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淺論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從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的這場目前還不曾見底的全球經濟衰退,給各國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場金融災難,雖然說肇始于華爾街,又延伸至歐洲日本,并波及到新興世界,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并不是“別人的危機”、“外部的危機”,而是一場全球金融體系的危機。因此在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就顯的很重要。

關鍵詞:全球 經濟危機 可持續發展

篇2

一、全球能源危機的表現

(一)全球能源儲量與開采時間有限

全球經濟的現代化，得益于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煤炭與核裂變能的廣泛投入應用。因而它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礎上的一種經濟。然而，這一經濟的資源載體將在2l世紀上半葉迅速地接近枯竭。石油儲量的綜合估算，可以支配的化石資源的極限大約為1180億噸～1510億噸，以1995年世界石油的開采量33.2億噸計算，石油儲量大約在2050年左右宣告枯竭；天然氣儲量估計131800～152900兆立方米，年開采量維持在2300兆立方米，將在57～65年內枯竭；煤的儲量約為5600億噸，1995年煤開采量為33億噸，可以供應169年；鈾的年開采量目前為每年6萬噸，據1993年世界能源委員會的估計可維持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核聚變到2050年還沒有實現的希望。

(二)全球能源價格飆升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2007年下半年以來，全球能源短缺更為明顯，特別是石油、煤炭、天然氣、糧食等價格大幅度飆升，推動全球生產成本大幅度上升，造成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不僅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嚴重和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如經濟發展較快的東南亞，特別是越南發生了比較嚴重的金融危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如美國、歐盟等)。與此同時，當前我國通貨膨脹比較嚴峻，2008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特別出口增長大幅度下降)，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可見，價格是能源稀缺程度的反映，當前全球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價格不斷創新高，充分說明能源危機迫在眉睫。

(三)全球股市暴跌與失業增加

股票市場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在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影響下，美國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并波及到各國的股票市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和股票市場的暴跌根源于美國經濟的不景氣，而美國經濟不景氣又來源于全球能源短缺危機和能源價格的飆升。例如，1973年的美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突如其來的石油危機使美國當年9月份的物價指數比1月份上漲了6百分點，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平均跌幅達11.4％。如果說第一次石油危機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結束了西方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那么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則加重了西方經濟的“滯脹”。石油價格由2007年上半年60～70美元一桶上升到目前接近150美元一桶，是否會引發全球新的經濟危機還不能十分肯定，但造成了全球股市暴跌(很多新型市場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跌幅達50％以上)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連美國都出現了很多著名金融機構破產，大量的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在全球大量裁員削減成本以求生存。很多資本市場甚至喪失了融資功能，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全球能源危機，必將導致世界經濟危機和地方沖突的加劇，最終可能葬送現代市場經濟。事實上，當前中東及海灣地區、非洲和南美洲局部地區的緊張局勢都是能源的重新配置與分配而引發的。

二、全球能源危機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根據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目前，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基本上集中在兩個方面：全面發展和公平發展。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達到的目的是：經濟的長期、穩定、良性的增長，重視經濟活動和經濟發展行為的生態合理性，保證經濟行為的持續性；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得到保護，而生態系統的質量不斷提高；人口逐步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人類得到永恒的延續。公平發展主要體現在人類與自然界的公平和當代人與后代人發展機會的公平。前者要求人類的發展要以自然環境的承受能力為限；后者要求，由于人口膨脹、資源枯竭以及環境惡化已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人類必須努力尋求一條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威脅的發展道路。

然而，全球以石化能源為主的能源短缺和價格飆升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影響既有負面的又有正面的。

(一)能源資源過度開發和浪費嚴重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是粗放型經濟，高消耗、高增長、高污染)，能源需求不斷增加，以及全球性能源短缺和價格大幅度上漲，導致國內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資源的過度開發。以煤炭為例，我國是世界第一煤炭儲藏國，但是2007年成為世界上煤炭凈進口國，主要原因是我國煤炭資源開采混亂現象嚴重，全國各地有許多小煤窯，一方面存在安全隱患，另一方面存在嚴重的開采浪費現象。因此，我國前幾年陸續關停了許多小煤窯，造成供應不足。同時，我國在消費石化能源時，也存在嚴重不節約和浪費的現象。這些表現與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相悖。

(二)價格管制和補貼世界

在世界石油價格大幅飆升的情況下，我國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和維護居民生活穩定，高價進口原油，然后低價供應市場，造成中石化和中石油的煉油業務嚴重虧損。政府從財政收入中大額補貼，實際上是在補貼世界。價格是能源稀缺程度的反映，價格管制既不能反映能源的稀缺程度和合理配置，又會加重財政負擔，更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克服能源危機的出路是大力發展新能源，即可再生能源。用可再生能源和原料取代石化資源，進行一場新的工業革命，不僅是出于生存的原因，與之相聯系的是我國經濟可獲得持續的發展。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為基礎的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價格的飆升，迫使我國政府加大加快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等清潔的可再生能源，這客觀上有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和長遠發展。

三、全球能源危機條件下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選擇

(一)建立有效的能源協調機制和管理機構

一個高效合理的能源協調機制和管理機構，是能源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保證，是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自1993年中國能源部撤銷以來，幾個主要能源行業相繼實行了市場化改革。各能源公司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由于缺乏一個有效的能源協調機制，導致整個能源行業分散、混亂、無序競爭和低效率的局面。在2003年兩會后成立了一個正局

級機構一國家發改委能源局，下設石油天然氣處、煤炭處、電力處以及新能源處，外加一個發改委直屬的國家石油儲備辦公室，由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統一協調各能源行業。但這并沒有改變能源開采過度和浪費嚴重現象，甚至還出現了能源嚴重短缺。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能源協調機制和能源管理機構設計不合理，如節能不在能源局的管轄范圍內。而是歸人口環境與資源綜合利用司負責。2008年部委改革撤并對上述問題有一定的調整，其效果還有待觀察。

(二)加大法律的強制約束力度和制定嚴格統一的技術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節約能源，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相應的法律法規。但是總體上說，這些法律法規還很不完善，能源的開發利用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與此同時，在節約能源方面還缺乏一個統一、嚴格的技術執行標準。

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消費模式和發展道路，必須開拓新的發展道路，探索合理的、適合我們現在生產力水平的能源消費模式。這對影響能源需求的作用十分重大。

(三)加強能源戰略規劃和執行力度

我國能源開采和利用缺乏統一、長遠的規劃，規劃力度較弱，造成一段時間內能源嚴重短缺，隨后就是大規模、無序化的開發，導致能源的過度利用和嚴重的開采浪費，同時還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因此，一個良好的能源戰略遠景規劃和適當的執行力度，是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篇3

與外部世界在商業和戰略上的一體化

如果用一個詞來描述海灣國家的經濟本質，最恰當的莫過于“一體化”。不管是否是因為石油資本，幾個世紀以來，海灣地區對于外部大國來說一直是商業和戰略上的一塊肥肉。海灣地區與外界的聯系可以追溯到前伊斯蘭教時期。回顧殖民時代，我們會發現海灣地區橫跨了歐印殖民貿易路線。海灣地區的諸多部落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得益于廣大的印度洋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形成的繁忙的跨洋運輸網絡。當地造船廠制造、當地水手領航的單桅帆船（dhows）和帆桁船（booms）每個季節都會從波斯灣駛向印度次大陸，或沿東非海岸線航行。隨著區域內和區域間復雜多樣的貿易方式的興起，當地人用阿拉伯小馬、棗椰和珍珠來交換大米、木材和棉花。直到今日，這張貿易大網仍在為該區域的經濟發展創造著動力。

當前海灣地區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海灣發現了石油。海灣地區巨大而迅速的收入增長及其重要的戰略位置，恰恰造成了如今海灣國家不可持續性的特征。令人欣慰的是，海灣國家認識到了這一短板，目前正在進行經濟轉型。比如，迪拜因已因成為金融服務、交通運輸和物流服務的國際商業樞紐而名聲大噪。盡管迪拜幾乎沒有石油資本，它仍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經濟迅速繁榮。迪拜經濟部國外投資辦總裁法赫德·艾爾·卡爾卡維（Fahad Al Gergawi）公布的數據顯示，輸入迪拜的外國直接投資在2012年增長了16.6%，新增119家公司，新增投資額達42億迪拉姆（約合12.2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商業服務、房地產、休閑娛樂、化工、食品煙草、保健和金屬等行業。

筆者不會像其他觀察人士那樣，把迪拜的發展路徑樂觀地稱之為“迪拜模式”或是“迪拜奇跡”，但可以肯定的是，海灣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一體化已為海灣國家所認可，這是脫離石油經濟的一種途徑。迪拜完全可以視為一扇重要的門窗，透過它人們得以了解海灣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

貿易型實體經濟

巨大的石油收入令海灣國家成為食利國家。大多數國民都愿意在公共部門工作。公共部門的工資比私營部門至少高一倍。私營部門大多是外籍勞工，既有來自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極低收入的流動勞工，也有主要來自歐洲國家或其他西方主要英語國家、收入較高的中高級管理層人士。市場流動性構成海灣國家經濟的新特點。在海灣國家市場，看不到其他主要市場上見到的那種市場穩定性。海灣國家，以迪拜為代表，依靠20世紀下半葉積累的石油資本，正回歸到其作為中轉性樞紐的傳統角色。作為商品和金融交易中心，海灣國家作為全球市場的關鍵樞紐繼續存在，充滿動態穩定性。

總的來說，海灣地區的未來在于其自由貿易港經濟。從2005年開始，阿聯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ways）（迪拜）、阿提哈德航空公司（Etihad Airways）（阿布扎比）和卡塔爾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多哈）迅速發展成為全球主要客運和貨運航空公司。隨著這三大航空公司的快速增長，迪拜和多哈成為“超級空港”，從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只需在波斯灣中轉一站就可到達。這些航空公司證明并加強了區域間貿易和交流航線的重組。其中，總部設在迪拜的阿聯酋航空公司居國際航空運輸量世界第一。截至去年3月31日，其年純收入為23億迪拉姆（6.27億美元）；而到今年3月31日，年純收入則達31億迪拉姆（約合8.45億美元）。

發展可持續金融經濟

貿易型實體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更為可持續的金融經濟的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海灣國家借鑒美國和西歐等其他國家的經驗，采用這些國家廣泛使用的制度，變革了自己的市場治理方式。海灣國家受伊斯蘭教的限制，存在市場透明度的問題；然而，隨著經濟自由區和獨立監管機構（IRAs）的設立，問題開始得到解決。這些新設立的獨立監管機構在法律上獨立于政府公共機構，享有正式授權，擁有明確設定的法定目標和法定權利。迪拜金融服務局（Dubai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卡塔爾金融中心監管局（Qatar Financial Centre Regulatory Authority）以及沙特資本市場管理局（Capital Market Authority）就是海灣地區獨立監管機構的三個范例。時間最早、影響最深遠的改革發生在迪拜。2004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修訂了聯邦憲法，允許各酋長國建立各自的自由貿易區。迪拜及時抓住政策變化，迪拜酋長謝赫··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主動響應，建立了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迪拜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迪拜建成一個世界金融中心，尤其是伊斯蘭世界金融中心。作為經濟自由區，迪拜國際金融中心享有自己的法律體系，與英國普通法系的結構類似。迪拜自我宣傳并逐漸發展成世界金融樞紐，不僅涵蓋銀行業、保險業、理財、資本市場、金融服務和零售業，同時也成為了諸多公司設立總部的首選之地。中國農業銀行近期在迪拜設立分行，至此在中東地區，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都在迪拜國際金融中心設立了總部。

篇4

關鍵詞 《21世紀議程》；行動；挑戰；展望

中圖分類號 X2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5-0005-04

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下簡稱“環發大會”），通過了《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熱內盧宣言》(以下簡稱《里約宣言》)、《21世紀議程》和《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3項重要文件。會議期間，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進行了開放簽字。《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明確了在處理全球環境問題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及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進行技術轉讓的承諾，制定了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行動計劃、建立全球伙伴關系、改變不可持續的生產與消費方式和開展國際合作等原則。為了系統總結20年來人類在實現可持續發展征程上取得的進展、存在的差距以及積極應對新挑戰，聯合國決定在2012年6月召開可持續發展大會（即“里約+20”大會）。“里約+20”大會受到各國政府積極響應，國際社會也給予關注，我們期望通過這次會議能對人類可持續發展有實質性推動。

1 《21世紀議程》的主要進展

20年來，國際社會為推動“里約精神”的落實做出了努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每年舉行會議，審議《21世紀議程》的執行情況，為推動《21世紀議程》的實施發揮了主導作用；許多國家制定了國家和地方層面的《21世紀議程》或可持續發展戰略； 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相關國際組織以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為主的活動也十分活躍。

20年來，人類把發展與環境相協調作為行動準則，各國依據國情制定了促進環境與發展相協調的優先事項：如發達國家制定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側重于維持已獲得的優越的生活環境和現有的消費模式，發展中國家則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主要目標確定為發展，優先項目的實施也主要圍繞消除貧困、控制人口、發展農業、減少環境污染等。實踐證明，這種模式使人類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球經濟實現了大幅增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2008年與1990年相比，發達國家GDP增長了1.39倍，而發展中國家則增長了3.66倍；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重由1990的17.1%增加到2008年的28.7%。 在消除貧困等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全球開始進入城市化時代。1990-2009年，每日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人數已從13億人下降到不足10億人，全球挨餓人口的比例從20%下降到目前的16%。據世界銀行數據，全球城市化率在2000年為46.7%，2008年達到49.9%，這標志著全球開始步入城市化時代。全球能源資源供應呈現多元化，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成效顯著。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11》數據，1990年全球石油、天然氣探明儲量為10 032億桶、125.7萬億m3，2010年進一步增加到13 766億桶、186.6萬億m3。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電、風能、地熱、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垃圾發電）消費量由2000年的6.506×108 t油當量增加到2009年的8.377×108 t油當量。2010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已經達13.0%。歐洲及歐亞大陸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費量最多的地區，而亞太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地區。中國在過去的20年里，按照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以3.1倍的能源消耗、 1.2倍的水資源消耗，支撐了7.9倍的GDP增長，單位GDP能耗下降了60.7%，單位GDP水資源消耗下降了84.5%。

20年來，中國在經濟發展滯后、貧困現象較嚴重背景下，承擔了全球實施《21世紀議程》的旗艦角色。1994年，中國政府率先了國家級《21世紀議程》-《中國21 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作為指導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中長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同時，以《憲法》為依據，建立了以有關資源環境法律為基礎，以行政法規為主干，以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為補充的基本的可持續發展法律體系。為了探索不同類型地區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機制和模式， 1986年中國政府開始了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工作。環發大會后，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截止2011年8月，全國已建立116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140余個省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遍及全國30個省市區。從2005年以來，中國政府先后組織開展了兩批國家循環經濟試點，共選擇了178家試點單位。通過試點，培育出了一大批循環經濟的典型。近年來，中國政府還在“低碳城市”、“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等方面積極開展試點示范。中國依據本國的具體國情，選擇性地學習與借鑒，摸索創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模式和道路，增加了世界可持續發展方式選擇的多樣性。環發大會20年來，中國GDP總量從全球第11位躍升至第2位，外貿總量由全球第15位升至世界第1位，人均國民總收入由不足全球平均的1/10升至1/3，現已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在控制人口增長、消除貧困、發展科技教育、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防災減災、促進公眾參與等社會發展和能力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遠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增加碳匯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

20年來，盡管各個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采取了積極行動，但 “里約精神”仍然尚未全面轉化為行動，在相關國際承諾與公約的履行方面還需付出巨大努力：《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明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處理全球環境問題方面“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同時發達國家做出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進行技術轉讓的承諾。其中，發達國家承諾將GDP的0.7%作為新的、額外的資金用于援助發展中國家。在《2001-2010十年期支援最不發達國家行動綱領》中，發達國家承諾最遲于2010年將GDP的0.15％-0.20％用于最不發達國家。但遺憾的是，在資金援助方面，目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僅占其GDP的0.3%，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僅為0.1%，均明顯低于承諾的水平。在技術轉讓方面，發達國家以知識產權保護等為名設置重重障礙，且目前國際間尚無促進技術轉讓的有效機制。

2 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

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重大全球性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構成的直接威脅加大：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銳減、沙漠化、持久性污染物累積等重大環境問題繼續損害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系統和人居環境，這些問題超出了單個國家的地域范圍，極大地增加了解決的難度，國際社會至今尚未找到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人類自身健康和文明延續的自然基礎受到威脅。據200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全球環境展望-4》，當前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速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快的。在已經被全面評估的脊椎動物物種中，30%的兩棲動物、23%的哺乳動物和12%的鳥類的生存受到威脅。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年鑒（2011）》，隨著人類對塑料和含磷化肥使用量的增加，海洋塑料垃圾和磷肥入海正在成為一個新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并對海洋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形成威脅。在所有重大全球性環境問題中，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影響最為嚴重。據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過去30年的人為變暖可能已在全球尺度上對許多自然和生物系統產生了影響。未來100年，全球地表溫度可能會升高1.6℃-6.4 ℃。在此背景下，很可能會發生一些突然事件或不可逆轉的影響。一些島國很可能將從地球上消失。盡管對IPCC報告還有爭議，但氣候在變暖是人類必須面對的事實。

生態超載背景下的發展空間爭奪更趨激烈：據相關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就日趨步入生態承載力供不足需的邊緣，并于1987年突破臨界水平，進入超載狀態。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0》顯示，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態承載力的50%。《2011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在西亞和北非地區，水資源用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可持續用量的閾限，南亞、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正在接近閾限。在生態超載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將面臨日趨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也必將加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自然資源消耗、碳排放等發展空間上的爭奪。作為當今世界的主導者，發達國家為了維持其奢侈性的消費模式，在相關國際談判中刻意淡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僅不履行承諾，反而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與其發展水平和能力不相稱的責任；發展中國家為了改善民眾基本生活和爭取發展權，不得不與發達國家進行發展空間上的爭奪。與20年前相比，這種斗爭和博弈更加激烈，關系更為復雜。

全球性民生問題凸顯，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社會風險加大：20年來，雖然全球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這種成就存在著巨大的區域不平衡性。目前世界上經濟發達國家人文發展指數達0.955，低收入國家僅為0.423；發達國家100%人口享有衛生設施和清潔飲用水源，而低收入國家僅為39%和68%；在東亞，貧困率已快速降低，但撒哈拉南部非洲、南亞等地區卻遠遠落后。本輪金融危機使全球性民生問題進一步凸顯。在發展中國家，貧困與饑餓人數再次上升，實現所有人的充分就業和體面工作、提供基本衛生設施及服務、防治重大傳染性疾病及降低孕產婦和兒童死亡率等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放緩；在新興發展中國家，多年經濟非均衡、非公平性高速增長導致的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現象更加突出；在經濟發達國家，受困于經濟低迷，就業問題和民眾福利趨于惡化。不斷加大的社會風險不僅將對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導致既有的發展成就發生逆轉。

3 全球可持續發展展望

相關國際制度安排不斷形成和完善，可持續發展進一步向全球行動轉化：《21世紀議程》框架下三大環境公約的簽署以及《京都議定書》、《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十年期支援最不發達國家行動綱領》、《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蒙特雷共識》、《兵庫行動框架》、《獲取與惠益分享名古屋議定書》等國際可持續發展制度安排的出臺再加上相關技術標準、貿易規則等的形成，推動全球范圍內將可持續發展轉為具體行動。“里約+20”大會把推動建立新的國際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作為兩大主題之一。可以預見，全球將迎來一個新的、以“目標量化、規則細化、約束硬化”為特征的可持續發展制度環境，這也必將使全球可持續發展行動更加務實和具體。

科技創新步伐加快，推動全球向綠色發展轉型：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著一場科技革命；每一次當經濟走向上升、走出危機的時候，技術的進步都產生了巨大的作用。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懷疑和否定環發大會以來所依賴的以金融、消費為主的非物質性、虛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紛紛加大對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航天等研發和基礎設施投資，推進“再工業化”，試圖以此促進經濟復蘇并在未來全球經濟競爭中繼續占據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在日趨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特別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壓力下，也紛紛加大綠色科技研發投入。當前，科技在資源、能源、環境、防災減災、公眾健康等領域的突破已見曙光。這些技術的突破和推廣應用，必將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從而促進全球產業結構向綠色轉型。

全球治理體系加快調整，新興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新興發展中國家占了全球40%的人口，消耗了全球近30%的能源，沒有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就沒有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深陷金融、財政、債務泥潭，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復蘇勢頭強勁，對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凸顯，在國際多邊活動中影響力加大，由此帶動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治理體系的加快調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開始提升。后危機時代，新興發展中國家將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重大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關系將呈競爭性合作：在全球化的時代，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僅憑本國之力解決環境與發展的協調問題。在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等重大全球性問題面前，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努力。當前，國際上某些國家或集團為了自身發展空間或占有資源而對其他國家或集團進行的打壓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與發展的協調問題。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國際社會需要形成一種包容性、多樣化的國際秩序，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和選擇。但是，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近中期的趨勢看，南南之間、南北之間、乃至北北之間在處理重大環境與發展問題上的競爭將持續，斗爭也在持續，在某些領域可能更為激烈。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國家、集團與集團的關系更加復雜，斗爭的形式趨于多樣化，比如圍繞應對氣候變化未來碳市場的爭奪、圍繞環境與貿易的博弈更加激烈等。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關系將逐漸呈現一種競爭性合作的態勢。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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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技術總監，負責監督GRI報告框架的發展，與外部利益相關方溝通，協調他們與GRI及GRI技術咨詢委員會的關系。美國紐約人，會說法語和漢語。

如果全球經濟危機繼續惡化，企業的管理者就必然會面臨企業進行重組的處境，消除劣勢，強化其優勢。從便利或短期利益考慮，部分企業以及政府會先犧牲組織對可持續發展的投入。在經濟狀況日漸低下的時刻，環境的好壞似乎可以暫時放在一邊。在危機來臨時，犧牲透明度，暫停社會福利項目從而節省一部分支出是理所應當的。

這種邏輯是危險的。

可持續發展程度高低關系到企業是否能在未來預測經濟危機的能力。在危機來臨時，企業的領導者更應該加大力度推行可持續發展，而非望而卻步。企業家必須認識到，畢竟在“危機”二字中，除了“危”，還有一個“機”字。

經濟危機給中國企業帶來機遇與挑戰

有遠見的企業家會注意到，全球經濟的下滑為那些推行可持續發展策略的企業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不僅可以提高人們對減少污染、加強人權和企業透明度的重視，更能進一步推進各方面發展，從而提升企業形象。這一點也能幫助中國企業躍升國際市場，讓自身的品牌價值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就效率而言，正在發生的經濟危機為企業提供了大規模降低成本的極佳機會。這樣一來，利潤增加，成本降低，生產效率相應提高。以日本為例，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該國經濟被迫進行大規模重組，之后很多日本企業的污染減少，企業效率提高。很多經濟學家稱，今天的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舞臺上起重要作用，一個決定原因就是該國企業效率都相當驚人，使該國經濟無論在全球經濟順逆與否的情況下都位列前茅。

目前，中國的能源效率只是日本的幾分之一，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單位的平均用水和韓國一樣多。中國企業應該利用此機會降低污染，在保證質量的同時減少支出。方法之一是減少能源的使用總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廢物再利用的水平。

當然，機會不僅僅在降低成本上可以體現，通過對創新的投入，企業可以在一個更加具有競爭力的發展環境中脫穎而出，特別是在國際范圍內企業普遍下滑的情況下。

對企業的發展模式進行全面分析的難度較大，但這是企業未來發展的趨勢。 George Soros, 目前全球最富有的投資者在評論全球經濟危機時說道：世界前任經濟推動力量美國，它的消費能力已經被迫暫停。

George Soros說，和能源相關的項目將會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領域，也就是說，未來市場對企業的預期將會是：綠色，低碳排放，高效率。

這種轉型趨勢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利益。目前，中國已經躍居可再生能源領域最大的消費國和出口國：特別是其太陽能接觸板和風能技術，而且加入這個領域的企業數量正在增加。

McKinsey & Company, 一家管理咨詢公司，預測在未來從事提高中國能源效率的企業價值總值將高達每年280億美元。在中國推行能源效率創新的企業有機會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當然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其中就包括如何提高企業能源使用效率，在公司領導層中推廣清潔能源的創新和使用，同時還需要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簡單易行、低成本的解決方式，比如使用更環保的節能燈泡，從而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量。

G3指南為中國中小企業轉型提供指引

很多管理者其實已經認識到，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在黃鯨保護上下功夫。一個成功的品牌需要長期的投資方以及固定的消費者群，特別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刻。所以，企業如要長期穩定發展，清晰度和對人權的尊重是一個重要的標準。

那么，如何能幫助企業提高其可持續發展管理機制的建立呢？全球報告組織的 G3方針在全球范圍內為企業監督管理自身經營提供了很好的指導，是很多企業處理經濟、社會、環境等問題時使用的重要工具。根據G3方針提出的要點，全球各大企業紛紛開始公布其經營對環境和社會方面的影響，比如，計算企業生產所需用水、職工工作的環境狀況等。這些全方位的報告能讓企業的經營者意識到哪個方面的工作還有欠缺，哪些方面得到了改善，取得了成效。

匯集以上信息書寫成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是企業在成為更綠、更人性化，同時更具有利潤潛力的將來時企業的道路上跨出的關鍵性一步。

全世界范圍內，已經有超過1500家企業正在使用全球報告組織制定的G3《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制定其報告，有一部分中國的企業也已經加入其行列中。 G3指南正逐漸成為全球制定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公認標準。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預期成為中國企業參考的標準。

目前全球報告組織正向中國的中小型企業推廣該指南，作為全球推廣計劃中中國部分的主要方向。在中國，中小型企業在解決就業問題、推廣創新以及全球加工鏈條的良性循環運作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國沃爾瑪今年10月提出了一項新舉措，暗示其發展的新方向，那就是價格再也不是沃爾瑪產品的唯一進貨標準。產品的環境及社會影響，產品廠家的勞動力生產環境以及產品質量成為公司進貨的重要參數。

Lee Scott，沃爾瑪的經營主管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正向公司的供應商制定一系列標準。其中，為中國的分公司設定的標準包括：水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否存在不必要包裝，以及開發更可持續發展的產品的投入等方面。

作為回應，本地的生產廠家會發現自己正面臨相應的挑戰，促使其注意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以及使用總量。

全球合作組織目前正在和中國以及歐洲的中小型企業合作，從其自身特點，即在國際加工生產鏈條上的作用，制定相應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標準。通過這種量身定做的方式，讓中小型企業可以對指南的標準反復驗證，從而達到日益提升的標準。

通過使用 G3指導方針制定可持續發展報告，企業有機會對自身的經營價值進行重新審視、調整和鞏固，為應對未來的發展挑戰作好充分的準備。

很多國際性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沒有應對危機時期特定的金融借貸機制來防止危機的進一步惡化。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給企業經營者上的沉重的一堂課。

從另一個角度看，現在正是轉型的絕佳時期。通過G3的指導，企業重審自身的經營狀況，考慮自身經營理念和報告指導中那些指標的關系，給企業重新定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也更緊密和合理，達到經濟整體的全面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