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法治思維的內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簡述法治思維的內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政治學 亞里士多德 孔子 中庸思想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們所闡發的思想，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他們的中庸思想，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對古代中西方各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而且對當代中西方各國依然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孔子中庸思想與亞里士多德中庸觀作為處世之道， 在中西倫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對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起源、含義及其差異原因等進行對比分析，中庸思想在價值觀、行為方式等方面，以及對當今社會所產生的意義和影響進行簡述。

一、《政治學》中中庸思想的體現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是中西方不同文明的開創者，盡管他們生活的時代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但事實上，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推崇中庸思想，兩人在對同一思想上的碰撞與交匯也值得探討。

（一）亞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含義

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體系中，中庸思想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所以理解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必須從至善說起。他在倫理學著作《尼各馬科倫理學》中這樣講到：“一切技術，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所以人們說得好，萬物都是向善的。”

在《政治學》中也提到：“我們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種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善，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柏拉圖將善比喻為普照萬物的太陽。他認為善的地位要高于科學和真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延續了這一觀點，并且對它做了全新的解釋：認為只有那些自身被選擇而永不為他物手段的事物才是至善。同時，亞里士多德還引入了另一個重要的倫理學概念――幸福。“行為所能達到的一切善的頂點是什么呢？從名稱上說，幾乎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是幸福。”如果說人生有各種各樣的追求，那么幸福便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于是沿著善―至善―幸福―德性的路徑，亞里士多德便開始了他的倫理學創建。他把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智的，例如智慧、明智等；另一類則是倫理的，例如節制、勇敢、慷慨等，而倫理德性的實現就在于中庸，這就引出了他的中庸思想。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含義

孔子繼承并且發展了“中”、“和”思想，同時他將“中”和“庸”聯系起來，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孔子對中庸思想極為推崇，“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在他看來，中庸作為一種道德的最高境界，民眾己經長久的缺失它了。這句話對什么是中庸沒有展開說明，但是在《論語》中，卻包含了對中庸思想的一些具體解釋。其一、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師指子張，商指子夏。子張過分，而子夏又不及。子貢又問：“然則師愈與？”是否過分的比不及的更好呢？子曰：“過猶不及。孔子認為，過分與不及同樣都不好，因為它們都是偏離中庸的。

二、亞里士多德與孔子中庸思想的不同表現

（一）倫理觀與禮法的不同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出于禮法的部分，他沒有在哲學方面做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亞里士多德則明確指出“中庸之道”是一種美德，是對激情的控制和支配，它是相對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制約，因人因環境的差異有所不同。而孔子更多是從道德的角度強調如何做，沒有指出為什么做，強調的是“過猶不及”，有初步的辯證法思想。孔子沒有否認兩端是不好的。

（二）歷史背景的差異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同處在奴隸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尚待確立，社會動蕩不安的歷史背景之下。二者人生哲學的相同之處在于：認為人生的處境有其必然性；要以積極的人生態度來面對人生處境；認為德性可以帶來幸福。但是亞里士多德更強調人具有自由意志，他認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幸福是一種最高的善；在人生方式中，他推崇中庸之道，重視用感悟來體驗中庸的精神；認為德性就是仁。

三、亞里士多德和孔子治國思想的異同

（一）亞里士多德“法治”治國思想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們的治國思想，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經當今思想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亞里士多德重視法律和法制思想，主張法治，而孔子則主張德治。亞里士多德是明確提出和闡述法治思想的第一人，他認為要建立和維護共和政體的穩定，防止革命的發生，需要做到兩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法治。同時他認為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形式。他把法治和人治觀點進行了對比，并明確表示法治優于人治。

首先，他認為，人是感情動物，易于感情用事，而法治具有一種人治不能為的“公正性質”，指出法治是免除一切影響的理性之治。其次，法律是眾人之治，多數人的力量和意見比一個或少數人會更正確。為了限制權力，亞里士多德認為應該將權力適當分解為行政職能、審判職能、議事職能。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之法必須是良法。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至上。

（二）孔子“德治”治國思想

孔子則主張德治，其特點是“為政以德”，把倫理道德當作是治國之根本。這種治國的主張從道德的自我“修身”開始，到“齊家”，再到“平天下”。總體上就是把一種完美的德性，通過人的自覺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廣到民眾，從而創造出理想的社會。但是“德治”也具有不公正、不穩定、不明確的特點。同一個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里極有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判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決。

孔子認為，要用道德來取消刑罰，即以德去刑，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這里，孔子把政與德對立起來，把刑與禮對立起來，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強調法律，主張法治，孔子強調道德，主張德治。但是，我們也能看到，亞里士多德同時對道德也很重視，正義和美德一直是他熱心討論的話題，他也強調良好城邦的條件之一是能促進公民的道德。因此，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上，亞里士多德將道德寓于法律之中，法律即體現了道德；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不同，孔子將法律寓于道德之中，道德即體現了法律，因此孔子主張以德去刑。

四、亞里士多德與孔子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借鑒意義和影響

我國是一個曾經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的國家，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運作模式，這種情況造成了國人封閉保守的小農性格。中國封建社會集權的等級政治又造成了中庸的圓滑處事的特性。但同時，儒家的中庸思想也鑄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優秀品格。在當今當我們大力提倡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塑造中華民族新精神的新時代，我們可以大力發揚中庸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新形勢和新背景下建構起一種新的中庸思想。把中庸思想作為一種實踐方法論，滲透到日常的學習、工作和具體社會實踐中，運用理性把情感和欲望控制在適度范圍內，有利于我們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式，提高自身的判別能力，從而清醒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進而提高工作水平、生活質量、實現個人價值。我們既要認識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價值，客觀評價自己、從容面對得失，這樣才能正確發揮自己的個人價值，從而有用于社會，達到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

筆者認為，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體現的觀點和思想，作為一個奴隸制時代的思想家，他在為統治階級貢獻治國智慧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人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在學習前人思想時，我們首先尋找的應該是對現實有建設性意義的閃光點，注重實用性和可行性，而并非一味地批判。兩位哲人思想家帶給我們的美德和經驗，會讓后人更加勤于思勉，奮勇前進。

作者簡介：郭昂（1993―），女，漢族，河南漯河市人，鄭州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單位：鄭州大學中外政治制度專業，研究方向：中國政府與政治。

參考文獻

[1] 楊伯峻.論語譯注[M].中華書局，1980.

[2] 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4.

[3] 《尼各馬科倫理學》，亞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4]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商務印書館，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