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維主要表現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治思維主要表現，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　臨床資料

患者女，48歲，主因進行性四肢無力10余年入院。患者于10年前開始出現四肢無力，不能遠距離行走，偶有大小便失禁，飲水嗆咳，當時就診于長春某醫院，診斷“多發性硬化”，激素治療（具體不詳）后未再出現大小便失禁，無飲水嗆咳。四肢無力進行性加重，左側為著，易勞累，易跌倒，伴有周身肌肉疼痛，近幾年發現手部肌肉萎縮，左側明顯，雙手持物費力，伴有雙手麻木感，周身肌肉僵硬。既往體健。查體：神志清，語利，顱神經（），手部大小魚際、指間肌、骨間肌、雙上肢前臂肌肉、肱三頭肌萎縮，雙側肩胛帶肌、雙側腓腸肌肌肉萎縮，雙手握力3級，四肢肌力4級，感覺對稱，肌張力正常，共濟運動正常，雙下肢腱反射亢進，雙側Babinski征陽性。頭頸核磁示：雙側腦室周圍多發片狀異常信號影，T2WI及FLAIR上高信號，T1WI上低信號，DWI呈等或稍低異常信號；灰白質界限清晰。頸短脊髓形態正常，頸2水平脊髓內片狀T2WI高信號影，考慮多發性硬化。肌電圖示：左側拇短展肌靜息時可見肌強直電位、束顫電位、纖顫電位、正銳波、輕用力時正常，重用力時呈單純相；左小指展肌、左第一骨間肌靜息時可見纖顫電位及正銳波、輕用力時不能配合；左側腓腸肌內側頭、右第一骨間肌靜息時可見纖顫電位及正銳波，輕用力時正常，重用力時呈單純相；右三角肌、右股四頭肌外側頭靜息及輕用力時正常，重用力時呈單純混合相；右脛前肌靜息及輕用力時正常，重用力時單純相。神經傳導速度示右側正中神經、右尺神經傳導速度減慢，潛伏期延長，雙腓總神經、雙脛神經、傳導速度減慢，潛伏期延長，F波檢查未見異常，BEAP、SEP、VEP未見異常，提示四肢廣泛神經源性損害。確診為多發性硬化（MS），予甲基強的松龍1000　mg沖擊治療后周身肌肉酸痛、麻木、四肢無力減輕，肌肉萎縮無變化。

2　討論

MS是中樞神經系統白質脫髓鞘病變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因不明，多在成年早期發病，女性多于男性，反復發作神經系統功能障礙，間歇期癥狀可部分緩解，最常累及的部位為腦室周圍白質、視神經、脊髓和腦干，影像學可見脫髓鞘斑塊。臨床上分為五型［1］：復發緩解型：疾病早期有多次復發和緩解，兩次復發間病情穩定；繼發進展型：癥狀進行性惡化，伴或不伴急性復發；原發進展型：進行性發病且僅有短暫、不明顯的癥狀改善；進展復發型：發病后病情逐漸進展，并間有復發，兩次復發間持續進展；良性型。該患臨床上無明顯緩解復發特點，應屬于原發進展型。但頭、頸核磁有多發脫髓鞘改變，存在空間上多發，脫髓鞘病灶有新舊之分提示存在時間上多發，影像學還是符合時間及空間上多發的特點。

MS可合并周圍神經損害，但肌肉萎縮明顯者少見，MS周圍神經損害的發病機制目前有兩種說法［2，3］，一、由于中樞神經系統髓鞘脫失嚴重、范圍過廣而引起髓內神經根脫髓鞘及軸索損害，隨著時間的延長，損害逐漸加重，發生華勒變形，而繼發周圍神經脫髓鞘或軸索變性。且累及脊髓者多伴有周圍神經損傷。該患病史較長，一直未系統治療，頸髓有一較大病灶，長期的周圍神經損害一直未予控制可導致肌肉萎縮較重。二、從免疫學角度看，脫髓鞘疾病是針對髓鞘成分的免疫攻擊，當靶器官局限于中樞神經系統髓鞘時表現為MS，靶器官局限于周圍神經時表現為GuilainBarre綜合征。若靶器官為CNS和周圍神經髓鞘的共同成分時，則中樞與周圍神經同時受損。該患也可用此觀點解釋。治療上考慮患者癥狀有加重，核磁顯示有新發病灶故予激素沖擊治療，但該患因廣泛神經源性損害，肌肉萎縮較重，已為不可逆損害，故治療效果不佳。

參　考　文　獻

［1］　胡維銘，王維治.神經內科主治醫生1000問.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1：619.

篇2

關鍵詞：人治思維；權力；權利；制度；暗箱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30-0010-02

當前，依法治國、構建法治社會已經成為時代的最強音。要依法治國、構建法治社會，首先必須走出人治思維的誤區。人治思維是指崇尚一個人或少數人依靠個人素質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這種人治思維在我國歷史上根深蒂固，在現實中仍然有相當突出的表現。人治思維存在著膜拜權力、蔑視權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誤區，它與政治文明發展的大趨勢水火不容。要構建法治社會，必須走出人治思維的誤區。

誤區一：膜拜權力

膜拜權力是人治思維的顯著特征。在人治思維中，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東西，是應當膜拜的圣物而非必須受到制約的對象。人治思維對權力的膜拜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法律是權力的婢女。美國思想家潘恩說過：“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成為國王”[1]。在人治思維中，永遠是權大于法，權力是最高價值，法律始終處于依附權力的次要地位。人治思維中的法律體現的是當權者個人的意志，當權者的個人權威始終凌駕于法律的權威之上。法律只是權力的婢女，是管控民眾的工具。當權者可以以權代法、以言代法，可以因一時的需要，隨意立新法、廢舊法，也可以對現有的法律隨意解釋。

在法治思維中，“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2]，法律的基本作用是制約權力，限制政府官員濫用權力。英國哲學家洛克說過：“政府所有的一切權力，既然只是為社會謀幸福，因而不應該是專斷的和憑一時高興的，而是應該根據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來行使”[3]。無論是權力設置還是權力運行，都必須有法律依據，缺乏法律依據的權力任何人都可以抵制。而在人治思維中，人們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權力，有權好辦事是普遍被接受的信條。當遇到冤情或無法處理的紛爭時，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濃厚的清官意識是人治社會許多底層民眾心中永存的慰藉，似乎只要遇到了清官，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第二，權力是評判人的價值的根本尺度。在人治思維中，權力是衡量人的價值的根本尺度。一個人只要擁有了權力，立刻就會身價倍增。無權者千方百計要與當權者拉上關系，有權者絞盡腦汁渴望得到更大的權力。民眾對當權者、權小者對權大者都處于仰視狀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指出，“顯示法治時代的特點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獨特事實，是身份平等。在法治時代鼓勵人們前進的主要激情，是對這種平等的熱愛”[4]。然而，在人治思維的詞典中，沒有“平等”二字。每一個人都被按照有權無權、權大權小分為三六九等。權力被神秘化，當權者也被神秘化。只要得到權力靈光的照耀，當權者的缺點可以變成閃光點，丑行可以美化為壯舉。

人們膜拜權力，實際上是渴望得到伴隨權力而來的巨大利益。在人治思維中，權力被視為利益分配的核心標準。一個人擁有的權力越大，得到的利益也越大，他不但能很容易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而且能很容易得到自己不應當得到的東西。反之，一個人距離權力中心越遠，得到的利益也越少；他不但難以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而且當自己的正當利益遭到侵犯時，他的維權之路將會布滿坎坷和艱辛。

誤區二：蔑視權利

德國學者格哈德?魯別爾茲說過：“法治實質因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確保基本權利。”[5]與法治珍視公民的權利保障相反，人治思維的典型表現是蔑視公眾的基本權利。在人治思維中，權利是偽概念，真誠地談論權利是可笑的、幼稚的。人治思維對權利的蔑視主要表現在：

第一，宣揚無權利的義務。人治思維慣于割裂權利與義務的辯證關系，當權者擁有大量的特權卻不必承擔什么義務，而普通民眾沒有什么權利卻需要擔負多如牛毛的義務。當權者隨時可以把一些無中生有的義務強加給民眾，民眾不堪其苦卻也無可奈何。人治思維對當權者享受的眾多特權視而不見，卻對普通民眾拋開權利大講特講義務的神圣性、崇高性，要求民眾必須把義務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毫無怨言地承擔自己的義務，甚至犧牲個人的所有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權利缺乏法律保障。在人治思維中，法律只是當權者管控民眾、實現自己特殊利益的手段，難以保障民眾的基本權利。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法律做堅實后盾，普通民眾的正當權利經常受到有權有勢者的隨意踐踏和侵犯。當自己的正當利益和權利慘遭蹂躪時，普通民眾難以找到有效的維權路徑。在人治社會中，無論是維權的法律路徑，還是尋找清官的維權方式，對普通民眾而言都不斷地被事實證明是代價昂貴、成功希望渺茫。于是，普通民眾面對侵權只能忍氣吞聲，把忍耐當作利益、權利被侵犯的慣常應對方式。然而，普通民眾的忍耐阻止不了有權有勢者的侵權，反而使他們更加囂張，更加蔑視民眾的正當權利并肆無忌憚地加以踐踏。這樣，普通民眾越是忍耐，他們的利益和權利就越是遭到蔑視和蹂躪。天長日久，一些民眾的心態就會失衡，心理出現壓抑、異化，神經也會變得異常脆弱。一旦遇到導火索，這些人就可能鋌而走險，以非理性的極端行為制造事端，對社會穩定極其不利。

誤區三：拒斥制度

人治思維過分夸大個人素質的重要性，輕視制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用科學的制度有效遏制當權者、當事人的主觀任性。人治思維對制度的拒斥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忽視從制度層面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與法治思維習慣于從制度層面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不同，人治思維拒斥制度，處理事情時常常視野狹窄、就事論事，把制度拋在一邊，不從根本上考慮問題。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的規則系統，是人類對長期實踐經驗教訓的總結與升華。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夠提高人類實踐活動的水平，在激勵好人善舉的同時有效遏制壞人惡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如果制度缺乏公平性、合理性，就會誘發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腐敗猖獗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反復出現的問題，必須從制度層面分析才能認清其形成的深刻原因；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必須從優化制度、創新制度的角度發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從人治思維忽視制度到法治思維重視制度，從就事論事處理問題到以制度范式處理問題，是人類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水平提高的重要標志，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表現。

第二，制度執行效果極差。在人治思維主導的環境中，也存在著大量的制度，但是這些制度往往形同虛設，其執行效果極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兩個：一是由于人治思維忽視制度、拒斥制度，人們普遍不把制度當回事，經常出于一時喜好或當下利益的考量而隨意拋棄現有的制度。二是因為人治思維主導形成的制度常常缺乏嚴密的程序，制度漏洞隨處可見，很容易讓當事人鉆空子，無法有效遏制當權者、當事人的主觀隨意性。與人治思維忽視制度的程序支撐相反，法治思維特別強調運用嚴密的程序確保制度的有效運行。美國法學家龐德指出，“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從法律形態到現實形態的必不可少的環節”[6]。美國哲學家羅爾斯也指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義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決于一定形式的正當過程，正當過程又主要通過程序來體現。”[7]因此，為了提高制度的執行效果，必須摒棄人治思維，倡導法治思維，認認真真地對待制度，不斷完善制度的程序支撐，提升制度執行的規范化水平。

誤區四：暗箱操作

法治思維強調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相反，人治思維對暗箱操作情有獨鐘，千方百計阻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法治思維的視野中，權力來自民眾并服務于民眾，當權者代表民眾行使權力，權力運作公開化、透明化天經地義。只有權力運作公開透明，民眾才能及時了解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是否濫用了權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民眾的利益。如果權力運行流于暗箱操作，民眾無法及時了解權力運作的真實情況，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就很容易濫用權力，導致法治思維限制權力的理想變成空想。因此，法治思維堅決反對暗箱操作，極力倡導權力運作公開透明。

在人治思維的視域中，暗箱操作是約定俗成的權力運作模式，人們對暗箱操作習以為常。由于暗箱操作的常規化，民眾對權力運作過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無法形成對權力的有效制約，一些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濫用權力易如反掌，腐敗現象必然普遍存在。在人治社會里，當英明的統治者執政時，通常會強勢反腐，實現一段時期的政治清明。但是，只要暗箱操作的權力運作模式存在，腐敗現象必定反復出現，政治清明難以持續。

在暗箱操作的狀態下，少數當權者控制著大量與民眾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信息資源，這些信息資源公開不公開、何時公開、怎樣公開不是根據民眾的需要，而是取決于少數當權者的利益和喜好。民眾渴望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當權者的信息封鎖而不能及時得到，民眾只能憑空猜測，一些迎合民眾心理的傳言、謠言也會不脛而走。因此，在人治思維主導的環境中，各種傳言、謠言往往大肆泛濫，成為不可消除的痼疾。

總之，必須走出人治思維的誤區，才能更好地構建法治社會、實現政治清明。

參考文獻：

[1][美]潘恩.潘恩選集[M].馬清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35-36.

[2][美]羅杰?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潘大松，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84.

[3][英]洛克.政府論：下篇[M].瞿菊農，葉啟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86.

[4][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72.

[5][德]約瑟夫?夏辛，等.法治[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

篇3

關鍵詞：法治 法治思維 法治方式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2-0335-01

黨的十報告強調指出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也重申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些都對領導干部基本素質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領導干部學會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履職用權是當務之急。

一、法治是領導干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法治是法律發展歷史上一個激動人心的概念，承載著千百年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我國，盡管依法治國早已寫入基本國策，但大多數人仍不能準確理解法治的真正含義。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即“法的統治”，是指根據法律治理國家，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首先，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這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在觀念上，它意味著法律的權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在實踐上，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制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法治的核心價值是“保障權利”和“制約權力”。法治的精髓就在于限制權力、保護權利。對于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對于權利而言，“法無禁止即自由”。第一，法治保障個人的財產權、生命權、自由言論權、信仰權等基本權利。第二，法治制約公權力。法治就是要制約國家、制約政府、制約掌握權力機關的人。所以，法治不是治民，而是治權、治官。第三，法治需要獨立的司法。司法權必須是中立的，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擾。

法治是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統一體。法治思維是指執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與過程，是法治價值在人們頭腦的思維形態中形成思維定勢，并由此產生指導人們行為的思想、觀念和理論；而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維的指導下的行為表現，是法治思維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是在執行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是方法論和行為準則。法治思維支配法治方式。一個人如果有了法治思維，就會在遇到問題時自覺地運用法律知識進行決策，運用法治方式進行工作。反之，就會下意識地運用人治的方式去決策、去行事。法治方式表現法治思維。一個人的法治思維只有外化為法治方式等才能發揮法治的積極作用。

法治是人類文明的共識，運用法治方式治國理政也是我們黨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在現實條件下，法治對于深化改革、推進發展、維護穩定、構建和諧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目前部分領導干部法治素質不容樂觀，法治觀念錯位，法治意識淡薄，缺乏法治思維和法治頭腦，更有甚者缺乏對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不但影響了領導工作的成效，而且破壞了黨群干群關系，影響國家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可以說，提升領導干部的法治素質是當務之急。

二、自覺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履職用權

一要知法尊法敬法，努力培養法治修為。法治修為是指一個人的法治意識和法治修養。領導干部要培養法治修為，就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強學習，夯實法律知識基礎。學法是守法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學法才能懂法，方知事有可為、有不可為。領導干部必須認真學習憲法、經濟法、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專業法律知識，在履職用權的過程中，從腦海中“搜索”到相關的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提高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水平。其次要樹立法治精神，自覺尊法敬法。領導干部大都手握實權，如果能力有限，可能只是無所作為，但如果不尊法敬法，就會亂作為，所帶來的危害將更甚。因此尊法敬法是領導干部的基本素質和起碼的執政修養。領導干部必須尊重法律的神圣，敬畏法律的威嚴，主動自覺“在籠子里跳舞”。再次要學會用法治思維想事，用法治方式做事。領導工作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開展。因此，領導干部在處理各項工作時，必須首先自問：法律對此是如何規定的？這樣做合不合法？怎樣做才合法？學會用法治思維思考問題，以法治方式定分止爭，斷事評案，把法治方式作為開展工作、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最后還要多說“法治話語”。現實中，部分領導干部缺乏法治觀念，說出話來明顯與公眾利益相悖。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領導干部要自覺抵制那些官僚習氣、獨斷專行、不負責任的“人治話語”，多說文明、理性、有責任感的“法治話語”，使“法治話語”成為領導干部的“普通話”。

篇4

 

一、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意義概論

 

在環境保護上，科學、民主和依法決策永遠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情。科學、民主和依法決策的核心在決策上，這是目的。如何實現決策，就是要科學，民主和依法，這是決策的與過程，其意義主要表現在：科學決策是政府環境保護與執法的合理之規。

 

要求政府在環境保護決策上，要尊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符合中國環境現實，重調查研究、察民情、聽民意、聚民智，全方位權衡決策的利弊得失，以過去、現在與未來環境發展的高度，科學評估決策的成本與效益。科學決策本身要求要尊重客觀規律，減少和避免人為因素。地方政府決策的核心和內在要求是民主決策。

 

其決策的核心和內在要求是建立在最大的民意之上，在內容上要反映人民的最大利益，在程序上真正廣泛地征求意見，真正體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決策理念。地方政府決策的前提和保障機制是法律規范。依法行政的前提是依法決策。依法決策要求地方政府的目標、程序、手段、后果都應納入法律的規范之內，使決策人與決策集體都意識到決策必須依法規范的程序和機制進行。依法決策應符合公共權力的本性，應當保護私人權利。

 

二、我國現行地方政府決策與環境問題

 

(一)缺少科學、民主與依法決策的主體

 

在地方決策體制中，決策主體不明確，哪一類決策由哪個主體負責，是集體負責還是決策首長負責?在集體決策中的行政首長是否在集體決策之中，集體決策中，單個主體應當承當何責任，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尚無明確規定。

 

首先，集體決策與首長決策的主體范圍不清、職責不明，缺少法律、制度的規制，由于集體決策體制長期影響，導致目前在中國地方政府決策程序中缺少明確的責任主體確定，決策權力與決策責任嚴重分離，決策失誤后往往無人承擔責任。決策一旦失誤了，通常也不會對決策個體產生影響，決策者并不需要對自己的決策行為承擔風險，違法決策、隨意決策和不當決策不斷產生。

 

(二)地方政府的決策程序存在問題

 

根據科學、民主和依法決策程序要求看，地方政府決策程序上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信息工作不到位。由于信息的不全面，不準確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失誤。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主要領導對信息工作不重視，對獲取信息的方法不科學，專業信息機構不足職能錯位等問題。同時，關于決策的論證制度不健全、民主參與中聽證制和公示制落實不到位、監督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不完善。

 

三、完善地方政府決策機制的路徑

 

(一)明確科學、民主與易發的決策主體，以決策責任終身制推動地方政府決策現代化

 

(1)把公共投資領域的投資決策責任終身制作為突破口。決策責任終身制從當前決策領域中最薄弱環節抓起，從群眾最關注的環節和治理現代化最關鍵的環節抓起，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推動。國家在立法層面用法律形式剛性規定決策責任終身制，明確決策者的責任，明確責任主體，明確決策追責范圍，明確責任失誤追責標準啟動機制和追責程序以及責任承擔方式。

 

(2)地方政府決策主體要勇于擔當，不斷提升決策能力。在勇于擔當上，需要領導干部堅定理想信念不斷增強機遇意識，處理好集體領導和敢于負責的關系;在提升決策能力上，要先“策”后“決”，多“策”少“決”，“決”的工作由應當“決”下級、社會、市場去決。

 

(二)完善地方政府決策程序

 

(1)強化地方政府決策過程的信息工作。加強地方政府信息機構建設，增加信息工作投入，改革信息收集和信息處理方法，強化決策者的信息意識。

 

(2)重視先進決策方法在擬定方案中的運用。擬定方案必須具備多樣性、可行性、獨立性，廣開思維、精心設計、嚴密分析，對方案的后果進行對比評價，得出科學結論。

 

(3)建立健全論證工作配套制度。首先建立重大決策專家咨詢論證制度，強化政府決策過程的咨詢工作。其次，地方政府應當健全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充分保障民主參與。

 

第三，實行重大決策審批制度，預防實施決策的“先斬后奏”現象。第四，嚴格落實監督和責任機制，包括決策問責制度、完善政府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建立侵權救濟制度、建立健全決策檢查評估制度、建立決策評估獎懲激勵機制。

 

(三)領導干部的法制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

 

不論是首長決策還是集體決策，其單位主體是人，決策的核心問題是人在決策時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問題。地方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最核心的是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法治既是當今人類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更是社會管理的基本方式。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具體表現為，第一是法治思維是規則思維。

 

要切實弄清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的內在關系。法治思維就是特定主體按照法治精神，運用法律規范，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一種思維模式。從國家治理層面上講，法治思維是指：“執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的過程。”

 

要切實區分領導干部依法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的四個層次。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均是不可量化的概念，與“危險”、“好人”等俗語一樣，具有模糊性。依法辦事能力的高低無法通過具體的數值進行判別。不同主體或者同一主體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具有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使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里呈現出四個不同層次，即守法、用法、思法、尚法。

 

要不斷落實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的具體要求。這里必須處理好五個問題：一是按照法律的正當性要求運用法律方式處理各種問題。二是按照法律的沖突規則運用法律方式處理各種問題。 三是按照立法意圖適用法律處理各種問題。四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性要求適用法律處理各種問題。五是按照法律的社會性要求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各種問題。

篇5

關鍵詞：高校法治教育；法律思維方式；大學生；培養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2）11—0111—02



隨著新世紀到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尤其全國性普法工作的不斷實踐與反思，法治素質的綜合性實證指標為我們詮釋出僅有知道其重要性是遠遠不能達致實踐圖景的如期而至。一般性普法教育的法治啟蒙運動為中國社會帶來的是，知法與懂法的個體人群數量不斷增加，但知法犯法與執法犯法的具體法律事件同樣隨之激增，其中的主體成員也不乏在校大學生。值得追問的是，法治意識與違法犯法行為之間是否僅僅是一個知行不相一致的問題。我們認為，法律知識的普及與法律思維方式的實踐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背離性關聯，單一化的法律知識增加和法律思維方式的實踐運行是不能完全劃等號的。“如果我們從理解的意義上認識法律解釋，那么我們甚至可以說，法律解釋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因為沒有人理解、解釋和運用法律，法律便沒有任何價值。”1 近年來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大量熱點案件中，其聚焦的社會身份包括大學生，如馬加爵案、付成勵案、藥家鑫案等已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與社會影響。同時，大學生公然違反校規校紀的熱點事件不是見于各類媒體。故而，我們認為，當前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培養的實踐情勢與時代訴求之間的差距頗為鮮明，需要在高校法治教育中探尋其有效的培養路徑。

一、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培養面臨的主要問題

“背誦記憶法律條文，不求甚解，易于忘記。而經由深刻思考，親身體驗應用的條文，將成為一個法律人生命的法律細胞，終身難忘。”2 培養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在高校法治教育的一般性教學安排上，主要依賴于相關法律課程的課堂教學以及延展性法律實踐活動，也包括校園文化建設的具體法治內容宣講與體驗。對于現實中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培養中面臨的主要問題，需要遵循法治教育的教學規律，具體考察其教學內容安排、教學模式選擇以及教學手段運用等三個方面。

（一）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設置普遍缺乏科學性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設置較為貧乏，主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中的相關法律知識講授。除去綜合性院校中法學類專業的輻射功能較強的高校外，大多數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科學性缺乏具有較為突出的普遍性，尤其是理工類院校。高校對公民社會的智力貢獻似乎在相關教育者視域中不太重視法治教育是對此種現象較為妥當的解釋。在許多學者看來，大學生在大學學習階段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識在相關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是完全可以解決其知識貧乏的問題，因為每一個大學生的專業要求并不是法學或者法律類專門人才的培養。但是，如果遵循法治教育的規律，注重大學生的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僅僅依賴一門課程來完成如此重大教學目標，顯然其科學性值得懷疑。同時，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安排并未得到相關科學性論證，一般僅僅是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規劃，其專業性不強已經在實踐中受到廣大教師與學生的質疑。另外，從事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師主要是法學專業背景的學生，他們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往往是在進行法學專業性教育，將自身的學習經驗具體化為教學內容選擇。3 當然，導致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是法治教育課程內容設置普遍缺乏科學性。高校法治教育的課程體系安排需要在培養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中得到彰顯，以確保其教學目標的實現。

（二）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模式實踐性嚴重不足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模式選擇較為單一，主要是相關法律課程的理論講授，實踐性不強。高校法治教育需要在主體的思維方式培養中得到落實，也才能據此獲得較有說服力并得到普遍性認可與支持。由于法律類課程性質的特點，法律知識的一般性輸出與繼受是需要在直接與間接的實踐中為主體所了解、熟悉與認可，才會真正產生體驗性效應，因為缺乏實踐性的個體感知不可能真正實現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目標。我們實證考察高校大學生的法治素養后發現，在高校的一般性法律知識競賽中，大學生的理論考試成績普遍較好，但是，在相關具體案件的實踐性趨向把握上則普遍較差。4 造成這種鮮明對比的現象，我們認為，其主要是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實踐性嚴重不足導致的必然結果。我們知悉，其實在實際生活中高校教師自身遇到具體法律案件時往往也是束手無策，表現出“理論水平很高，實踐能力很差”的尷尬境地。當然，這也是高校其他課程教育中一個較為普遍性的問題，但是對于法治教育而言，教學模式的選擇上需要積極關注實踐性教學的安排是解決此中問題的必然之道。

（三）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手段簡單化傾向突出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手段運用較為隨意，主要是教師的口頭講解，簡單化傾向突出。大學生雖然在理論知識的接受方面已經與中小學生有著顯著區別，但是，由于學科背景的差異性原因沒有得到應有重視，不同學科背景的大學生對于簡單的口頭講解是無法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的。教學實踐中，高校法治教育的相關課程都是以大班教學形式進行安排的，教師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教學時段上完成具體繁重的教學任務，故常常采取極為原始的教學手段，“一支粉筆、一塊黑板、一張嘴”的教學圖景也就成為高校法治教育的基本形態。5 我們認為，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需要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手段，尤其在新的時代中更顯關鍵，大學生對網絡技術的掌握較之于教師并不遜色，教學手段上更多的采用多媒體以及案例教學形式該是必然選項。同時，大多數教師在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上也基本是采用將文字性講義搬上投影屏幕的極為簡單的做法，其實這種與口頭講解的教學形式并無實質意義上的區別，無法真正實現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訓練及水平提升目標。

二、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路徑

高校法治教育過程中應重視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思維方式，增設法律類課程是提高大學生法治素質的主要渠道，同時需要在教育內容、教育模式和教學手段上進行不斷創新教育范式與進路，從而形成多維培養路徑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一）確立科學完善的法治素質的教育內容

大學生法治素質是指大學生所具有的法律知識、法律意識以及應用法律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綜合因素，它不僅包含法治意識，還包括把法治意識轉化為自覺地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法律思維方式。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設置上，應增設法律類課程的體系化建設，不斷提高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訓練與感知機率，以增強其法治觀念的實踐性體驗，改變單純的法律知識講解為全面的法治素質熏陶與教育。為了確保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設置的科學性，在具體法律類課程的開設過程中應以大學生實際生活中常見的法律現象為主要選擇依據，改變傳統法學專業教學內容的簡單移植做法，不斷創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體系。

（二）調整法治教育中實踐性突出的教育模式

在具體的法治教育中，法治不僅是一種理論觀念的描述更是一種實踐形態的具體演繹。高校法治教育的內容應變單純的理論教育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關注和尊重大學生自身的合法權益實現，促成大學生法治觀念的漸進性增長與提高，把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法律知識和法治觀念教育有機結合在一起。在高校法治教育的實踐中，教師通常把法治理論作為主要教學內容，而對實踐性教學不夠重視，即使是案例教學也往往是法學專業性極強的案例分析，這較為容易導致大學生的一種誤判，似乎法律只能是法律專業人士的神秘技藝，與普通人相去甚遠。其實，法律不僅僅是法律工作者的技術性智識依賴，更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中普通人公正價值追求的具體性描述。我們只有在教育模式上不斷強調法治觀念的實踐性訴求，才能幫助大學生培養法治素質要求的法律思維方式。“所有的社會向題，不論它們來自民間還是官方、不論具體還是抽象、不論是春秋大義還是雞毛蒜皮，一概可以運用法言法語轉化為法律問題，運用法律概念進行分析判斷。”6 我們知悉，大學生法治觀念的樹立與堅守不是理論灌輸所能達致的，高校法治教育應以培養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為目標，并且需要將大學生的現實利益關切與法治教育內容緊密關聯，把實踐性內容作為法治教育的切入點，從根本上解決法律思維方式的普遍性水準提高的問題。

（三）創新踐行多元化法治教育的教學手段

相關法律類課程是高校法治教育中的關鍵性課程，必須充分利用好相關課程的課堂教學平臺，發揮其法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課堂教學中，應改變一般性的口頭理論講授，增加案例教學、多媒體教學、模擬法庭教學以及“如果我是法官”主題性辯論教學等教學手段。同時，應開啟其他教學手段創新課堂教學的多元化范式，確保實現培養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標。尤其是運用典型案件進行學習交流與研討。保羅·勞倫斯認為“一個好的案例是一種媒介，通過它某些現實情況或問題被帶進教室供班級和教員研究，讓大家對一些實際生活中必須面對的棘手的問題進行討論。它是某些綜合的、復雜的情況或問題的記錄，在這些情況或問題能被理解之前，它們肯定是完全分散的，而后將其組合在一起，其目的是將表達各種不同態度或方式的思想帶進教室。”7 在當下網絡高度發達的新時代，隨時都會發生大學生感興趣的典型性熱點案件，尤其是與大學生有著切身體會的案件，如馬加爵案、藥家鑫案，高校應及時邀請有關司法人員或法學教授進行學理分析與司法評判，并與大學生展開互動交流，梳理實踐性法治觀念的特質表征，從而讓大學生不斷增強處理自身法律糾紛的能力，準確區分識別正義的現實形態，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達致培養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標。

參考文獻：

[1]陳金釗，謝暉.法律方法第2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2]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3]我們對有關高校從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師專業背景的實證調查發現，各高校的法學專業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占其總數的比例分別是74.23%、86.15%、9.85%.

[4]我們對有關高校從2000—2011年的大學生法律知識競賽的成績統計中發現，每年的平均成績是87.87，11年的平均成績為85.76；另外，對相關熱點案件司法處理判斷選擇的調查問卷進行分析發現，76.52%的大學生判斷案件法律適用趨向出現錯誤.

[5]我們對有關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師的課堂教學手段運用進行實證調查發現，71.85%的教師沒有運用多媒體，運用多媒體的教師中有86.13%的電子教案中沒有圖表和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