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的基本原則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監管的基本原則，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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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監管法；適度監管原則；正當監管原則；有限監管；有效監管

〔中圖分類號〕D922.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187-（2012）03-0068-04

一、研究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的出發點

近年來關注金融法基本原則的文獻有一些，但專門研究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的卻較少。個別涉及這一問題的論述，①還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則與法律價值的界限，以致將金融監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標視為金融監管行為所應遵循的基本規則。這顯示了相關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萊克法律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義，所謂原則，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準則，一種構成其他規則的基礎或根源的總括性原理或準則。”據此可以認為，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于金融監管法實踐運作全過程之中，作為金融監管具體法律規范基礎的指導思想和原理。構成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在我們看來，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必須貫穿于金融監管法的全部實踐過程，能夠指導金融監管立法、執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個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不具備作為金融監管法律規則必備的三個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對于金融監管行為的傾向性要求，而沒有提供具體的行為模式。這種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質使得法律原則比規則更具有穩定性，適用的范圍更為廣泛。第三，內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說，能夠反映金融監管法作為一類內容、性質和價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規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質。因此，基本原則必須能夠針對金融監管介入市場的范圍、方式以及自我監督等等問題的解決提出一般性的準則或指導思想。

根據上述對基本原則構成要素的探討以及前文有關金融監管法的理論及實踐的分析，我們認為，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有兩項，即適度監管原則和正當監管原則。

二、適度監管原則

金融監管法是在20世紀30年代伴隨金融危機和經濟大蕭條的出現、國家加強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而全面確立的。它為金融體系的穩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發生如30年代那樣的金融危機。但是，隨著國家持續強化其監管活動，金融體系陷入一個全面、深入、過度的監管法律體系之中，金融機構參與市場的交易價格、業務范圍、資本流動等各個方面無不受到法律的壓制，導致金融業競爭效率和創新活力的大幅降低。這種狀況違背了金融體系自身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無法滿足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國政府對金融監管的深度思考，從而導致“適度監管”理論和政策的出臺，并逐漸成為當前各國金融監管法制的主導性思想和基本規則。

適度監管原則是體現當代金融監管法本質要求的原則。法律規范金融監管行為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確認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則，借以判斷金融活動中的哪些范圍需要政府監管，哪些范圍根本不需要政府監管。根據對既往理論與實踐的反思來看，金融監管法所要確認的監管行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紀之前僅僅倡導自由競爭的時代，也絕非要恢復已經延續了大半個世紀的國家對金融活動的全面、深入、過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時代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監管，只能是一種在充分尊重私權基礎之上的范圍有限的公共機制，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從屬于市場的自由調節。當代金融監管法亦正是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建構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理論框架，因而將適度監管作為基本原則，凸顯了金融監管法的發展趨勢和本質要求。

所謂適度監管，是指國家應當在充分尊重經濟自主的前提下對金融活動進行一種有限但又有效的監管。它又包含著兩項相互關聯、互為條件的內涵。

（一）有限監管

適度監管原則內蘊著監管制度在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中的補充性、有限性。因此，確立適度監管的原則，必然要求堅持“有限監管”，即金融監管行為的授權與行使，應當體現個人自治優先、市場優先、自律優先的基本規則。析言之，凡是參與金融市場的公民、法人、其他組織乃至專業的金融機構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如銀行業協會）和市場組織者（如證券交易所）能夠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動，法律一般不設定金融監管。

對于類似中國這樣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有著政府“大包大攬”傳統的國家而言，在金融監管法中堅持有限監管的原則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影響，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機構尚未完全擺脫干預的隨意性傾向，監管行為表現為過多、過寬、低效，嚴重壓制了金融市場主體的自主范圍和決策空間。問題的根源仍然在于忽視了市場機制的基礎性和優先性與金融監管機制的補充性和有限性，導致監管機制的配置出現錯位。值得期盼的是，近年來有限監管的規則已經納入政府行政改革的總體思路中，2004年頒布的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規定，“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通過自律能夠解決的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外，行政機關不要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顯然，要在金融監管法的立法、執法等各個環節中切實地貫徹有限監管的原則，對于立法部門、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而言，無疑都意味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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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監管法 

金融監管是金融監督管理的簡稱，是金融監管機構利用公權力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進行直接限制和約束的一系列行為的總稱。而金融監管法則是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我國分業監管體制，我國金融監管法包括銀行業監管法、證券業監管法和保險業監管法等。金融監管法在整個金融法律體系中處于重要的基礎地位，是規制整個金融市場的最有力工具。進行金融監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安全和債權人利益。進行金融監管是維護金融秩序、保護公平競爭、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監管法作為金融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實施有利于確保金融監管行為適時、適度、規范進行，防止監管過度和不足等“失靈”現象，保護金融市場秩序和金融運行效率，實現金融監管的理念和目標。 

二、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 

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是指金融監管法所確認并反映金融監管法本質和特征，其效力貫穿于金融監管法律規范之中，對金融監管法律規范的制定與實施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基礎性或本源性的法律準則。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貫穿于金融監管法的始終，充分體現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價值，反映了金融監管法所調整的金融監管關系的客觀要求，并對這種關系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都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準則和指導思想。另外，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還具有彌補金融監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們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則在不同性質的國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也會有別。它往往與一國某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貨幣金融政策目標等密切相關，是一國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國對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并沒有統一的定論，說法不一，但是根據金融監管法在金融體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監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價值，結合我國現有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中國人民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以及巴塞爾《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以下介紹我國金融監管法應遵循的六項基本原則： 

（一）依法監管原則 

依法統一監管是憲法依法治國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則在金融監管法領域的具體體現。所謂依法監管，就是監管法定，是指金融監管活動必須依照法律規定。依法監管包括監管主體的法定性、監管內容的法定性﹑監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監管權力的法定性等。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四條規定，“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實施監督管理，應當遵循依法、公開、公正和效率的原則。”《證券法》第七條與《保險法》第九條也分別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全國證券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督管理”，“國務院保險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保險業實施監督管理”。依法監管原則要求合法的金融監管主體利用合法的監管職權，遵照法定的程序進行法定的監管行為。該原則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所有金融機構應毫無例外地接受監管；①第二，金融監管機關的設立及其職權的取得必須有法律依據，這是金融監管機關行使監管職權，進行監管活動的必要前提和條件。第三，金融監管職權應依法行使，也就是說金融監管職權的取得，范圍和程序都應該依照法律的規定。第四，金融監管應有平衡制約機制，必須控制金融監管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權力是把雙刃劍，既然法律賦予權力，就應同時對權力加以限制，避免濫用。 

（二）監管主體獨立性原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發表的“監管獨立性與金融穩定性”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了監管獨立性的概念及其構成要素。這一原則要求金融監管機構有明確的責任和目標，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權和充分的資源。金融監管機構獨立性包括監管機構相對于政治干涉的獨立性和相對于被監管機構“行業俘獲”的獨立性兩個方面。只有以上兩個方面的獨立性都能得到保證，金融監管機構才能夠保持充分的獨立性。作為巴塞爾協議的核心原則，監管主體獨立性主要是指監管主體應獨立于政府。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五條規定銀行監管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時，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對其進行干涉。按理論講，一個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應具備組織獨立、執行獨立、規制獨立和預算獨立四點特征。 

（三）合理適度監管原則 

適度，即適當。行政執法不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場合理、適度的監管是遵循市場規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場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適度監管是指金融監管主體必須以保證金融監管目標的實現為前提，尊重金融市場的規律，運用有效的監管措施增進金融效率，維護公平競爭，以此促進金融業的發展。根據適度監管原則，金融監管主體的監管行為必須滿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監管必須以金融市場的自發性調節為基礎，尊重市場自身的規律。市場有自身的運行規律，應讓其自我調節機制得到充分發揮，只有在出現市場失靈、市場的成本過高的情況下，才需要金融監管機構的介入。第二，監管者應避免直接微觀管制金融機構。直接微觀管制金融機構容易造成對經營者權利的侵犯，抑制市場活力，監管者應盡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場失靈、金融行為不當時，應該能及時應對、運用適當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維護金融穩定；第四，應對監管對象實行分級分類，區別監管，運用激勵相容的金融監管理念，實現監管者與被監管者行為之間的良性互動，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

（四）公開、公正原則 

公開原則或稱金融監管的“透明度原則”，其基本含義是金融監管行為除依法應保密的以外，應一律公開進行。根據公開原則，有關金融監管的目標、框架、決策及依據、數據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時地告知社會公眾和有關當事人，以保障社會公眾和有關當事人對監管過程和監管結果的知情權。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四條規定，“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實施監督管理，應當遵循依法、公開、公正和效率的原則。”《證券法》第三條規定，“證券的發行、交易活動，必須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而公正原則是指金融監管主體要按照公平、統一的監管標準和監管方式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管，規范金融機構的市場行為，保證金融市場正常有序運行。公正原則要求監管主體及其工作人員秉公辦事，不徇私情，平等對待金融市場上不同的被監管者。公開、公正原則不僅是金融監管活動應該遵循的原則，也是其他金融活動應該遵循的重要原則。 

（五）安全與效率并重原則 

安全與效率是金融監管的永恒主題。金融安全原則要求監管者采取各種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障金融系統的安全、穩健運行。金融安全關系著整個金融市場的健康和穩定，也是金融監管的根本出發點。而金融效率原則是指監管者應為金融機構創造一個良好的、公平的競爭環境，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為本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作用。效率原則是有效金融監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確保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生機活力的重要保證，同時也為防止金融監管過度所必需。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體現和終極目標。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一條就規定：“為了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督管理，規范監督管理行為，防范和化解銀行業風險，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客戶的合法權益，促進銀行業健康發展，制定本法。”體現了這一原則。金融監管的效率原則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金融監管應講求經濟效率，即金融監管不應導致金融機構效率的喪失，而是要通過規范、引導和鼓勵等來提高金融業的整體效率；二是金融監管應講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監管應以盡可能小的成本達到最大化的金融監管目標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則和金融效率原則并重，才能最好的激發金融市場的活力，保證金融市場健康穩定。 

（六）協調監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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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CEPA；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法律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認為CEPA金融領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審慎性的一面，但隨著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經驗可以成為CEPA金融融合進程的借鑒；歐盟經驗的借鑒，必須考慮“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區域金融融合的獨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對此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二、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制度環境與現實需求

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繼續推進，促成了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時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制度環境與現實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構筑了處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經濟關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國兩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經濟、金融制度予以明確規定。規定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并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以及對外匯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規定，港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地位、現行發鈔機制保持不變，港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動、不實行外匯管制等等。規定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的“法律基礎與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需求的制度基礎。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領域“相互”開放的雙邊框架。盡管學者對CEPA的性質意見并不統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處理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領域開放合作的特征是明顯的。特別是在主體文件中，如同GATS一樣，CEPA亦先就金融服務領域基本原則進行了規定，概述了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義務，而將雙方金融服務領域的具體開放承諾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確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簽訂，并同樣以附件3的形式對金融服務承諾予以修訂。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簽訂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貿易組織推進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離不開對市場準入金融監管法律、成員方國內審慎監管法律等的協調，沿用GATS模式的CEPA進程亦提供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潛在需求。

其三，兩地金融主管當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對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關系進一步進行了闡述，成為兩地金融融合的具體指導，為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實踐可能。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在“英倫銀行研討會”上，在闡釋“一國兩制”原則的基礎上將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概括為：“一個國家內，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下的兩種貨幣、兩個貨幣制度以及兩個全融當局之間的關系。”①并進一步提出處理兩地金融關系的“七項原則”。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九周年‘認識一國，體現兩制’研討會”進一步就“一國兩制”及香港的金融自進行了闡釋。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內地銀監會簽署諒解備忘錄，就加強雙方監管合作、信息交流進行初步規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進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多邊協議，其對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作用僅在于與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有關的領域，如市場準入監管法律方面，對于準入之后的持續性監管法律制度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務領域同樣更多的關注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目標的局限性使得持續性監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簽署備忘錄的層次上，未能與CEPA實施區域金融進一步融合的目標相適應。

2．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是GATS處理多邊金融服務自由化的基本原則。基于推進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多邊政治經濟利益沖突的現實考慮，兩項原則及其例外規定是適當的。但國民待遇原則強調“內外一致”，最惠國待遇強調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協調消除合作國家間的金融監管法律差異。對于區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異的金融監管法律仍然會阻礙合作目標的實現。如歐盟金融融合實踐中，1977年第一銀行指令頒布前，采用的即是國民待遇的作法，該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實現銀行業“設立提供服務的自由”。因為“即使每個成員國能非歧視地適用法律，成員國之間的法律差異性并沒有消除，從而共同體內市場的分離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員國就有多少市場，而這與建立歐共體內共同金融市場的目標是相違背的”。③

3．處理多邊關系的GATS模式是多邊討價還價的結果，其固然可成為處理雙邊金融服務貿易的參照。但多邊關系中的討價還價，由于利益的多樣性與難與調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約束承諾的作出并未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而僅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討價還價”。④因此多邊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實的區域金融融合及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對于香港與內地而言，一國兩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鄰及其天然的親緣關系等等。

顯然，CEPA下內地與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務貿易多邊自由化的模式并非盡善盡美，隨著內地與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監管法律的協調日益成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時，CEPA進一步促進金融融合的目標、手段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作為區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歐盟，其借助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推進金融融合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四、歐盟區域金融融合進程中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

歐盟在區域金融融合進程中，通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單一內部市場的建設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銀行監管法律協調為例，歐盟通過頒布一系列指令，對資本充足、并表監管、大額暴露等金融監管法律進行了協調。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與歐盟金融融合建設進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內部單一市場的建設不斷拓寬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另一方面協調的金融監管法律又促進了單一市場的建設。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植根于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設計了良好的協調保障機制。

(一)歐盟基礎條約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基石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由歐盟基礎條約予以保證。首先，《歐共體條約》①對四大自由的規定，尤其是對設立與提供服務自由的規定，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來單一內部市場目標的約束下，對有可能阻礙目標實現的金融監管法律差異進行協調，是協調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歐共體條約》第二編第三章對法律近似化專章予以規定，特別是第94條依據共同市場的要求明確“理事會應根據委員會的提案以全體一致同意通過指令，以使各成員國的對共同市場的建立或運轉發生直接影響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條例的各項規定趨于接近”，從而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良好的依據。《歐共體條約》第3條亦明確規定，為了達到本條約所確立的目標，按照規定的條件和時間表，共同體的活動應包括“在共同市場運行所需限度內，使成員法律近似化”。將法律近似化作為歐洲共同體的重要活動之一。歐盟基礎條約的規定以目標指引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并對其進行具體規定，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成功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良好機制保證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成功在于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的精巧設計。歐盟金融(銀行)監管法律協調最初采用“全面協調”的原則，追求的是“通過對各成員國銀行業法規的‘完全的統一’來實現共同體銀行業一體化”。這一協調原則集中體現在歐盟銀行業法律協調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銀行指令》。由于銀行業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國銀行業法律的差異，追求“完全的統一”式的全面協調，并未能很好地推進歐盟金融融合的建設。1985年《關于建立內部市場白皮書》在描繪歐洲單一市場藍圖，列舉建立單一市場所必需的指令時，摒棄了“完全統一”的一體化主張，確認了在關鍵領域，如金融監管等方面，運用“相互承認”、“最低限度協調”二項原則來促進歐洲金融市場的一體化。1989年的《第二銀行指令》在銀行業法律協調中確認以上兩項原則，并成為了歐盟銀行業監管法律協調的基本原則。相互承認原則以尊重成員國法律為前提，每個東道國把其他成員國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措施視同于本國的規定，從而避免了東道國通過適用本國法的不同規定而限制成員國、信貸機構的準入，擴大了銀行業的開放。單一銀行執照和母國監管原則是相互承認原則的具體體現。最低限度協調原則對銀行業的“重要規則(essentiall rules)”進行協調。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以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以單一執照、母國控制原則為具體體現，輔之以歐盟立法的兩項基本原則――附從原則(subsidarity)與適當原則(proportionality)，構筑了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的完整體系。自《第二銀行指令》以來，歐盟依托精巧的協調原則，客觀上降低了對成員國國內法的協調需求，從而加速了金融業的一體化進程。

(三)歐盟的區域立法工具體系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工具保證

歐盟的法律淵源可以分為基本淵源和派生淵源。基本淵源由歐盟的基礎條約及后續條約組成，如《羅馬條約》等。派生淵源由條例、指令、決定、建議和意見構成。條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員國中直接使用，無需經各成員國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轉換程序或批準方式使其成為其國內法。指令對特定成員國有約束力，要通過成員國國內立法程序轉換成為本國國內法。建議和意見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上，尤其是歐共體立法程序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決定對其指明的對象有約束力，既可以對成員國作出，也可以對公民或個人作出。歐盟基礎條約提供協調的總體框架與目標指引，作為基本法律淵源，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如前述)，歐盟的派生淵源，則以其完善的、多樣化的工具體系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中起主導作用。與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結合，指令最終成了實現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的首選。根據《歐共同體條約》第249條第3款規定：指令對與其所指稱的成員國，就其所欲達到的目標具有約束力，但采用何種形式與方法達到指令目標則由成員國自行選擇。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種體現“軟法”“軟法（soft law）是用來指稱沒有法律效力，但有實際影響的規則，是與“硬法（hard law）”相對的一個概念。本處用來表示歐盟在銀行業監管法律協調中協調效力架構及注重靈活性的考慮。方式的協調，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與成員國間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及利益所在。以銀行業為例，歐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設立和經營業務、資本充足與清償比率、并表監管等多方面，通過該指令確立了銀行監管法律協調。

(四)萊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良好組織保障

萊姆法路西框架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新系統，是以亞歷山大?萊姆法路西為首的歐盟證券市場監管哲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導的歐盟證券市場監管協調立法框架推廣至銀行、保險業監管立法協調的成果，是對原有協調機構的整合、改造與突破。萊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個層次的協調機構，第一層次包括歐洲經濟與財政部長理事會(ECOFIN)、歐洲議會(EP)、歐洲委員會(EC)，主要是進行框架原則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議。第二層次包括，歐洲銀行業委員會、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委員會、歐洲證券委員會、歐洲金融集團委員會，委員會由成員國財政部高級代表組成，主要是“確定、建議和決定有關對第一層次指令和條例的實施細則”。第三層次包括歐洲銀行業監管者委員會、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監管者委員會、歐洲證券監管者委員會，各委員會由成員國各監管當局、歐盟相關機構等高級代表組成，主要是加強成員國監管當局的合作，保證統一實施第一、二層次立法。第四層次即執行層次，為各成員國包括成員國監管者具體實施歐盟指令、條例，歐洲委員會也擔當監督、促進實施的責任。

萊姆法路西框架四個層次的架構，奠定了歐盟金融業法律協調的萊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層決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層進行框架性立法，協調立法原則，第二層次關注技術性問題，制定第一層次協調立法的實施細則，第三層主要是“在準備實施歐盟指令的技術性措施，及準備促進歐盟監管合作和監管趨同的措施中為歐盟委員會提供專家意見”。第四層次由歐洲委員會協同成員國、成員國監管當局等實施歐盟立法。四層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歐洲理事會或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共同頒布指令的方式進行協調立法。

(五)歐洲法院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司法保障

歐洲法院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中起重要作用，在歐盟基礎條約對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作初步規定后，歐洲法院不僅在實施中起到了統一解釋、促進實施的作用，而且通過法院的判例，進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原則。如歐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闡述了歐盟法直接效力的含義，而相互承認原則即源自于歐洲法院1979年對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決。①歐洲法院對歐盟法的闡釋與發展是由其自成體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歐共體條約》第230條規定的合法性之訴，第232條規定的不作為之訴以及第234條規定的預先裁決程序等等。由歐洲法院根據《共同體條約》的基本精神，通過判例的形式確立了解決歐盟法與歐盟成員國法兩種法律制度沖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則，以及部分調和了歐盟成員國法之間的沖突，從而掃除了共同體法直接適用于成員的障礙，為法律協調奠定了基礎。

在推進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既是作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時也是一體化的客體之一，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特征了是明顯的。歐盟以基礎條約規定的建立歐盟共同體內部市場的目標為指引，以基礎條約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規定為約束，借助良好設計的協調原則，以超國家性的歐盟次級立法為主要協調工具，輔之以協調機構、程序的優化及其司法保障體系的構建構筑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在推進歐盟金融市場一體化中的成功作用。歐盟的成功經驗值得CEPA進程中內地與香港金融進一步融合(一體化)的借鑒。

五、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

(一)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

其一，歐盟成功經驗的保證在于歐盟基礎條約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規定的效力上。歐盟基礎條約是國家之間的國際條約，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規定為成員國創設了國際條約上的義務。這是歐盟成功協調的源泉所在。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應該選擇怎樣的“基礎條約”，顯然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之一。

其二，《基本法》為處理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規定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協調是否是對此基本制度的侵蝕。即如何處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與“一國兩制”的基本關系，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之二。

以上兩點難點，其實質亦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深化的基礎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構筑的基本框架，從國內法、“國際法”的層面規定了兩主體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主體地位及政治、經濟、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盡管CEPA國際法層面的意義仍有異議，但內地與香港同為W'TO成員，其遵循WTO原則規定是符合邏輯的。內地與香港關系的獨特性，從某種程度提供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雙重保證。源于內地與香港關系的獨特性，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一體化)需求強烈，建立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的共同市場，是一個國家內優勢互補的自然發展。

(二)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路徑選擇及其完善

內地與香港政治經濟關系的獨特性為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亦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路徑選擇的約束。因此，以《基本法》構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為依據，考慮如何以CEPA闡釋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獨特性，以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促進共同市場建設，應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路徑選擇及“基礎條約”之所在。顯然，從CEPA的原則規定可以看出CEPA考慮到了這種獨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內地與香港金融進一步融合進程中存在局限性。考慮內地與香特性，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路徑借鑒歐盟的成功經驗，應著重考慮的是以下五個方面的改進加強：

其一，考慮CEPA目標的擴展，將金融融合或建設金融服務的內部共同市場列為其目標之一。誠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標僅限于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慮到同為一國家、地域、文化等毗鄰及天然親緣下，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的自然發展，應該有更為廣闊的前景。廣泛的適當的目標不僅是指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依據，而且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協調的金融監管法律促進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建設。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展CEPA的目標，以便利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實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①金融融合的一種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結合GATS模式中的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構筑適合內地與香港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逐步推進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一國兩制”是實施最低限度協調與相互承認原則的天然基石，是一個之下構筑金融服務的內部共同市場的需要。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的最低協調可以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會員的監管規則為考慮的基礎之一，適當考慮內地與香港的特殊性。在諸如并表監管、資本充足等金融監管法律中首先實現最低限度的協調與相互承認。在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差異較大的領域，可暫以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原則處理。香港金融監管法律較為完善，內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國際化的視野，特別是在銀行業監管管理委員會成立后，對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會員監管規則的借鑒日益加速。內地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將會促進內地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慮改善爭端解決機制，建立比較正式的，能就兩地實施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事項進行裁決，享有一定司法裁決權的爭端機構，確保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實施。當前至少可以考慮參照WTO爭端解決機制，完善CEPA“聯合指導委員會”的地位、職能、組成程序、所作決定的效力等等。爭端解決機構應僅就涉及兩地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實施的有關爭議事項作出裁決，在人員組成上確保公平。參照WTO建立爭端解決機制的意義在于，強調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處理“兩制”的適當性，而非僅僅是“一國”下的行政命令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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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巴塞爾協議 金融風險管理 金融監管 資本市場

一、引言

上世紀80年代，拉美的債務危機對西方銀行產生了巨大沖擊，使得銀行監管理念更加重視資本充足狀況，此后的1988年，巴塞爾委員會頒布實施了《巴塞爾協議》，為有效進行銀行監管提供了依據，這促進了銀行業風險的防范與化解及銀行體系的穩定。

不過，隨著風險管理方法和技術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舊資本協議的靜態規則已經無法完成當前風險管理的要求。因此，近十幾年來，巴塞爾協議經歷了幾次大的修訂過程，2010年，《巴塞爾協議III》通過。這項協議將商業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上調至6%，核心資本充足率的實際要求則達到了8.5%-11%。此外，該協議還提出了杠桿比率、凈穩定資金來源比率和流動杠桿比率的要求，以增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新巴塞爾協議是國際金融監管的新標準，對于指導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有重要意義。次貸危機以來，國際金融風險蔓延的趨勢加劇，這使得參照國際先進的金融系統的規則與標準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基于對新舊巴塞爾協議的分析，結合中國金融市場的現狀，對制定擁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風險管理標準及監管體系提出了幾點思路。

二、對新舊巴塞爾協議的簡要評價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國金融系統與國際接軌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實際上，為抵御國際經濟一體化帶來的金融風險，我國的金融風險管理亟需金融監管和金融市場改革。相對于舊巴塞爾協議，新巴塞爾協議增加了監管和風險控制的范圍，引入了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推動了金融風險防范的標準化。

信息不對稱和監管機制不完善是中國金融風險管理的主要問題。新巴塞爾協議是國際金融監管的新標準，對于指導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有重要意義，也促進了中國金融風險管理的發展。

三、中國金融風險的現狀與問題

2007次貸危機以來，我國的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增強。在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出臺后，我國經濟過熱的現象出現，通貨膨脹困擾了我國經濟。與此同時，國民經濟面臨著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大量的資金相機進入了股市、房市，造成這些行業的泡沫，經濟金融的系統性風險加大。實際上，金融市場爆發危機往往源自于經濟體系的失衡，具體而言，國際收支、資本市場和借貸市場的失衡都可能導致金融危機。

當前，中國金融業風險的制度性特征表現為金融風險的復雜性、隱蔽性、邊界的模糊性及信用風險觀念錯位，由于涉及了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我國金融業存在著以下四個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惡化問題，部分銀行的不良貸款比重較高。當前，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的企業改革缺乏突破性進展，政府對銀行經營干預較大導致銀行不良貸款比重較大，背后隱藏著巨大潛在風險。二是股份公司不規范因素太多，投機性較大。非流通的國家和法人股的控股性質及其對股市供求關系的控制使公司偏離了個人股東支持，機構或個人大利用高股價進行大量投機，影響了股票市場的發展。三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存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托投資公司、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其中，信托公司資產質量下降，不良資產逐步增加。證券公司的惡性競爭和對證券經營市場的壟斷局面影響了市場效率，而保險公司中不規范的套取社會資金也積累了較多的風險。四是資本市場信息的不透明。由于資本市場交易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市場交易和宏觀經濟信息，信息混亂可能導致金融市場的混亂。

四、后危機時代中國金融風險管理的原則和方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后危機時代，新巴塞爾協議對中國的金融風險管理實際上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在我國金融風險管理過程中要結合國情，制定一些基本原則，并相應采取一些方法。

首先，就基本原則而言，后危機時代，我國實際上面臨了更大的金融風險。隨著我國經濟開放度的增強，為抵御潛在的國際金融風險，我們要借鑒新巴塞爾協議的國際監管標準和風險防范機制，確立我國金融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一是要堅持人才優化，要吸引人才進入金融市場領域工作，努力培養我國的金融人才隊伍。二是要堅持漸進發展原則，要循序漸進。三是要進行行為監控，健全的制度才是金融安全的前提保證。四是目標一致原則，要對核心員工進行鼓勵，構建合理激勵制度。五是要堅持利益協調，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沖突的活動。六是要堅持審計規范，不能因為長期合作關系忽略貸款審計程序。七是要堅持會計明晰原則，對金融交易進行披露并增加透明度。總之，要借助現代風險管理工具，積極建立經受考驗的金融系統。

在管理機制方面，一是要盡快建立信用等級評估機制，對上市公司進行信用等級的評估，并公開信用評級，讓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有所參考。二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審核機制。三是政府要逐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機制。四是要借鑒發展市場約束機制，通過市場約束將鼓勵上市公司有效配置融得的資金，控制市場風險，順應金融信息化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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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監管；原則；必要性；對策

論文摘要：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經濟學家認為，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很大部分是因為政府監管失靈。闡述了金融監管定義、原則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國金融體系的響應對策，以其為有關金融業工作者提供參考。

1有關金融監管

(1)金融監管定義。金融監管是指政府通過特定的機構(如中央銀行)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進行的某種限制或規定。金融監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征的政府規制行為。

(2)金融監管的原則。金融監管的原則為了實現上述金融監管目標，中央銀行在金融監管中堅持分類管理、公平對待、公開監管三條基本原則。

(3)金融監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體系是全社會貨幣的供給者和貨幣運行及信用活動的中心，金融穩定對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監管不僅是我國金融體系內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對外資金融機構進行有效規范、實施必要監管，保護國內金融體系，順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條件。

2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對策

(1)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加強金融監管制度創新。①根據我國金融調控和金融穩定的現實需要，合理確定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能定位，根據權責一致原則，界定金融監管職責分工，盡快建立由人民銀行、財政部和監管機構組成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解決監管主體混亂的問題，理順監管機構之間的關系，處理好金融監管中的一些重大問題。②改革現有的監管制度，實現監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預向間接調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轉變，加快金融立法，將金融活動納入法制的軌道。通過監管制度創新，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累積，保證金融體系高效穩健運行。

(2)樹立維護穩定與提高效率的雙重金融監管目標。隨著我國加入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業同境外金融機構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都存在激烈的競爭，而對國外金融機構的強大競爭優勢，維護金融機構合法穩健運行將不再是監管的單一目標，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積極扶持金融機構發展，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和競爭能力成為新形勢下對金融監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實施監管的過程中盡可能降低監管成本和資源的占用成為實行高效監管的新觀念。

(3)利用網絡，踐行金融電子化監管。實施金融電子化監管對于提高金融監管效率，降低金融監管成本，擴大金融監管范圍，提高金融監管質量，實現金融監管的規范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監管的持續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對金融風險的預測能力，實現全過程的動態監管。③實現監管數據的共享。利用金融電子化監管系統使監管過程的大部分工作實現自動化，從而可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提高監管的效益，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