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的起訴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糾紛的起訴，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堅持“先刑后民”是嚴肅執法的需要，既有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又是司法實踐中的一貫要求和做法

在我國現行立法中，對違法行為根據其不同性質、情節、危害程度可分別進行民事、行政、刑事處罰。刑罰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手段，不僅可以剝奪犯罪人的財產權利，而且可以剝奪其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權利乃至生命。因此，它只是國家專門對付犯罪的特殊手段，只能對犯罪人適用。與民事強制手段、行政強制手段以及其他各種強制手段相比，它也只能是最終極的選擇。在實施刑事處罰過程中，不論從其使用的手段、方法，還是產生的后果看，與此同民事、行政等處罰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刑事犯罪與民事責任交織的案件中涉及到一個共同的問題是對經濟損失的追償和民事責任的評判。在民事糾紛案件的審理中，我們可以依法作出判決，也可以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和解，在責任的劃分和對損失的追償問題上當事人充分的自主權。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審理中對贓款贓物的追繳和非法所得的沒收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不管是善意取得，還是惡意取得（在民事法律中有不同的規定，如票據法中就有對善意取得的規定），不需要征求案件當事人的意見，這樣更利于挽回損失，維護國家、集體、個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維持法律的尊嚴。如果在審理民事糾紛案件中發現有刑事犯罪嫌疑而不移送偵查機關，將產生以下后果：一是可能放縱犯罪；二是刑事犯罪一旦成立，將對贓款贓物的追繳和非法所得的沒收以及對被告人處以財產刑難以執行；三是民事判決所確認的民事責任將會有重大變更，無法執行；四是可能要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民事判決，影響了執法的嚴肅性，增加了訴訟成本和當事人的訴訟負擔。

針對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不能得到及時查處的問題，早在1985年8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就下發了法（研）發（1985）17號《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對查處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起訴。同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下發了法（研）發（1985）27號《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該通知重申了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追究刑事責任，不能只當作經濟糾紛案件來處理，放縱犯罪分子。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法（研）發（1987）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該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從上述幾個通知精神中不難看出，最高司法機關對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偵查、起訴、審判的意見是明確一致的。一旦移送，經濟糾紛部分的審理工作就必然要中止。因此，刑事優先的精神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在司法實踐中，對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在什么情況下必須全案移送，什么情況下對涉及的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可分開審理，存在認識上的分歧，加之受利益驅動的影響，真正能及時移送的不多。針對這種情況，最高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釋。該解釋第1條、第10條規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對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這兩條規定表明，只有在因不同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時才分開審理。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而涉及的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則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的規定移送偵查、起訴。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78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9條的規定，同樣確定了“刑事優先”的原則。

二、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理解和執行“刑事優先”原則

筆者認為，首先是樹立大局觀念，公、檢、法三機關應統一認識，統一協調，不要各自為政，打擊犯罪，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是我們共同的任務，要克服利益驅動和地方保護主義思想，嚴格依法辦事。在司法實踐中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法來處理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而涉及的刑民交織的案件。

（一）關于立案問題。對于當事人以民事（經濟）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按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予以審理。經審查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立案。如果人民法院認為符合立案條件而立案受理了，而公安、檢察機關也作了經濟犯罪進行了立案偵查，人民法院應根據“刑事優先”的原則主動與公安、檢察協商，達成共識，協商不成的可提請政法委協調，以保障執法的統一和嚴肅。對于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不予立案受理。當事人堅持起訴的，可裁定不予受理。已經立案審理后，發現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裁定駁回起訴，并應將全案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偵查、起訴。公安、檢察機關應嚴格執行兩院一部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稱送的通知，不得相互推諉|、扯皮。

（二）關于已進入實體審理階段的民事案件，發現有刑事犯罪事實的處理問題。在這個階段由于涉及到兩個審級、兩種情況（兩個審級是一審和二審，兩種情況是全案事實涉及犯罪和部分涉及犯罪），如何處理在實踐中意見不一。有的認為在一審階段不需要作出中止審理的裁定，只要將材料移送偵查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即可；有的認為在二審階段為避免當事人訟累，不應中止審理，可終審裁決后，再將材料移送偵查機關。筆者認為，不論是在一審還是二審階段發現刑事犯罪事實，也不論是全案事實涉及犯罪，還是部分事實涉及犯罪，人民法院對正在審理的民事糾紛案件都應裁定中止審理，將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轄權的偵查機關偵查，如果偵查機關立案偵查，那么對民事部分的審理必須在刑事判決確定之后再恢復審理。人民法院不能在偵查階段繼續審理民事部分，因為刑事判決的結果直接影響民事責任的劃分。如果偵查機關認為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而不予立案或經立案偵查后認為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收到偵查機關的書面答復后，可繼續按民事案件審理。

（三）關于人民法院已按民事案件審結，但有關部門又認為是刑事案件，并且有立案管轄權的司法機關正開始立案偵查的問題。對此類案件，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后，經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確定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則已審結的民事案件不變。如果經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確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可分兩種情況處理：一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與與事判決確定的損失基本一致的，原民事判決不變，但在刑事裁判文書中應進行表述。二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有變化，而導致原民事判決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處理結果方面錯誤的，則適用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民事裁判，依法再審。在刑事判決未確定前一般不要撤銷已作出的民事判決，因為一旦作出無罪判決將造成工作被動，即使作出有罪判決，由于先撤銷民事裁判，勢必造成民事責任空檔，以及兩種不同訴訟程序與審級不同的沖突等問題。

篇2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情感障礙；就業；預測因素

精神疾病問題是世界各國面臨的醫學難題之一，涵蓋了各年齡階段、各社會階層、各種文化，范圍十分廣泛[1]。本研究通過對情感障礙癥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就業價值觀以及預測因素，確定對其產生重要作用的因素，為研究情感障礙癥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就業情況提供較為具體的基礎資料。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12月——2012年2月在某地區專科醫院進行康復治療的情感障礙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隨機抽取376例，均為自愿參與，問卷發放數376份，回收份數324份，有效份數307份。

1.2 研究方法 在確認調查對象知情且同意的情況下，隱去患者真實身份信息，使用相同語言進行問卷指導，提問調查以及問卷填寫均由精神病科醫師完成，且確保問卷調查一次性完成。每份問卷調查所需時間為9-27min。

問卷內容分為5項：①職業能力。其中包括7項，職業能力強弱與分數值高低一致，系數0.91。②保護者期待。其中包括9項，保護者期待值高低與分數值高低一致，系數0.93。③就業期望。其中包括五項，選項依次為十分不滿意、不滿意、滿意、十分滿意，就業期待值高低與分數高低一致，系數0.87。④自我尊重感。其中包括13項，自我尊重感高低與分數值高低一致，系數0.86。⑤朋友支持。其中包括6項，朋友支持程度高低與分數值高低一致，系數0.78。

1.3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7.0軟件實施統計學分析，研究對象各調查項職業能力 、保護者期待、就業期望、自我尊重感以及朋友支持進行t檢驗，P

2 結果

在情感障礙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問卷調查的各項中，保護者期待（t=-2.038、P=0.039）、朋友支持（t =-2.831、P =0.005）、職業能力（t =-4.127、P =0.000）等因素具有統計學意義。而自我尊重（t =-0.868、P =0.378）、就業期望（t =-1.021、P =0.301）等因素無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1。

3 討論

精神疾病患者因病情以及治療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處于脫離社會狀態。一直以來由于人們對精神疾病認識存在偏差，對精神疾病患者普遍存在偏見，無法正確認識精神疾病以及對待精神疾病患者[2]。造成精神疾病患者在康復后承受巨大心理壓力，難以適應各種社會關系，實現正常就業，融入社會集體[3]。雖然國家不斷重視精神疾病患者，通過出臺相關政策、加大相關疾病知識普及等各個方面進行幫助、關懷，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環境，但精神疾病患者在社會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歧視等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精神疾病患者難以實現正常就業就是不公平待遇常見現象。

情感障礙癥與精神分裂癥是精神疾病中最為常見的類型[4]，本研究以這兩種類型的精神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具有普遍意義，通過調查問卷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幾點結論。首先情感障礙癥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就業價值觀存在明顯差異。在職業能力、保護者期待、朋友支持項中精神分裂患者均低于情感障礙癥患者。而在自我尊重感與就業期望項中兩者無明顯差異。其次，情感障礙癥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就業期望值較高，相關部門在精神疾病患者就業問題上應引起高度重視，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5]。并提供職業教育等幫助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重新就業的機會。鼓勵精神疾病患者自強、自信。

本研究的意義在于比較情感障礙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二者的就業價值觀以及預測因素，確定對其產生重要作用的因素，為研究情感障礙癥患者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就業情況提供較為具體的基礎資料，為其康復治療提供治療依據，也為社會幫助精神疾病患者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有助于進一步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 潘淑先，曾波濤，王冠軍.綜合性心理干預對精神分裂癥病人家屬應對方式、情緒及生活質量的影響[J].齊魯醫學雜志，2012，17（06）：102-109.

[2] 石廣念，許祖年，周芳珍.齊拉西酮治療首發與復發精神分裂癥的療效對比[J].廣西醫學，2013，24（02）：89-93.

[3] 馬云，李占江，徐子燕，郭志華，屈英，王向群，KINGDON David.認知行為治療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隨機單盲對照試驗[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2，09（11）：172-178.

篇3

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喬紅霞在擔任甘肅兩家公司經理期間，先后以公司名義與青島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簽訂購銷合同和協議書，為其在蘭州、秦安等地區銷售家電產品。

雙方糾紛開始于1999年10月，澳柯瑪公司因喬紅霞公司拖欠貨款不還，向青島市市南區法院起訴，要求喬紅霞償還貨款及利息。之后，由于管轄問題，市南區法院將此案移送至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

而另一邊，2000年3月，喬紅霞又將澳柯瑪公司告上了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后者返還多付貨款及扣率、返利款。喬紅霞向法院出示了多份雙方購銷合同和協議書，2001年5月，蘭州中院以此判令澳柯瑪公司償還喬紅霞方1500多萬元。之后，澳柯瑪公司不服，上訴至甘肅省高院。當年11月，甘肅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2年1月，蘭州中院執行判決，從澳柯瑪公司賬戶劃走930多萬元還給喬紅霞方，并凍結了澳柯瑪集團總公司持有的國家股196萬股。

不料，幫助喬紅霞勝訴的幾份合同和協議書，卻將她帶上了青島中院的刑事審判庭。

青島市中院在審理澳柯瑪訴喬紅霞公司這一經濟糾紛案的過程中，以涉嫌經濟犯罪為由將案件移交到青島市公安局。公安局立案偵查之后，2003年10月，青島市人民檢察院對喬紅霞提起了公訴，稱喬紅霞采用添加的手段變造了3份購銷合同及兩份補充協議書，此外，還偽造了另一份補充協議書與一份返利協議書，而喬紅霞正是以這些合同與協議書為主要證據，贏得了甘肅兩院的經濟糾紛案并獲得1500多萬元的償還款。檢察院認為，應以詐騙罪追究喬紅霞的刑事責任。

11月4日，喬紅霞被逮捕。而青島市公安局也在“案發后”追回“贓款”人民幣39萬多元及美元30萬元。11月19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喬紅霞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庭審中，喬紅霞是否“添加變造、偽造7份合同、協議書”理所當然成了雙方爭辯的焦點，但是對照甘肅省兩級法院的判決書與青島中院的刑事判決書，卻不難發現，甘肅兩院所依據的合同和協議書卻并不完全是青島市檢察院指控的這7份。而另一個庭上辯論的焦點是：如果喬紅霞變造、偽造合同和協議書情況屬實，是否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喬紅霞民事勝訴并執行完畢的情況下，就同一案件事實按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是違反刑法精神的。”喬紅霞的辯護律師、北京君澤君律師事務所許蘭亭律師說，“本案純粹是一起民事糾紛案，不是刑事詐騙犯罪。”許律師認為，喬紅霞是通過甘肅兩級法院審判和執行以合法程序取得1500多萬元的，如果已經生效的民事裁判不公，應當通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再審來糾正，“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強行追究刑事責任，把法院執行款當作贓款追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喬紅霞于2002年9月3日被青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經青島市檢察院批準逮捕。在此期間的9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對山東省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就“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作出答復（［2002］高檢研發第18號），《答復》中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對此，青島市檢察院有關人士稱，盡管在決定是否立案起訴喬紅霞之前見到過這一答復，但由于這一答復只是由高檢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并不是司法解釋，不具有相應的法律效力。記者為此電話采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有關人士稱，既然該答復是針對地方檢察院有關請示而作出，有關方面應當照辦。對于青島市檢察院未按《答復》中的指示辦案，該人士稱：“我們以前沒遇到過類似情況”。

據悉，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曾分別就一些地方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越權非法干預經濟糾紛案件的情況下達過相關通知。1989年公安部曾針對“一些基層公安機關以查處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的情況下發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界限，決不能把經濟糾紛當作詐騙等經濟犯罪來處理。一時難以劃清的，要慎重從事，經過請示報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當處理……”

篇4

聘用合同在簽訂時當然首先應當符合簽訂一般合同的條件，但其一旦生效則具有單獨的特點。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體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體通常是企業、事業、機關團體等用人單位。另一方主體是一個或數個勞動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體在地位上具有從屬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勞動者即成為聘用單位的一名職工，接受聘用單位的行政管理。勞動者與聘用單位形成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勞動者按協議或國家規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權利。

第三，勞動者主要以工資形式取得報酬。勞動者只要按合同，通過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數量、質量指標或任務，即可以取得報酬。該報酬與勞動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掛鉤。

第四，勞動者在工作中不承擔經營風險。經營風險不直接影響勞動者的基礎工資，而只可能影響獎勵工資。

實踐中，聘用合同與聯營、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們之間的關系，對于準確認定案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聘用合同與聯營合同的區別

聯營是平等的法人之間，法人與個人之間聯合生產經營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其中法人與個人的聯營合同容易與聘用合同混淆。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合同主體、分配方式及風險承擔方面。聯營合同的主體地位是平等的，聯營各方按約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而聘用合同的主體之間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資形式取得報酬，生產及經營風險則由聘用人承擔。緊密型的聯營還將成立新的法人體，聘用則無此特殊要求。例如，個體經營戶王某與某熱水器廠簽訂一份協議。協議言明熱水器廠聘用王某為產品推銷員。王某自費為熱水器廠推銷產品，并按銷售利潤的30%取得報酬。這實質上是一份聯合銷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產品的推銷費用，并承擔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熱水器廠則要對產品的質量負責。聯營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盡管這份協議中有“聘用”字樣，但這并不能證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規定的利潤分配方式及風險承擔方式的條款，可以看出它的聯營合同的實質。

2、聘用合同與合伙合同的區別

個人合伙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并按約獲得的協議。個人聘用個人的合同關系在表面上與個人合伙相比，都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現出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從屬關系，而合伙中每個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風險承擔上，聘用人以工資形式支付被聘用人報酬。聘用人獨自承擔風險，而各合伙人則以共同勞動按約分得報酬，共同承擔風險，且各合伙人之間對外承擔無限清償的連帶責任。法律形式上合伙與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經營必須到工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而聘用則無此要求。

3、聘用合同與承包合同的區別

篇5

關鍵詞：環境設計；線型；形式；分析

檢索：.cn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832（2016）04-0142-03

一、前言

在環境設計課程的方案設計階段，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學生拿出一個設計方案，教師評價為“缺少形式”，重新修改。但是針對形式的修改意見多為改變設計對象本身的形象、增加或減少對象的某種元素、改變設計對象的輪廓造型等內容。學生對教師的修改建議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照著老師的意見修改就行了，具體為什么這樣做，恐怕還是“鬧不清楚”，等到下次方案設計時，相似的錯誤又要出現。要改變這種現狀，不搞清楚“形式”是什么含義是不行的。但是什么是環境設計的“形式”呢，如何找尋環境設計的“形式”進而幫助學生進行方案設計，使學生在自主設計階段就有方法可尋呢，教師在這方面似乎還沒有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二、線型要素與形式

在字典中我們可以看到，“形”的解釋為實體的樣子；“式”的解釋為物體外形的樣子或特定的規格。因此我們可以歸結出，“形式”的含義其實就是物體本來的外形或特定的樣子。而在環境設計中，形式一詞可以定義為“設計對象本身的形象”。筆者認為，“設計對象本身的形象”可以概括為三部分：物體的形狀、附著在物體上的紋理以及物體之間的組合關系。

（一）物體的形狀

物體的形狀是物體本身的獨特造型或者是其表面的輪廓。它是我們辨認、理解以及為某物體進行概念分類的一種基本手段。清晰的輪廓線能幫助我們將物體本身從背景之中分離出來。根據格式塔心理學的表述，越是簡單的輪廓越能幫助我們加強對物體本身形狀的理解；而復雜的輪廓則增加了我們對物體形狀理解的難度，但充滿細節的美妙輪廓同時也增加了物體對人們的吸引力。

（二）物體上的紋理

物體上的紋理分為質感紋理以及花紋。質感紋理是物體表面呈現出來的可視化的凹凸不平的溝紋。而物體的花紋則是指物體本身的顏色或明度的變化。本文探討的紋理屬于后者。它可以附著在光滑的物體表面，也可以出現在粗糙的物體上。一般來說，物體上的紋理可以分為點、線、面三種形式。由于點、線從概念上來說是沒有大小、寬度的，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點和線是指帶有某種形狀的類似點或線的面，而面的輪廓則是組成物體上紋理的重要部分。

（三）物體之間的組合關系

物體之間的組合可能來源于單個物體之間的再排列的方式，也可能來源于單個物體差別較大的組合方式。這種方式在視覺上形成一個互相關聯的、各要素間彼此接近的組合關系，這種組合可能在一個更加宏大的尺度上形成一個新的輪廓或形狀，它要求各單元間彼此靠近，并且具有類似的視覺效果。它可以是集中式也可以是分散的，還可以將各種形狀、各種尺寸以及各種方向的形體結合在其結構中。

三、線型要素的形式分析

（一）線型要素的形式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無論“設計對象”的“形象”是物體的形狀、物體的紋理還是物體之間的組合關系中的哪一種，其實都離不開“線”這種物體最基本的元素。“線”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設計對象的形式，因此對設計對象形式的討論離不開對“線”的討論。在此我們通過一張分析圖（圖1）來進行線型元素形式的討論。

圖中橫豎兩條線將圖面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個圖面分別代表了四種不同“線”的形式。其中左上圖為矩形和等腰三角形，它代表了所有由直線段構成的規則幾何圖形，其它圖形如菱形、等腰梯形等。左下圖為圓形和螺旋曲線，它代表了所有由曲線構成的規則幾何圖形，其它如橢圓形、拋物線等。右上圖和右下圖則分別是由直線段組成的不規則圖形和由曲線組成的不規則圖形。

這四種圖形基本囊括了環境設計中可以看到的所有“線”的基本形式。將圖面橫豎對折可以分成上下左右四個部分。圖面的上半部分由直線線型組成，帶有硬朗、簡約、直率的視覺感受；而下半部分由曲線線型組成，帶有柔美、細膩、圓潤的視覺感受。圖面的左邊是由規則的幾何圖形組成，這種類型的圖形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見。矩形、等腰三角形等基本是由人類的抽象思維創造出來的，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純粹的矩形、等腰三角形。而圓形、螺旋線等曲線幾何圖形可以從日月的形象、螺殼的曲線中總結出來，但除此之外也非常少見。因此左側的圖面象征著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而圖面的右邊是由不規則的線段組成，類似石頭上的裂縫、或是不規則的鵝卵石的輪廓，依賴于人類的感知能力，無論是直線段或是曲線段都可以從自然界中找到它們的原型。因此右側的圖面象征著人類的感性思維能力。

（二）線型要素的使用方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幅圖面之間有著非常巨大的形式差別，每一部分元素都存在著自己獨特的形式感受，同時每張圖與自己相鄰的兩個圖面有著形式感受方面的共同屬性。這就形成了四個單獨的形式和四對相鄰成組的形式。一個優秀的設計案例一般都是由一個單獨的或一對成組的形式組成。單獨的形式在我們生活中最常見到，這種形式易于使用者的理解，同時也便于施工，統一設計標準。但許多設計往往是由一對成組的形式來設計完成的。由于單獨形式只與自己相鄰的形式產生共性因素，因此我們應該在設計中盡量避免使用四幅圖面中的對角線搭配。也就是左上圖面與右下圖面或左下圖面與右上圖面的搭配方式。這樣的搭配由于其線型方面的共性感受過于缺乏，因而給人形式感受不統一、不和諧的感覺。因此，由這種交叉搭配的方式形成的設計方案也給人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設計作品是設計師的思想感受與使用者之間搭建的橋梁，一個易于理解，能夠產生共鳴的設計案例更加利于達到設計師的初衷，便于使用者明了設計師想表達的含義。而形式感受比較差的設計作品則無法達到同樣的目的，混亂、難于理解、是這類設計作品通常帶有的問題。

四、線型要素的形式在環境設計中的應用案例

（一）Habitat 67

這是一棟使用單一矩形元素（圖1左上圖）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住宅建筑。1967年，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市舉辦了當年的世界博覽會，當屆博覽會的主題之一是就人與住宅。建筑師Moshe Safdie在結構工程師August E.Komendant的幫助下用預制構件技術為Habitat 67創造出一個高密度的社區典范。這些不同的矩形住宅，看似隨意布置，實際上是經過精心的設計，每套住宅都均衡的分配了采光和綠化，高低錯落的布局保證了良好的視野和公平配置的屋頂花園。整棟建筑使用標準的矩形作為基本單元，通過對基本型之間的擺放方式的改變，衍生出豐富多彩的平面形式。這些經過基本形組合而成的形體，再一次進行了互相組合變化，又形成了更為復雜的平面圖案。但由于基本的矩形元素沒有破壞，因此無論從立面看還是平面看都沒有雜亂無章的感覺。建筑物上的細節比如窗洞、電梯井等依然大量采用矩形這一單一元素，經過不同大小關系的對比，空間形態呈現出豐富的樣式。建筑在元素堆疊的過程中還刻意留下了許多處空白，而空白的基本輪廓也是矩形組成的，使得整棟建筑靈動而不呆板（圖2）。

（二）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

這是一棟使用直線幾何圖形和直線不規則圖形（圖1左上圖和右上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公共建筑。東館落成于1978年，由著名美籍華裔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主持設計。東館位于一塊梯形地塊中，附近建筑大多是古典風格的紀念性建筑。貝聿銘將地塊用一條對角線進行切割，形成兩個不同得三角形。一部分面積較大，呈等腰三角形，用于進行美術作品的展覽。另一部分為直角三角形，作為行政區域和研究機構使用。兩部分在形體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但是由于采用類似的線型元素，在形式感上依然非常統一。這棟建筑外形適應了不規則地塊，滿足了業主提出的許多特殊要求，妥善解決了復雜而困難的設計問題，成為了公眾生活與藝術之間日益增強聯系的藝術象征（圖3）。

（三）柏林愛樂音樂廳

這是一個使用直線不規則圖形（圖1右上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公共室內設計。在這個案例中，德國設計師Hans Scharoun將整個建筑的室內與室外統一在一個非對稱的帳篷風格的建筑中。1956年，Hans Scharoun提交的設計方案沒有采用傳統的長條形的音樂廳，而是將原來樂隊和觀眾席隔開的表演區放在了觀眾席的正中間，整個場地好似是一個體育場一般，中間賽場外是一圈圈高起來的觀眾席。由于建筑本身強調聽覺效果，頂棚上設置的反射聲音的隔板形成了不規則多邊形的形式感。因而整棟建筑都采用了復雜的不規則線型輪廓作為整個建筑的主題。音樂廳的前廳空間復雜、曲折，使人感到撲朔迷離、摸不清門路且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同時聽眾席也化整為零，好似一塊塊梯田一般，高低錯落、方向不一。由此產生的效果是宏大的尺度配化解，呈現了親切隨和、輕松瀟灑的氣氛（圖4）。

（四）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

這是一棟使用曲線不規則圖形和直線不規則圖形（圖1右上圖和右下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公共建筑。在這一建筑中，設計師FrankOwen Gehry將他的結構主義理念充分的運用到整棟建筑的室內外設計中。它由大量的不規則流線形多面體構成，上面覆蓋了大約3.3萬塊多邊形鈦金屬片，在陽光的照射下，與它前面的河水相互呼應。雖然使用了大量的鋼材，但是整棟建筑造型飄逸、絲毫不會讓人感到沉重。整棟建筑圍繞一個中心軸旋轉形成，室內的中庭創造出了以往任何直立空間所不具備的強悍沖擊力，層層曲線旋轉向上，而光則從玻璃頂棚傾瀉下來，對觀眾心里產生巨大的震撼（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