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研究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治理研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 包容性治理的理論源起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以全球化與風險化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時代，而在工業社會時期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顯現出難以滿足新形勢下的社會治理要求，于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理念逐漸成為了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追求。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治理過程，民主、效能與包容是衡量善治的三大核心標準[1]，其中，民主指社會治理應是以人民為本的、向人民負責的、公民可參與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可供公民隨時監督的治理，即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的治理模式。效能指社會治理應是經濟理性的、有效果的、有效率的、兼顧公平性的治理，即符合4E(eco?nomical，effective，efficient，equal)原則的治理。包容指各種利益相關者能參與、影響社會治理主體結構和決策過程，平等共享政策結果、治理收益和社會資源，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能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主體多元合作、起點機會公平、過程統籌兼顧、成果收益共享的治理模式。學界關于民主治理與有效治理的研究成果頗豐，但鮮有學者討論社會治理的包容性或包容性治理，筆者認為，包容性恰恰是社會治理中最為核心的題中之義，包容性治理應當成為社會治理的最為重要的價值關懷。而善治的本質特征就是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互動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共社會的最佳關系，公共社會新力量通過國家提供的政治參與的法理基礎和制度空間，不斷激活既有制度設計，從而有效參與治理，同時，國家通過各種渠道對新社會力量進行吸納，達成有序治理[2]。善治實現過程中的激活與吸納互動本身的前提就是包容性，其本質是通過政社合作、網絡互動來實現良善的社會治理。

2. 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演進歷史地看，治理理論起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社會運行的復雜性與優質資源的稀缺性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國家與市場均無法獨立而有效地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治理問題之所以在近年來日益受到世界各國普遍的重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體制和市場體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領域中的失效。[3]在此背景下，人們不再簡單地訴諸于單一的國家集體計劃或市場行動方案，而是試圖尋求國家與市場之外第三條道路的做法去突破傳統國家治理統治模式與管理模式，進入服務-合作模式的治理新時期[4]。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以權威-依附-遵從為特征，管理型的社會治理以契約-控制-服從和競爭-管理-協作為特征，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則以服務-信任-合作為典型特征[5]。事實上，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之上，它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6]這種尋求新問題解決方案的努力，使得自治與合意成份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并直接促成了治理社會的來臨。在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下，社會治理呈現出由單一權威治理向多中心治理發展的趨勢，公共權威建立在政府與社會合作、互動的基礎上，政府、社會(社區和非營利組織)和公民都成為多元治理主體的一部分。社會事務的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全新形態，意味著社會治理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7]。可見，構建政府與社會合作的治理共同體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變遷的必然結果。在當代中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由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和非營利組織)、市場(私人部門)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體共同組成的，它們通過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互惠合作的機制與組織結構，以實現共同的治理目標。社會公共事務共同治理的過程就是以政府服務為主導，以社區自治和市場經濟為基礎，以非營利組織為中介，動員公民積極參與的互動過程，從而達到優化公共服務、提升治理公共性、推進民主在公共治理中的實現。因此，建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符合人類社會治理方式發展變遷的規律要求。研究顯示，包容性發展，在經歷了極化涓滴發展(Polarization Trickle-down Effect)-基礎廣泛的發展(Broad-based Development)-益貧式發展(Pro-poor Development)-包容性發展(InclusiveDevelopment)幾個演進階段之后，形成了發展的突破點，實現了收入匱乏(Income Deficiency)-能力匱乏(Capacity Deficiency)-權利與資源匱乏(Rights Resource Deficiency)的變遷。從這里我們不難發現，包容性發展的演進路徑事實上重新審視了國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之間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動的內在包容性關系。

二、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框架與操作方略

包容性治理，作為一種更加全面、更趨公平，同時也是更具人文關懷、更具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理論和管理戰略、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體，它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理論意涵和思想內核。從邏輯框架和操作方略上看，包容性治理主要涉及治理主體、治理過程、治理成果等幾個方面，下面我們將從上述三個維度的功能定位、理論特質、操作性特征等三個向度分別進行闡述。

1. 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是包容性治理的邏輯起點正如學者們所言，

社會治理范式與社會管理范式最根本的差別就在于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基于此，鼓勵全體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就成為了包容性治理的邏輯原點。事實上，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是治理成果分配上利益共享的邏輯起點，沒有全體社會成員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善治的利益共享也便失去其社會公正性。因此，社會治理的包容性首先體現為治理主體資格的代表性和包容性[2]。在極端的排斥性治理中，政府成為治理的唯一主體，治理決策權力成為政府特權，其壟斷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極端否認或拒斥其他利益相關者加入。強勢的全能政府不僅管理著國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務，也管理著全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其最大弊端是導致政治專權和管理低效，完全扼殺了社會成員的創造性和自主性[3]。與此相反，公共管理時代的治理主體是多元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這種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轉向對治理制度、組織結構以及行為方式均提出了變革的新要求，這是與結構-功能主義者所倡導的結構決定功能思想完全契合的。富有包容性的治理主體結構試圖包容各種膚色、種族、性別以及社會經濟狀況的人群，治理的權威來源于多元合作的網絡權威，反映和代表著受到群體決策影響的各種利益相關者。

客觀地講，包容性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非常重視弱勢群體的發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相比于其他群體，弱勢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社會發展的可行能力極弱，發展機會匱乏，特別值得重點關注。因而，重視弱勢群體的需求特征，擴大社會治理主體的范圍，無疑成為包容性治理的操作性重點。針對婦女、兒童、少數民族、受災者、貧困者等社會弱勢者，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而平衡社會治理中強勢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除了在治理主體結構組成上特別安排那些因為歷史或現實原因表達不足的群體代表以外，還包括設計各種便利措施幫助弱勢利益相關者參政議政，尤其是在知識、資源、能力等方面賦能于弱勢利益相關者。

2. 治理過程的合作性是包容性治理的本質要求所謂治理過程的合作性強調的是政府有效調動外部資源，政府與社會協力合作、市場機構彌補政府的不足，是政府完善社會治理的保障機制，因此，我們說倡導治理過程中的合作性，是包容性治理的本質要求。在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在由多元治理主體構成的社會治理體系中，政府本位主義已經喪失了事實合理性。在多元治理主體并存的情景下，共同開展社會治理的行動必然是合作的，這亦體現出包容性思想的精髓。合作意味著平等互動關系的確立，意味著治理共同體行動凝聚力的生成，意味著以去中心化的結構來取代中心-邊緣結構，換言之，合作首先意味著主客體結構的消解。治理的合作者在合作行動中都具有充分的主動性，他們之間不再是界限明晰的主客體關系，而在后工業時代背景下的社會治理逐漸轉向包容性合作治理時，就需要告別主客體二分的思維，在社會治理主體之間尋求平等的合作者關系。對于平等的合作行動者而言，政府與其他的社會治理行動者之間應當是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政府的角色扮演絕不應當凌駕于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之上，正如包容性治理體系絕不允許任何行政傲慢發生，因為只要在政府中存在任何形式的行政傲慢，就會對合作構成巨大威脅，就會妨礙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間的合作，行政傲慢必然阻止行動過程中的一切信息共享與必要溝通，而平等正是合作的必要條件。

三、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與現實著力點

從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框架和操作方略中我們不難看出，它更強調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利益共享。特別是，在社會轉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推行包容性社會治理是兼備理論合理性與實踐可行性的，即除了社會治理危機的出現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現實訴求與操作推力，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觀話語體系也為包容性治理預留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社會管理職能轉變、公民參與意識覺醒與社會組織蓬勃發展都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實踐基礎。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式社會治理體制已無法與當今經濟社會所需的治理結構相匹配，以治理主體多元化、主體間基于立體治理網絡的協同與合作、促進社會公平、容納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將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新思路、新選擇。

1. 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由于，包容性治理理論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理論，它需要在現實背景中與實踐緊密結合，才能實現其理論價值，因此，社會治理危機恰好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實踐場域與現實動力。以我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治理危機為例，它既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失衡問題，又可以說是社會治理的操作體系運行失序的問題，但究其根源則在于治理體系、治理體制以及治理機制的包容性嚴重不足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忽視弱勢群體作為治理主體之一的可行能力發展、異化政府與社會治理合作機制、扭曲各利益主體的治理成果分配等等。正如，有學者所說：治理理念與中國的官本位文化和政府管制型行政模式存在著嚴重的錯位，中國缺少成熟的多元管理主體和民主協作的精神有關[1]。縱觀改革開放前的特殊歷史背景和政治經濟因素，國家通過單位來控制社會的管理模式，即特有的單位組織，其實質是將命令權利與財產權力結合起來的國家統治的一種組織化工具或手段[2]。在國家的強勢建構下，整個社會被納入國家行政管理序列，政府通過單位包攬一切，由于社會對國家過分依賴，因而幾乎不存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這就導致政府在應對層出不窮的繁雜社會事務過程中逐漸失去了本我的服務職能，政府劃槳的事務性操作阻礙了掌舵的方向性決策，可謂沒有社會參與的社會管理。改革開放后，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社會事務的復雜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民眾需求的多樣性與政府的官本位文化和行政強制作風交織在一起，使得我國社會治理的難度不斷增大，不可治理性不斷增強，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今天，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制正在消解，社會管理也逐步實現由國家主體向社會主體的平穩過渡。盡管說，今天我們的市場已基本確立，但社會卻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政府在反復試錯后也部分地退出了市場領域，卻仍然用國家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市場-社會三元關系陷入失衡[3]，導致在政府中心主義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作為公共社會事務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對社會實施控制和管理，成為唯一的權力中心;政府被塑造成全能政府的形象，即強政府、弱社會的政治化管控模式、科層制結構板結與僵化傾向，以及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非均衡性等問題十分突出。在處理社會領域問題時，政府經常重堵輕疏、重處置輕防范、重事后干預輕預前關懷，從而使得一些社會矛盾非但沒有得到化解反而更加激化;面對一些情況表現出對政府的強烈不滿甚至抵觸情緒，抑或對政府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提出質疑的信任危機與治理的可持續性危機。實踐證明，這種包容性極端欠缺的、用政治邏輯解決社會問題的治理模式是開展社會治理的桎梏。因此，我們認為，把包容性治理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公共財政的惠民性、公共政策的普惠性、公共管理的人本性作為人們利益共享的主要目標，必將為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盡管說，國家-市場-社會三元結構的平衡恢復、包容性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無法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勞永逸，但這種新觀念的融入無疑也為社會治理的發展提供了長期動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政府第一次把治理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也是改革理論和改革戰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融合了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利導、綜合治理、統籌兼顧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既吸收了我國傳統社會治理中具有現代意義和現代性的內容(大同社會等)，也包含了黨在執政中所積累的行之有效的經驗(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等)，同時統合了國際上的先進治理經驗(全球治理、善治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五個現代化，這就意味著在四個現代化實現過程中積累豐富社會經濟財富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宏觀制度、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的現代化，強調整體性制度的完備和完善，體現的是宏觀制度之間、制度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同性與包容性，這與包容性治理有著邏輯一致性。可以說，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國家戰略和法理層面的高度，以宏觀話語體系的指導性為包容性治理預留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即可以通過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以及相互協同建構的方式，實現善治良政的局面。近年來，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企、政資、政事、政社分開的不斷推進，國家權力也逐漸向社會轉移，基層社會治理空間不斷拓展，政府的社會治理邊界正被重新調整和確認;社會組織蓬勃發展，公民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權利意識得到強化，社會組織的崛起和公民意識的增強，這些都為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利益共享，增強包容性治理的推進提供了良好的現實基礎。今天，隨著我國社會治理任務日益繁重，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式社會治理體制已無法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以治理主體多元化、主體間基于立體治理網絡的協同與合作、促進社會公平、包容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然成為我國社會治理實踐的方式選擇。只有充分發揮各類社會治理主體的協同作用，真正實現政府與各類社會主體的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合作共治，才能在體制機制的創新中創造更加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治理新常態。因此，包容性治理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將具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面對空前巨大的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我們必須加強包容性治理的體系、體制與機制建設，讓包容性治理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其應有價值。

2. 包容性治理的現實著力點包容性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有機結合的優化與創新現有社會治理體制過程;包容性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包容性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非公共部門;包容性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多元合作互動，看似松散的合作網絡，實則以信任與合作秩序作為紐帶，正如帕特南所言，在一個共同體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會帶來信任。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宏觀話語體系之下，我們可以從現代社會中主體間互動的角度來理解包容性治理，即深入探析三個主體之間的兩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包容性治理所要恢復的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失衡問題。諸如，三個主體之間發展不平衡，兩種關系尚未理順，強政府、弱社會的失衡局面亟需改善;國家控制著絕大部分優質資源，國家壟斷行業越來越多，加壟斷聯盟，由此形成了社會結構的利益集團化，政府權力邊界極大程度擴張，嚴重擠壓了市場與社會空間，阻礙了市場與社會自由良性運行等等。

包容性治理可以被認為是國家與社會積極互動的產物。強國家-強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將為我國的包容性治理提供最佳的路徑選擇和思路拓展。所謂強國家是指國家能夠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礎和有效的經濟社會參與，在矛盾極為尖銳復雜的社會轉型時期，能夠有效維持社會秩序，應對國內外的各種挑戰，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促進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的、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換言之，通過國家做出制度安排以建立市場經濟新秩序，在積極介入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尊重和調動社會的各種資源，培育社會力量，國家能充分發揮在社會生活中調節作用;而強社會則是指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具有較強的自治能力，在社會生活的調節中發揮較大的作用[2]。相對獨立性意味著社會主體發展需要在國家的政策引導、資源扶持、靈活監管之下。在強國家-強社會模式下，國家能夠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對社會活動進行各種形式的協調和引導;社會能夠在法律范圍內自主、自治、自強;國家與社會通過合作可以達到互相增權、互相建構、互利互惠的雙贏格局。強國家-強社會模式將有助于包容性治理恢復三個主體、兩種關系的平衡狀態，即在包容性治理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需要通過信任建立其包容性的合作秩序：有了信任與合作，政府的社會支持度會得到巨大提升，與此同時，其社會治理的順暢程度也會得到大幅提高，在互相信任的關系中，社會成員往往更傾向于支持政府的社會治理決策，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會減小;與之相對應，信任與合作能使社會自我調節與適應能力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從而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只有當社會具有較高的信任度以及較廣泛的合作秩序時，社會自我調節機制才能夠發揮作用，并且不斷完善，從而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

四、結語

總之，建立包容性治理的任務在于構建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作用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強調多元權力和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的彈性化網絡結構，形成多元的、自組織的、合作的、去中心化、去行政傲慢和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的社會治理新模式。在不斷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的同時，使之以社會協商和民主談判的方式進入現代社會治理體系，拓展國家社會治理的實質性內容;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互相認同的包容性發展目標，進而促進生成公平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構建經濟、社會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良好環境。具體地說，其一，優化政府職能，適度擴展政府的包容性，將以行政干預為主導的全能型政府轉變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有限型政府、把與民爭利的狹隘政府優化為公共利益導向的寬容政府，同時，提倡政府職能更加有效而包容;另一方面，賦予社會適度的社會治理權限，積極培育社會力量，鼓勵社會參與，激發社會活力，將原先政府獨有的社會管理職能部分讓渡給社會，即不僅要形成國家存在、市場存在形式上的包容性治理模式，而且要形成國家引導、社會合作的實質意義上的包容性治理體制，努力促進國家與社會等多元主體之間的有益合作，推進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包容性治理環境，全方位提升社會治理的包容性。

篇2

關鍵詞：特大城市；社會管理；社會治理

一、特大城市的界定和社會治理的內涵

1.特大城市的界定2011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27%，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定義的“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標準，中國目前的特大城市已達10個，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成都等。特大城市聚集了社會綜合資源，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社會治理的內涵“治理”不同于“管理”，政府也區別于“治理”，社會治理的內涵應包括四個方面。(1)聚焦理念層面。社會治理奉行社會本位，主張公民社會的治理理念，強調政府與社會各主體的平等地位與合作關系，是一種協商民主、協同治理的管理思想。(2)聚焦主體層面。對于社會治理的主體考量，不能狹隘的局限于政府單一角色的參與，更應該社會、公民等多重主體因素的協同參與。(3)聚焦手段層面。“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充分靈活的運用分權、民主以及柔等方式方法來推動法與德的良性互動。(4)聚焦權力運行過程層面。社會治理過程種平等化、多元化、協同化的權威來源為各多種權力的雙向或多向互動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在這一意義上每個社會主體均可以在法治保障的范圍內，積極、自主、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權力。

二、社會風險與特大城市快速發展相伴而生

1.特大城市的結構激變第一，產業結構。特大城市產業結構的成熟度落后于變化速度。各大城市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導產業，但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其成熟度達到標準，核心技術仍無法掌握，各大產業的成熟度不足以支撐目前的經濟結構。第二，社會結構。中國的中產階層主要分布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社會處于相對比較穩定狀態中的一個標志。但特大城市社會階層具有不同的屬性、發展狀況和利益訴求，這種狀況無疑增加了特大城市的治理難度。第四，空間結構。特大城市空間結構尚處于粗放式發展階段，人口規模的膨脹、城市的擴張沒有與道路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而同步發展。2.政府治理模式建立但未有效社會治理的過程環節有很多要素組成，例如，表達、決策、生產以及問責等等，據現有情況來看，起重點及重心環節仍在于生產。而對于表達這一層級，利益表達機制發展尚不夠成熟，無法給公眾提供最廣泛的表達渠道來傾聽其需求、意見，公眾利益訴求渠道受阻。在決策環節，相關科學民主的決策制度已經建立，如聽證會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等，公民參與受到法律保護，但公民參與決策的具體操作規范缺失，執行效果差強人意。評估與問責環節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后一重保障，實際操作中卻往往流于形式，特大城市社會治理模式與機制面臨嚴峻挑戰與變革。

三、由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

1.重塑治理觀念重塑治理理念，政府定位是首要問題。在應對特大城市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時，政府應摒棄舊有的理念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公共需求為導向，聯合市場和社會兩股力量，形成科學、民主、人本和服務的治理理念、促進治理主體多元、提高治理能力的協同。社會治理工作中，對于如何更好的減少對社會行動后果的接受阻礙，可以更多的考慮人民參與的有效因素。換句話說，當前的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仍是受制于客觀條件的不成熟，引入人民的有效參與一方面有利于事件的推進，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未來政府的有效、科學決策提供寶貴經驗。2.促進自主社會網絡形成首先，確保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的平衡。政府的治理手段的單一不僅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充當“裁判員”的角色，更需要市場組織以及社會組織的共同參與來進行社會治理，這三者之間是平等的主體關系，通過協商、合作、對話實現社會治理。其次，積極培育民間組織。放松對社會組織的管控、降低登記門檻；合理安排社會組織承接政府的轉移職能；給予社會組織日常運行所需的各種支持。3.設計長遠發展的治理機制第一，治理主體再造機制。首先，政府再造。政府要從管制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進一步確立起社會發展、經濟增長雙贏的目標與考核體系；重視公共財政民生方向的投入，促進社會醫療、體育、教育、文化和衛生的協同發展。其次，社會再造。構筑大城市非政府組織集群，理順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系，提升基層社區自治能力。最后，市場再造。把市場培育成為可以與政府、社會形成勢均力敵的一方，具體策略包括:放松民營資本對國家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大力提升各類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活力等。第二，利益表達機制。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將某個集團或個人“提出要求的過程稱為利益表達”。第一，致力于一個平等化、公平性利益表達權利格局的形成，從而群體性，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平等、有效的話語權；第二，保證利益表達渠道的暢通，開辟形式多樣的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如：制度、利用新媒體傳達民眾呼聲和電子政府等。第三，引導公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進行利益表達和情緒宣泄。最后，特大城市應建立市民政治決策參與的制度性平臺，如市民民意調查制度、市民代表聽證會制度、官民協商談判制度、市民投票表決制度、法制化“代言人”制度等。讓各種利益群體代表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有話語權，保證政策的出臺能夠得到市民的認同與支持。

參考文獻：

[1]歐文•E•休斯.公共管理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91-104.

[2]金太軍.創新社會治理的焦點領域[N].新華日報,2015.

篇3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4.059

Incentive Mechanism Study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Villages

ZHANG Yan， LI Wei-nan，YANG Qiao-fang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erzberg’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in view of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motivation and hygiene factors， the mechanism possibilities inspiring immigra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were explore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model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incentive factors would b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meet immigrants demand.

Key word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incentive mechanism；immigrant；social governance

水庫移民是指因國家水利水電建設需要被遷離原居住地而重建家園者，它是水利建設事業發展的產物[1]。目前移民新村的保健因素較為齊全，而激勵因素仍需進一步加以實現，急需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為社會治理創新提供內在動力，提高移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社會治理注入長久動力。

基于此，本文以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為理論基礎，探尋移民激勵機制的建立方式。激勵機制模型通過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對激勵因素的實現進行闡述，強調在移民新村社會治理過程中正確認識和區分兩類因素，善于應用保健因素消除移民對生存要素的不滿意，同時通過激勵因素來達到激發移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目的。

1 移民新村社會治理激勵管理主要問題分析

1.1 物質激勵不足

目前，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移民安置新老條例中都規定了對水庫移民實行前期補償補助與后期扶持的政策[2]，移民新村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漸趨完善，生產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但移民地區總體發展速度較慢，與其他地區發展差距逐年擴大，發展后勁不足；政府對移民發展缺乏指導，扶助停留在物質補助層面，沒有以持續發展的眼光激勵移民進行生產生活；移民增收乏力，對未來生活缺乏信心和奮斗目標，部分移民對國家補助的依賴程度較深，缺乏積極主動性。

1.2 精神激勵欠缺

總體來看，移民對新環境下的生產生活方式條件基本滿意，對新環境的心理適應狀況較好，契合度較高[3]。但移民民主自治意識不強，社會治理體系尚未完全形成，社會治理能力滯后；社會融入障礙較多，生存壓力導致心理不適應，精神面貌有待改善；移民地區文化追求層次不高，缺乏先進文化對精神的有效激勵。

2 雙因素理論釋義及激勵因素對移民治理的意義

2.1 雙因素理論釋義

赫茲伯格認為，使職工感到滿意的因素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或工作內容產生的，這類因素若得到改善，職工就會滿意，從而提高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稱為激勵因素；使職工感到不滿意的因素大多是由工作環境或工作關系等外部因素引起的，當這些因素惡化到人們認為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時，就會產生對工作的不滿意，稱為保健因素[4]。但隨著所處時代和國情的改變，雙因素理論也需要與時俱進，作出適應時代特征的調整。

2.2 雙因素理論對移民治理的意義

生活環境的變遷需要心理狀態的積極調試。不同于過往生活的新變化伴隨著移民居住地的改變而生，難以因基礎條件等保健因素的改善而變。這要求我們在對移民進行治理時，一方面要實現移民對保健因素的訴求，建立健全醫療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教學條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滿足移民對生存環境的硬性需求，消除不滿因素；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激勵因素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正視移民主體意識不強，公共參與度不足，欠缺歸屬感的現狀，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尋求一條符合移民心理需求的治理道路，以激勵因素的實現為移民帶來生活的激情和希望，提升移民滿意度。

移民治理區別于移民管理的一大特點就是移民在公共事務中的參與性和互動性，而移民激勵機制的建立正是推動移民治理的有力手段。縱觀各個移民典型地區，移民激勵機制的建設依舊有待加強，移民對未來生活和家園建設的積極性依舊欠缺。也正是基于這一現狀，運用好雙因素理論中的激勵因素，在移民地區建立健全激勵機制這一構想成為改善移民治理的可行方案。

3 激勵機制模型及其在移民新村治理中的具體運用

3.1 基于激勵因素建立的激勵機制模型

在雙因素理論的指導下，結合移民地區的實際發展情況和發展需求，建立了如圖1所示的激勵機制模型。以醫療社保、教育、基礎設施為代表的保健因素得到保障后，人們的不滿情緒得以消除，并在此基礎上開始追求激勵因素的實現。激勵因素由兩大部分組成，一為物質，二為精神。對移民而言，要想在物質層面上實現激勵因素，就需要有良好的生存環境，拓寬收入渠道，從而促進個人發展空間的延伸。而精神層面上則需要落實村民自治，幫助村民融入社會，提高文化追求層次，激勵移民自主提升。通過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激勵，移民訴求得以實現，從而使滿意度達到整體提升。

3.2 激勵機制在物質生活中的具體運用

3.2.1 促進生存環境發展，為移民提升滿意度打下良好基礎 生存環境的發展需要內外力共同作用。內力發揮作用一得益于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經濟，積極招商引資，謀求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二得益于以補助補償政策多元化促移民情感獨立，根據各地移民的補償需求和移民生活適應情況，不同階段予以移民不同力度的補償，避免補償費用一刀切。外力的實現一方面需要借助高校、科研機構的力量，合作建立科學研究基地，為移民地區的發展提供科學指引和動力；另一方面需要向發展速度較快的移民地區學習發展經驗，與之建立長期合作互助關系，鼓勵發展情況較好地區政府管理者定期在需幫助移民地區掛職指導，使學習借鑒更科學有效。

3.2.2 拓寬相對收入來源渠道，為移民提高經濟成就感提供可能 在原有勞動需求總量難以提升的前提下，政府應對移入地主要生存手段和勞動力需求市場進行前期調研，在此基礎上，分批次對移民進行生存技能培訓，使移民具備必要的勞動技能，更好地把握獲取收入的機會，以此相對拓寬收入渠道。此外，地方政府應發揮牽頭作用，在當地企業做好移民就業宣傳，鼓勵企業創辦，以增加就業機會，就業信息及時公布，使就業環境便捷化。

3.2.3 延伸個人發展空間，為生活樹立奮斗目標 個人發展空間的延伸建立在生存環境改善、收入渠道相對拓寬的基礎上。生存激勵要素實現后，政府應以政策對移民的個人發展進行指引。以創業為例，政府應為移民創業提供貸款優惠，邀請專家進行創業指導，鼓勵移民通過創業獲得個人發展空間。政府還應鼓勵發展情況較好的移民傳授發展經驗，以個體的成功案例予以其他移民延伸發展空間的啟示，激勵其尋找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3.3 激勵機制在精神生活中的具體運用

3.3.1 健全民主自治，讓移民成為移民地區的主人 正確處理移民利益與權利訴求，是促進和諧移民的關鍵所在[5]。政府應以民主決策尊重移民民意，建立健全民意反映制度，確保渠道暢通；主動走進移民生活，了解移民發展訴求；在政策出臺前，統籌分析移民民意，以此為基礎制定發展規劃。政府應在科學規劃、責任分片分區基礎上，以民主管理突出移民主體地位，以此充分調動移民積極性。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片區責任負責人，通過“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使移民成為移民地區的主人，從而激勵移民主動建設新家園。政府應以民主監督培養移民責任意識，做到政務公開，主動接受監督，保障移民的知情權。政府還應以宣傳教育提高移民自治能力，引導移民參與民主自治，使移民具備良好的政治基礎和素養，為民主自治的有序開展打下良好的理論基礎。

3.3.2 促進社會融入，讓移民地區成為第二故鄉 移民社會融入程度的提升需要三個主體共同努力――政府、移民和原住民。

篇4

本文著重對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協調機制進闡述，對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協調機制的研究具有借鑒的意義。

二、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建構在企業“所有權層次”上的一門科學，講究的是科學地向職業經理人授權和監管。

1.公司治理結構判定基準

股東會作為公司價值聚焦“頂點”，為了維護和爭取公司實現最佳經營業績，公司價值投射向董事會、總經理和監事會三個利益“角位點”，此三個利益“角位點”相互制衡形成“三角形”；“頂點”和“三角形”構成“錐形體”，這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標準模型。科學定理說明：三角形是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結構。

2.公司治理結構仿生解析圖

依照擬人化原則，一個企業如同一個人，全體股東投資成立有限公司形式的企業法人，董事會是企業的“大腦”，總經理是企業的“心臟”，總經理轄制的各部門是企業的“五臟六腑及肢體器官”，監事會是企業的“免疫力系統”，公司治理結構則是企業的“神經系統”。

3.權力構成

我們需要從人性的角度看待權力，看待構成權力的基本要素，權力就是由領導和監管兩個要素構成的。領導就是命令，講究的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來自于上司的主觀思維、意識形態，強調主觀強制效力，不以預設客觀要件為前提；而監管是基于法律和公司制度性文件規定而行使職權的行為，講究客觀要件強制效力，以預設客觀要件為前提。

4.利益相者

在最寬廣的層面，公司治理包含了規則、關系、制度和程序，都在這個框架之內由管理當局在公司中行使和控制。恰當的規則包括了當地可適用的法律和公司的內部規則而關系包括了所有相關人士之間的關系，最重要是那些擁有者、經理、董事會董事、管理當局、雇員和整個小區。

（二）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對社會的貢獻。

1.發展歷程

贏利至上：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關注環境：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社會責任運動：20世紀90年代至今

2.范圍

（1）企業對政府的責任。

在現代社會，政府越來越演變為社會的服務機構，扮演著為公民和各類社會組織服務和實施社會公正的角色。在這種制度框架下，要求企業扮演好社會公民的角色，自覺按照政府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合法經營、照章納稅，承擔政府規定的其他責任和義務，并接受政府的監督和依法干預。

（2）企業對股東的責任。

現代社會，股東隊伍越來越龐大，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企業與股東的關系逐漸具有了企業與社會的關系的性質，企業對股東的責任也具有了社會性。

（3）企業對消費者的責任。

企業提供的各項產品和服務要保障消費者的各項權益，承擔企業應有的責任，維護好當前良好地市場環境和商業信用體系。

（4）企業對員工的責任。

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屬于內部利益相關者問題。企業必須以相當大的注意力來考慮雇員的地位、待遇和滿足感。在全球化背景下，勞動者的權利問題得到了世界各國政府及各社會團體的普遍重視。

（5）企業對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環境革命改變了企業對待環境的態度，從矢口否認對環境的破壞轉為承擔起不再危害環境的責任，進而希望對環境施加積極的影響。

（6）企業對社區的責任。

企業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更是所在社區的組成部分，與所在社區建立和諧融洽的相互關系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

三、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協調機制研究

（一）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

公司治理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分別涉及企業內部與外部運作中缺之不可的要素。總的來說，公司治理需要講究效率，而企業社會責任則講究社會公正。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探索企業與外部社會群體的關系，而公司治理結構則主要研究公司的內部事務。企業社會責任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環境、社會、經濟等方面公正對待受到企業影響的群體，而公司治理結構往往試圖解決企業內部管理的效率問題。

（二）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協調的手段

1.合理立法。這是從法律的角度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協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所追求的公正性和公司治理注重效率性的矛盾，當前主要有《合同法》等相關的法律。

2.加強人們對公平性和效率性相互關系的正確認識。當前大多數人們對公平性和效率性的認識存在誤區，股東過于看重效率性，認為公平性會損害效率的提高，同時其他利益相關者過于看重公平性，認為效率的提高會損害公平性。其實效率性的提高和公平性不是必然存在矛盾的，效率性提高的同時，股東主要到了公平性，股東也會考慮到維護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同時員工的公平性有利于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這樣實現了效率和公平的良性的循環。

3.提升民眾素質，促進良好社會環境的形成。當前我國建立和諧型社會，使得人與人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這就要加強對民眾的素質教育，人們要有一個正確的社會責任觀、正確的財富和權力觀、消費觀以及良性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篇5

關鍵詞：空巢村；治理模式；溫州農村

引論

溫州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之一，其經濟總量與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國前茅。然而，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受到利益杠桿的驅動，本土精英出現大量的“外向型”流動，他們的主要活動已經轉向了城市，部分農村甚至出現了本地青壯年人口“空殼化”趨勢，即所謂的“空巢村”現象。“空巢”意指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永久性或暫時性的向城市遷徙，許多村莊常住人口數量銳減，留在農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婦孺。由于傳統農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對農村公共事物的積極參與，以致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而在溫州，與空巢村相伴的是外來務工人員大量涌入，占當地總人口的比重持續增高。最終，“空巢”的溫州農村并沒有出現理想的鄉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現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傾向，這給溫州農村治理模式特別是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可以說，溫州的空巢村問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型與創新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社會轉型與“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快速發展，不斷推動著城鎮化的進程。在此過程中，我國農村社會相應地出現了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轉移的現象，致使許多農村居住的人口數量銳減，而其中老幼婦孺占據大多數。這也是“空巢村”最為突出的表象之一。縱觀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我國“空巢村”的產生有其客觀的必然性，它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也是在社會變革、經濟發展以及生計所迫等多種社會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

第一，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城鄉壁壘，加速了勞動力流動。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屬于典型的計劃體制經濟國家。由于當時的政策導向，政府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將經濟資源由農村向城市聚集，城鄉收入差距逐漸形成。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斷深入，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相對而言，農村社會的經濟狀況表現得更加貧窮、落后。農村不僅人口密度大，土地資源有限，其勞動生產的收益率也相當的低。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顯示，2010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比已達到3.23：1，成為了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農村居民僅憑農業生產，根本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收入來滿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絕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險、嘗試新鮮事物的的青壯年農民就離開落后的農村，去往存在更多就業機會的大城鎮，以獲取更多的經濟收入。這也恰好體現了“空巢村”的實質：在經濟利益驅動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的轉移的過程。以溫州農村為例，溫州人素來有經商的傳統，據有關調查顯示，溫州有外出經商者近300萬，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萬人。在部分鄉鎮，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勞力都外出務工或經商。因而，溫州農村的“空巢村”現象，在我國就表現得尤為突出。

第二，社會文化區域性發展加大了城市相對于農村的競爭優勢。

從我國社會歷史的變遷來看，我國逐步從最初的農耕文明社會向現代化社會主義社會邁進。而與此同時，我國農村與城市的文化界限越來越清晰，長期以來的平衡似乎難以維持，城市不斷地加速向文明發展，而農村卻逐漸成了“落后地區”的代名詞。雖然整合城鄉步伐，加快農村與城市融合的一體化建設不斷地被提出，但城鄉區域化分離現象依舊十分顯著。突出表現為，農村村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與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遠。現實也表明，社會文化區域性發展與轉型在不斷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來越成為區域發展和競爭的重要力量。現代化的城市，匯聚了現代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對于落后的農村，城市更具有競爭優勢。

城市各種專業人才匯聚，擁有先進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學的新理念，所帶動的產業發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這也創造了發達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著各種機遇與挑戰，敢于冒險的農村青壯年和具備專業技能、知識的高端人才都擁擠到城市尋找更好的發展空間。相對于農村，城市擁有絕對的競爭優勢。相關統計顯示，農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顯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發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農村居民才能不斷地開闊視野，學習到新的技術技能，從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強自身的科學文化素質。以此，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勞動價值。

第三，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導致農村精英的流失。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各種物資都極為貧瘠。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公共醫療衛生事業服務、公共教育服務、公共文化娛樂設施建設這三方面。就其公共醫療衛生事業方面而言，落后的農村鄉鎮醫療機構存在著諸如業務用房緊張、設施簡陋、優質醫務人員缺乏等現實問題。而在公共教育服務方面，農村面臨著教育機構數量稀少、規模小、辦學效益較差、教育資源也相對貧瘠等境況。在公共文化娛樂建設上，又可將其不足概括為農村的文化娛樂點少，設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實上，農村公共資源的供給不足，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優先發展城市的思路有關。這意味著城市的社會公共資源是相對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農村，城市相對完善的公共服務體制，更能給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礎保障。況且在教育事業備受關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學率擁有絕對的吸引力。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基于“望子成龍”的渴望，愿為了子女的美好將來付出一切艱辛。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將子女送往城市就學的同時，他們也跟著進城務工、經商等。從而，實現了農民向城市居民的轉變。

二、“空巢村”社會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制約農村生產力發展。

隨著我國城市化不斷地加速發展，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地涌向城市已成為了勢不可擋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經濟由于有效勞動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勞動力明顯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殘農業的典型。“空巢村”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對分散。“空巢村”不僅沒有高效的農業生產技術或設備，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輕勞動力，這些都直接導致農業生產力低下，農民的農業生產效益甚低。目前溫州的農業就可被稱為“老弱病殘”農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會發展的歷史因素，溫州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幾乎都是向外輸出，僅剩 “老弱病殘”成為了農業的主要勞動力。精英的流失，使得農村缺乏專業管理人才，村莊的治理更是變得難上加難。

第二，“空巢老人”問題越發突顯。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邊，獨自生活的老人。據民政部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到70%。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占農村老年人口的37%。溫州農村的空巢老人問題也非常嚴重，有關數字顯示，早在1995年溫州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2009年末，溫州60歲以上人口已達108.10萬，占總人口的13.87%。其中，老齡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區、文成縣、泰順縣，老齡化程度與歐洲發達國家相當。

很多的溫州農民已拖家帶口離開農村，可偏偏固執的老輩們一直堅守留在農村生活。諸多溫州子女，在外經商，財富有了累積。因此，在物質生活上不會虧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沒有子女在身邊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無依，精神生活無以慰藉。更為特殊的是，溫州這個僑鄉，很多溫州農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國外，老人難舍故土，堅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贍養問題日益逐漸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兒童身心健康成長備受考驗。

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兒童。根據權威調查，在2005年我國農村的 “留守兒童”數量已超過了5800萬人。當前，我國留守兒童數量仍有不斷上升趨勢，據有關數據統計，溫州農村大約有留守兒童7萬名，他們大多由老輩們或是親朋好友代為監護、撫養，將其稱之為“寄養”。

然而，沒有父母在身邊教育、撫養，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都存在問題。眾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從小就缺乏正確的指引、教導，很難培養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親情缺失，啟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兒童心理有偏差。對此，“空巢村”留守兒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問題就十分令人擔憂。

第四，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減少使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公共產品供給量很少，公共服務供給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務建設結構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專業管理人員，村莊的村容村貌破舊落后；而勞動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礎設施建設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處于起步階段，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農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舊十分低下，與城市存在很大差距，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就相對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對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衡，表現為對城市有偏向投入，而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會治理模式的發展思路

“空巢村”所帶來的是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城鎮化、工業化的必然趨勢。若違背這樣的必然趨勢，則會嚴重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絕對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務工、經商的青壯年全部回流。而是應建立在有效緩解或徹底解決現狀的基礎上，沖破現在的困境，尋找新穎的治理模式。

第一，統籌城鄉人力資源配置，創造人才發展平臺。

首先是想方設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專業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須從貫徹新農村建設中“統籌城鄉發展”這一要求出發，統籌城鄉人力資源配置。其中的關鍵的是創造讓人才施展才能的平臺。政府應當在這方面出臺優惠政策，給予精英們比較優越的條件，讓他們愿意回到農村工作，為農村治理貢獻自己的特殊力量。換而言之，引進人才是促進“空巢村”發展 的原動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勵和支持就是給予他們成長的“土壤”。為了“空巢村”治理，要邁出的第一步就必須是引進人才尤其是專業人才，這勢必能對振新“空巢村”有所貢獻。

第二，在外勞動力返鄉創業，帶動本地經濟發展

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打拼，積累了一定的經驗、財富，學習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勵他們返鄉創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農民工返鄉創業熱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緣于農村相對于城市，其生活成本來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應大力推廣創業扶持政策，相關部門則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積極支持、引導小型產業發展，優化其經濟、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增長。例如加大對創業村民的培訓投入，提高其科學文化素質；放松創業資金貸款條件限制，拓寬融資渠道等，最終實現更好地帶動本地經濟發展，讓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緩解或去除“空巢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質、精神上的雙重需求，實現老有所養。

在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與養老設施尚未完善的境況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會困擾。為此，積極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幫助獨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舉措之一。在溫州農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舉家移民國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獨守著那片故土。雖然，物質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卻是極大的匱乏。針對這一情形，則更要關注老人們的精神生活。政府資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們募集一些資金，然后可構建集中區域化的養老模式。建立區域養老機構，將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僅給其提供基礎的生活所需，還幫其安排策劃一些娛樂節目，滿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關愛“空巢兒童”，促其身心健康發展。

在“空巢兒童”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引導、教育是十分關鍵的。然而，很多家長外出務工、經商，就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物質生活，可卻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長。因此，首先家長要努力糾正他們“金錢至上”的觀念，取而代之灌輸他們要給孩子更多的關心與愛護。其次，學校要加強監督教育及時疏導孩子，多開展集體活動，給予必要的關心、鼓勵。再次，政府應當積極推出優惠政策，完善教育體制，解決“空巢兒童”的生活、醫療、受教育等問題，保障“空巢兒童”感受到平等的對待。

第五，借鑒溫州“農村新社區”建設經驗，推進農村社會治理創新。

溫州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形成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溫州農村主動向前邁進一步，探索“農村新社區”建設，完成“農村到社區，農民到市民”的轉變。溫州“農村新社區”是一個在當前特定時期通過農村實行“三分三改”農戶集聚形成的一定區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三分三改”指“政經分開、資地分開、戶產分開”和“股改、地改、戶改”。這樣不僅有助于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也推動了溫州農村的轉型發展。而其社區的組織構建，則是通過“并、聯”的方式將市、縣、鎮5405個行政村組建成856個農村新社區，整合農村新社區基礎設施，形成社區便民服務中心、社區綜治服務中心、社區計生衛生中心、社區文體活動中心、社區老年活動中心等五大功能設施網絡。這些舉措不僅完善了基礎設施建設，也通過資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會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空巢村”的產生。

參考文獻：

[1] 林振興.溫州14萬余名的空巢老人缺個知心聊天人[N].溫州都市報，2011-09-30，A14.

[2] 王樂文.讓留守兒童告別弱勢心態[N].人民日報，2011-08-18，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