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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證券投資策略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05 10:22:33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個人證券投資策略,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個人證券投資策略

        篇1

        關鍵詞:證券投資;收益;特點;風險

        證券是一種可以獲得短期與長期收益的經濟產品。越來越多的單位與個人都選擇了證券投資作為財務收益手段,而對其經濟特點和有效的投資策略卻了解甚少。想要在證券投資中獲得收益、找到有效投資策略就必須對其投資現狀與問題以及經濟特點由較為熟悉的掌握。

        一、證券投資的經濟特點分析

        證券投資是一種間接投資活動,是由法人或者自然人發起的,即單位或者個人都可以實行的經濟活動[1]。我們常見的證券投資產品有股票和基金、債券等等[2]。經濟特點決定投資策略。我們要對證券投資的經濟特點有所掌握,才能夠較為全面的得到其高效、合理的投資策略。我國證券投資的主要特點如下:(1)市場力是證券投資的最大經濟特點。經濟發展的浪潮已經翻滾在世界各地,經濟形勢每天時刻都在變化,證券市場成為大量股民、經濟投資者時時關注的經濟熱點。高度的“市場力”是證券投資的首要經濟特點,在經濟市場中由于其可以獲得利潤就刺激著大量投資者躍躍欲試,非常吸引投資者的眼球。而在眾多投資單位與個人中間又存在著強烈的競爭,競爭力推動者證券投資不斷發展。(2)投資伴有風險是證券投資的必備經濟特點。證券投資的收益回報雖然誘人,但在投資過程中還伴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因素,例如政治形勢的變化、經濟形勢的衰退等都有可能造成目前證券經濟的滑坡。而在投資前證券投資也是要由投資者自己去對經濟趨勢進行分析與判斷。對于投資金額、投資期限與投資的產品種類都是自己決定的,沒有一定的準確變化規律可循,也就是說,投資隨時可能遭到風險攻擊。如果經濟走勢良好,期限收益就會樂觀,如果經濟走勢出現滑坡,很可能收益甚微甚至虧本。(3)投機與投資共同存在是證券投資活動的基本特點。投資是證券交易中將資金進行預期投入,而投機即尋找恰當機遇再進行投資,這兩種行為都是合理存在于證券交易當中的。投資一般風險較小,而投機是伴隨偶然幾率較大,需要運氣與機會才能成功,因此,投機的風險是較大的[3]。但投資與投機在證券投資過程中都是相互聯系,共同存在的。除了一線發達城市的證券市場,在經濟形勢發展緩慢的中小城市證券市場中,一些投資活動不會帶來資本總額的立刻顯著增長,那些資本始終會在資本的所有人群之間來動。

        二、當代證券投資現狀與存在問題

        (1)證券投資現狀。我國最初的證券市場形成在上世紀90年代。經過十幾年的不斷發展,已經初具規模,特別是在深圳、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證券投資機構與個人數量急劇增長。首先,無論是一線證券市場還是二線證券市場基本都能夠實現貨幣交易的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也逐漸看到了合資管理運作的暫露頭腳。其次,證券投資的知識理論與意識理念以及積極向上的市場競爭環境已經發展成熟。例如,我國的商業銀行、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都在積極努力的推行一系列的證券投資產品,促進證券投資市場良性競爭的形成。在投資理念上也逐漸由盲目投資轉變為會進行風險判斷與預防、要進行優化組合投資的嶄新理念。這些都促進了證券投資市場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2)證券投資問題。證券投資市場規模的壯大也會帶來產品種類的紛繁復雜,當然也會加重證券管理的責任;主要存在的問題有:一是缺少流動性,資產風險結構不平衡。資產風險結構分配中有半數以上的證券機構存在著不合理現象。較為突出的是高風險資產與低風險資產相比占有的比重過高[4]。二是盈利的模式還比較單一。除了像銀河證券等這樣大規模的證券公司外,大多數中小證券商的業務范圍與業務拓展面還比較窄,只是采取傳統的經營模式,并沒有與現代信息技術、網絡銷售等緊密結合起來。一些小的證券商幾乎沒有盈利,在牛市中不斷暴露出風險。再有,我國證券商發展的證券產品較國外的證券商還是略顯單一,這也阻礙了證券業的快速發展。我國證券的發展的較大支持力還是依靠國家與政府的政策扶持,商家自身的特色與風格還沒有樹立起來,這就很難跟國際證券市場接軌,難于在世界證券經紀中站穩腳跟。

        三、保障我國當代證券投資的有效策略

        (1)證券商要改善資本與產品結構,實施動態資產配置策略。證券商要根據自身發展狀況與市場經濟走勢及時調整資本結構,要以能夠將風險指數降低到最低為宜,將資本結構中風險比重進行調整。要爭取建立起恰當合理的風險監管體系,并且以盡量以凈資本為核心。證券公司要努力調整資本結構中風險較大的資本比例,改善產品結構、增加產品種類,實行動態資產配置策略,讓資本結構盡量得到平衡。例如,發展較好的渤海證券以及中信、廣發、宏源等證券公司,都會定期的對自身發展行情做出認真分析,及時調整資產結構與產品結構。(2)投資者要選擇恰當時機,實行多策略進行投資。作為投資者在證券投資面前也不要盲目將大量資金進行證券投入,在準備實施投資活動前一定要盡可能多的掌握證券投資的理論與基本常識。平時要多關注國家熱點新聞與世界時事,關注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與因素,這樣才能夠做到盡量準確的投資,盡量將風險降到最低。同時,也有利于選擇恰當的時機做出投資選擇。證券市場發展態勢良好時候,要把握時機,可以采取“短線投資”方式進行投資,以取得快速收益;在證券市場不夠景氣時,要會對經濟風險做出判斷,也要擺脫追漲不追跌的傳統投資手段,慎重選擇投資。適當運用一些高低組合、混合投資、分散投資以及委托理財等策略進行按需投資,這樣能最大程度的規避風險,獲得最大收益[5]。

        四、結語

        在經濟形勢千變萬化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掌握證券投資的經濟特點,找到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更好的實施有效的投資策略。

        參考文獻:

        [1] 樊玉紅.證券投資[M].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2228.

        [2] 余井強.證券投資分析與實戰新論[M].廣東經濟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6667.

        [3] 證券業從業人員資格考試研究中心.證券投資分析[M].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55.

        篇2

        關鍵詞:行為組合理論 投資基金 投資風格 投資者需求

        一、文獻回顧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的產品和數量不斷豐富,呈現出供給規模與需求規模雙向增長的態勢,但與此同時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也開始顯現,這種矛盾并不主要表現為總量上的供不應求或供給過剩,而是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一方面,盡管基金管理公司競相采取各種手段大力促銷,但基金發行的難度仍然在不斷加大;而另一方面,大量潛在投資者由于對風險和收益的個人偏好,無法確定自己適合的投資品種。對于基金投資風格的研究,較有影響的是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1992)創立的投資風格分析Sharpe模型和美國晨星公司創立的晨星風格箱方法;張津和王衛華(2006)利用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收益率數據,對夏普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進行了驗證分析,印證了該模型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投資風格分析的有效性;楊朝軍等(2004)采用晨星風格箱方法并結合聚類分析,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風格進行了研究,發現證券投資基金存在著違背事先所約定投資風格的現象;Hersh Shefnn和Meri Statman(2000)則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將金融產品的風格特征和投資者對其的需求聯系起來,認為投資者在選擇投資產品時由于對財富的渴望水平不同,因而對財富預期的參考點也會不同。由此會自發將投資分為市場下降時的保護層和市場上升時的潛力層,并進行相應的編輯過程決定投資于何種風格和類型的金融產品;王敬和馮新力(2004)進一步對基金風格與市場需求進行考察,針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所面臨的需求細分問題及與此相應的基金自身的供給創新狀況進行了分析,證明了投資者風險收益偏好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提出了需求細分的要求,基金需要通過自身的供給創新來滿足多樣化的市場需求。本文從基金投資策略的選擇和市場需求狀況的角度,對我國基金投資風格的選擇和其市場需求狀況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考察市場投資主體的需求偏好,借助行為資產組合理論的相關原理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市場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進行分析,以期對投資基金的運作實踐給出相應的政策和操作建議。

        二、證券投資基金需求與其風格關系的實證分析

        根據行為組合理論的原理,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會按照在上升潛力層或下降保護層中選擇合適的證券品種。由于認知能力有限,投資者往往用固定模式來簡化信息處理,即在選擇階段按照“貼標簽”(labeling)的方法將特定的投資品種予以歸類。證券投資基金在募集發起時,已經考慮到了不同的投資主體對資金的需求狀況以及各自的投資偏好。為了實現基金的募集成功,基金在發行時會根據特定的募集對象確定投資策略和投資風格,即確定自己的標簽。從當前我國證券市場開放式基金和封閉式基金的發行和管理的現狀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類型,如(表1)所示。 一般而言,成長型基金投資的重點是預期利潤或收入具有良好增長潛力的成長型上市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價值型基金則主要投資于處在發展成熟期的公司股票,這些公司一般來自傳統行業,發展速度較慢,但公司盈利比較穩定,經常進行較為優厚的現金分紅或派息。混合型基金既考慮成長性,又注重穩定的收益,會在成長型和價值型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指數型基金投資范圍主要為目標指數成份股及備選成份股,通過比照特定的指數建立自己的投資組合。貨幣型基金主要投資于剩余期限在1年以內(含1年)的回購、央行票據、銀行定期存款、大額存單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貨幣市場工具,其所投資的對象具有較高的流動性。債券型基金則限于固定收益類金融工具,包括國內依法公開發行、上市的國債、金融債、企業(公司)債(包括可轉債)等債券。從目前我國已發行基金的分類情況看,開放式基金在各種類型風格之間的選擇較為平衡,而封閉式基金則多集中在股票市場,并且以股票的成長性作為首選。

        為了驗證基金的投資風格是否是投資者在投資決策時簡單選擇的決策因素,即基金不同的投資風格是否會對基金的需求產生影響,我們構造相應的模型對其進行實證檢驗。投資者對基金的需求度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基金發起時投資者認購的踴躍程度,可以用基金發起日到基金成立日的時間長短進行衡量。二是對于封閉式基金的折價程度,由于封閉式基金到期時會以資產凈值贖回,所以到期日的長短對其影響較大,同時市場的需求下降,基金的折價也較大。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在此以封閉式基金的折價水平為對象進行研究,構建模擬方程對其進行實證檢驗。其公式:discount=β1+β2SIZe+β3style+β4remain+β5netv+β6totalv+μ

        其中,discount為封閉式基金的折價率,size為基金的規模,remain為基金距到期日的時間,以剩余年份數(精確到小數點后4位)表示,netv為基金的資產凈值增長率,衡量時段為當期季度數據,totalv為基金的累積資產凈值增長率,衡量時段為基金成立至今的凈值增長情況,在模型中引入的style變量為虛擬變量,封閉式基金在發行公告中大多以成長型、價值型和平衡型作為自己風格的取向。由于以成長型作為風格選擇的基金占到全部封閉式基金的76%,其他的以指數型、平衡型作為風格選擇的僅占很小的份額,所以在模型處理時,當為成長型投資基金時取值為1,否則為0。對所建立的多元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得到如下結果,如(表2)所示。

        discount=β1+β2SIZe+β3style+β4remain+β5netv+β6totalv+μ

        0.422 8042 2919 -0.5786 0.0135

        (34235) (8 8909) (8.3470) (-3.2141) (0.6497)

        R2=-0.929782 Prob-F=0.000000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各相關因素對考察結果的影響基本合乎預期,基金規模、剩余期限和基金凈資產增長率對折價率的影響不僅符合預期的方向,而且呈現出較強的關聯性,但基金的累積資產凈值增長率和折價率之間的關系和預期的相背離,并且檢驗結果不顯著,可以解釋為投資者對基金的投資更關注當前資產增長情況,對累積的增長并不關心,說明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

        更傾向于短期投資。基金的投資風格是考察的變量,預先不能確定其對折價水平的影響方向,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其對折價率的相關系數較高,并且檢驗結果較為顯著,按照回歸方程解釋,可以認為以成長型為投資策略的封閉式基金有著較高的折價率,但這種解釋沒有明確的理論依據,為此,我們將54支封閉式基金按照成立的時間順序建立直方圖,并對其風格和累計資產凈值增長率進行聚類分析。如(圖1)所示,在基金發起和成立的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聚類特征,即在某一個時期發起和設立的基金往往選擇相同的投資風格和投資策略,并且其累計資產凈值增長率也表現出相似的聚類特點。聚類分析說明了基金的風格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羊群行為和示范效應,市場導向明顯。累計資產凈值增長率較高的基金的成立時間大多集中在1998年,而此時正值大盤處于階段性底部,從證券市場整體的運行情況看,這種增長的相當一部分原因來自于1999年以519行情為代表的高科技和高成長性股票的牛市行情,而在此期間,基金也大多選擇以成長性作為基金的投資風格。

        三、證券投資基金投資主體的需求及偏好分析

        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可分為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在兩類投資者的投資選擇上,都將資產未來的使用要求作為資產配置的首要考慮因素。機構投資者以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各類企業、投資公司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為主要代表。保險公司社保基金的資金首先要滿足各種賠付和未來穩定現金流支出的需要,出于降低風險和專業化運作的考慮,其資金運用會有相當大的比例投向證券投資基金,并且以價值型基金為其首選。其他的以各類企業、投資公司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一般會根據資金不同的使用狀況決定投資,選擇不同風格的投資基金。從風險收益偏好看,機構投資者總體注重投資的安全性甚于收益性,即希望獲得盡可能穩定的收益。但不同的機構由于資金來源的性質和資金運用的目標不同,在細分風險收益偏好上仍然存在較大差異。保險公司、社保基金之類的機構投資者,其資金來源屬于長期性質,同時有比較嚴格的現金支出計劃,因而一方面注重投資的長期回報,另一方面十分關注投資周期內的現金流入狀況。因此,這類機構通常會選擇以追求長期回報為目標的基金和固定收益型證券來構建自己的投資組合。工商企業投資于資本市場的資金大多為自有資金,風險承受能力相對來說比較強,加之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因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投資風格的基金。各類投資公司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其本身就具備專業化投資的能力,加之其資金來源中通常有相當比例的融入資金,不僅資金成本較高,而且大多屬于短期性質。因此,為了獲取較高的短期收益,這類機構首先考慮的是進人證券市場進行較為靈活的運作。

        相對于機構投資者而言,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需求主要受其財富水平和風險偏好態度的影響,從我國證券市場參與者的主要分布特征看,低收入階層參與投資的很少,主要是中等收入階層和富裕階層的個人參與證券市場的投資。按照組合管理風險和收益匹配的原則,由于富裕階層參與投資的資金量比較大,可以根據自己的資金配置要求構建投資組合,而中等收入階層應借助于基金等組合管理工具間接實現組合投資。但現實的情況表明,投資量較少的個人投資者往往表現出求急、求富的心態,多將資金投放在風險較大的投資品種上,期待能夠快速致富。中等收入階層在風險收益偏好上的這種矛盾性,使其在選擇證券投資基金時容易受短期或偶然因素的影響,如市場行情、心理感受、情緒等的影響,進一步增強了基金所面臨的需求的多樣化和動態性特征。而富裕階層的投資者,由于投資部分占其全部資產的比例較大,因而會對投資的選擇比較慎重,往往會征詢投資顧問的建議。除了將資金按照固定收益類證券和權益類證券的大類進行劃分外,還多傾向于投資較為穩健的證券投資品種,近年我國證券一級市場出現的巨額資金申購新股的現象,就是這種投資特征的具體表現。

        篇3

        關鍵詞:羊群行為;中國證券市場;行為金融學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羊群行為是指市場參與者在信息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某些因素影響而與大多數參與者行為趨于一致的非理。具體到證券市場而言,就是指投資者受整體市場漲跌情況或其他投資者心理、行為的影響,放棄自身已決定的買賣一定證券的決策,而采取與其他投資者行為相同或相似的投資活動。

        一、中國證券市場羊群行為實證研究方法分析及相應實證結論

        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羊群行為的實證研究,我國學者多是借鑒西方已有的經濟模型,使用中國證券市場的數據進行相關分析。本文依據現有文獻實證方法分類并將其主要研究結果綜述如下:

        (一)CH法(CSSD法)。Christie,Huang首先提出了基于收益率分散度的衡量羊群行為的方法。收益率分散度,即個股收益率對于資產組合平均收益率的標準差。他們認為在市場大幅波動期間,如果存在羊群行為,則個股收益率應該緊密分布于市場收益率周圍,價格趨向于一致移動,收益率分散度將趨近于零。因此,可以通過檢驗市場價格大幅波動時的分散度與平均水平下的分散度的相對大小來檢驗羊群行為的存在與否。因為分散度指標用到了橫截面收益標準差,又稱CSSD法。

        較早對我國證券市場羊群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的學者采用的就是CSSD方法。宋軍、吳沖鋒(2001)通過對1992年1月2日到2000年12月31日區間段內滬深兩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日收益率和月收益率數據進行基于分散度的計量回歸分析發現,我國證券市場不僅存在羊群行為,而且投資者在市場收益率極低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遠遠高于在市場收益率極高時的羊群行為程度。此外,作者通過使用月收益率與日收益率數據的對比,發現投資者的羊群行為不僅在短期水平上存在,而且也在比較長期的時間段中存在。趙保國、甘茂智(2005)采用同樣方法,使用1998年1月5日至2004年3月31日滬深兩市所有個股收盤價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即在市場收益率極高時的羊群效應非常明顯,而極低時的羊群效應并不明顯。

        (二)CSAD法。Sanders和Irwin(1997)提出用個股收益率對市場整體收益率的橫截面絕對偏離度(CSAD)來衡量投資者行為的一致性。孫培源、施東暉(2002)采用CSAD模型利用1992年1月2日至2000年12月29日滬深兩市所有個股的日收盤價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無論市場上漲還是下跌,市場均存在羊群行為。而且市場大幅上漲時,投資者表現出更為明顯的羊群行為。常志平、蔣馥(2002)選取構成上證30指數以及深證成分指數的股票作為樣本,實證發現在上漲行情中,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不存在羊群行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存在羊群行為,且深圳證券市場比上海證券市場具有更多的羊群行為。蔣學雷、陳敏、吳國富(2003)運用滬深個股的日收益率數據得出了相似結論。而張宗強、伍海華(2005)選取上證180指數樣本股票的日收益率數據進行檢驗,發現上海證券市場上漲行情中的羊群行為要強于下跌行情中的羊群行為,結論與常志平、蔣馥(2002)的研究結果相反。

        (三)LSV法。LSV方法最早由Lakonishok、Shleifer、Vishny(簡稱LSV)于1992年提出,他們通過構造衡量羊群行為強度的指標考察了一組貨幣基金經理同時購買或出售某一特定股票的情況。也是我國學者實證中采用最多的一種方法。該指標是將基金同時買賣特定股票的平均傾向,與基金交易不存在羊群行為的零假設下,基金同時買賣該股票的平均傾向相比較,間接地衡量基金買入(或賣出)特定股票的相關程度。

        較早使用該方法檢驗我國證券市場羊群行為的是施東暉(2001),通過對1999年第1季度至2000年第3季度投資基金在季度報告中披露的位居資產凈值前10名股票的檢驗,作者發現當有多個基金買賣同一股票時,將有75%以上的基金位于買賣的同一方向,并由此得出結論,投資基金對于單個股票的買賣存在顯著的“羊群行為”。徐瑾、侯曉陽(2004)采用LSV法測度了封閉式基金羊群行為的程度。同樣發現我國股票市場上封閉式基金存在顯著的羊群行為。杜莉、王鋒(2005)除了發現封閉式與開放式基金在交易過程中都存在顯著的羊群行為外,公司規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羊群行為的強度,而且羊群行為顯著地影響了股票價格。買入羊群行為比賣出羊群行為短期內對股票價格影響更大。伍旭川、何鵬(2005)對我國開放式基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陳浩(2005),向銳、李琪琦(2006)的研究發現基金在買賣歷史收益率存在極端值的股票以及小盤股時羊群行為尤其明顯。而且基金賣出的羊群行為要強于買入的羊群行為,存在追漲殺跌的傾向,追漲傾向大于殺跌。祁斌、袁克等(2006)的結論相反,認為基金的買入羊群行為要強于賣出羊群行為,而且基金傾向于買入歷史收益較高的股票而賣出歷史收益較低的股票。該文還研究了股票流通規模與基金羊群行為的關系,發現基金羊群行為與股票流通規模呈“U”型關系,即在股票規模取最大和最小值時基金的羊群行為最為顯著。胡赫男、吳世農(2006)指出時間、季節、盈利能力、市場規模、基金群體規模、市場態勢等因素是影響基金羊群行為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熊市期間基金的羊群行為比牛市期間更為顯著;基金的羊群行為隨著市場容量的擴大而遞減,隨著基金數量的擴大而遞增;羊群行為的發生與基金的盈利水平正相關,與基金的收益互為依存等。

        (四)實驗研究與問卷調查的方法。魯直與閻海峰在2001年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對上海市的個人證券投資者進行了關于其羊群行為傾向及羊群行為影響因素的問卷調查研究。總結出影響證券投資者羊群行為的主要因素可以被總結為6個主因素,即個性特征因素、信息不對稱因素、輿論與政策因素、信息處理能力因素、賭博心態與求利因素以及投資市場主力因素。在2004年,他與何基報(2004)設計了一項針對60名分層隨機抽取的某高校MBA學員及經濟學專業大學生的證券交易實驗,通過對被測試者投資經驗、知識水平以及資金量的控制,引發被試者不同的投資決策和羊群行為,發現投資者的投資經驗和資金量共同影響了其投資決策的羊群行為;投資者的投資經驗和知識差異將影響其對于信息的理解和敏感性,進而影響其投資決策;擁有不同的資金量將影響投資者對于信息的獲取能力,相應將影響其做出的投資決策。同時,該研究認為市場中存在一定數目的機構投資者可以形成相互制衡作用,使價格走勢趨于平穩。

        二、中國證券市場羊群行為實證研究總結及展望

        從上述學者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證券市場中不論是個體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都存在顯著的羊群行為,從市場行情方面看,市場上漲過程中的羊群行為較市場下跌過程更為明顯(常志平、蔣馥,2002的觀點相反)。從市場參與者的角度看,賣出的羊群行為比買入的羊群行為顯著(祁斌、袁克等,2006的觀點相反)。市場中投資者存在追漲殺跌傾向,不同類型基金的投資策略有趨同的傾向。羊群行為對我國股票價格也有一定影響。在與國外成熟市場(主要是以美國為對象)對比方面,學者普遍得出我國證券市場羊群程度要高于美國市場這一結論,并從市場完善程度,投資者投資理念等方面進行了相應解釋。然而,迄今為止我國學者對于中國證券市場中的羊群行為還多數是借鑒西方經典文獻中的模型,采用中國市場的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雖然實證主要結論都是我國市場存在顯著的羊群行為,但實證過程還存在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在數據選取方面,多數學者選取的時間跨度偏短,樣本不足,影響了實證結果的可信性。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證券市場建立時間不長,造成了數據的時間序列偏短,而且市場相關信息披露不完善,造成數據殘缺;另一方面也可能與作者主觀選擇有關。另外,由于我國證券市場波動性比較大,市場在不同時間段的表現不盡相同,而且投資者的投資觀念等造成其羊群行為的影響因素可能隨時間變化而變化,易造成分析研究結果的差異。從上面的總結中可以看出,使用同一種實證方法的兩篇文獻,僅由于實證研究數據選取的時間段不同,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

        其次,在實證模型選擇方面,由于西方學者的實證模型建立在成熟市場基礎之上,其測度指標是否適用于我國新興市場還有待更深入研究。即便適用,這些模型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CSSD指標易低估市場中的羊群行為程度,CSAD指標存在模型依賴問題,即該指標有效的前提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成立。LSV法也存在無法檢測機構投資者短期交易行為的問題。對我國證券市場羊群行為的實證研究需要尋求更加有效的方法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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