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的一般理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監管的一般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 鍵 詞：金融監管指數； 金融監管有效性；衡量

中圖分類號：F83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國內金融機構眾多，金融市場規模很大，相應地，美國也建立了較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 美國的金融監管堪稱是世界上最為復雜的監管體系，其監管機構眾多，監管法律紛繁復雜。1999年通過的《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國實行混業經營， 但美國的金融監管組織架構卻沒有太大的調整， 美國進入了混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時期。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以后，美國最終于2009年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根據該法案除了出臺一些限制金融業混業經營的條例之外，還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 增加了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和溝通， 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美國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來，美國的金融監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監管質量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 本文通過總結既有理論提出了一種衡量金融監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監管指數分析方法，并基于這種方法對美國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進行總體的衡量和判斷。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來自于目前世界各國正在進行的金融監管改革。針對20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世界各國都正在或即將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但現有理論對金融監管體制的比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過不同監管體制之間的優缺點比較來做出評價。 但定性比較很難做出有說服力的結論，且很難對金融監管改革的效果進行評價，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國金融監管往往滯后于金融業的發展，從而使金融監管改革呈現“危機導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過構建金融監管指數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定量研究， 進而為金融監管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另外，本文還希望通過金融監管指數的構建動態監測各國的金融監管質量， 并希望在金融監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時候提出預警， 進而使得金融監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來自于對美國金融監管改革進行評價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國金融監管方面沒有做出很大調整，進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2009年美國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該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還沒有一個有效的定量評價方法。

鑒于以上兩點， 本文依據各國金融監管的目標構建了金融監管指數分析框架， 并利用這一分析框架對2000～2008年美國的金融監管有效性進行衡量與評價。

二、 金融監管有效性及其衡量問題的理論綜述

所謂有效，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就是“能實現預期目的”，以此，我們可以將金融監管的有效定義為：“能實現預期的金融監管目的”。關于金融監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兩個問題： 第一是金融監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監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關于監管是否有效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監管有效說和監管失靈論。監管有效說以金融監管的公共利益理論為代表， 監管失靈論以監管俘獲說為代表。

金融監管的公共利益理論（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擁有充分信息、為社會整體福利服務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個假設基礎上，認為金融業高負債經營的行業特點決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不完全競爭和搭便車行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監管那些實力雄厚的金融機構，只有通過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才能夠克服市場失靈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改善金融機構的治理水平，從而提高金融運行的效率，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金融監管公共利益理論的基本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積極鼓勵政府參與銀行的經營和管理，實現對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增強政府金融監管的權力， 發揮政府在金融監管中的作用，可以彌補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問題。

監管俘獲說（Becker，1983；Tullock，1967；陸磊，2000）認為監管與公共利益無關，監管機構不過是被監管者俘獲的獵物或俘虜而已。 這派理論的主要觀點是： 政府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獨立利益的特殊市場主體，它并不能最大化社會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往往會被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所左右，因為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積極性采取各種手段影響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這樣，金融監管機構最后常常被俘獲。另一方面，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過多管制行為進一步增加了市場中尋租的機會，破壞了市場的正常競爭秩序，這就不利于金融的長期發展。因此，要充分發揮競爭和開放機制在金融監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對金融發展的抑制。

雖然在理論上存在著監管有效說和監管失靈論，但從實踐上來看，目前各國對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基本達成了共識， 且各國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監管機構。根據統計 [1] ，世界共有192個國家建立了金融監管機構。

既然金融監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監管的效果如何呢？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金融監管有效性的衡量問題。目前理論界較為常用的衡量金融監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兩個： 金融監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監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順、靳云匯、劉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監管都存在著一個有效邊界的問題， 如果金融監管位于有效邊界上或附近的一個區域內， 那么它就可以產生正的綜合效應；如果金融監管超過了有效邊界或區域，或者離邊界很遠，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會產生負的綜合效應。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努力尋找能夠有效分析金融監管效率，界定金融監管有效邊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論界研究這一問題運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一個金融監管的效率問題， 即用最低成本實現監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較大問題是：在現實中要計算監管的收益和由于沒有實施監管而造成的損失是徒勞的， 因為這種收益和損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論上的意義，而難以量化。同時，各國的金融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無法全部由監管的成本和收益來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論上論證了如何尋找優化本國的金融監管， 在實際操作中缺乏執行性。

鑒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劉宇飛，1999）隨即替代產生了。這種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無法確定監管項目的具體收益大小時，可以用目標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計算出該收益與付出的成本之間的比例。 如果能夠同樣有效地完成目標，成本較小的方案要優于成本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與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與成本的最大化目標。在這種分析方法下， 雖然金融監管的收益仍難以量化，但由于其運用目標完成的程度（即監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監管的收益，因此較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監管收益難以確定的難點， 從而在總體上能運用其來判斷金融監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國家金融監管目標往往是多重的， 目標的完成程度的測度較為困難， 目前還沒有較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鑒于以上兩種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礎上， 提出金融監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監管指數分析方法。

三、金融監管指數分析框架的構造及建立

從監管目標來看， 世界三大監管組織都制定了各自領域的監管規則，具體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銀行監管過程較為強調安全性和公平性；證券監管強調安全性、效率性和穩定性；保險監管強調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銀行監管和保險監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標， 主要因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別對于銀行業來說，由于存在系統性風險的傳染主要載體， 所以各國一般較為避諱提金融效率問題。但由于發展經濟是各國的首要目標，而一個有效率的金融體系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因素，所以，總結起來，金融監管的目標總體應該包含三個：穩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監管要確保金融系統的安全，避免金融風險的集聚、擴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監管要確保金融系統的效率， 促進金融系統的發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監管過程中要強調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確保公平對待金融消費者。這三個目標主要針對金融市場不完備性的三個方面，如表2所示。

雖然金融監管主要有三個目標，但本文認為，公平性目標從屬于安全性目標和效率性目標，因為公平性目標涵蓋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標之內，假如一國金融業未實現公平性，則從長期來看，該國金融業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會受到損害。

根據金融監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這兩個目標， 我們構建了一套金融監管的指標體系，具體如表3所示。

一般來說， 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將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 所以本文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中引入了代表宏觀經濟穩定的三個指標，即通貨膨脹率、CPI、銀行不良資產比率來代表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性。而金融業效率主要包括銀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場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個金融效率指標：銀行存貸比、銀行一般管理成本、銀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場交易額占GDP比重，由此來代表金融業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標和效率性目標存在替代關系，且這兩方面的因素受各個經濟或金融指標的影響，而這些指標由于單位和性質的不同， 無法直接進行橫向比較， 所以我們需要將這些不同質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選出對金融監管指數影響最大的幾個主要因素， 并確定這些因素在金融監管指數中所占的權重， 計算出金融監管指數。 最后通過比較金融監管指數的變化來進行金融監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國金融監管指數的建立及金融監管有效性的衡量

為了計算金融監管指數， 必須對其所包含指標的基本數據進行收集和整理。 我們選取了美國2000～2008年的金融業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標相關數據（見表4），各數據計算方法及來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標之間同向， 所以給通貨膨脹率、CPI、銀行不良資產率、銀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負號，并將數據進行標準化，如表6所示。

運用SPSS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釋程度表和成分矩陣，如表7、表8所示。

根據前一部分對金融監管指數各影響因素的分析，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影響因素的權重。通過方差解釋程度表（表7）我們可以看到，前2個因子對于總方差解釋程度達到87.401%， 根據累計方差大于75%的原則， 故選取前2個因子代替所有7個因子進行估計。以前兩個因子反映金融監管的總體情況，用Y1、Y2表示，每個主成分變量都是7個標準化變量的線性組合，其表達式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將標準化的原始數據矩陣與貢獻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將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貢獻率加權平均得到綜合得分（即金融監管指數），如表9所示。

則美國2000～2009年金融監管指數的變化情況如圖1所示。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如圖1所示，2000~2009年， 美國的金融監管指數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其中2000～2006年，美國金融監管指數呈現區間震蕩格局，2006年以后，美國金融監管指數呈現大幅下降趨勢。2001～2002年，美國的金融監管指數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網絡股泡沫破滅，加之后來的安然公司財務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財務欺詐、施樂公司財務虛報案件，極大地打擊了美國投資者的信心， 影響了美國的金融監管質量。2002年美國通過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并強化了美國證監會的監管職能，使得美國的金融監管指數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的金融監管指數不斷下滑，說明美國的金融監管已經完全不能適應其金融業的發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國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希望能夠加強和改善美國的金融監管，但從目前的數據來看，還沒有見到明顯的效果。

綜合本文得到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結論， 結合當前的形勢和美國金融監管的現狀， 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 美國應該密切關注其金融監管指數的變化，在金融監管指數出現拐點并呈現下降趨勢時， 應該立即采取措施，加強其金融監管力度，確保金融業的穩定，防范金融危機。2001～2002年，美國金融監管指數呈現下降趨勢，美國立即出臺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監管，致使美國的金融監管指數止跌回穩， 并逐步呈現上升趨勢。 但2005年，美國金融監管指數出現拐點，并逐步呈現下降趨勢的時候，并未引起美國政府足夠的重視，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監管， 最終導致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雖然美國于2009年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希望加強并改善其金融監管，但為時已晚。

2． 金融監管要與金融業發展相適應， 在金融業經營體制發生變化的時候， 金融監管也要做出相應調整，否則將會制約金融業的長遠發展。美國于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正式確立了混業經營制度，但在同期，美國的金融監管并未做出相應調整，致使金融監管與金融業發展不匹配，致使過去十年來，美國的金融監管指數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其金融監管質量不斷下降，最終導致了次貸危機。

3． 在金融監管發展的過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顧此失彼，而應該盡量做到協調、均衡。2000年以來，美國金融業實現了混業經營，而其金融監管主要強調效率優先的原則，而忽視了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 這導致了美國金融企業的高杠桿性經營，并最終引起了次貸危機。

參考文獻：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規管――變化中的游戲規則［M］．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3］秦宛順，靳云匯，劉明志. 金融監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葉永剛，張培. 中國金融監管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許立成. 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理論框架與實證檢驗［J］．金融研究，2005（4）.

［6］陸磊. 信息結構、利益集團與公共政策：當前金融監管制度選擇中的理論問題［J］． 經濟研究，2000（12） .

［7］劉宇飛. 國際金融監管的新發展［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篇2

摘 要 研究金融監管理論并積極推進金融監管體制創新，是我國金融業現實發展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國際和國內金融形勢下，通過金融監管體制創新的定義論述，制定金融監管體制創新的評價框架，希望能夠對有關方面起到一些參考作用。

關鍵詞 金融監管 體制創新 評價框架 效用假說

一、引言

金融監管是一種補救市場失靈，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健和有效運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并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體制創新之間是一個相互博弈的作用過程。由于監管體制的時滯，監管方幾乎總是處于被動反應狀態。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行為簡單地看是盈利動機驅使，從深層次看卻是金融監管體制創新的相對落后，阻礙了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向更高級階段發展。沒有永遠成功、有效的或者永恒不變的監管體制，所以才要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不斷的創新。

二、金融監管體制創新的含義

從熊波特的創新理論出發，結合金融監管體制的定義來理解國際金融監管體制創新的含義。金融監管體制創新是指那些便利獲得被監管者的信息、適應金融監管全球化的技術進步，以及新的金融監管體制理論和更發達更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組織模式的出現。

金融監管體制創新都是為了替代當時己經成為金融發展阻礙的金融監管體制。率先進行體制創新的國家都是為了化解本國金融業發展的阻礙，所以每一次的體制創新都是對原有體制的揚棄，這就是體制創新的表現，新的體制成為隨后一個時期金融穩定發展的保障，這就是制度創新的意義所在。所謂金融監管體制的根本層面，就是金融監管主體構成。這也就決定了金融監管主體結構的變化是金融監管體制創新重要表現。一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變化，以及創新――監管――再創新――再監管的動態博弈，決定了金融監管的體制的變革，我們要從金融監管體制變遷的含義、背景和原因與目的進行分析 。

三、制定金融監管體制創新的評價框架――金融監管的效用假說

各國之所以變革其金融監管體制，其原因必定是新的體制要好于舊的體制，但是，體制變革的好處往往取決于各國具體的條件。這里，嘗試根據微觀經濟學最基本的效用理論，解釋金融監管體制創新，從而得到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對金融監管體制變革的效果給出一個全面綜合的解釋。

各國對金融活動的監管所要實現的兩個最主要的目標就是保證系統性穩定(S)和保護消費(投資)者的利益(C) 。S與C就類似于我們在進行效用分析時的兩種商品，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系統性穩定和消費(投資)者保護，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也就是說，兩目標的相對價格是不變的，即ps/pc=，則有金融監管的效用函數U=U(S， C) 。這里的監管效用，并不是指單個的監管機構的效用，而是指全社會的總體監管行為所取得的效用，這往往就不只包括監管機構，也可能包括中央銀行、財政部等相關部門，也即對金融市場的人為干預所要達到的總效用。

一國的金融監管能力取決于該國的經濟、金融發展狀況和金融監管的體制安排模式等諸多因素。金融監管體制的變動，必然會對金融監管的效用產生影響。一般說來，可以將體制變革的效用分為：體制變革后的收入效應、體制變革后由于兩目標價格變化所帶來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

首先是體制變革的收入效應。即指通過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使得一國金融監管能力發生了變化，也即金融監管預算線的變動。例如，將原來分散的金融監管部門整合為一個綜合性的金融監管機構，能夠帶來規模經濟，也即降低了監管的體制成本，從而提高了金融監管能力。

其次是相對價格的變化而帶來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金融監管體制發生變化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由于監管能力的提高而獲得體制變革的收入效應，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用，但是，正如前而所討論的那樣，體制變革后由于新體制對不同金融監管目標評價可能發生某些轉變，這樣它要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監管目標所要支付的成本也會發生改變。我們假設整個社會對于金融監管各目標的偏好不變。這樣，我們就可以將這種改變視為兩目標的相對價格發生了變化。許多人已經指出，新成立的獨立于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管機構，往往更加重視消費(投資)者保護的目標，其采用的監管技術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即改進有利于消費(投資)者保護的監管技術。也就是說，兩目標相對價格隨著監管目標和技術的轉變而變化了，即C的價格相對下降，S的價格相對上升。同樣，為了取得等同的系統性穩定的目標，將中央銀行監管職能分離并成立的綜合性金融監管機構，往往需要與中央銀行和則政部等部門進行緊密的交流與合作，其相應的成本也會增加，這也可以視作系統性穩定(S)價格的上升。

由此可見，兩目標相對價格發生變化，金融監管的效用下降。與一般的效用分析一樣，兩目標相對價格的變化對金融監管效用的影響也可以分解為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

通過對由監管體制變革所帶來的收入效應，與體制變革后兩目標相對價格的變化所帶來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之和進行比較，我們就可以判斷金融監管體制變革是否提高了金融監管的效用 。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監管效用假說，只是試圖給有關監管體制改革效果的討論提供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這個假說本身是以微觀經濟學的效用理論為基本出發點，其隱含的假設條件十分簡單，如它假定金融監管的兩個目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計量的，金融監管的成本與收益也是可以計量的，兩目標的關系也符合正常商品的性質，而金融監管預算線也符合消費者預算線的性質，

參考文獻：

[1]陳柳欽.論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及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金融研究.2004 (1):22-24

篇3

〔關鍵詞〕 金融消費者； 次貸危機； 消費者保護； 金融監管。

一、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現狀及立法缺失。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信息不對稱理論已成為經濟學家建立理論模型的基本前提，并被廣泛用來解釋現代金融市場的現象。在金融商品交易中，由于其特有的屬性，信息不對稱現象相比較其他商品交易更顯嚴重，而由此引發了金融消費者保護不同于一般消費者的問題。金融消費者區別于一般的消費者，也區別于銀行客戶、投資者、投保人等概念，是指為滿足個人和家庭需要，購買金融機構金融產品或接受金融服務的公民個人或單位。

目前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基礎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以及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監管機構制定的規章制度。這些法律法規存在著以下問題： 一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適用性并不強。從保護消費者權利的法律法規來講，它是針對一般商品和服務消費過程中如何保護消費者權利的專門法律，在金融消費過程中的適用性并不強。二是“金融消費者”這個概念未被金融立法所采用，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作為金融監管目標未正式寫入法律之中，對監督管理機構在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上的職責規范不夠明確。三是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法律法規，主要是金融宏觀調控部門和監管機構的行政規章或其他規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層次較低，影響政府機構的執法效果，不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

二、次貸危機前后美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格局的變化。

美國過去 30 年信用市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制放松，因為當時政府對這些信貸產品基本上不監管。危機爆發前的數年來，金融監管者基于“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率”的基本判斷，過于信賴新型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評估模型和管理力，放任金融創新的過度發展。［1］在2008 年開始的這場嚴重國際金融危機中，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紛紛加強金融消費者之保護，無論是部門設置還是立法頒布，這些對于消費者保護所顯現出異乎尋常的重視發人深思。這些國家和地區在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問題上無一例外的途徑就是加強金融監管，而一反歷史上經濟衰退時期放松金融監管的做法。通常而言經濟蕭條導致市場機會減少，資金流動速度變緩，金融市場首當其沖地受到影響而蕭條。而國家為了活躍經濟，拉動增長，除了在經濟上扶持（ 如巨額資金注入股市） 之外，往往會在管理層面有所松動，最明顯的就是放松金融市場的監管。而所有這一切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持續發展都具有直接或潛在的危害。

次貸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這些國家和地區在金融監管方面已經形成了統一的立場，金融監管的重要目標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發生根本性動搖，那就是維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底線，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應對經濟危機時才會無一例外的都加強了金融監管的力度。這種變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給我國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帶來了極為重要的啟示。

三、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路徑。

參考美國的做法可以發現： 金融監管在傳統上以維護金融業的穩定為主旨，保護“經營者主權”。

從20 世紀末，消費者保護逐漸進入監管者的視野和金融監管的目標體系中，“消費者主權”也開始取代“經營者主權”。尤其是此次次貸危機之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成為各國穩定金融市場的重要步驟。美國華爾街此番監管改革中，消費者保護占據重中之重的地位，可見危機后，金融監管的終極目標所在。

從另一方面看來，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也離不開金融法和金融監管的有效實施。

（ 一） 金融消費者保護是我國金融監管的目標。

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是金融業的發展趨勢。金融產品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一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全球的消費者提供服務，在其他國家紛紛采取嚴厲措施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同時，在國際市場中，我們最終會因為缺乏明確的、高標準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而使國際市場上的金融欺詐服務、信息不透明的金融產品流向中國。一旦發生糾紛，消費者維權會很困難，還會發生與立法完善的發達國家的金融消費者“區別對待”的現象。將金融消費者保護作為金融監管的重要目標，其理念在于金融業中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極大的信息不對稱，這會給提供者利用信息優勢欺凌盤剝消費者提供渠道和機會。消費者的利益如果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和保障，則會動搖公眾對金融業的信心，危及一國的整個金融體系和經濟，因此，金融消費者保護應為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石。

（ 二） 宏觀審慎為我國金融監管的原則。

審慎監管原則是市場監管法的宗旨和要求，以保證市場體系的運行安全，防范市場風險為目標。其定位于一方面盡量由市場機制解決市場問題，監管要避免給市場帶來較大的震動，另一方面也需要保證監管秉持審慎態度，使監管空白盡可能地縮小。［2］宏觀審慎監管原則是在一般審慎監管的基礎上，金融市場的安全監管具有宏觀性、目標性和原則性。傳統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監管模式缺乏應有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難以應對日益復雜的金融創新活動和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環境，其弱點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新興的以原則為基礎的監管模式強調以概括性的原則作為主要的監管依據，其既能夠確保監管的有效性，又能夠合理配置監管資源并培育監管對象的創新能力。以原則為基礎的監管模式實現了公共目標和商業價值的融合，代表了金融監管模式的發展方向。［3］原則監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則取代規則，而是旨在提升原則在監管規范體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發展監管標準方面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并最終以監管目標的實現與否作為監管評價標準。一方面，原則是制定規則的依據，現有的規則細化和明確了原則所確立的監管標準。另一方面，對于某些事項，即使原則所確立的監管標準尚不十分明確，也不再制定規則來解釋原則的要求。除此之外，原則可以作為獨立的執法依據。英國金融服務局認為，原則本身就是一種監管規范，金融服務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確在單獨依據原則采取監管措施。原則監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將沒有具體法律法規可參照的金融消費者保護納入監管范圍，從框架上為金融消費者保護尋求了可能性。

（ 三） 完善金融法作為金融監管中消費者保護的法律依據。

為了規范證券中介服務機構的行為，可以將證券市場中的股票持有者、債券持有者視為金融消費者，從強調規范證券發行和交易轉變為規范證券中介機構等金融服務者的行為。但是，更應該看到股票持有者作為公司股東的身份，債券持有者作為公司債權人的身份。為了保護中小股東、公司債權人的權利，在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中已設計了股東大會資本多數表決制度、類別股份表決制度、累計投票表決制度、派生訴訟制度、董事信義義務制度、公司債權人會議制度、公司債權受托管理制度等。而且，關于這些制度公司法、證券法已經發展了成熟的理論： 委托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集體行動理論、不完備合同理論等。因此，在資本市場中，我們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無需完全摒棄既有的資本市場投資者保護理論與制度，代之以金融消費者身份去保護。這也是美國在此次金融監管改革中，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并沒有削弱 SEC 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 的監管權力，資本市場中投資者保護的主要職責還是交給了 SEC 和 CFTC 的原因之一。進一步說，完善金融法律法規對于現階段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具有現實的、可操作的意義。

回觀我國金融法律法規，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存在著以下不足： 一是消費者保護的金融法律數量少且規定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盡管許多金融立法都以金融消費者保護為首要立法目的，但在措施上不夠具體。二是維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的部門規章數量眾多，內容相對具體，但是，有的規章與上位法沖突，或者是同等效力的規章之間相互重疊交叉。目前我國的主要金融服務產品包括存款、保險、基金等，涉及諸多金融分業領域。各分業領域對金融消費者權利的規制原則及具體內容不盡相同。

針對我國金融法律法規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不足，我們應該進一步完善現有法律法規體系。一是提高立法層級，盡快制定和頒布專門的法律法規。除去現有立法中矛盾重復的規定，提高立法層級，完善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比如制定《個人信息保密法》，用以明確個人信息特別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圍，加大對違法使用個人信息的懲罰力度，禁止個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規定以外的其他目的。二是根據不同行業金融消費的特點，在部門規章中制定完善的消費者保護條款。三是嚴格規制格式條款。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方式之一就是金融機構利用格式條款，剝奪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免除其應當履行的法律義務，因此，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應強化對格式合同的規制。

監管機構應制定與推廣格式條款范本，避免金融機構各自制定格式條款，不合理地剝奪消費者的權利。

并且應加強對格式條款適用的檢查，對使用格式條款的不當行為予以糾正。

參考文獻：

［1］代 兵。 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影響［M］。 長春：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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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東南亞及東亞危機留給我們的記憶還未曾消退，俄羅斯脆弱的金融體系再遭重創，并且引發了該國、和生活的全面動蕩，凡此種種，無一不令業內人士怵目驚心。如何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成為全球金融界和金融實業家共同關注、樂此不疲的熱門話題。應該看到，金融風險的發生、，存在一個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過程。因此，在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方面，防范比化解更為重要，其運作成本也遠低于風險的化解。防范以預警為前提，只有在實質性金融風險形成與擴散之前，在金融風險尚處于量的積累階段時，較為準確地識別風險并采取相關的風險控制措施，才能避免金融風險的形成與擴散。

銀行會計，作為一個向內部管理當局和外部利益相關人提供決策相關性財務信息的人造信息系統，能否在公允地表達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資金變動情況的同時，較為充分地披露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是能否預警金融風險的重要條件。而銀行會計充分披露其經營風險，僅從理論上而言，至少需要考慮這樣幾個方面的：

（一）信息披露的目標是什么?即應向誰披露信息。銀行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后者披露信息的主要目的限于供業主（股東）和債權人正確決策，前者則存在雙重的信息披露目標，即除滿足業主和債權人的信息需求（不妨稱這一目標為一般目標）外，還需要滿足金融監管當局的信息需求（可稱之為特殊目標）。雙重信息披露目標，應同時滿足還是分別滿足?一般而言，通用會計信息對于金融監管當局而言，是遠遠不夠的，而金融監管當局需要的信息，如貸款分類標準及其會計處理等問題，是商業銀行不宜或不愿公開披露的，因而雙重披露目標之前存在著一定的沖突，而調適沖突的唯一可取之策是雙重報告標準，即針對金融監管當局的特殊信息要求另行制定報告標準，這也就構成了應從理論上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即：

（二）信息使用者需要哪些信息，應如何披露這些信息，即如何實現會計目標，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應如何確定。對于一般目標，銀行一般只需要提供通用的財務信息即可，即傳統的三大表及附表、附注，以充分反映銀行的清償能力、經營績效、清償能力與經營成果的安全性（即流動資產與經營成果的現金含量），同時為方便信息使用者根據各自需要調整通用財務信息，還需要披露綜合性或特定要素確認與計量方面的會計政策。關于銀行會計的一般目標問題，國內外理論界已有較多的成果（筆者也曾作過一些粗淺的探討：《試論銀行業財務報告的公允表達》，刊于《財經論叢》），這里不作考察。至于特殊目標信息的披露框架問題，尚待金融理論界和會計職業界的同仁深入研究，這也是本文擬討論的主要問題。

（三）如何保證披露信息的質量，信息披露的框架結構從理論上解決了信息本身的質量標準問題，而保證銀行披露的信息條例這些質量標準，還需要建立相應的信息質量保證體系和質量鑒證體系，以避免虛假信息誤導風險控制決策。

二、特殊目的報告體系的框架結構

研究銀行特殊目的報告體系的框架結構，可以從特殊目的的內涵，即金融監管當局的信息需求為起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依法對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維護金融業合法、穩健地運行①”，同時又進一步明確了所謂“業務”主要是指“金融機構的存款、貸款、結算、呆賬等②”。這些規定，大體上界定了金融監管當局的信息需求，亦即銀行特殊目的會計報告的目標——披露銀行存款、貸款、結算、呆賬等業務活動（經營活動）的合規性、穩健性的信息。

銀行經營活動合規性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早期，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是直接信用限額，因此，如實地反映其信息規模的執行情況，是專業銀行特殊目的會計報告的基本框架之一。隨著我國專業銀行逐步商業化和商業銀行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逐步確立，直接信用限額控制已經成為，合規性信息的基本框架亦不再限于信貸規模執行情況。關于當前乃至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后，銀行合規性信息的基本披露框架問題，可從兩個層次上進行。第一，即銀行業務活動遵循綜合性、法規的基本情況，具體而言，《商業銀行法》、《公司法》及各歷史時期貨幣政策③的主要要求對有關業務活動及其會計處理的規定，以及銀行對這些規定的遵循情況，構成銀行經營合規性信息披露框架的第一個層次。第二，銀行遵循各具體業務的有關法律、法規的情況，如《貸款通則》、《貸款分類指導原則》、《票據法》、《支付結算辦法》、有關銀行間同業拆借的有關規定等等，構成銀行經營合規性信息披露框架的第二層次。

關于穩健性信息（即銀行經營風險狀況）的基本披露框架問題，應該說是特殊目的會計報告的主要。由于我國實行嚴格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即將存、貸款，保險，信托，證券等諸金融產業嚴格分開，因此，有效地隔離了各種不同性質的經營風險，同時也使特定的金融風險相對地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金融產業。如銀行業所面臨的風險主要是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支付風險）和利率風險，同時信用風險也主要集中于銀行業。因此，按照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④等分別披露其風險狀況，是穩健性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流動性風險披露的內容至少應包括：特定會計期間期末流動資產占流動負債的比例，銀行確認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會計政策，各種流動資產變現能力的差異等，在可能的情況下，銀行還應披露流動資產的可變現凈值及其等。通過這些資料，金融監管當局可以綜合評價銀行的短期清償能力（支付能力），并據以進行不同銀行間的比較。

信用風險披露的內容至少應包括：（l）各種貸款及類似資產的集中程度，包括對特定客戶、特定行業、特定地區（國家）、特定幣種的集中程度，監管當局可以依據這些資料分析和評價銀行的風險分散政策；（2）貸款的主要類別及各類貸款的絕對額與相對額，同時還應披露銀行的貸款分類政策，如每類貸款主要質量指標和數量指標，對貸款進行分類的周期等，監管當局可以依據這些信息對銀行資產風險的一般水平⑤、變動程度進行分析，進行從整體上評價銀行的資產風險水平。

利率風險披露的內容至少應包括：銀行的綜合資金成本（加權平均利率）和邊際資金成本（邊際利率），銀行資產的平均收益（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和邊際收益（貸款的邊際利率），盈利的安全邊際等指標，及上述諸指標測算依據、計算方法等。金融監管當局可以通過對上述指標的分析，從總體上評價在利率變動的情況下，銀行的經營風險情況。

銀行在向金融監管當局披露上述會計信息的同時，還應定期或應監管當局要求提供有關合規性控制與風險控制的管理政策。具體包括：銀行確保各部門、各分行及其業務主管的經營活動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措施體系；銀行的風險控制目標體系，實際風險水平的計量程度與計量標準，各部門、各分行風險管理績效的評價與考核，風險控制措施體系等。通過了解這些信息，金融監管當局不僅可以評價銀行經營活動的合規性與穩健性，而且還可以了解、評價銀行經營活動合規性與穩健性現狀的成因和變化趨勢，從而，可以更為有效地預警金融風險。三、特殊目的報告體系的質量保證體系

特殊目的報告的披露框架，從上解決了信息的及信息本身的質量標準，然而，銀行報告的這些信息，能否客觀、真實地反映其經營活動的合規性和穩健性，對于監管當局的金融風險預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失真的信息不僅無益金融體系的風險預警與控制，甚至可能導致金融監管當局風險控制決策的誤動作，從而加劇金融風險，因此，建立銀行特殊目的會計報告體系的質量保證體系，也不容忽視。一般意義上，這種質量保證體系主要包括銀行的內部會計控制體系與信息的外部鑒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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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監管；外部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09)01-0042-04

一、農村金融監管的趨勢與現狀

金融監管包括金融監督和金融管制兩層含義｡金融監督是對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行為進行監督，使之合規合法；金融管制是對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制定規則，以實現監管者的目標｡從邏輯上講，應先有金融管制的規則，再按規則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行為進行監督檢查，以保證金融機構活動和金融市場行為的合規性｡然而，金融監管理論到目前還未形成體系，所謂的監管理論一方面是用經濟管制的一般理論來闡述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從金融體系的特殊屬性中探究金融監管存在的理論基礎｡一般的管制經濟理論包括公共利益論、管制供求論、公共選擇學派的管制學說等管制理論，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公共利益論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論｡該理論體系認為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趨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對社會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無代價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應｡因此，為糾正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干預｡這些理論為我國農村實施廣泛的金融監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

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具有人密度低、市場隔離、風險高和季節性因素導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傳統的抵押品、收入波動較大、分散風險機會有限等特點，這些特點使得農村金融市場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場，亦使得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金融機構望而卻步，紛紛脫離農村金融市場轉而進入城市金融市場，甚至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也不得不收縮機構，信貸業務逐漸轉向城市｡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市場不能有效運行，存在普遍的市場失敗｡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先天發育不良，在放寬農村金融限制的條件下，金融機構的信貸分配方面容易產生失控或營私舞弊等現象，情況嚴重時會使許多金融機構喪失清償能力并面臨破產威脅｡因此，實施必要的金融監管非常必要｡

(一)農村金融監管工作日趨規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國成立了專門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成立銀監會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金融監管，提高監管水平｡具體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轄區136縣(市)共有銀行類金融機構5919家，承擔金融監管職責的縣監管辦事處為133家，專兼職人員為485人｡現階段監管辦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主要體現在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經營風險、合規性監督檢查｡

銀監會成立以后，人民銀行主要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但是人民銀行在金融監管中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銀行加強對涉及金融機構特別是農村信用社信貸投放的指導和監測｡通過支付結算系統、信貸登記系統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對涉農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加強監測，提高了農村信貸資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積極引導郵儲機構與農村信用社按照商業化原則辦理大額協議存款，促使農村資金回流；同時搞好旺季現金調撥和供應｡最大限度地保證春耕備耕的信貸需求，大力促進“三農”經濟的發展，很好地發揮了窗指導作用｡

(二)證券、保險業監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監局集中開展了產險、壽險、中介、統計四項專項檢查｡依法查處了各種違法違規問題｡對銀行保險、商業車險等開展了常規現場檢查｡加大舉報檢查力度，監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對于縣域地區的監管，則尚不盡如人意｡隨著保險業的快速發展，許多保險公司均在縣域設立支公司，大力拓展農村業務｡但現階段我國保險業和證券業監管機構僅設在省級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設立，監管在這些區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服務組織監管剛剛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規農村金融，即民間金融主要有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社、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這三種模式｡其中廊坊、張家、唐山、邯鄲、石家莊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貧社為主要模式；滄州、秦皇島、邢臺目前尚未成立小額信貸組織｡

1.對廊坊霸州、三河小額貸款公司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主體是由縣一級成立的“小額信貸組織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簡稱領導小組)組成｡領導小組以會議紀要的形式確認縣內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工作方案和監管辦法，并以領導小組的名義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申請進行批復｡而在實際上，領導小組只側重準入監管，對其業務層面的管理，現階段僅僅是當地人民銀行對其進行一定的業務監測，而對其業務的合規性、利率執行等方面的監督檢查及處罰，目前尚未有機構介入進行｡

2.對保定扶貧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內部管理，外部監管缺失｡

3.對武邑、圍場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的管理｡這類組織是由當地縣扶貧辦與財政局共同主辦成立的｡由縣政府牽頭成立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扶貧辦，具體負責互助資金的執行與監管｡以圍場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為例，2006年圍場縣扶貧辦公室和財政局聯合出臺了《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試行)》，建立了由主管縣長為組長、扶貧辦主任和財政局主管農財的局長為副組長、相關部門和鄉鎮為成員的“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扶貧辦主管主任具體負責、扶貧辦計劃股與縣財政局農財股共同組織實施、監督和指導試點工作｡在縣扶貧辦公室成立了互助資金項目管理股，專門負責互助資金試點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層面的監管，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社以及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組織尚不完全具備合法地位，所以銀監部門尚未對其實施相應監管｡

二、農村金融監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監管主體自身缺陷

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體系應由三個系統構成：市場約束條件下的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被監督金融機構自身內控系統與社會監督體系｡僅就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看，農村金融市場的監管主體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體缺位｡首先，銀行業的監管主體在縣一級實際上不具備獨立的主體資格｡銀監會的縣監管辦事處缺乏獨立監管權，其大部分監管權上收，由地市以上監管局統一調配人員和組織專項檢查，它對于本轄區出現的違規行為和風險隱患缺乏及時、有效排除的能力｡作為人民銀行縣支行，現階段其監管權主要集中在存款準備金率管理、人民幣管理、金融統計、貸款卡管理、國庫經收、清算管理、反洗錢等領域｡但其監管權是殘缺不全的，如有的僅保留檢查監督權，而無處罰權(人民銀行縣支行僅在存款準備金、人民幣、清算管理上有獨立的處罰權)；有的則有檢查權而無調查權｡再次，目前我國保險業和證券業在縣域缺乏監管主體｡因缺乏監管，農村保險市場秩序甚為混亂｡河北省大部分縣都存在非法保險機構，這些非法保險機構內部管理混亂、會計制度不健全，惡性競爭｡

除此之外，社會監督體系發展滯后，外部審計服務機構行為不規范，輿論監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農村金融機構監管的缺陷｡

(二)監管基礎薄弱

完善的銀行監管制度必須同時采用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的方法，而這需要一定精通監管理論和業務的監管人才來實施｡以銀監會縣監管辦為例，其狀況令人堪憂，僅有的3-4人的監管人員，尚難應付轄區內已有的銀行類金融機構，更何況在農村金融準入門檻放寬后，諸如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機構的不斷涌現，再加上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經濟合作社等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設立，面對著數量龐大、地域分散的監管對象，縣監管辦將更加難以為繼，監管效果與效率可想而知｡

(三)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監管合力

銀、證、保三大監管機構從央行分離后，各監管機構的設置雖然有所調整，但明顯缺乏整體性的監管政策框架，而且監管機構的職能和監管權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機構之間難以進行有效協調，監管信息也難以共享，監管措施相互重疊或相互抵觸的現象時有發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據新修訂的《人民銀行法》，人民銀行有權對金融機構執行有關清算的行為監督檢查，而對商業銀行支付結算業務的日常監管和處罰則由銀監部門行使｡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對清算管理和支付結算管理的概念難以界定，各監管主體對其監管職責的劃分不甚明確，監管存在交叉｡如銀行壓票、壓匯的違規行為就處于監管模糊地帶｡

(四)監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監管理念早已越過行政管理和合規性監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風險管理為核心、涵蓋從準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監管內容和體系，即預防性為核心的事前監管、金融稽查或檢查、維護性的事后救助監管等完善的監管內容和體系｡而現階段農村金融監管理念還基本上停留在機構的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及經營的合規性，對金融機構的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機構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后如何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則注意得不夠，金融檢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種合規性檢查，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金融風險監管｡

三、加強農村金融監管的建議

(一)構建針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多元監管體系

在當前分業監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監管體系｡一是加強金融監管主體獨立監管權｡從維護金融穩定大局出發，應擴大人民銀行縣支行的監管職能，賦予其在相關領域的獨立監管權；銀監會應加強基層監管力量的建設｡對一些管轄地域廣、人多且金融較為發達的縣監管辦，擴充編制，加強一線監管隊伍建設；保監會、證監會按照分業監管原則，可采取延伸監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機構代管方式，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類機構，強化對農村金融風險的控制和處置，構建完整的農村金融監管體系｡三是引入社會監督，增強金融監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風險，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和質量｡可以通過加強公眾金融法律法規知識和風險防范意識的宣傳；還可以充分發揮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標準，以更好地反映銀行風險｡

(二)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監管協作體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業監管模式下，各監管機構應在各自分工負責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人民銀行、銀監會、存款保險機構、保監會、證監會共同參與的協作機制，嘗試賦予省級政府對各監管機構的統一協調權，以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等形式，協調解決各監管機構監管交叉和遺漏等問題，承擔綜合監管職責，達到信息共享、相互協作、密切配合，確保農村金融監管的暢通和有效｡

(三)改進金融監管方式

改進金融監管方式重點是要實現由靜態監管向動態監管的轉變，時刻關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主要包括：監管機構應改變過去那種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時點上的資產狀況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隨時化解風險；鼓勵農村金融機構改善其內部控制體系，消除經營中存在的違規、違紀現象，提高其防范風險的意識｡同時，提高員工的素質，盡快掌握現代化的監管技術和方法，提高整體風險防范能力；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對各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約束力｡

(四)針對民間金融，探索建立差別監管模式和風險監控體系

探索針對農村金融的差別監管模式和風險監控體系｡由于非正規金融在規模大小、業務范圍、市場定位、財務狀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因而金融監管對不同區域的農村金融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方式，有針對性地實行差別監管｡如對于經濟相對欠發達的農村，農村經濟的基本單位是那些中小規模的農戶及中小企業，非正規金融交易規模較小，參加者相對比較分散，交易方式較為傳統｡根據情況，按交易金額、地域范圍和參與人數等標準設置非正規金融交易的規模邊界，對低于邊界規模的非正規金融交易實行自由登記制度，而超過邊界規模的非正規金融交易都必須實行登記制度，訂立契約文書，以解決非正規金融交易因為規模擴大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及交易者出現搭便車問題所導致的風險｡而在經濟相對發達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的交易規模已經較大，參與者的組織化程度也較高，資金的逐利目的明顯，交易方式較為規范｡這類農村非正規金融已具備正規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備案管理，在逐步規范后，納為正規金融組織，接受金融監管｡

(五)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

當前，金融監管法制建設應當緊緊圍繞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重點，做好金融機構風險防范和市場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要抓緊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以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真正解決當前金融監管過程中有法難依的問題｡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重中之重是盡快建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機構破產方式的立法也應當提上工作日程，盡早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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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主持人：邵延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