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形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世界貿易形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2010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恢復性增長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世界經濟出現全面衰退，特別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上半年出現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全面衰退。但隨著各國經濟政策的落實及政策效果的顯現，自下半年起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消費和投資開始緩慢恢復，經濟下滑速度放緩并逐步走穩，致使全年全球經濟下跌速度低于預期。據201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估計，2009年全球經濟整體下滑0.6％(見表1)，明顯好于之前預測的－1.3％和－1.1％。鑒于世界經濟最脆弱的時期已經過去，主要國家資本市場逐步回穩、制造業生產開始恢復、進出口貿易已顯著上升，預計2010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恢復洼增長，經濟增長率有望反彈至4.2％。

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全球需求減少、貿易保護措施增加、貿易融資減少，以原油為首的原材料價格下跌，相關產品的貿易額明顯下降，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額跌幅達23％，總額跌至12.15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和價格因素，世界貿易下降12.2％，為70多年來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國下降13.9％，歐盟下降14.8％，日本下降24.9％，均高于世界平均降幅。進入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的恢復，主要國家貿易開始增長。第一季度，日本、巴西、中國、韓國、美國、德國和俄羅斯的貨物貿易出口同比分別增長48.2％、25.8％、28.7％、36.2％、20.2％、16.9％和82.7％；進口增長率分別為22.5％、36％、64.7％、37.3％、21.4％、12.0％和17.7％。今年以來，貨物貿易增長較多的產品是礦產品和機電產品。WTO預計，2010年世界貿易將增長9.5％。其中，發達國家的出口預計增長7.5％，世界其余國家的出口預計增長約11％。但世界貿易總額難以回到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造成沖擊，投資規模大幅度下挫。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從2008年的1.7萬億美元降至1.04萬億美元，下降39％。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投資繼續大幅下挫41％。流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投資也分別下降了35％和39％。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70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57％。從2008年中起，全球范圍內爆發了跨國公司總部的撤資潮。受金融市場萎縮和現金短缺的影響，作為FDI增長“發動機”的跨國并購大幅減少。2009年上半年，全球10億美元以上的跨國并購案只有40宗，不到2008年同期數據的1/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認為，隨著投資環境和自身經營狀況不斷改善，預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2010年可能出現溫和反彈，2011年將增長強勁。在國際資本的地區流向上，中國及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將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區之一。農業、服務行業、采礦業等會是未來投資的重點，而制造業方面恢復的速度相對稍慢。

當前世界經濟貿易發展中值得關注的主要問題有：

世界經濟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恢復明顯好于預期，但鑒于此次經濟危機的實質是全球經濟結構矛盾的總爆發，有很多內在深層次原因和矛盾短期內仍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世界經濟復蘇之路仍充滿坎坷。

1、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問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展開了規模龐大的救市行動。隨著世界經濟逐漸企穩，宏觀政策走向成為2010年關注焦點。2010年全球經濟恢復的步調和規模，很有可能取決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退出節奏。對美國和歐元區來說，由于金融機構的風險還沒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機構還存在虧損；經濟盡管回升，但也沒有完全走上強勁持續復蘇的道路，特別是失業率依然很高，貿然退出可能會給經濟帶來二次衰退風險。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退出戰略實施得過早，即在私人消費和投資尚未能有效成為經濟復蘇的推動力之前實施退出，經濟復蘇將可能因此而夭折。但若退出戰略過晚實施，龐大的貨幣供應將導致全球經濟出現通脹，并出現新的資產泡沫。預計短期內，主要發達國家實施大規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極低。對一些經濟恢復情況依然不理想的國家，比如英國、俄羅斯和日本等，還可能進一步采取刺激政策，未來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走勢將日趨分化。

2、不斷加大的財政負擔。對應對金融危機，各主要國家不斷加大力度的政府財政安排，已使得政府開支迅速增加，財政赤字水漲船高。據《經濟學人》“全球政府債務鐘”，實時獲悉的全球公債情況。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巳突破36萬億美元，預計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元區都是負債狀況嚴重的國家，這些經濟體的負債率均已達到歷史高位。其中，2010年美國政府赤字已達到創紀錄的1.56萬億美元，占GDP的10％左右，這是自二戰以來的最高比例。目前歐元區政府赤字均已超過占GDP3％的參考“警戒線”。2010年，法國預算赤字將占GDP的8.2％；德國將占GDP的5.5‰歐元區總體赤字可能會超過GDP的7％，歐盟27個成員國中有20國出現赤字超標問題。日本政府總額債務將升至占其GDP的229％，高居發達國家之首。全球性赤字高企，伴隨的正是全球性債務的高漲。在經濟復蘇脆弱的形勢下，各國推出的削減赤字計劃，面臨諸多障礙與風險，各國試圖在“保增長”、“保就業”與“削赤字”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顯得困難重重。

3、就業全面恢復仍需時間。金融危機給各國就業形勢蒙上巨大陰影，2009年全球就業形勢日趨惡化。歷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經濟開始復蘇后，通常還需要4年到5年的時間失業率才能逐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報告預計，2010～2011兩年時間內，經濟復蘇不會有效降低發達國家的失業率。2011年，發達國家失業率仍將保持約9％的水平。政府仍然需要實施刺激經濟計劃及其他政策，來彌補私營部門就業增長緩慢的問題。盡管2010年就業人數將有所增長，但新增工作崗位無法為不斷壯大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因此，失業率得不到有效降低。2009年，發達國家失業率為8舟‰預計2010年美國失業率很難降至9％以下。

4、貿易保護主義依然嚴峻。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需求大幅萎縮，國際貿易出現嚴重下滑，加劇了各國之間的貿易競爭。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擴大內需受阻的情況下，紛紛提出通過擴大出口來促進經濟盡快復蘇，甚至

通過本幣大幅貶值、增加各種形式補貼等手段提高本國產品競爭力，千方百計爭奪國際市場，國際貿易競爭激烈。為促進本國經濟盡早復蘇，各主要經濟體自顧性會進一步增強，將優先解決國內就業、產業發展等問題，持續出臺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和保護措施。目前由于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貿易保護主義在一些領域依舊存在，且有將保護主義手段延伸至更多領域，如匯率、知識產權以及低碳與環保節能等方面的可能。從歷史上危機過后的經驗來看，一旦貿易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金融保護主義、就業保護主義等措施出臺，即使這些措施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依然還會在很長時間內繼續延續，因此，即使世界經濟走出衰退，世界自由貿易的繁榮依然任重道遠。

5、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受世界經濟并未徹底走出衰退、消費乏力、資本市場仍舊動蕩等因素的影響，2009年全球范圍內并沒有出現真正的通貨膨脹。但是，隨著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的進一步好轉，2010年通脹出現的可能性較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很可能重新踏上高速增長之路，對原油、黃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會急劇增加。此外，隨著新的監管措施的出臺，金融創新將受到嚴格審核，而且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過程還會繼續，因此金融衍生產品的投資機會相對有限。在此背景下，市場投機力量只能進入大宗商品市場尋找機會，從而推高價格，并可能帶來新一輪的投機泡沫。另外，為鞏固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各國暫時不會大規模采取退出政策，一些經濟恢復緩慢的國家甚至還可能加碼宏觀政策以刺激經濟復蘇，因此全球流動性將保持充裕。與此同時，很多國家因救市而產生的巨額債務問題凸顯，由于這些國家的債務基本采用本幣計價，在發行新債、增加稅收或出售資產都不能解決債務危機的情況下，可能會通過印鈔的形式還債，這將進一步加劇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前景

美國：盡管美國經濟在第四季度強勁增長5.9％，創下6年來的最高季度增長水平，但由于前兩季度的嚴重衰退，2009年美國經濟依舊下降2.4％，是1946年以來表現最糟的一年。個人消費支出增長、出口擴大、民間庫存投資恢復、企業固定投資增加是第四季度美國GDP增長的主因。而這一態勢已延續到2010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長率為3.2％，連續第三個季度保持增長。個人消費正在取代個人投資，成為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3月份的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6.2萬人，是2007年3月以來的最大增幅，進一步證明美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但徘徊在10％左右的失業率依然是美國經濟的隱憂，因此美國經濟復蘇仍然被廣泛認為是脆弱的，美聯儲仍需維持低利率來支持經濟。自2008年12月以來，美聯儲一直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歷史最低水平，目前仍然重申其將在“更長時期內”維持極低的利率水平。

歐元區：在政府實施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刺激下，在庫存增加和出口增長的帶動下，2009年第三、四季度，歐元區GDP環比止跌回穩，但全年經濟增長仍然是下降3.9％。進入2010年，受德國和法國經濟增長及出口訂單推動，歐元區3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由2月的54.2增至56.6，為40個月來最高水平，表明產出有所擴張。今年一季度，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2％的微弱增長，經濟狀況好于預期。但歐元區的就業數據遠非樂觀：歐元區2月失業率由1月的9.9％增至10.0％，這是1998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西班牙為19％，法國為10.1％，意味著歐元區企業仍面臨疲弱需求，復蘇強度仍不足以抑制企業裁員。希臘債務危機加重歐元區經濟恢復的難度，加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愛爾蘭的財政狀況同樣艱難，因此希臘援助計劃不會結束歐元區的憂慮形勢。在宏觀經濟與結構相對疲軟的環境下，大規模財政危機已經傷及歐洲國家信用可靠度，歐洲的國家財政問題隨時可能蔓延到希臘以外的地區。在希臘債務危機和歐元區經濟疲弱復蘇的雙重壓力之下，歐洲央行也難言加息。預計2010年歐元區整體GDP增速為1.2％，估計在發達國家中表現最差。另外，多年來歐元區各成員國不斷增加財政支出等財政舉措，最終將成為該地區的財政負擔。隨著各國政府對人口老齡化等相關方面支出的預期增長，中長期財政負擔也越來越大，公共債務持續大幅增長將對歐元區經濟增長與穩定帶來嚴重威脅。

篇2

[關鍵詞] 東亞　區域內貿易　后雁行模式　模塊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2-0006-06

東亞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論文《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時提出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赤松要對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紡產業發展進行實證研究，注意到日本產業的發展通常都要經歷進口新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和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在圖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陣，故而給予了如此命名，這是雁行模式假說的最初表述。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后來又經過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山澤逸平的發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對日本國內產業發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東亞區域內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是小島清，之后赤松要根據小島清的研究將“雁行模式”分為原型和兩個引申型，原型表現的是在后進國發展過程中，工業品呈現出進口、國內生產最終到出口三個環節繼起的形態；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國內消費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到資本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或從低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的過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產品的進口、生產到出口的過程在國與國之間傳導的過程。實際上，我們對“雁行模式”的認識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體含義是區域內的發達國家通過直接投資將成熟或具有潛在劣勢的產業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工業國，待到這些產業在新興工業國逐漸喪失比較優勢，新興工業國將這些產業轉移至具備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又向新興工業國投資，建立相對高級的產業。它主要描述通過國際投資所實現的東亞國家間產業分工和產業傳遞的格局，也用來描述東亞國家經濟依次起飛的現象。這樣最終形成了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特征、以比較優勢為產業轉移標準和依據的具有梯次差異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動東亞經濟發展上功不可沒，它促進了東亞區域內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向更高層次的轉換，形成了東亞國家依次起飛和整體發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終作為領頭雁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條件為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來出現長達十余年的經濟低迷，作為雁頭的領飛與帶動能力日趨衰弱；其次處于雁身位置的亞洲“四小龍”和東盟諸國正不斷進行經濟趕超，產業不斷實現升級，不甘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與日本的產業結構差距不斷縮小；再次中國正和平崛起，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經濟取得巨大的發展，2004年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從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東亞“雁行模式”的變遷

――“后雁行模式”

依賴日本投資和技術擴散的雁行模式現在已經沒有原來那么明顯，而在此基礎上東亞經濟體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這種新的分工格局被稱為“后雁行模式”。所謂“后雁行模式”，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第二，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東亞國家(地區)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逐漸增強；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東亞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認為雁行模式的運行條件依然存在，同時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從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一起構成了新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衡量及判斷區域生產網絡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據主要是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而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又可以從區域內貿易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1.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發展

近年來在東亞地區的貿易發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區域內貿易比率1980年僅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這一比率雖然低于經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盟(2002年歐盟的域內貿易比率為62.50％)，但已高出NAFrA 6個百分點。同時從1980到2003年間，東亞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雖然在1980年東亞的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均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可是到了2003年，這一數值已經超過了NAFTA，而且其增長速度是包括歐盟15國和NAFrA在內的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東亞區域內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在雁行模式時代，東亞各國(地區)對美國的出口依賴程度很高。而在東亞區域內貿易蓬勃發展的今天，形勢有所變化。下表1顯示的是東亞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矩陣。貿易結合度反映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貿易結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計算：貿易結合度=(A國對B國的出口額／A國出口額)／(B國進口額，世界進口總額)。貿易結合度以1為平均值，比值越大，說明兩國間的貿易結合越緊密。

從橫向來看，在2002年，東亞國家或地區與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結合度一般來說都要大于其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而且東亞國家之間的貿易結合度絕大多數都大于1。從縱向來看，從1991年到2002年，東亞國家區域內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出現顯著上升，而東亞國家或地區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卻普遍下降。這從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結合度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東亞區域內貿易在迅速發展。

2.東亞區域內產業內貿易的崛起

區域內貿易又可以分為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過去的以雁行模式為主導的東亞發展模式以比較優勢產業轉移為主的，因而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的。東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后，產業內貿易也開始慢慢地崛起。產業內貿易可以由中間品貿易來反映，而中間品貿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貿易來衡量。下表2和表3給出了一些國家的零部件出口和進口貿易情況。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貿易占工業品出口貿易的份額從20.7％上升到25.4％，

進口份額從21.7％上升到24.5％。而東亞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其增幅明顯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長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對較發達的NAFTA、美國和歐盟也不及東亞。到2000年，東亞的零部件進出口貿易份額都要大于NAFTA、美國和歐盟，說明當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同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相當，這主要是由于東亞國家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而NAFTA、美國等其進出口份額差距均相差較大且進口份額小于出口份額，東亞則相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的零部件貿易相對比較活躍，這有力地說明了東亞產業內貿易正在逐步崛起。

3.東亞區域內產業間貿易仍占主導

東亞的貿易新模式中，雖然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原來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們仍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分析各個國家的優勢行業和由此引發的東亞產業間貿易的發展情況。

我們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對產品的分類，采用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的顯性比較優勢方法來考察東亞國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較優勢。其計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表示某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出口額，X表示該國所有商品的總出口額。這種現行比較優勢的計算方法是用某國第i類商品在世界同類商品出口市場上的份額占該國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場上份額的比例來衡量的。如果該國某類商品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可以推斷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下表4給出的是2000年東亞各國的行業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我們看到日本的比較優勢集中在機械、電子與運輸設備行業，韓國、新加坡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電子行業，除新加坡外的幾個東盟國家的比較優勢體現在農產品、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中國的比較優勢表現在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上表亦顯示了雖然東亞雁行模式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但是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差異，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間貿易依然存在。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東亞貿易模式中，與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所不同的是，東亞產業內貿易與產業間貿易同時存在，并正在逐步的發展起來，從而東亞的貿易模式就從雁行模式發展成為“后雁行模式”，而此種“后雁行模式”表現為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東亞“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機理

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除了東亞各經濟體比較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及其推動的投資一貿易關聯機制的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消費需求大幅擴張等因素外，還存在以下幾點原因。

(1)國際分散化生產(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進了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所謂分散化生產，是指將一種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東亞地區獨特的區位特點恰好為跨國公司在該地區進行分散生產、構建區域生產網絡創造了條件。首先，區域內各經濟體相對自由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框架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和中間產品的跨國流動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區域內不同發展層次的經濟體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跨國公司將根據不同區位的優勢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從而促進了不同區位間的聯系。分散化生產的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有時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動，從而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

(2)模塊化推動了產品生產的垂直分離，東亞發展中國家因而獲得了參與貿易的機會。模塊化是將一個復雜的系統或者過程按照一定的聯系規則(界面)分解為可進行獨立設計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統。目前rr產業的大部分產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塊化特點。據資料顯示，辦公設備部件(37.5％)、通信設備部件(27.7％)、開關設備(12.7％)、電器部件(6.7％)四種產品占東亞中間品區域內貿易的八成以上，這四種中間品大部分屬于IT產業產品。這樣生產廠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術也可以進入某產業的生產領域，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品牌廠商退出產品的生產制造領域，而專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營銷活動。這為東亞企業以OEM和ODM方式開拓國際市場以及美國EMS企業進入東亞設立全球性供應據點創造了機會，模塊化的發展無疑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

(3)跨國公司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東道國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資的環境，跨國公司的投資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如今，跨國公司尤其來自東亞內部的跨國公司不僅是最為主要的貿易主體，而且是區域內貿易的組織者。在跨國公司的戰略中，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作為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塊化生產的出現，跨國公司從其自己的利益出發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在東亞區域內貿易中充當了組織者的角色。石戶和深尾等人的研究發現，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和經營規模與該地區的產業內貿易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跨國公司在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中所起的推動作用。

東亞“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問題及應對策略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是整體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內部的貿易流向中，單向的商品貿易流向占主導地位。這種區域內貿易結構的非均衡也就導致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面臨的最大問題。

首先，東亞地區內商品貿易從總量上看基本是小額赤字；然而從區內各經濟體來看，東亞的進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內，出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外。區域內貿易逆差國主要靠對區域外(主要是美國)貿易順差平衡，因此東亞地區保持了區域內貿易逆差國通過對外部市場的順差這種單向貿易流動來實現整體上的平衡。

其次，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區域內依賴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間產品的區域內貿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過2／3的中間產品貿易是在區域內進行的，其中出口比重為64.9％，進口比重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終產品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則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進口比重為61.9％，而出口比重僅為38.8％。這也就意味著，東亞地區超過60％的最終產品出口是依賴于區域外市場的。

篇3

摘要：在簡單介紹國際貿易融資在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狀況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其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國際貿易融資是商業銀行最為常見的傳統信貸品種之一，它與國際貿易、國際結算緊密相連。國際貿易融資是銀行對進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與進出口貿易相關的貸款。一方面，它收益率高，利潤豐厚，具有綜合性效益，是現代銀行有效運用資金的一種較為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有效地解決了企業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所面臨的資金短缺，增強了在談判中的優勢，使之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上發展國際貿易；同時，它也是國家貿易政策的組成部分，是鼓勵出口的積極手段之一，不僅可以調節進出口結構，而且對一國參與國際經濟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尤其在這金融危機肆虐的時刻，國際貿易融資的合理發展運用，將對企業對銀行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銀行貿易融資業務的普遍開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繁榮和進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而得到很大發展。據統計，2007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是1978年的85倍多，已經穩居世界第三位。據海關總署統計，2001至2006年間，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了179%，2007年增長23.8%，其中出口增長27.2%，進口增長20%，全年實現貿易規模1.76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使得企業對銀行融資需求增加，為銀行發展貿易融資業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但從整體上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發展仍然較慢，從國際貿易融資額僅占銀行貸款余額3%的比例中就可看出端倪，對應地貿易融資的收入在銀行的總收入中也是微乎其微，而國外的一些銀行該項業務已占到收入的四至八成。具體分析，目前我國國際貿易融資存在較為突出的問題：

1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授信規模核定隨意性強，標準不一

各家銀行在核定國際貿易融資授信規模標準上有較大區別，有的銀行將國際貿易融資視同流動資金貸款處理，有的銀行則根據融資品種的不同放大一定的倍數，融資政策的制訂多是根據自身對國際貿易融資的理解，缺乏深入、科學的研究。在對國際貿易融資的認識和風險控制上，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有明顯區別，如對打包貸款這一傳統業務，外資銀行在操作流程和手續上要簡化得多，他們更①本文作者：趙陽，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學07級碩士研究生注重通過控制貿易全程來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而不是過分關注企業本身的規模和實力。相對而言，國內銀行的國際貿易融資產品流程設計相對不夠科學，手續煩瑣，可操作性不強。

2企業申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存在擔保難問題

一方面企業在找第三方擔保時，會顧慮對方將來會要求自己提供擔保，進而產生其難以控制的風險；另一方面部分申請國際貿易融資的企業為貿易公司，缺乏銀行認可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土地等，生產型出口企業的機器設備雖能用于抵押，但抵押率低，而且費用高、手續煩瑣、時效性差，不符合國際貿易融資方便快捷的特點；第三，企業對國際貿易融資產品不熟悉，對各種金融工具不能合理運用。在銀行產品不斷更新、新的國際貿易融資名詞不斷涌現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不能很好地結合自身實際，選擇適合本企業業務特點的業務產品，對各類融資產品無法靈活運用。

3風險控制手段落后

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所涉及的風險有客戶風險、國家風險、國外行風險、國際市場風險和內部操作風險。這些風險的管理需要先進的技術手段將銀行相關部門之間、分支行之間高效有機地聯系起來。而目前我國各國有商業銀行在開展國際業務特別是國際結算業務方面一直沿用的是分散的經營模式，外匯業務處理系統較為落后，國際結算與外匯信貸、外匯信貸與會計獨自運行，缺乏網絡資源的共享和統一協調的管理，以致無法達到共享資源、監控風險、相互制約的目的。

4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方式簡單，新產品開發力度不夠

目前我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基本仍維持傳統融資方式，即以信用證結算與融資相結合的方式為主，而較為復雜的業務如保理業務、福費廷業務則開展有限。隨著銀行業務國際化和我國加入WTO，國內銀行在科技和管理水平、金融服務及經營方式等方面與外資銀行的差距日益顯現，據統計外資銀行辦理國際結算業務已經占有中國市場份額的40%左右。近年來，根據市場的需要，各家銀行也在不斷推出新的融資產品，但因對業務理解的差異，在業務操作上各有不同，缺乏對各種融資形式嚴格統一的標準，更缺少對各項業務相對比較規范、明細的統計資料。

5國際貿易融資的對象過于集中

受傳統授信業務理念影響，國內銀行融資業務對象集中于優質大中型企業。目前，各大銀行對優質大企業客戶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市場已經逐漸趨向飽和。而近些年來我國中小外貿企業迅速發展起來，目前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60%左右由中小企業實現，在從事跨國投資和經營的3萬多戶我國企業中，中小企業占到80%以上，中小企業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以上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對商業銀行開展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對策建議：

（1）實行適應國際貿易融資特點的授信規模控制方法。

國際貿易融資的客戶評價標準應有別于對流動資金貸款客戶的評價標準。評價時更多地根據客戶以前在海關、銀行、外匯局、工商、稅務等辦理業務的記錄，在此基礎上，再參考客戶的財務報表反映的經營業績和整體實力。銀行應著手開發建立國際貿易融資客戶信息管理系統，為客戶建立詳盡的業務檔案，通過業務了解客戶及客戶的交易對手，分析其實際履約能力，為國際貿易融資授信提供依據。根據不同的國際貿易融資產品的特點建立不同的判別標準。不同種類的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所涉及的風險，及該業務所能提供的保證、抵押或質押要求都有區別，銀行所承擔的業務風險也因此有很大不同，銀行應根據不同國際貿易融資產品的特點制訂相應的產品標準及對客戶的授信標準。

（2）采取適應國際貿易融資特點的擔保方式，豐富業務內涵。

首先，針對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特點，創新思維，制訂操作性強的擔保方案。可由企業聯保或提供個人擔保，或開展與社會信用擔保機構的合作，對有條件提供抵質押的企業，可采取動產等質押、應收賬款質押、倉單質押等融資擔保方式。其次，充分引入第三方金融機構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企業面臨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進口國的國家風險。第三，積極鼓勵出口企業投保出口信用險。第四，加強對企業相關人員的培訓，使其了解銀行的貿易融資產品理解各類產品的特點和實質，適時向企業推介合適的業務品種，發揮理財顧問的作用。

（3）建立科學的貿易融資風險管理體系，加強風險管理。

建立風險防范體系，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風險，是開展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前提條件之一。如確定融資條件和標準，建立風險指標監督體系，使用外匯交易以保值或降低風險；完善分層授權設置、加強密碼管理;嚴格審查真實貿易背景、認真按照操作規程和審批程序處理；定期與客戶進行溝通，追蹤業務狀況；成立信用審批中心和貿易融資業務部門，集中商業銀行內部有限的信貸業務專家，成立獨立的信用審批中心，以評估客戶的信用；集中目標結算和貿易融資人才資源，成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部門以專業處理貿易融資業務及其可能形成的業務風險，利用人才優勢事前防范和事后化解各種業務風險。

（4）更新觀念，積極創新國際貿易融資產品。

首先，應在傳統的國際結算業務，如L/C、托收、信用證等業務的基礎上，根據對國際市場的分析，不斷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如保理、福費廷等新業務在我國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當前應適當引導客戶對貿易融資的產品需求，逐步推出國內保理、福費廷、票據貼現等有市場前景的業務品種。其次，國際貿易融資的產品設計要與貿易鏈有機結合，從貿易環節出發設計產品，才能有效地解決企業在采購和銷售中的融資需求。再次，要根據客戶的需求量身定做國際貿易融資產品，將傳統方式與新的國際貿易融資方式結合起來，使國際貿易融資服務“增值”。亦可根據客戶的需求，為客戶提供包括定單融資，動產質押開證、進出口保理、全球互聯網托收、網上開證等不同類型的創新產品，解決客戶在不同的貿易環節中的個性化需求，利用科技平臺為企業提供高效優質的增值服務。

（5）依托全方位多系列的產品，培育多元化的貿易融資客戶。

篇4

西非的煙草栽培業大約始于16世紀末或17世紀初，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引進的，他們也因為引進了玉米、豆類、甘薯、煙草，以及其他多種美洲農作物而改造了非洲農業。1590至1610年間，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將煙草帶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煙草的使用與栽培就像一大把石頭被扔進池塘后激起的漣漪那樣，一波波擴散出去：從印度到錫蘭、從伊朗到中亞、從日本到朝鮮、從中國到西伯利亞、從爪哇到馬來西亞和新幾內亞。1620年時，煙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不過，當時煙草還沒有成為普及化的消費品，因為價格依然昂貴，一直要到殖民地煙草產量擴充（這是包括瑞典這種小國在內的殖民列強共同的目標）以后才降價。那時煙草產量最大的殖民地是美國的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而且還生產過剩。17世紀20年代初期，煙草的計價方式是每磅若干先令，到了17世紀70年代晚期，則掉到每磅1便士（1先令相當于12便士）以下。同一時期外銷英國的煙草平均重量，則從每年將近30噸，增加至9000多噸。

運到英國的煙草大都還會再外銷至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荷蘭人和英國人也是率先大量消費煙草的歐洲人，例如1670年荷蘭人的煙草平均消費量是每人1磅半，英國人則是1磅多一點兒。阿姆斯特丹和倫敦也是17世紀推動精神刺激革命的兩大重鎮，阿姆斯特丹又比倫敦更前進、更積極，本身的轉口貿易也很活絡，許多大企業商還把弗吉尼亞和其他殖民地出產的煙草，與比較廉價的荷蘭煙草（長在內陸省份的施肥砂質土壤里）混在一起，再把混合成品運往斯堪的納維亞、俄羅斯，以及由荷蘭煙草進口商獨占（這點令英國人恨之入骨）的其他市場。

“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爆發以后，參與作戰的西班牙、英國及荷蘭士兵又將煙草引進講德語的中歐地區，接著再傳入北歐、東歐和南歐。除了士兵以外，水手、商人、外交使節、學生、移民、傭工、難民、旅客也都是推動精神刺激革命的先鋒隊。軍中充滿了出身較低微的單身漢，他們日復一日過著無聊、疲憊、恐懼的生活，于是軍隊便成為培養癮君子的天然溫床。經常移防的士兵也將新的癮品及其使用方法帶到他們前往打仗的國家，又將他們從異國學來的癮品知識帶回家鄉。追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投入“三十年戰爭”的軍隊，曾把吸煙的習慣帶到斯堪的納維亞內陸（沿海地區的人早已從英國與荷蘭水手那兒學會吸煙）。參加過墨西哥戰爭（1846～1848年）的士兵，在美國帶動了抽雪茄的風潮，打過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年）的軍人則在英國掀起了吸煙熱，從土耳其戰場學會抽印度大麻的希臘士兵，在解甲歸鄉之后，亦于20世紀20年代將此風氣傳遍希臘，越南戰爭期間開始吸食海洛因的美國逃兵，則在1972年將海洛因帶進阿姆斯特丹。

不論吸煙風氣是由軍隊還是其他媒介促成，煙草于17世紀征服歐亞兩洲這件事，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煙草消費者橫跨所有社會階層，大家不分貴賤、不論正邪，一律都能享受煙草帶來的，至于是用牙齒嚼、嘴巴吸還是鼻子嗅，則因階級、性別、地方習俗而異。第二，政府與教會當局起先都強烈（有時態度十分粗暴）地反對國人使用煙草，后來這種限制也一一被克服。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就曾痛斥煙草是“地獄草”，不準老百姓使用。比較極權的王朝還會行使殘酷的刑罰，例如俄羅斯的吸煙者會遭到鞭笞與放逐，嗅煙草的人會被割鼻子；中國的處罰方式是將吸煙者的腦袋釘在尖木樁上；艾哈邁德一世（ahmed i）統治時期的土耳其是把煙斗桿吸煙者的鼻子里，穆拉德四世（Murad iV）則下令將他們凌虐至死；在彌撒期間吸煙的神職人員（有位神父曾在聞過煙草之后將圣餐吐了出來），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險。

吸煙者除了遭到罰款、鞭刑、截肢、處死與詛咒等威脅之外，每天還會被不沾煙草的人羞辱，不厭其煩地指責煙草讓他們口腔發臭、牙齒發黃、衣服變臟、流出黃黃的鼻涕、吐出濃濃的黃痰，還說吸煙可能引起火災，對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環境造成致命危險。雖然如此，還是沒有任何事能阻擋吸煙風潮，由于煙草具有強烈的提神作用，極受大眾歡迎，最后終于戰勝所有法律障礙與排斥情緒。歷史學家克爾南（V. G. Kiernan）說，吸煙是當年人類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娛樂。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18世紀期間歐洲煙草消耗量（以每人吸多少磅來計算）并沒有增長，不過這個數字并不包括歐洲本土地下工廠制造的產品，以及未經申報的美國進口貨（兩者相加可能占總消耗量的1/3），因此容易形成誤導。另外，18世紀鼻煙大為流行，也可以解釋煙草消費何以呈現停滯現象，因為每磅煙草所能制造的鼻煙數量要比口吸煙來得多，換句話說，18世紀歐洲人消耗的尼古丁并沒有減少，而是使用效率（或是違法使用的情況）增加了。

19世紀期間，吸煙再度風行于歐洲，首開風氣的人則是一群浪漫主義者、狂放藝術家、軍人，以及紈绔子弟。到了19世紀50年代，雖然鼻煙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島，但是煙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成長。20世紀上半葉，香煙更是擊敗所有競爭者，變成歐洲、美國、土耳其、中國及其他地區共同使用的產品，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國際語言或默契。

篇5

關鍵詞：中美貿易失衡；國際分工格局；比較優勢；服務貿易

中圖分類號：F75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1-0061-06

一、引言

中美貿易逆差是中美貿易摩擦的一個核心問題。雖然中美兩國對雙邊貿易差額的統計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和爭議，但是中美貿易失衡近年來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是不爭的事實。Feenstra等(1998)認為，產業轉移和兩國儲蓄率的差異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海聞等（2000）認為，中美之間貿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源于兩國國際貿易數據處理方法的差異。石磊等（2004）認為，中美兩國源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產生的需求結構差異以及美國對華貿易管制恰恰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沈國兵（2005）在其研究中對1995―2003年中美貿易差額的數據進行統計調整，并考慮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出口和服務貿易因素，結果表明美國對華商品與服務逆差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估計值已非常接近。不難發現，學術界對于中美貿易失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貿易逆差的規模上，對于失衡原因的探討也主要局限于兩國的經濟結構和政策。筆者認為，只有把中美貿易失衡放到全球產業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下去考察，探究其深層次原因，方可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提供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本文將嘗試在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基礎上完成這一分析。

二、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及中美貿易比較優勢分析

（一）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

中美貿易格局的形成和中美貿易失衡問題與國際分工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因此有必要對國際分工的發展史進行簡要回顧。國際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紀晚期資本主義工業國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形成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垂直型國際分工體系。直至今日，垂直型分工仍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種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戰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國際分工逐漸形成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產業間分工和以部門內專業化為標志的產業內分工。國際分工總體上表現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斷深入拓展的格局。

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在繼續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同時，將一些勞動密集型和傳統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本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服務業轉移。以美國為例，早在1980年，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高達63.77%，現在已超過70%。而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普遍較低，中國僅為40%左右。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現代服務業已經發展成為以知識、技術和信息密集型為主的產業部門。隨著服務產業的迅速發展，國際服務貿易也隨之不斷擴大。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5年全球服務貿易總額高達4.8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服務貿易總額為642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在人力資本、技術、知識等方面的優勢，發達國家服務貿易的綜合競爭力遠在發展中國家之上。發達國家在全球服務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達75%以上，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微乎其微。世界貿易組織2006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服務貿易總額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國家中，只有中國和印度兩個發展中國家。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上都有比較大的順差，并呈逐年上升趨勢，而發展中國家大都處于逆差的狀態。總體來看，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服務貿易中基本處于從屬地位，僅有為數不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少數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部門擁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由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發展中國家自身在制造業方面擁有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在商品貿易方面的比較優勢明顯大于服務貿易。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正在由以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制造業高端產品與低端產品為主的格局逐漸向以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分工為主的格局轉變，而且這一變化受路徑依賴的影響有繼續強化的趨勢。我們在考察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時，必須考慮這一重要的經濟背景。

（二）中美貿易比較優勢分析

在包含服務產品的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法則同樣是適用的。這最早由Deardorff(1980)給出了嚴格的數學證明，Hindley等(1984)對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這里我們將對新國際分工格局下中美雙方的比較優勢做一個簡要的理論分析。

假設兩國經濟中均有兩種生產要素，分別是資本要素K和勞動要素L；兩種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勞動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資本密集型的；中國（C）勞動要素相對比較充裕，美國（U）資本要素相對比較充裕；資本可跨國界流動，勞動則不可。需要特別指出，這里的資本要素（K）是一個廣義的概念，除了傳統的物質資本外，還包括生產者服務，如管理咨詢、技術服務、金融服務等，它們也是生產的中間投入要素。生產者服務和一般商品一樣是可以進行貿易的。在單純的商品貿易條件下，美國在資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而中國則在勞動密集型商品X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兩國比較優勢的對比可由如下的相對價格給出：

(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JY](1)

(1)式的含義非常顯見，即，由于兩國要素稟賦的不同，美國國內X商品和Y商品的相對價格要高于中國國內X商品和Y商品的相對價格；(1)式給出了兩國在生產與貿易中的比較優勢。

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并存的條件下，中美兩國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對比不僅可以由(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給出，而且還可以由如下比較容易遭到忽視的相對價格給出：

(r/P[HT7]X)[HT7]U＜(r/P[HT7]X)[HT7]C（r為資本要素K的價格，下同）[JY](2)

(r/P[HT7]Y)[HT7]U＜(r/P[HT7]Y)[HT7]C[JY](3)

其實，(2)式、(3)式的含義都不難理解，而且與(1)式一樣直觀。(2)式表明，由于美國的資本要素相對比較充裕，故其國內資本與商品X的相對價格要低于中國國內資本與商品X的相對價格。也就是說，若中美雙方的貿易僅在資本要素K和商品X之間進行，則美國在資本K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較優勢，而中國則在商品X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較優勢。類推，(3)式的含義在于，美國資本與商品Y的相對價格要低于中國資本與商品Y的相對價格。即，若貿易在資本K和商品Y之間進行，則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資本K而非商品Y，而中國的比較優勢則在于商品Y。這可能稍有些費解。這里的資本包括生產者服務，因此，將(2)式、(3)式理解為美國在服務出口上相對中國具有比較優勢，就豁然開朗了。

美國是世界上頭號經濟科技強國，資金實力雄厚。高度發達的教育和自由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國的人力資本要素極為富裕，研發投入約占全球研發總額的40%左右。相比較而言，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僅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實力嚴重不足。由于現代服務業大都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知識、技術和信息）密集型的，因此決定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關鍵因素是物質資本要素和人力資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尤其是知識、技術和信息等人力資本要素。美國擁有上述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中國，其在服務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十分明顯。中國在服務貿易上如果說有比較優勢，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少數資本密集型的服務部門（如工程承包、遠洋運輸等）。因此，若中美雙邊貿易是同時包括服務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貿易，則美國相對中國而言所擁有的比較優勢是廣泛的。美國既可以在資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產上對中國保持比較優勢，也可以在資本K（生產者服務）的生產上保持比較優勢，又有可能同時在商品Y和資本K上保持比較優勢。中國則沒有這般幸運，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產上保持明顯的比較優勢外，其他潛在比較優勢的獲取必須要被動地依賴于美國的分工選擇。故而，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對于貿易模式的選擇也就由于其自身在雙方比較優勢對比中所占據的獨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動權。

三、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互補下中美貿易平衡的理論可能性

國際分工格局決定了中美兩國的貿易必然是同時包括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因而，對于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的探討應該在這一前提之下進行。筆者參照Melvin(1989)的相關研究，基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構建一個包括中美兩個國家（分別用C和U表示）、兩種要素（資本K和勞動L）、兩種商品（X和Y）的模型來具體分析中美兩國分工和貿易的模式，進而說明兩國貿易的平衡問題。模型的基本假設同上所述。另外，兩國的要素供給既定且充分就業，資本要素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勞動要素則只能在一國范圍內使用。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一國資本要素，特別是其中的生產者服務出口到他國以參與他國的生產，即為服務貿易的發生。

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表現為不可跨國界自由流動的勞動力要素相對充裕，而可自由流動的資本要素則比較稀缺；美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剛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中美雙方在分工與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對比，即美國的比較優勢要更為寬泛。這一比較優勢對比決定了中國在雙邊貿易中可選擇的貿易模式非常有限，而美國則比較靈活。通過模型可以非常直觀地進行說明。

如圖1所示，T[HT7]UT′[HT7]U、T[HT7]CT′[HT7]C分別是美國和中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在X、Y兩種商品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的情況下，若美國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與中國從事傳統的商品貿易，則必然選擇生產并出口Y商品，同時進口X商品；中國則生產并出口X商品，同時進口Y商品。在貿易平衡時，美國在QU點生產，按照國際相對價格P出口Q[HT7]UB單位Y商品，進口BC[HT7]U單位X商品，并在C[HT7]U點消費，貿易三角為Q[HT7]UBC[HT7]U。同時，中國在Q[HT7]C點生產，按照國際價格出口X商品，進口Y商品，并在C[HT7]C點消費，貿易三角（圖中用虛線表示）與美國相同。中美兩國通過傳統的商品貿易同時實現了生產和消費的均衡。

由于美國所擁有的相對充裕的資本要素是可貿易的，因此進一步思考，我們會發現，美國在同中國的貿易中還有其他的選擇。美國可以選擇只將其全部資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國內生產，同時將其余部分出口到中國以為中國的生產所用，比如進行技術轉讓、設備出租或管理咨詢等，作為貿易報酬，美國將獲取X商品。與此同時，中國從美國進口資本要素(生產者服務)，將其同國內充裕的勞動要素結合起來，用于生產X和Y商品，并將部分X商品出口到美國用于支付資本要素的價格。仍如圖1，美國將其部分資本要素出口到中國，從而導致其生產均衡點沿羅勃津斯基線R[HT7]K從Q[HT7]U點移動到D點。作為貿易回報，美國從中國獲得DC[HT7]U單位的X商品，然后在C[HT7]U點消費。由于所假定的市場效率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均衡相對價格仍然是P。對于中國，均衡生產點則沿著其羅勃津斯基線R′[HT7]K向上移動，并且仍在C[HT7]C點消費。顯而易見，美國和中國通過此種貿易模式仍然能夠實現上述純粹商品貿易所達到的均衡。

如果我們將視野再拓寬一些，就會發現，對于美國這種可貿易的資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國家，還有更為不可思議的貿易模式可以選擇。那就是，根據比較優勢法則，在滿足貿易條件(r/P[HT7]Y)[HT7]U＜(r/P[HT7]Y)[HT7]C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資本要素，同時進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資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們這里進一步假定商品Y和資本要素K是可貿易的，同時商品X不可貿易。如圖1所示，美國將一定量的資本要素出口到中國以用于中國的國內生產，由于美國國內資本要素隨之減少，故其生產點沿著羅勃津斯基線R[HT7]K[ZW（]隨著一國國內某種生產要素的改變，其生產可能性曲線亦隨之外展或內縮，但向密集使用該要素的產品移動的幅度更大。相對價格線與不斷變化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的軌跡即為羅勃津斯基線（R線），最早由Robert A. Mundell提出，詳見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7 (Jun., 1957), pp. 321-335。[ZW）]向下移動至G點，作為回報，美國獲得C[HT7]UG單位的商品Y，從而消費在C[HT7]U點得到滿足。中國從美國進口資本要素，生產X商品和Y商品，并將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美國以支付資本要素的價格，消費均衡亦在C[HT7]C點得以實現。兩國貿易均衡再次實現。

若我們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將除勞動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視作可貿易品，使之更加貼近貿易現實，則不難想像，在貿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美國還可以選擇同時出口資本要素K和資本密集型商品Y，進口勞動密集型商品X。上述貿易均衡仍然可以實現。

綜上所述，美國由于其資本要素稟賦上的優勢，在同中國的雙邊貿易中擁有更多的主動權，可以選擇多種出口模式：既可以選擇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選擇出口服務產品，或者同時出口商品和服務產品。中國受制于要素稟賦因素，出口商品的選擇屈指可數，且只有在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動權；從美國的進口則幾乎無一不受美方先行選擇的掣肘，現實中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處處設限可為證明。

在上文的理論模型中，中美貿易的平衡是應然之義。只是貿易平衡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品貿易平衡，而是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同時發生情況下的總體平衡。若只單純考慮中美雙邊貿易中的商品貿易項目（事實上中美兩國的貿易統計均未涵蓋服務貿易），美國自然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但是，商品貿易的逆差可能只是其服務貿易順差的反映。在理論上，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并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

四、中美貿易結構性失衡及進一步思考

上文分析的一個結論是，美國在對華商品貿易中若持有逆差，則服務貿易項目必然持有順差；中國對美商品貿易若持有順差，則服務貿易項目必然是逆差。中美貿易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據美國商務部經濟調查局的報告，在跨境服務貿易中，自2000年開始，美國對華順差一直在20億美元左右，2005年擴大到了25.73億美元。服務貿易統計體系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大量的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漏登，縮小了美國對華服務貿易的順差規模，從而也就間接夸大了中美貿易逆差的數額，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Fung,et al,1998，2003）。但是不難發現，近年來中美貿易逆差的規模遠超出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的規模。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美貿易沒有如理論預想的那樣實現總體平衡呢？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家之說可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美國實施對華貿易管制造成的貿易扭曲、外商直接投資伴隨的貿易轉移以及兩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生的需求結構差異等無疑是中美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綜合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中美貿易失衡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結構性失衡，即服務貿易項目和商品貿易項目的不平衡。而造成這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滯后于商品貿易的自由化進程。

眾所周知，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尤其是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商品貿易中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日益受到限制。中國自加入WTO以后，即按照入世關稅減讓承諾進行降稅，至2007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降至9.8%。美國作為世界頭號貿易大國，關稅水平已低至3%左右。中美在多邊貿易體制下開展合作，兩國商品貿易的自由化程度總的來說是不斷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卻相對滯后，直到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簽署后，服務貿易才被正式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框架。其后，WTO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雖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總的來說進展緩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滯后。首先，是服務貿易的貿易收益問題。因為服務貿易自由化不僅涉及經濟利益問題，而且與政治、文化等敏感領域有著難以斬斷的復雜聯系。這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長期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其次，貿易壁壘的隱性化也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服務貿易中的貿易壁壘更多地是采取非關稅壁壘（NTBs）的形式，其隱性化和難以量化的特點給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就中美兩國來說，服務貿易的自由化短期內難以取得更大的突破。美國在同中國的貿易交往中，以高額的貿易逆差為理由頻頻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服務貿易市場。但是，中國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承諾水平可以說是相當高了。在入世議定書中，中國針對149種具體服務活動做出承諾的比例達55%，僅次于發達經濟體的承諾比例（64%），遠高于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承諾水平（16%）。中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總的來說已經十分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目前，包括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在內的100個服務貿易部門已經陸續開放。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國許多服務業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服務貿易市場是不現實的，也是有悖于貿易互惠原則的。

因此，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下，實現中美兩國服務貿易自由化仍然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美國急于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在服務貿易領域獲得更多順差的愿望在短期內是難以實現的。從這個角度講，中美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在一段時期內將繼續存在。但是，也不能據此斷定中美雙邊貿易逆差無法大幅降低。如果美國真的有意降低其對華貿易逆差，根據上文的模型分析，美國只需減少在商品出口上的人為限制，消除貿易扭曲，利用其在商品Y上的比較優勢增加對華出口即可。至于美國一直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以改善其對華貿易的不利局面，雖然不能完全

視為緣木求魚，但根據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斷定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五、結 語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來已久，學界對其原因進行了多種解釋，如兩國儲蓄率的差異、貿易統計體系的不同、相對價格扭曲問題以及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導致的產業轉移等。這些因素都從某個角度對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給出了解釋和說明，但仍難免使人有種意猶未盡之感。筆者認為，如把中美貿易置于國際分工的新格局下進行剖析，不難發現，中美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雙邊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即世界頭號服務業強國與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之間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上發生的失衡。中美貿易的結構性失衡與全球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在自由化進程上的非對稱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考慮到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緩慢進展，以及中國對服務貿易自由化已經做出相對較高的承諾水平，中美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在短期內難以取得很大的進展，更無法達到商品貿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筆者認為，中美兩國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難以消除。但是，在目前的商品貿易框架內，美國如果放開對高科技等產品出口的限制，則可以通過增加商品出口來減少其對華貿易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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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5HZ]Abstract: [WT5B1]An analysis 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SinoUS trade imbalance consist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mpinges on the asymmetry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and goods. Allowing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 and the commitment China has made for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will not be extinguished for a long time.

[WT5HZ]Keywords: [WT5B1]SinoU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de in service.[WT][JY]（責任編輯 彭 江）[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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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5”H]（上接第17頁）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ce[JZ)]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1990―2006

CHENG Danrun1 LI Jing2

(1.Au Hui′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Academy,Hefei 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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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undesirable outputs has tremendous effect 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which is calculate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accurate and incomplete. This paper deal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on the basis of SBM model. Then, it analyzes the regional ecoefficiency conditions,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l rules in China with this model.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the mean ecoefficiency decreases obviously a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ariabl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model; the midwestern area has greater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western area is in a dilemma either to develop economy or to protect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