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托管服務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化托管服務，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為了提高檔案館的社會化服務水平，必須對檔案館的職能進行準確的定位，這樣才能更好的拓展檔案館的社會功能。現代社會中，按照一定的原則進行分工后，不同的組織有著不同的職能，社會分工可以推動社會不斷的進步，而且社會分工也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檔案館有著特定的職能，在制定發展目標時，需要對檔案館社會功能進行準確的定位。檔案館是我國重要的服務機構，檔案館的工作人員需要對檔案信息資料進行收集、整理以及保管，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提高檔案歸檔的準確性。

檔案是一種原始的記錄資料，檔案館中收集的資料是對不再發生作用的材料，工作人員需要按照一定標準，將這些檔案歸檔在不同的類目下。檔案是一種記憶工具，其在社會中發揮著記憶的功能，在積累檔案的過程中，可以增加社會記憶的豐富性，記憶的完整度越高，則社會化程度也越高。檔案館的社會功能在于對檔案的管理，也在于對于檔案的利用，所以，檔案館中的工作人員應該努力提高檔案的利用價值。檔案館是社會中重要的信息媒介，可以通過宣傳等方式對人進行教育，可以幫助廣大的民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這就是檔案館的重要的社會功能。

二、檔案館社會化服務的含義

檔案館社會化服務是在政府的指導下形成的，檔案館在建立后，由于公眾獲取信息的方式比較被動，通過建立良好的服務模式，可以提高檔案資源的利用率，建立良好的服務體系，可以增加全民閱讀的熱情以及興趣。在傳統的檔案服務模式下，檔案館服務效率比較低，而且社會大眾缺乏互動的興趣，這種模式具有較多的弊端，而且終會被新的服務理念所替代。在現代社會中，圖書館的服務模式越先進，則社會人群的受益面越廣，檔案館的效用價值也越高。檔案館服務體系具有多層次的特點，從管理的角度看，檔案館工作人員應該與用戶建立良好的關系，要建立以用戶為導向的服務模式，要滿足用戶的需求，還要為用戶提供優質的服務，這樣才能提高用戶的滿足度。在制定圖書館管理制度時，一定強調用戶至上的原則，從社會的需求角度，制定發展的戰略目標，還有優化資源配置，建立有效的績效考核制度，使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更加積極主動，只有對傳統的管理模式進行改革，樹立正確的服務理念，才能實現對檔案館社會化服務與功能的拓展。

三、檔案館社會功能的拓展

1、增加檔案的豐富性，使檔案的記憶功能更加全面。檔案館想要發揮社會化服務的功能，需要建立在具有豐富館藏的基礎上，相關人員要收集更多的檔案資料，這樣可以滿足人們對多元化檔案資源的需求。傳統的檔案館中，檔案收集渠道比較單一，這影響了檔案館服務功能的發揮。檔案館只有具有豐富的館藏，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戶。現代檔案館獲取資源的渠道越來越廣，而且檔案的種類也在不斷增加，檔案包括人事檔案、病例檔案以及訴訟檔案等等。這也說明當代社會，檔案館與公眾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記錄的內容也越來越詳細，說明檔案資料發揮的價值將會越來越大。

2、提高檔案管理的技術水平，擴大檔案館的建設規模。檔案館有著社會化服務的職能，這一服務的內容具有廣泛性，由于我國很多檔案館管理制度比較落后，而且缺乏先進的服務理念，使得檔案館社會化功能很難真正實現。為了改變這一現狀，相關人員必須對傳統的管理機制進行改革，還可以提高檔案管理的技術水平，將過去松散的管理模式進行優化，并制定統一的管理目標，還要不斷的完善社會化管理體系，解決管理的成本，在社會上尋求更多更有效的技術，加強宣傳，實現多方合作，保證檔案管理機制的順利進行。

3、以實現公共服務為運營使命。在檔案館運營的過程中，工作人員要積極聽取用戶的建議，還要最大限度的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要增加工作人員公民權意識以及服務意識，要在實現管理職能的基礎上，提高圖書館的服務水平。檔案館是公共服務機構，在實現其管理職能的過程中，應打破政府的壟斷，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追求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改變照章辦事的傳統方式，從執行規則到實現既定目標的轉移，減少行政干預，改變爭取領導重視的追求目標，以市場為導向，借助市場力量實現服務目標和方式的變革。

4、改變傳統的組織文化，建立新的心理契約。將行政管理轉變為戰略管理，改變程式化的評估標準，針對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檔案需求，突出各檔案館服務目標和運行狀況的個性和特色，強化各檔案館管理者的色彩，實行透明的、積極的、個性化的領導方式，解除規制和放權，使管理過程如預算、人事、采購等合理化，以所針對的社會公眾的認可的、符合其愿望的方式設立評估指標，即明確的績效標準與績效評估#項目預算與戰略管理。加強檔案館之間和檔案館內部的競爭，把競爭機制注入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中去。

篇2

關鍵詞：高校圖書館；讀者服務職能；讀者服務職能社會化

中圖分類號：G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6-0184-03

1 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高校圖書館讀者服務職能社會化問題的討論[1]，雖然經歷了25年的進程，但就其爭鳴主題范疇而言，仍集中在“大學圖書館是否應向公眾開放”方面。支持者的主要觀點是：由于我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基礎薄弱，發展不平衡，而高校圖書館的文獻資源非常豐富，所以高校圖書館應該加入公共圖書館對外開放的行列。反對者的主要觀點是：高校圖書館的文獻資源建設是根據學校的學科建設要求而展開，人員編制根據服務群體的總量定編。由于館舍、技術、人力、安全問題等因素的制約，高校圖書館不應該承擔社會化閱讀這個責任。

在討論進程中，似乎支持者的觀點在逐漸占據著上風。最能顯現這一點的是對我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發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兩個文獻的明確表態。其一，2002年，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修訂）》明文規定：“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圖書館應盡可能向社會讀者和社區讀者開放”[2]。其二，2005年夏天，“中國大學圖書館館長論壇”在武漢大學舉行。與會60余位館長或館長代表簽署了《圖書館合作與信息資源共享武漢宣言》（以下簡稱《武漢宣言》）。《武漢宣言》中明確宣告：“大學圖書館的資源應在滿足本校讀者需求的前提下，努力向社會開放”[3]。前一個文獻表明了官方對于“大學圖書館是否應向公眾開放”的肯定立場，后一個文獻則表明了“向公眾開放”的服務主體們達成一致的積極響應態度。

然而，官方的立場是有前置要素的，即“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圖書館應盡可能”地向社會開放，《武漢宣言》的“義務主體”也只是我國2300多所高等學校中的60余所[4]，僅占我國高校總數的2.61%，難以代表全國高校圖書館的在“是否向公眾開放”方面的態度。從具體實踐來看，除極少數高校圖書館接待社會讀者外，其他高校圖書館都因為種種原因未曾涉足，致使高校圖書館向公眾開放舉步維艱。就一般讀者而言，對于高校圖書館“是否向公眾開放”的態度，也是“贊成與反對者持平”[5]。

對此，有些學者則從更深的層次上探討了這一問題。認為高校圖書館向社會“開放”的提法和相關表述，是對高校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誤讀。這種思維的簡單化和定位的片面性，會引發無謂爭論，造成思想混亂，引發高校有關決策者的抵觸情緒，造成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心理壓力，嚴重挫傷服務熱情，降低工作起點，制約服務創新，誤導高校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實踐，貶損高校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價值。應將高校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活動和工作表述為“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可以涵蓋高校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所有形式和內容，以利高校圖書館因地制宜地開展為社會服務的工作，體現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擔當、人文關懷和普世精神[6]。

由此，在我國文化界又引發了“高校圖書館服務社會化”這一新的命題。由于“服務社會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涵蓋內容涉及到高校圖書館眾多業務領域，在此，筆者將探討的范疇限定在讀者服務領域，以“高校圖書館讀者服務職能的社會化拓展”為題，予以初步分析。

2 高校圖書館的社會屬性及社會化服務職能

關于高校圖書館的屬性，國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修訂）》中明確表述為“高等學校圖書館是學校的文獻信息中心，是為教學和科學研究服務的學術性機構，是學校信息化和社會信息化的重要基地”[7]。這就是說，“一個中心，兩個基地”是高校圖書館的本質職能所在。而“兩個基地”中“社會信息化的重要基地”顯然具有社會化屬性。

高校圖書館社會化屬性的理論依據在于其文獻資源建設投入的公共性，即大學圖書館及其文獻資源建設的錢來自于納稅人，此類資源本質上應歸類于公共資源，納稅人當然有權利享有自己應得的公共資源。而這種資源的公共屬性，又決定著高校圖書館服務的公益性，僅管這種公益性的體現方式與公共圖書館具有一定的差別，但歸根結底是為公眾服務的，是具有普惠意義的。沿著這一理性軌跡分析，從法理上講，在高校圖書館面前，讀者的基本權利是平等的，因而高校圖書館理應對社會開放，接納社會讀者和團體，允許他們查閱館藏信息資料，為他們提供服務，滿足其對信息的需求。從促進社會發展的實際效益上講，這樣既有利于高校圖書館的自身發展，又能節約社會資源。

篇3

一、南陽市土地托管現狀

南陽市是農業大市、糧食生產大市，農業人口多、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多，全市耕地面積1060萬畝，近700萬農村人口，其中常年外出務工近300萬人，農業兼業化、副業化、勞動力弱質化問題突出。在借鑒外地先進經驗的同時，結合自身實際，南陽市積極推動土地托管，探索出了一條以規模化服務促進適度規模經營的新路子。目前，培育土地托管組織4826個，包括龍頭企業298個、農民合作組織3095個、家庭農場1156個、其他組織形式282個，托管土地面積已達200多萬畝。托管農戶畝均可增收300元。

當前南陽市土地托管服務形成了兩種土地托管類型：一是土地半托管，也叫“菜單式”托管，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將農業生產中從種到收各環節的服務項目如深耕疏松、田間管理、秸稈還田、機播、機收、烘干、儲存、加工等制成“服務菜單”，農戶按照自己的實際需要，自愿選擇服務項目，“點菜下單”、簽訂服務合同，服務結束后由農戶驗收作業質量，托管組織與農民結算服務費用。半托管的優勢在于，這種規模經營的形式具有靈活性、適應性強的特點，更受廣大兼業小農戶的歡迎。例如，社旗縣盛康家庭農場利用自身的技術、農機優勢，發展半托管服務，為周邊農戶提供機耕、機播、機收等環節的社會化服務。

二是全托管，也叫“保姆式”托管，農戶與土地托管組織簽訂土地托管服務合同，將土地委托土地托管組織全權管理，實行從種到收全過程、全環節的托管服務。全托管的優勢在于，可以打破戶與戶的土地邊界，實現土地成方連片，既增加了耕地面積，還可以根據生產需要平整土地、興修水利設施，實施“六統一”經營模式。“六統一”是指統一耕地、統一配肥、統一播種、統一管理、統一收獲、統一收購。從而使土地、良種、技術、管理、大型農業機械等現代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有利于全面實現農業規模化、機械化、現代化經營。例如，方城縣供銷社整合各種植合作社、農機合作社，成立農作物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和農機專業合作聯合社，整合農業機械380臺（套），為農戶提供耕、種、管、收全過程、系列化服務。

二、土地托管產生的社會背景

所謂土地托管，過去一般稱為土地代耕代種，是指不愿耕種或無能力耕種的農戶將農業生產的部分或全部活動托付給土地托管組織代為耕種和管理的一種社會化服務形式。在土地托管之前，已有了各種各樣的土地流轉形式，比如小規模的土地流轉，通常限于親友鄰居之間，容易造成轉入戶的驚奪性經營，引發各種糾紛。再如大規模的土地流轉，但實際效果并不佳，原因在于：一是現階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90%以上的耕地都是流轉過來的，可以稱為土地租賃型農業經營主體。這類經營主體有一個特殊問題，土地流轉租金的支付是在農業經營開始之前，不但租金成本高昂，資金投入壓力也很大，支付了流轉租金，農業經營所需的流動資金捉襟見肘。近幾年，土地流轉價格持續上漲，部分地區土地租金已經進入“干元時代”，占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生產成本的60%以上，從事糧食生產已經無利可圖。加之糧食價格下降，各地頻頻出現新型規模經營者退租、轉租、跑路事件。

二是農村勞動力向農外轉移是一個漸進性、長期性的過程，存在著轉移就業不穩定性和反復性的特點，這是當前農村土地流轉的一大障礙。農民對土地流轉并不放心，擔心流轉出去難以按時收回，他們成為隱形失地農民，由此，制約了農地集中和規模經營的發展。

土地托管與土地流轉相比，其優勢在于，農戶不僅保留著土地的承包啵也保留著土地的經營權和剩余索取權。農戶僅是享用土地托管組織提供的社會化服務，并照單付費。這是一種“小農戶、大雇工”的經營模式，農戶支付的僅僅是相當于雇工的工資等費用，并且可以隨時收回土地自己經營。土地托管組織避免了土地租金的支出，大大減少了生產成本的壓力和經營風險。可以說，正是在土地流轉遇阻的形勢下，土地托管模式才應運而生。

三、土地托管發揮的積極作用

（一）穩定了糧食生產

當前由于糧食種植收益低，土地流轉容易出現非糧化現象。調研中發現，當土地租金超過每畝800元時，種糧無利可圖，很多新型經營主體不得不從事經濟作物種植來提高收益，以支付租金，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非糧化現象。而土地托管以后，無論是半托管還是全托管，農戶仍然擁有土地經營決策權，種什么由自己決定，土地托管組織根據農戶要求提供社會化服務。與其他經濟作物相比，糧食作物市場風險小，收益穩定，大多數農戶在與托管組織簽訂服務合同時，一般要求種植糧食作物，以回避市場風險。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解決了耕地的非糧化問題，還穩定了糧食生產。

（二）增加了農民收入，實現了農戶和托管組織的“雙贏”

土地托管增加的效益可總結為“三增、一降”：即增產量、增效益、增收入、降成本。增產量，托管后，普遍使用新品種、新技術，單位面積產量得到較大提高；增效益，土地規模經營使土地、良種、管理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提高了現有農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增收入，托管農戶比流轉土地的農戶和自己耕種的農戶獲得了更高收入；降成本，通過集中采購農資、實施科學管理、降本節耗等多種途徑，土地規模經營的要素投入成本和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例如，社旗縣盛康家庭農場，托管農戶土地以后，畝均增產100斤左右，通過農資集中采購、機械化作業和訂單預約，全程生產成本可降低10%左右，畝均收益可以增長30%以上，實現了農業土地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時提升。“土地還是那塊地，變成土地托管后，全鎮農戶增收300多萬元；農機還是那些農機，高效調配，效益就提高上百萬元。”

土地托管組織為農戶提供社會化服務，從事農業規模化經營，其利潤來自于多個方面：一是機耕、機收等項收入，二是種子、化肥等生產要素的批零差價收入，三是田間管理提高糧食畝產而增加的收入等。對于農戶來說，托管組織收取的服務費用、農資費用都低于市場價格，農戶還能從畝產增加中按比例分享農業收入，最終實現農戶和托管主體的“雙贏”。

（三）推進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土地托管產生成效的原因在于，目前托管組織不僅是一個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為農業提前、產后的外部服務，而且是一個全新的農業生產主體，深入到農業的產中環節，代耕、代種、代管，把先進的技術、理念和現代生產要素引入農業生產當中，實現了糧食增產、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在農業兼業化、副業化的不利情況下，土地托管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不僅解決了未來“誰來種地”的問題，而且推進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三、深入實施土地托管的對策建議

（一）著力加強對“土地托管”的科學引導

土地托管作為農業經營形態的創新形式，是一種適應當前農村勞動力結構性變化和農業兼業化而出現的新經營方式，也是新時期農業發展的一個方向。在發展初期，還面臨社會化服務不太規范、土地難以集中連片、外部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制約等問題，需要各級政府加強引導，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推進土地托管政策措施。特別是要尊重農民的意愿，防止單純依靠行政措施強力推進，鼓勵土地半托管、全托管等多種土地流轉形式的發展。需要掌握土地托管發展的規模和未來趨勢，著力解決好土地托管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二）切實加大對土地托管的扶持力度

建議對土地托管合作社實行重點傾斜，一方面，把土地托管項目納入縣市農業發展優先扶持資金范圍，對土地托管服務達到一定土地規模的土地托管組織，縣市財政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貼息貸款等扶持。另一方面，加強金融支持，鼓勵金融保險機構創新服務產品和服務方式，幫助解決托管組織資金不足的難題。結合高標準糧田“百千萬”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化集群培育等重點項目，涉農項目要優先在土地托管地塊實施。國家農業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倉儲建設用地等方面向土地托管領域傾斜，促M土地托管快速健康發展。

（三）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當前農田水利、田間道路等基礎設施薄弱的問題，必然加大土地托管的服務成本，降低生產效率。適應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的發展需求，要加大對農田基本建設的投入，支持社會資本進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解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和后期經營管理等問題，為土地托管及其他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四）有效規避土地托管的潛在風險

由于農業容易受到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雙重影響，土地托管經營風險不容忽視，一旦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等，就可能對土地托管組織帶來滅頂之災。因此，要建立防災機制，完善農業保險政策，制定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性農業保險政策，加大財政對糧食生產保險的保費補貼比例，拓寬農業保險業務范圍，提高各類土地托管組織的抗風險能力。引導托管組織將托管的土地全部加入農業保險，以減少和彌補自然風險給托管組織和農戶雙方帶來的損失。

篇4

一、對課后托管的界定

歐盟將“課后托管”界定為在義務教育范圍外，針對學齡兒童的、兒童定期使用的任何相關安排，以便他們的家長或看護者能夠參與就業、培訓或其他活動。課后托管開始于上學結束，結束于家長或看護者接走兒童，包括對身體的照顧，社會化活動，玩耍及教育活動，也包括假期的托管。課外托管包括學校組織的托管或由機構，組織、服務團體或注冊為保育員或兒童照顧者的個體提供的活動，或者以其他形式定期提供的托管。課外托管通常但不總是以學校設施或青年中心為基礎，并提供娛樂活動或輔導家庭作業。

二、歐洲國家重視“課后托管服務”的原因

托兒服務是歐洲的一項重要政策目標。對于托兒服務，歐洲國家的政策關注點逐漸從幼兒（尤其是不到義務教育年齡的兒童）轉向“上學兒童”的“課后托管服務”。

原因之一是因為支付得起的、優質的“課后托管服務”可以幫助家長在工作時間與孩子的上學時間之間找到更好平衡，因此有助于促進勞動力參與。例如在歐盟，提高勞動參與率（2020年歐洲75%的20～64歲人群參與勞動力市場）是一項重要的政策目標，因為提高勞動力參與可以消除貧困。其次，投資于優質的“課后托管服務”可以促進兒童發展。除了為兒童提供一個能夠放松的安全場所外，課外托管服務還可以促進兒童的社會及教育發展。因此，課后托管服務對于存在學習困難或來自處境不利家庭的兒童尤其有益。

三、歐洲國家擴大“課后托管服務”的政策舉措

歐洲國家正通過不同方式擴大針對上學兒童的課后托管服務。

1.首先通過立法和相關政策計劃增加課外托管服務供給

例如荷蘭，隨著2005年《兒童保育法》的出臺，上學兒童的課后托管服務學位數量增長迅速。兒童保育部門融資結構從資助供給轉向資助需求。在2007-2008學年，應家長要求，荷蘭政府規定小學必須為學生提供上學前和放學后托管服務。因此，課后托管服務的學位數量在2004-2009年翻了一番，平均兒童覆蓋率達到22%。

在盧森堡，課后托管服務在過去幾年增長迅速。尤其增長迅速的是一種被稱作“活動中心”的特殊托管服務形式。這種托管形式是2005年回應日益增長的兒童保育需求而產生，主要為18歲以下兒童提供托管服務。根據法律規定，“活動中心”必須每年提供至少200天，共500小時的托管服務。另外，為了延長這些托管機構的開放時間，教育部還鼓勵這些托管機構延長開放時間，以涵蓋以下時間段：從周一到周六，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在 2005至2010年間，這類托管機構提供的學位數量從8000個增長到超過23700個，大部分學位都是由上學兒童占用。

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芬蘭年幼學齡兒童漫長的下午時間變成一個熱點問題。自那時起，參與課后托管服務的兒童數量不斷提高。在一年級學生中，參與比例從40.7% 提高到2011年48%，二年級學生參與比例從22.5%提高到 27.3%。未來比例還將繼續提高。政府還制定了“面向兒童、年輕人和家庭福利的政策計劃”，強調出臺措施，確保為所有年幼學齡兒童上學前放學后提供托管服務。

2.延長學校開放時間，重新組織目前存在的課后托管服務

歐洲國家擴大課后托管服務的另外一條重要政策線是重組目前的托管服務。在大多數國家，學校上學是部分時間。延長學校開放時間，實行“全天上學”在一些國家已經進入政策議程。

英國教育大臣邁克爾?戈夫表示，政府將幫助公立學校延長學生在校時間，像私立學校那樣延長到九、十個小時。這些延長的時間可以幫助那些成績下滑的學生，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有人監督的寫作業場所，尤其要確保每個學生能很好掌握數學、英語、科學、語言、歷史和地理這些核心學科的知識。除了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外，還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安排戲劇、體育、管弦樂、辯論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培養學生的品格、自信與活力。

而為了實現機會均等及支持具有特殊背景的家庭，德國政府積極促成“全日學校”的建立，該類學校屬于公立性質，就是在一般的教學時間之外，讓學生在學校里受到照應的一種輔導措施，尤其是針對小學生而言。德國目前正積極促進全日學校的規劃與正規學校密切結合，以期發揮最佳的輔導功能。

以柏林為例，小學的正規上學時間為7：30 - 13：30，若有特殊需求，家長可以在早上6點就先將孩子送到學校，或是放學之后讓孩子繼續留在學校。留在學校的學生不一定就是接受額外的課業輔導，更多時候是進行一些特殊的活動。

在希臘，“全日學校”自1998-199年起開始實施，開放時間從早上7：00至下午17：00。延長的時間安排包括強制時間和可選擇的早餐、午后時段。可選時段供學生選擇在教師監督下做作業。教師也可能提供額外課程，如文學，外語，計算機，體育，舞蹈和實用美術及音樂等。具體日程安排取決于參與的兒童數量， 例如，可選早晨時段（7：00-8：00），規定至少有5名兒童參與。2009-2010，有近80% 小學提供延長學校時間服務。

在葡萄牙，2006年起針對6～10歲兒童建立“全日學校”。所有小學現在必須在下午15：30至17：30時間段提供“課程提高活動”， 作為新模式部分，學校應該也為所有兒童提供午餐。

愛沙尼亞教育與研究部2007年啟動一項試驗項目，支持在54所學校建立“全日學校”，開放時間持續到下午18：00或19：00，旨在支持家長將工作與家庭結合 。該項目非常成功，學校參與興趣大（申請學校達到所有學校的23%）。

3.統籌各類課后托管服務

在西班牙，幾個市正共同努力協調由教育中心提供的課外托管服務和其他政府機構（如公共體育中心或公共藝術機構）提供課外活動。 盡管這些服務不是新的，但重新思考如何與教育中心協調這些的服務使用是一個新的命題。即使在大多數地方該努力還處于試驗階段，但似乎是一個促進兒童發展與社會融入的新戰略。

在保加利亞，由教育部提出一項建立“個人發展和創造中心”的計劃，旨在為兒童提供保育服務。在這些中心，為了制定跨部門的兒童保育政策，地方，地區和學區的努力都應該被統籌。政府要求目前的課外服務機構都轉為這樣的中心。

在列支敦士登，自2009年以來，“日托聯盟”（由私人創立）在5個市（共11市）為學前和小學兒童提供白天托管 （結合教學與日托服務）。參與小學和幼兒園與“日托聯盟”合作，由日托中心提供的服務包括上學前清晨的兒童托管、午餐托管，及下午托管（包括輔導作業）。目標是創造一個與學校形成補充日托機構體系，為4歲到中學開始年齡段的兒童提供托管服務。

四、歐洲國家“課外托管服務”政策關注重點

除了擴大課后托管服務的供給外，這些服務的質量與可支付性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政策關注重點。

1.質量

課后托管服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質量。高質量的托兒服務可能有助于兒童的社會、情感及認知發展。

課外托管服務的質量可能指不同方面，如衛生與安全，托管規模，兒童―工作人員，提供的活動及家長參與程度等。通常包括組織質量與過程質量兩個方面。過程質量指兒童玩耍、學習的托兒環境與體驗到的師生互動質量；組織質量指可以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托兒機構特征，包括兒童工作人員比例，一個班最大托管規模，課程管理，安全方面的規章制度，以及工作人員學歷資格和服務時間長短等。

歐洲國家課后托管服務的質量目前還缺少明確的標準和相關信息。為了評價歐洲各國課后托管服務質量現狀，基于三個方面制定了質量評估標準――兒童工作人員比，一個班最大托管規模和工作人員的學歷資格。評價結果顯示：歐洲各國課后托管服務質量呈現多樣化，這與托兒服務的公眾形象、整個教育體系及社會政策的財政約束等有關。部分國家這三個指標方面的具體情況如下。

法國。兒童工作人員比為14∶1，沒有規定一個班的最多托管人數，活動組織者通常擁有相應執照和文憑。

英國。法律只規定了7歲以上兒童的托管要求（3～7歲兒童與工作人員比為13∶1），對于8歲以上兒童的托管立法規定兒童工作人員比，但是政府鼓勵托管服務提供者要確保最少有2名工作人員值班，建議兒童與工作人員比為10∶1；沒有規定一個班的最大托管規模；《國家托兒服務標準》規定了工作人員的最低學歷資格水平為中級（相當于接受過一年的基于現場系列模塊培訓）和高級（要求接受過兩年這樣的培訓）。

德國。兒童工作人員比平均為10.5∶1，一個班最大托管規模為23.6人，大多數工作人員都接受過職業培訓。

瑞典。兒童工作人員比為6～8歲兒童9∶1，9～11歲兒童21∶1，對于一個班的最大托管規模沒有相關規定，但平均一個班的托管人數為37人，工作人員獲得大學教育學學位的占60%，其他教育程度（高中學歷）占40%。

荷蘭。《兒童托管法》規定兒童與工作人員比例為10∶1，一個班最大托管規模為4～8歲年齡組20人，8～12歲年齡組30人，工作人員都接受過中級職業教育。

芬蘭。兒童與工作人員比平均為9.2∶1，沒有規定一個班的最大托管規模，工作人員有大學學歷或中等后職業教育文憑。

比利時（法語地區）。兒童工作人員比為14∶1，沒有規定一個班的最多托管人數，工作人員都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

葡萄牙。兒童與教師助手的20∶1，兒童與教師的比為40∶1，一個班最大托管規模25人，如果兒童有特殊需求，則最大托管規模為20人，教師助手的學歷資格是接受過中等教育，而教師通常接受過四年碩士學歷教育，此外教學人員還獲得其他相關培訓。

保加利亞。兒童工作人員比為22∶1，一個班最多托管人數為30名兒童，規定工作人員的學歷為接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拉脫維亞，兒童工作人員比為23∶1，一個班最多托管23人，工作人員是受過高等教學教育的專業人士。

克羅地亞。兒童工作人員比介于20～25：1之間，一個班最多托管人數為28，工作人員要求為接受過大學本科教育。

斯洛伐克。兒童工作人員比為25：1，一個班最大托管規模平均為23：1，工作人員學歷要求為中等教育學專業或高等教育。

斯洛文尼亞。兒童工作人員比沒有相關規定，平均為16：1，最大托管規模為28人，工作人員學歷資格，其中教師接受過高等教育或大學學歷的占50%，輔助人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占50%。

2.可支付性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課后托管后服務都獲得某種形式的政府補貼。但是各國的實際財政計劃存在巨大差異。在一些國家，如愛沙尼亞、立陶宛和希臘，課外托管服務費用不貴，因為這些服務是作為公立教育體系的一部分提供。而在其他國家，這些服務被視為私人責任，價格對于工薪家長而言非常高，最明顯的案例就是愛爾蘭和英國。

具體而言，歐洲國家課外托管服務收費包括以下幾種模式。

（1）免費或低收費

在愛沙尼亞，學校通過“日托小組”提供課外服務。大多“數日托小組”是免費的，只有第二頓餐的成本由家長支付。在立陶宛，由公立學校提供的課外托管服務，盡管機會相當有限，每周只開放2～3小時，但是是免費的。在希臘，全日制公立小學的選修課程都是免費的，大約90%的課外托管服務是在被稱為“創造性兒童職業中心”進行。這些中心收費較低，每月20～60歐不等。在丹麥，低收入群體可能免于付費。在芬蘭，家長可以申請低收費或免費；在挪威，部分課外服務免費。丹麥的課外托管服務價格相當昂貴，因為每天只涵蓋幾小時。但貧困家庭或需要額外社會政治需求的家庭可以獲得免費的托管服務。

匈牙利托兒成本主要由三個渠道進行資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用戶付費。絕大多數課外托管服務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免收費用。家長只需支付餐費。這些成本不能高于家庭收入的20%，大多數兒童都有資格獲得某種形式的補貼。此外，私人提供的課外托管服務比例正日益提供，費用昂貴。

在波蘭基于學校的托管服務是免費的，除了一些輔助課程活動，短途旅行和用餐涉及的費用。在許多學校，家長委員會會捐贈部分經費（每學年從3至50歐元不等） 。

（2）由家長付費，但是費用根據家長收入浮動或進行價格控制

在德國，大多數城市根據家長收入對兒童托管進行補貼，但是差異很大。德國的“全日學校”可分為“開放式”與“條件式”兩種性質。“開放式”是在正規學校開放時間（7：30-13：30）之外由家長視情況讓孩子提前或延遲在校，前提是學生具有特殊的社會、家庭及教育背景，費用根據家長收入而定；“條件式”則是在一周內至少有四天8：00 - 16：00的正規上學時段，報名者有參加的義務，除了餐費之外，免付其他費用。若有提前或延后的需求，則視家長收入另加費用。

在法國，課后托管服務成本由地方政府規定，通常根據家庭規模和收入按比例增減 。在荷蘭，家庭收入最低的家長只需支付8%實際托管成本，最高收入群體則需支付40%的實際托管成本。在葡萄牙，家庭支付的服務費用與收入掛鉤。比利時2006年將托兒成本稅收折扣擴大到3～12歲兒童。

還有一些國家試圖通過設定收費上限對服務價格進行控制。2002年1月瑞典規定了針對學齡兒童的托管服務的最高收費限額。在捷克，立法規定了“學校俱樂部、娛樂性俱樂部以及藝術學校服務”的最高收費額度。因此，盡管收費不是與收入掛鉤，但價格非常低。另外，在斯洛伐克，為兒童提供托管服務的“學校俱樂部”是由市政府和公共機構建立，每月收費最多不超過兒童最低生活標準的15%。

（3）發放教育券

在盧森堡，2008年設計，2009年3月1日引入“教育券”。教育券發給0～12歲的所有兒童，不管其家長的收入狀況如何，每周為這些兒童至少提供3小時的家庭支持（可以在托兒所、日托中心等進行）。其他時間按照不同的價格收費。21小時托管服務可以獲得折扣價格（最多每小時3歐元）。超過21小時的托管服務每小時收費最多7.5歐元。每周超過60小時的托管服務，家長負全部費用。

德國2011年1月了實施了“教育補貼一攬子計劃”，目的是促進來自低收入家庭兒童的社會融入。這些家庭能夠獲得一張教育卡，用于不同的補貼項目，包括上學、日托和在學校或日托中心的午餐等。卡上沒有錢，只注明享受的服務種類。該計劃由地方當局負責實施。

（4）費用較高，同時沒有對價格進行限制

在波蘭，由私人運營的課外托管服務為家長提供大量收費選擇，可以按小時收費，按天、按月或年交費。對于最低工資收入者，每月參與私人提供的托管服務的成本負擔不起，占到有一個孩子家庭的毛收入的30%～50% 。對于一名平均工資收入者，私人托管服務更容易負擔，占有一個孩子家庭毛收入的12%～22% ，因此，家長收入及家庭需要托管的兒童數量影響私人提供的課外托管服務的可支付程度。

在保加利亞，學校是提供課外托管服務的機構之一。他們由州及市政府預算資助。其他托兒服務的提供者提供的服務價格不同；私立課外托管服務價格高于由學校或市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務。課外托管服務形式的可支付性對于低收入家庭和有很多孩子的家庭是一個問題。

意大利要求家長支付上學時間之外的服務費用。在2009-2010學年，由家庭支付的課外托管服務平均成本為每年346歐元，北部地區家庭收費最高，每年372歐元，南部地區家庭收費最低，每年291歐元。

拉脫維亞沒有對課外托管服務價格進行規定。每所學校或其他提供托管服務的機構自行制定價格（獲得全額補貼的服務除外）。價格根據學校財務狀況、托管規模及放學后活動持續時間以及提供的服務類型，差異很大。

奧地利根據居住地補貼課外托管服務成本各異。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比中等收入家庭（79歐元）花費更多，分別為126歐元和131歐元。因此，從絕對數和相對數來看，低收入家庭都支付了較高的成本。家長支付部分占到公立托兒機構成本的10%。

在羅馬尼亞，課外托管成本差異很大，從120歐元到500歐元不等。在2010年，每個家庭總的月平均收入為500歐元，這意味著相當多家庭無法支付課外托管服務 。

篇5

一、從羅山市民會館到華愛社區管理中心

(一)“羅山模式”

羅山市民會館是國內最早嘗試政府委托、社團托管社區服務中心的結果。浦東新區成立以來，一直尋求“在社區建設中引入市場機制，營造一個突破部門分割的體制、從社區需要出發的新的綜合性社區發展設施”，1996年羅山市民會館應運而生。羅山會館采用了由社會發展局(及羅山街道)出土地和房屋，并承擔改建的土建費用，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運用社會捐款投資會館的主要設施，青年會承擔會館管理的共建方式。會館占地面積4000平方米，建筑面積2260平方米，包括“999市民求助中心”、羅山敬老院和市民休閑中心等三大主要服務設施。自成立到2000年11月，參加活動或享受服務的市民已達71.4萬人次。羅山模式的特點是“政府主導、各方協作、社團管理、市民參與”。會館在政府所提供的場所、資金以及指導下開展服務，與社會發展局、街道、基金會等多方協作。市民參與會館活動、享受會館服務，并通過參志愿者活動、派代表進入管理委員會等方式參與會館的制度建設。管理上則形成了管委會(由參與會館共建的各方派代表成立)管大的決策、青年會管項目和財務監督、館長(青年會委派會內骨干出任)負責日常事務的一套較為完整的運營管理模式。并且于2000年，依托羅山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創建了一個與母體有聯系的、獨立的新社會組織———羅山會館。

(二)“華愛模式”

但是，“羅山模式”沒有就此止步。2002年12月，青年會以“民辦非企業”形式，在浦東注冊成立了上海華愛社區服務管理中心，并在羅山市民會館的基礎上，將活動范圍擴展到全市多個區縣，先后管理了浦東新區濰坊科普中心、黃浦區人民廣場街道公益組織服務總社、人民廣場老年活動中心、盧灣區打浦橋街道家庭兒童服務指導中心、打浦橋街道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淮海社區活動中心、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探索館及天目西社區公共體育中心等十余個各具特色的社區中心。如果說“羅山模式”是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托管式服務的起點，那么“華愛模式”在以下兩個方面向前推進:一是以購買服務為基礎的政社合作的進一步深化;二是以社團托管為基礎的社區托管服務的規模化和專業化。

1．購買服務基礎上的政社合作推進

第一，免費托管的“羅山模式”。“羅山模式”起步于社會組織對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近乎無償的托管服務。1996年，羅山市民會館開張，政府以固定資產(館舍及裝修費用)投入和添置設備的形式占了大頭，青年會投入47萬元現金作為開辦費用。根據雙方協議，政府以“零租金”將館舍提供給青年會使用，會館運營后的所有費用包括人員工資、福利等由青年會承擔。1998年，羅山敬老院交由青年會管理，街道也僅對該公房免租，沒有給予日常營運補貼，甚至青年會自1998年墊支的50萬元開支至今，會館財政支出的擔子全壓在了青年會身上。1996年，青年會投入啟動資金40萬元，1997年投入18萬元，1998年投入10萬元。1999年，在財政收支基本持平的基礎上，青年會又支出10萬元發展新項目。一個社區公共設施只是生產社區公共服務的一份資產，要產出公共服務，只有資產不行，而運用資產、獲得服務過程中，無論服務效果如何都需要花費。這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評估小組將羅山市民會館經營過的公共服務項目進行分類，逐一認定其公共性和經濟性，制定出社區服務中心項目成本類型與盈虧測算一覽表的緣起，以期在服務收費與政府補貼之間達到平衡。第二，有償付費的“華愛模式”。后來華愛托管的社區服務中心，超越了這種無償托管模式，向政府有償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方向轉變。2005年12月，黃浦區打浦橋街道辦事處將打浦橋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委托給華愛管理。其中，物業管理通過外包方式由專業公司負責;社區文化服務則由華愛負責，包括對一幢社區中心大樓的管理以及相關活動的開展等。打浦橋街道除了前期投入設施建設費以外，全額支付華愛在打浦橋社區文化中心的人員工資、辦公日常開銷、活動經費等，每年購買服務費用達200多萬元。華愛則根據不同的對象，分別提供無償服務、低償服務和市場化服務。中心現在365天不關門，每天開班數和團隊活動數均在15個以上，每年服務的市民達60余萬人次，服務對象涵蓋各年齡段人群。2008年，石門二路街道將位于康定東路85號(原為張愛玲故居)的3050平方米的大樓改造為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并委托華愛管理，第一年就支付管理費約160萬元，主要用于人員、物業管理、活動開展，以及水、電、煤、房租等費用。從羅山會館的無償托管，到打浦橋和石門二路社區文化中心動輒上百萬元的年度購買費用，說明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勞動付出、托管服務過程發生的正常費用的認可及相應的支付，標志著在購買服務基礎上政社合作關系的進一步深化。這背后則是政府購買服務生態的改變、社會組織地位的提升，以及社區公共(文化)服務提供社會化的推進(如上海黃浦區包括打浦橋在內的10家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已基本實現社會化和專業化的管理運作)。

2．社會組織社區托管服務:規模化和專業化

目前，華愛托管經營15個社區服務中心，2005—2015年，華愛共服務1475萬人次，年均達134萬人次。截至2016年12月，該年度服務人次已達230多萬，服務項目達30多項，同時華愛旗下有全職職工160余人，會員2117人，志愿者4000名。由此可見，華愛走上了專業化服務的道路。第一，服務領域的專業化。華愛托管的社區中心中，有2家是針對所有居民的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4家針對所有居民的社區文化服務中心，4家針對老人的養老院/日托，以及4家針對兒童、青年的科技、教育培訓需求的服務中心，從而形成了教育、體育、科普、養老、文化等專業服務領域。第二，華愛的專業化服務體現在“六個一”特色上，即擁有一條明確的服務理念、一套完整的項目管理評估系統、一個專業的培訓機制、一直成熟的工作團隊、一群有效的志愿隊伍、一個廣闊的交流平臺。尤其是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社區服務模式，該模式以居民需求為導向，運用專業化的運作方法，制定流暢的制度保障，打破地域概念，鼓勵居民參與，志愿服務蔚然成風，并有完整的調查評估程序。“政府主導、各方協作、社團管理、市民參與”的“羅山模式”已經更新為“政府采購，委托管理，市民參與，運作精細，職能規范，科學評估”的華愛新模式。第三，服務平臺化和中介化的細化定位。在托管眾多社區公共設施的基礎上，華愛將自己的服務目標進一步定位為:其一是培訓和建立社區服務管理專業隊伍與志愿人員隊伍;其二是組織非營利機構學習交流，共同提高運作能力;其三是為社區提供社區設施管理的咨詢服務;其四是評估社區管理設施的使用情況。這一定位顯示，華愛正在從單純的設施托管性組織朝著平臺性和中介性組織方向發展，以期為同類組織的發展，專業人才的培養，以及社區設施托管活動的開展服務。

二、關于“華愛模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