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關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發展的關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另一個與人口相關的問題同樣重要，就是人口能否自由流動。因為資源、資本和勞動力三種基本的經濟要素，是追著回報到處流動的。哪里邊際收益高，就流向哪里。一旦要素流動被人為限制，那么經濟就會喪失活力，也失去長期增長的動力。

對中國經濟而言，一方面不能忽視宏觀上人口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應意識到制度上要調整得當。這種潛力主要來自創新，創新則要靠長期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而其中的關鍵就是教育。人們常說孩子是國家的未來，的確如此。但“未來”變成什么樣，當下的政策很關鍵。

如果要未來能涌現出大量創新，從而不僅從技術上而且從制度上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那么現在除了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外，還應該對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作出改革。與此同時，與戶籍制度伴生的其他政策也應該作出相應調整，尤其是要重視教育上的城鄉失衡和地區差別擴大。

中國目前的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分布不平衡，城市集中了大量的教育資源，包括財政投入和師資配置等。但有效的做法并不是重新打散財政資金和師資配置、然后政府再做統一分配。而是應該鼓勵農村的兒童進城去，已經隨打工父母入城的，城市應支持甚至加大對隨遷兒童的教育投入，因為最終教育的回報也將在城市體現。

篇2

關鍵詞：現代市場經濟

集約增長方式

浙江經濟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與幾位同事在浙江的9個縣市考察，就浙江經濟如何再創新優勢問題進行了調研，訪問了25家企業，與各界人士作了廣泛的討論。以下是我們在調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為率先從計劃經濟的舊體制下脫穎而出的地區，浙江經過20年的高速發展，人均GDP已經超過2000美元，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進入了工業化的后期階段。但在新的條件下，憑借體制優勢和低檔次、低價格勞動密集型產品迅速發展起來的浙江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

20世紀末期，沿海（特別是江蘇、廣東、福建等省）民營經濟的發展加速，它們的工商業和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好，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不斷優化；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多種所有制經濟逐漸形成，而使浙江的經濟體制優勢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區的這種發展，使1些浙江人士發出了“速度比不過廣東，質量比不過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蘇，潛能比不過后發省”的警號。此外，隨著國內市場逐步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資源的短缺，都對浙江企業的當前生產和未來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浙江經濟要再上1個臺階，必須全面提升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這主要涉及3方面內容：1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的“高度化”，2是從早期初級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3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

1、浙江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

浙江經濟是通過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起來的。這種產業的產品檔次低、附加價值小、利潤微薄、競爭力差，難以在日益加劇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中長期立于不敗之地。正因為如此，浙江先行地區溫州曾經繁榮1時的燈具、服裝、紐扣等專業市場逐漸走向沒落。目前政、學、企各界已經形成共識，認為浙江如果不能盡快實現產業升級，它的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問題在于，浙江應當沿著什么道路，朝著什么方向進行產業升級？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這對于發展中國家能否順利的實現發展目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從農業國到發達工業國的經濟發展，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起飛以前”、“初級發展”和“現展”3個歷史階段。在這3個階段中，大體上采取了3種不同的增長方式（增長方式、增長類型的這種變化最先是由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加以總結的（參見《經濟學》（第12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頁）。）：在“起飛前”的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投入。它的主導產業是農業。在“早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和物質投入增加。它的主導產業是大量耗費資源的重化工業（1931年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把這種增長方式外推到工業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業將在工業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導地位的所謂“霍夫曼經驗定理”。不過20世紀歐美國家的工業化并不是按這1“定理”進行的。）。由于在這種增長方式下經濟發展受到資源有限性的極大制約，而且物質資本（不變資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帶來利潤率的下降、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等經濟社會問題，先行國家在“現展”階段，即工業化的中后期轉向了以人力（知識能力）資本積累、技術的改進和效率的提高為主的現展。在這個階段中，推動經濟發展的產業，在20世紀早期是服務業，在20世紀后期，則是信息產業。不少經濟學家指出，20世紀后期東亞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曲折，就是因為沒有能夠從粗放增長的早期發展方式成功的轉向集約增長的現展方式。

看來，浙江目前所面對的，正是這樣1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方式轉換問題。據我們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是沿著先行國家的早期發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現展道路以便迎頭趕上。不少人認為，浙江已經進入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業“欠厚度”，應當超高速地發展基礎原材料、電力、石化、冶煉、重型機械、汽車、造船等重化工業，實現“從輕型制造業為主向重型制造業為主的高級化”（《尋找重化工業時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報》2004年3月19日。）。盡管浙江在發展服務業方面有深厚的歷史積淀，部分企業前些年在發展信息產業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現，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很多企業還是向著“重型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這種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業率等弊病也就很快顯示出來。

這首先表現為投資的大幅度增長。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長了57％，而固定資產投資卻增加了150％。這表明，經濟增長是靠大量資源投入支撐的。

這樣，在浙江經濟增長提速后不久，就出現了土地、能源、運力、淡水以及生態環境的全面緊張。以電力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電力消耗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大致為1，而浙江省2003年則高達1.70以上，造成了電力的極度緊缺。與此同時，無法從國外進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也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

以上的情況說明，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費資源的粗放發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續的。作為1個資源稟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國家，我們必須發揮“后發性優勢”，即充分汲取先行國家的經驗，轉到現代經濟發展道路上來，靠效率提高為主的內涵增長方式實現持續發展。這對于自然資源貧乏的浙江甚至中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發揮“揚長避短”和“后發性優勢”，從發展的需要來看，浙江必須在以下幾方面做出更為積極的努力：1是建立完備的教育體系和提高各類教育的教育質量，使浙江的人力資本逐步積累；2是努力研發和應用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IT），實現產品升級和技術升級；3是發展服務業，以便改善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動，使人們在現代經濟活動中越來越多的交易活動變得更為簡單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4是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浙江產業沿著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得到提升；5是努力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創建自主品牌和參與國際競爭，促使有條件的企業由為外商做代為加工（OEM）、代為設計（ODM）升級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2、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的完善

要順利實現由粗放到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是要有1個好的經濟體制，對于浙江來說，就是把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初級市場經濟提升為現代市場經濟。這必須從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兩方面進行。

（1）提升企業制度，優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經濟的發展初期，基本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個體業主擁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廠”的家庭廠商。在企業規模擴大、雇員增多、業務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原有的企業組織形式就不再適應，需要提升。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大中型企業在企業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趨勢，是向產權社會化、經營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轉化。但是，目前浙江絕大多數企業步入營業額在1～2億元以上的中型企業以后的1般做法，是組成具有“核心層”、“緊密層”、“松散層”、“協作層”等多個層次的“企業集團”。這種多級法人制的企業往往由于各“成員企業”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而成為1個缺乏統1意志和統1步調的諸侯聯盟，造成資金分散、相互拆臺、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損害整體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1些企業正在努力將自己整合成多事業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支持他們的這種努力，為我國大公司的成長提供更好的條件。

應當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需要改組為公司制的現代企業。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的企業要求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少數大企業和為數眾多的小企業并存的。不過，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小企業，也必須是具有自己核心競爭力的“專、精、特”的企業，在企業組織與管理上必須是嚴密和有效的。

無論是大中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改善組織和管理的關鍵都在于引進經理人員、會計人員、工程師、高級技工等專業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浙江很多企業都是家族企業，或是由家族企業演變而來，如何保證引進的專業人員與業主以及老板的業主成員和衷共濟地共事，是1個企業能否在現代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站穩腳跟的關鍵。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家族企業引入職業經理人等專業人員還存在不少障礙，例如，業主家族和企業的文化氛圍排斥外部優秀人才，對職業經理人的權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職業經理人本身的管理經驗不全面，專業人員缺乏高尚的職業道德等。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2）實現由早期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

關于市場狀況的改變，目前在浙江最受矚目的，是市場的“業態升級”。在浙江經濟早期發展中，采取“3現交易”（現場、現金、現貨交易）作為主要交易形式，這種交易方式輻射范圍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規模難以有大的擴展，甚至會逐漸走向萎縮。目前浙江1些地方，如義烏、紹興的專業市場正在進行從“3現交易”到以貿易公司為中介的業態升級，并且已經取得1定的成效。

應當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專業市場升級到了以商業企業為中介的交換，也還不能說浙江的市場“業態”已經從早期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現代市場經濟。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的學說，市場交換有3個遞進的發展階段，這就是：（1）在熟人之間重復進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換；（2）由交易雙方所屬的族群、商會、宗教等共同體實施合約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換，即早期市場經濟；（3）通常在陌生人之間進行的范圍廣大、由第3方（通常是政府）實施的非人格化交換，即現代市場經濟。顯然，浙江大部分地區的市場還處在從第（1）種交換形態到第（2）種交換形態的過渡之中。我們的任務，是要創造條件，進1步實現由第（2）種交換形態到第（3）種交換形態的過渡。

現代市場經濟有3個最重要的特征：1是上述高級形態的非人格化交換占主導地位；2是交易部門，即商業、金融、電信等服務業高度發展，使流通“業態”能夠提升到用現代信息技術裝備起來的全球化的供應鏈管理；3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由公正的第3方來實施合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服務業的高度發展對于降低在總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沃利斯和諾斯計算，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1個世紀以前，這個比例只有20％（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3聯書店，1994年版，第38頁）。香港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指出，在從購入原料直到進入消費者手中的整個供應鏈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處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豐研究中心編著：《供應鏈管理：香港利豐集團的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頁）。因此，發展服務業對于降低總成本和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浙江服務業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較好的基礎。建國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緩慢。改革以后仍無大的起色。在最近幾年“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浪潮中，服務業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3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9.7％，仍大大低于當代典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對于浙江省改善經濟結構和提高經濟效率是極其不利的。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加快發展流通業、金融業、電信業和其他服務業，浙江就能在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使自己的競爭優勢得到確立。

3、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進浙江產業升級和提升浙江經濟形態的關鍵在于轉變各級政府的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服務型政府。與計劃經濟下的從宏觀到微觀、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較，這種服務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1）限制各級黨政機關配置資源和進行微觀干預的權力

在過去20多年中，浙江許多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及對待企業的態度比較開明，使企業的經營環境較為寬松。這也是浙江民營經濟能夠較快成長的重要原因之1。然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比較，浙江各級政府仍然擁有過多的經濟資源的支配權和對企業微觀活動的干預權。特別是近年來各地加強政府對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領導以后，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資源和銀行信貸資源來“經營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產業規劃”發展“支柱產業”，按照“重點扶持企業”名單“扶大、扶優、扶強”。

政府充當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這既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效率損失，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浪費土地等極度稀缺資源的情況，表明政府成為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較大的負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對造假、售假等的“睜只眼，閉只眼”等執法不力，甚至包庇縱容（例如，1位赴浙江采訪“假奶粉”源頭的記者寫道：“在浙江蒼南，1些企業都已經向《新民周刊》記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門在接受采訪時依然套話連篇，矢口否認當地企業生產劣質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給我們提出了警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不應過于緊密，否則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員和運動員合1，產生黨政官員弄權枉法、以權謀私等弊病。

在我們召開的座談會上，有不少地、縣領導提出這樣的指導原則：凡是市場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間組織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場現在還管不了的微觀經濟活動，也要創造條件讓市場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應當盡量運用市場手段和經濟杠桿進行間接調控。例如，寧波地區工業用水極度緊缺，運用價格杠桿進行調節，就比采用工業用水配給制更富有彈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資源的使用效率。1位企業家說得好，浙江應當利用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即將生效的機會，全面系統地對行政審批作1次徹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發展民營中小企業1樣，率先取消審批制度，進行1次新的制度創新。

（2）有效地執行政府的服務職能

政府淡出市場并與企業保持距離，并不意味著政府應當無所作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在設定和執行市場規則、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對特殊行業進行監管、主持社會公正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機構1方面對不該管的事管得太多，另1方面又有許多該管的事又沒有管。浙江企業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強政府的服務功能：

1.實現政務公開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電子政務硬件設施是比較完備的，但應用卻顯得不足。政府必須對公共信息的公開化作出明確規定，將各種法規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過政府網頁公之于眾，便于群眾監督，并使企業和居民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后果具有可預測性，使官、民的行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

2.切實保護產權和嚴格執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中，政府作為公正的第3方實施合約是1個不可或缺的前提。為了提升浙江的市場“業態”，必須實行法治。加速企業核心技術開發的關鍵在于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使創新者得到利益。目前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等現象仍然相當廣泛地存在。這種狀況必須盡快加以改變。

3.改善文教設施和商貿環境。近年來，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樓、廣場、綠地等城市“硬件”建設上下了很大的力氣，但對文化、教育、信息等“軟環境”建設卻有所忽視。實際上，為了留住本地的廠商、吸引外地廠商，“軟環境”的改善較之“硬環境”的建設更加重要，各級政府應當對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篇3

中國經濟已經持續33年高速增長，平均增速達到9.9%，今年即使增速有所下滑，前三季度增速也達到7.7%，全年預計可達7.8%，雖然獨秀全球，但經濟發展方式中仍然存在一些長期性、根本性、深層次問題，表現為我國雖然不斷保持和延長經濟高速增長趨勢，但經濟增長的代價過大。一是資源環境損害過大，創造的財富與消耗的資源嚴重不對稱，與造成的環境損害嚴重不對稱，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僅為9.5%，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總消費量的20%左右。由于我國資源稟賦相對不佳，大量的能源消耗急劇提高了資源對外依存度，一些主要礦產資源如石油、鐵礦石等對外依存度已超過50%，不利于國家經濟安全。受這種資源要素高強度投入的影響，我國環境質量總體偏低，環境問題突出，生態保護和農村環境保護堪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過去的增長已經透支了未來的生態環境承載力，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嚴重影響。二是經濟增長帶來福利效應不足，分享性不夠，人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速，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城鎮收入增速，多數人群收入增速低于少數群體收入，財富向少數群體集中，由此造成的社會問題比較嚴重，影響到社會安定和諧。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甚至關系到社會建設、生態建設和政治建設等，必須要理清相互關系，抓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找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入點。資源環境和成果分享是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果，不能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切入點。經濟結構作為經濟發展方式的外在表現和內部動力，也難以作為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入點。比如從需求結構來看，近年來已經有了很大變化，2011年投資率為48.3%，消費率為49.1%，消費率已經高于投資率，更為明顯的是凈出口率已經降至2.6%，甚至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凈出口已經為負，但這是國際市場萎縮的被動適應，并不是主動調整，而且我國出口導向型結構沒有實質改變，內外需失衡的隱患依然存在，鋼鐵、機械、電子、紡織、輕工等有20%以上的產能是面向出口的，也即結構改變并不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實質上是支撐經濟增長的要素組合方式，從這一意義上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質上需要轉變要素投入的組合方式，即調整資本、勞動力、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應是資源環境影響較小、發展成果分享充分的發展方式，本質是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逐步提高技術進步和勞動者素質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只有符合了這一方向，經過市場機制的轉化和社會機制的約束，才能最終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要建立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突破口在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目前，雖然我國已經是第一創新大國，人才數量、科技研發成果數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產業化率不足5%，而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率則達到80%左右。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40%，而發達國家則在70%以上。對于現階段的中國，這一點尤其重要。從國際環境來看，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第三次工業革命曙光初現，以新能源技術及其與其他技術的融合創新為基礎，以生產組織方式的重大變革為核心，這一革命必然會帶來世界科技秩序和產業格局的重塑，我國必須抓住這一難得機遇，實現發展的“奮力一跳”，把經濟科技創新基礎打牢，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地位上升。從國內發展條件來看，我國正處于經濟周期的下行期，市場空間的爭奪更為激烈，企業利潤率普遍降低，企業創新的動力更為強勁，這也是激勵創新的杠桿。

要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重點有三個：一要重構創新體系。把企業放在創新研究的主體地位，促進企業之間、企業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間的信息傳遞、知識流動和技術轉化，建設經濟區科技信息交換和共享平臺，建立研發人才、科研設備、科技信息、知識產權服務共享機制，推動基礎性科技教育資源開放融合。二要創新科研體制。基礎性研究固然重要，面向實踐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要促使科研走出圍墻，面向市場、突出需求導向。三要大力發展科技研發服務業。充分挖掘科技創新資源的潛在效益，引導專業技術力量開展科技中介服務，積極發展科技中介服務業，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培育和發展各類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鼓勵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面向企業，為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提供專業化服務；鼓勵有條件的科研院所、高等學校積極興辦各類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政府部門所屬事業單位要面向社會開展科技中介服務業務，鼓勵企業積極與科研院所、高等學校聯合興辦科技企業孵化器和技術轉移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并不必然意味著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而是各產業追求技術進步和附加值提升，其中也包括了傳統產業的更新和技術進步。對于中國而言，這更為關鍵，原因在于我國面對巨大的勞動力就業壓力。盡管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上漲較快，已經從2004年的7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49元，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仍然有10億，我國就業形勢仍然嚴峻，就業壓力依然較重。據民政部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每年需要安排的勞動力大約在2500萬人，存在1000多萬的就業缺口。未來30年，如果不考慮中國生育政策調整的可能性，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峰值出現在2015年前后，到2015年之后開始出現負增長，2011～2015年，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約為105萬，比“十一五”時期大大減少；但20～44歲的就業活躍人口規模仍將達到5.5億左右，2020年降至5億左右。而我國勞動力素質總體上相對偏低，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年左右，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于韓國上世紀80年代末期水平，教育水平卻僅相當于韓國上世紀70年代末的水平，為轉型發展積累人才的工作遲了10年，從這一角度來看，建立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不是一年兩載能完成的，這最終需要國民總體素質的提高，提高教育水平才是最終建立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的必經之路。

篇4

一、我國土地財政的形成與發展機制

（一）地方土地財政的主要形成脈絡

我國從1979年開始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進程①，國家對國有土地的所有權有了經濟上的體現。從1982年起，各地逐步開展了用地收費的做法。1987年，深圳公開拍賣了一個地塊50年的使用權，這是對土地拍賣的首次試水。1988年憲法修正案通過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的條款，使市場配置土地資源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到20世紀90年代，土地配置格局主要呈現行政劃撥與有償出讓并存雙軌制，協議出讓的方式長期占據主導地位。2001年的國務院15號文②，則確定了市場在配置經營性用地中的基礎地位。2002年，國土部要求，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各類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或掛牌方式出讓。2004、2006和2009年，國家建立和完善了工業用地招標、拍賣、掛牌出讓的制度③。

我國土地從無償使用到有償使用的制度轉變是尊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重大體現。近20年，土地有償使用的比例逐年大幅提高，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累計5.2萬億元。2009年我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為1.59萬億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則達到了2.7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70.4%。一方面，源于土地的財政收入為我國城鎮化進程和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另一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也催生出了畸形的“土地依賴型財政”和眾多深層社會問題，這直接阻礙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十二五”規劃藍圖的實現。

（二）推高土地財政依賴程度的制度運行機制

1、土地成為地方稅收和非稅收入的基點

土地已成為與地方各項收入關聯度最高的資源要素，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直接獲得土地出讓收入。據統計，目前我國縣市中，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的比重已超過了50%，有的地區甚至占到了80%以上。二是以土地為載體的城市大拆大建與過度擴張帶動重點稅收。因為按照分稅制設計，地方的主體稅種主要是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船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土地增值稅等零星、分散的小稅種。其中，由城市擴張、土地占用以及房地產開發帶來的稅收，全部歸地方所有。而目前地方政府重點征收的主要就是房產稅和建筑稅，有些地方所占比例已經達到地方稅收收入的30―40%。三是以低地價換取產業引進和發展，帶動地方稅收和非稅收入增加。特別是利用建設用地招拍掛彌補土地一級開發的資金不足，同時擴大土地租金、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耕地開墾費、菜地建設基金等的收費規模。四是以土地為抵押作為融資工具獲得銀行貸款，以此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和城市建設。土地融資為城市擴張起到了杠桿和放大作用。總體上看，發達地區政府財政的基本格局是：預算內靠城市擴張帶來的產業稅收效應，預算外靠土地出讓收入；城市擴張主要依托于與土地緊密相關的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

2、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與土地變性的高額利差

首先，政府是唯一具有完整土地處置權的主體。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在土地用途轉變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仲裁者，而對于“公共利益”由誰解釋、如何解釋卻沒有明確規定。這本質上賦予了地方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權利。其次，土地價值評估體系的“雙軌制”形成高額利差。一方面，政府對農民按照農作物的產量標準進行補償，無論是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都以農作物形式計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可以通過土地交易中心獨家出讓給用地者，則完全按照土地本身的市場價值計價。本質上講，這是在以附著在土地上的農作物來替代土地本身進行所謂的“土地價值”轉換，這之間自然會形成巨大的價值鴻溝。這種巨額價差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征地最原始最強烈的沖動。

3、地方政府征地行為的低成本與農地轉換保護制度的缺失

地方政府征地行為的低成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征收農民集體土地的貨幣低成本，二是征地行為的制度低成本。制度低成本的核心在于三點：第一，我國地方城鄉建設規劃法律地位不高，權威性不夠，修編改變的隨意性大；對于規劃違規缺乏問責定罪的法律依據。第二，缺乏政府與土地所有者的談判機制，當地方政府通過規劃將農地納入到城市發展范疇后，土地的用途管制就開始服從于所有制管制，農民集體的土地話語權就完全喪失；如果不考慮所造成的社會穩定成本，政府獲取土地的交易成本極低。第三，農地轉換保護制度缺失，沒有立足農地的特殊保護法案。以上對農地征地的低成本與城市中按照市場規則運行的拆遷高成本綜合后的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快速、大規模城市擴張行為和巨大、低效的高投入，這也構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

二、土地財政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

（一）土地財政削弱了經濟運行的自身調節機能

土地財政透支了社會的未來收益。占土地財政主體的土地出讓金實際上是政府向企業一次性收取了若干年的地租。對于企業則意味著透支未來利潤，進行負債經營。而如果企業也參與到了土地的炒作中去，本質上則是對社會負債規模的轉嫁和放大，歸根到底是形成資產泡沫，進一步抑制社會投資。此外，這種所謂的負債經營對中小企業的壓力最大，而他們是最具有適應力、吸引勞動力就業最多的經濟主體，這無疑會削弱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

（二）土地財政阻礙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

土地成為地方政府財力的重要來源，成為經營城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政府本身擔負著引導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任務，但基于土地財政的需要，地方政府更熱衷于土地經營開發和城市建設，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建筑業、房地產、建材、電器、化工等產業中。低端的產業鏈條集聚了大量資金，這與轉變發展方式的方針背道而馳。此外，這也使得地方熱衷于把農村土地“統”進城市，而沒有將公共服務“籌”向農村，偏離了中央“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方針。可以說，政府在征地低成本的前提下，再多的土地也不可能滿足城市的擴張與建設。土地財政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調控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反倒成為了宏觀調控實施中的阻力。

（三）土地財政削弱了應對糧食危機的能力

地方政府獲得土地的低成本，實際上是鼓勵了城市化的盲目擴張，形成新時期的“圈地運動”。盡管有科技的支撐，但我國糧食指望單產的提升，空間已經不大，我國的糧食安全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耕地面積。當前，糧食生產越來越依靠13個主產區，已經形成現在的“北糧南運”格局。但由于地方經營城市的占地沖動，即使是糧食主產省，耕地面積也在逐年減少，再加上北方水資源的短缺和人口的穩步增長，我國保證糧食安全的壓力將有增無減。而糧食安全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最基本的保證和保障，如果沒有這一條，轉型將無從談起。

（四）土地財政增加了維持社會穩定的難度

土地財政帶來的沖動，是地方政府官員對權利的濫用，更深層的影響是對政府公信力的挑戰，對公民權利保護的缺失。這已經引發一系列社會管理問題，土地財政一方面不斷制造失地農民，其就業、住房安置和長遠生計對社會發展形成深遠影響；另一方面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影響社會整體的需求結構形成。特別是這種畸形的土地財政已經開始將增加的社會成本通過“拆村并居”、“農民上樓”等方式快速轉移到了農民身上，農民生活負擔被強迫性地加大，貨幣需求快速增長，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極不協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更加困難，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會更加突出。

三、破解土地財政的辦法和途徑

（一）制定城市發展空間法和農地特殊保護法

我國土地分為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兩種類型，可在此基礎上嚴格落實土地的用途管制規則。在所有權平等的框架下，對城市土地和農村土地進行分類管理，對城市設立城市發展空間法，嚴格按照規劃框定城市發展空間，確立規劃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性。鑒于耕地的特殊性質和對我國重大的戰略意義，應對農地單獨立法，確認對農地的嚴格保護，同時對于農地用途轉換必須走特殊程序進行，切實落實用途管制政策。

（二）將政府對土地的管理職能和經營職能進行剝離

首先，設定征地準則，重點應包含以下內容：一是征地拆遷的目的必須是為了公眾利益，并采用窮舉制明確公共利益的范疇；二是明確征地拆遷是萬不得已的辦法，即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設解決方案；三是保證透明的法律程序，接受公眾監督；四是對征地的經濟賠償要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指導，同時體現公平合理和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發展。其次，將政府對土地的管理職能和經營職能剝離，將城市土地經營交給國有控股的土地資產管理公司運營，按照市場要求交納稅收，此經營收入交納稅收可納入地方稅種。

（三）嚴格執行“農地農有，農地農用”的政策要求

農地必須是農民所有，非農民不得擁有土地，須建立社會資本進入農業的審核和限制制度，重點引導公司等社會資本進入到農業服務體系而不是生產體系中。嚴格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范圍外，經批準占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并保障農民合法權益”的政策規定。明確進入建設用地市場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經營性”屬性，地方不得擅自擴大范圍，將宅基地推入市場。

（四）將地方政府征地面積與上繳利稅規模掛鉤

建立土地征收的經濟制約機制。按照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實際規模確定土地出讓金上繳中央比例。在規劃范圍以內的實行零比例，對超出控制規模以外的征地指標和采用增減掛鉤增加的城市建設用地出讓金指標實行累進制比例上繳中央。

注：

①《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明確規定，對合營企業應征收土地使用費。隨后，國家又明確規定，中外合資企業的原有企業場地也一并納入計費范圍。

②2001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除法律規定可以采用劃撥方式提供用地外，其他建設需要使用國有土地的，必須依法實行有償使用。為體現市場經濟原則，確保土地使用權交易的公開、公平和公正，各地要大力推行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

③200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工業用地也要創造條件逐步實行招標、拍賣、掛牌出讓”。2006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工業用地必須采用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其出讓價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標準。2009年，《國土資源部監察部關于進一步落實工業用地出讓制度的通知》明確要求，各地要嚴格執行工業用地招標拍賣掛牌制度，凡屬于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審批后由政府供應的工業用地，政府收回、收購國有土地使用權后重新供應的工業用地，必須采取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公開確定土地價格和土地使用權人。

篇5

京津冀經濟板塊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其擁有資源、地理位置、政治等各項優勢，但是該區域的整體經濟發展速度卻相對緩慢，沒有充分發揮首都經濟圈的實際效用。如何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筆者主要從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對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進行探析。

關鍵詞：

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首都經濟圈

京津冀區域靠近首都經濟圈，擁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具有十分明顯的發展優勢。基于實現首都經濟圈發展的目的，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的發展理念被提出。結合當前京津冀區域的特點，只有在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找出關鍵點，才能夠推動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獲得實質性進展，以滿足經濟發展需求。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規模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來看，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區已經成為三大重要的經濟板塊。從表1可以看出，2013年京津冀地區與三大經濟板塊的經濟規模比較情況。三大經濟板塊的生產總值達到了212990億元，占據了2013年全國生產總值的37.44%。其中，京津冀地區2013年生產總值為62172億元，占據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10.93%，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7345.35元。相對于其他兩個經濟板塊來看，京津冀地區水平最低。在京津冀內部，三個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2013年河北省的生產總值最高，對京津冀地區的經濟貢獻率達到45%以上。但是河北省人均生產總值僅僅為38596元，相對于京津兩地存在明顯差距。

(二)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2013年京津冀地區的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的發展狀態。其中第三產業占據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的51.7%，相對于全國46.1%的比重要高，第三產業已經成為京津冀地區的主導產業，同時也是日后的發展趨勢與優勢[1]。而京津冀地區的第一與第二產業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已經形成了成熟的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格局，2013年北京第三產業比重為76.9%[2]。天津與河北的產業均為“二三一”，其中天津已經邁入后工業化時代，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相當，并且已經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產業格局。而河北省的第一產業比重相對更大，由于接收了京津兩地的一些制造行業，因此河北省開始走上資源與加工融合的產業格局。

（三）京津冀區域基礎設施建設2008年京津地區高鐵運營極大的拉近了兩地的距離，形成了兩地半小時經濟圈[3]。同時，京津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的建設已經大致完成了京津冀地區三小時經濟圈。2009年，京津冀地區三個省市簽訂了城鄉規劃框架協議，京津冀地區交通發展已經全面進入道路現代化時代。從目前京津冀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來看，京津冀地區已經形成了大型綜合運輸大通道，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給京津冀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十分關鍵的支持。

二、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

（一）把握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京津冀地區規劃是國家發展的重點區域之一，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本地區經濟水平的提升，并且有利于實現戰略發展的優化。長時間以來，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十分不平靜，其主要原因就是三地各自發展，開展非理性競爭，沒有貢獻資源。因此，當京津冀一體化經濟能夠得到落實，京津冀區域的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將會實現共贏[4]；二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提升社會各界的信心。目前，國內經濟增速相對緩慢，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不容樂觀。雖然城鎮化進程的腳步讓人們對未來的發展所有信心，但是由于其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因此很難提升社會各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然而一旦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可借鑒“長三角”等經濟增長模式，使此區域的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從而提升社會各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三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緩解北京在各個方面的壓力。當前北京地區的資源過于集中，經濟、文化、人才等都聚集在北京，房屋價格居高不下，基礎醫療設施難以滿足群眾需求。而當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順利實施，北京的經濟、醫療、居住等方面將有趨勢往周邊地區輻射，將會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北京的生存壓力。

（二）發揮各地產業優勢當前市場經濟環境競爭更加激烈，京津冀地區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板塊，只有在認清各地優勢，明確各地分工，集中資源優先發展各自的優勢產業，優化資源配置，才能夠最為高效地利用資源，避免資源浪費與重復建設，最大程度發揮京津冀經濟圈的實力，加快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5]。北京地區擁有大量的人才與充足的資金，因此應該優先發展高技術的信息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等，將餐飲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加以輔助發展高質量服務業。例如，北京通州新城擁有十分完善的服務硬件設備以及文化產業設施，因此可以重點推動現代化服務業發展，建設文化創意園，打造北京文化商務中心區。又如，北京順義新城擁有首都機場連接國際航空的優勢，其可以大力發展物流、商務、國際會展等產業；天津的工商業、制造業基礎十分雄厚，其擁有領先的科技成果轉化的優勢，能夠在航空領域、節能環保領域、生物醫藥領域等新興產業中獲得優勢。同時，天津臨海，擁有地理交通優勢，可以發揮港口的便利深化口岸物流合作，重點發展海洋經濟；河北省應繼續發展基礎產業，尤其是第一產業中的農業與牧業，充分利用冀東地區充足的自然資源，積極發展鋼鐵、紡織、服裝等資本與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秦唐滄地區處于環渤海的核心地區，交通位置便利，因此應該積極拓展物流、化工等產業，利用本地優勢發展水稻、葡萄等農產品。又如，保定地區可以憑借著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加快發展旅游業、制造業、新能源產業等。

（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與產于集聚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產業聚集與流動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是重要的支撐之一。因此，要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要進一步強化基礎設施建設。首先，要加快各個城市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途徑的建設。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區高速鐵路建設，重視京津冀機場建設，加快建立北京、天津、河北的交通干線。同時，還要重視基礎設施軟件的互聯。京津冀地區可以參考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板塊，使用“一卡通”制度。雖然目前，京津兩地已經發行并且使用了“京津一卡通”，但是發行數量較少，使用并不十分普及。因此，政府應加快京津冀地區基礎設施軟件建設，實現各個地區城市高鐵、地鐵、公交一卡通行制度，讓各個城市的群眾流動更加便捷，實現京津冀區域的信息化連接。

（四）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強化各地政府之間的合作是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之一。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需要憑借市場經濟規律的支配以及市場主導的各項合作，而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角色應該注重對市場體系進行優化完善。但是就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現狀來看，市場調節體制依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要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離不開政府的主導。政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充分發揮主導作用：一是打破觀念限制。當前京津冀三地之間存在著行政區域的劃分，這是阻礙三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導致基層設施建設缺失，產業同構的本質問題。鑒于此，京津冀三地政府應該發揮引導作用，淡化行政規劃關系，堅持開放的原則，以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共同發展。京津冀應該各自明確自身區域的經濟發展目標，認清各自地區的功能定位，以實現產業、交通與城市一體化。政府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區域協定、多方協議等方式來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區域一體化市場；二是為了推動京津冀三地經濟一體化進程，政府要構建統一的法律體系，強化三地的經濟發展政策，實現政府管理的統一化；三是構建和諧的區域發展環境，消除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阻礙，以保障各項經濟政策能夠落實到位。例如，政府可以制定出臺有利于京津冀地區產業優化的政策，推動非國有經濟的進步，正確引導三地人才、資本、技術流通，設立相關部門負責各地之間產業關系協調發展，以全面建設京津冀產業優化的服務支持體系。

三、結束語

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京津冀地區想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發展就應該從把握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發揮各地產業優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等幾個關鍵點入手，以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張云，張貴祥.基于區域一體化的生態經濟發展研究——以京津冀為例[J].經濟與管理,2009(3):63-67.

[2]唐茂華.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構想與前景展望[J].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3):15-20.

[3]涂英柯，司林波，孟衛東.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綜述[J].商業時代,2013(26):136-138.

[4]韓佳，徐長樂.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日本區域經濟開發對長三角的啟示[J].經濟問題探索，2007(8):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