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5 10:23:00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海洋經濟產業投資,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中圖分類號: X55 文獻編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6.009
1 引言
作為海洋大國,中國的海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海洋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是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途徑,對于我國建設海洋強國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國務院相關文件,我國海洋經濟主要包括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海洋石油天然氣、濱海旅游、海洋船舶、海鹽及海洋化工、海水淡化及綜合利用和海洋生物醫藥等海洋產業1。但是,隨著海洋經濟的不斷發展,部分海洋產業出現了生態系統退化等不可修復的損失,據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報告,目前中國海洋生態系統健康總體欠佳,以過度捕撈為代表的對海洋物種的過度利用而直接導致種群數量下降甚至物種滅絕問題十分嚴峻。海洋漁業生產事故、海洋漁業資源退化、海洋捕撈限制政策、海上權益沖突等事件對海洋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從1997年開始,海洋捕撈量一直穩定在1400萬噸左右,而據相關專家估算,中國近海漁場漁業資源每年可捕撈量大約為800萬噸2,長期巨大的捕撈量是以捕撈幼魚資源和營養層級低的劣質魚種實現的,這種捕撈已經導致了漁業生態系統難以逆轉的嚴重退化,表現在漁業資源數量結構上為主要魚類個體變小,低齡魚比例增加,魚類性成熟提前,漁業資源已經變成低層次和低營養級3。報告還認為,傳統經濟魚類在中國海洋生態系統營養結構中處于關鍵的位置,關鍵物種數量銳減必然會影響到整個海洋生態系統中其他種類的組織結構,海洋漁業的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同時,不合理的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破壞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環境,造成海洋生態系統的結構失衡,海洋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及其附屬工程、海洋能源開發利用工程、海水淡化等海水綜合利用工程、濱海旅游娛樂項目和景觀開發工程等,都造成濱海濕地生境的不同程度的喪失,海岸帶自然度明顯降低,導致海洋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受損和退化4。未來海洋的發展方向一是逐漸衰竭,不可修復;二是對已破壞的海洋環境實施生態修復,優化調整海洋產業結構。因此,加強海洋生態的保護和修復,調整優化海洋產業是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生態修復是指對生態系統停止人為干擾,依靠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與自組織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進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能力,輔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逐步恢復或使生態系統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主要致力于受到破壞的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與重建工作,恢復生態系統原本的面貌[1]。
由于地球資源的有限性與人類與社會發展的極限性,如果人們持續地以不合理的方式開發資源并不斷地破壞環境,超過了地球的承載極限,其結果必然是人類社會突然地、不可控制地瓦解,對生態修復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過程:生態系統的退化和恢復過程[2][10]。海洋生態修復的基本內涵是根據海洋環境被破壞的情況、預期的規劃和發展情況,海洋生態環境的逐步恢復并最終達到一種相對持續穩定、與周圍環境和利用價值協調發展的均衡狀態。生態修復不是單純強調將海洋產業結構恢復到可持續利用的狀態,而是更加注重海洋產業的修復過程與周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社會、環境和生態等多方面的復合生態系統,海洋生態修復的本質也是利用科學技術,遵循海洋生態演替規律進行的[2]。因此,海洋生態修復既要立足于對海洋環境的修復,也要關注海洋資源的合理開發、海洋產業的調整優化;不僅要考慮海洋資源的修復和完善,也要考慮生態修復以后的經濟、社會、環境和生態效益。目前關于海洋生態的修復還處于基礎階段,主要致力于將海洋恢復到可利用的狀態,海洋生態修復產業替代模型的建立為進一步開展生態修復,在更高程度上建立與周圍經濟、社會、環境和生態協調發展的社會―經濟―生態復合系統提供了理論指導。
2 海洋生態修復產業替代模型
傳統的生產函數模型主要考慮的是技術、資本和勞動力(包括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作為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忽視了生態資源在社會生產發展中的決定作用,表現為生態資源并沒有作為生產函數的基本要素,這也是導致經濟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根源。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海洋經濟的發展必須考慮生態資源的承載能力和可持續利用[3]。因此,我們在對傳統的生產函數進行改進,在改進的基礎上具體考察海洋生態修復中的產業轉型和產業替代的價值轉化問題。
我們將生態因素引入到產業轉型中,假定只有一種替代產業的關于投入資本K、勞動力資本H和生態因子i的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6-7]:
(1)
其中,,生態因子i為產業轉型后與轉型前生態價值的比重為轉型后的生態價值, 為轉型前的生態價值。產出函數Y是對投入資本K和勞動力資本H的消費與投資,假定投入資本K和勞動力資本H的存量都以相同的比率 進行折舊計算(勞動力資本H的折舊包括勞動能力的下降、勞動力的死亡損失以及經驗的凈收益的下降,為了計算上的簡便,在這里假定投入資本K和勞動力資本H以相同的折舊率 進行折舊)。
生態資源的約束則為:
(2)
其中,和分別是投入資本K和勞動力資本H的總投資,在折舊的情況下,兩種資本的存量變化為:
(3)
(4)
(5)
其中,和是分別與和相對應的影子價格5, 是與生態資源約束(2)式相聯系的拉格朗日乘數6,(5)式中的為我們通常使用的效用函數:
(6)
對J分別求C、K和H的一階偏導并令其為0,得到投入資本K的凈邊際成本;J的二階偏導即為勞動力資本H的凈邊際成本,由此可得兩個存量的比例 。其中,的比例也表示了投入資本K和勞動力資本H的凈投資回報率:
(7)
將其帶入生產函數中得到:
(8)
在無生態資源約束的情況下,Y、K和H的增長率和C的增長率將保持一致,即所有的量都將以凈投資回報率進行增長,這是一種產業替代均衡情況下的理想模型。
然而,在海洋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生態資源的總量是一定的,且總為正。假設替代產業的兩種資本投入從K0和H0開始,就偏離上述所預測的值,則就要對兩個資本存量進行離散調整來及時滿足值,所謂的離散調整就是在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一種資本存量的增加對應的另一種資本存量的減少,以此來保證K和H不立即發生變化。當低于穩定狀態情況下的時,Y的產出增長率與的比率是成反方向變化的,越是低于穩定狀態的值,Y的增長率越高;而當高于穩定狀態的值,與Y的產出增長率是成正方向變化的。這又呈現出一個非均衡的狀態,即越是超過的值,Y的產出增長率越高。
同時,生態因子i也會對生產函數的產出增長率產生影響,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Y的產出增長率會隨著i取值的大小成同向變化,即i越大,Y的產出增長率越大(見圖1)。綜合看來,從整個產業價值轉化的角度分析,只有轉型后替代產業的產出與原有產業的產出之和大于轉型前產業的產出時,產業替代才會有價值增值,產業轉型才有意義;反之,產業轉型是沒有價值的。
圖1 引入生態因子的替代產業非均衡的影響
3 基于海洋產業結構優化的投資決策分析
上述的產業替代模型的前提假設是在只有一種替代產業的情況下,生態產業對原有海洋產業的替代,以及投資資本K和勞動力投入H在單一替代產業上的動態均衡。然而,在海洋生態修復和產業優化的過程中,通常情況下存在著多種新興產業對原有趨于衰退海洋產業的替代。因此,在分析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我們對單一產業的模型進行修改,研究在多個替代產業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投資分配和海洋產業結構的優化問題[8-9]。
在追求生態經濟投資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下,海洋產業的總投資額為W,假設存在替代產業A和B。為了研究海洋產業結構優化的最優投資策略,在此引入生態經濟投資邊際效益的概念。根據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即在其他生產條件不變的前提下(這里指投資資本K和勞動力投入H保持不變),邊際投資效益隨著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當生產要素投入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繼續增加某一部門的生產投入,邊際投資效益呈現逐漸遞減的規律。
圖2 π和MU的基本變化規律圖
圖2中和分別表示替代產業A和B的投資效益,和則代表著替代產業A和B的邊際投資效益。假設總投資W中用于A替代產業的投資為X,則用于B替代產業的投資總量為W-X,可以得到海洋產業調整生態經濟的投資總收益為:
(9)
將式(9)和上述圖2做適當的處理,可以得到海洋產業結構優化的投資方案。
圖3 海洋產業結構優化的投資分配
圖3中,為A替代產業的投資原點,為B替代產業的投資原點,用公式來表述總投資, 之間的代表著投資分配方案,用于替代產業A的投資總量為,用于替代產業B的投資總量為。根據生態經濟投資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可以得到在為最佳投資分配方案。此時,和曲線相交,替代產業A和B的邊際投資收益相同,即,替代產業A的投資總量為,替代產業B的投資容量為,總收益函數TB在處也達到最大值,在圖中體現為、和橫軸投資函數所形成的面積S。這樣,轉型后的海洋產業結構實現了最終的均衡。
4 總結
1. 海洋生態系統具有脆弱性和難修復性的特征,過度的、不當的開發利用行為已經導致海洋生物資源衰退、生態環境破壞、海洋生態系統失衡等一系列問題[4]。因此,在開發海洋產業的過程中應注意海洋生態的修復和保護,在國家層面建立有效的保護機制保證海洋生態環境的健康發展和海洋生物資源的持續利用,要對海洋進行開發性的生態修復,在這個過程中要考慮到海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替代產業的選擇問題。
2. 海洋生態資源的總量是有限的,因此,出于資源和環境雙重因素約束的考慮,海洋產業的結構調整應將生態因子考慮在內,它直接決定著替代產業的價值以及生產函數的產出增長率。在其他投入因素保持一定的情況下,當生態因子時,轉型后的生態價值得到了提升,替代產業的產出增長率與生態因子呈同向變化,呈現出生態的溢出效應;當時,替代產業的產出增長率和生態價值的實現呈均衡發展;反之,當時,轉型后的生態環境惡化,替代產業的產出增長率降低。
3. 當存在多個替代產業時,尋找替代產業之間邊際投資收益相等的投資分配點,是實現海洋生態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最優投資分配,此時,轉型后的海洋產業結構實現效益最大化。受到產業技術經濟的制約,投資總收益函數TB呈現出先遞增后后遞減的趨勢,最終在拐點處達到最大值,實現最優投資分配收益,投資收益函數TB也在處達到峰值。
4. 海洋替代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受制于政府的宏觀政策和海洋的管理水平。退化的生態系統的修復過程是漫長的,需要長期的管理投入,同時又有臨界閾值[5]。政府制定支持海洋替代產業的發展策略同時提高管理水平時,會增加海洋經濟的投資回報率,推動傳統的海洋產業發展模式向新興替代生態產業的軟著陸,同時還能吸引資金的流入,增加海洋經濟的總投資額W總量,和曲線也隨之平移,投資結構也相應發生變化。因此,為了刺激海洋生態經濟的總投資額,應努力提高海洋生態的邊際投資收益,吸引投資資金向海洋生態經濟的流動。同時,政府也應從宏觀層面加大對海洋生態經濟的資金和管理投入,提升海洋經濟的整體生態效益。
5. 該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未將生態因子i的變化情況考慮在內,這是因為i在時間序列上是動態變化的,而且在選擇海洋替代產業的過程中,除了要將海洋生態價值考慮在內,也會考慮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選擇產品附加值高、發展前景廣闊的項目,且這種項目通常是規模報酬遞增的產業。因此,在考慮單一部門替代產業的資金投入和勞動力投資情況以及多部門替代產業資金分配情況時,都需要對生態因子i加入后的影響做更為細致的分析。
注釋:
1 資料來源:國務院,《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2009年8月。
2 資料來源: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08年2月。
3 如我國瀚海傳統的經濟魚類以小黃魚、帶魚等為主,但由于捕撈過度,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則為雜魚所替代,七十年代大型雜魚進一步沒落,被黃娜魚、青鱗魚等小型魚類代替。八十年代以來,漁獲量再度趨劣,目前渤海漁業是以蝦、拼類和小雜魚等為主。
4 如在我國膠州清東海岸的潮間帶底棲生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120種左右,目前僅余20種,在遼東海、大連清等一些污染嚴重的海城,甚至出現無生物區。參見相建海主編:《中國海情》,開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頁。
5 影子價格最初用于貨幣市場上基金公司計算各類債券的價格,在解決如何使有限資源的總產出最大的過程中,影子價格是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單位資源變化所引起的目標函數的最優值的變化,這個定義是基于線性規劃中的合理利用有限資源以求得最好的經濟效果的規劃問題。
6 在數學最優化問題中,數學家約瑟夫?拉格朗日發現的一種尋找變量受一個或多個條件所限制的多元函數的極值的方法。這種方法將一個有n個變量與k個約束條件的最優化問題轉換為一個有n+k個變量的方程組的極值問題,其變量不受任何約束。這種方法引入的一種新的標量未知數,即拉格朗日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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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Industry Substitution Theory
GAO Qiang, GOU Lufe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關鍵詞] FDI;海洋生產總值;回歸分析;檢驗結果
[中圖分類號] F840 [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海洋經濟是指人類在開發利用海洋資源過程中的生產、經營、管理等活動的總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海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海洋產業總產值和附加值連續創新高,海洋經濟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2011年1月《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成為“十二五”開局之年第一個獲得國務院批復,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發展戰略。浙江、廣東、福建三省也相繼成為國家海洋經濟發展試點省份,海洋經濟示范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2013年1月17日,國務院公布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全國海洋經濟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2015年海洋經濟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0%,新增涉海就業人員260萬人的總目標。海洋生產總值簡稱GOP,它是國民經濟中全部涉海經濟活動的最終反應。在核算過程中,海洋生產總值核算范圍涉及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20個門類,70個大類,172個中類和313個小類,將國民經濟行業中的所有涉海行業納入其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入我國的規模日漸龐大。2010年我國實際利用FDI1057.35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國。沿海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的能力尤其強大。據統計,東部沿海地區吸引的FDI占全國FDI數量的80%以上。趙晉平通過計量分析方法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能彌補國內資本短缺,中國經濟增長率中的2%-3%當歸功于外資貢獻。Berthelemy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遠遠超越其資本存量本身增長的影響。
因此,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形成與FDI存在著較為明顯的雙向互動關系。探討我國沿海各省市利用FDI的數量和質量,以及FDI對海洋經濟產業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一、我國沿海省市經濟發展狀況
要想深入理解我國沿海省市海洋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首先必須以了解沿海11省市的海洋經濟發展情況為前提。
我國沿海省市包括環渤海地區的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東省,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以及泛珠江三角地區的廣東省、福建省、廣西省和海南省。沿海地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區域之一,也是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區域。2011年,沿海地區以其占全國14%的土地,集中了全國41.1%的人口,創造了全國60.6%的國內生產總值。究其原因,外商直接投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范圍內的區域分布極不平衡,絕大部分集中在我國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區。現有研究認為,FDI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影響經濟增長:第一,彌補東道國資金缺口,增加東道國資本積累;第二,加強區域內競爭,提高東道國企業效率;第三,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提高。
我國沿海各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海洋大省廣東省2011年海洋生產總值為9807億元,而與它毗鄰的廣西省海洋生產總值只有654億元。不同省份的海洋產業結構也有巨大的不同,例如浙江省海洋產業結構變動速度最快,目前以第三產業為主導,極大地優化了該省海洋產業結構。山東省則是海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過大,其漁業發展歷時長達2000年之久,而造船業在1999年才開始起步。引起不同省份之間海洋經濟發展差距的因素有很多,如歷史的、自然的、政治的因素等。本文重點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省份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沿海不同省市的投資數量也有很大的差距。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占據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大多數份額。從利用外資規模上看,河北、廣西、海南等地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江蘇省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量和平均新簽外資項目規模方面都名列前茅。
江蘇省由于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區位優勢以及國家的優惠政策等原因,對外貿易一直比較發達,外商直接投資數量連續數年居于全國首位。但是,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長期以來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地域差距,絕大多數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經濟發達、邊際投資收益率較高的蘇南地區,僅有不到二成的投資額流入蘇北和蘇中地區。然而,江蘇省的海洋經濟主要集中在蘇北和蘇中。在下面的分析中,要特別考慮到這一點。
本文選取2011年我國沿海11個省市的海洋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額進行分析。由上圖可以看出,不同省市外商直接投資數額差距很大,最高的江蘇省達到321.32億美元,最低的廣西省只有10.1381億美元,相差30倍之多。從折線圖中可以明顯看出,除江蘇省之外的其他10省市的海洋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額之間基本上是一致的。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一般來說海洋生產總值也很高,低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的海洋生產總值也較低。
二、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的選取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影響時,本文選取了2011年我國沿海地區11個省市的海洋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海洋經濟發展的指標變量,原始數據來自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海洋統計年鑒。外商直接投資額按照2011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平均匯率6.4588換算成人民幣,各項變量統一貨幣單位為億元人民幣。上文已經提到江蘇省的特殊情況,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對江蘇省以外的10個沿海省市進行實證分析。
在考慮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因素時,除了外商直接投資之外,同時不能忽視政府財政支出和當地消費這兩方面對海洋經濟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這兩個因素也納入到回歸模型當中。
(二)模型的建立
我國海洋生產總值數據是在2007年首次的,至今只有6年數據,不適合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因此選用2011年的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由于橫截面數據結構因各個地區具有不同的背景而通常具有異質性,這些性質因為無法納入模型會對相關系數估計量產生影響,而固定效應模型可以較好地處理這種異質性。考慮到各省市的基本情況存在差異,本文使用的固定效應模型為:
y=β0+β1x1+β2x2+β3x3+μ
其中,被解釋變量y為沿海各地2011年的海洋生產總值;β0為常數項,包括不能被本文選取的三個因變量解釋的其他因素;變量x1代表外商直接投資額;變量x2為沿海地區當地的年消費支出;變量x3代表當地政府的財政支出;β1、β2、β3為待估參數;μ為隨機誤差項。
(三)實證分析
本文通過對影響海洋經濟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檢驗外商直接投資、當地消費和政府支出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回歸分析過程中變量進入采用的是Enter的方法。表1是對模型擬合度的檢驗結果,決定系數R2為0.852,說明模型的擬合度很好。
表2給出了擬合未標準化的和標準化之后的回歸系數值和常數項,并通過t檢驗方法對擬合結果進行了檢驗。我們發現在下面的分析結果中,財政支出這一因素的p值偏大,未通過t檢驗。消費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資的p值是0.068和0.188,分別在10%和2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從顯著性水平上來看,當地的消費支出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更明顯。說明拉動內需對于促進海洋經濟的作用更顯著。從標準化了的系數上來看,系數β1為0.308,表示FDI每增加一個單位,海洋生產總值增加0.308個單位。β2為1.242,表示消費支出每增加一個單位,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的1.242個單位。擴大外商直接投資和促進當地消費需求對于發展海洋經濟都有顯著地影響。內部需求的拉動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但也不能忽視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作用。
三、結論
影響海洋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在我國海洋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急需轉型的背景下,探索這些影響因素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利用SPSS軟件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海洋生產總值有正相關的關系,吸引外商對本地區的投資對當地發展海洋經濟有積極的影響。同時,也發現了拉動當地內需對于促進海洋經濟效果也十分顯著。
對于任一沿海省市來說,實現海洋經濟增長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自然條件、勞動力和資本。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因素,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作用于經濟活動過程,對區域海洋經濟的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資金狀況可以從資金存量與投資兩個方面來描述,資金存量是以前資金投入的積累結果及現在達到的生產能力。投資反映的是當年的資金投入情況,它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外資的流入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能夠帶來一些先進的技術也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在資本流動性高度強化的今天,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的作用也愈發重要。政府支出是最為直接的方式,帶有很強的導向性,但隨著政府職能的改變,政策性投資的范圍和力度都會收縮,所以發展海洋經濟重點可以放到吸引外商投資上。要把利用FDI與當地產業發展規劃有機結合起來,引導FDI重點投向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產業等,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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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海洋經濟;產業結構;風險投資
中圖分類號:F12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6)12-0042-03
一、問題的提出
海洋經濟是人類開發利用海洋形成的各種海洋產業及相關經濟活動的總和,包括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石油天然氣業、濱海旅游業、沿海造船業等海洋水產業。經濟增長新空間理論告訴我們,經過幾個世紀以來的迅猛開發利用,陸地上的資源越來越少,如果繼續在陸地上拓展生存空間,經濟成本會非常大,而且邊際效益也越來越小。
21世紀是海洋世紀,大力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經濟,對把我國建成海洋經濟強國、緩解我國在發展中所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方面日益嚴重的壓力,實現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推進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海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海洋經濟增長速度均高于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據有關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海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主要海洋產業總產值16987億元,增加值7202億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按可比價格計算,2005年比上年增長12.2%,高出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2.3個百分點。海洋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然而,與發達海洋國家相比,無論是海洋產業總產值的絕對數,還是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我國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Ⅲ近些年來,美國、日本等國的海洋產業總產值的絕對數約為我國的十余倍,在GDP中所占比例也比我國高出零點幾至數個百分點。我國海洋經濟相對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資金短缺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國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很不充分、科技含量低、產業結構不合理,不利于我國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海南省是我國海洋面積最大的省,但海洋經濟的發展卻遠遠落后于全國其他省份,資金短缺仍然困擾著其開發利用海洋及實現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結合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現狀以及面臨的困境,并從金融角度提出了發展海洋經濟的對策,力求能對海南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及建設“海洋經濟強省”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二、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現狀及面臨的困境
海南省位于中國南端,東瀕南海與臺灣省相望,東南和南面與菲律賓、文萊及馬來西亞海域為鄰,全省陸域面積為3.54萬平方千米,海域面積約200萬平方千米,是中國海洋面積最大的省份。海南省所管轄的海域上分布著600余個島、礁、灘和沙洲,其中海南島最大,總
作者簡介:許道順(1957-),男,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后勤服務中心主任。面積達3.39萬平方千米,環島岸線1618千米,大小港灣有84處,開辟為港口的已有43處。海南省海洋資源儲量豐富,具有開發價值的有海洋漁業資源、海鹽資源(包括海洋汽油、可燃冰、海流能、溫差能、波浪能)等。
近年來,隨著海南省經濟的穩步增長,海洋經濟在海南省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不斷加大,海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海南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海洋資源開發,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海洋經濟的決定》和《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確定了“以海帶陸,依海興瓊,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發展戰略。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源為依托的原則,不斷加大海洋開發力度,使海南省海洋經濟有了較快發展。2004年海南省主要海洋產業總產值達220.48億元,海洋漁業總產值120.92億元,海水產品總產量115.06萬噸,海洋交通運輸業營運總收入5.38億元,濱海旅游業全年接待入境游客達24.75萬人次,旅游總收入70億元。海洋油氣業、濱海礦產業、海洋鹽業等海洋產業都處于穩步發展階段。海洋經濟的快速增長成為全省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力地促進了海南省經濟的發展,對提高海南省人民的生活質量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由于長期以來的“重陸輕海”,錯過了良好的機遇,海洋開發走了不少彎路,形成了典型的“大海洋,小產業”格局,從海域面積上看,海南省比其他7個沿海省都大得多,但是論海洋經濟實力,海南省卻比其中任何一個省份都小。如海南省所轄海域面積是山東的12.5倍,但海洋產業總產值不足山東的1/4。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落后不僅有歷史原因,還與當前海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關。
(一)海洋經濟結構不合理
隨著海洋開發的深入,海南省海洋產業不斷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有以海洋漁業為代表的海洋第一產業,有以海洋水產品、海洋油氣業為代表的海洋第二產業,還有以濱海旅游業、海洋交通運輸業為代表的海洋第三產業。但從產業發展的結構上看,第一、三產業比重過大,第二產業比重明顯偏小。據統計,2005年作為海洋第一產業的海洋漁業產值占到海南省海洋總產值的42%。這種“重農輕工”的產業發展結構正是海南省海洋經濟產值落后的重要原因。從長遠來看,海南島周圍海域和南沙海域海洋石油、天然氣資源儲藏量巨大,開發潛力很大,將來必定會成為我國重要的油氣生產基地。海南省如果不抓緊時機改善產業結構,大力發展以油氣開發為主的第二產業,提高第二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目標將很難實現。
(二)海洋科技對經濟貢獻率低
海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海洋科技的支持,但目前海南省海洋科技對海洋經濟的貢獻率還很低。一是海洋開發總體科技水平不高。由于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海洋開發仍停留在粗放式或資源掠奪式狀態,以海洋資源為優勢的高附加值產業還沒有形成。在海水資源利用方面,目前主要是制鹽,從海水中提取其他有重大價值的產品則較少;海洋油氣勘探僅限于部分淺海水域;濱海砂礦利用率低,海洋能的利用率更低。二是科技成果難以轉化。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前提。但目前海南省社會各界和地方政府對海洋科技成果推廣的支持力度還不夠,使得部分科技成果遠嫁他鄉,無法對海南省海洋經濟做出貢獻。三是海洋科技人才短缺。據統計,海南省科技人才總量少,全省專業技術人員占全省人口總數的比例僅為2.49%,每萬人口中從事科技活動的人數僅為8.5人,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尤其是海南省海洋科技領域的技術人才嚴重不足。四是海洋高新技術產業不成規模。近幾年來海南省海洋經濟中的高新技術產業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整體產業規模還
比較小,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大多數企業還存在研發機構不健全、研發人員不足、研發設備、儀器有待改善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企業自主研究開發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也制約著海洋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化水平,不利于海南省海洋經濟的長遠發展。
(三)信貸資金對海洋經濟的發展支持力度不夠
企業的發展需要資金的支持,而目前海南省許多海洋產業企業的發展卻面臨資金短缺的局面。以水產品加工業為例,近年來海南省水產品加工業發展迅速,全省建成投產的水產品加工出口企業32家,水產品年加工能力29萬多噸,為海南省水產品出口貿易增長夯實了基礎。即使是在這個“有利可圖”的行業,企業的發展也難得到銀行的信貸支持。大部分商業銀行對水產品加工企業的貸款持謹慎態度,原因是水產品加工企業的貸款只能以廠房和設備作為抵押物獲取,而水產品加工設備最多只能按市場價的五折放貸,有的甚至更低。從銀行的角度,這種貸款可貸可不貸,導致由于缺乏銀行的信貸支持,海南省水產品深加工項目90%以上都是自籌資金,本來非常好的大項目也不得不依靠企業自身緩慢發展。與水產品加工業處于類似局面的還有海洋高科技企業,這些企業在創建期和成長階段缺乏必要的資金。特別是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創業風險大,又缺乏固定資產,難以獲得擔保、抵押或質押,得不到銀行貸款的支持。海洋產業的發展急需破解“資金瓶頸”。
(四)海洋保險缺位
海南省地處南海,在座擁南海豐富資源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頻繁的海洋災害。目前對海南省海洋經濟造成影響的海洋災害主要有臺風和赤潮,其中以臺風造成的損失最大。2003年臺風“科羅旺”襲擊海南,全省192個鄉鎮188.4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6.83億元人民幣,其中水產養殖損失面積3900多公頃,產量1.4萬噸;2005年臺風“達維”給海南省18個市縣222個鄉鎮帶來災害,受災人數達630.54萬,全省直接經濟損失116.47億元,其中水產養殖損失10.82千公頃,產量22.33萬噸,直接經濟損失80.26億元。由于我國目前在政策性保險方面還是一片空白,海南省也缺乏海洋產業抗風險機制,臺風等海洋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只能由海洋產業承擔,嚴重影響了全省海洋經濟的發展。
三、促進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的金融路徑分析
發展海洋經濟要以規劃為先導,以科技進步和體制創新為動力,以港口城市為依托,以拓寬融資渠道為突破口,加快海洋資源綜合開發,加強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保護,努力把海南建設成為海洋經濟綜合實力強、產業結構布局合理、科技先進、生態環境良好的海洋經濟強省。為此,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實行政策傾斜,加大財政扶持力度
地方政府可采取積極的財政稅收政策支持海洋產業的發展。一是在選擇重點開發項目和投入資金時,向海洋油氣加工、海洋旅游、海洋運輸等產業傾斜。二是對重點海洋產業立項進行財政補助;對海洋工業集團在資金、用地、項目合作等方面給予各種優惠政策;鼓勵投資,減免稅收,以貸款貼息政策大力扶持中小海洋工業企業的發展等。三是增加科技投入。由財政多方籌集資金設立海洋科技發展基金,對在海洋科技領域取得成就的個人進行嘉獎,對在推廣科技成果過程中遭受損失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補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同時加強海洋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提高科技從業人員的薪酬待遇水平,吸收和引進高水平人才,從總體上提高海南省海洋科技水平。
(二)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拓寬海洋產業融資渠道
一要增加信貸投入。金融機構要增加海洋產業的信貸投入比例,提高海洋開發的中長期貸款額度,特別要增加對海洋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力度,緩解高新技術企業創業和研發資金不足的壓力。二要開拓利用外資渠道。利用國外資金、技術方面,可采取直接投資方式,也可利用長期國際信貸,即運用世界銀行或其他商業銀行貸款。還可以運用間接投資方式,發行B種股票或發行國際債券等。三是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融資。對于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經營管理較好的海洋產業企業,可以通過同類上市公司收購、兼并、托管、資產或股權置換等資本運作的方式,達到間接上市及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優化配置的目的。四是充分利用民間資本。繼續放寬民間投資范圍,改進民間投資的服務環境、審批環境與融資環境,利用民間資本融資速度快、資金調動方便、門檻低、投資風險自我吸收的優勢,幫助規模較小但具有發展潛力、市場前景良好的海洋企業成長。
(三)努力培育金融生態環境,穩步推動海洋經濟發展
關鍵詞:民資主導;產融結合;海洋產業;定投基金
中圖分類號:F276.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12-0033-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2.07
一、研究綜述
產融結合一般是建立在股權治理機制的基礎上,通過持股、控股、股權合作與人事協作管理等形式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1]。產融結合主要采用由“由產到融”和“由融到產”的路徑形式,構筑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信貸聯系、資本聯系與證券化聯系[2]。建立在產融結合基礎上的“由產到融”能夠把土地、資源等部分資產通過證券化由實體產業領域轉移到金融機構[3],而“由融到產”能夠通過集合融資、信貸支持、金融平臺等途徑將資金疏導集中到特定長期投資領域,助推產業的戰略發展[4]。產融結合可以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規避系統性風險。為控制風險,當銀行、財務集團公司等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融通與金融信息服務時,容易出現“晴天送傘、雨天收傘”的不協調情況,金融支持不能匹配經濟發展需要[5]。但是,如果能夠實現產融結合,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形成共同的產權約束,通過內部信息流動減少信息的不對稱,規避市場交易容易出現的不確定性,降低企業集團的外在經營風險。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定運行,實現收益與風險的匹配[6]。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產融結合形成的必要性與內在推動力。從西方國家產業發展的歷史軌跡來分析,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是在相互推動的基礎上演進的,符合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準則,具有現實必然性[7]。但產融結合的內在生成需要多元化推動因子,包括充足而又穩定的資金流支持、健全的信托機制、成熟的資本運作能力、金融與產業的利益共享協同、財務及管理協同等[8]。同時,產融結合也會衍生風險,比如資金鏈條被拉伸,致使風險的傳導性更強。因此,產融結合應該在政府的疏導與管控下規范化運行。
2.產融結合的方式選擇。目前,產融結合已經形成幾種特定的模式,主要有美國市場主導型產融結合模式、德國全能銀行制產融結合模式以及日本主銀行制產融結合模式[9]。
3.中國產融結合的現狀與產融模式探究。通過對我國產融結合的發展歷程與現狀的分析,利用制度變遷模型,結合發達國家產融結合的經驗總結,得出中國的產融結合應該采取主辦投資銀行制。另外,針對特定區域內產融結合的研究,以民營企業發達的溫州為范本,以產融結合中民營企業和民間資金參股金融作為研究對象,建立在對金融機構法人治理機制與管理體系調查的基礎上,總結出民營企業、民間資金能成為產融結合的重要主導力量[10]。
綜合以上研究,雖然理論界為進一步研究產融結合問題以及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問題形成了豐富的理論基礎,但這些研究仍不能滿足現實經濟發展的需要,當前以下問題的研究還需不斷深入:對由產融結合的創新形式與有效組織形式缺乏全面系統的認識,尤其對產業發展基金以及規制系統的探討還顯欠缺。另外,根據經濟發展的轉型需要,對產融結合的一些有效實踐,比如產業發展基金的有效運行及其運行效率的控制管理還尚未形成明確的認識。尤其國家海洋戰略下的海洋產業發展來說,探索有效的產融結合路徑,為海洋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是當前研究的重點,也是對產融結合相關理論研究的重要補充。
二、以產融結合實現民資功能的有效放大
(一)產融結合應適應資本需求
產融結合是以產業發展為基礎籌集有效資金,產融結合的過程就是將用于投機與儲蓄的閑置資金轉移到重點發展產業領域內的過程。但是,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資金驅動或者利益驅動,金融資本難以短期內集聚到既定的產業發展領域。因此,產融結合的前提是存在具有較好投資前景以及投資回報的產業,從而由較高的產業投資收益來凝聚發展資金,而且這些產業的發展尚處于受制于有限資金瓶頸的發展階段,急需大量資金的介入。
當前,浙江海洋產業的發展就處于這樣一個資金短缺的階段。在“國家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建設的推動下,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的步伐加速推進,各項海洋工程、海洋產業投資全面鋪開,資金的基礎支撐薄弱。到2020年,浙江省海洋生產總值達1.2萬億元,成為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強省。根據這樣的發展速度,在2010—2020年的十年間,浙江海洋經濟總量的大規模擴張,必然帶動一批海洋傳統產業、港口物流業、高端裝備制造業、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而這些產業大多都屬于資金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產業資本的注入。因此,按照“集合融資,科學管理,風險規避,運作規范”的理念與規則建立海洋產業發展基金,可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為浙江海洋產業發展的提供充足資金。
(二)民資具有逐利本性
由于資金具有時間價值,當資金沒有充分使用或者發揮其應有的價值時會導致其時間價值的流失,這就賦予了資金天然的逐利本性,也就是資本要實現其保值增值功能。伴隨民營經濟的發展,民間資本的來源渠道以及存在形式也日益多樣化,主要有民營企業積累資金及擴大再生產資金、民營個體資金、居民個人儲蓄資金等。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據,截至2011年末,全國居民本外幣儲蓄存款余額已經突破33萬億元,絕大部分都是通過民間金融途徑積累形成的民間資本,都是以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的形式存在,并沒有過多進入投資領域,民間資本的逐利本性有待釋放。
(三)以產促融釋放資本效能
在常規投資渠道缺乏的情況下,高額投資回報往往推動大量民間資金流向極易產生泡沫的虛擬投資領域(例如民間借貸、地下錢莊等),從而資金開始不斷偏離實體經濟領域。與此同時,產融結合過程中相關產業的發展又面臨資金短缺,這就必須解決產融結合過程中民資的逐利本性與產業發展的資金需求之間的耦合關系[11]。通過疏導民資流向,讓更多資金投入實體經濟領域,在以產促融的基礎上釋放民營資本投資效能,實現資本效能的最大發揮。同時,產融結合也能加速資本的積累與擴張,確保資本運行的安全與收益,創新民間投資渠道。
另外,產融結合過程中資本功能的發揮,是通過借貸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的利益輸送、信貸關系與股權關系為紐帶而聯系起來,從而可以直接作用于金融資本。但是,產業資本、金融資本與借貸資本之間都必須通過組織嚴密的人事關系來保持,只有這樣金融資本才能符合相關產業的各種需求。同時,金融資本還應該以人事關系的建立為前提滿足借貸資本的投資擴張需求。
浙江海洋開發戰略的實施關鍵在于海洋裝備產業的發展,而從很多海洋強國的發展實踐來看,海洋工程裝備產業的大發展都必須借助于政府與國家政策的外在支持,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資金的投入。例如新加坡、歐美、韓國等國家都采取了各種出資手段發展海洋高端裝備制造,帶動整個裝備制造業的爆發式發展。結合當前我國海洋工程裝備產業與海洋強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見表1),加快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首先扶持海洋高端裝備制造業的發展。由于海洋工程裝備制造產業屬于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資金需求量巨大,在地方政府有限的財力下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這就需要整合民間資金力量,通過“以力借力”的方式集合有效資金力量注入海洋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打造海洋開發的“硬實力”。
三、民資主導型產融結合的產業發展效應
民資主導型產融結合是基于民資效能得以有效發揮下的產融結合,其主要特征表現在它的金融資本來源主體是民營企業和眾多個體,受眾范圍相對比較廣,這種情況下應該做到系統性風險的控制[12]。因此,產融結合的融資前端必須是能夠確保長期穩定運行的產業領域或者產業融資項目。在這一產融結合的風險機制倒逼下,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過程中,要通過規制管理發揮產業的自動風險濾波效應,既要促進長期運行風險較小的產業發展被強化與放大,又要確保短期風險波動較大的產業發展被弱化或者退出產融結合領域。同時,民間資本也能夠通過風險識別自主選擇高風險產業或低風險產業,經過優勢劣汰形成具有產融結合優勢的主導產業。
(一)產融結合中的產業選擇
產融結合所體現的產業發展效應主要表現在募集的金融資本與分布在各個特定產業領域內的產業資本的融合情況,這些特定產業就是產融結合中的“板塊效應”。根據國家發改委產業發展與產業政策研究室調研課題組(2010年)的研究報告,精密儀器、工業設備、船舶制造、鋼鐵冶煉、石油化工、電力、計算機、生物醫藥等重大產業的發展通常具有規模經濟效應,與產融結合產業具有較為準確的匹配。
隨著民間私有資本的不斷積累,迫切需求高收益與高保值的多元化投資渠道,民間資本在市場化條件下的流向容易出現盲目性,往往在某一特定經濟領域集結,推高資產泡沫,如當前虛高的房地產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發揮“有行手”的作用,營造良好的實體經濟發展環境,培育具有一批前景的產業和重大項目,引導民間資本向這些領域注入。比如澳大利亞政府就通過設置基礎設施產業基金,重點扶持機場、通信、工業地產、基礎設施、傳媒、休閑以及商務地產等產業的發展(見表2)。
(二)產融結合中的金融資產選擇
在傳統的海洋產業領域,比如海洋捕撈、灘涂圍墾、遠洋運輸、海洋養殖等傳統產業的產品附加值較低,不能帶來較高的投資收益,對承擔較高溢出風險的金融資產而言不具有較強的凝聚力。相反,諸如海洋生物醫藥研發、海洋新能源利用、海洋高端裝備制造、海底鉆探等新興產業具有較高的投資前景,投資回報率的預期較高,能夠吸引股權金融資本與長期投資資金的參與。因此,產融結合的實現條件就是必須在金融資產選擇上滿足股權投資較高的投資回報需求[13]。對浙江海洋產業發展項目來說,可由浙江金融投資公司組建專業資金管理團隊,根據投資項目的具體情況設計出規范的海洋項目型基金產品(見表3)。然后通過銀行、證券公司、投資銀行等完成基金份額的募集。
四、以定投基金為浙江海洋產業發展搭建產融平臺
由于定投基金具有定期定額投資的特點,在采用定投基金的形式進行產業融資時,投資者就能根據風險狀況的變化,通過調整投資策略規避風險。以定投基金構建產融平臺,可滿足風險抵抗能力較差的中小投資者的長期投資需求,并能為戰略產業發展提供穩定可靠的資金來源[14]。在此基礎上,可根據浙江海洋產業發展對長期專項資金的需求特點與需求規模,組建符合海洋產業資金需求特征以及投資周期較長的定投基金。尤其要根據不同海洋產業發展項目的具體特征,規劃設計相匹配的專項定投基金,科學合理構建定投基金與海洋產業互為推動的產融平臺。
但是,搭建產融平臺的前提條件是構建完善的金融組織體系與管理結構,例如組建綜合性金融控股公司,形成“財政預算+金融資本+資本運作+民資參與”四位一體的系統金融控股平臺,在其架構下包含擔保子公司、證券子公司、銀行子公司、保險子公司、基金子公司、實業子公司以及類似金融子公司(見圖4)。其中,主要由銀行子公司的業務部門負責吸納閑散的社會投資資金,并承擔“資金池”收入與支出的財務管理工作。證券子公司主要負責對打包優質資產進行證券化處理,初期投資期滿時將證券化處理后的資產以發行上市的形式進行投資資金的兌付或者轉化為可隨時變現的金融資產。在產業投資資金穩定供應的情況下,實業子公司主要承擔投資項目的選擇,將募集來的投資資金投入到重大產業發展項目(比如海洋裝備產業),在此基礎上實現資本的增值。另外,考慮到產業基金運行風險的防控,由保險子公司或者擔保子公司承擔具體投資項目的風險擔保,防范較高的系統性風險。
五、浙江海洋產業定投基金規制設計
(一)浙江海洋產業定投基金的治理結構
建立海洋產業定投基金,其管理體系的形成需要具備科學的治理結構,連接并規范基金投資者、董事會決策層、職業經理人員的權利與義務分配,確定內部詳細的權限劃分,以此來解決基金運營體系內各方利益的協調分配問題,確保基金的高效有序運轉。海洋產業資金考慮到提供者或投資者多為民間自有資金所有者、中小企業投資者、民間機構投資者等分散主體。須構建由發起人與其它投資者代表共同組成的投資者委員會來行使一般基金治理結構中的董事會功能。
投資者委員會負責指定基金托管人,支付托管管理費用,同時明晰資金往來,監督投資運行。投資者委員會只是資金的來源與監督管理機構,還必須在投資者委員會的監督下成立專門負責基金日常運營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它選擇投資項目與設計基金項目投資組合。除此之外,投資者委員會的重要職責是根據基金公司作出的產業調查分析,明確項目投資領域,做出能夠為投資者帶來可觀收益的項目投資決策。
在海洋產業基金的使用管理方面,按照《浙江省海洋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的通知,必須成立基金的董事會,規避決策風險,然后由董事會一致表決通過基金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為了提高董事會決策的科學化水平,還應設立服務于董事會的投資決策咨詢委員會,而且投資決策咨詢委會組成人員必須包含有浙江省金融控股公司派出的5名上線人員,以明確浙江省金控公司對設立海洋產業投資基金的監督管理。
當基金董事會對某一投資項目做出出資、增加或者減少投資份額前,先由投資決策咨詢委員會和項目小組對預投資項目進行評議,為董事會項目決策提供專業意見、技術和智力支持。另外,對海洋產業投資基金的資金使用必須嚴格監控,按照基金設立的招股說明書,資金只能運用于對浙江省海洋經濟的重點發展產業進行投資或者某一特定產業進行投資,比如舟山港產業基金只能用于舟山港的建設、浙江省船舶產業基金只能用于船舶生產建造以及相關裝備產業。未經浙江省金融控股公司批準,浙江省海洋產業投資基金的任何資金不得從事房地產、股票、債券、貴金屬、期貨等方面金融投資,為確保閑置資金的穩定運行,只能將資金存放銀行或者托管賬戶。同時,也不能以海洋產業投資基金的名義為他人或者任何機構提供擔保。
海洋產業基金的項目投資主要可以劃分為直接投資、母基金、戰略合作等三種模式。直接投資主要應用于大宗商品儲運基地、加工貿易基地以及重要集裝箱港等基礎設施產業,這些資源型產業項目對發展海洋經濟具有戰略意義,但由于投資周期較長,缺乏有效市場資金的流入,應該通過直接投資的模式。與此同時,浙江省政府重點發展的海洋經濟項目以及海洋經濟新型產業的早期孵化項目,比如海洋清潔能源產業、海洋生物醫藥產業。母基金投資主要應用于特定的海洋經濟細分產業,比如針對海洋生物產業,通過母基金重點對海洋生物保健食品和化妝品、海洋生物醫藥、海洋生物基因庫開發以及海洋農業良種選育等進行精細化投資,致力于培育一批具有廣泛應用價值的海洋高精尖產業。戰略合作模式主要應用于海洋經濟領域內那些資源整合難度高、資源需求量大的海洋新興產業,比如海洋高端裝備制造業、海水淡化與綜合利用產業等,這些產業的發展難度較大,需要引入戰略合作者進行聯合投資。
(二)浙江海洋產業定投基金的運行機制
浙江建立海洋產業定投基金的運行機制應該在治理結構的基礎上,以信托投資契約的形式向眾多意向投資者發放收益憑證,將個人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的資金募集起來組成投資基金。圍繞治理結構設立的投資基金,主要由基金投資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三方共同協商訂立統一的信托投資協議,基金管理公司按照契約規定運用信托資產進行基金投資,基金托管人按照契約規定對基金的資金流動進行投資管理,并監管資金的流動性風險,有必要時及時向投資者委員會反饋風險狀況。基金投資人則按照契約規定的收益方式享受投資回報。另外,投資對象與融資主體之間應建立在信息對等的基礎上,在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微觀層面實現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定投基金的海洋產業投資形式決定了分散的投資者具有特定的局域性,與投資地域具有天然的聯系性,這就方便投資者可以時刻關注投資項目的運行狀況,從而根據直觀的風險情況或者經過調查后得出的結果來進行個人投資決策的調整,將個人投資風險降低到最小程度。
另外,浙江省海洋產業基金不以盈利為目的,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科學決策、規范管理”的原則進行運作,圍繞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和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兩大“國家戰略舉措”,重點支持浙江省海洋裝備、清潔能源、海洋生物醫藥、海水利用、海洋勘探開發、濱海旅游、航運服務、涉海商貿服務、海洋信息與科技服務、現代海洋漁業等海洋經濟新興產業項目。因此,應該根據特定項目需要,設計出海洋項目型基金產品。為了符合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整體規劃,應由政府作為海洋項目型基金產品的主要承辦方,按照海洋經濟重點產業目錄,委托金融投資顧問科學設計資金產品并募集資金,同時由保管銀行全程管理及監控產業基金的資金運行。另外,根據投資者提供資金的期限,設置短期優先投資者和長期劣后投資者,確保不同類別資金能夠及時有效的回籠,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三)海洋產業定投基金風險防控
針對海洋產業發展基金的投資特征,應該制定科學的風險防控規則。例如海洋產業發展基金募集的資金主要運用于長期項目投資,容易出現短期流動性風險,這就需要設立短期撥備資金池應對流動性風險。同時,針對產業發展基金運營過程中的管理風險或經營風險,在管理架構上應確保基金投資項目的引入推介、風險評估與投資決策工作要單獨進行,比如選擇投資項目的負責人不能參與項目審核、風險評估以及各項投資決策的做出。通過風險的流程控制,規避基金投資過程中人為操縱風險,實現基金運行中風險的科學化管理與防控。另外,還應加強基金風險的后續管理,在海洋產業定投基金規制系統建立的基礎上實時監測基金運行風險與運營效率,及時識別可能出現的風險問題,在后臺管理上強化整個定投基金規制系統的風險防控。
(四)海洋產業定投基金的資本回報與退出機制
出于國家海洋發展戰略的考慮,海洋產業基金前期重點投資主要集中于海洋基礎設施、海洋項目前期投資、海洋固定資產投資以及海洋研發技術投資等,投資周期相對較長,而民間資金的退出與進入往往具有較大的波動性,資金在使用周期上存在不完全匹配的問題。基于這一特征,可以參照澳大利亞麥格理產業基金的管理模式,首先確定產業基金要投資的產業項目,在此基礎分門別類就行打包集成,最后在資本市場以證券化的形式實現資金的贖回與轉讓交易,這就使項目的投資價值實現了證券化、貨幣化,也通過資本市場為產業基金的原始投資者提供退出與實現資本回報的機會,保障了投資者的利益。因此,海洋產業發展基金在金融投資產品設計初期,就應從資本市場要求、法律框架、金融產品特征、價值結構設計等多個方面做好私募投資產品轉公募投資產品的準備,為后期的基金上市募資提供前提條件,形成有效的資本回報與退出機制。
(五)確立海洋產業定投基金擔保機制
浙江海洋產業定投基金設計的初衷是在民間資金與海洋產業發展之間進行要素的調劑分配,為富余的民間資金開辟新型的融資渠道,也為國家重點扶持發展的海洋產業解決急需的資金問題。民間資金被引導進入國家戰略產業層面,必須要首先要確保個人投資者資金的安全,而能夠提供較高安全性的手段就是建立海洋產業定投基金的擔保機制。但是,海洋產業的發展具有長期性、不穩定性,銀行、擔保機構的金融機構往往無力也不愿承擔較高的投資風險,這時就需要行政措施來確保產業基金的安全,比如地方政府可以依托地(下轉第55頁)
(上接第38頁)方財政為產業定投基金構建擔保機制,在產業基金遭遇重大損失無法還本付息的情況下由地方財政按照一定比例承擔還本付息責任,將個人投資者的風險程度較低到最小的程度。只有這樣,才能消除投資者的后顧之憂,使民間資金流向國家重點引導的產業領域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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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經濟這個術語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是美國學者首先提出的,之后美國進而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以及核算方法。我國的海洋經濟理論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末,早期我國對海洋經濟活動的定義主要是指與海洋直接相關的經濟活動,但是隨著我國對海洋經濟活動的深入探索,逐步將那些間接與海洋經濟相關的產業也歸納進海洋經濟活動的范疇。2003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的通知》(國發〔2003〕13號),在其中給海洋經濟下了更加具有概括性、全面性的定義:“海洋經濟是開發利用海洋的各類產業及相關經濟活動的總和”。簡要來看,海洋經濟可以分為三大產業,即海洋第一產業、海洋第二產業和海洋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的范疇有海洋養殖、捕撈和灌溉業,第二產業包括海洋鹽、油氣和深海采礦業等等,第三產業是指海洋運輸業、旅游業等等。在我國當前的格局下,海洋第一產業發展時間最長,吸納勞動力人口較多,但是產值相對來說最低,只占到海洋經濟的不到8%;海洋第二、第三產業發展時間相對而言較短,但是科技含量較高,經濟產值都在45%左右,是海洋經濟的核心支持產業。從2003年到2010年,我國海洋經濟的產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1%,是我國GDP增速的兩倍多,特別是在我國GDP增速日益放緩的背景下,海洋經濟的活力和發展潛力更加凸顯,目前而言海洋經濟產值占GDP產值近10%,成為了GDP的重要組成部門和支柱性產業。探索和發展海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各國對于海洋資源的開發和競爭日益激烈,許多沿海國家都制定了海洋發展計劃,比如美國先后出臺了《21世紀海洋藍圖》和《美國海洋行動計劃》,歐盟頒布了《歐盟海洋政策綠皮書》,日本號稱要建造2500座海上城市。海洋資源區別于陸地上的資源,海洋上的資源具有比較強的流動性,搶先開采意味著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而落后的開發,則意味著自己的資源被其他國家利用。一旦這種落后開發的局面形成,這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比較巨大的損失。因此,無論從海洋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還是從國際形勢的必要性來看,我國發展海洋經濟迫在眉睫。
二、當前海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一)海洋生態惡化,環境污染
我國海洋環境污染比較嚴重,污染源眾多,這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遏制作用。從污染源上來看:首先是陸地廢水包括居民廢水和工業廢水的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污染物,包括了銅、汞、鎘、氰化物等化學成分,對于近海水域污染十分嚴重;其次是石油污染,包括了海上石油開發、海洋航運溢油,一旦這種污染發生,會在污染區域形成十分巨大的油膜,對海域生態破壞十分嚴重;最后主要污染源是近海養殖業廢水,比如養殖用藥等,很容易造成海水富營養化,引發赤潮等現象的發生,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無論是哪一種污染源導致的污染,最直接損害到海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健康發展,間接導致第二產業的發展。山東海域附近發生的赤潮,從1995到2006年間高達20多起,直接導致經濟損失達到數億元,間接對于海洋旅游業的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二)海洋經濟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從國際經驗上來看,一般而言海洋第二、第三產業在海洋經濟產值中應該占有絕對的比重,在我國也是這種情況。在總體格局與國外發達經濟體相同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應該看到不小的差距,首先是海洋第一產業的規模化、機械化程度低,產值僅僅只占5%的第一產業卻吸納著最多的勞動力人口,其次是第二、第三產業仍是以資源密集型為主要特征,高、精、尖的科技比較少、產能比較小,比如海上油氣、海洋制藥等等產業僅僅只占到海洋經濟的1%左右,而且科技含量較低,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有著比較明顯的差距。美國為了應對海洋科技的開發,投資建設了700多個相關的實驗室,每年投資270億美元進行研發,并建立了多個海洋科技園,用于發展海洋科技。我國高端的科技人員也比較欠缺,科技人才隊伍也是制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海洋經濟的金融支持有待提高
現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持,有了金融的杠桿和分散風險的能力,經濟可以更好的發展。對于海洋經濟也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國對海洋經濟的重視在逐步提升,但是對于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的發展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認識。海洋經濟中的第一產業中,很多是中小型的民營企業或者個體經濟在從事經濟活動,這些經濟行為主體在進行發展的時候需要資金的支持,一直以來我國金融對于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夠,更不用說是風險更大的海洋農業中的中小企業;在第二、三產業中,很多的項目都是十分巨大的工程,地方政府或者企業可以使用的自身的資金量十分有限,過度依賴當地的銀行貸款,首先不利于銀行的風險分散,也會造成企業的負債率過高,但是我國對于海洋經濟活動的直接融資渠道不暢通,造成資金來源十分單一,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難度比較大、比重低等現象。
三、關于當前海洋經濟發展中問題的對策
(一)加強海洋污染的監管
海洋環境污染問題是迫在眉睫急需解決的問題,否則會對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污染治理是一項公共工程,需要政府認真負責起來,加強海水排污的監管,對于不合理、不合格的廢水應該及時、準確地查實,并對相應的企業進行查處;其次,在海洋污水治理領域,不僅僅需要地方政府自身加強本地區監管,也需要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工作,這是由于海水污染是具有流動性的,一旦一個地區發生污染,附近海域城市的海洋經濟也會受到牽連。對于石油污染,政府和環保部門要加強對海上石油開發企業的監管,嚴格減少因為開發過程中人為因素導致的石油污染,同時加強對海洋環保數據的檢測和分析,加強海上巡查和衛星檢測,這樣才能及時有效地發現問題,因為海上石油污染一旦發生,解決起來將會十分棘手。對于海洋養殖業的污染,政府同樣需要加強監管,設置明確的監管指標,對于不符合環保標準的養殖企業,取消其養殖的資格。
(二)增加海洋經濟的科技投資
科技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依靠企業。企業是以追求利潤而作為其目標的,而進行基礎科學研發和人才培養需要政府的介入。首先,對于海洋第一產業的規模化和機械化,政府允許海洋經濟領域企業之間的兼并活動,通過兼并,企業可以擴大規模和提高產能;政府也要加強產權劃分,將經營權進行明確地劃分和分配,這樣可以減少大量的企業短視的經濟行為,否則會出現大量的過度捕撈、無序捕撈的現象。對于第二、第三產業的科技含量的問題,政府要加大對高校、對海洋園區的投資和建設。以山東鰲山衛街道為例,近年來,鰲山衛街道緊緊圍繞藍色硅谷的“中國藍色硅谷,濱海生態新城”的發展定位,集中布局了以“國家深海基地”、“青島海洋與科學技術國家實驗室”、“國家海洋設備質檢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國字號”的項目,以“海地所”、“海洋一所”、“中船重工725所”、“北斗導航及微電網應用研發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尖端科研類的項目,以“山東大學青島校區”、“青島十九中”為代表的高等教育類的項目,以“微軟.偉東教育云研發基地”為代表的一批成果轉化類的項目,以“哈工大青島科技園”、“招商銀行財富管理學院”為代表的學術交流類的項目,以“港中旅青島海泉灣度假城”為代表的高端旅游類的項目。加快海洋高科技研發、高科技人才、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機構集聚,大幅提高自主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培育能力,努力建設國際一流的海洋科技研發中心、海洋成果孵化中心、海洋科技人才集聚中心、海洋新興產業培育中心和海洋知識產權交易中心。通過這樣高水準和高精確度的規劃和投資,我國的海洋經濟的科技含量可以突飛猛進。
(三)加強海洋經濟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