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8 09:24:0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禮儀的共同性,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公共事業管理;行政管理;柔性管理;異同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70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6-0-01
目前,對于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的概念和內容依然存在分歧。筆者認為公共事業與行政管理的現行管理范圍不同,但無本質上的區別。公共事業管理多作為管理內容出現,而行政管理多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存在,認清公共事業的本質,如何采取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促進我國公共事業的發展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也是公共事業單位應該重點關注的問題。
1 公共事業管理的概念與內涵
公共事業管理概念在我國出現的時間并不長,但實際上,公共事業管理無處不在,目前對公共事業管理尚無完整統一的定義。但可以肯定是,公共事業管理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筆者認為,公共管理就是以政府為核心,以公務員所涉及的項目管理為內容,實現政府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共同發展。政府有權力與職責對公共事業單位進行必要的協調與管理,公共事業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涉及民眾的生活質量,甚至經濟的整體發展形勢,即公共關系管理是社會為公眾生活質量提供保障的一種手段,公共事業管理是一種服務體系。在我國大學專業教學中,公共事業管理的設置處于發展階段,很多高校已經開始開設這一課程,但由于對管理概念的認知不清,因此在專業設置上存在缺陷,另外對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專業的異同區分不清,造成公共事業管理人才缺失,影響公共事業管理單位的發展。近幾年,高校公共管理事業發展迅速,但對于公共事業管理人才的輸送上,必須弄清一些問題,比如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的關系,二者之間的差別,以及如何實現二者之間的統一。為了進一步研究公共事業管理,促進公共事業的發展與穩定,筆者對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之間易混淆的內容進行分析,確定公共事業管理的范圍、性質及內容,在高校中設置合理的專業內容和教學方法,培養公共事業管理人才,確保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穩定發展。
2 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的異同
公共事業管理具有整合性,包含了管理技術、管理方法和管理目標,而行政管理則主要是一種管理方式。筆者將行政管理作為公共事業管理的一個子領域進行研究。當然,二者都是以政府事業為中心,以提供公共服務體系和促進公共事業發展為目的。另外,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都采用現代化的管理手段與管理技術,都具有動員社會力量的能力與義務。當然,要確保二者的和諧發展,還需要對二者的差別進行研究,筆者對其具體差異做了分析與調查,并闡述如下。
2.1 管理的范圍不同
公共事業管理是我國大學廣泛開設的專業,一般認為公共事業管理的范圍更大,而行政管理則主要涉及政府機關的管理項目與管理方法,與公共事業管理之間并不沖突。目前,我國對于公共事業管理的范圍具有相對明確的規定,包括體育、教育、文化、衛生事務及保險行業,另外物業、郵政、電業局等都屬于公共事業范疇。總之,公共事業管理主要是以服務性質的國家行政單位為主,涉及范圍廣。行政管理主要是政府部門,是公共管理范圍的一個分支。管理范圍小于公共事業管理,但是行政單位在公共事業管理中具有模范和引導作用,加強公共事業的管理需要必要的行政管理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軍事與國防也是公共事業管理的一個范疇,并且對于管理手段具有較高的要求。
2.2 管理的主體不同
從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的管理范疇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管理主體不同。公共事業管理是我國經濟、政治和行政發展中不可缺少的項目,公共管理具有更廣泛的主體,涉及項目涵蓋了大部分的領域。上文筆者分析了其涉及范疇,凡是涉及的范疇均屬于公共管理范疇。行政管理的范疇則相對固定,主要是以獨立的行政機關為主。公共事業的主體為以公共事業為主的公益性組織,在我國,公共事業組織主要為事業單位和不具有政治色彩的團體組織。
2.3 管理手段不同
公共事業管理結合了宏觀和微觀上的管理概念,涉及管理中的具體問題,管理方法以樹立榜樣,影響民眾價值觀和說服為主;研究方向以綜合性的基本理論為主。近年來,隨著管理的不斷發展,開始增加了行政管理手段,也就是實現了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之間的交叉。事實上,二者之間在管理手段上也無明顯的差別,主要是行政手段強調強制性,而公共事業管理手段強調服務性,法律是行政管理與公共事業管理共同遵循的規則。在國家相關法律的基礎上,實施行政管理與公共事業管理,將柔性的管理手段與剛性的管理手段結合在一起,突顯出公共事業管理的政策以及行政管理的手段與方法,促進二者的共同發展。
3 結 語
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在內容、形式上有一定區別,但二者在目的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促進我國公共事業單位的發展,為社會提供優質的服務。因此,理清公共事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之間的關系是必要的,但要以和諧發展為主。借助行政管理手段,Y合公共事業管理的柔性管理,達到二者之間的統一,使公共事業管理具有高效性。對于公共事業管理部門而言,要承認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認識到公共事業管理的服務型特征,并且具有創新精神,逐漸實現我國公共事業管理的改革與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工具的材質、工具的動力和工具的類型是傳統手工藝工具的三個要素,也是傳統手工藝工具研究的基礎。
一、工具的材質
工具以什么材質來制作,在今天看來是一個主動選擇的問題,但在古代卻是唯一接受的前提。不同的材質,具有不同強度、硬度、彈性和加工性能,決定了能制作不同加工方式和能力的工具,決定了制作的工藝手段,最終決定了制品的諸多特征。
在人類文明史上工具所能選擇的材料,各個地域都經歷了相似的發展階段,盡管起迄時間有差別。就中華民族而言,工具材料和時代之間的對應關系表現為:
石器時期――包括舊石器時期和新石器時期,統稱為史前時期,原始人類的加工工具以石器為代表,另見動物的角骨牙、竹木、藤草等,還會用水、火等作輔助手段。石斧、石鐮、石刀、石鑿、石椎、骨刀、骨針都是這一時期工具的代表。在新石器時期人工合成的陶瓷材料已用作工具制作,如陶鐮、陶銼、陶刀、陶紡輪等。
青銅時期――在我國四千年前的夏明了青銅器,從夏商周到戰國,青銅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是這一階段加工能力的標志。這一時期青銅除能制作農具、兵器外,還能制作手工工具,如斧、錛、鑿、鋸、錐、鉆、銼、針等。有些可以替代原來的石制工具、骨制工具和木制工具并作了改進。如銅斧有垂直裝柄的直銎斧,還有橫向裝柄的橫銎斧,極大提高了工作效力。另有些工具如鉆、鋸是新發明的。青銅材料能根據工具的實際硬度、韌度需要,調節青銅配方,并已掌握了退火、鍛打等深加工工藝。
鐵器時期――戰國起鐵器冶煉技術成熟,各種工具都能以鐵器制作,鐵制工具具有更高的加工能力。這時工具除傳統的斧、鑿、Q、鉆外,還增加了、剪、鋸等。工具加工中采用生鐵鑄造再退火、鍛打、淬火的方法,使工具更加精細。在紡織等機械工具中,輾軸、錠子等部件用鐵制作,極大提高了效率。這一時期還使用金、銀、鋁、錫、汞、鋅等其它金屬來參與工具的制造。
高科技時期――二十世紀以來,不斷有新的天然或人工材料被用于制作工具,人工鉆石、陶瓷、合成樹脂,甚至光、電、水、氣都成為工具的組成材料,提高了加工能力。在現代科技尤其是材料科學進步的前提下,有些天然材料經過再加工,會在品質和使用功能上發生突變,從而被從新利用。
二、工具的動力
在石器時期、青銅時期和鐵器時期,手工工具的動力為人力和自然力,十六世紀以來機械工具的廣泛使用,又使工具的動力采用電力、汽力等機械力。
人力――在數千年的手工工具使用中,人力是主要動力。依靠人的肌肉的力量,驅動手工工具或機械工具,使工具產生直線運動、圓周運動、均速運協、加速運動等達到加工目的。古代陶瓷制作中的陶輪、玉器加工中的砣機、木器加工中的鋸刨鑿鉆等無不是用人力直接驅動。較復雜的機械工具如黃道婆發明的三錠紡車是用腳踩提供動力,用雙手操縱。另有些工具是一人提供動力,另一人操縱。
自然力――古代手工藝制作中有些使用風力、水力、畜力這些自然力,如紙漿的加工、陶土的粉碎等都借助這些動力。這些自然力的有效利用,關鍵在于發明了能量轉換構件,如風力的使用在于發明了風輪,水力的使用在于發明了水輪,畜力的使用在于發明了挽具、套具等系駕方法。
機械力――十九世紀末以來,機械工具和一部分手工工具用機械力,如電力、蒸汽力來驅動。我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公私合營后,手工作坊都并合為有一定規模的國營或集體廠,即使手工工具,其動力也開始不用人力而用機械力,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加工能力。如玉雕的砣具用馬達來驅動,不再用腳踩踏。隨著機械力的使用,器物的加工痕跡也會出現相應變化。
三、工具的類型
工具的材料決定了工具的形式、動力和操控方式,最終決定了工具的類型。據此,手工藝的制作工具可分為手工工具、機械工具和智能工具三大類,代表了工具的三個發展階段。在后一階段,前一階段的工具仍會被保留并在一定范圍內使用,并不能完全被替代,有些手工藝品則是同時采用幾種工具來完成不同部件或不同階段的制作。
手工工具
手工工具在原始時代后期從通用生產工具中分離出來,其制作和使用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從史前社會一直延續到現在。遠古時代有石斧和石錛,以后又增加了刀、錐、鉆、鑿、鋸、刨等,有些手工工具至今乃在使用并無法替代。
手工工具的制作材料開始于石、玉、骨、牙、木、竹、藤、草等非金屬材料,以后又用銅和鐵來制造。在當代許多新的材料也被用于作手工工具,如金剛石、陶瓷、高分子樹脂、高強度合金等,提高了手工工具的加工能力。
手工工具的特點是品種繁多,不同的工藝制作有不同的工具,同一工藝制作所需的工具品種也非常多樣,并一般由工匠自己制作,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工具也會有明顯差異,都有各自具體的使用技巧和方法。這正是古代手工藝制品風格多樣性的重要原因。
機械工具
機械工具古代已在使用,在近代得到重大發展。我國手工藝制作引入機械工具是在十九世紀后期,1885年外商上海百貨商店福利公司就建立了第一個機器制造家具的工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各類手工藝的制作都普遍使用機械工具。
機械工具將杠桿、輪軸、手柄、踏板、繩索等組合起來,能產生直線、曲線、旋轉、擊打等運動,模仿、延伸、強化和變革手工工具的功能,以完成相應加工步驟。腳踏縫紉機是近代機械工具的成功范例。機械工具最初由人力,以后又用自然力和電力、蒸氣力驅動。直至近代,有些機械工具仍用畜力驅動。1843――1860年間,上海城北門外由英國倫敦宣道會麥都思開設的墨海書館中,采用鉛字排版和鐵制印刷機,因無電力,就用牛來牽引驅動。
機械工具的結構復雜,通用性強,一般由工廠制作,工匠采購適合自己的工具而使用,在操控上不需要非常高的技巧性,如木工的電鋸、電鉆是典型的機械工具。
機械工具制作的工藝品,更規整、統一,在痕跡上和手工工具也有明顯區別,表明了其制作年代。
智能工具
手工工具和機械工具完全由人來操控,而智能工具則由人工智能來操控。廣義上說,機械工具中整合了數個工序步驟的復合工具,也是智能工具,人的指令通過機械結構來完成。在今天智能工具由智能控制系統和機械工作系統兩部分組成,人的指令通過數字化來實施。分別替代人腦和人手的部分功能的智能工具已完全不需要手工工具和機械工具的使用技巧,不會因操作人員的變更而有區別,電腦繡花機、電子提花織錦機、智能雕刻機、三D打印機都是智能工具的代表。產品沒有制作技藝上的個性是其特點或缺點。
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手工藝無論從社會需求還是從經濟利益考慮,智能工具的推廣使用已成不可避免的趨勢,隨著工業4.0版的拓展,會有更為先進、復雜的智能工具來替代目前還在使用的手工工具和機械工具,傳統手工藝能否再稱之為“手工藝”已是科學發展的“論理”話題。智能工具的功用、性質、發展趨勢及對當代工藝美術的影響和導向,是需作專門研究并預測的大課題。
手工藝工具的材質、動力和類型是一個不斷發展遞進的過程。每一時期,每種手工藝都有相應的制作材料,使用動力和操控類型,每種手工藝后一時代,往往保留著前一時代工具某些材質、動力和類型。
深入研究手工藝工具,對傳統手工藝及其技藝的認識、傳承和保護具有直接的意義。傳統手工藝的技術基礎是材料、工具和技藝。這三者中,材料的加工必須依賴合適的工具,同時只有在相應工具的使用中才能形成技藝。也就是說,傳統手工藝的工具是其全部技術基礎的核心。舍棄了傳統工具,傳統手工藝的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傳統技藝的保護必然成為空談。
(《中國工藝古董教程》緒論節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
圖片說明:
1.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人在建筑中采用榫卯結構,加工工藝成熟,應已有專用的制作工具
2.較粗兩件為獸骨骨針,中空,可以錐洞后穿線,適用于厚重的獸皮。較細一件為禽骨骨針,頂端有穿線針眼,適用于織品。均有明顯使用痕跡,半石化。甘肅采集。
3.扁平,一側有鋸齒。壁孔用于捆扎把柄,孔兩面對鉆喇叭口,中蜂腰狀,和同期玉器加工工藝相似。
4.紅陶,直徑5.1厘米。中有孔,輪四側各一對蟻鼻孔,可穿線固定。紡輪較輕簿,使用時慣量小,適用于成紗較細的絲毛類纖維。
5.明萬歷匯賢齋?本《魯班經》附圖,工具式祥和使用方法至今無明顯變化。
6.傳統制墨工藝有制煙、合料、杵搗、錘煉、印脫等流程,全部采用搗杵、鐵錘、壓桿等手工工具制作。2009年拍?于安徽歙縣老胡開文墨廠。
7.筒車以木制齒輪傳遞動力,宋代出現。類似齒輪結構古代用于石磨、水椎等水力、風力或獸力機械。(張柏春圖)
[關鍵詞] 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必然性
公司治理理論的發展總是與社會經濟環境緊密相連,社會經濟的每一次變革都能夠推動公司治理理論更進一步發展?20世紀,知識經濟引領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對公司治理理論也形成了巨大沖擊,直接促成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出現?這一理論的出現,是對傳統公司理論“股東至上”邏輯的顛覆,是新經濟環境下公司治理理論的必然選擇?以下就對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必然性做一具體分析?
一 ?企業倫理問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和環境管理問題等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出現,使人們不得不重視利益相關者問題
工業化的結果之一即是造就了大批企業,但是,企業在創造物質財富?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也對社會產生了眾多的負面影響?20世紀70年代左右,全球企業開始普遍遇到了一系列的現實問題,主要包括企業倫理問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環境管理問題等?這些問題都與企業經營時是否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密切相關,從而促使學術界和企業界開始重視利益相關者問題?
二?“新所有權觀”的出現,打破了股東為公司唯一所有者的傳統觀念
以布萊爾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在現代公司中,所有權是一個復雜的概念,討論公司治理以所有權為起點“是徹底錯誤的,是高水平的誤導”,股東也并不是企業唯一的所有者,他們只能擁有企業的一部分?傳統理論把作為所有者的一切權利和責任賦予股東,并非出于社會科學的規律,而僅僅是一種法律和社會慣例而已?股東既然只是擁有公司的利益者之中的一員,那么就沒有理由認為股東的利益會或者應該優于其他利益相關者?張維迎從契約理論的角度闡述新產權觀,論證了股東不應該是企業的唯一所有者?他認為,從企業作為一組契約的結合點的角度來看,企業沒有真正的所有者,財產所有權是契約達成的前提,而企業所有權是這種達成契約的交易的結果,從事后來看,它是一種狀態依存所有權?在不同狀態下,企業所有權分別歸股東?債權人?工人或經理所有,股東只不過是正常狀態下的公司所有者?企業法人所有權是相對獨立的,不同于股東的財產所有權,出資者投資形成的資產?公司經營過程中的財產增值和無形資產共同組成公司的法人財產所有權?按照這種觀點,公司行為的物質基礎是法人財產,而不是股東的資產,其權利基礎是法人財產權,而不是股權?在此基礎之上,“忽視股東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對公司財富的創造是沒有道理的”?
三? 人力資本的興起,使利益相關者(以人力資本所有者為代表)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漸超越股東
企業的所有參與者中,股東投入的是物質資本,企業經營者及職工投入的是人力資本?在過去的工業經濟時代,物質資本相對短缺,企業對物質資本高度依賴,在企業資源中物質資本最具重要性,企業屬于物質資本所有者天經地義?然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占有知識的人力資本在企業活動中的作用日益凸現,正在成為財富創造的核心動力?據統計,20世紀20年代,知識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20%;而70年代以來,知識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左右,到了90年代后期,知識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80%?按照“擁有企業最有價值資源的所有者是企業真正的控制者?所有者”這一原則,人力資本的擁有者當然有權利參與公司的治理?此外,隨著物質資本價值和重要性的下降,知識?技術等精神資產的力量的上升,企業各方契約的實力發生了明顯變化,物質資本所有者的地位開始削弱,而擁有知識資源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則力量增強,各方實力的此消彼長必然要突破原有的模式,股東利益至上在知識經濟時代已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
四? 其他利益相關者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使他們承擔了比以往更大的風險和責任
股東作為物質資本的所有者,在企業中投入了專用性資產,承擔了企業的剩余風險,因而應擁有企業控制權,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實際上股東只承擔了有限責任,并且隨著現代資本市場的發展,股東所承擔的風險可以通過投資的多樣化來化解,同時股票的自由轉讓也降低了股東的風險等級,一旦企業發生危機狀況,出資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用腳投票”一逃了之,而不是考慮怎樣挽救企業,他們對企業承擔的責任日益減少?相比之下,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風險卻越來越大,成為真正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操心者?首先,在有限責任?合同不完全的前提下,債權人由于對企業投入的是專用性很高的資金,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則債權人特別是銀行就容易受到控股股東的“虐待”,更何況在企業所有權為狀態依存所有權的情形下,債權人實際上也承擔了大量的剩余風險?其次,雇員在邊學邊干中獲得了高度專用于本企業的技能,一旦轉為他用,其價值或降低或蕩然無存,所以,雇員的專用性資產也和股東的股票一樣處于風險狀態?可見,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投入都可能是關系專用性資產,這部分資產一旦改做他用,其價值就會降低,投入公司的這部分資產是處于風險狀態的?為激勵專用性資產進入公司,需要給予其一定的剩余收益,應該設計一定的契約安排和治理制度來分配給所有的利益相關者一定的企業控制權,即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應該參與公司治理?
五? 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時使得民主制度得以真正貫徹
在物質資本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股份公司中,經理人員可能會利用控制權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發生成本?在股東利益至上的傳統公司法人治理模式中,由于股東人數眾多,不可能親自管理公司日常事務和監控經營者的行為,于是股東選舉董事會并由董事會來監控管理者?然而,由于信息不對稱,經營者甚至可以決定董事會的活動日程以及董事會所獲取公司信息的類型和數量?這嚴重影響了董事會對公司真實情況的了解,同時由于眾多小股東的搭便車問題的存在,使得物質資本所有者對公司地監控總體上出現弱化的趨勢,公司經營者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他們的利益,導致成本的上升?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會激勵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利益更加關注,比如債權人作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具有信息優勢,銀行既有動機也有能力監督經理人的行為,員工則在企業的內部,能直接觀察到經理人的行為,即雇員具有信息優勢,債權人具有專業優勢,將他們納入公司治理,可以改善原來委托—關系中監督動力不足?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從而形成有效的內部制衡,有利于對經營者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時共同治理模式使企業與員工?供應商?債權人等之間簽訂了一份隱形保險契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得到了企業的隱形保護,這使得利益相關者在向企業投入更多專用性資本時無須擔心遭到企業的敲詐,從而這種長期合作會大大減少交易成本?此外,利益相關者理論還有助于將民主制度引入公司治理內部?傳統公司理論將公司管理的選舉與被選舉權賦予股東,而公司利潤真正的創造者卻被排除在外,這無疑是對民主制度一種抹煞,而在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下,其他利益相關者有權利獲得公司的管理參與權,使民主制度在公司內部得以真正實現?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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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費方域. 誰擁有企業:股東還是利益相關者[J]. 上海經濟研究,1996,(9):46-48.
(南京中醫藥大學經貿管理學院,南京 210046)
摘要: 醫療服務費是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值的體現,調整醫療服務費是當前醫療改革的焦點。本文應用系統動力學方法通過分析醫療服務費調整通過提升醫師技術價值從而對醫務人員診療行為和患者就醫行為以及醫藥企業營銷行為的影響,構建醫療服務費對醫改影響的因果關系圖,分析了醫療服務費調整的關鍵作用,即促使醫方合理用藥,提高診療質量;促使患者就診分流,滿意度提高;促使醫藥企業以藥品質量贏得市場。最后本文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堅定醫療服務費改革的信心,并及時采取保障措施,一是醫院管理制度上保障醫務人員價值實現,二是加強基層醫療資源配置吸納患者的分流。
關鍵詞 : 醫療服務費;公益性;系統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R19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17-0249-05
基金項目:江蘇省省級重點專業類(公共管理)建設開放課題;江蘇省教育廳2013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13SJB6300075)。
作者簡介:肖增敏(1978-),女,天津人,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醫院管理/衛生政策;楊莉(1977-),女,回族,江蘇南京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醫院管理;王莉(1972-),女,安徽銅陵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
0 引言
醫療服務費即指醫療技術服務費,主要包括診療費、護理費、手術費等能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值項目的收費。長期以來,我國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偏低,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動價值得不到應有的體現,同時藥品加成制度給醫院和醫生放開了一個價值補償的渠道,然而這種“以藥補醫”的方式扭曲了醫務人員價值,必然導致過度醫療[1]、醫療總費用不合理上漲,“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突出,醫患矛盾不斷加劇。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國早在2009年的《關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中就提出要調整不合理的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逐步取消藥品加成。隨著新醫改的深化,2012年以來,我國17個城市的部分公立醫院先后進行“取消藥品加成”,“調整醫療服務費”的政策性試點,2014年國家更是在《關于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公布放開非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這種凸顯醫療機構“醫”的價值和作用,打破“以藥補醫”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2]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針對“以藥補醫”導致的價值扭曲的現狀,有不少學者強調要端正醫務人員倫理價值觀及職業價值觀,讓醫學真正回歸仁心仁術[3-4]。然而早在近代,醫界就對于側重于醫學的倫理功能、不理解醫師強調職業報酬的言行并用傳統的倫理學來限制的狀況進行了抗議,呼吁讓醫師通過勞動能夠獲取正當職業報酬,收取診金[5]。診金即為醫療服務費。因此,在現代市場化的經濟社會中,僅僅希望通過精神境界的高要求改善醫患關系,實現公益性是不現實的。作為醫生,不僅要關注患者的生理病因,而且還要考察患者的社會病因以及心理病因,不僅關注疾病的治療,而且高度重視疾病的預防以及對患者全方位的關懷[6]。可見,醫務人員的醫療服務不應該僅僅體現在藥品和檢查費上,而應該用自己的知識通過綜合診察提出全面的治療方案,這就亟需提高醫務人員的職業積極性。有學者通過數據研究指出目前的醫療服務費不足以補償醫務人員勞動價值[7],建立比較完善的醫藥衛生技術人員的薪酬制度,合理解決醫藥衛生人員待遇,可以調動其主動規范服務行為的積極性[8],提高醫療服務費才能革除“以藥補醫”這一違反了市場經濟下勞動者價值規律的制度以及改善由此造成的各種經濟關系和人性的扭曲[9]。然而,面對已經高企的醫療費用,也有人擔心醫療服務費的提高會不會帶來新一輪醫療費用的上漲,使得“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更嚴重[10],從而有悖于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改革宗旨。
1 系統動力學的適用性及本研究模型構建的前提條件
系統動力學是一門認識系統問題和解決系統問題的交叉綜合學科,其基于對系統行為與內在機制間的相互依賴關系的分析,發掘出系統可能的變化。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各因素之間錯綜復雜,構成了復雜性大系統,并且隨著時間推移相互之間產生傳導作用,因此根據一時的表象很難得出具有長遠意義的結論。任何改革都可能存在著短期的效果和長遠的效果,二者往往并不一致,通過系統動力學的方法則可通過分析系統內部存在的相互作用來把握改革措施的長遠效果,從而有助于預測改革結果并對改革過程及時干預或提供保障。同時系統動力學也為我們對復雜大系統進行子系統分解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將復雜問題條理化,從而更便于從子系統入手分析所關注因素的相互影響作用。
學界對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內涵雖未完全達成一致,但基本都認同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適宜性以及質量和效率的內涵[11-12],而從新醫改的直接目的來看,就是要解決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老百姓關心是否看得起病和看得好病以及看病是否方便,這是民眾感知的公益性的具體體現。而醫療服務費的提高關系到醫務人員、患者的利益,而伴隨切斷藥品加成措施的實行以及醫生的診療行為的變化又對醫藥企業的營銷行為產生影響。即,醫療服務費對醫生和患者的行為產生直接影響,醫生的行為將傳導影響到醫藥企業的營銷行為。醫生、患者及醫藥企業三者的行為變化必將在醫療質量、患者滿意度及藥品質量和價格上體現出來,這些都關系到公益性問題。因此本文選擇從醫生、患者和醫藥企業的行為變化的角度來考察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影響。另外,公立醫院目前對醫療服務費調整的一個直接目標是對取消藥品加成后醫院損失的彌補,然而讓醫療服務費體現醫務人員勞動價值是大勢所趨。因此,本文模型構建的假設前提是調整后的醫療服務費能夠反應醫務人員勞動價值,并且不同的醫術水平其醫療服務費不同。
因此,本文應用系統動力學,通過因果關系圖理清受醫療服務費影響的醫生、患者和醫藥企業三者的行為變化及其相互作用關系,從而得出醫療服務費的調整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綜合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2 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影響分析
2.1 醫療服務費對醫務人員行為的影響
2.1.1 醫療服務費提高減少過度醫療行為 醫療服務費對醫務人員誘導需求的動機具有負向影響,這是因為代表醫療服務價值的服務費的提高使得醫生不再依賴開大處方獲得收益,從而誘導需求的動機變小,因而可以減少過度醫療,加之醫療服務費納入醫療保險范圍,從而使得患者的自付醫藥費用減少,促進患者滿意度的增加。使患者滿意度高的醫生將吸引更多患者前來就診,若醫療服務費能夠進行市場調節,則該醫務人員的醫療服務定價會有所提高。因此,“醫療服務費誘導需求的動機過度醫療醫藥費用患者滿意度就診數量醫療服務費”形成一個正反饋回路。醫療服務費的提高觸發該循環過程,通過醫療服務費的調節和吸引更多患者使得醫務人員能夠通過醫療服務費這一體現醫療服務價值的收費而獲得收益,最終不再依賴藥品提成。并且醫療服務費在一定范圍的市場化調節又促使醫務人員之間形成了良性競爭,這不僅保障了優秀醫務人員的收益,同時也促進了醫療行業的良性發展。當然醫療服務費也不會因此陷入無限增長,這是因為它還受到其他因果關系的影響。
2.1.2 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可增強醫生自身價值認同感
醫生能夠僅靠醫療服務費就獲得滿意的收益是對其醫療服務勞動價值的尊重,有利于醫生自我職業價值的認同感提升,這有助于激發醫務人員工作的積極性,不斷探索提升醫療服務質量。診療質量的提高則帶來患者滿意度的提高,從而提升了該醫生的聲譽。能得到越多病患的認可和贊譽,則該醫生越認同自我價值。而醫務人員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識型醫務人員對高的物質報酬的要求,在保障一定物質需求的情況下,自我實現的追求反而會降低對醫療服務費的追求。這一過程的因果關系圖見圖1。
圖1中有正負兩個反饋回路,從負反饋回路中可以看出,即使受市場調節,醫療服務費也不會一直增長,將在醫生物質追求和精神追求中形成平衡,因此醫療服務費將趨于穩定。而正反饋回路則使得優者越優,差者越差。目前我國醫生的聲譽受到社會的部分質疑,這也導致醫生對自身價值認同感降低,職業幸福感下降,許多醫生阻止子女學醫就是該問題的體現。這將嚴重影響醫務人員積極性,影響了診療質量,導致患者滿意度下降。因此,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必須提高醫療服務費,切斷藥品加成,讓醫務人員能夠憑借自身的技術拿到應有的報酬,提高醫務人員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感,從而進入良性循環。
2.2 醫療服務費對患者就醫選擇行為的影響
2.2.1 醫療服務費提高穩定綜合性大醫院就診患者數量 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前來就醫的患者數量,促使常見病進基層就診,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三級綜合醫院醫生工作量,使得這些醫生能夠抽出時間精進業務,提高診療質量,從而提高患者的滿意度,這又吸引了有真正需要的患者到三級綜合醫院就診。這些過程見圖2。
分析:圖2中有兩個負反饋回路,醫療服務費與患者數量互相影響,形成負反饋,這是一個自我調節的過程。這也意味著與市場掛鉤的醫療服務費不會無限上漲,會在一定水平上穩定下來,穩定下來了醫療服務費使得不同水平的醫務人員有不同的服務費水平。同時,醫療服務費對患者數量的影響效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延遲作用,這是由于醫療需求在短期內具有剛性特點,引導分流的作用在遠期才能體現出來。而患者數量與醫生工作量、診療質量、患者滿意度形成的負反饋回路,則預示醫生工作量會通過反饋回路的調節穩定在某個水平上。
2.2.2 醫療服務費提高可引導患者就診數量的分流
當到三級醫院就診的普通疾病患者數量因為醫療服務費的提高而減少時,那么客觀地促使這部分人群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這樣積累了基層醫療機構的診療經驗。隨著國家對基層醫療機構的重視和投入的增多,基層醫務人員收入也會有所增加。在收入提高和經驗積累雙重作用下,有利于激發基層醫務人員價值感的提升,從而基層醫務人員有積極性精進醫術,提高診療質量,從而吸引普通病患者更愿意到基層就診。
以往人們不信任基層診療質量,不愿到基層就診,則基層醫療機構接診很少,基層醫務人員沒有工作成就感,從而留不住高水平醫務人員,這加劇了基層的困境。當前國家對基層醫療機構越來越重視,提高基層醫務人員收入,配置醫療資源,吸引了不少優秀醫學生。醫療服務費的差別化也使得到基層就診的普通病患者數量增多,分流了綜合醫院的就診數量,客觀上緩解看病難問題。因此,醫療服務費在不同等級醫療機構之間起到了引導患者就醫的分流作用,不僅促使老百姓小病進社區習慣的形成,還能提高基層醫務人員的價值,吸引優秀人才,同時還能將綜合性大醫院的醫生從重復性低難度的診療中抽出身來花更多的時間提升自身技術水平,從而更好地攻克醫學難題。
2.3 醫療服務費對醫藥企業營銷行為的影響 醫生追求診療質量,則意味著對用藥合理性的要求提高,這將使得醫生對醫藥企業的種種不正當營銷手段變得不再敏感,甚至是抵制。受到醫務人員用藥行為改變的影響,醫藥企業也會重新設計營銷策略,不得不在藥品質量上多下功夫,從而以質量贏得市場份額。而藥品質量的提高則有助于診療高質量的實現。因此“用藥合理性要求醫生對醫藥企業回扣促銷等的敏感度醫藥企業藥品質量診療質量用藥合理性要求”形成正反饋回路。
在現有的“以藥補醫”的模式下,不少醫生更重視的是如何開出更多的藥,而對用藥合理性關注較少,而為了開辟市場,醫藥企業契合醫院和醫生的需求,使出各種不正當營銷手段,醫藥代表滿醫院跑,更使得用藥合理性成為空談,導致了惡性循環。而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則需要醫務人員重視診療質量,而這正是前述的醫療服務費提高的影響結果。打擊醫藥企業的不正當營銷行為不如改變滋生這種行為的土壤,即改變醫務人員的診療行為,變開大處方盈利為依靠醫療技術的提高來盈利。這才能有望扭轉醫藥企業在醫院的不正當營銷方式,回歸醫療與藥品為患者健康服務的正確軌道上來。
3 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綜合影響機理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影響的綜合因果關系圖,見圖3。
在圖3中,兩側的反饋回路分別表示的是醫藥企業藥品質量和基層醫療機構診療質量所受的影響,中間的五個反饋回路表達的是醫療服務費提高對患者滿意度、診療質量以及醫生的自我價值感的影響。其中,通過醫療服務費的提高降低醫務人員誘導需求的動機從而減少過度醫療提高患者滿意度是從物質角度的分析,而通過提高醫務人員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感從而激發醫務人員重視診療質量提高患者滿意度進而提升醫務人員聲譽的過程是從精神激勵角度進行的分析。另外對醫生工作量和就診患者數量的影響則反應在負反饋回路中,說明提高醫療服務費對這二者起到了調節的作用,即通過自我調節,能夠使得醫生工作量和患者數量穩定在某個水平上。
通過圖3發現,醫療服務費最直接的作用是降低醫務人員對過度醫療的依賴和患者就診的選擇,這將對醫務人員積極性、醫療服務質量、患者就診數量的分流、基層衛生資源的利用率、基層診療質量和醫藥企業藥品質量的提高均有著積極意義。首先,要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基石作用,引導患者普通病到基層是關鍵舉措。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對患者分流的影響具有延遲作用。因為當前我國綜合醫院就診患者普遍很多,患者的就醫行為的變化不會在較短時間內受到醫療服務費的影響,具有短期剛性特點,但患者出于自身利益的綜合考慮所做的就醫選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會發生變化。另外,當前環境下,醫藥企業對醫生及醫院的不正當營銷行為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必須依靠醫生的行為選擇。醫患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醫生作為患者的人,對患者有利的選擇也必須首先成為對醫生有利的選擇才能真正成為醫生愿意采取的行為。因此,讓診療質量的提高成為醫生主動的追求才是解決大處方的有效途徑,這就必須要讓醫生能夠利用自己的醫療技術通過診療質量的提高獲得應有的收益。而帶動患者分流和促使醫生追求診療質量提高的關鍵舉措就是調整醫療服務費以及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化調節。提高醫療服務費滿足了醫務人員利用技術獲得收益的經濟人的需求,進而激發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自我實現需求,使得診療質量的提升成為了醫生的主動追求,促使醫患利益一致化。因此,通過醫療服務費的調節,使得醫生、患者、醫藥企業等眾多微觀個體的微觀行為選擇最終將促成“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解決,實現我國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宏觀改革效果。
4 結論及建議
4.1 研究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①醫療服務費關系到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切身利益,對二者的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而通過醫務人員行為的變化又影響到醫藥企業的營銷行為。
②醫療服務費的提高肯定了醫務人員醫療技術服務的價值,依靠高的醫療技術獲得高的收益是對醫務人員的正當物質需求的尊重;而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醫務人員積極追求醫療技術和診療質量的提高,進而實現職業價值和人生價值,獲得精神回報。這不僅提高診療質量,還避免了不合理醫藥費用的支出。
③醫療服務費對患者就診起到了分流作用,使得普通疾病患者進基層醫療機構就診,這不僅提高了基層醫療資源的利用率,還有助于減輕綜合醫院的負擔,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看病難”的問題,同時不盲目追求到大醫院就診也間接節約了醫療費。
④醫務人員是醫療系統最基層最核心的力量,通過廣大醫務人員對診療質量的高要求而使醫藥企業的某些不正當營銷手段失去作用,轉變為通過藥品質量贏得醫院和醫務人員的青睞。
因此,醫療服務費通過對醫務人員、患者及醫藥企業的行為影響,有助于提高診療和藥品質量、降低醫藥費用,并引導患者小病進社區,提高社區基層醫療資源利用率,最終有助于醫療公益性的回歸。因此,我們要對“調整醫療服務費、打破‘以藥補醫’格局”的改革堅定信心。
4.2 建議 任何一項改革要獲得成效都不是單因素在起作用,雖然醫療服務費的調整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具有可預期的積極作用,但這些作用的發揮還必須配合必要的保障措施。如,在改革陣痛期加強宣傳引導、完善醫院管理制度以及加強對基層醫療資源的配置。
①加強宣傳引導,保障改革陣痛期的順利度過。首先需要新醫改執行者堅定信心切斷藥品加成,提高醫療服務費。由于患者的就醫行為短期內不會立即改變,同時醫務人員對誘導需求和風險預防性檢查的行為也不會立即改變,因此,醫療服務費的提高短期內會使得患者的綜合醫療費用有所提高。但隨著改革作用的逐漸顯現,過度醫療減少、診療質量提高以及用藥合理性加強,加之醫療保障的作用,患者的綜合醫療費用將趨于合理。為了順利度過改革陣痛期,在提高醫療服務費的同時一定要加強輔助措施的執行力度。如,加強宣傳,讓醫患雙方都能正確認識其目的和意義,將醫療服務費按合理比例納入醫療保險等。
②完善醫院管理制度,創造醫務人員發揮價值的良好環境。醫療服務費是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動價值的體現,因此在醫院管理制度上就必須將醫務人員的技術服務與報酬掛鉤,回歸到依靠自身醫療技術獲得高額收益的正確軌道上來。另外,醫院及相關部門也必須通過制度對醫療風險責任進行合理界定,成為醫務人員堅強的后盾,讓醫務人員無后顧之憂的去救死扶傷,沖鋒陷陣,而不是因為醫療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而選擇自衛性醫療措施。切莫讓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成為醫務人員明哲保身背離醫療公益性的始作俑者。
③重視對基層資源的配置,引導患者在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間分流。醫療服務費對患者就診選擇起到了推動作用,而拉動作用則要靠基層醫療機構的優質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患者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主動選擇到基層就診。否則提高醫療服務費只會成為阻礙普通病患者獲得高質量醫療服務的門檻,這絕非改革的初衷。而我國醫療資源呈現不合理的倒三角結構,廣大的社區醫院以及鄉村衛生院高質量醫療資源少,診療質量低。因此要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基礎服務作用,就必須增加對基層的醫療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投入,通過醫療資源在各級醫療機構的合理配置和對患者就診行為的引導,才能促使我國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間形成合理的分工與協作機制。
5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論文從醫療服務費的調整這一角度入手,探究了醫療服務費對醫務人員、患者及醫藥企業行為的影響,從而闡釋了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直接和間接的作用。本論文主要存在兩個局限,這需要未來的進一步研究。
第一,醫療衛生系統是一個復雜性大系統,各種因素相互影響,錯綜復雜,但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本論文并未立足于整個醫療系統,然而要發揮醫療服務費調整這一核心改革措施的成效,還必須有更多的保障措施,這就需要從醫療衛生大系統出發進行分析,這將是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第二,本論文應用系統動力學的因果關系圖僅對醫療服務費的影響方向進行了邏輯分析,從定性上闡釋了本論文要研究的問題,然而涉及到影響程度則需要進行定量研究,即進一步地應用系統流圖和數據仿真進行分析,這也是未來需要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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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功能主義;直譯;忠實;信息
一 功能派翻譯理論
1 德國功能主義
20世紀70年代,德國的賴斯(kreiss),費米爾(hjvermeer)和諾德(christiane nord)等學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譯理論。該理論以翻譯行為的目的作為理論核心,將研究的焦點由譯文與原文的關系轉移到譯文所產生的預期效果[1],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作為功能派的創始人,德國學者賴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將文本功能作為翻譯研究的對象,通過分析原文與譯文在功能方面的關系,來完成對翻譯行為的評定。由于當時賴斯的理論仍是以等值理論為基礎的,是一種相對較靈活的對等,因此這種功能方面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原文與譯文的功能等值。
而賴斯的學生費米爾奉行功能派的觀點,闡發“譯文功能論”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論(skopostheory)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論,指出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應當考慮的不是譯文與原文的貼切程度,而是譯文在目標語這個特定環境下預期達到的某種或某幾種效果。而后德國學者諾德又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理論,提出“功能+忠誠”[2]的概念,認為“翻譯是創作出一種具備某種特定功能的目標語文本。該文本與原文的關系,應當根據目標語環境下的預期功能或某種特定要求加以明確”[3]。從這里可以看到,諾德認為譯文雖然需要“忠誠”,但卻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現,而是可以根據某些要求加以改變的。譯者需要處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讀者乃至出版社書商等之間為明確譯文預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際關系,從而突現譯文的某種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譯理論的獨特性
從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與傳統翻譯理論的區別:翻譯活動的焦點從文本內轉向文本外,不再糾纏于文詞句段等字面處理手段,而是著眼于如何再現原作的預期效果,或是實現翻譯發起方(initiator)對譯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翻譯的過程,即目的決定手段,特定的預期效果決定了譯文的處理手段。根據功能派的理論,原文是譯者為達到預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決定性意義,而應當服從服務于預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絕對性的工作并不是無限發揮的——功能派理論的科學性,體現在原文功能與預期設定功能在宏觀上存在一致性的特點上,即預期功能無論怎樣變化,也不會完全背離原文所體現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譯活動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就有了足夠的保證,這也是諾德提出“功能+忠誠”的原因所在。不過這種尺度的把握同樣也是爭議的焦點:如果保證“忠誠”?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實原文反而根據功能對原文進行調整,又何來準確有效的譯文?
二 有爭議的“直議”
那么,究竟為什么翻譯要忠實原文,又當以怎樣的形式來進行“忠實的直譯”呢?理清這個問題,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功能性翻譯策略與再創作的本質區別,認清功能派理論與直譯的辯證關系。
1 早期直譯理論發展
忠實,就是準確翻譯,就是“正確理解和表達原文的意思”[5]。這是直譯理論一個比較公認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圍繞這一問題卻存在著千百年的爭議。
早期的直譯理論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臘語翻譯《圣經•舊約》的《七十子希臘文本》,在宗教觀念的影響下,所謂的翻譯就必須是逐字逐句地對應,強調的是原作的絕對尊崇地位,譯者沒有權力進行修改,任何照顧讀者理解的處理都被認為是叛道離經,是不可容忍的。這種翻譯理念對后世的影響極大,雖然這種觀點只是翻譯理論發展初期的階段,但直到近現代仍有相當多的支持,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當屬魯迅和前蘇聯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魯迅主張“寧信不順”,宣稱寧可因譯文不通順而令讀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詰難的空間;而納博科夫主張絕對精確地制作復制原作,主張寧可用注釋來解釋,也要保存譯作與原作間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全文1200頁,但譯文僅有228頁,其余的全是注釋。極端的結果就是矯枉過正,喬治•斯坦納和勞倫•g•萊頓都曾撰文批評稱這是極不現實的做法[7],因為這種做法的本質就是否認翻譯的存在,即認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復制原文;而否認翻譯,雖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題,但經驗主義并不能作為科學驗證的依據,在人們真正了解語言了解翻譯之前,這么做無疑是比較武斷的。
2 近代語言學對翻譯理論的影響
而實質上,這種早期的翻譯理論也就是所謂的“死譯”。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曾在區分翻譯類別時,明確指出了直譯與死譯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認為直譯中,目標語文本放棄了源文本的語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詞語的意義;而死譯則是同時復制源文本的形式與內容,于是目標語文本自身的語法結構也遭到破壞,就很難承擔交際的責任了[8]。二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尊重語言的使用場合,也就是有沒有根據目標語的實際情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是直譯理論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
而近代語言學的發展,又為直譯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不再拘泥于詞句等形式上的簡單對應,轉而開始認識到潛藏在形式之下的內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層結構”。這種理念認為不同話言雖然形式各異,卻應當存在更高層次的普遍意義,一種超越語言這種表層載體而為所有人理解的深層“信息”,而且這些信息可以通過形式的轉化,體現成為各種可以理解的語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譯。這種觀點的擁護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卻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和韓禮德等。這種意見更多地強調“功能對等”,取代傳統的形式對等,是直譯理論發展的一大進步。但遺憾的是,這種理論的視角是對內而非對外的,雖然不斷精研內在語義結構,卻沒有辦法看到外在因素對意義的影響,道路難免會越走越窄。[10]
盡管如此,但直譯理論在堅持原文這個目標上卻一直是最徹底的,面且其相對精確性也位列各類翻譯策略之冠。雖然由狹義的假直譯(死譯)發展到廣義的真直譯,忠實的標準及內容不停地經因著變化與修訂,但忠實原文,準確把握原文意思,卻是始終也沒有改變過。林語堂先生說過:“譯者所應忠實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組成的語意。”[11]。忠實原文,所忠實的應當而且必須是原文原意,而問題僅僅是出對“忠實”標準堅持程度上的差別。
三 功能派翻譯理論的直譯特質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堅持“直譯”的
本意其實就是為了更加全面而準確地傳遞信息,使讀者能夠在較少干擾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獲取“源信息”。直譯的“直”主要是指堅持信息的真實度,而在文本的具體處理形式上則漸漸開始采取比較靈活的態度——而這種嘗試也正是功能派的靈感來源。也就是說,功能派與直譯也是可以找到共同點的。
1 功能、解碼與信息真實
功能并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語域背景及特定的語境下,預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夠產生的效果。在這里,語域背景成為解讀作品,實現作品價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是想完整地通過譯作在目標語語域背景下再現原作的預期效果,還是想通過譯作在目標語文化中實現某種特定的功能,語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源語文本。從信息論的角度來看,在文本信息編碼的過程中,傳遞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讀這種信息的背景知識,都將走完整解碼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說,這些也是信息的組成部分;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要素,而僅僅是將文本的意義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姑且假定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沒有潛在的語境來進行二次解碼,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這樣的翻譯活動就是沒有意義的。 功能派認為,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必須考慮預期功能,這實際上就是將那些被傳統意義上死譯理論者所忽視的背景,視作與原文文本同等顯要的要素,將其視為構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組成部分。在解碼原文時,就完整地考慮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夠表達的“真實”信息,并在編碼時,將完整表達信息視作翻譯的最優先目標,在翻譯時從目標語語域背景出發,將該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實體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達,或是將冗余要素剝離,刪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達到一致的效果,奈達對此雖有論述,但他對此的認識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體的中間過程,只表述最終的結果,這雖然是翻譯認識上的進步,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矛盾。而功能派則提出了相對明確的處理原則,以形式上的背離來換取信息按收的真實,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的破壞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層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這樣做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譯文相對于原文的“準確”,其實也正符合了直譯理論的目標。
2 “功能”,靈活的直譯
功能派所闡述“目的”“功能” 的理論,往往做出讀為亂譯,理由是功能派理論褫奪了原文的絕對化地位,而只將之視為比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強調譯文的“目的”以及目標語的語境,因此與其說是翻譯,倒不如說是再創作。但這樣做的理由,都是為了更完整而準確地傳遞信息,犧牲形式進而保留意義,這又何嘗不是傳遞“真實信息”的翻譯,何嘗不是“直譯”呢?
功能派的翻譯活動同樣是在源信息的基礎上加以處理,也并沒有背離信息準確性的原則,更不是肆意地自由發揮,仍然是固守翻譯的種種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發起人決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為依據的——畢竟“功能”仍是翻譯策略之一,與再創作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這種處理的結果,其實無不符合“直譯”的標準,因為它真正地做到了廣義上的“忠實”,不是忠實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圖,或是意圖之一。換言之,完全有理由將功能派的翻譯策略視為直譯的一種變體。
3 忠實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論中發起人(initiator)在翻譯過程中所起的影響則是另一處爭議較大的地方,因為發起人對原文的期待也許并非原文所要表達的本意,那么在發起人預期目標的影響下,翻譯未必能夠達到“直譯”的標準。
而事實上,發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預期對象,他對原文的預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預期功能。而功能派的處理策略,則能夠動態地分析種種可能的目的,從中提取更有針對性的某種或某幾種目的,進而以譯者兼讀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讀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說,發起人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強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預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種形式地支持著原文原意,自然也無法將之剔除于“忠實”這個看似嚴格實則彈性的標準之外。也就是說,這種處理應當并且有理由歸于廣義的“直譯”范疇之內。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功能派事實上并沒有背離翻譯標準中的忠實原則。雖然采取了比較極端的形式,但卻是以犧牲形式為代價換取信息的忠實,這種做法不但在效果上遠遠優于傳統意義上的直譯策略,而且究其實質,根本就沒有擯棄直譯理論中的種種理念,是一種更大程度上的忠實,也是當之無愧的直譯。
四 結論
由于突現理論創新的緣故,功能理論在闡釋時過多地強調了翻譯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對譯文的決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誤讀為背離直譯的忠實標準,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論上的尷尬處境。但事實上,當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譯理論之后,人們會發現功能派的這種翻譯理論,其實不過是對直譯系統的另一種解讀方式,無論是從信息內容角度還是文本預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論都是在忠實地圍繞著源語文本進行更為合理的處理——只不過這種處理方式與傳統觀念在形式上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因而誤讀的情況才屢屢發生。究其實質,“功能”和直譯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否認功能派理論中的直譯因素,不但是對功能理論的誤解,也是對直譯標準乃至整體翻譯理論的誤解。不同功能類型的文本在與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別,是哲學概念中“量”的差別,是譯者根據具體翻譯要求加工信息時所作處理的差別,是從屬于直譯標準這個宏觀體系的,而絕非“質”的差別。刻意地將功能派中的直譯成分剝離,否認功能理論的直譯特征,不但是不科學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譯實踐的。只有進一步擯棄傳統的語法式的翻譯思想的束縛,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標,才能在翻譯實踐領域取得進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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