踐,產學研各方對自己的優勢和在產學研結合中的角色定位,有了比較準確的認識,尤其是企業實施產學研結合的積極性得到了更好的調動與發揮。目前,全省國家級和省級工程技術研發中心300余個中,有九成以上設在企業,全省的研發機構有近七成設在企業,全省的科技人員近80%在企業,全省的科技活動經費有七成多來自企業,60%以上的高新技術產品是以企業為主體開發的,還有140多個高新技術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聯合建立了80多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等。2006年,廣東省財政對省部產學研結合投人2億元,帶動廣東各地市的財政配套投入超過10億元,帶動企業投入超過165億元;2007年預計將帶動各地市各級財政投入超過15億元,帶動企業投入超過200億元。這些情況表明,廣東省企業在產學研結合和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

        產學研結合的方式走向多元化,功能走向綜合化

        目前,省部產學研結合的模式不斷增加,主要合作模式見表1。同時,產學研結合功能不斷拓展,從解決具體技術問題,轉化單個科技成果,轉向完善區域和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建立科技孵化體系、共同培養人才、改進高校教學方式等綜合。

        篇5

        關鍵詞:經濟失衡;稅收政策;稅制結構;稅制改革

        一、引言及相關文獻

        2010年,由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硝煙還沒有散去,肇始于希臘,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家的債務危機引發的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瞬間引爆為整個歐元區的國家政治和經濟危機,并進一步演化成為阻礙全球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的“歐債風暴”。在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危機難解、疲于應付國內困境的大環境下,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我國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加大、出口不振、內需疲軟、制造業轉型升級壓力加劇、生產者和消費者信心不足、經濟增長依然依賴于政府投資拉動等諸多問題。

        稅收作為調控經濟的重要杠桿,如何有效發揮其作用,為本國經濟企穩復蘇提供良好的助力,許多學者都在進行積極探索。黃立新、張旋(2010)撰文指出,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后,許多歐洲國家為了盡快走出危機,重振財政,紛紛改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施的減稅政策取向,開始實施一系列的增稅政策,相應提高貨物和勞務稅的比重,加強稅收征管,節約征管成本,以應對高赤字危機,走出經濟困境。高培勇(2006)指出,我國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所引致的若干重大問題,是我們在稅制改革建設中所必須面對的。為應對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健康發展,賈康(2011)認為,2011年我國進入“十二五”發展時期,財稅改革應在繼續優化結構性減稅的同時,適時適度實施合理的結構性增稅,推進稅制改革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優化稅制結構方面,魏陸(2011)認為,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是我國“十二五”期間稅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于我國服務業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重要的意義,應在堅持漸進性改革原則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增值稅范圍,優先考慮生產業;根據不同服務行業的具體情況,分別適用17%和13%稅率等。

        針對經濟發展進程中社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現象,施正文(2011)指出,為解決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報酬比例過低和居民收入比例過低的突出問題,需要高度重視稅收調節在實現分配正義中的積極作用;應鎖定在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的基礎上,側重于強化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選擇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課稅模式;完善費用扣除制度,改革和優化稅率結構;建立源泉扣繳與自行申報相結合的征管模式,健全個人收入信息監控制度;加快稅收征管法修訂步伐。

        在外部經濟失衡、國內經濟面臨巨大轉軌和升級的關鍵時期,學者們紛紛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各稅種的改革建議。本文認為,目前,我們應全面認真梳理當前國內外經濟現狀,認清形勢,前瞻、系統、全面地提出轉軌時期我國稅制改革的理念和框架,逐步構建助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稅制結構。

        二、外部經濟失衡下我國現行經濟面臨的挑戰

        在外部經濟失衡的背景下,作為新興經濟體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時隱藏的困難逐漸顯現出來,我國經濟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經濟增長乏力,困難凸顯

        2012年我國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35348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7%。其中,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三季度增長7.4%。GDP連續三個季度下滑,第三季度GDP增長7.4%,創下14個季度以來的新低,并且是連續7個季度回落。預見未來,經濟增速仍將難以恢復到危機爆發前的狀況,經濟的低速增長將會是一種常態。歐美危機爆發以來,企業景氣指數雖然維持在景氣臨界值之上,但2012年三季度企業景氣指數為122.8,比二季度下降4.1點,其中,反映企業當前景氣狀態的即期企業景氣指數為119.7,比二季度下降3.5點;反映企業未來景氣預判的預期企業景氣指數為124.8,比二季度下降4.6點。2012年三季度,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16.5,比二季度下降4.7點,信心指數均呈下降趨勢。同時,我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一直在低位徘徊,2012年9月,PMI仍低于50%的臨界點為49.8%,經濟形勢的現狀與未來都不容樂觀。與此同時,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的警戒線,由此引發的諸多問題已阻礙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二)投資驅動型增長依然占主導,消費拉動乏力,發展源動力不足

        2012年前三季度,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是55%,在7.7%的增長率中拉動了4.2個百分點。前三季度經濟能夠保持穩定的“最大亮點”是資本投資的貢獻率為50.5%,拉動GDP增長3.9個百分點。為了改變經濟持續低迷的現狀,許多地方政府已紛紛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7月以來,已有13個省市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或穩增長措施,涉及金額超過10萬億元,遠超2008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投資計劃,其中,廣東、天津、山西、重慶、福建、貴州的投資計劃均超萬億元。2012年以來,我國地方政府規劃的投資超過十萬億元。就全國而言,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0.5%,增速比1-8月提高0.3個百分點;而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速度達25.7%,我國經濟“投資驅動型增長”特征在金融危機之時,愈發突出。目前,我國內需僅占到整個經濟的30%-33%。在正常情況下,美國家庭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英國占63%,印度占56%。我國內需比重亟待提升。如果經濟增速僅僅依賴政府的投資之手,則難以避免投資效益低下,投資總額中的相當部分將轉化為成本,投資的危險性將不斷地疊加。一旦失控,不僅會造成公共設施的閑置和資源的大量浪費,一些項目出現呆賬壞賬現象,而且還會造成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進而發展為信任危機,最終動搖發展的基礎和執政的根基。

        (三)外貿出口不振,貿易摩擦加劇,外部“馬車失靈”

        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我國進出口總額為28424.7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出口14953.9億美元,增長7.4%,比上年同期回落15.3個百分點;進口13470.8億美元,增長4.8%,回落21.9個百分點。從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進出口分別增長7.2%、8.5%和3%。前三季度,三駕馬車中的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是-5.5%,下拉GDP負增長0.4個百分點。目前,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超過0.25,同時,歐債危機難解,美國經濟依然不景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12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3%,低于2011年的3.8%。其中,‘發達國家增長1.3%,低于上年0.3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5.3%,低于上年0.9個百分點,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增長率均將低于2011年。世貿組織(WTO)預計,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為2.5%,遠低于2011年的5%。在經濟復蘇沒有明顯起色、國內就業壓力不斷加劇下,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紛紛扶持本土產業,實施“再工業化”,阻礙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部分國家經貿政策甚至呈現“去全球化”的危險傾向。世貿組織監測,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員國共采取182項新貿易限制措施,影響全球進口額的0.9%。據英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世界貿易預警(World Trade Alert)”項目監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40%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針對中國。目前,我國出口產品受阻最大的依然是紡織、服裝、箱包等勞動密集型傳統產品,低端制造、低成本競爭、低附加值出口的“三低”模式長期存在,都將繼續制約我國迅速擺脫外貿形勢困境。

        (四)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業生存困難,民間投資低迷

        在外部經濟低迷的狀態下,我國的要素成本仍處于上升態勢。事實上,我國制造業正在遭受上下游“兩頭受壓”局面。一方面,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人力成本上升態勢難以逆轉。2008-2011年,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年均增長14.5%,制造業農民工月收入年均增長15%,生產成本高企。另外,由于市場環境惡化,產品出廠價格難以提升,甚至遭到打壓。2012年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76398億元,同比增長10.2%。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47元。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31%。1-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0597億元,同比下降3.1%。8月當月實現利潤3812億元,同比下降6.2%。面對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承接轉移”、國內“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三大挑戰,我國制造業走入了一個前有外資撤離、后有低成本“追兵”的艱難時期。如前文所述,PMI指數一直在低位徘徊,但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PMI為50.2%,比上月上升1.1個百分點,已重回臨界點以上。然而,中型、小型企業PMI分別為49.8%和46.7%,仍然低于榮枯線以下,比上月下降0.1和1.0個百分點,中小企業生存的困境未能得到有效緩解。2012年1-9月份,全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59412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5.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4%),增速與1-8月份持平。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62%,比1-8月份下降0.1個百分點,民間的投資熱情依然低迷。

        三、內外部經濟失衡下我國現行稅制的不適應性分析

        自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我國結合國內外經濟形勢推出了一系列稅制改革,這些政策在擴大內需、保障民生和促進轉型升級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稅制改革多為應時之措,制度設計在全局、宏觀、長遠等方面的考量還存在許多欠缺,制度設計的硬傷依然存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稅費關系亟待理順,稅制規范性有待提升

        伴隨著經濟增長、稅收征管手段提高和通貨膨脹等種種因素,我國稅收收入始終保持了較快增長的態勢。2008年稅收收入增長18.8%;受金融危機短暫影響,2009年降為9.8%;2010年稅收收入增長再創新高,達到23%;2011年仍然維持在22.6%。2012年,在4萬億刺激計劃的政策效應逐漸淡出、國際大環境危機未解的背景下,國內經濟增速回落,2012年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4931.63億元,同比增長9.8%。與去年同期相比,我國稅收收入增速總體呈現大幅回落,1-6月稅收總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9.8個百分點。這表現在不僅與生產經營相關的主體稅種收入增速普遍回落,而且其他小稅種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減收。在中央嚴格限購的政策下,土地財政也難以為繼,各地方政府財政開始吃緊。為擺脫困境,各地方出現不同程度的突擊征稅,忽略地方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強行“預繳”寅吃卯糧,導致稅收增幅與實體經濟出現了嚴重錯配。此時,非稅收入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不少地方政府的“錢袋子”來源。雖然國家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3年內,對小型微利企業免征部門管理類、登記類和證明類行政事業性收費。地方政府為彌補財政資金的短缺,不是加大行政收費和處罰力度,就是巧立各種名目收費,有些企業甚至繳納幾十種雜費。由于附加稅費的存在,不僅導致我國稅收制度更加復雜,降低了征稅的透明度,增加了稅收的不確定性,而且也嚴重削弱了稅制的科學性和規范性。

        (二)稅制結構失衡,間接稅比重偏高

        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89720.31億元,同比增長22.6%。盡管稅收收入規模不斷擴大,調控作用不斷強化,但是,整體稅制設計的結構失衡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2011年國內三大流轉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關稅收入之和占全部稅收收入比重達到67.9%,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大所得稅之和比流轉稅收入之和低了40多個百分點,僅為25.4%;財產稅方面,除車船稅、上海和重慶試點的房產稅外,幾乎為零,稅收收入主要來源于流轉稅(見圖1)。這種以流轉稅繳納為核心的稅制設計,助推了納稅人以商品價格為通道,實現稅收負擔的轉嫁,無形中加速了物價上漲,增加廣大中低消費者的稅收負擔。流轉稅制度設計的累退缺陷,難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無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制度設計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以流轉稅體系為主的稅制結構還鼓勵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地方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籌集財政收入,偏好于上項目、辦企業,特別是搞產值大、稅收多的重化工業等污染嚴重的項目,以獲取最大的稅收套利。

        另外,現行稅制的納稅主體以企業單位而非自然人納稅人為主。2011年,我國來自各類企業繳納的稅收收入占比高達92.06%,來自居民繳納的稅收收入占比只有7.94%。這種高比例、大規模的稅收收入集中來源于各類企業,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隨著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企業的稅收壓力不斷加大,難以輕裝上陣,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尤為甚者,中小型微利企業由于競爭和抗風險能力較弱,稅收環境更為惡劣,小型微利企業的生存空間狹窄,競爭壓力加大,小型微利企業的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此外,這種重流轉稅、輕所得稅和財產稅的稅制設計,難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也難以緩解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矛盾。

        (三)個人所得稅建設滯后,收入調控功能弱化

        2011年個人所得稅實現收入6054.09億元,同比增長25.2%。個人所得稅收人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7%。從2008年3月1日起,我國進一步上調了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從1600元提高到2000元。2011年9月1日起,又進一步將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到3500元,并將工薪所得個人所得稅稅率結構由9級調整為7級,最低一檔稅率降為3%,適用最高邊際稅率45%的應納稅所得額由10萬元降為8萬元,在降低了中低收入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的同時,加大了個人所得稅對中高收入者的調控力度,促進了社會公平。然而,我們也注意到,2011年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不足7%,較之去年還降低了0.2個百分點,收入比重明顯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偏小,沒有真正發揮調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同時,現行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類征收模式和以個人為單位的納稅申報設計,稅收的橫向和縱向公平難以實現。首先,采用分類征收模式,不同收入來源分別按不同的費用標準扣除,納稅人在同等收入水平條件下因收入來源不同、稅收負擔迥異,難以實現橫向公平。其次,以個人為獨立的納稅單位,未能有效地考慮諸如家庭結構、健康狀況、職業、年齡、教育、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等因素的差異,而是單純地扣除一定的費用標準,稅收縱向調節的功能難以顯現。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筑巢引鳳”,吸引人才,把個人所得稅當成“獎品”,返還給高收入納稅人,個人所得稅收入調控功能進一步弱化。

        (四)流轉稅改革啟動,措施仍需配套

        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市對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正式啟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試點,旨在降低稅負,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完善流轉稅制。隨后,又進一步擴大了試點的區域。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試點的各項政策措施運行情況總體良好,小規模納稅人稅負有較大幅度下降,大部分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稅負因進項稅額抵扣范圍增加而稅負略有下降。但我們也發現,此番改革并不意味著試點行業內的所有企業都能獲得稅收成本減少的優惠,而之前普遍期待的“大減稅”效果也需仔細研判。首先,試點的部分服務行業的企業購進的生產資料和勞務是來源于個人或不能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或未納入試點地區,無法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導致應納稅額的計算只有銷項稅額,而無進項稅額可抵扣,加重了企業稅負。其次,對于一些試點運輸企業,由于從未試點區域取得的路橋費部分無法獲得增值稅發票,也無法進行進項抵扣,導致稅收負擔大幅上升。此外,2009年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減輕了擁有電力設備、通信設備、專用設備等大型機械設備的企業的稅收負擔,但由于我國增值稅覆蓋面比較窄,轉型對于大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及未試點地區商業服務性企業而言,政策的變化并沒有帶來太多的好處,減稅和激勵的效果并不明顯。

        (五)地方稅建設滯后,地方財源缺失

        目前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在地方稅收入占前三位的分別是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以江西省為例,2011年全省地稅部門組織入庫各項收入777.9億元,全年入庫營業稅達到272.8億元,企業所得稅達到105.7億元,個人所得稅達到80.6億元,三稅合計占全部入庫稅收收入的59.01%。然而,這三種稅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地方稅,其實質上是中央與地方的共享稅。真正收入全部歸屬地方的稅種,都是名副其實的小稅種,稅源分散、稅基狹窄,征收難度大,地方政府缺乏充裕的財力支持。在面臨財政窘境的狀況下,地方政府紛紛把眼光投向了土地,土地出讓金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據統計,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全部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70%,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比重甚至高達80%-90%,“土地財政”問題日益嚴重。日前,我國也在積極探求構建地方主體稅種。在重慶、上海開始房產稅試點工作,從重慶、上海房產稅試點的情況看,收入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重慶可征收房產稅約為1億元-1.2億元人民幣,占當地政府財政收入2900億元的0.04%,而2011年重慶土地出讓金收入820億元。在上海,2011年征收房產稅3億元,而土地財政收入為1510億元,試點取得的房產稅收入顯然是杯水車薪,難以滿足地方政府不斷增長的支出需要。加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改革在不斷推進之中,試點的區域和范圍不斷擴大,地方財源將被進一步侵蝕,地方財力又將被進一步削弱。如何為地方政府發展提供可持續財力保障,確切地說,我們目前尚無明確清晰的長遠規劃。

        (六)稅制綠化乏力,節能環保任務艱巨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能源資源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從能源資源利用角度看,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率逐年上升。從環境污染角度看,惡性污染事件頻繁,化學需氧量呈現持續上升趨勢,節能環保工作已刻不容緩。我國現行稅制體系中涉及節能環保的主要稅種有資源稅、消費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和車船稅等。國內消費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7.7%,其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位居第五位。從統計的數據來看,2011年摩托車消費稅收入呈負增長,比上年下降4.1%;小汽車和成品油消費稅增速明顯回落,小汽車消費稅和成品油消費稅分別增長10.2%和6.4%,分別比上年增速回落45.6和12.3個百分點;利用消費稅促進節能環保、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力度還有待提升。就資源稅而言,2011年資源稅實現收入598.87億元,同比增長43.4%,比上年增速加快19.9個百分點,增幅呈現出大幅上升態勢,加大了資源開采的調控力度,促進了資源的有效利用。然而,資源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比重僅為0.7%,調控力度有限。目前,我國資源稅僅對原油、天然氣、煤炭等七類資源進行征收,征稅范圍偏窄;在稅率設計上,資源產品的稀缺程度、資源開采的污染成本未能全面考量。

        四、內外部經濟失衡下我國稅制改革的未來取向

        下一步稅制改革的重點在于秉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節能環保、加速產業升級、優化稅制結構、切實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最大限度地構建稅收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局面。

        (一)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完善增值稅改革

        在上海和部分省、市、計劃單列市第三產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擴大試點地區和試點行業。首先,在全國范圍內擴大改革試點工作,在不同區域選擇不同行業進行試點,將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服務業、娛樂業、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等行業逐步納入增值稅的試點范圍,不斷總結和提煉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待時機成熟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從而完全實現增值稅對營業稅的替代,延長增值稅抵扣的鏈條,防止增值稅抵扣鏈條的斷裂,降低第三產業的負擔,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其次,不斷完善消費性增值稅的配套政策措施,進一步規范和細化固定資產進項扣除的標準,對以建筑物、構筑物為載體(采取地下管道地埋方式通過建筑物、構筑物)而直接為機器設備運轉提供動力的電纜,以及起吊用行車等設備準予抵扣;充實無形資產進項扣除的相關規定,鼓勵自主創新,科學發展。再次,我國增值稅稅率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相比,還有可以降低的空間。考慮到我國現實國情,應鼓勵有機構成較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可適當調低此類企業的增值稅稅率,促進勞動密集型企業吸引就業或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

        (二)完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提高所得稅的比重

        相對而言,我國企業所得稅改革的思路比較清晰,制定的政策措施較為規范。為了更好地發揮企業所得稅給企業帶來的激勵作用,可以在完善企業所得稅法的同時,進一步加大企業所得稅的稅收扶持力度。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可以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所得稅制。具體來說,考慮將納稅人的偶然所得實行分類征收,而對除偶然所得以外的所得實行綜合征收,根據納稅人的婚姻、年齡、健康、教育、贍養老人及撫養子女等狀況確定相應的扣除標準,實行費用扣除指數化,根據物價上漲水平,生計費適當上浮,綜合考慮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減輕中低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對勤勞所得實行稅收抵免,加大對資本要素的征稅力度,真正縮小貧富分化的差距。同時,配套個人所得稅征管改革,建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即達到法定年齡的公民必須到政府機關領取納稅身份號碼并終身不變,個人的收入、支出信息均在此稅務號碼下,通過銀行賬戶在全國范圍內聯網存儲,供稅務機關查詢并作為征稅的依據。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同財政、銀行、企業等有關部門的聯網,完善代扣代繳機制設計,形成社會辦稅、護稅網絡,不斷增強個人收入的透明度,促進公民依法自覺納稅,減少偷逃稅款行為,提高個人所得稅征管水平和效率。

        (三)改革房產稅和開征社會保障稅,構建地方主體稅種

        從國民經濟整體上看,稅收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絕大比例。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8.3萬多億,其中稅收收入7.3萬多億,非稅收收入約0.99萬億,非稅收收入占比12%。但在地方政府并非如此,以土地出讓金為主的非稅收收入占據著主導地位。據國務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1999-2010年,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從514億元增加到2.9萬億余元。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從9.2%提高到2009年的48.8%,到2010年更是達到72.38%,土地出讓金已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然而,土地出讓金制度明顯受制于政策的影響,波動劇烈,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極不穩定,難以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難以滿足促發展、保民生的需要。這種“寅吃卯糧”的土地出讓金制度,超額透支了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從長遠來看,這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應盡早確立以稅收作為地方財政收入主體的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在重慶、上海房產稅試點的基礎上,增加試點區域,夯實房產稅的基礎工作,構建房產稅征管體系,為房產稅的全面改革奠定堅實的基礎,建立以房產稅在內的稅收收入為地方財政收入主體的目標,逐步形成稅收收入為主、非稅收收入為輔的地方收入體系。同時,加大費改稅的改革步伐,考慮將社會保險費改為社會保障稅,統一征收的標準,由居民及其所在單位共同承擔,并將保障的項目進行分類,設立養老、失業、醫療、生育、工傷等保障項目,提高社保基金的法律級次,真正發揮社會保障基金給居民帶來的好處。

        (四)改革現行環境稅種,不斷綠化我國稅制

        卡馬耶夫認為,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時,不僅僅應看生產資源和生產量的增加,還要提高產品的質量,提高生產資料效率,并且要使消費品的消費效果增長,也就是要注重經濟增長質量。一國若過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數量,那么該國的經濟就會處于危險狀態。為此,我們要不斷綠化我國稅制,全面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首先,明確資源稅的立法目的。在調節資源稅級差收入的同時,更應當重視資源稅的環境保護功能,不斷擴大征稅范圍,將征稅范圍擴大到所有不可再生和稀缺的資源上,逐步涵蓋所有的資源,如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草場資源、水資源、海洋資源、動物資源、地熱資源等,促進資源合理開發,有序使用。改變計征方法、提高征稅比例。在原油、天然氣從價計征的基礎上,考慮將煤炭也納入從價計征的范疇,歸并有關資源保護與利用的稅費,將礦產資源保護費、能源基地建設基金、礦山專項維護費、礦產管理費、水資源補償費、土地損失補償費、育林基金、林政費、漁業資源費等十多項收費進行歸并,納入計征范疇,提高資源稅的稅收負擔。正稅清費,減輕企業不合理的各項負擔。其次,繼續強化消費稅節能減排的調控作用,將一些對環境有害的消費品,如含磷洗滌液、汞鎘電池、一次性紙杯、飯盒、不可回收、難以降解的塑料袋等產品納入征稅范圍。提高大排量車、摩托車、摩托艇、鞭炮、煙花等的消費稅稅率,對不同的產品根據其對環境影響的不同程度,設計差別稅率。大力支持清潔產品的使用,對符合節能環保標準的綠色產品、清潔產品實行低稅率,利用差別稅率影響價格信號,鼓勵消費者消費無鉛汽油,推動汽車燃油無鉛化。同時,考慮將煤炭、電力、天然氣及重化工產品、水泥、冶煉等高能耗產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促進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再次,完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把對人體健康有害或易造成環境污染的化肥、農藥、農膜取消低稅率優惠。將低碳產品、節能產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產品列入超低稅率目錄;準許用于節能環保、安全生產等方面的設備的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對以可再生資源或替代品為原材料的產品,可給予減稅、免稅或先征稅后返還的優惠政策;對進口的環保設備、儀器及用于生產環保設備的材料、零部件等免征進口環節的各項稅收。加大節能減排所得稅優惠范圍和力度。一是允許用于研制節能產品、節能設備的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扣除比例可高于其他行業。二是允許各類環保購進設備以及其他企業購置的環保設施實行加速折舊制度。三是對購買環保債券或環保基金的單位和個人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五)加快費稅改革,理順稅費關系,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稅制環境

        我國政府收入既有預算內收入,又有預算外收入,而預算外收入增長又快于預算內收入的增長;既有稅收,又有收費。此外,還存在“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成的龐大的“制度外收入”。由此可見,目前我國的政府收入機制是不規范的,違背國家預算的法治化原則。因此,進一步加快稅費改革,規范政府收入,提高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尤其是地方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先清理,后規范,分步納入國家預算。對一些符合規定且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納入改革的范疇,堅決取締不符合規定且不合理的收費。盡快實行排污費改稅,開征環境稅,將治理污染的費用轉為向污染環境的主體征稅。可考慮在部分省份率先試點征收水污染稅、二氧化硫稅和固體廢棄物稅,條件成熟后,適時引進碳稅,起到減少CO2排放、污染物排放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不斷完善點源污染稅制構建的同時,加大居民和農業非點源污染的稅收調控力度,構建綜合、立體、全覆蓋的長效節能減排稅收制度設計。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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