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8 10:12:0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危機的周期性,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一、公允價值的虛擬性特征與估計參數級次的劃分
公允價值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計量方法,人的有限理性和市場非理性特征決定了公允價值的虛擬性特征的存在。SFAS157認為:公允價值計量以持續經營為前提,通過會計主體在計量日或報告日模擬真實市場出售資產(清償債務),從而推導當前市場價值的過程。公允價值的虛擬性特征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關于資產或負債交易地點的假設:主市場或最有利市場;主市場是會計主體所轉讓的資產或清償的負債的交易金額最大、最活躍的市場,在主市場無法確定的條件下,則要求最有利市場來替代,最有利市場是會計主體轉讓資產收到價格最高或轉讓負債支付價格最低的市場。第二,關于交易者的假設:獨立、自愿、有能力進行交易的買方和買方。第三,關于交易市場信息條件的假設:交易市場上的信息是充分的,因此,參與交易的買賣雙方是知情的,不用支付昂貴的成本就能獲得充分的信息。第四,關于資產的用途的假設:交易中的資產處在最優的使用狀態中。如果該資產有許多用途,那么公允價值計量的是其在給使用者帶來最大收益的用途下的價值。即使該資產的報告主體并沒有將其用于最佳使用,在運用公允價值估價時,仍然以最優使用狀態下的價值估價。
現實交易市場的多樣性、非完美特征決定了公允價值虛擬計量對象的差異性。對此,SFASl57將交易市場分為活躍市場(acfive)和非活躍市場(inactive)。二者的不同在于交易量、要價和出價之間的差價、交易頻率、供需之間的平衡、信息的可獲得性或充分性等方面。活躍市場的交易量大、市場要價(bid pnee)和市場出價(ask price)的差價小、交易頻率高、市場的供需處于相對平衡狀態,對整個市場的市場交易者而不是特定交易者來說,容易獲得達成交易所需的信息。但在非活躍市場上,交易量小、交易頻率低、要價和出價之間的差價大、供需之間不平衡、交易價格呈現劇烈波動、由于市場交易者難以獲得充分信息,信息不對稱程度加劇,因而在非活躍市場上,要確定資產或負債的市場價值十分困難。
市場的差異性需要多種公允價值計量參數的存在。SFASl57號將公允價值確定過程中的輸人參數劃分為三個層次:一級參數即可觀察市場參數(observable markel inputs)是計量日會計主體準人的活躍市場中相同資產或負債的報價,活躍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為持續經營下公允價值的確定提供了計量直接依據,因而在計量時是無需調整的(unadjusted)。二級參數是非活躍市場下直接可觀察到的相同資產(identical assets)或相似資產(simiIar assets)的報價,其公允價值需通過對該報價進行調整后來確定,調整主要依據資產的特殊性、計量資產與非活躍市場交易資產的相似度、非活躍市場上的交易量和活躍程度來確定。三級參數是現階段尚不可觀察的參數,它反映報告主體自己對有關參數的預期,該預期是市場參與者在現有條件下交易資產或清償負債所運用的假設。
二、公允價值參數估計的順周期性
歷次金融危機已經證明,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金融系統過度順周期性的表現(吳堵新,2008)。在過去幾十年中,金融市場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信貸和資產價格“繁榮蕭條周期性”的增強,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以市場為導向的參數估計和輸入通過資產價格確定、金融工具持有損益的確認對投資者風險認知和承擔水平產生作用,增強了金融市場原有的順周期性程度,放大了原有經濟活動的波動水平,增強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程度,從而對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助推作用。在不同的經濟時期,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性也呈現不同的方式。
在經濟下行期,交易市場上的價格通常會與某些資產或負債的內在價值發生嚴重偏離,在以盯市為導向的公允價值計量方式下,這種偏離將通過一級直接可觀察參數和二級間接可觀察參數的輸入向銀行傳導,使銀行持有的資產大幅度縮水,繼而被迫計提巨額資產減值損失,最終導致銀行資本額和貸款能力的下降。在金融市場上非理性特征投資者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廣泛存在的條件下,這就增加了投資者對市場不安的情緒和穩定價格壓力,使交易市場上金融資產的價格面臨進一步下行的壓力。
在經濟運行上行期,金融工具不斷創新,市場制度缺失使各種各樣的定價模型成為新型金融工具價格的確定依據。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由于許多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極不成熟,公允價值相關參數的輸入由“盯市”轉換為“盯模”。在這一時期。三級尚不可觀察參數的廣泛使用,使會計計量建立在市場參與者對未來預期之上,隨著金融工具交易鏈條的延長,公允價值參數估計越來越多地依賴于人的主觀預期,信息的可靠性大大下降,導致了不良后果的產生。根據Barth(2006)的模型,如果用x代表某項創新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結果,x為該公允價值的真實值,由于不存在該會融工具的交易市場,這個真實值是觀測不到的,只能通過模型來測算;如果用ε表示公允價值計量誤差,則下式成立:x=x+ε,在接近經濟學完美市場的活躍交易中,ε的方差為a2,均值為0,x是x的無偏估計。然而,在交易市場不活躍或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不可觀察參數的輸入將導致x成為x的有偏估計。
三、結語
日本瑞穗金融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團之一,集團公司與旗下瑞穗實業銀行、瑞穗銀行、瑞穗信托銀行、瑞穗證券等公司一道,致力成為有助于社會的、最受信賴的金融機構。
瑞穗金融集團將CSR方面的舉措定位為“以創造和發展新的企業價值為目標的企業行動的主軸”。在集團中設置CSR委員會的同時,還設置了專職部門――CSR推進室,以完善推進集團統一舉措的體制。
瑞穗金融集團要求控股金融機構的CSR行動包含三個主題,即“維持信用秩序,確保對儲戶等的保護”、“塑造未來的金融”、“為了從本質上推進CSR活動而提高企業經營的素質”。對此,瑞穗金融集團分別在五個重點工作領域開展活動(如下圖)。根據社會形勢及與利益相關方對話等產生的意見來選定具體舉措,并通過CSR報告來匯報每年的成果。
著力塑造未來的金融
一是推進環保舉措
如何應對全球變暖及保護生物多樣性正演變為全球性課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瑞穗金融集團認為可以通過金融機制對環保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目前,整個集團正共同推進加強本職工作中的環境業務以及降低自身環境負荷等環保舉措。
遵循赤道原則
瑞穗實業銀行是在瑞穗金融集團旗下,以大企業(部分上市企業等)及其集團公司、金融機構、公共機構、以及海外的日資和非日資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銀行。在中國,瑞穗實業銀行以1981年設立的北京代表處為開端不斷擴大網點,并于2007年6月作為首家日資銀行設立了當地法人――瑞穗實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目前,除了在上海的總行以外,分別在北京、大連、天津、青島、無錫、蘇州、武漢、廣州、深圳共設有9家分行和1家支行,連同瑞穗實業銀行代表處(南京、廈門)構成了一定規模的網絡。
瑞穗實業銀行作為金融機構,為了開展關愛環境的投資及融資項目,于2003年10月在日資銀行中首先采納了“赤道原則”。基于該原則,在實施項目融資時,考慮對被開發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努力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并行不悖。同時,瑞穗金融集團還作為世界上采納赤道原則的銀行集團的運營委員會成員發揮領導作用。
在中國,除了向金融管理部門、金融機構及大學舉辦關于赤道原則的說明會之外,瑞穗金融集團還為中國的金融機構提供采納赤道原則的支持。這些舉措得到了來自社會的好評。2009年3月,瑞穗金融集團在清華大學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環境投資保護大會”上榮獲“2008銀行綠色會融貢獻大獎”。
開展環保相關業務
瑞穗金融集團各公司都已開展與各自業態相應的環境貢獻型業務。例如,對降低環境負荷業務提供融資及咨詢,開發和銷售含有環保概念的各種金融商品,等等。
在中國,瑞穗金融集團也充分利用自身的產業知識、持續積累的金融經驗以及與廣泛的客戶關系等優勢,來支持各項節能環保舉措。例如,2010年3月與6月,分別與武漢市政府、青島市政府簽訂了關于節能環保領域的合作協議書;2011年6月,與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和日本東芝集團簽訂了關于推進“環保城市項目”的備忘錄;11月與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日本東芝集團簽訂了關于“節能環保事業合作”的備忘錄;緊接著12月,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日本日揮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杭州市產業發展投資有限公司、浙報傳媒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成立“中日節能環保基金”的備忘錄。
二是支持金融教育
為支持金融教育,瑞穗金融集團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相關活動。例如,在初等/中等教育領域方面與金融教育相關的大學共同開展研究項目,舉辦職場體驗活動,在高等教育領域方面設置義務教育課程、義務講座等。2010年共舉辦了150次職場體驗活動,上門授課與職場體驗的聽課人數累計超過1萬人。
自1979年以來,瑞穗金融集團每年均舉辦“MFS金融研修班”,邀請來自中國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國有企業等10至15名人員前往日本,參加日本的經濟、產業、金融市場相關課程,參觀IY-。瑞穗金融集團還設置了“瑞穗基金”,并以存款利息為本金,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舉辦了3屆“瑞穗基金金融論壇”。另外,參與了由中國日本商會舉辦的“中國大學生視察日本‘走近日本、感受日本”’活動的策劃,并接受參觀銀行辦公室的請求,為大學生提供住宿場所等。
此外,在慈善公益方面,瑞穗金融集團以支持中國的基礎教育為目的,在自2006年起的10年內分別對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等多所中學設置“瑞穗獎勵基金”,向各校選拔的學生和教師發放獎勵金。
在發生各類自然災害時,瑞穗金融集團全體員工均積極參加捐款。2010年,瑞穗實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員工發起募捐活動,向甘肅省泥石流、青海省地震等災區人民捐贈了21.932萬元人民幣;瑞穗金融集團和瑞穗實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也分別捐贈了1080萬日元和20萬元人民幣。在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災害中,包括瑞穗實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捐贈的18,1萬元人民幣在內,集團國內外員工共捐贈了6637萬日元。
摘 要:順周期性現象廣泛存在于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其自第二版巴塞爾協議頒布以來開始受到關注,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其被認為是促進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通過探討順周期性的定義、表現和成因,嘗試提出解決順周期性現象的對策。
關鍵詞 :商業銀行 順周期性 啟示
順周期性現象廣泛的存在和表現于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會受到廣泛的關注。2007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轉化為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商業銀行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現象被認為是促使此次金融危機進一步發展和惡化的重要原因。
一、順周期性現象的定義
順周期性,又稱為親周期性(procycality),目前尚未有一個統一官方標準。所謂順周期就是指新巴塞爾協議要求銀行在經濟緊縮時期,多配置資本防范風險,而在經濟繁榮景氣的時候,配置較少的資本,獲取利潤,使得經濟周期的加劇波動現象(Allen and Saunders 2003)。上述定義是目前為止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從本質上講,商業銀行順周期性體現了金融通過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實體經濟的放大效應。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的通過信貸等措施,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的繁榮;在經濟下行甚至經濟危機出現之時,商業銀行的資本緊縮,信貸收緊,使得經濟下行壓力加劇,甚至造成經濟危機。
二、順周期性現象的成因
截至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順周期性現象的研究成果較多,且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通過各自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方法,對此問題提出了見解。理論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角度有銀行信貸理論、公允價值計量理論、金融加速器理論、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理論等。在實證分析方面,采用的方法有最小二乘法、EMM法等。歸納起來,其研究角度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類,即順周期成因的內因說和外因說。總體來看,比較主流的學術觀點比較認同順周期性成因于銀行內部,在實際的市場運行中,又通過外部因素的作用,加劇了這一現象的產生。
(一)商業銀行本身信貸行為產生順周期性
信貸功能是商業銀行最為基本的功能之一,也是商業銀行重要的利潤來源。這個信貸行為本身就可能產生順周期性。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普遍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看好,同時,由于經濟的繁榮,企業用于商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價值也會相應提升。因此,綜合考慮之下,商業銀行傾向于對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以獲取利潤;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此時企業在總體上經營狀況不佳,利潤降低且前景黯淡,由于市場波動,企業此時用于商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價值也會相應下降,此時商業銀行會傾向于收緊貸款,以避免在風險提升的環境下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銀行信貸行為所引起順周期性是商業銀行本身所決定的,由于銀行本身也是企業,其逐利和風險規避的特征使得這種現象很難避免。商業銀行信貸所引發順周期性是經濟學界較早發現和著手研究的方面,在順周期性成因研究中居于較為基礎的地位。
(二)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法促使順周期性現象產生
商業銀行中,對資產的計量方法主要有歷史成本法和公允價值計量法兩種。銀行本身交易賬戶中所持有的短期金融資產、衍生品等,一般均采取公允價值計量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商業銀行交易賬戶公允價值計量方法被認為是造成銀行本身產生順周期性現象的重要原因。因為公允價值計量會使得資產的價格隨著市場行情的變化大幅波動。當經濟繁榮時期,資產的公允價值大幅上升,銀行本身的財務報表狀況則大幅改善,此時,銀行資本充足率上升,因此便有條件去釋放更多的信貸和流動性;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銀行本身公允價值部分迅速下跌,為了改善財務狀況,銀行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公允價值計量資產,然而這種行為則會導致市場上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這個角度上,公允價值計量也帶來的順周期性。
(三)金融加速器理論與順周期性
金融加速器是指金融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放大作用,銀行金融加速器理論引發順周期性主要是從企業融資角度來進行分析的。按照現代經濟學理論,企業融資主要有內源融資、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三種方式,其中后兩種方式是外源融資,其融資成本是依次上升的。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本身的財務報表狀況改善,對銀行方面釋放的信號是本身內源融資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此時無論是本身進行內源融資還是貸款,其融資成本均會下降。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企業財務狀況惡化,此時不得不依靠外源融資,而銀行方面則會在判斷企業財務報表的基礎上,為了防范風險,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使得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從而最終使得整個經濟更加蕭條。
(四)資本監管理論與順周期性
為了減少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其中以巴塞爾協議為代表,金融監管當局會制定一系列的監管標準。巴塞爾協議迄今已有三版,均以資本充足率監管作為核心指標。應該說,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對降低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穩定金融市場,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順周期性問題。在經濟上行時期,銀行本身資本質量提升,更容易達到監管標準,因此信貸和釋放流動性方面,不會面臨太大壓力;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由于資產質量下降和信貸風險上升,銀行會更加趨于保守,才能更加穩健的使本身資本充足率不落到監管標準之下。同時,第二版巴塞爾協議中內部評級法,是銀行廣泛采取的風險評價方法,這也被認為是產生順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順周期性現象帶來的啟示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順周期性現象產生原因較為復雜。因此,在應對這一現象時,應采取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方法,結合會計準則和銀行監管標準的實際情況,從整體上對順周期性現象進行改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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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巴塞爾協議Ⅲ;信貸順周期性;逆周期資本緩沖;逆周期資本監管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金融機構或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主要是商業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成為了學界著重研究的因素之一。由于金融危機的本質是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急劇地突然釋放對市場秩序造成的巨大沖擊,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對其順周期性加以緩釋,以控制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定義及研究背景
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是指在經濟上行期積累逆周期資本,在經濟下行期釋放逆周期資本吸收損失,以維持商業銀行信貸穩健性的宏觀審慎監管機制。2010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制定的國際金融監管新框架《巴塞爾協議Ⅲ》公布。區別于前兩版,《巴塞爾協議Ⅲ》著重關注商業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為了緩釋商業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監管工具、動態撥備、杠桿率指標等五大措施,而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則是新引入的最重要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同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建立更具穩健性的銀行和銀行體系的全球監管框架》,將宏觀審慎理念引入監管框架,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將從單一微觀審慎過渡到宏觀微觀審慎并重。
我國目前正處于轉軌經濟中,市場經濟尚未最終建立,基于制度紅利與資源稟賦等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超常規發展,期間幾次顯現過熱與過冷交替的現象;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相對緩慢,間接融資為主的局面未根本改變,居于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在經營行為、風險暴露等方面同質化嚴重,銀行信貸在我國通脹的產生與經濟周期的波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信貸順周期性引發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值得關注。因此,研究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這一監管工具是否適用于緩釋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順周期性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二、我國信貸順周期性與《巴塞爾協議Ⅲ》逆周期資本監管
(一)我國信貸順周期性的概念與特征
商業銀行信貸順周期性,即指商業銀行的信用在經濟復蘇、發展良好階段呈現出擴張,在經濟衰退時顯現出收縮的特性,或可指在經濟周期中商業銀行信貸活動隨經濟整體的周期而同方向波動的現象。商業銀行這種順周期行為會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周期的形成和增加宏觀經濟的波動幅度,進而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我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特征包括兩方面:一是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周期的影響,上行期信貸增長,反之,下行期信貸萎靡;二是信貸活動具有的順周期特征對宏觀經濟波動具有推動作用,加快經濟周期的發展,并且出現信貸波動的周期性更為強烈,幅度超過了經濟周期,加深了金融系統本已具有的波動性。
(二)《巴塞爾協議Ⅲ》逆周期資本監管的推出背景與構成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后,國際社會開始思考2004版巴塞爾協議的缺陷,并催生出《巴塞爾資本協議Ⅲ》。2010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的正式方案,其核心內容是商業銀行在信貸投放過快、潛在系統風險不斷累積情況下,應當及時提取相應程度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其大小依據自身實際情況,上限為其持有的風險資產加總的2.5%。同時規定商業銀行擁有3年的過渡期,從2016年起每年增長0.625 個百分點。同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要求在其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的總體方案指導下,各國監管當局應盡快推出適合自身狀況的監管方案,確保商業銀行提取充足的逆周期資本,以防范潛在系統性風險對經濟的不良影響。
逆周期資本監管機制包括三部分:固定的超額資本緩沖、可變的逆周期資本緩沖與資本留存緩沖。其中,超額資本緩沖機制是指在經濟上行期,信貸投放較快增長,此時要求商業銀行加大資本緩沖的計提,目的是應對經濟衰退期可能增加的潛在信貸損失,阻斷實體經濟和商業銀行之間的正反饋作用機制。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是指動態資本比率,即監管當局需針對經濟周期的不同變化來采取對應的措施,經濟形勢較好情況下需要提高對銀行的資本監管要求,當經濟轉入悲觀時則應降低對商業銀行資本監管要求,保障其對經濟的正常輸血功能以維護經濟穩定。資本留存緩沖機制是指監管當局應制定適合整個銀行業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該比率不應過低或者過高,且應同時制定適宜的目標資本率,該比率應高于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經濟上行期,商業銀行須嚴格執行監管當局制定的目標資本比率;經濟下行期,商業銀行資本金水平下降,為了保障真實貸款需求,應適度降低對其資本監管的要求,但須符合最低資本要求。
三、《巴塞爾協議Ⅲ》逆周期資本框架在我國適用性的實證檢驗
(一)數據選取與測算方法
銀行業數據為廣義貸款余額,宏觀經濟數據為國內生產總值(GDP),樣本時間跨度為2000年至2013年。本文依據巴塞爾協議Ⅲ的方法即Hodrick-Prescott(H-P)濾波單邊趨勢法測算我國商業銀行需要提取的逆周期緩沖資本。其中平滑參數為100,信貸余額/GDP與其長期趨勢值的偏離度(GAP)的下限為2%,上限為10%,逆周期資本緩沖要求上限是2.5%。
計算時首先求出信貸余額/GDP,然后借助Eviews 7.2 軟件對其進行H-P濾波分析,得出其H-P濾波趨勢值;再用信貸余額/GDP的時點值減去其H-P濾波趨勢值,得到偏離度(GAP)。偏離度(GAP)轉換成逆周期資本緩沖的方法為:偏離度(GAP)小于2%時,不需要提取逆周期資本緩沖;偏離度(GAP)處于2%與10%之間時,偏離度(GAP)每提高1個百分點,提取比例提高0.3125個百分點,小于1個百分點的按照1個百分點來算;偏離度(GAP)大于10%時,則按照2.5%提取。上述轉換方可用如下分段函數表示
其中,VBt為逆周期資本緩沖,VBmax為逆周期資本緩沖的上限,L和H分別是偏離度GAP的下限與上限,I為L和H之間的分段間距,K為L和H之間的分段數,S為分段間距對應的逆周期資本緩沖。
(二)測算結果
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
(三)實證結論
由表1可知,我國信貸余額/GDP的數值增長總體較快,從2000年末的100.33%增長至2013年的134.72%。具體分析發現,按照前述方法我們觀察到有三個階段偏離度(GAP)為正值,表示信貸余額/GDP的增長勢頭超過了其長期趨勢水平,反映出該階段處于信貸增長較快狀況。
第一階段為2002年到2004年,持續期較長。該階段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基本消散,世界經濟處于快速轉型與發展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步伐加快,房地產、鋼鐵、基礎設施等行業投資較快,部分行業有盲目過快投資跡象。根據測算結果,2002年與2004年信貸余額/GDP的偏離度GAP超過2%的逆周期資本緩沖的下限,分別需要計提相應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但偏離長期趨勢的水平較低;2003年偏離度GAP則超過10%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上限,需計提2.5%的逆周期緩沖資本。
第二階段為2009年到2010年。美國金融危機后我國政府為維護經濟金融穩定推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各地政府都推出大批項目,信貸投放加快,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獲得大量貸款,積聚了潛在風險。根據測算結果,2009年偏離度GAP超過10%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上限,需計提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到2010年,偏離度GAP回落至可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的上限10%與下限2%之間。說明該階段監管部門已關注到信貸投放過度的問題并采取了相應的監管措施。
第三階段為2013年。根據央行最新數據,2013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達8.89萬億元,為歷年信貸投放量的次新高,僅次于2009年的9.59萬億元。從結構上看,剔除季節性因素外,去年信貸余額/GDP的小幅上升主要是中國企業貸款需求總體偏暖、經濟復蘇企穩的態勢總體良好、高速貨幣留存加快等因素引起的。
上述三個階段為我國信貸增長較快的時期,需計提相應的逆周期緩沖資本,且符合我國特定階段的實際情況,說明信貸余額/GDP這一指標可用作測量我國信貸過快增長情形下銀行風險積聚程度的指標,針對一國信貸過快增長階段所計提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將有助于警示商業銀行重視潛在風險并增強其抵御風險的能力。當然,信貸余額/GDP這一指標在測算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積聚程度時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這主要歸結于我國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市場經濟不發達、經濟冷熱波動頻繁等區別于歐美發達經濟體系的特殊因素。
四、完善逆周期資本緩沖工具的政策建議
一是參考巴塞爾協議Ⅲ逆周期資本框架,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逆周期資本監管體系。以信貸余額/GDP這一指標為參照,同時結合發電量、CPI、房地產價格指數等其它宏觀指標,從定量角度形成較為全面準確的緩釋順周期性的指標體系。此外,還需考慮宏觀政策變化、經濟運行狀況以及銀行業整體的風險狀況等,來設計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的方法。
二是不能機械理解信貸余額/GDP這一指標,而要觀察其是否體現出系統性風險的變動情況。實際中,經濟周期的變動與系統風險的積聚并非完全同步,信貸余額/GDP這一指標發生變動可能是由于經濟周期性的放緩而非風險的變動。監管當局需要切實探討該指標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從而做出科學理性的決策。
三是加強對信貸余額/GDP指標的持續性監測,監管層應著重考察該指標與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累積程度的聯系,以及在經濟蕭條期有關銀行逆周期資本的緩沖釋放機制,如釋放的時機、方式和指標等,推動監管作業持續化,以更好發揮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調節作用。
四是完善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制度安排。我國目前為多頭監管,央行熟悉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運行的整體情況,而銀監會熟悉銀行業及非銀機構的經營情況。有必要在當前“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基礎上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統籌一行三會和財政部等,建立更加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促進信息溝通,實現微觀逆周期監管工具與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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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著眼于單個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然而,近30多年來,金融全球化發展使得金融體系內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內在的關聯性和依賴度不斷加強,金融產品的同質化程度嚴重,導致金融體系內風險傳染性也大大增加。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普遍處于低通脹、高增長的良好狀態,各金融機構微觀審慎指標也處于良好狀態,但在復雜的金融創新推動下,長期積聚的系統性風險從美國的次貸市場集中爆發。在對危機形成原因進行深刻反思后,認識到,當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存在嚴重的缺陷和不足,只關注單個金融機構的微觀審慎管理理念,不能有效的防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基于這樣的現實背景,國際金融監管理念發生了重大的調整,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成為各主要經濟體金融監管的主要發展趨勢。
二、銀行順周期性理論研究綜述
1.銀行順周期內生性因素
關于銀行順周期性內生機理研究,(史建平等,2011)提出,根據“合成謬誤”和“羊群效應”理論,金融機構會擁有相同或相似的資產類型,金融機構的同質化經營帶來高度相關的風險敞口。金融機構的微觀審慎性行為,如果成為金融機構的一致行動,在宏觀層面可能影響到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楊軍華,2011;陳華等,2011)認為,銀行融資成本和融資渠道、銀行對風險的評估、銀行的信貸決策都是順周期性的,這些順周期行為與實體經濟相互作用,放大了經濟波動。銀行融資方面,在經濟上行期,銀行經營狀況好,盈利水平高,市場投資者往往對銀行的未來作出樂觀判斷,會增加對銀行的投資,同時,銀行籌集資本的風險溢價也較低,為所需資本支付的成本也相對較低。在廣闊的融資渠道和較低的融資成本條件下,大量的流動性進入銀行,為銀行作出擴張的信貸決策提供了支持。
2.銀行順周期外部因素
監管資本的風險計量方法具有順周期性
1998 年啟動新資本協議的制定工作時,資本監管產生的順周期性就引起了理論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和爭論,(FSA,2009),(Panetta et al., 2009)認為,銀行資本的順周期性波動與風險敏感性具有正相關關系。國內學者對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的研究成果也較多。(溫信祥,2006)對資本監管所帶來的順周期性問題進行了研究;(孫天琦和張觀華,2008)對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文獻綜述;(巴曙松和劉海博,2009)從銀行業的風險管理、風險監控視角對信貸順周期性進行說明;(李文泓,2009)監管資本的順周期性主要源于內部評價法所采用的各種風險因素與經濟周期變化的高度相關性,以及采用標準法時評級機構對金融機構的外部信用評價的順周期性。
三、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逆周期政策工具及其實現途徑
考慮我國金融體系發展情況,逆周期政策工具實現途徑:
1.提高資本質量
在微觀審慎框架下,一級資本中關于資本監管的要求,普通股和優先股能同等滿足要求。從宏觀審慎監管的視角看,要更多地關注金融機構吸收損失的能力,本次金融危機表明,吸收風險能力最強的是普通股,因此,可以考慮提高普通股在一級資本中的比例,提高普通股在總資本中的比例,降低優先股的比例。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關于最低資本要求是8%,其中普通股充足率及一級資本充足率最小值的上限分階段提高,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從2%提高到4.5%,一級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由4%提高到6%。
2.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
金融管理部門應持續監測信貸增長,評估信貸是否過度增長并存在導致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基于此制定逆周期緩沖制度。資本緩沖分為兩類,一是資本留存緩沖,由普通股組成,比率為銀行風險資產的2.5%。二是逆周期資本緩沖,在銀行層面,逆周期資本緩沖可作為資本留存緩沖的延伸。在信貸過度增長時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計提比例為0-2.5%。關于信貸過度增長的定量分析,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后續需要加強信貸增長水平的測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