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環境的因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污染環境的因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環境；污染治理；經濟效益；決定因素

目前企業進行決策的過程中，為了其長遠發展，不得不將環境污染治理納入成本分析的行列。經濟的過快發展一方面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符合現代人的觀念；一方面，由于資源的稀缺及經濟創造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污染物又為企業的發展造成不可小覷的損失。平衡好企業經營效益與環境污染治理二者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企業經營者所糾結的問題。對于環境污染治理，收益因素并不明顯，然而成本因素卻占據極大比重，同時，環境問題往往具有負面的外部效應，可能會間接的給其他企業帶來風險。政府部門為了更好地協調好企業間的發展，就要考慮經濟效益這一決定因素，以達到環境污染的最優化治理。

一、目前我國企業環境污染治理的現狀

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抓緊環境污染治理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對于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政府部門所采取的措施從成本分析的角度看更具現實意義。但實際分析中，環境污染治理中仍面臨著一些問題：

1.我國經濟增長模式仍未突破傳統模式

現今，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擴張，仍是以鋼鐵、電力、水泥、煤炭、電解鋁等重工業為主，經濟結構尚未從根本上改變，盡管產品產量增加較快，但對環境的破壞力也相當嚴重。以2011年的工業污染源投資治理為例，其中，廢水治理資金157.7億元，比上年增加21.2%；廢氣治理資金211.7億元，比上年增加12.1%。其中工業廢氣脫硫治理項目投資112.7億元，工業廢氣脫硝治理項目投資12.7億元；工業固體廢物治理資金31.4億元，比上年增加120.0%；噪聲治理資金2.2億元，比上年增加42.3%。所以，我國重工業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警惕，要想在環境治理中取得新的突破，需要改變現今的產業結構。

2.環境成本受限于企業的生產規模及生產工藝

一般對環境污染、破壞越嚴重的行業，環境成本支出就越大。像化工、造紙、礦山等行業的環境成本就比其他的行業超出很多，此外，一些落后的生產工藝也會擴大環境成本，手工藝落后會使得一部分有害的副產品不能回收利用，能耗加大，環境破壞嚴重；而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相應的管理制度卻不配套，使得生產環節中的有害產品得不到處理。

3.環境污染收費制度不完善

為了更好地降低企業環境污染態勢，政府部門在采取措施的同時，也要按照相應的法律制度進行排污收費，這樣可以將環境治理問題從政府的責任轉移到企業本身，加強企業管理人員的環境污染治理意識，經過多年的實踐，也證明了排污收費不僅調動了企業的環保積極性，也為政府的宏觀調控奠定了財政基礎，使得政府獲得的稅收收入可以投資進行城市綠化建設。但由于我國相關排污法律的制定不完善，造成排污收費范圍小、標準低，沒有起到好的規范作用。

4.企業環境管理機構的資金投入去向不明

環境成本投入還包括對企業環境管理機構和人員的經費支出及其他環境管理費用。一方面，隨著環境質量標準的不斷提高，政府為提升自身形象，不斷加大對環境的保護，政府投入的建設資金不斷增多，相應的企業環境治理成本也在不斷升高；一方面，一些環境管理機構的負責人員卻投機取巧，將治理環境污染的資金私吞，使得環境治理不達標，配套的治理設備不能及時更新。

二、環境污染治理的經濟效益決定因素

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一部分人認為二者之間呈正相關，其實建立在理想的靜態假設的基礎之上，前提是企業的技術、資源配置和消費需求都是固定的，環境治理在短期內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但長期會樹立企業循環、可持續發展的良好形象，收益將會增加。一部分人則認為二者成負相關，靜態假設畢竟是不存在的，企業的環境污染治理必然會增加企業內部成本，降低企業的效益與競爭力。而在動態的經濟模型中，環境治理的經濟效益決定因素有：

1.企業的創新型發展

社會處于不斷進步的動態變化中，企業的創新能力將會縮短產品的生產周期，彌補了企業在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不足，同時也節約了一大筆資金用于生產環節中有害物質的處理。這樣，環境管理成本因創新行為而引起的生產效率提高得到了補償，極大地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

2.企業的經濟發展類型

不同類型的企業，其生產的產品和生產工藝對環境的污染程度也不同，從而對環境成本的支付也存在差異。如對環境影響較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工業、汽車制造業、化工等行業生產的產品對環境污染程度遠高于輕工業，但衡量企業環境績效的標準卻是標準的，這直接影響了企業環境管理成本的高低，進而影響企業創新收益對環境支出成本的補償程度。所以企業要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確定自己的發展類型，以獲得合理的經濟收益。

3.企業對環境規章措施的敏感度

隨著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對環境的保護不斷加大，相應的規章措施也在不時的座談會中制定。面對復雜多變的環境保護措施，若企業經營者只是被動的接受政府制定的環境制度，企業對環境污染的付費必然導致企業環境遵循成本的增加，進而使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競爭力下降；相反，如果企業在政府的激勵性制度下采取了創新，便會使企業的生產效益提高，彌補環境成本的支出。

4.企業排污權的標準化

目前的企業排污市場的交易存在著很大的弊端，政府收取排污費是想通過增加成本的方式，激起企業經營者環境污染問題治理的意識，但在排污權的爭取中，一些企業采取特殊手段，違背了相關的法律法規，給政府制定統一的排污權規劃造成了阻礙。出現了一些企業花錢買排污權，努力提高生產效益而不是減少污染，造成了污染物的持續增加，是一種隱性的污染轉嫁，不符合現今的可持續發展。而企業排污權的標準化、排污費的合理化、排污權交易的公平性將加大程度的改變排污權的交易市場環境，使企業管理人員意識到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效益最大化。

三、針對經濟效益決定因素環境治理的改進措施

環境保護作為當今時代人們最關心的話題，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將是每一個企業的立足的基礎，而作為影響環境成本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效益是環境污染治理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在做相關的環境治理決策時，要根據成本分析，及政府的相關制度措施，制定合理的經濟模型。面對環境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企業經營的創新水平，將極大程度的決定一個企業的發展潛力。環境污染治理必定會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降低企業的經濟效益與競爭力。所以企業只有不斷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在生產工藝方面不斷創新，縮短產品生產的周期，加快對生產中污染物的處理，將可以明顯的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對企業環境成本進行補償，使企業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實現“環境、效益”的雙贏。

2.加大政府對環境規制的預見性

政府的職能不僅是要制定完善的規章制度命令企業部門執行，還要有一定的建設性，時刻留意國外環境的保護趨勢，一味地提高環境的規制標準與國際脫節，可能會嚴重打擊企業的積極性，不利于我國經濟與國際接軌。在聯系我國市場經濟實際，制定出與國際環境規制相一致的原則，合理引導國內企業生產產品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以擴大我國環境友好產品的市場需求空間。

3.提高企業對政府環境規制的敏感度

絕大部分企業對于政府下達的指令，多是簡單了解，真正認真執行的少之又少。同時，企業管理者總會對政府的環境治理補貼的優惠政策總會十分敏感，但對于相應的稅收政策則是了解的很少，再加上市場經濟的干擾，使得企業獲得信息的不對稱性，造成大部分企業面對突發狀況不能及時作出反應。即使政府的環境規制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但無人遵循，就無法占領國際市場的先動優勢。所以，要加大對企業的考查力度，使經營者意識到政府環境規制的重要性，提高他們的遵循程度。

4.加強企業的環境管理組織能力

對于企業內部的環境管理人員，他們無法清楚的認識到環境治理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從而會對領導下發的指示產生散漫的心理，更有一些人鉆空子，私吞環境治理的投入資金，而領導層對于環境污染治理問題也沒有足夠的重視，這樣極容易造成企業的財產損失。所以，企業要建立完善的環境管理體系，加強環境管理的業績考核，制定高效的環境管理戰略，相信將會為企業的環境管理注入新的活力。

總之，環境污染問題的治理對于企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管理人員要考慮到經濟效益這一決定因素帶來的影響，爭取將環境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圍，為企業爭取效益最大化，開創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劉從平：論環境污染治理的經濟效益決定因素[J].環境科學與管理，2006（2）.

篇2

1經濟效益推動了綠色 GDP 的提出

環境是有自凈功能的，合理的環境自凈能力既可以保護環境，又能節約高昂的污染物處理費用，取得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要計算好產出效益和后期環境治理的投入的賬，過度的追求經濟效益，揮霍環境資源，可能暫時節省了污染物處理費用，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環境的污染程度超過了環境的自凈程度，就需要投入加倍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治理環境。不是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引進高污染的企業或工廠，在國內這種現象也是比較普遍的。目前，環境治理工作如火如荼的進行，許多大的經營第二產業的企業工廠從一二線城市撤離，轉移到郊區，剛開始可能有比較高的利潤，取得了較高的經濟效益，解決了許多人的就業問題，但污染物的長期排放影響了一條河流，污染了整片天空。北方地區的鋼廠很多，每天大量的廢氣排向空中，鋼廠周圍方圓幾里的天空都被厚厚的烏云所籠罩，很少能夠見到太陽，甚至穿著白襯衫出去回來一身黑色的顆粒物附著在上面。現在又需要投入幾千萬、幾個億去治理，卻永遠回不到原來的狀態。綠色 GDP 是用以衡量各國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后新創造的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核算指標。也就是說從現行統計的 GDP 中，扣除由于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在經濟效益的推動下，我國提倡綠色 GDP 是現實所趨的，是符合我國的發展現狀的。

2經濟效益決定不能實現零排放

環境污染不僅僅是企業或工廠等第二產業排放的廢棄物所造成的影響，在人類的生產生活中，都會產生污染物，只是有多有少，處理不當對環境都會產生污染。而零排放解決環境問題是不現實的，有些廢棄物可能通過一定的技術和手段轉變為其他的形式，不管是轉化過程中還是轉化以后都不可避免的會向外界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即便人類攻破了技術上的難題，但是如果要付出更多的價值去實現零排放，又不符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則。高昂的處理費往往使企業望而卻步，污染物稍作處理就直接排放，達不到國家污染物的排放標準。事實上，一些標榜零排放的項目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零，也沒有必要去付出高昂的代價去實現零排放。人們需要做的只是在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對污染物做好處理，達到國家污染物的排放標準，再將這些污染物做集中的處理。當環境和經濟效益難以平衡時，我們要保護好環境，摒棄以前盲目追求經濟效益而不惜破壞環境的行為。環境污染治理不能一蹴而就，在不能實現零排放的背景下，長期的堅持保護環境，治理污染才是長期有效的。

3經濟因素決定了要走防治結合之路，以防為主，以治為輔

前車之鑒告訴我們，污染防治堅決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正確的污染處理方式，不僅要消耗大量的環境投資，甚至花費大量的投入環境治理也不能取得很好地效果。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轉化率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環節，在能耗、消耗資源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利用率或轉化率提高，社會產品的總量也會提高。相反，社會產品的總量不變，利用率或轉化率提高，能耗、消耗資源總量也會下降，因此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或轉化率是減少污染，保護環境的重要環節，也是能夠促使效益最大的有效方式。我國的現狀是社會產品總量低，資源、能源的利用率或轉化率低，但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很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很低，很多可以回收利用的資源變成了污染物，既增加了環境污染治理壓力也不產生經濟效益，因此搞好資源的回收和循環使用，是環境污染治理的有效途徑。通過對資源的回收、分類走循環經濟之路。

4推行排污權交易，實行治污市場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我國的建立和完善，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形式，而環境作為一種資源，同樣，市場經濟中的規律和原則對環境保護來說也是適用的。排污交易權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利，并允許這種權力像商品那樣可以被買入和賣出，以此來進行污染物排放的排放控制。排污權交易有利于企業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它的實質就是使治理任務在各個企業之間進行再分配，治理成本低的企業通過承擔更多的治理任務獲得經濟效益的同時，又能起到處理污染，保護環境的作用。排污交易權的推行還有利于促進污染治理技術的進步，通過改進污染治理技術，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有利可圖才能企業能夠孜孜不倦的開發更加先進的治理技術，因而，推行排污權交易也是追求經濟效益下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舉措。

篇3

關鍵詞：小五臺山；自然保護區；昆蟲；氣候

中圖分類號：Q9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19-4667-05

小五臺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境內有森林、亞高山草甸、溪流濕地等多樣的生態系統。該保護區森林茂密、物種豐富、生物區系復雜，保護區以其優越的自然環境孕育了豐富的昆蟲資源。20世紀80年代初，對該保護區進行了初步的昆蟲資源考察，但到目前為止對于小五臺山自然保護區昆蟲種類、數量、分布還不十分清楚，有關詳盡的內容尚需進一步研究。

從全國來看，目前已有學者對徐州泉山、興隆山、壺瓶山等自然保護區內昆蟲分布及多樣性與海拔、植被類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定研究[1-3]，并且對三峽庫區昆蟲分布格局與生境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研究[4，5]，表明昆蟲的分布及多樣性與生境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但對昆蟲分布與生境間關系的研究還相對較少，本研究對小五臺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不同生境條件下的昆蟲多樣性進行初步研究，對該保護區環境因素對昆蟲分布格局的影響進行初步探討，以期為保護區昆蟲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提供理論依據。

1 試驗地概況

2 調查方法

2.1 樣地設置

按海拔梯度選取樣地，每100 m設置一個海拔梯度，總計設置5個海拔梯度（海拔1 200～1 700 m），同一海拔梯度分為陰坡、陽坡。

2.2 調查方法

2.2.1 昆蟲群落調查 于2011年7～9月進行調查，每隔30 d調查1次。對草本層、灌木層及地表層昆蟲群落分別進行調查，根據試驗地布局采用平行5點法選取試驗點，每個標準地選取5個1 m×1 m的樣方。詳細調查取樣范圍內所有昆蟲的種類和數量，未知種類采集標本帶回實驗室進行鑒定并作記載。

2.2.2 環境因子調查 此項調查環境因子包括坡位（山脊、上坡、中坡、下坡、谷地）、坡向、坡度、海拔、濕度及溫度。

2.3 群落結構特征指數的分析方法

統計分析各個處理昆蟲群落的結構與組成，在系統收集數據的基礎上計算各處理昆蟲群落、群落多樣性、均勻性、豐富度、優勢集中性指數，昆蟲群落特征指數計算方法如下，以上參數使用Excel軟件進行計算。

3 結果與分析

3.1 環境因子調查記錄

7～9月環境因子記錄情況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各月份陽坡溫度高于陰坡溫度，8月各海拔的溫度明顯高于7月，且除去生境X總體表現為隨海拔升高溫度降低的趨勢，而8月的濕度明顯低于7月；9月溫度低于7、8月，而濕度（除生境Ⅰ外）大于8月。

3.2 7月不同生境昆蟲群落特征指數

7月對不同生境草本層、灌木層及地表層昆蟲群落的調查情況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生境對昆蟲群落的各項指標都有一定影響，對個體總數、豐富度的影響較對優勢集中性指數、均勻度指數、多樣性指數的影響大。

綜合表1與表2可知，陽坡昆蟲數量、豐富度、多樣性指數、均勻度指數都明顯大于陰坡。草本層在陽坡生境中，低海拔（1 200～1 450 m）表現為隨海拔升高昆蟲的數量及豐富度上升的趨勢，在海拔1 445 m處達到高峰后突然下降，而在較高海拔昆蟲數量及豐富度又表現為隨海拔上升而上升的趨勢。多樣性指數及均勻度指數隨海拔的變化規律不明顯，但總體表現為低海拔偏高，高海拔偏低。在陰坡生境中，低海拔（1 200～1 500 m）表現為隨海拔升高昆蟲的數量及豐富度下降的趨勢，而在較高海拔昆蟲的數量及豐富度表現為隨海拔上升而上升的趨勢。溫度大體表現出隨海拔上升而下降的趨勢，較高海拔生境X溫度較高，可能受小氣候環境影響，但昆蟲群落的各項指標隨溫度變化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濕度在低海拔表現為陽坡濕度小于陰坡，在高海拔陽坡與陰坡的濕度沒有明顯差異，且濕度對昆蟲群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影響。生境I群落的穩定性最高。

灌木層昆蟲群落的種數和豐富度都較高的是生境Ⅰ和Ⅵ，物種數較高的是生境Ⅲ，海拔分別是1 200、1 500、1 300 m，表現為低海拔物種數及豐富度偏高；物種數和豐富度較高的生境溫度分別是26、21、27 ℃，在溫度因素上沒有呈現出明顯的規律性；物種和豐富度較高的生境濕度都偏低；昆蟲物種數量及豐富度的高峰大多出現在陽坡。在群落穩定性方面，生境Ⅵ表現出了較高的穩定性。

地表層低海拔昆蟲豐富度低于較高海拔昆蟲數量，在低海拔（1 200～1 500 m）陽坡生境中昆蟲的數量大于陰坡生境昆蟲的數量，在較高海拔（1 500～1 700 m）陰坡生境中昆蟲的數量大于陽坡生境中昆蟲的數量，綜合分析可以看出物種數較高的在1 400 m以下及1 600 m以上，物種豐富度較大的在1 600 m以上。在溫度因素及濕度因素上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且相對于草本層及灌木層物種豐富度，地表層的物種豐富度較小。

3.3 8月不同生境昆蟲群落特征指數

8月對不同生境草本層、灌木層及地表層昆蟲群落的調查情況如表3所示。

綜合表1和表3可以看出，在8月生境對草本層昆蟲種群的個體總數、豐富度都有一定影響，對優勢集中性指數、均勻度指數、多樣性指數的影響不大，與7月的研究結果大體相似。在同海拔陽坡生境中昆蟲的數量及豐富度大于陰坡生境中昆蟲的種類及數量。陽坡生境和陰坡生境，在海拔1 500 m以下昆蟲的物種數量以及豐富度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在海拔1 500 m以上物種豐富度及物種數大體呈現隨海拔上升而升高的趨勢。對溫度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海拔1 500 m以上溫度偏低，而物種數量和豐富度偏高。海拔1 500 m以下溫度偏高，而物種數偏低。對濕度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8月濕度較7月普遍偏低，且在濕度因素上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

生境對灌木層昆蟲的群落特征參數的影響表現為：生境Ⅰ（海拔1 200 m）昆蟲個體數量及豐富度最高；溫度偏高的生境昆蟲的數量及豐富度更高一些；濕度偏小的生境昆蟲的數量及物種豐富度偏高；表現為陽坡生境昆蟲數量及豐富度偏高；生境Ⅲ的群落穩定性最高。

生境對地表層昆蟲的群落特征參數的影響呈現出在海拔1 600 m以上昆蟲數量及豐富度最高，其次是海拔1 400 m以下；在高海拔溫度偏低的生境中，物種的數量以及豐富度偏高，而在低海拔溫度偏高的生境中物種的數量及豐富度偏高；從濕度因素、坡向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生境Ⅳ與Ⅸ的昆蟲群落穩定性較高。

3.4 9月不同生境昆蟲群落特征指數

9月對不同生境草本層、灌木層及地表層昆蟲群落的調查情況如表4所示。

綜合表1和表4可知，9月生境對草本層昆蟲的群落特征參數的影響：從海拔和坡向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位于陰坡的生境隨海拔升高昆蟲物種數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位于陽坡的生境的昆蟲數量呈現隨海拔上升物種數減少的趨勢。從溫度因素及濕度因素進行分析沒有表現出規律性，對群落穩定性分析發現位于陰坡生境中昆蟲的穩定性較高。

生境對灌木層昆蟲的群落特征參數的影響：從海拔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昆蟲個體數量呈現隨海拔上升而升高的趨勢，但豐富度在海拔1 500 m處最大。在溫度因素和濕度因素上也沒有呈現出規律性，生境Ⅲ、Ⅴ、Ⅵ的群落穩定性較高。

9月地表昆蟲的個體數量及豐富度較7、8月明顯減少，在陽坡生境中昆蟲的個體數量及豐富度隨海拔高度的升高呈現不斷增多的趨勢，在陰坡生境中昆蟲的數量及豐富度隨海拔高度的升高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而且在同海拔陰坡生境中昆蟲群落的穩定性高于陽坡生境。

3.5 昆蟲群落數量時間數量動態變化的影響

7～9月同一海拔草本層昆蟲的時間數量動態變化（圖1）。由圖1可知，在海拔1 200、1 500、1 600 m處，昆蟲的個體數量時間動態呈現一直上升的趨勢；在海拔1 300、1 400 m處，昆蟲的個體數量呈現下降的趨勢；在海拔1 600 m處，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在海拔1 500、1 700 m處，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可以看出昆蟲的數量除海拔1 700 m處，其他的都沒有在溫度較高的8月達到高峰期。

7～9月同一海拔地表層昆蟲群落的時間數量動態變化見圖2。由圖2可知，在海拔1 200、1 600 m處，昆蟲的個體數量時間動態呈現一直下降的趨勢；在海拔1 300、1 500、1 700 m處，昆蟲的個體數量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在海拔1 400 m處，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地表層昆蟲的個體數量動態變化與溫度的變化相關性不大。

4 小結與討論

1）對7～9月不同生境草本層、灌木層、地表層昆蟲特征參數分析結果表明：陽坡群落的穩定性大于陰坡群落的穩定性；但昆蟲群落的數量及豐富度在不同時間、陰坡、陽坡在較低海拔及較高海拔表現出的趨勢不太相同。但都以1 400～1 500 m為界，表現出不同的趨勢。對于昆蟲數量隨海拔梯度的變化曾提出過4種模式[5-7]包括：①隨海拔升高而減小；②低海拔高平臺值；③中海拔單峰隆起；④隨海拔上升而增大。其中第四種情況比較少見，而本研究中草本層及地表層昆蟲群落隨海拔變化趨勢與這四種模式都不大相同。這也說明了生境與群落間互相影響的復雜性。

2）對7～9月不同生境草本層、灌木層、地表層昆蟲特征參數分析結果表明昆蟲數量及豐富度在溫度因素及濕度因素上都沒有表現明顯的出規律性。一般認為昆蟲的種群數量會隨著溫度的升高而升高，與本研究結果不同，但已有研究表明昆蟲只有在適溫區才會呈現溫度與種群數量的線性關系[8]。

3）對昆蟲種群數量時間動態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海拔草本層昆蟲群落數量大部分在9月達到高峰，地表層昆蟲群落得數量大部分在8月達到高峰期，所以昆蟲群落的數量并不都是在溫度較高的8月達到高峰。

4）本研究僅對一年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而生境對昆蟲群落分布及多樣性的影響需要多年連續調查研究，故所得結論難免有不妥之處，其調查分析結果只是一個初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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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皮 兵，袁 巍，程寧南，等.海拔高度對壺瓶山昆蟲群落物種多樣性的影響[J].湖南林業科技，2006，33（6）：57-59.

[4] 劉 曄，沈澤昊.長江三峽庫區昆蟲豐富度的海拔梯度格局[J].生態學報，2011，31（19）：5663-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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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AHBEK C. The elevational gradient of species richness： A uniform pattern[J]. Ecography，1995，18（2）：200-205.

篇4

關鍵詞：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修復

隨著地球上人口的劇增和工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需求水平不斷提高，生產強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廢氣物質不斷的輸入環境，遠遠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而導致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為了解決人類面臨的這個重大問題，對于大氣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廣泛，許多技術已相當成熟并被廣泛應用。

對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來說，由于其具有隱蔽性、滯后性、累積性以及難治理和修復周期長等區別與大氣和地表水體污染的特點，其修復問題已成為環境科學研究日益活躍的領域，同時也是世界性難題。雖然人們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復和化學修復領域進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實用技術，但這些修復方法往往會破壞場地結構、造成二次污染，對于污染面積巨大且污染程度較輕的土壤甚至難以應用。為此，近年來，人們在污染環境的物理修復、化學修復甚至生物修復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生態修復的理念，并對其概念、內涵、原理、產業化途徑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和實踐上應用的探索，試圖以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環境的修復和治理過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

一、生物修復—生態修復的基礎

生物修復是對污染環境實施修復、之力的最為重要的技術之一，是正在發展中的技術，是生態修復的基礎。

目前被廣泛認同的生物修復定義，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機污染物，從而修復被污染環境或消除環境中的污染物的一個受控或自發進行的過程，這是狹義的定義。

除了微生物修復外，植物修復、動物修復乃至酶學修復等方式的出現，賦予了生物修復更廣泛的內涵，即生物修復是指利用細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動物以及水生藻類、陸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謝活性降解、減輕有機污染物的毒性，改變重金屬的活性或在環境中結合態，通過改變污染物的化學或物理特性二影響其在環境中的遷移、轉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廣、最有效的生物修復技術仍是微生物修復。

二、物理與化學修復—生態修復的構成要素

從修復原理來看，物理修復與化學修復是指充分利用光、溫、水、土、氣、熱等環境要素，根據污染物的理性性質，通過機械分離、蒸發、點解、磁化、冰凍、加熱、凝固、氧化—還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學反應，使環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轉化為無害物質。通常，為了節省環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復或化學修復往作為生物修復的前處理階段，近年來根式作為生態修復的構成要素。無論是環境要素或生態因子，還是工程措施，對于修復生物的生命活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影響要素。若將它們有機的結合起來，使環境條件和生態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時，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轉化，將極大地提高生物修復或植物修復的效率，這一點對于生態修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物理與化學修復措施與生物修復的結合，是生態修復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關系到生態修復的有效性和成敗。在實際的修復過程中，把物理修復、化學修復措施更好地與生物修復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態修復技術。

三、植物修復—生態修復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復這一概念大約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來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積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來去除污染環境中多余的重金屬。

目前，植物修復這一技術已經涵蓋了污染環境治理的各個方面，如城市樹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對大氣或室內空氣的凈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過對氮、磷等營養物質的利用而對富營養化水體的凈化；污染土壤及水體中無機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機污染物的講解等。

在污染環境治理中，從形式上來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實際上植物修復過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際圈微生物、根際圈土壤物理和化學因素（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為調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總的來說，植物修復幾乎包括了生態修復的所有機制，是生態修復的基本形式。

摘要近年來，人們在污染環境的物理修復、化學修復甚至生物修復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生態修復的理念，并對其概念、內涵、原理、產業化途徑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和實踐上應用的探索，試圖以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環境的修復和治理過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

篇5

關鍵詞：污染環境；主客觀形態；歸責理論

隨著社會經濟結構調整加速，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環境污染問題也越加嚴重。革開放以后，國家各方面迅速發展，人們將注意力集中于經濟利益而忽視了環境問題，出現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觀念，導致環境問題越來越多，環境問題反過來對人類和社會發展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97《刑法》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對保護環境、完善刑事立法、懲治相應犯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罪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諸多爭議，例如，主觀上應是故意還是過失；犯罪主體到底應該是單位還是個人等。歷時十幾載的研討，《修八》將此罪名改為污染環境罪，且將法條內容進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門檻，有利于保護環境，但其仍然存在一系列問題。

一、污染環境罪法條簡析

《刑法》第338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的，處……”對于“嚴重污染環境”、“后果特別嚴重”等量化字句，兩高司法解釋有了說明和列舉，但這些解釋僅僅是停留在淺層次面：

第一，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土地、水體、大氣”刪除。這一修訂說明立法者有擴大該罪名適用范圍的意向，污染環境已不局限于向土地、水體和大氣中排放、傾倒易致環境污染的物質。這樣的規定擴大了環境保護的范圍，更具有科學性，有利于更好地遏制污染環境的行為。

第二，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物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即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中保護的法益側重于人類自身的利益，即以保護公私財產和人身為要點，對該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或嚴重后果便成立該罪。而污染環境罪要求的是“嚴重污染環境”，未提及公私財產與人身概念，其實立法者在此已經將該罪的法益轉變成了環境本身。說到底，“自然本位主義從根本上來看，也只不過是為了更好的保護人類利益”，①這存在合理之處。

該法條的修改具有進步性，對于保護當今社會急速發展中的環境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仍然存在問題。例如，修訂以前該法條是典型的結果犯，改過的污染環境罪中雖然定義為“嚴重污染環境”，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擺脫結果犯的“陰影”，仍然要求造成重大損失、污染嚴重才給予歸罪處罰。

二、污染環境罪主觀罪過形態

過失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通說，“行為人應當預見其行為可能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雖已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②很多學者均采用這一觀點。對于污染環境罪，同樣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應該是故意特別是間接故意。行為人對于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等行為是否違反了國家相關法律規定是有所認識的，但對于嚴重危害結果的發生往往是不希望的，因為結果嚴重、危害了社會很可能要承擔由此帶來的不利后果，但是為了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通常持一種放任的態度。另一觀點則認為是過失，認為污染環境罪在罪名的結構上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無本質區別，只是在用詞上有一定區別，所以污染環境罪的主觀要件特征應該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相同，也為過失。③有人認為應視情況而定，修訂后將“事故”一詞去掉，該罪的主觀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

在理論界的研究中，污染環境罪作為類罪的角度來說，也存在以上類似不同觀點，例如，趙秉志教授認為，本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付立忠教授則認為既可以是過失，也可以是故意。那么，作為具體的個罪，有如上觀念的爭議也理在其中。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第一，從認識因素來說，贊成故意罪過觀點的學者主要指的是間接故意，所以我們需要區分間接故意和過失的界線。不難想到，如果說既然明知可能發生結果還放任其發生，那么就是一種故意的心態，但是，沒有人是愿意犯罪的，行為人向環境傾倒、排放污染物質時是有預見危害結果的義務或可能的，但是他更可能多的是僥幸地相信可以避免，而且，“過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刑法所規定的嚴重后果時才能構成”。④“修八”之所以將原條文改為“嚴重污染環境”，頗有不要求結果一定要發生才處以刑法之嫌。第二，從意志因素來說，行為人污染環境通常是建立在獲取經濟利益的目的基礎上的，獲取利益也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行為人實施污染環境客觀上違反國家法律規定，有可能是建立在明知或者故意的基礎上，但是對于嚴重危害結果的發生必是持否定態度的。如果適用故意，即便是間接故意，在現有的刑法框架下，大可按照相應法條規定的罪名給予定罪懲處，而不再是污染環境罪。所以筆者認為采用過失的主觀心理態度更為適宜。

三、污染環境罪的歸責理論

關于這個問題，學者們都進行了長久而寬泛的研究，但是當前污染環境罪的歸責上任然有分歧。例如，趙秉志教授認為，根據當前發展現狀，僅以過錯為依據已經不足以嚴格控制由于現代化生產高速發展所引起的對環境空前加劇的嚴重危害；相反觀點則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容易造成刑事責任擴大化的趨勢，不利于司法人員在審理危害環境罪案件時準確劃分罪與非罪”。筆者認為，在污染環境罪中適用嚴格責任至少存在以下弊端：

1.我國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歸罪原則，而嚴格責任更多的是一種考慮結果而不過問行為人主觀態度的歸責原則，這顯然與當前的刑法體系是相背離的。2.刑法具有懲罰和預防犯罪的功效，要達此作用，其必然要具有人權保障性、社會道德性等內涵，如果采用嚴格責任，是否太過于嚴苛，阻礙了刑法功能的發揮。3.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于行為人的權利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犯多大的罪承擔多大的責任、承擔相應的刑罰。之前，我們提及環境污染危害的滯后性，所以危害很可能是長期或者多個行為累積的結果，短期內未得以凸顯。所以，在污染環境犯罪中采用嚴格責任很可能導致罪責不相匹配的狀況，這顯然是與刑法的原則相背離的。

總之，當前中國現代城鎮工業、科技、經濟、化工等都處于高速發展期，污染環境的現象日趨嚴重，其從城市到農村的蔓延加劇，跨區域污染的情況不在少數，不管是從立法、行政監督、還是企事業發展理念上都應該引起重視，切勿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否則環境對人類的報復作用將是不可估量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⑤著實在所經歷過的自然災害面前，我們得到了很多血與淚的深刻教訓。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為了人類自身能生活在一個健康的自然環境中，我們必然要對環境污染方面的犯罪給予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切勿重蹈“自毀前程”的覆轍。（作者單位：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

基金項目：云南省教育廳科研基金項目（2013J067）

注解：

① 何宏福：《污染環境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5年，第6頁。

② 付卓：《污染環境罪研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2011年。

③ 同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