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教育的關系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律與教育的關系，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略）

二、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法律與道德屬于上層建筑的不同范疇.法律屬于制度的范疇;而進德則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街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規范并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律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典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宜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貴等諸手段。法律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律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一)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1.產生的社會條件不同。法律的產生明顯晚于道德。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愈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進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之中，并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相同.法律并非對一切社會關系都加以調整，一把地說，只調整那些對建立正常生活秩序有重要愈義的社會關系，在調整社會關系的廣度上，進德遠遠超過法律，可以說任何社會關系都或多或少受到道德的調整，因此法律比價干預的一些行為，如不關心同志、不尊重長著等，都要受到道德譴貴。在法律上無過錯的行為，不等于不受道德的譴責.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降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井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斌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6，制裁方式不同。法律對違反義務的后果作了明確的規定.當違法行為引起懲罰性后果時，國家強制力就會出現，并按明確的標準對責任人給予相應的制裁.道德中對違反義務性的規定的后果并未給予明確的規定，其制裁的手段也限于臾論的譴責，若當事人公然茂視輿論，道德的制裁就顯得無力。

(二)道德與法律的聯系

它們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借助于這兩種手段.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于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于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準與大多數公民最墓木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律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孟子•離婁上》中說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木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后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高校學生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實施

道德教育是受教育者有計劃、有目的地接受教育者對其實施思想道德教育的過程。道德教育包括社會公德教育、職業道德教育、誠信美德教育、家庭關德教育、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等具體內容。高校學生正處于成才的關鍵時期，對其有計劃、有目的的進行道德教育不僅是關系到高校學生的個人成長，而且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高校學生是社會的棟梁，是建設中國法治社會的中流抵柱，是社會中最具理性的人群之一，提高其的道德水準，無疑是建設中國和諧社會的重要祛碼。法律教育是指以傳授法律知識、法學知識體系和培養法律職業為日的的教育制度和途徑。現代法律教育一般分為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培訓兩個基本部分。對于普通高校的非法學專業學生而言，法律教育雖然只能局限于普法教育，但由于他們的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強，菇礎條件好，影響面大，因此，對高校學生的法律教育對于提高全民的法制愈識、樹立法制觀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的意義。如前文所述，道德和法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二者不能互相代替，因此，對高校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也不可偏廢，不能互書l代替，既要重視道德教育，也不能忽視法律教育。

(一)道德教育的實施

對高校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學生的道德水平，使高校學生能夠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成為合格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佰校學生道德教育的途徑主要有:

1.形成全員進行高校學生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圍。從簡單意義上兌，高校是高校學生道德教育的直接責任者，這也是高校培養人才的要求.因此，高校首先要擔負起高校學生道德教育的責任，對高校學’址進行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中囚傳統道德等全方位的教育。高校領導要重視高校學生道德教育，把對高校學生的道德教育作為學校的一項重要工作長抓不懈，使全體教職員工能夠自覺投入到高校學生的道德教育中來.一線教師要為人師表，把課_L好的同時，利用課堂對高校學生進行道德教育: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學生工作隊伍，能夠把高校學生的道德教育工作落到實處，抓出成效。同時，家庭作為家庭成員社會化的主要場所，對高校學生影響很大，也要承擔起對高校學生道德教育的任務，尤其要發揮在家庭美德教育中的作用，通過長輩、兄弟姐妹的影響使高校學生真正體會到家庭美德的內涵.

2.堅持從.蕩校學生實際出發，把高校學生道德教育落到實處.《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愈見》中提出了六條做好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原則，其中“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既講道理又辦實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這條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從高校學生實際出發，解決高校學生實際問題，包括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它同樣適應于對高校學生的道德教育。高校學生是一個思想相對成熟但同時又受到周圍環境影響很大的群體，f’我愈識強但獨立意識欠缺，突出表現在想擺脫外來力量對個體的束縛但是對外來力覓又有一定的依賴，于是，高校學生有些時候會出現一些思想_L的波動，或者在生活上碰到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在開展高校學生道德教育的時候，就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決高校學生思想上和生活中的問題.這樣，高校學生就可以向著良好的方向發展，實現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

3.加強對大學生的健全人格教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學生需要不斷增強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高校要重視并積極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大學生形成自身獨立健全的人格，自信自強、團結協作、樂觀豁達、積極進取、勇于挑戰、敢于創新.要加強大學生的藝術教育，提高青年學生審美情趣和藝術素養，學會保持健康的情緒，學會關愛、理解他人。對他人要有一種寬容的態度，不要苛求他人，學會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中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二)法律教育的實施

法律教育達到較好的效果，應該采取以下兒條措施:

1.利用課堂主教育通道，搞好法律教育.《法律基礎》課是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必修課.充分利用課堂教學，向學生傳授必要的法律知識，使他們懂得法學的基木觀點，掌握憲法和法律的主要精神及其規定，這是高校法制教育最基木的途徑，也是學生學法、知法的基礎。在授課過程中，教師要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由淺入深，從法學基礎理論到實體法、程序法、有序而進。結合個體、典型、生動的案例進行教學，使學生感到有趣、容易接受，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

篇2

一、法律教學引導素質教育

我們在進行法律教學的時候，其實也是為素質教育進行引導，通過法律的條文和條規來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給學生講授法律的知識，讓學生在法律的指引下不斷進行個人素質教育的提升。比如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的同時，一般正常情況是先給學生進行法律條文的講解，不能泄露機密性文件或者技術，這是法律條文的硬性規定，讓學生明確這是在法律上不可觸犯的一個界限。

二、素質教育推動法律教學

篇3

[關鍵詞]教育機構；未成年學生；教育行政關系；教育合同關系；監護關系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6 ― 0065 ― 02

引言

近幾年校園傷害事故呈現多發勢態，僅2010年4、5兩就月先后發生“廣東雷州男子砍傷16名師生案”、“陜西南鄭男子致幼兒園9死11傷案”、“海南歹徒入校砍人事件”，2013年還發生了更為慘烈的“信陽光山閔擁軍砍傷23人事件”。這一起起血淋淋悲劇在給未成年學生造成嚴重身體傷害的同時，也在未成年學生的成長過程中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心理陰影。同時，加劇了未成年學生家長的擔憂以及對學校的不信任，教育機構也面臨著巨大壓力。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的法律關系作為認定教育機構在校園傷害事故中責任認定的前提，應該第一時間來解決。雖然侵權責任法以及學生傷害事故管理辦法分別就該類傷害事故的處理原則、程序以及責任的承擔作出了相應規定，但相關問題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以期使法律的適用更加貼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并盡量的合理。筆者試就校園傷害事故中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問題作出論述。

一、教育法律關系說

（一）行政合同關系說

行政合同關系說認為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是教育行政合同關系。支撐這種觀點的依據是教育機構對未成年學生享有行政管理的權力，這種教育合同從合同的簽訂到合同的權利義務內容，以及合同的履行都由教育法、教師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和教育部相關規章強制性規定。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學說有其合理之處，作為事業單位，教育機構往往承擔了更多的社會福利性職責、和公益職責，教育機構同未成年學生之間也確實存在上述法律法規所規定的權利義務，以及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由于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權利義務內容由相關的法律法規直接作出規定，合同主體沒有意思自治的權利，權利主體無權放棄權利，因為這種管理的權利同時也是法律賦予的一種義務，這與公法的性質相似，很容易給人一種行政法的錯覺，讓人誤以為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教育行政合同關系。

（二）準教育行政關系

該說認為雙方之間僅僅是一種教育管理關系，這種關系的成立并非依據合同，而是依據教育法。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關系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教育行政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一方面，教育機構對未成年學生負有保護其人身安全的義務，承擔這種不利益的同時享有對未成年學生行使教育、管理權。另一方面，未成年學生接受教育機構的教育與管理，作為等價交換，未成年學生獲得受教育機構保護的權利，這便是教育機構同未成年人之間法律關系內容的全部。該說認為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只是一種單純的、基于教育法律相關規定而形成的教育、管理和保護關系，而非行政關系。

（三）教育合同關系說

該學說將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定性為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民事法律關系的成立基于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家長簽訂的民事合同，義務教育雖然是未成年享有的公權利，但同時也是未成年學生的私權利。這種教育民事合同的訂立雖然要受到國家強制規定的種種限制，但教育合同的主體雙方是平等的，教育合同的內容也是在法律給予的意思自治范圍內約定的，因此教育機構同未成年家長簽訂的合同應當是一種民事合同。教育合同關系學說首先對義務教育屬于公權利這一點給予了肯定，在此基礎上還認為義務教育權利是未成年學生在教育合同中所享有的一種私權利，該學說更側重于強調這種權利的私權屬性。

（四）混合合同關系說

混合合同關系說認為教育合同是民事關系與行政關系融合在一起的獨立合同類型。學生從屬于學校，對學校有隸屬性的一面；學校對學生行使管理的權利，與此同時學校與學生在主體上又是平等的。這種合同的類型有別于傳統的民事合同中主體之間往往平等但互不隸屬的特性，也不同于傳統行政關系中行使管理權的主體與被管理的一方在地位上不平等的特性。因此教育合同這種主體地位上平等和隸屬被管理的特質決定了其應當是民事關系與行政關系的一種融合，兩者兼具，無論是單純的民事關系，還是單純的行政關系，任何單獨的一種關系都不能準確描述教育合同的性質。

（五）兩分法說

該學說依據是否處于義務教育階段而分別將雙方的法律關系區分為公法性質的法律關系和合同關系。當未成年學生處于義務教育階段時，教育機構負有義務教育法上的法定義務，這種義務是一種強行性規定，體現了國家意志，當事人沒有意思自治的權利。未成年學生處于非義務教育階段時，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關系則是教育合同關系，教育合同的權利義務不再受法律法規的強制約束，合同也不再體現國家意志的一面，而是允許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的家長充分發揮意思自治。

二、監護關系說

監護關系說將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關系定性為監護關系，這種學說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更具體的學說，簡單介紹如下。

（一）監護權轉移說

該學說認為，未成年人在教育機構期間，教育機構從未成年人父母那里獲得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資格，并承繼這種監護的權利。這種監護資格以及監護權利的轉移自未成年人進入教育機構至其離開以前，無條件、當然的由父母一方轉移到教育機構一方。

（二）監護職責轉移說

該學說認為是一種父母對未成年監護職責的轉移，當未成年人在教育機構期間，這種監護職責無條件、當然的由父母一方轉移到教育機構一方，這種轉移是一種責任的轉移，教育機構此時將承受這種不利益。這種責任的轉移是無條件的，不需要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的父母另行約定，是一種約定俗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委托監護關系說

該學說認為未成年學生在教育機構期間，教育機構基于父母的委托擔負起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職責，未成年人與教育機構形成委托監護關系。這種委托監護關系是一種雙方不需要另行約定的默認、默示行為。

筆者認為，以上各種學說合理之處與不足之處都是顯而易見的。從主體上看，教育機構在教育合同中是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出現的，從內容上看，雙方權利義務多由法律法規直接作出規定，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但也要看到這些權利義務的內容卻是民事性質的。雖然教育機構對接受教育者有進行學籍管理和獎懲的權利，但這種行政管理關系以教育合同關系的存在為先決，是為了更好的履行教育合同而附屬的一種不具有獨立目的和功能的關系，因此教育行政關系說不足采信。準教育行政關系說片面的將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合同關系定性為單純的教育、管理和保護關系，之所以準教育行政關系說得出這種片面的結論，主要是因為其所參考的法律規范僅限于教育法，而調整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法律法規除了教育法以外還包括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法律法規，因此準教育行政關系說不夠全面。教育合同關系說并不否認受教育權是一種公權利，但更強調其私權利的性質，然而教育合同中屬于意思自治的內容卻又是極為有限的，也就意味著教育合同中的私權利內容是比較有限的，因此教育合同公法性質的一面不容忽視。混合合同關系說既注意到了私權利的一面也考慮到了公權利的一面，可謂是比較合理的。兩分法說劃分合同性質的標準是未成年學生所處的教育階段，未成年人與教育機構因所處教育階段的不同之間的法律關系而不同，義務教育階段為行政合同關系，非義務教育階段是民事合同關系，這種生硬的劃分標準太過于牽強，也于法無據。這種區分方法在司法實踐中由于難以實際操作，因而實踐意義不大，也與校園傷害事故的實際處理情況不符，因而理論上的意味更濃。

另外，監護權作為一種具有人身專屬性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非因未成年人監護人與教育機構在簽訂的教育合同時就監護職責部分作出明確約定不發生轉移。雖然從內容上看，監護人所負的監護職責內容與教育機構所負對未成年學生在教育機構期間的保護職責十分相似，但二者的性質卻是完全迥異的。教育機構所負的職責不是監護職責，而是保護職責，這種職責的內容為育管理。另外，監護權資格人身專屬性的權能屬性將要試程序作為這種資格的轉移前提條件，也即需要未成年人的監護人與教育機構通過簽訂教育合同時就監護權利部分作出明確的約定，否則監護權不會因為未成年學生到教育機構學習，或者其他事由的出現而必然的轉移到教育機構一方。同樣，監護職責的移轉也不會因為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父母之間行成的教育合同而當然的由父母一方轉移到教育機構一方。委托監護關系說之所以不成立也是因為需要明確約定作為前置條件。一言以蔽之，無論是監護權、監護職責的轉移還是委托監護關系的行成都以約定的存在為前提。德國、法國、日本也都采用了監護權及監護職責轉移約定為要試，因此監護關系學說整體上缺乏法律依據和法理支撐，其合理性較低。

結語

綜上，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之間是教育合同的關系，以及教育合同附屬的行政管理關系。未成年學生與教育機構之間的這種合同關系從主體上看身份是平等的，從內容上看除了法律強制性規定的內容外，合同內容的其他部分多是由教育機構與未成年學生家長通過意思自治而確定的私權內容，因而這種合的性質更偏向民事合同而非行政性質的合同，學校對學生的教育、管理、保護職能雖然有行政管理的味道，但這種管理保護職能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的履行教育合同的義務，具有從屬性，因而并沒有獨立的目的。

〔參 考 文 獻〕

〔1〕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49.

〔2〕勞凱聲.中小學生傷害事故及責任歸結問題研究〔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4，（02）.

〔3〕勞凱聲，陳希.《侵權責任法》與學校對未成年學生的保護職責〔J〕.教育研究，2010，（09）.

篇4

    論文摘要：依據教師法，對教師應要履行的六條主要義務進行了剖析。結合現狀，通過對若干有違教師職業道德不良現象的分析，明確指出了教育的主題和作為教師必須具備的重要品德。在此基礎上，就如何加強教師職業道德建設提出了若干建議。 

1 教師的法律義務 

教師是專門從事教育活動的專業人員，由于教師的言行和品德時刻影響著學生的心靈，對學生起著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因此，為了使學生受到正確的引導和良好教育，我國的《教師法》第八條對教師應到履行的義務做出了如下明確的規定：（1）遵守憲法、法律和職業道德，為人師表。（2）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遵守規章制度，執行學校的教學計劃，履行教師聘約，完成教育教學工作任務。（3）對學生進行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民族團結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學技術教育，組織、帶領學生開展有益的社會活動。（4）關心、愛護全體學生，尊重學生人格，促進學生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5）制止有害于學生的行為或者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批評和抵制有害于學生健康成長的現象。（6）不斷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和教育教學業務水平。 

從這些義務規定中可以明確的看出，教師對學生進行教育，其目的是為了把他們培養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才，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個遵紀守法的人，因此，作為教育學生的教師，不僅應該有淵博的知識，還應該為人師表。特別是在高校里，由于學生正處于成長期，他們既有一定的思想，但卻還不是很成熟，且具有很強的模仿性和可塑性，因而，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言行舉止、治學態度、行為習慣等都會給學生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因如此，為了使學生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作為教師，就必須首先要遵守國家法律，用自己備好課、講好課、上好課的具體行動來當好學生的表率，不僅要言教，更要身教，要時刻以自己的模范行為來教育和影響學生，成為學生的表率和楷模。 

但從這些義務規定中可以更加明確得知的是，不論是在教師的教育職責方面還是在教師的教育內容方面，教育的主題都是緊緊圍繞育人育德展開的，這不僅深刻體現了品德在教書育人方面的重要性，更是對教師提出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因此，教師在履行義務的同時，其優秀的品德就成為更為教師必須具備的重要資格和條件。 

2 教師的職業道德 

道德是人們行為的規范和準則，它會對人的行為產生一定的約束作用。如果從職業的角度來看，將道德融入在某一職業活動中，此時的道德就成為職業道德。據此，教師的職業道德就應是從事教育職業的人從思想到行為應當遵循的行為規范和準則。 

教師職業道德也簡稱師德，從教師的職業特點來看，由于教師在從事教學的工作中具有示范和引導作用，因而，師德的含義不僅包含著教師在其從事教育活動中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而且還包含著與之相應的道德觀念、思想情操和精神品質。這就意味著，作為教師，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除了應具有淵博的知識之外，還必須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然而，令人值得深思的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影響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國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以及職業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伴隨而來的是全體社會成員在思想道德、心理狀態及外在行為等方面出現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使得社會上出現了較多的不良習氣，而且使教師這支較為純潔的隊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和影響。特別是近幾年來，社會上普遍反映教師師德下滑，師德失范現象屢有發生，抨擊教育腐敗等問題的論辭比比皆是。即使是在教學當中，仍然也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且有違教師職業道德的不良現象。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教學時常呈現出重教書、輕育人，重成績、輕過程，重智育、輕德育等不良現象。盡管這些問題的產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從根上講，不能否認的是與教師的師德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因此，加強職業教師的職業道德教育已成為教育領域一項較為重要的工作。 

3 加強教師職業道德建設的若干想法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學生成長的引路人，由于教師的職業道德高低不僅關系到學生的培養效果，更關系到我國的教育事業能否健康發展，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因此，教師這支隊伍必須是一支德才兼備的隊伍。若要把這支隊伍建設好，應至少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提高認識，加強學習。民族的振興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師。教師素質的高低、職業道德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因此，要從國家和民族的高度來看待教師的職業道德與義務的關系，要從未來發展的角度來重視和加強師德建設，提高教師素質，強化教師的事業心和責任感。要通過對教師的持續性教育和制度約束，使教師自覺抵制社會的不良習氣，深刻認識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和意義，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教育觀。 

（2）愛崗敬業，樂于奉獻。教師是太陽下最光輝的職業，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作為人民教師，既要腳踏實地，教書育人，盡職盡責，又要淡泊名利，甘為紅燭，專心致志地做好本職上作。要正確認識教育事業的神圣性，要廉潔自律，，有高度的自尊、自愛、自律精神，要始終牢記人民教師的義務和責任，牢固樹立樂于為師、終身奉獻的崇高志向，盡全力完成好教書育人的任務，堅定不移地熱愛和獻身教育事業。 

（3）為人師表，以身作則。為人師表、以身作則是人民教師所必須具有的高尚品德，是社會賦予教師的職責。教師要想為國家培養人才，其前提是不僅必須具備較高的專業知識和教育教學能力，而且還要具有良好的道德素養。特別是只有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才能愛生如子，才能把自己所擁有的知識無私的傳給學生。在教學中，教師應處處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從嚴要求自己，用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去啟迪學生，用自己純潔高尚的品行去感染學生，用自己美好的心靈去塑造學生，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 

（4）嚴于律己，嚴謹治學。教師的教學水平是其素質的最直接表現，教師只有努力鉆研業務，創造性的探索教育規律，改進教學方法，敢于進取創新，樹立新觀念，尋找新規律，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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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與道德問題的提出

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道德與法律有密切的聯系也有重要的區別。在談到兩者之間的關系時，我們必須首先界定出兩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在法律的發展規律中曾存在的法律與道德的渾然一體狀態。兩者渾然一體當然就無所謂法律與道德的問題。直至西周，所有的規則、儀式都被稱為“禮”，雖然它的背后是“刑”，但僅僅是保障“禮”實現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獨立的規范。這個時候是不會出現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的。只有當法律開始從以前的那個混沌的整體即“禮”中部分分離出來的時候，兩者的關系才能應運而生。我們以《法經》及“法”、“律”等概念以區別于“刑”的姿態和內涵的出現作為這一分離或矛盾開始的標志。由此，才有了我們開始從立法角度看我國與西方的對于法律和道德關系的不同。

二、從立法角度比較中西對于法律和道德關系的不同

（一）中國――道德的法律化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對于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影響極大，所以儒家倫理思想也影響了立法中對于一些罪名的規定，例如：對于“不孝”罪的規定。儒家以孝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與忠即父權與君權聯系起來，認為孝親的人自然也會忠君。正因為這樣，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視為“元惡大憝”，必須從重嚴懲。

再如：《唐律》的“一準乎禮”，是說《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謂“納禮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把儒家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唐代名臣長孫無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議》，一開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張。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貫徹儒家的道德原則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議》又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進一步說明了刑法對德禮的維護作用。“納禮入律”的結果給《唐律》賦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這種道德精神又被轉化為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法律原則。該原則主要表現在以下規定上：第一，對老、幼、婦女、殘疾人的寬宥規定。第二，對犯人進行生活照管和醫療救護的規定，第三，“權留養親”的規定。該規定時說犯罪者因家中無成年男子而暫留家中奉養尊親，對其刑罰暫不執行。第四，謹慎斷刑、疑案從贖的規定。上述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處罰時也受到教育和感化，從而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從此意義上說，《唐律》的刑罰也是一種“教育刑”。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代中國人的共識就是制定法律應該符合道德，立法應該符合道德，道德應該是法律的法律，法律應該是道德的實現，古人常以“何其不德”來批評認定法，從未有過以“何其不法”去批評某種道德，足以說明他們認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應依據或遵守的東西了。所以我們可以將古代中國立法角度的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概括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較古代中國來看，西方對于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這應該與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傳統有關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種源遠流長的法觀念，即與正義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觀念。西方思想家認為，法律與道德有密切的關系，法律中體現了正義等德性，遵守法律不僅是一種法律要求，也是一種道德要求，從一定程度上講，守法就意味著守德。有人說“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就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于道德規范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成為了一部道德規范的匯編。”從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傾向。所謂道德法律化，主要側重于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國家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我們在各國的立法實踐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這些都體現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結語：給我們的啟示

面對我們古人有些極端的將那些肯定國家利益和個人義務的道德予以不切實際的法律化，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呢？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的必然是交流開放社會、多元創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與這種情況相適應的普遍的社會規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烏托邦的“大公無私”，也不是那種畫地為牢的鄉野習俗，而是具有對所有主體普遍適用性、在國內甚至世界范圍內具有統一性和在人們行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規范。從它的執行角度來看，其毫無疑問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尤其對義務的落實上，但是，這種對于義務的統一的、長期的落實，一旦形成為一種習慣，便可以變化為康德所稱道的人們的內心的道德。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傳統道德。

【參考文獻】

[1]《法經》

[2]《唐律疏議》

[3]《法國新刑法典》

[4]《德國民法典》

[5]《略論西方法學關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中國法院網

[6]《論法律與道德》，劉舒，載《考試周刊》2007年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