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因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經濟因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教育經濟理論；教育經濟效益；教育投資

一、教育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地位

1）教育是興邦之本，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教育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先導性，基礎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在國民經濟系統中的這種戰略性地位，決定了我們今后必須優先發展教育。2）教育是經濟增長之源，由于中國以農業為中心的科學技術取得了世界領先地位，使中國從公元前3世紀起，就進入了農業發達的社會成為封建大帝國，唐宋時期，科學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輝煌，幾乎在所有科學文化的領域中都有重大成就，四大發明對當時的科學文化與經濟繁榮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3）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我們黨在面對科技技術迅猛發展和綜合國力劇烈競爭的挑戰的必然選擇，知識經濟時代對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歸根結底是要靠教育，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教育做支撐，不但使科技產業發展所需的高素質人才的供給遇到困難，而且還將使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與日益減少的體力勞動崗位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進而引發社會問題。4）人才強國戰略，21世紀新階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實施人才強國戰略，人才資源能力建設是人才培養的核心，樹立大教育，大培訓的觀念，加快構建現代國民教育體系，更好地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培養人才。

二、教育經濟的相關理論

1.人力資本理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在1959年發表的《人力投資――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一文中，闡明了人力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教育能夠提高人的認知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教育投資市人力資本投資的核心要素，并首先提出估算教育經濟效益的余值分析法來對投資的收益率進行測算。

2.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的，它采用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指出勞動力市場由于制度性的力量影響劃分為不同部分的，通過教育將人們分配到不同的勞動力市場，不同的部分里，教育與工資的關系是不同的，兩個市場之間具有相對封閉性，他們之間的人員很少相互流動。

3.教育學派

前教育經濟學研究者斯特魯米林1942年在“國民教育的經濟價值”中提出三個論斷：1）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能力就越高，學歷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成正比2）學歷高的勞動者從事的是復雜勞動，對國民經濟貢獻比較大，因而學歷與工資收入成正比。3）發展教育需要支付經費，但發展教育也可以節約成本，他的經濟效益是較高且較快的。

三、教育經濟效益分析法

1）定性分析法。教育經濟效益定性分析法主要是憑借歷史經驗，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論述教育能客觀的產生經濟效益，教育以及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不僅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社會效益，而且還影響著受教育者個體自身的經濟利益。

2）定量分析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經濟效益度量方法有1）舒爾茨的“投資增量收益計算法”，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2）丹尼森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法”，丹尼森進行經濟分析的目的，就是通過量的測定，把產量增長率按照各個增長因素所做的貢獻，分配到各個增長因素上去，把分配的結果用來比較長期經濟增長中各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丹尼森得到的結論是，知識進展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重要的增長因素，他強調管理知識的重要性，管理和組織知識的進步更可能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國民收入。

四、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原因

1.撫養子女的教育消費。不僅是高等教育消費，即便在初等，中等教育階段，我國的教育也大大依賴家庭的努力，無論怎樣的家庭結構，教育費用占消費支出的比例都在增加。1）從學歷造成的終身收入的差異當做”學歷”的收益來思考教育成本，因為教育花費時間，如果進入大學學習，就不得不停止工作，這些放棄的收入也是教育成本大部分的，家庭期待高學歷的投資回報，寧愿放棄這些教育成本，讓子女繼續深造，于是家庭的教育費用負擔正越來越高。2）從子女的數量來思考教育費用支出，由于計劃生育的提出，家庭加大對教育的關注很大一個原因是考慮到孩子出生數量的減少，相比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每個家庭孩子數量多，無暇顧及教育問題，而是關注吃穿生存問題上，現代社會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家庭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問題上，于是孩子數量的減少促使家庭把教育當做一項投資考慮。3）教育費用的其他相關支出，比起在學校進行的教育費用支出，為補習學校，同伴活動學習所支付的費用金額更多，家庭對教育的期待也大幅提高，根據學校階段的差異，在小學生低年級時課外活動費用支出達到頂峰，然后減少，到初中生時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家教費用和補習班費用，從低年級開始徐徐增加。美術、音樂等課外活動學習的消費充分顯示出父母期待開發自己孩子才能的心情，在與鄰居的孩子的攀比和很強的從眾心態的消費行為下，緊接著將精力轉移到應試學習中，為了孩子比什么都優先的心態支撐著我國強烈的教育需求。

2.職業教育的發展。職業教育就是對受過一定基礎教育的公民傳授某種職業或專業知識和技能，培養從業能力的教育職業教育的發展，提高了勞動者的工作技能，適應了產業結構調整 ，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彌補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對勞動技能培養的不足。1）職業教育與制造業，當前經濟的主導產業仍是制造業，而制造業的發展需要數以萬計的高素質工人，盡管生產自動化，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會使某些領域對技術工人的需求量有所減少，但整個工業經濟的增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受制于技術工人的素質狀況，國外有一項研究：在工業社會里，一個好的，有效率的工人，要比一個一般的工人多生產20%～30%的產品，由此提醒我們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重要性，以及一定要避免單純盲目追求高學歷的傾向，做到各類人才合理配置，人盡其用。2）職業教育與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需要解決好兩類問題：一是發展高效農業，走農業可持續發展之路，二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而這兩個方面都需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素質和職業技能，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培養是當前推動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

3.女性受教育機會的增加。一般的，教育能夠改善收入不均等的情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別，導致男性與女性勞動者在收入水平上也存在明顯差異，女性受教育機會的提高不經能改變婦女的生育觀念和健康觀念，對于提高控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都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過去，男尊女卑的舊思想禁錮和左右人們的行為，很多父母只重視對兒子的教育投入，是很多女性喪失了教育機會，當然，目前，這種狀況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進步，男女性別不同所導致的教育機會的差別正在逐步縮小，教育的效益不僅影響個人，還會波及他人，這叫做外部效益。在此要談的是教育對婚姻的影響，丈夫的預期收入會因妻子的學歷不同而產生變化，這叫做婚姻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對女性高等教育的擴大投資直接影響著女性學歷的提升，而學歷能夠左右結婚的機會，取得學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為了取得更好的結婚機會，夫妻雙方的學歷基本上是丈夫的學歷與妻子的學歷相同或更高，而學歷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投資收益率從而實現學歷的經濟價值。

4.教育投資的效率。教育既然是一種投資，是一種社會生產過程，那么他就必然與物質生產過程一樣，存在一個資源有效配置，即效率問題。教育的發展最終是要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與規模，因此，以經濟的發展指標來衡量教育的投資，是世界各國所普遍重視的教育投資規律，從我國目前的教育投資實際來看，主要是考慮到以下原則：一、能力支付原則。教育投資在顯示生活中，長期遵循的原則基本上是一種能力支付原則，無論政府還是個人，能否發展教育或接受教育，主要是依據自身經濟基礎。二、獲益原則。隨著教育民主化的發展，以及教育市場化的拓展，教育投資的市場性質逐漸得到社會認可，由此出現教育投資的市場性準則，即利益獲得原則。三、管理原則。“三個增長”是我國教育投資實踐中所堅持的基本準則，1985年教育投資體制改革中，為了使各地重視教育投資，確保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國家確定了教育投資的基本標準，即教育投資的增長比例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的比例，使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年增長，在這兩個增長的基礎上，后來又提出來使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逐年增長的原則，這就是對我國教育財政影響深刻的三個增長原則，對推動我國教育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教育投資的比例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增長，并體現“經濟要發展，教育要先行”的原則。

5.教育創新。廣義的教育創新是指對人的創造力的影響、開發、培養活動，主要是創造技法和創造性思維的訓練，狹義的教育創新是指在學校教育中面對學生的創造品質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從歷史上來看，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教育和領先的教育潮流，在世紀之初，隨著工業經濟的發展，就有一批教育學家、心理學家注意到了對人的創造力的研究，并于20年代開始了“創造教育”的實驗研究，在過去近百年里對創造力的研究逐漸繁榮，推動了教育的改革，在20世紀末，國家已經制定出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未來10年內提高到15%的計劃，15%是一個臨界點，它的實現不但代表著中國的高等教育跨上了一個臺階，也是中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反映，由于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我國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知識和科技創新的競爭，這種方法競爭不但會激活學校管理者和學生的活力，也會促使整個教育事業充滿活力。

五、結語

綜上所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追求經濟效益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提高教育經濟效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牽扯很多因素，但無論如何，提高我國教育經濟效益的根本途徑就在于教育制度的創新，要深化與改革現行的教育體制，努力提高辦學效益，只有受教育人群的全面提高的基礎之后，才能最終實現一個國家的教育經濟效益最大化，因此，不僅要重視基礎教育，還要重視繼續教育，更要重視高等與職業技術教育，重視引導民辦教育的發展，更好地緩解我國教育經費短缺的矛盾，使社會資源合理運用，民辦教育部分屬于個人投資因此更重視教育的投資效益，利于滿足人們對教育的各種需求，總之我們需要主義教育的經濟作用，但不能忽視教育的整體目標和功能，在教育目標實現的基礎上提高教育效益，不僅要顧及到受教育之后的就業形勢，也要考慮到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求。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夏麗萍.教育經濟效益輪的理性思考[J].云南社會科學，2004

[2]彭久麒.教育經濟理論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比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

[3]王金星 陳志丹.教育經濟的理論釋義與價值實現[J].東南學術，2009

[4]明航.對教育經濟主義思潮的評析[J].教育探索，2003

[5]楊克瑞 謝作詩.教育經濟學新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篇2

關鍵詞：社會經濟因素 生育率 相關分析 回歸分析

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既包括直接影響又包括間接影響，西方的生育率轉變理論是從也主要是研究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效果。在對生育率進行宏觀分析時，西方學者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變化情況，并建立起了各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1]。他們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行，促使了人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改變。同時，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給父母帶來的效用也有所下降，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行為[2]。

一、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

對總和生育率有影響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醫療衛生狀況、城市化水平、新生嬰兒存活的概率、婦女的就業水平、物質生活水平、生產力水平等。反映這些社會經濟因素的指標為：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們采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雙變量相關分析法以及逐步回歸分析法。在相關分析中，我們分析了總和生育率和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通過相關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各社會經濟因素分別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為了說明總的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我們對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因素做了多元回歸分析。由于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多重共線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夠消除共線性的逐步回歸分析法。

三、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世界銀行的數據，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指標之間進行雙變量相關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表1所示：

從表1可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學入學比例、每千人醫療床位數正相關，與農業占GDP的比重、嬰兒死亡率負相關，這都與上面論述的各社會經濟因素對總和生育率的理論影響相符。這些社會經濟因素中又以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三個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最大。在表1中，婦女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成正比，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不符，這可能與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計算時所用的數據以及中國婦女的職業轉變有關。

為了分析社會經濟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效果，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通過SPSS進行數據處理，排除具有較強共線性的幾種情況（VIF≥10），得到的有效結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預測變量：（常量）、農業所占比重、大學的入學比例

模型3的預測變量：（常量）、大學的入學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從表2給出的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這三個模型都通過F檢驗、t檢驗以及共線性檢驗，則這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都是有效的。同時，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個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們選取第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在第三個模型中R?=0.958，說明大學入學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經很好的對因變量做出了解釋，從而也說明了社會經濟因素對中國生育率的影響非常的顯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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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飲食習慣；社會經濟因素；因素分析，統計學；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15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7)03-0252-02

飲食行為與許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相關，青少年時期形成的飲食行為往往持續并影響終生，從小培養良好的飲食行為是疾病預防控制的一個重要內容。通過分析江蘇省中學生飲食行為及社會經濟影響因素，為制定營養政策和進一步的營養干預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方法，按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將江蘇省13個省轄市排序，隨機抽取4個市（蘇州、徐州、南通、泰州）的市區和郊區各1所中學，各市1個所轄縣的1所縣城中學和1～2所農村中學的17所學校。每所學校再隨機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1～2個班，班級中所有愿意參加調查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收回問卷5 169份，獲得12～18歲有效問卷5 089人，其中男、女生分別為2 714名和2 375名。

1.2 方法 問卷由研究者自行設計，現場調查時教師回避，由統一培訓的調查員組織學生在教室匿名獨立填寫調查問卷，當場收回。內容主要包括基本情況、各種食物近7 d內的食用頻率等。

1.3 統計分析 數據用Access軟件進行錄入,用SPSS 11.5

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不良飲食習慣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進行。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5 089名中學生的基本情況見表1。

2.2 飲食行為 見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學校所在地、性別、年齡、家庭經濟狀況、母親文化程度是吃漢堡/炸雞等洋快餐飲食行為的危險因素。不吃水果的習慣與性別、地區、家庭經濟狀況、母親文化程度有關；不吃蔬菜與家庭經濟狀況、年齡相關。見表3。

3 討論

江蘇省青少年喝飲料、吃薯片/薯條及吃洋快餐等不良飲食行為較為普遍，其中有12.4%的中學生在1周內吃過洋快餐4次及以上，與國內一些調查結果［1］比較，食用的頻率較高。洋快餐與肥胖的關系已被許多橫斷面研究所證實，美國的一項隊列研究也已證實洋快餐是肥胖、糖尿病發生的危險因素［2-3］。學校所在地為城市、男性、較低年齡組、家庭經濟狀況好、母親文化程度高是青少年吃洋快餐頻率高的危險因素，而家庭經濟狀況好、母親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吃蔬菜、水果頻率也高。高收入家庭、高學歷母親對孩子的飲食行為可能更為關注，蔬菜、水果的重要性已逐步被高收入家庭和高學歷母親所認識，但洋快餐的危害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說明在今后的營養教育中應加強洋快餐對健康危害的認識。

蔬菜水果的攝入對人體健康十分重要，它在預防肥胖、腫瘤等方面的作用已被確認［3-4］。目前我國學生不良飲食行為調查研究中，對不吃蔬菜和水果關注較少。本研究顯示，有相當比例（17%）的學生每周吃蔬菜水果在3次以下。而目前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蔬菜水果每天的攝入應該在500 g以上［3］。

篇4

通過分析2001年以來中國糧食產量和耕地壓力指數(圖1)可知，中國糧食產量在波動中上升，由45263.7萬t增加至60193.8萬t。中國耕地壓力指數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由2001年的1.7182下降至2013年的1.3800 )，表明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3年以來中國糧食安全狀況逐步好轉，但耕地壓力指數依然大于1，糧食安全狀況依然不容樂觀。

在此背景下，分別計算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中國各地級單元間耕地壓力水平的總體差異指數和GDI指數(表2)可知，GDI指數由2001年的0.2851猛增至2013年的0.7911，說明在中國糧食安全總體向好的趨勢下，中國內部耕地壓力狀況的總體空間分異程度明顯提高，尤其是2001-2009年間的空間分異擴大明顯。

通過Moran's I和Getis-Ord' G對上述4個年份耕地壓力指數進行空間集聚程度分析(表3)，采用FD法判定空間權重矩陣，空間門檻距離設定為500 km。表3顯示2001年以來Moran's I-Z得分全部正數且數值增高，檢驗結果(Moran's I-P值)非常顯著，說明耕地壓力指數相似的區域集聚分布，且集聚趨勢在增加;Getis-Ord' G-Z得分說明耕地壓力指數由2001年低值集聚轉為2005年以來的高值集聚，這一趨勢仍不斷強化，顯示出中國由低耕地壓力區集聚轉變為高耕地壓力區集聚的空間態勢。

2 中國耕地壓力格局的時空演變

將耕地壓力指數由低到高劃分為5個等級，其閡值分別設定為0.5,  1,  1.5, 3，耕地壓力指數小于0.5為低耕地壓力區(糧食絕對安全區)、0.5一1為中低耕地壓力區(糧食安全區)，上述兩個區間的區域糧食安全狀況較好;耕地壓力指數1一1.5為中等耕地壓力區(糧食輕微風險區)、1.5一3為中高耕地壓力區(糧食風險區)、大于3為高耕地壓力區(糧食嚴重風險區)(圖2)。圖中表明低耕地壓力區的地級單元個數明顯增多，中高耕地壓力區的數量顯著減少，糧食安全的行政區域(Picl < 1)由2001年的31個增加至2013年的89個，體現出中國區域耕地壓力逐漸緩解，糧食安全狀況總體好轉的趨勢。

通過GIS技術分析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中國耕地壓力格局(圖3)可知，中國耕地壓力格局呈現總體穩定，局部變化的特征。總體穩定體現在:西部地區和東南沿海的耕地壓力指數高，糧食安全狀況差，而東北地區耕地壓力指數低。局部變化體現在:第一，蒙西一陜北一山西區域耕地壓力減輕，由2001年高耕地壓力區轉變為低耕地壓力區，這是由于該區域糧食產量大幅增加所致;第二，新疆北部和黃淮海地區耕地壓力顯著降低，糧食安全狀況明顯改善。

另外，2001年以來中國耕地壓力的南北分化趨勢非常明顯，原本耕地壓力較小的東北地區，其耕地壓力更小、糧食安全狀況更好，在2009年形成了大面積的低耕地壓力集聚區;而東南沿海地區耕地壓力更大，2009年以后形成了穩定連片的高耕地壓力集聚區，其糧食安全風險較大。

采用平均增長指數分別分析2001-2005年、2005-2009年、2009-2013年3個時間段的中國耕地壓力變動格局(圖4)。圖4表明，3個時段的耕地壓力指數變動率的格局各有不同:

2001-2005年，東南沿海(主要是長三角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廣西一云南、京津唐地區、青藏高原地區的耕地壓力指數年均增幅較大，表明糧食安全水平程較大幅度地下降;東北地區、蒙西一陜北一山西、安徽一江西的耕地壓力降幅較大。

2005-2009年，耕地壓力水平增減速率格局發生變化，其上升速率較高的區域集中連片分布在:西藏一青海一四川一重慶、福建一廣東一廣西、河北北部一京哈發展軸線;耕地壓力水平降低較快的區域集中分布在:黑龍江一內蒙古東部、黃淮海地區一山東半島城市群、蒙西一陜北一山西西部、新疆西部和北部。

2009-2013年，耕地壓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區域又發生顯著變化。山東半島城市群、湖南一貴州一重慶一陜西、青海西部一新疆南部的耕地壓力指數快速增大。而東北西部一內蒙古一山西、新疆南部、云南南部的耕地壓力快速降低。

以此為基礎，分析2001-2013年中國各地級單元耕地壓力指數的增減占比，進而判斷糧食安全格局的變動情況(圖5)。圖中再次說明了中國耕地壓力水平的南北分化特征:西南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是耕地壓力急劇增大的兩大集中區域。其中，西藏南部、青海一四川西部、重慶一貴州一廣西、浙江一福建一廣東的耕地壓力指數普遍增加了25%以上，糧食風險增加明顯;而北方地區的耕地壓力水平普遍降低，東北地區、新疆北部、蒙西一陜北一山西的耕地壓力指數下降50%以上，糧食安全明顯增強，另外，華北地區、四川中部、長江中游地區、淮河流域的耕地壓力也有較大緩解。總體上，耕地壓力減輕的區域達206個，而耕地壓力增大的區域為136個，說明2001年以來中國多數地區的糧食安全狀況在改善。

3 中國耕地壓力時空分異的社會經濟因素影響

由于中國耕地壓力指數存在著顯著的空間自相關關系，因此，基于本文構建的空間面板數據模型，以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的地級市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R軟件中的Splm Package分析中國耕地壓力時空分異的影響因素「31]。采用單位根檢驗與Hausman檢驗，并選取地區固定效應模型形式進行運算。空間自回歸系數為0.648 , P值為0.000(模型高度顯著)，再次印證了各地級單元之間的空間正相關關系。模型中各因素的系數、標準差、t統計、P值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6項因素對中國耕地壓力水平的變動均有顯著影響。

耕地質量方面，標準耕地指數與耕地壓力指數顯著負相關，系數為一0.248耕地質量的提升將有效增加糧食產量，進而減小耕地壓力。顯示出耕地質量是決定中國糧食安全的核心因素和基礎。

要素投入方面，化肥投入(0.043)和灌溉水平(-0.084) 2項因素對耕地壓力的影響一正一負。化肥投入增加反而提升了耕地壓力指數，說明化肥的投入對糧食增產的影響已經非常低，已達到了緩解耕地壓力、穩定糧食安全的極限水平;灌溉水平代表了區域農業基礎設施水平。該因素的提升可緩解耕地壓力，說明灌溉基礎設施對糧食安全的保障具有較大影響，也體現出水資源對糧食生產的約束。

經濟發展方面，經濟水平(0.094)和產業結構(0.342 )對耕地壓力的影響都非常顯著，且正相關。經濟水平越高的地區，往往人口集聚效應越顯著，生活水平也越高，這使得糧食需求量較高;同時，高經濟水平地區的建設用地擴張往往更迅速，這也不可避免地對現有耕地造成威脅。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其耕地壓力較大。產業結構的影響更為明顯，第二、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這一指標的系數值高達0.342，表明在當前中國的發展階段，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以犧牲糧食安全為代價的。一方面，產業非農化是城市化推進的體現，而城市化過程或多或少對糧食生產產生負效應;另一方面，由于非農產業的收益往往高于糧食種植，因此，產業非農化可導致就業結構的非農化，也是減少種糧人口的重要驅動力。在當前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高的背景下，產業非農化將不可避免地增大耕地壓力，并危及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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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經濟因素

從 經 濟 學 的 角 度 來 講 ,企業作為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經濟組織,首先扮演的是一個“經濟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現出來的是裸的經濟動物本性。受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和貿易思想的影響,利潤最大化成為了經濟主體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導原則。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堅信:“企業有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內,利用它的資源和從事旨在增加它利潤的活動”.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許多企業在建筑著利潤的金字塔的過程中踐踏社會環境,漠視員工利益,雖然實現了利益,但是在內部與員工間產生了巨大的隔閡;與外在社會環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協調的因素。變革在隔閡和緊張中漸漸展開,人權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勞工立法等逐漸改變了企業只關乎經濟利益的現實。利益相關者理論和消費者需求拉動理論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性”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利己性”結合起來。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的目標是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不僅僅是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企業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僅僅是股東的利益;企業發展的物質基礎是各利益相關者投入的資本,除了股東投入的股權資本外,還有債權人投入的債務資本、員工投入的人力資本、供應商和客戶投入的市場資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環境資本以及社區提供的經營環境等;企業的所有權安排要平等地對待各利益相關者,而不是把企業所有權集中地分配給股東;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是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保持長期合作,而不僅僅是依賴于股東。

消費者需求拉動理論認為,社會責任需求的產生使得消費者愿意為產品中蘊含的企業社會責任支付額外價格,從而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行為進行激勵。黃曉鵬從演化經濟學視角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演化是由于內部規則(企業利益相關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規則(政府選擇政策)雙重秩序組成。

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因素

經 濟 社 會 學 視 角 下 看 待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用組織社會學中的制度學派、嵌入性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來解釋。在解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原因上,制度學派和嵌入性理論能給出很好的解釋框架。制度學派提出,組織面對兩種不同的環境: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經濟學研究關心的是企業內部成本最小化問題,即技術函數問題;同時組織的制度環境要求組織要服從“合法性”機制,組織要不斷地接受和采納外界公認、贊許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當其他企業遵守法律、規范承擔社會責任時,沒有責任擔當的企業便得不到社會的認可,便會失去消費者的信任和支持,結果是企業出于非自愿的、要適應社會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擔社會責任的選擇。經濟社會學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紀40年代由卡爾·波蘭尼提出,他認為人類經濟嵌入并且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格蘭諾維特發展了波蘭尼的嵌入理論,提出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關系性”嵌入是指經濟行動者嵌入與個人關系之中;“結構性”嵌入是指許多行動者嵌入于更為廣闊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因此,企業不僅嵌入于由股東、員工、供應商、消費者和社區等構成的社會關系網中,同時也嵌入于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即其他企業成員以及社會結構價值和規范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企業所能選擇的>！

布迪厄認定的社會資本是一個社會或群體所具有的現實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主要由確定社會或群體成員身份的關系網絡所構成。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嵌入于網絡當中的可以被動員起來的社會資源。具體來講,企業社會資本又分為企業內社會資本和企業外社會資本,企業內社會資本是企業內員工間和部門間的信任和合作關系,它可以促進交流和合作、減少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企業外社會資本是指企業從外部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它包括企業與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區之間的關系,幫助企業獲取信息、知識和資金,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內可以實現和員工間融洽的關系,對外有助于樹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使企業和政府、社會形成良性互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明智的企業很樂意主動為實現社會資本而投入。

三、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界限

在 中 國 , 近 些 年 越 來 越多的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在員工福利、環境保護、災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業領域中發揮著先鋒作用。可是當前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別清晰,企業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踐行社會責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界限和原則,避免企業盲目地跟風和一味地迎合社會需求而迷失了其發展經濟的主方向。

明 確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界限,首先,要清楚企業的本質是獲利,企業有且只有一種責任即增加利潤的活動。企業本身的追利行為對社會本身是有好處的,他們會創造收入、創造就業機會,這也是一種社會的擔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實際是韋伯所說的企業家追利精神的一種體現,比如企業研究環境保護,從短期來看會損失一些效率,但是從長期來看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是有遠見的企業家的行為。其次,要清楚社會責任的不同層次。阿奇·卡羅爾提出社會對企業的不同層次的期望,依次是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他認為這應該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經濟責任最為重要,向上依次遞減。當前對于國內大部分的企業來說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最為重要,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