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維的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律思維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要】法律是什么？法學界尚存諸多版本，但這些概念本身存有瑕疵，因此筆者以文化為視野，從三個層面對問題展開論述。通過對法律本源的追問，以為法律只不過是思維與行為模式的外在顯現；通過對法律運行的剖析，認為法律運行只不過是政治與社會個體思維與行為模式顯現的過程；通過對變法的透視，以為法變實則是思維與行為模式的轉變。就此而言，法律乃是思維與行為模式的安排。

【關鍵字】 法律 文化 本源 法律運行 法變 思維與行為模式 

一 法律是什么？一個纏繞且不絕的話題。從古希臘到后現代，無數先賢與思想家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他們試圖解開這一“哥德巴赫猜想”。 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只要人們僅僅滿足于把形而上學的觀念附著在這個名詞之上的時候，人們就會始終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縱使人們能說出自然法是什么，人們也并不會因此便能更好地了解國家法是什么。盧梭：社會契約論 何兆武譯 商務印書館 1980 版 P45盧梭精辟的描述道出了研究這一問題的難度。圍繞這一話題的討論，諸多法學流派順應而生，自然法學派、經院主義法學派、哲理法學派、實證主義法學派、歷史法學派、社會法學派以及后現代法學派。各大學派基于不同的立場、站在不同的角度建構了自身的理論體系，但最終并未形成統一的意見，因而他們彼此之間的爭論呈現出了諸侯各具的狀態，并一直不斷的延續下去，成為一個永恒且沒有確切答案的話題。

正是這樣一個永恒且沒有結論的話題，你也許想回避它，但它卻又猶如幽靈一般纏繞著你，它成為法學理論界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因此有人將其稱之為“法學好望角問題”。也許，我們對它的討論并不具有所謂意義上的“意義”。亦如維特根斯坦的經典格言：“哲學家為何探究極為普通的詞的含義呢？……難道他們忘了嗎？ 轉自費古斯.奧坎楚:紅色道路1990版 P82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有必要追問和反思。但需要認識的是，只有通過反思，才能將法理學研究不斷推向深入。誠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論述：“在我們的時代，對“存在”一詞的真正意義有一個答案了嗎？根本沒有。因此，我們重新提出“存在”的意義問題是恰當的。但是，我們今天為自己無力理解“存在”而感到困惑了嗎？一點也不。因此我們首先應當再次喚醒對這個問題的意義的理解。”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 王慶節、陳嘉映譯，三聯書店，1987版 P1 作為法學理論界一個基礎性的話題，如果對于此話題過于疏忽，注定你，一個法學者，就是一個門外漢。正是這樣一個模糊而深邃的話題，注定研究它的途中布滿了荊棘。功利的中國法學理論界正是缺少這份耐心，少有對這樣一個費時且無產出的問題進行追問，造成了法學研究“淺薄”的勢態。筆者以為，討論這個問題，不能僅僅以其結果是否超越前者、標新立異而論，相反，筆者看重的是研究過程本身。在研究問題的過程之中，我們可能在迷糊中又清晰了幾分，這可能為我們研究問題帶來幾分靈感。誠如James Boyd White 的一段話：就法律而言，它呈現出極端的不確定性，缺乏牢靠的外在標準。然而，它也是這些環境下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一種內在的、從我們的經歷中產生的標準的方式，就如同我們在我們的對話中構成我們自己一樣。事實上，法律是一種文化批判和文化轉型的方式，也是文化保存的方式……法律在結構上意義模棱兩可，總是會產生新的、對立的闡述與表達。王學興：在不斷反思和追問中探尋真理——莫里森《法理學》第一章讀書筆記見iolaw.org.cn 中國法律圖書館論壇

在對這一問題之重要性進行了再度強調之后，讓我們步入正題。法律是什么？古往今來，各大學派從不同角度給出了不同見解。但其中尤以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社會歷史法學派代表以及當下學界盛行的法學派為代表，我們將其觀點分別而述之。實證主義法學派代表奧斯丁以為，實在法是他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由此決定了他對法律的界定采取了一種實證主義的路徑。在他看來，法律是主權者的一種命令，“任何一種實在法都是由特定的主權者對其統治下的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制定的。”因此，奧斯丁對法律的界定可以歸納為:特定的主權者對其統治下的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制定的一般性命令。命令的根基在于政治優勢，而政治優勢在于用不利后果或痛苦影響他人、強制他人的力量，使他人行為符合某種要求。奧斯汀：法理學的范圍 劉星譯 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版. P201

自然法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西塞羅以為，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許做應該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為。當這種理性確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實現，便是法律……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確的規則，它與自然相吻合，適用于所有的人，是穩定的、恒久的、以命令的方式召喚履行責任，以禁止的方式阻止犯罪。西塞羅.論共格國論法律 王煥生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版 P120法律是某種憑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個世界的永恒之物……那第一的和終極的法律乃是靠理性令一切或行或止的神明的靈智。因此，法律由神明賦予人類…這是智慧之士允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西塞羅.論共格國論法律 王煥生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版P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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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界定

見義勇為基本來說是一個道德上的概念，法律上幾乎沒有這一概念，所以見義勇為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就是道德法律化。據此，本人認為見義勇為行為應具備如下特征：1、很高的人身危害性：見義勇為者在救人的時候，常常是要冒著生命危險。實際生活中，見義勇為者受傷致殘的為數不少，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2、情況的緊迫性：見義勇為行為常常是在特別危急的時刻，并在未能及時獲得國家力量的幫助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當事人沒有獲得及時救助，就會有人身財產受到損害的危險。3、結果的利他性：見義勇為人所做的見義勇為行為需純粹是一種利他行為，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與安全，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免受侵害。

二、 見義勇為行為的基本型態

依據是否有與第三人發生法律關系，可以將見義勇為行為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無第三人的見義勇為，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只有見義勇為者與被救助人，而沒有侵權人或其他受害人。也就是說，此類見義勇為只發生見義勇為者與被救助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另一種是有第三人的見義勇為，這里的第三人一般來說都是侵權人，少數也有因見義勇為者緊急避險而受到損害的受害人。

三、 對見義勇為者進行法律救濟的法理基礎和現實意義

從法理上來說，對見義勇為者進行民事法律救濟，是同法律的正義價值相一致的。正義的基本法律含義是：第一，正義是一種分配方式，無論是利益還是不利益，若其分配的方式是正當的，并能使分配參與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義的；第二，通過正當的分配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狀態是正義的目標。具體到民法上的正義，就是指平等的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主要是通過公平、誠實信用原則等民法基本原則來平衡的。民事救濟的目的是保護弱者，填補損失，以達到當事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在見義勇為所處的民事法律關系中，往往存在著受害人、受益人以及加害人，對見義勇為者進行民事法律救濟，就是通過填補其損失，達到上述三者利益的平衡，使民法基本原則得以落實和貫徹。

見義勇為的現實意義：見義勇為者在實施見義勇為行為之后，本人及其家屬往往會遇到工作、生活、醫療等方面的困難，這將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客觀事實。那么，給予見義勇為者以金錢形式的民事法律救濟，其實際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可以通過解決實際困難免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促使他們毫不猶豫地實施救助行為；其次，也鼓勵人們幫助別人，避免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從而實現人性善的回歸，如此，無疑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四、 我國見義勇為人員保障制度的現狀檢討

首先，對見義勇為者保護的不平等性。雖然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我國的法律在立法上是身份立法，見義勇為者的職業、身份不同，對其保護就不相同；而且保護的內容、保護的確定性也不同。其中，非國家工作人員和非職工受到的保護較少，而且很不確定，尤其是對至關重要的家屬撫恤、醫療費用、傷殘后的生活保障等，都得不到切實的保障。

其次，對見義勇為者缺少完善的法律上的物質評價。實際生活中，人們對見義勇為的道德評價一般只做精神上的評價，因此，這不能解決見義勇為行為人因見義勇為致傷致殘的救濟問題。這種思維模式根源于儒家思想所形成的傳統權利義務觀念。“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種儒學上無私的個人主義，導致整個社會都認為，言利為小人之行為，為世人所不齒。因此，由于公民獲得物質獎勵的權利沒有獲得尊重和認可，嚴重挫傷了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積極性，使得見義勇為行為日漸稀少。

最后，見義勇為基金運作缺乏良性。有一些地方設立了相應的見義勇為基金，有的地方還為此專門立法。但從實踐中看，許多地方的見義勇為基金來源有限，見義勇為基金功能單一，主要支出是獎勵見義勇為行為人，這無疑是舍本求末。設立見義勇為基金，一般是由地方立法來明確規定，致使有的地方有此立法，而有的地方卻沒有。所以，見義勇為基金就不可能使全國所有見義勇為者都得到同等保護。

五、完善我國現行見義勇為立法的建議

（一）對無因管理的借鑒

由于見義勇為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無因管理，那么見義勇為立法也應充分體現和借鑒無因管理制度。

因制止、防止因不法侵害所發生的見義勇為行為，對于見義勇為者因此而遭受的損害，不法侵害人應當負責賠償，同時受益人也應給予適當的補償，在見義勇為人的損失不能獲得全部賠償及足額補償的情況下，在受害人提出請求的時候，由受害人所在地民政部門承擔墊付責任。由于在此場合，已由侵害人首先向見義勇為人進行賠償，所以受益人承擔的應是補充性的補償責任。

（二）完善見義勇為基金制度

應通過立法，在全國普遍設立見義勇為基金，并對基金的運作出明確的規定：

1.基金來源：為確保見義勇為基金的巨額積累，可以通過三個方式：財政撥款、社會捐助、基金自身籌集，這樣不僅可以保證資金的落實，并可持續籌集巨額資金，還不會增加各地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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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現代主義；法律談判；思想教育；課程定位

中圖分類號：D9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1-0056-03

《法律談判》作為一門課程，在國外，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非常重視，一般認為法律職業就是談判，超過95%以上的民事糾紛是通過談判協商解決而非訴訟或仲裁解決的，因此，法律談判的能力對法律人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職業素養，法律談判是一種技術，是一種戰術，更是一種藝術。但是《法律談判》在我國的法學院是剛剛興起的一門課程，對于法律談判課程的設計和課程實施等方面各法學院都處在摸索的階段，教師如何教好法律談判的課程，學生如何能夠學好法律談判，關鍵在于課程教學理念的定位。本文擬從教學理念的角度分析法律談判課程相關內容，為培養順應后現代教育理論發展的潮流，培養優秀的法律人才服務。

一、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

后現代主義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西方社會逐步進入了“后工業社會”，反映在文化形態上就是“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一方面是指藝術者的一種超前位表達風格，另一方面是指在高度發展的資本文化中的一種省思、批判、否定，或是在信息爆炸及緊張生活時期的表現。1984年法國哲學家利奧塔發表了《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標志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形成。利奧塔認為：后現代就是在現代中，把“不可表現的”放進表現本身，就是拒絕完美形式的慰藉，拒絕品味上的共識，使集體分享不可企及的鄉愁成為可能；就是尋求新的表現，不是為了享受它們，而是為了給予“不可表現的”更強烈的意義。總之，后現代主義受到后結構主義及流行思潮的影響，針對現代主義的一種質疑、否定及批判，反對傳統的邏輯中心論、二元論、確定性及統一性，以及現代所追求的普遍、系統、客觀的理性，建立個體、多元及主觀，認為意義是存在于情境中，由人自己去建構的觀點。

二、后現代主義教育的發展

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流行的哲學、文化思潮，對現代教學理論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后現代主義主張多元與開放、推崇批判與創造、倡導平等對話與協商、尊重個性與個體差異的教學理念，對教育理念的重構產生巨大沖擊。尤其是現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我國高等學校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后現代主義的教育理念無疑會對我國傳統教育的目標、課程理念、教學模式、師生關系等各方面提出新的挑戰。

（一）提倡多元的教學目標

后現代主義教育目標應該著重于追求發展理念，在個人發展方面，著重于追求以知識的鑒賞力、判斷力與批判力為標志的“內在發展”，崇尚差異性、偶然性和文化的多元，強調教育者應該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個體性和創造性，并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教育目標就是促進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和了解，建立各種社會責任感。

后現代教育強調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和創造能力。主張學生不僅僅是知識的接受者，而且是批判者。要學會批判性思考教學內容、教學過程。學生要學會運用已掌握的知識對所學新知識、新內容提出問題，進行批判性思維。后現代教育尊重學生個體差異，提倡學生個性發展。由于學生的認知水平、認知方式及認知立場的不同對所學習內容的認識和理解會產生差異性或多樣性，這是符合認知規律的。教師應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允許學生多角度認識和理解知識。與此同時，教師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鼓勵學生從不同維度、采用不同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這種多元化教育對培養高素質人才至關

重要。

（二）建構科學的課程觀

后現代主義課程觀是在后現代狀態下，為了構建一種新的課程以擺脫現代主義教育所帶來的弊端，而提出來的理論和觀點。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在西方社會，后現代主義教育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后現代課程觀。其中比較有影響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種：第一，以注重相互依存和維持生態為主題的課程觀。第二，以平等、民主等思想為主題的課程觀。第三，以混沌學和無限宇宙觀為基礎的課程觀。第三種是多爾從普里戈津的混沌學原理出發，吸收了自然科學中的不確定性、非線性觀點以及改造主義教育哲學和經驗主義思想，對現代主義課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批判，勾畫了后現代主義課程理論的框架。多爾認為后現代課程必須強調開放性、復雜性和變革性。進一步提出了他所設想的“4R”新課程標準――豐富性（Richness）、循環性（Recursion）、關聯性（Relation）和嚴肅性（Rigor）。這種課程觀即所謂“真正的”后現代課程觀，代表了西方后現代課程研究的最新成就。據此，多爾認為課程目標不應是預先確定的，課程內容不應是絕對客觀的和穩定的知識體系，課程實施不應注重灌輸和闡釋，所有課程參與者都是課程的開發者和創造者，課程是師生共同探索新知識的發展過程。這些主張為課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和廣闊的前景。

（三）倡導多樣的教學方法

后現代主義視教育為開放性和創造性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封閉的、預定的過程。后現代崇尚多元與互補，強調對事物的多元理解，認為不同的理論是從不同角度對事物的透視。要達到某一目的，可以從多方面吸取經驗和教訓，運用多種不同的途徑和方法。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我們選擇教學手段的多樣化也已成為現實。后現代教育承認事物之間差異的存在，認為應根據不同層次學習者的需求，采用多種教學材料，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及進度。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教材，應有更廣闊、更豐富、更便捷的來源渠道。教育手段不再是課堂教授、課外作業等形式，應更豐富、更符合學生的認知習慣。教育使命不再局限“傳道、授業、解惑”，應更注重人生發展的引導、更關注人潛能的開發等。

（四）建立新型師生關系

在信息技術影響下，知識傳輸的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教師已不是知識的唯一信息源，教師的作用已不同于傳統的教師。傳統教學中，教師是知識的傳授者，具有權威性和主導性，學生只是被動接受者，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到制約。后現代主義者鼓勵教師和學生發展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學生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在教學實踐中教師是一個領導者，但僅僅是作為學習者團體的―個平等的成員，是“平等中的首席”，是從外在于學生情景轉向與情景共存。教師的權威也轉入情景之中，教師是內在于情景的領導者，而不是外在的專制者。

三、后現代教育背景下法律談判課程定位

現代的法學教育正逐步由學理型教育向素質型教育轉變，高校更加注重學生實務能力的培養，法律談判這門課正是基于這種理念而設立的課程。法律談判就是一個將法律培訓、法律技能和人際交往的能力融合在一起并最終達到預期目的的一個過程。我們將法律談判的性質定位為“用證據來談，用法律來判”。《法律談判》課程的教學目標是通過實驗教學，培養學生的法律功底、法律談判技能、人際交往能力及法律職業道德。因此，本課程的教學目的是讓學生掌握法律談判的基本原理及法律談判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培養學生從事法律談判工作的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

（一）樹立個性的、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

后現代教育觀以強調培養具有個性的、多元化的高素質人才為目標，批判壓抑個性、無差別地教育方式。后現代教育觀主張世界的多元化，人的認識方式是異質多樣的，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個人經驗、不同的認識立場，對同一事物的理解也完全可能是多樣化的，要允許人們有自己對事物的理解。目前，在教學中存在理論介紹多，實踐探討少；重復論證多，創新觀點少；贊同補充多，質疑商榷少的現象。針對這些現狀，法律談判教學需加強反思意識，改變單一化的思維模式，促使學生能夠將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培養學生自主思考，提出創新性觀點，樹立學生個性思維的形成，改變單一化的思維模式，脫離教師固有觀念的束縛，使法學教育能夠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培養學生對理論問題的創新性思考。

（二）建立科學的、多維度的課程理念

后現代教育課程觀強調課程的開放性、復雜性和變革性，注重課程的豐富性、循環性、關聯性和嚴肅性的確立。依據后現代教育的課程觀，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建構綜合網絡平臺，建立科學的、多維度的課程理念。以學生自主學習為著力點，開展綜合性網絡教學平臺的建設，使教育資源不僅限于教材、專業書籍；開展網絡學習社區的交流，使教育的時空不僅限于學校里、課堂上，以學生為主體，通過專業資源拓展，豐富和優化網絡學習環境，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加強師生互動，通過異質協同作業、自主探索的方式進行主動的知識建構。全面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綜合能力、社會實踐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發現和發展能力、理論運用能力、自學能力、運用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培養創新型法學

人才。

（三）運用靈活的、高效的教學手段

后現代教育觀指導下的教學過程是以學習者經驗為起點和核心，運用靈活、動態的教育方法培養人才。根據后現代教育觀的理念，教學應該充分利用各種教學手段來豐富教學方法，使教學手段更具靈活性、生動性，引領學生自主學習習慣的

養成。

具體而言，首先，“情景”式教學法的應用。教師可以選取典型的案例，組織學生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案例的情節，引導學生對案例進行深入思考，思考案例存在爭議的焦點，組織學生進行情景課堂模擬，通過再現與模擬把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通過自學、自演、自我揣摩、自我感受、自我表現，以及學生之間的相互對照、相互評價，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意識。其次，深入開展多媒體教學。打破以往一支筆、一本書、一張嘴的教學方法，運用多媒體教學技術，除了把多媒體課件作的聲色俱佳，吸引學生之外，更要注重擴展思維與

視野。

（四）構建平等的、對話型師生關系

后現代教育倡導平等的、對話型的師生關系，反對完全以教師的教學行為為中心，反對教師權威和教學控制。根據以上后現代教學觀的思想，在法律談判的教學中，課堂上應打破以往課堂教師一人言的局面，教師在課堂上應做好角色定位，由原來的“代言人”、“教化者”轉為“促進者”、“引導者”。教師除做好理論的傳授外，更為重要的是像“經紀人”一樣做好知識的引導與安排，由學生自主駕馭知識的學習。課堂外，充分利用網絡的高度發達，在網上建立互動討論社區。構建具不同特色的討論版塊，例如，司法實務、法律咨詢與法律援助等模塊，教師只做引導，由學生利用網絡信息進行互助學習，使學生學習資源由完全的靜態資料向動靜結合的方向發展，拓展學生視野。教師積極參與討論，增強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教師可以利用目前廣泛應用的微博、QQ群等載體，及時與學生保持信息溝通，拓展教師與學生雙方的信息來源，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加深與學生的學術交流，改變以往下課后再難得到老師指導的弊端，在溝通中教學互長。在此模式之中，教師在教學中的地位是“平等中的首席”。作為“平等中的首席”，教師的作用沒有被拋棄而是重新構建――教師由外在于學習情境的領導者轉向與學習情境共存，是內在的學習情境的領導者而不是外在的專制者。

在平等對話與交流的教學情境中，師生之間是以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流，其關系在平等的方式中開展，由傳統的縱向關系轉變為一種更具親和力的橫向關系。通過溝通為目的多元教學方法的采用，使學生能夠自主、積極地將教師傳授的理論與實踐及相關信息進行整合，在理解理論的基礎上產生智慧的火花。使學生的理解、分析、應用、探索能力得到提高。

總之，為實現法律職業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為實現理論教學方法的突破，后現代主義教育理論對法律談判課程教學理念的定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后現代主義教育理論不僅是一種教育文化思潮，更是一種教育藝術。在法律談判課程中根據受教育者的個性差異、興趣愛好、知識能力狀況，營造強調弘揚差異性、個性、多元的教育平臺，提升法律職業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加強學生實務能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多爾.多爾的后現代課程觀[M].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

[2] 王治河.論后現代主義的三種形態[J].國外社會科學，1995，（1）.

[3] 黃文濤.多爾的后現代課程觀及其對我國教育的啟示[J].高等函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3）.

[4] 張勇.后現代教育觀下的課堂教學反思[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7）.

[5] 劉婷，張發祥.后現代教育理論指導下的外國文學教學改革[J].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學報，2009，（3）.

[6] 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7] （美）XM弗拉斯科納，H李?赫瑟林，高如華.法律職業就是談判――律師談判制勝戰略[M].法律出版社，2005：3.

[8] 許曉川，盧紅.從傳統學習到合作學習[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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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國際化是現代法律制度不斷發展的產物，也是全球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等交流的結果。國際間私人的交往越來越密切，無論是跨國貿易，跨國婚姻，涉外財產等，越來越頻繁。而調整這類私法行為的法律，正是以沖突法為本位，解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的國際私法。它的產生源于不同國家對上述相同的法律內容或法律關系等做出不同規定，使各國法律在解決同一民事案件時產生了法律適用的沖突。但這些法律間的沖突在不斷縮小，甚至出現了趨同，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法律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各個國家的法律規定都有一定的價值體現，而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影響下，各國對基本價值的認識逐漸趨同，因此法律的規定逐漸趨同。另一方面，各國之間法律的差異易導致涉外案件的判決在外國法院難以得到承認和執行，各國法律的協調和退步必不可少，法律規定漸趨一致從一定程度上能維持判決的權威性。

( 一) 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融合

國際私法中，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中，不同國家對于同一法律關系存在不同的規定。隨著經濟社會的不點發展，在一些領域，普通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規定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勢。

1. 屬人法之爭

國際私法上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關于屬人法規定的沖突由來已久。關于屬人是指支配自然人的身份與地位的法律。大陸法系主張屬人法是自然人的本國法，而普通法系則主張自然人的屬人法是住所地法。兩大法系不可調和的屬人法沖突的產生由其本身的歷史原因所決定。

屬人法的表述最早屬于巴托魯斯的人法的范疇，在當時也僅指住所地法。到19 世紀，屬人法中住所地和國籍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兩派。為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引入了新的屬人法連接點即慣常居所。慣常居所與國籍和住所地不同，它被宣稱為事實概念。國際私法會議在其公約中使用慣常居所作為屬人法的連接點，國際公約開始采取該概念，一些國家的立法也開始接受慣常居所作為屬人法連接點。而我國在《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中屬人法采用的經常居所地的概念，應認為與慣常居所屬于同一概念。

2. 合同領域的融合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促進商事貿易方便有效地進行，在合同領域，普遍接受的意思自治原則所受的限制越來越少。在強制規則許可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促進當事人合理安排自己的交易，從而促進國際間交易的法律穩定性和經濟效率。兩大法系都對當事人選擇的法律予以廣泛的認可。一些國際統一實體法的出現，更加強了兩大法系在合同領域的趨同。各個國家直接適用合同領域的統一實體法越來越普遍。

( 二) 國際私法價值取向的國際化趨勢

國際私法中的沖突規則的轉變，由傳統的側重形式正義追求的沖突規則，一直轉變至當代的追求實體正義的沖突規則，這是國際私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體現了全球法律發展的大趨勢。實體正義體現的是結果的正義，追求實體正義與當今社會對人權保護理論息息相關。而在國際私法中，體現人權恰是國際私法實體價值追求的體現。各個國家制定本國的國際私法，納入實體正義的價值考量，順應了全球法律保障人權的國際化潮流，也是法律的國際化發展的需要。

1. 傳統國際私法的價值取向

傳統的國際私法沖突規則主要限于追求沖突正義，即適用那個國家的法律才是最正當的。傳統的沖突規則強調法律的確定性、一致性和可預見性，即追求法律的形式正義。該種思想更體現于薩維尼的法律關系本座說的理論中。薩維尼提出，每一個法律關系，按其本質，都是要歸向一個特定的地域，這就是法律關系的本座，適用于該法律關系的，就是這一地域的法律。這種傳統的法律選擇規則，必然會導致涉外民商事案件需要按照單一、機械的連接因素來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越來越不能適應當代的發展需要，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判和否定。

2. 當代國際私法的價值取向

傳統國際私法的弊端顯露無疑，只強調形式正義的法律選擇規則必然不能適應社會經濟和法律發展的需要。當代的國際私法是沖突正義和實體正義的融合。表現在內容定向，結果定向和政策的考慮。當代的國際私法最主要是通過擴大當事人在國際私法案件中的積極作用來加強國際私法的內容定向; 結果定向是指引法院選擇適用那些促和進或實現某些特定實體目的或結果的法律; 而政策的考慮是對立法者所作的政策判斷或價值判斷的比例逐漸增大的社會經濟現實的積極回應。當代國際私法對實體正義和沖突正義的融合體現了對秩序、正義、公平、人權等基本價值的追求。而這些基本價值正體現了全球法律所共同追求的普遍價值。

二、我國國際私法的國際化趨勢在侵權領域的現狀

各個國家國際私法的內容都在趨于一致，這是國際私法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侵權領域，過去我國要求，涉外侵權必須要符合雙重可訴規則，即在侵權行為地和法院地均承認該行為為侵權行為。但2010 年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一改過去的做法，它不要求雙重可訴規則，而是給予當事人完全的意思自治。這與國外做法保持一致，但沒有限定的意思自治的范圍又超前于國際上的通行做法。

雙重可訴規則最早于英國的菲利普案中確立，直到1995 年在《英國國際私法( 雜項條款) 》中主動放棄了雙重可訴規則。在侵權領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并有限制的適用意思自治，既確保了對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平衡保護，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側重受害人的利益，這是各個國家在侵權領域立法的共同目標。我國的涉外侵權立法也體現了該共同目標，但無限制的意思自治又脫離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因為，過分自由的法律選擇可能會造成強者欺凌弱者，或損害第三方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對此歐美法有針對性地限制當事人不當的法律選擇。我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僅以條文的形式陳列了法律選擇的規則，對于出現的不利是否要規制等只字未提，在新出臺的《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 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 》中，也未予以進一步的解釋。

篇5

見義勇為行為得到認定

回想起一年前王文明為救落水同伴而死亡的一幕，王文潔便感到一陣心痛。王文潔是濟源市五龍口鎮人，2009年6月13日上午10時許，正在睡覺的他被王文明拉去洗衣服，就在他們收拾衣服時，李偉鋒來了，之后他們在路上又叫上了杜振峰。四人中，王文明的年齡最大，21歲的他是河南省濟源煤業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濟源煤業公司”)三礦的職工。而王文潔和李偉鋒都是15歲，杜振峰年僅12歲。

他們來到濟源市克井鎮河口村東的沁河，在一個水坑邊說說笑笑地洗著衣服。后來，有人把洗衣刷掉在了水中。李偉鋒下去撈刷子時，不幸掉進了深水中，他在水中拼命掙扎，情況萬分緊急。見狀，王文明趕緊下去救人，他游到李偉鋒跟前，抓住李偉鋒的手就往岸邊游。王文明還讓杜振鋒給他找根木棍，當木棍找回時，王文明因體力不支，逐漸沉入水中。在王文潔他們的呼喊下，附近一放羊人趕來幫忙，在大家的努力下將李偉鋒救出水面，而直到第二天王文明的尸體才被打撈上岸。

王文明溺水身亡后，王文明的父親王同慶認為他兒子是在救人過程中身亡，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其他人的重生，他的行為是見義勇為。按照《河南省維護社會治安見義勇為人員保護獎勵辦法》規定，見義勇為行為由見義勇為發生地的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認定。見義勇為人員有單位的，由其單位負責向主管機關申報；無單位的由見義勇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負責申報。王同慶要求濟源煤業公司進行申報，而濟源煤業公司卻以種種理由不予申報。2009年7月，他向濟源市公安局提出申請，要求認定王文明的行為屬見義勇為。公安機關經走訪調查認為，王文明入水救人不幸身亡的事實客觀存在。為弘揚正氣、表彰先進，2009年11月5日，濟源市公安局作出了《關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濟源市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榮譽稱號的決定》。

公安機關緣何成被告

按說，此事到此也該結束了，但讓公安機關沒想到的是，濟源煤業公司卻不同意。他們先是提出行政復議，上級公安機關維持了濟源市公安局的決定。2010年5月6日，濟源煤業公司一紙訴狀將濟源市公安局告上法庭，請求撤銷該局作出的《關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濟源市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榮譽稱號的決定》。5月26日，濟源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案件，因為王同慶與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他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在法庭上，雙方圍繞著公安局的認定是否違法、王文明是否是見義勇為進行了激烈辯論。

濟源煤業公司認為，根據《河南省維護社會治安見義勇為人員保護獎勵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見義勇為人員有單位的，由其單位負責向有關主管機關申報：無單位的，由見義勇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負責申報。王文明家屬沒有向公司申報其見義勇為，公司也沒有向公安機關申報見義勇為，所以濟源市公安局認定王文明是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程序違法。

其次，李偉鋒等三個未成年人脫離自己的監護人是王文明造成的，王文明對李偉鋒等三個未成年人應該負起監護職責，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如果王文明不積極履行這種義務，導致危害結果發生，就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故王文明的行為不符合見義勇為條件。

另外，在行政復議過程中，濟源市公安局只提供了四份證明材料，其中三份證明材料的當事人并未在現場，另一份雖然是被救孩子出具的，但內容簡單，四份證明材料不具備案件本身應具有的客觀真實性、關聯性。

濟源市公安局辯稱：設立見義勇為榮譽稱號的目的是為了抑惡揚善，匡扶正義，弘揚社會美德，是值得表彰和獎勵的行為。王文明是在明知水深難測的情況下冒著個人安危去救助他人的，并獻出了自己生命，故王文明的行為屬于見義勇為。由于王文明的父親王同慶要求濟源煤業公司為王文明申報見義勇為沒被接受，他才直接向公安局申報的。王文明對被救之人有沒有監管義務均不影響其行為屬于見義勇為。其局授予王文明同志“濟源市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榮譽稱號”并無不當。

法槌落下爭論未停

這起案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爭論，很多人對濟源煤業公司的做法感到不理解。有人認為，社會上一直在倡導見義勇為，而一些單位出于利益因素的考慮認識上出現“偏差”，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尷尬。

濟源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后認為，《河南省維護社會治安見義勇為人員保護獎勵辦法》第十一條僅規定了“見義勇為行為由見義勇為發生地的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認定”，并未規定由誰申請。本案中，王文明救人死亡后，作為王文明的父親直接請求公安機關申請認定王文明的救人行為屬見義勇為，并無不當。同時，該法規并未規定，負有先行義務的人在發生重大治安災害時為保護國家、集體財產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做出突出貢獻的人不屬于見義勇為。

今年6月9日，濟源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維持濟源市公安局做出的決定。在法定期間內，濟源煤業公司沒有提起上訴。

《東方今報》評論員趙志疆認為，“見義勇為”本是光榮稱號，從常理上講，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面對這份榮譽都不會拒絕，然而，發生在濟源市的這一幕卻令人大跌眼鏡。

盡管法院駁回了濟源煤業公司的訴訟請求，但其是否能夠得到撫恤金，卻依然存在著疑問。

他說，一種社會風氣的徹底扭轉，并不只在于個案的解決，更在于一種撫恤機制的創新。英雄見義勇為，救的雖然是個人，但付出的卻是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實際上，‘很多見義勇為者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緣于政府援助的缺失，如果政府只是把見義勇為視作救人者與被救者或其單位之間的“私人事務”的話，這樣的困境恐怕很難化解。

政府應為見義勇為者“埋單”

河南省社科院法學與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歐陽君告訴記者，目前中國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了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護的法規條例，但從國家層面上講，還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各地對見義勇為行為認定也不統一，而有些法規制定得過早，已不適應現在的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