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價值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公共管理的價值，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要：政府作為一種為公民和社會共同利益服務的組織，在公共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如何通過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開展公共管理。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職能轉變面臨的重大課題。要在正確認識“公共利益”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有效探索實現公共利益的正確途徑。

政府在本質上，是一種為公民和社會共同利益服務的組織，是一國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體現。正是這種“公共利益”代表的性質，決定了其職能首先應當是公共職能，亦即通過制定公共政策、有效開展公共管理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實現公共利益。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抓好三項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可見，加強政府公共管理、增強公共服務能力是政府轉變職能，加強自身改革和建設的重要目標。

一、“公共利益”內涵的厘定

公共利益和大眾福社一直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關注焦點和產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標，在我國努力推行依法治國、依法管理的新的歷史時期，公共利益當然成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價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誰的利益?《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解釋，公共利益是指“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或為公眾的、公用的利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對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稱之為公共政策，主要指“被立法機關或法院視為與整個國家和社會根本有關的原則和標準，該原則要求將一般公共利益與社會福社納人考慮的范圍，從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絕承認當事人某些交易或其他行為的法律效力”。在大陸法系國家，與“公共政策”相關的概念是公共秩序，也稱公序良俗。

我國憲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體上有以下含義：1)公共利益是社會共同體的基礎和各種利益的整合，反映憲法價值體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為社會分工的產物，實際上承擔著為社會提供規則的任務；2)我國憲法的公共利益，凸現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維護者的功能，所有規定公共利益的規范中，以國家為實施公共利益的主體，從而確立了國家的地位；3)內容上，突出以公共秩序或社會秩序為基本價值趨向，強化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價值；4)公共利益、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既緊密相連又各自區別。性質上，國家利益主要是以國家為主體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會成員享有的實際利益，享有利益的主體是不同的。公共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界限主要在于社會利益具有功利性與排他性，社會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公共利益與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會公共利益是不同層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會公共利益”應以憲法的規定為基礎，受其價值的制約，不能任意擴大公共利益的范圍。公共利益既是解決公益與私益之間沖突的依據，同時也是社會基本價值的指導原則，發揮價值示范作用。

應該說，“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范圍寬泛和含義復雜的概念，如何明定、判斷一直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概括國內外學界的主要意見，大多認為，理解和運用公共利益應堅持如下六條判斷標準：1)合法合理性必須具有法律依據，才可能對基本權利加以克減和限制，故必須法律保留和法律優先；2)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圍一般是不特定多數的受益人，而且該項利益需求往往無法通過市場選擇機制得到滿足，需要通過統一行動而有組織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組織的公共利益提供者；3)公平補償性運用公共權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會有代價，這就造成公民權利的普遍犧牲或特別犧牲。有損害必有救濟，特別損害應予特別救濟，才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

二、公共利益的實現途徑

社會轉型向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戰。政府公共管理在回應社會轉型的挑戰和壓力時所做出的調整和創新，是漸進地進行的。其表現形式是政策替代，逐漸替代原先舊公共政策。正是這些政策替代，逐漸引發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轉變，其變革軌跡是：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管理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從權力和責任相脫離的政府向民主參與的責任政府轉變。目前，一些基層政府本著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強化公共服務；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有利于培育發展民間組織進行著改革和探索。這些探索不是簡單地對現有管理體制進行修補增減，而是將政府的組織重建、職能轉變、流程再造、管理更新進行有機結合。應該說，這一探索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趨勢，為實現政府改革與構建和諧社會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現在，公民對政府的期望已經變得越來越明確：公共管理必須走向民主化和公開化；重視社會公民的參與；強調與他人共享權力，使公民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公共管理的精髓和追求目標，就在于“公眾”的利益。

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設一個與發展市場經濟相適應、人民群眾滿意的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這為我們如何認識、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思路。現代政府的實質是服務型政府。政府只有通過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才能證明其存在的價值與合法性。沒有服務就沒有現代政府。可見，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與政府轉型目標模式存在著內在一致性和契合性。作為政府轉型的目標，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對我國政府的施政理念、政府職能、管理方式、績效標準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種轉變的動力不僅來自于政府自身變革的需要，而且也來自社會、企業和公民的意愿訴求和互動。首先，施政理念要轉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施政改革不僅是政府行為方面的改進，更是行政理念方面的變革；實現政府轉型，不僅意味著公共服務型政府目標模式的確立，更意味著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更新。因為只有具備了全新的施政理念，建設一個高效廉潔、法治透明的服務型政府才會擁有必要的前提和基礎。只有首先改變過去長期形成的“管制”理念，才能有效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真正推進政府組織結構及其權力配置的改進，才能真正促進公務員的行為方式和觀念的轉變，才能真正建立以公眾為導向的“公共服務型政府”。這就意味著政府公務員首先要在思想觀念層面進行深刻的變革，要徹底改變過去強調行政審批、行政干預和行政收費等“管”的習慣，而轉變為“服務協調”、“責任民主”、“依法行政”、“科學決策”。

眾所周知，公共管理和政策不僅要合乎法律程序，還要合乎社會價值取向。因為合乎法律程序的政策，其實質意義上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從公共政策的來源看，公共政策源于解決政策問題，政策問題來源于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決的是大多數人所面臨的問題，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其價值取向。顯然，大眾所關注的也并非只是管理和政策的合法性，而是其價值取向。社會的發展和道德取向總是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促進大多數人的發展，因為每個政府為維護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慮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從公共管理的本質來看，公共管理作為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本質上是社會利益的集中反映，這就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內容的合法性。為了實現公共利益，必須從如下方面加強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

(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公共管理的方向是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為“社會主導型”，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會化兩大趨勢不可避免。要精簡機構和人員、改革行政審批體制、推行電子政務、建立行政聽證制度、實現行政程序公開等等。政府自身著重要“為經濟建設服務”變為為公共利益服務。也就是說，政府要履行好公共管理職能，必須搞“瘦身運動”，進行公共服務供給的市場化改革。當然，我國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改革不能脫離特定的國情和具體的生態環境。由于我國的市場還不成熟、市場運行的機制和規則不完善等因素影響，我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不能象西方市場經濟成熟國家那樣全面鋪開，而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前現實而可行的做法是，應該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給為主，其他供給主體共同參與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這樣，我國政府一方面繼續成為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另一方面又不再壟斷，而是適當地尋求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的參與。一旦解決了政府壟斷導致效率及質量低下的問題，我們也就尋找到了解決一直以來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中存在的供給重經濟建設服務、輕社會服務的問題的途徑，即政府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將以提供關乎社會穩定的社會服務為主，而其他主體以提供經濟建設服務為主。

(二)堅持政府行為法定化

要強化政府的服務意識和功能，必須實施政府行為法定化、改進行政執法作風、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努力實現依法行政。把權力、利益、責任、監督等各方面協調統一起來，明確權力與利益的邊界，有效制止行政的隨意性，克服政府權力部門化、政府權力地方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現象，從而建構“法治型政府”。現代文明社會是法制社會，現代政府也應該是法制政府，依法行政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則。美國法學家福勒曾經說過，“法治的實質必定是：在對公民發生作用時，政府應忠實地運用預先宣布的應由公民遵守并決定其權力義務的規則，如果法治不是這個意思，它就毫無意義。”因此，所謂行政法治，作為公共行政的一個普遍原則和管理方式，要求政府行政權的獲取、組織和行使，必須以法律為依據，政府之行政行為必須受法律的約束，不得逾越法律授權的范圍，否則，即為違法，應承擔法律責任。政府行為法定化有三個要義：一是依法平等。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間無所偏袒，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之特權；二是依法限制。政府之一切行為必須遵守法律，不得違法逾越；三是依法負責。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如有違法不當行為，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應承擔違法的法律責任川。應當看到，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方面，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確立；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尚未建立，影響了公共服務市場化建設。沒有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就很難避免行政的人為性和隨意性。民主監督制度不健全，不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招標、投標制度以及嚴格的審計制度，就很難避免“暗箱操作”、“黑箱操作”。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就會大打折扣，政府公共管理行為會成為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借口，公共行政會成為權力尋租、滋生腐敗的溫床。

篇2

1.1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的內容有新發明和新創造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相關過程，也就是新的技術成果一般是從開發研究與市場的推廣全部過程技術創新過程中總結為管理的問題:其主要體現在要素的組合方法創新和要素的創新，以及相關要素產品的創新從而構建創新性的公共管理要素的創新是企業在實際運用過程中針對現有的資源要素合理地進行分配，主要內容有人員、材料和設備等要素的組合方法的創新包含生產的工藝和生產過程中的組合、產品的創新是對產品結構品種和效用等方面的創新過程，三方面共同協調推進公共管理的構建，實現公共管理的價值

1.2制度的創新

制度創新是指建立或使用新制度組織結構和運行的規范的安排，例如:國家現行的經濟體制，企業組織的形態和運行機制，制度的創新過程也是管理的實現過程在現有的國有化經濟戰略性的重組環節中，以及企業所建立的制度進程中，都在進行組織化的革命，并且開始步入攻堅階段公共管理制度的創新實現不僅僅是從生產資源方面開始，還是對人們的擁有的使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損益權利并且企業是市場主體，在經營機制中的創新主要是自主經營、自我發展、自負盈虧和自我約束的經營，這也是市場經濟管理價值的構建

1.3組織的創新

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需要根據形勢變化而進行組織創新其次，從生產函數的企業觀念轉變，組織創新不單單是技術創新需要從技術創新轉移到組織本身上，并且正確的看待組織創新，在將組織的自身為組織創新中心時，需要對管理人員修正的組織機構獎勵辦法、溝通能力、技術轉變和工作環境入手，改變管理人員行為這兩種觀念均是傳統組織理論組織的創新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應該從創新角度對組織進行改革，在組織進行創新時需要及時掌握適度原則，但是組織活動不能過于頻繁，這樣會使組織經常處于不利的動態狀態，會影響組織目標的實現和功能的發揮

2公共管理的價值表現

2.1法律性

在進行公共管理之前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包括:管理主體的行為規范和管理客體的規范性公共管理的價值的表現還體現在法律法規內容的整體性上，對公共管理的各個方面進行明確、可操作的規定，使管理機構規范自己行為

2.2行政特性

通過行政命令的運用公共管理機構進行公共政策與管理權限的控制，依據行政方式進行指揮、組織、監督與調控，并且對公共事業的相關活動進行直接的控制與干預

3結束語

篇3

［關鍵詞］信息化；新公共管理；價值取向；雙重影響

引言

公共管理主要是指不以盈利為最終目的的相關政府和公共組織，比如：學校機構，其是一種追求增進效益與公共利益公平分配的調控活動。近年來，隨著時代不斷的發展和進步，新公共管理將原來的效率優先轉變成績效優先，將經濟學理論和私營模式作為基礎，關注管理者的管理結果和管理責任，從而實現政府政策實施價值取向的“3E”目標。而信息化對社會生活、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的思維方式有著廣泛的影響，使社會基礎也在發生變化，那么對新公共管理有所影響也是必然的。

1信息化對新公共管理價值取向產生的積極影響

1.1效率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隨著經濟信息化的發展，新公共管理在效率方面的價值取向逐漸從原來的效率優先轉變成績效優先。政府和企業不以追求用最少的資源消耗來提供最多的社會服務和公共產品為導向，而是以更多的關注社會大眾的滿意程度和需求為導向。所以，新公共管理在效率方面的價值取向不是重復傳統的管理模式，而是在信息時代尋求新的發展。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主要就是通過引入私營企業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和管理經驗，來實現效率的優化。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向私營企業學習和借鑒，在管理方面引入質量管理、預測系統、分析技術及績效評估等。費耶認為效率取向就是以效率為驅動的管理模式，鼓勵公共部門引進和嘗試私營企業的管理手段和技術，認為不管是私營企業還是公共部門都應該將效率作為管理的核心。

1.2公共方面的影響

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人們對公共物品的多樣化、多層次需求越來越明顯，政府能力的單薄無法有效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所以需要借助廣泛的社會的力量，才能進行進一步的完善。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新公共管理的公共價值取向。因為公眾是信息化的中心，所以政府中的各種信息也主要是為公眾提供服務的，需要公眾全面、清晰的了解，電子政府的建立就是要通過網絡的優勢來提高信息的流通速度，為公眾提供更加優質的信息服務，實現政府部門在“行政”和“政治”方面的二元互動，使公共價值取向能夠得到強化，真正有效的落實公共價值。一方面，信息化社會具有管理經驗、篩選和加工信息資源、專業技能等方面的優勢，能夠影響政務官或代議機構的決策，這是“行政”和“政治”二者之間互動的重要表現。另一方面，從主體角色變化方面來看，大眾傳媒的廣泛滲透和信息技術水平的提升為議員進入行政部門創設了良好的機遇。總之，隨著信息化的發展，未來公共行政的政治色彩不僅不會消退，而是更加的濃厚，和文職人員之間也不會明顯的分化而是會彼此逐漸的滲透和融合。總的來說，應關注高級文職人員的敏感性、公眾向應力、政治責任心等方面的發展，不斷強化新公共管理在各方面的價值取向。

2信息化對新公共管理價值取向產生的負面影響

2.1新公共管理的價值取向發生偏離

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公共管理技術決定論，使新公共管理的價值取向發生了偏離。過于關注技術和科技的重要作用，很容易形成技術決定論。隨著信息化時代的發展，不僅給新公共管理帶來了管理思想、管理技術、管理手段等方面的變革，同時也要在具體的實踐研究中堅決抵制技術決定論的產生。這是發揮信息化影響時需要重點警惕的。

2.2影響社會發展的獨立性

信息化時代國家和市民社會逐漸發展融合，在給人們的發展帶來正面影響的同時，也產生著一定的負面影響。從信息化發展角度分析，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方面，強調個性化和個人主義，讓公眾涌現出更多的活力，提高公共管理廣泛的參與度，有效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信息化能夠強化政府介入文化、經濟等發展領域的能力。雖然信息化可以幫助政府強化行政權力，提升其職能行使的效率和專業性，但同時也會強化政府介入社會的能力，從而影響社會發展的獨立性，限制了公眾的自由和隱私，不利于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2.3社會價值觀的取向受到挑戰

信息化的發展使社會價值觀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對新公共管理維持價值的取向帶來了極大的挑戰。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信息化的滲透，導致意識形態的異質化和同質化現象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新公共管理工作的難度。尤其是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逐漸代替了原有的意識形態的功能，而且使傳統的輿論宣傳、新聞媒體等渠道失去了主導地位，要想在社會和公共管理中確定意識、公共以及責任等價值取向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3結語

信息化的發展和公共管理的不斷變革，為政府帶來了雙重的發展壓力。因此，政府要正確認識新公共管理在各方面的價值取向，以及新公共管理與信息化二者之間的一致性，在推動社會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并關注人的持續健康發展。政府還要不斷推動信息化的發展進程，消除各方面的負面影響，充分發揮知識經濟的長期增長優勢，為我國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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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官僚體制管理主體新公共管理

世紀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漲。在西方各國曠日持久的政府改革過程中，公共部門管理研究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為基礎的官僚制的傳統公共管理理論被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的管理理論與方法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PublicManagement)或“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為當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趨向和實踐模式。本文擬從公共管理模式殖變背后的哲學基礎的向度進行闡釋，以求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論啟迪。

一、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了利益分化和階級分化以來，就有了公共管理的問題。

但是，在傳統的階級統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屬于階級統治的。近代以來，階級統治變得越來越隱蔽，而公共管理卻日益彰顯，人們到處可見的是政府對社會的公共管理。特別是在二戰以后，這種狀況愈加明顯。公共管理從隱到顯的殖變，不僅是管理行為量的增加，也不僅僅是管理活動范圍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變革，是從以統治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化的過程。人類社會早期的公共管理在運用行政的和宣傳教化的手段對社會實施管理時，往往訴求于強制性的措施，管理行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覺。近代社會的公共管理在許多領域中無疑也包括強制性的行為，帶有傳統的統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許多領域，公共管理日益趨向采用民主和參與等方式。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務于政治統治的終極目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迅速分化為許多專門領域；政府機構日益膨脹；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總之，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與西方工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相適應的。但是，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這種理論及其模式就顯得力不從心，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社會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論假設和原則均受到普遍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

其一，作為傳統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過時的、僵化的和無效率的政府體制模式。這種等級劃分、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官僚體制的組織模式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繼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門逐步被學習型組織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已被動搖。政府通過補貼、規劃與合同承包等方式間接運行，各種私人公司、獨立機構和社會團體參與了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機構也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務而展開競爭。與此同時，私人部門發展起來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也被公共管理部門所借鑒。市場機制在公共部門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被人們批評為是一種不真實的假定，而且，在現實的生活中政治事務與行政事務是難以真正分開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體制及模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公務員的永業觀念已被打破；業績評估和績效工資制成為一種主要的報酬方式；傳統的片面強調對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養與開發、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見，在現實的公共生活中，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這就導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變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起源于二十世紀70-80年代的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其他國家。

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在整個80年代，英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展反對浪費和低效益運動，成立了效率工作組，對政府的有關項目計劃和工作進行效率審計；大力改革公共部門的工會；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將英國的石油、電訊、鋼鐵、航空等40多家主要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對地方政府的預算開支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設項目實行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公開競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效率工作組1988年提出的報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英國政府開始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從政府各個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半自治性的“執行局”來承擔這種職能。部長同執行局在談判的基礎上就該局要完成的任務及其在具體運行方面的靈活度達成協議，也即績效合同。這樣，部長們主要只關注預算總額和最終的結果，而各局在預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體事項上具有很大的自。尤其是執行局的局長是由公開競爭產生，三年必須重新申請一次，不實行終身制。到1996年，英國有近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承擔的。

繼英國之后，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隨著兩國工黨分別于1983年和1984年上臺執政，也開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蘭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統性而備受人們的關注，被學術界稱作“新西蘭模式”，新西蘭財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書被譽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盡管不像英國那樣，有明確的起點和目標，但似乎開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實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帶有更明顯的管理主義傾向。里根政府大規模削減政府機構和收縮公共服務范圍，當時負責推行改革的格魯斯委員會的基本職責是將私人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門管理領域之中，來提高政府效率。格魯斯委員會診斷出美國政府公共部門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國會對聯邦政府機構的日常管理干預太多；其二，人事特別是高層人事缺乏連續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經濟的誘因；其四，會計和管理信息系統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財政和會計管理。1993年克林頓上臺后，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塑政府”改革運動。其目標是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并堅持顧客導向、結果控制、簡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則；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精簡政府機構、裁減政府雇員、放松管制、引人競爭機制以及推行績效管理。這場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就是戈爾所領導的國家績效評價委員會的報告《從過程到結果：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簡稱“戈爾報告”。“戈爾報告”指出：從本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建立了龐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體制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體制以那時的公司結構為模式，采用分等級的科層制形式進行管理。由于對標準化程序的先人之見、垂直的指揮鏈條和標準化的服務，這些官僚機構是穩定的，但與此同時也造成機構膝腫和反應遲緩。當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閃電般的信息技術、全球性競爭和需求式的顧客，使得龐大、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己經失效。該報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項主要原則：消除繁文縛節，由注重過程的系統轉變為注重結果的系統；把顧客放在首位；授權雇員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創造出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

歐洲大陸各國(德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國、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行政改革的那種系統、全面、連續和激進的特點。但是歐洲大陸各國的行政改革同樣帶有明顯的管理主義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國，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連續性漸進主義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內容：調整公共事業、削減公共服務人員、壓縮公共人事開支、轉變公共組織結構等均是在某種程度上以管理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特別是在90年代，借鑒了荷蘭的經驗，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實行“地方治理模式”，與英、美等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的經濟衰退，公共財政也因為收人減少和福利開支過大等原因出現了連續的赤字，各國政府都面臨著財政緊張的困境。按照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的觀點，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從原則上講有三種途徑：一是限制開支和公共任務的終結；二是增加收人，特別是稅收；三是用較少的開支來實現公共使命，即“少花錢多辦事”。由此可見，只有第三條道路才是較好的選擇。“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現就成為各國政府的自然選擇。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政府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這使得西方各國政府普遍臃腫、效率低下，傳統的科層制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正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說：“工業時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于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促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時代的來臨以及“數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對瞬息萬變的經濟迅速作出反映，同時它打破了長期以來政府對公共信息的壟斷。新通訊技術以及接觸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會團體更容易參與公共管理活動。這要求對政府組織及其運作過程作出變革與調整。最后，經濟的全球化對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趨勢加強了西方各個國家對本國經濟競爭力的高度重視，政府能力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經合”組織把政府改革當作其成員國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的一個重要途徑，認為順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內在需要，為公共部門改革提供了新的強大動力。

三、綜觀西方社會的這場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運動，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現出政府繼續充當運動主體的角色，每項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現實而表現出對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協，但就這場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而言，無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蘊：即對近代以來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傾向進行全面的檢討。

雖然檢討的結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命名，但它與傳統的公共管理已經有著較大的差異。從哲學的向度來看，它是中心邊緣化與邊緣中心化的雙向整合與建構的過程，其實質是管理主體的單一化向管理主體的多極化的轉化。

生活提出問題，哲學解答問題，哲學是生活的解答邏輯。任何具體科學背后都蘊含著哲學理念，因而哲學主導范式的轉換，總會在不同的具體學科中得到或遲或早的彰現。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出現也概莫能外，它是哲學的單一主體范式向后現代的多極主體范式轉換的具體顯現。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把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組織管理原理奉為圭桌，將政府看作是唯一的行政權力運行主體，其中心是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管理的穩定性主要是依靠剛性的規范來維持。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規范化對行政體系自身的整體協調、結構合理、規模適度等方面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就把人們關注的焦點聚集在行政體系自身。原本是為了社會秩序的目標，但是在對行政體系自身的關注中，目標常常被疏遠、淡化，行政體系自身的存在和運行卻異化為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推崇的終極目的，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被置于整個社會的中心位置。在這種單一管理主體中心主義的行政權力運行機制中，管理者以自我為中心，將被管理者置于客體的地位和從屬“我”并為“我”而存在，從事管理活動，是為了張揚自我的存在。由于傳統的行政管理將行政主體的單一性看作是不可移易的原則，當政府規模太大時需精簡機構，而職能分化的必然性又客觀上要求增加機構；當權力失控時，則強調權力制約，而權力制約不僅需要增加機構，而且會增加權力運行的成本從而降低權力運行的效率。因而行政改革陷人精簡一膨脹、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惡性循環中，要走出這一怪圈，就必須打破行政主體的單一性。新公共管理就展示了打破行政主體單一性的趨勢，將公共管理的職能對象性分化轉變為主體性分化，即公共管理的社會化。

篇5

〔關鍵詞〕后工業社會；社會治理；公共管理；普適性價值；服務價值

〔中圖分類號〕D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187-（2012）03-0086-06

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傳統行政學的研究主要是依據工具理性展開的，按照早期學者的設計，傳統行政學將價值因素剔除出公共領域之外。隨著公共管理環境的日益復雜化，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需要走出這種單一性的境遇。無論是社會生活的日常領域的自主性萌動，還是近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以及公共管理決策活動的科學化走向，都是對官僚制形式合理性的有力沖擊，并強烈地要求價值的“返魅”。當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一問題之后，便努力探尋價值回歸公共領域之路，由于理論指導的混沌和制度安排的猶豫，我們時常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左右徘徊，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在理論研究中似乎無法找到定論，在組織設計上無法沖破官僚制組織體系所設定的既有框架，在社會治理改革中又無法找到一項合適的制度方案作為對以往社會治理方式的替代。這種尋不得、擺不清的尷尬狀況使我們日益陷入徒勞無功的爭論和深層次困惑當中。按照張康之教授所提出來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社會形態歷時態劃分和“統治型-管理型-服務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解釋框架，我們試圖在對工業社會領域分化和后工業社會領域融合的認識中尋求在后工業社會建構一種普適性的價值，以引領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

一、拒絕價值的年代已經過去

在農業社會的治理體系中，統治者及其官僚直接運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去支配和控制整個社會，這種控制方式是十分直接的，也毫無技術性可言。而在工業社會的治理體系中，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高度組織化的控制方式則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和工具性特征。與其說傳統行政學研究的是行政的技術，倒不如說是在研究如何進行社會控制的技術。“人類的文明史是一部征服史，而近代的歷史則表現為一部社會控制史。”〔1〕在傳統行政學的研究視野里，公共部門乃至整個社會都是以控制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系統及其子系統都是相對封閉的，這不僅體現在它相對于外部環境的封閉性，而且還體現在它內部各個要素之間也是相對封閉的。為了實現行政活動穩定、有序、規范的運行，工業社會專業化的分工在組織各要素間形成了作為不同部門確定性的控制范圍的明確邊界，并在控制技術上保證了組織相對封閉的狀態和環境因素的相對可控性。為此，早期學者在對待人的問題上要求剔除價值因素，在對待管理的問題上尋求科學化模式，在組織框架上追求形式理性，這些正是官僚制組織排斥環境不可控因素的具體表現。當遇到那些不可控因素時，組織會竭盡其能地拒絕或回避它們，甚至切斷組織與它們之間的聯系。只有當那些不可控因素無法回避時，組織才會調整自身的結構和運行機制來維系組織的生命。應該說，工業社會的各種組織形式，尤其是官僚制組織，是具備這種自我維系能力的，這也是這種組織類型能夠找到的最適合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