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進程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全球化進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正如人們在國際市場經濟中看到的那樣，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內部各階層之間的財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個人與個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在財富和生活機遇方面的不平等性仍將繼續增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經濟全球化并不重視財富分配、就業與發展問題，所以，這樣的經濟全球化越是加速，無論國內還是國際，貧富鴻溝便越加擴大，社會分層越發明顯。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內擴大了貧富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的擴大直接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一國內部的窮人與富人之間，全球范圍的窮人與富人之間在財富分配和生活機會與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在不斷拉大。

南北之間貧富差距的加劇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擴大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可以說，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境遇，無論其是否對全球經濟開放國內市場，結果都將是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結構調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條件惡化、社會不穩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絕滿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國家，則被忽視而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從而最終被驅逐出國際圈”。

隨著發展中國家被世界貿易體系和資本的快速流動逐步邊緣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全球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擴大。“最近9年來，世界174個國家中的前15名與后15名的收入差距從60倍擴大到了74倍，而這種差距在60年代僅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而最窮的1/5人口在這方面所占的份額僅為1%。”全球經濟體系正在被日益劃分為受益于全球化經濟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損失的兩類經濟實體。

為什么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間的貧富差距?這與全球資本流動的本質有關，這也是有關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矛盾所在。根據貨幣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資本應該能夠流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自由流動使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資本自由流動自動地把資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從理論上講，自由的資本市場通過此種方式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利益，因此據稱，商品自由流通和資本自由流動提高了所有參與國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對成本優勢定律沒能給各國帶來什么好處一樣，資本自由流動也未能幫助各國實現‘最佳’投資。最具收益的投資不是給所有人，而只是給投資者帶來利益。”當發達國家企業希望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獲得較高收益時，它們的資金就流向那里。然而這種“更好的”投資是以當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的削減為代價換來的。事實是，通過經濟全球化富裕起來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資本所有者。而受沖擊最大的卻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練工人，他們幾乎將被全球市場無情地排斥。

發達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二戰結束后30年之內逐步形成的勞資妥協的社會契約。從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開始將自己從社會關注中分離出來，這種變化標志著一種令人吃驚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種過度剝削的狀態。“就象19世紀一樣，失業和貧窮重新出現，并且成為社會的結構特征；社會不穩定和社會排斥每天都在增長；資本收入在上升，而勞動收入在下降”。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是“資本勝利的時代”，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隨著以往進步的社會政策的失敗和工會力量的衰落而進一步加劇，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逐步加劇(參見表1)，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而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原因有：經濟全球化刺激了技術的進步，而技術的增殖增加了經理層和高技術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溢價，加大了與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美國國內的低技能工人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削弱了美國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工人的議價能力。

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收入分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于他們的相對和絕對收入水平，同樣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對于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

表1英國勞動力兩端的收入分配(%，占整個勞動力市場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資料來源：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1999)CountryProfile:UnitedStatesofAmerican,1999-2000,p.26.

為了說明經濟全球化及其主導思想新自由主義對于收入分配的具體影響，可以采用一種二元的方法論：一方面利用經濟理論來推論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回顧新自由主義進程開始加速以來收入分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

在全球范圍內和大多數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資本、土地和技術；而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擁有較多的勞動力。“如果某種社會變化導致了對于資本、技術等報酬的提高，這將會增加這些資產在不同家庭之間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種變化導致了對于勞動力報酬的提高，或減少了財產的集中度，則將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趨于平等。”

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影響收入分配，如國家調控主義者的政府政策，通過影響匯率，實施進口限制，調控利率、工資率、要素流動等，往往使要素的報酬無法像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環境中那樣反映要素的稟賦。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松或取消了這些限制，于是產生了一種更接近于自由市場自發狀態的形勢。

在工業發達國家，二戰后廣泛實施的以上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對于富裕階層的報酬，從而提高了對于那些擁有的資源主要是勞動力的階層的報酬；對于商品和勞務流動的限制也提高了對于非熟練工人的報酬，保護他們免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在發達國家中對于資本流動的限制也傾向于降低資本的利息率和利潤率。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這些限制逐漸放松或被取消，其結果勢必會破壞原有的收入分配狀況，使之日益不平等。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都發生了變化，并完全扭轉了二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變得日益平等的趨勢。在許多經合組織國家，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發生在美國，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漸下降的趨勢又開始逆轉，而在英國，維持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接近穩定狀態的收入分散的狀況正逐漸讓位于一種收入分配急劇集中的狀況。”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貧富分化的加劇可以通過許多標準來加以驗證，基尼系數是一個用來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標。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上升了。以英國為例，“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測量貧富差距，人們還常常用另一種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將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層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別是比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們占有總收入比例的差距。從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經合組織國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與處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間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間從4.5上升到5.5；在美國，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這一比率在1967年為7倍；在英國，這一比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會中這種勞資妥協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與社會的分離，意味著“全球化正在導致一種沙漏社會模式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里，大部分人都將掉入社會底層。”越來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凝聚力瓦解。發展中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只有新的經理和領導精英才從這種發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規模貧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規模貧困中創造出幾個富裕的小島罷了。”

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普遍影響適用于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影響都有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傾向。經濟全球化刺激了資本流動性的加大，許多研究表明，外國資本的滲透往往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國資本的進入和滲透在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階層，他們管理著這些投資并且擴張著非正式的經濟部門，而由這些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往往是相對低工資的工作崗位，由此扭曲了東道國的階級結構。可以看到，當前國際市場的發展正日趨迎合經理階層、職業白領和高技術工人，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國際資本的進入，這些群體的收入也大幅增長，并逐漸拉大與國內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別。第二，由這些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往往回流出東道國，而不是再投資于東道國，這抑制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資本積累和形成。第三，東道國為了迎合外國資本，往往營造出更受國外資本青睞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限制了國內勞工獲得較高工資的能力。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和其所引領的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根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類型而有所變化，一般可以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種經濟類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生產國，許多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初級農產晶或礦產品的出口國，大多數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國家；許多拉美國家屬于這一類型。在以上三種經濟類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對于進口替代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大。在許多進口替代型的產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很可能會導致工資和就業崗位的減少，這對于城市就業機會和收入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城市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將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義對于拉美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沖擊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在這一地區也最為明顯。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相繼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自由化改革期間，墨西哥社會的家庭總計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長發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19緩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躍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在墨西哥，導致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急劇變化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動的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解釋也支持了以下這樣一種觀點：即從一個發達工業國家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在這個例子中分別指美國和墨西哥)，同樣降低了這兩個國家中的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

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和減少對產業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國政府都設法削弱工會的權力，勞方在與雇主談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國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也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數勞動者的命運注定是低工資或長期失業，由此導致拉美地區的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債務危機發生后，窮人和就業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數拉美國家人口的30%-50%。”與此同時，拉美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也在加劇，“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國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貧富收入之比為1：8，1991年為1：16，1997年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問題的出現與解決的思路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在那些能夠從全球化經濟中受益的人與不能從中受益的人之間，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帶給其風險的人與那些不能分散其風險的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潛在的沖突根源。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居民分化為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有些人以全球為家，而另一些人則被束縛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為家的權力精英們“憑借著極其尖端的信息技術、空中旅行和多處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來往和溝通。”這一部分國際性流動群體很大程度上“已經割斷了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變得無拘無束”，而“通過減少對國際性流動性群體的約束，全球化會使團結社會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劇社會的分裂”。喬治·卡斯特尼德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墨西哥社會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認為，“一條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會的裂縫正在形成。這種分裂把與美國經濟接近的墨西哥人與那些不與美國經濟接近的人分開……將那些即使沒有處在墨西哥社會的邊緣，但處于全球性資本、商品和服務流動邊緣的人，與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動的人相區分。”

經濟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時又使一個民族國家政府在使用調控手段縮小貧富分化、減小財富分配不平等時面臨著新的挑戰。傳統上，一個國家往往通過再分配機制來縮小其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減小經濟不平等以及相關的社會不平等。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轉移支付，轉移支付是為那些貧困人口或者近期沒有得到工作機會的人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轉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轉移支付的費用主要來自國家的稅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在“經濟基地”的競爭中為了獲得資本的青睞，往往采取減稅政策。而另一方面，資本流動性的增強，也使得它逃稅的能力增強，“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侵蝕了一部分重要稅費”。國家對資本的征稅越來越困難，以德國為例，“1986-1996年德國對資本收入實際征收的稅從24%下降到了15%”。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國家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紛紛采取緊縮政策，這使得用于向貧困人群提供保障和無償或廉價公共服務的公共開支在逐漸縮減-，社會福利的標準在不斷降低，勞工所承擔的社會保險計劃的稅收負擔不斷加重。“甚至在美國，全球化的壓力也促使其減少社會保障方面的賦稅和轉移支付份額一這些措施本來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對此，丹尼·羅德瑞克經過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會計劃中支出資源的能力；使得對資本征稅更加困難；而勞工所負擔的稅收的份額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難于提供社會保障——而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在縮小社會貧富分化、減小社會不平等方面的調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導的勞資妥協、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局面是在國家的調控干預下實現的，但現在，這種妥協正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擺脫這種調控國家的干預而受到破壞，而這正在嚴重削弱著社會凝聚力。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不能為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容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對此，不同的學者開出了各自的藥方，以緩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狀況。

威廉·K.塔布疾呼，決不允許以“全球化”的名義剝奪人們的權利，“要用控制資本并使經濟服務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諸如競爭、自由市場，以及所謂的全球化的要求之類的意識形態構想對抗，而不是承認勞動人民應當持續充當這類意識形態構想的犧牲品。”

篇2

  一  市場經濟與國家職能的矛盾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市場經濟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國家職能，即國家對經濟管理的職能。而國家對經濟管理的職能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利益，是國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決定了國家職能是不能被市場經濟完全超越的，這對矛盾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基本矛盾，影響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市場經濟和國家職能的矛盾自它們誕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眾所周知，私有制的產生不僅導致了商品和市場經濟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為管理市場經濟的機構——國家。國家在推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發展中曾經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促進作用。但是，市場經濟崇拜自發力量，經濟全球化也要求自由與平等，而國家職能決定了國家的管理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市場經濟這種本性的束縛，只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管理所起的推動作用大大超過了其隱含的制約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在國家管理下緩慢發展。但是，它們的矛盾隨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變得日益尖銳。跨越國界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隨之激化，市場經濟要求跨越國界，國家職能決定了主權國家不愿放棄管理市場經濟的權力，即不愿放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注：許多國家雖然讓渡了部分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但這與經濟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遠。）從法理上講，國家并沒有權力將經濟主權轉移或讓渡。經濟是基礎，經濟主權是至關重要的主權，是全體人民賦予政府的神圣權力，是用來造福于全體人民的。這就形成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二  貿易保護主義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經濟全球化的定義雖然有很多，但基本內容卻大致相同，那就是資本、貿易、生產過程在世界范圍的自由流動，這就要求自由貿易成為現實。然而，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嚴重。

新的貿易保護主要不是靠關稅，而是靠非關稅壁壘、匯率戰和組建區域性經濟集團。以美國為例，其非關稅措施種類繁多，設置精巧，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屬于直接扭曲貿易流量的措施，如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等；另一類是屬于間接扭曲貿易流量的措施，如廣告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等級、衛生標準等。在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涌動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發了美歐之間的香蕉大戰和牛肉大戰，這標志著貿易保護主義躍上了新高度。西雅圖會議的失敗是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表現。因此，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受到了嚴重挑戰。

貿易保護主義與反全球化之間有著天然聯系。主張全球化的輿論認為，民族國家已經過時，國家不再應該、也不再有能力承擔經濟生活調節者的角色，各國調節經濟的主權應該移交給國際經濟組織。它們聲稱，這種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不可避免。隨著這種趨勢和跨國公民對外投資的增加，東道國就能增加就業，提高技術水平。然而，事實恰恰與之相反。

在美國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國的壓力，開放了金融市場，被迫同意匯率大幅度升值，結果淪入長期蕭條；東南亞響應美國的號召，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結果一場金融風暴導致銀行、大企業紛紛倒閉，美歐財團乘勢收購，國家經濟主權喪失殆盡，幾十年奮斗成果付之東流；俄羅斯實施了美國設計的休克療法，想和全球化接軌，結果陷入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和政治動蕩，其經濟結構從技術型轉為資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當人們呼喚全球化、譴責貿易保護主義時，卻沒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進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使貿易保護主義一浪高過一浪，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絆腳石。

  三  政治因素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當今世界雖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各國的聯系不斷加強，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經濟交往中，常常摻和著政治因素。

冷戰結束前，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世界經濟客觀上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發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場。冷戰結束后，這種平行關系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但在內容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使世界經濟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跨越一個又一個政治壁壘。

以中美經濟貿易關系為例，眾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兩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彼此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貿易額逐年遞增，但同時又是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在經濟領域雖然有許多共同利益，但美國在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時，往往附帶許多政治條件，如對于所謂“人權”、“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資本優勢達到奴役中國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機事件處理上，美國一批國會議員又企圖用取消2000年通過的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和阻止中國“入世”迫使中國讓步。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經濟關系常常受政治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得不考慮政治因素的制約。

  四  經濟體制問題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完全開放國內市場，拆除各種貿易壁壘和障礙，市場規律成為經濟活動的準則。然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國內經濟狀況使經濟全球化的實現未必盡如人意。

開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夠受益于經濟全球化，兩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關系，其中涉及國內的經濟體制問題。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各項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的能力越強；相反，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的能力就越低。當前，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經濟體制問題，必須慎重對待經濟全球化。盡管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鼓吹開放，認為發展中國家越開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經濟全球化中，才能解決國內存在的經濟體制問題。但是，在某些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如果造成金融開放早熟，而國內的銀行、政府、企業的問題又沒有解決，開放就可能成為掩蓋國內矛盾的一種方式。如在泰國和韓國，當國際游資進入這些國家市場后造成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表面繁榮，但隱藏在背后的巨大風險導致了后來的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影響，使不少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認識到國內經濟體制健全是開放的關鍵；而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五  文化差異矛盾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經濟全球化實質上是一種跨文化行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著不同的民族心理和價值觀念，各國之間文化差異導致的矛盾對經濟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約。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載體，伴隨著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投資、生產和經營，發展中國家在文化上漸漸喪失了本身的個性。“今天，全球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之間的緊張關系。”面對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強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個性，避免被文化霸權吞噬，已經是一個關系到民族國家生存的重大問題。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文化滲透，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脅，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國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節（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為情人節。）之日，爆發了大規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蝕活動。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麥當勞在印度的經營，以保護本國文化。

由此可見，悠久的歷史和寶貴的文化是一國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滲透與反滲透必然會影響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六  經濟全球化本身條件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是信息化——各國的交往頻繁、方便，世界變成“地球村”；市場化——世界市場統一，各種人為的阻礙、分割被打破，各種類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普遍以市場為導向；自由化——各種壁壘拆除，經濟開放，商品、資本、勞動力的國際流動暢通。

市場化、自由化的實現，如前所述，受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政治、經濟體制、文化因素的制約。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的興建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不是難事，但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則面臨著資金和技術的挑戰。

興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需要龐大資金，資金從何而來，成為不發達國家改造落后基礎設施的最大障礙。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宣布，它將在非洲建立第一個大功率海底光纖數字網絡，全長35萬千米，通過41個非洲國家等。功率為每秒25億比特，（注：bite為字節單位，一個字節為一個比特。）安裝費用將近20億美元。美國公司提供一部分資金，另一部分資金需由非洲國家自己籌劃，而且非洲國家還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資金。這對非洲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興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還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發達國家有很多還是農業國家，工業不發達，讓它們短時期里培養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電子計算機的人才，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對于部分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來說，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在相當長時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  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法規和規則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蓋著事實上的不平等。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所制定的國際經濟法規和規則，往往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由于這些法規和規則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條件為依據的，執行它們，對于經濟文化落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和民族經濟勢必造成沖擊，使其國家作用減弱，甚至犧牲部分經濟自主權與決策權。而且，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一方面要求發展中國家大幅度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不想接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西雅圖會議上，美國堅持把勞工標準（注：美國以保護勞動者權益和環境的名義，要求各貿易國達到勞工和環境標準，否則就可以拒絕其產品出口。）與貿易制裁掛鉤，就是為了抵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防止本國紡織、鋼鐵等傳統工業受到沖擊，增加失業人口，影響社會穩定。

  八  經濟差距和發展空間的矛盾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增長，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和環境糾紛日益增多。由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低，環保標準不嚴格，執法力度不夠，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優勢，而由此造成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隨著這類產品生產和出口的增加，發達國家的同類產品所承受的壓力增大，從而使它們的企業利潤銳減，甚至難以為繼，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術工人的失業和工資下降。這一結果意味著今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摩擦將會不斷增多。

此外，在知識產權、服務貿易等領域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也存在著較大的矛盾沖突。西方發達國家及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服務業產值和就業量，目前均已超過了工農業產值和就業量的總和，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形之下則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發達國家千方百計地要求擴大服務貿易的國際市場，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要保護國內幼稚服務業的發展，想方設法阻止國外服務業的大量輸入。

實質上，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是，它們脆弱的新興民族工業根本經不住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沖擊。例如，在中國加入WTO問題上，一些發達國家較少顧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新興工業的脆弱地位，堅持讓中國在短時間內大幅度降低關稅，這顯然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來，存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發達國家不愿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適當的經濟技術援助和優惠政策，是它們之間產生分歧和對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們難以全面推進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  國際債務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國際債務關系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掣肘經濟全球化的重大障礙。債務關系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世界經濟關系中較為引人注目的一個問題。它不僅關系到發展中國家自身經濟的發展，也關系到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額相對減少。目前，對外直接投資和接受外國投資已幾乎成為歐洲、美國、日本以及少數發達國家的專門領域，它們不僅是大量投資的主要來源，而且還是外資的接受國。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國投資只有不到20%（注：數字來源：《國際經貿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發展中國家，非洲和大多數南美洲國家吸引外資能力下降特別明顯。東亞和南美一些國家一度是發達國家投資者的目標。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后，向東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在減少。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從絕對額來看，確實已經增長，但與世界直接投資總額相比，其絕對數和增長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調動資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舉債投資。這一手段雖然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但操作不好就會加劇當代國際債務關系的復雜程度。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難以融合及世界經濟的不均衡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與債務關系這一經濟機制的畸形運作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這種國際債務關系的存在和由此引發的經濟水平差異和發展不平衡，嚴重阻礙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十  區域經濟集團化對經濟全球化的制約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區域經濟集團化。經濟一體化和集團化的形成把世界經濟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并且，在這種新格局下運作的國際貿易同樣顯示出時代的新特征，即貿易保護的區域化。

經濟集團化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形成區域經濟的共同市場。這種共同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組織。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發達國家而言，它們的經濟區域集團化組織，對內雖是開放、自由和協調的，而對外卻帶有不同程度的封閉性；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為了維護民族利益，促進經濟發展，它們積極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場，在內部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則采取貿易保護措施。這表明在當代國際經濟生活中，各國都意識到為了自己的利益，決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鎖和排他的色彩。

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排他性說明了區域化貿易保護存在的必要性。現存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在世界經濟貿易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必將奉行不同的方針、政策和措施。通常是，發達國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經濟實力和優越的貿易條件，強調貿易自由化和更開放的貿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經貿活動時，則每每設置一些非關稅壁壘或其他保護措施。至于發展中國家，以其經濟實力脆弱和貿易條件惡劣為由，則往往采取內外有別的政策。對內強調自由、開放、合作、協調，對外則運用干預、閉關、抵制和保護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區域集團化組織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也無論其范圍大小還是其發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著區域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區域經濟集團化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構建區域經濟結構，形成區域經濟體系，實現區域經濟分工，達到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從而獲得區域經濟效益。在這種情況下，區域內成員國家間的交換就變成了一種內部交換，而與區域外部的交換則受到內部交換的制約。如果與外部交換不能實現區域經濟效益，則這種交換就將受到抑制和排斥。從世界經濟貿易演進的過程來看，歐共體與美國、歐共體與日本之間存在的長期、尖銳、激烈的貿易摩擦以及各集團所采取的各種排他性的貿易壁壘足以證明這一點。

伴隨著經濟集團化而出現的區域貿易保護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國對外貿易額增長的不穩定和不均衡。發達國家仍居世界貿易之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論是通過增加它們同工業國家的貿易，還是擴大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都沒有能夠加強其在世界貿易中的相對地位。只有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能夠跟上世界貿易的發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許多國家由于受歐洲聯盟區域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已在制成品和服務貿易中處于絕對不利的地位。由此看來，區域經濟集團化的進一步發展，只能使區域貿易保護化更加嚴重，而由此所導致的世界經濟貿易不平衡進一步加劇。這對于經濟全球化進程顯然有很強的制約力。

綜上所述，世界經濟發展越來越顯示出了全球縱橫聯系的特點，但由于諸多矛盾和制約因素的存在，經濟全球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充分認識到這些矛盾，不可操之過急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

［收稿日期：2002-01-30］

［修回日期：2002-04-10］

【參考文獻】

1.宋法棠：《走進全球經濟》，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

2.張碧瓊：《經濟全球化：風險與控制》，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

3.劉力、章彰：《經濟全球化：福兮？禍兮》，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

4.王列、楊雪冬：《全球化與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5.王寧、薛曉源：《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6.李琮：《經濟全球化潮流中的發展中國家》，載《世界經濟》，1997年，第7期。

7.柯居韓：《經濟全球化趨勢及其影響》，載《世界發展研究》，1997年第2期。

8.李長久：《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載《經濟參考報》，1998年9月3日。

9.高德步：《世界經濟：全球化還是民族化》，載《沿海新潮》，1997年2期。

10.易小準、唐小兵：《貿易自由的挑戰》，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11.［美］丹尼·羅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2.唐任伍：《“全球一體化”的神話，發展中國家的陷阱》，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12期。

篇3

[論文摘要]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 中，國家經濟主權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從經濟全球化對國 家經濟主權造 成沖擊 的因素，入手進行分析，并通過對在經濟全球 化進程中出現的國 家經 濟主權理論 進行剖析得出了國家經濟主權 的 讓渡 論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結論，進而指出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經濟主權實現的途徑。

引 言

當歷史的車輪行進到20世紀的最后十年 ，整個世界呈現出一個不可阻擋的全球化發展的新態勢。而在幾乎所有領域的全球化進程中，毋庸置疑，經濟全球化始終走在最前面，它在成為其他領域全球化基礎的同時對主權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法律等諸多領域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使各主權國家在相關領 域的依賴度越來越大，而各主權國家間用以實現諸如環境、經濟、懲治犯罪等方面的國際合作的方式無論是加入各種國際組織還是締結各種國際條約，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授權于國際組織 以相關權力，或者相應的通過對國際條約的轉化或采納制約自身權力的行使。由此，傳統意義上被認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棄或絕對不可侵犯的國家經濟主權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而這是否意味著國家經濟主權的侵蝕或衰弱?發展中國家在面對經 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時應當如何看待國家經濟主權?這使得我們有必要在經濟 全球化的熱潮中冷靜下來重新審視國家經濟主權。

一、 經濟全球化對國家經 濟主權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種趨 勢，從經濟學角度看，它主要涵蓋貿易 、金融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等幾個重要方面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為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貿易的自由化、勞動力的自由跨境流動以及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比進而實現 國際經濟體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體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國家的政府放寬或解除在國家間經濟交流上的種種限制，這就使各民族 國家的國家經濟主權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沖擊和挑戰，這主要體現在以下 三個方面 。

(一)國際組織對國家經濟主權的影響日益增大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各種世界性、區域性經濟組織大量涌現 ，據不完全統計 ，全球范 圍 內建立 的 國際經 濟組織 多達 109個 ，包括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 、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等一系列對 國家 經濟 主權 有 重要影 響 的 國際經濟 組織 。一些綜合 實力較弱 的國家(尤其是要加入 這些組織或 者是 向這些組織尋求幫助的發展 中 國家)由于在 資金、技 術等方 面對擁有雄厚實力的國際組織具 有一定的依 賴性 ，而且 近些年來某些 國際經濟組織 已逐 步帶上 了國 際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職權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國家的經濟 主權 。此外 ，一些區域性經濟組 織如歐 洲聯盟 、東 南亞 國家 聯盟 、北 美 自由貿易區等也都以部 分經濟 管理職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圍內“攫取”了原屬于國家經濟主權的部分權力 。

(二)跨 國公司及其經濟擴張對國家經濟主權的沖擊

正如美 國學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對 民族 經濟 主權 具有巨大威脅性和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來說 ，沒有哪個組織比跨國公司更為有利了。跨 國公 司對主權 國家 ，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 的沖擊不容忽視 ，主要體現 在如下 幾個方面 ：第一 ，跨 國公司執行全球生 產戰略 ，往往視 國家 經濟主權為其障礙 ，因此其超 越國界 的經濟 活動總是力 圖逃避 國家根據主權原則對其進行 的監督 ，從而模 糊了 國家 的管轄權 也沖擊了國家的經濟主權 。第二 ，跨 國公 司腐蝕政府 官員 的非法活動，使國家在經濟方面的行政決策權和國家最高權威面臨挑戰。第 三 ，跨 國公 司在金 融市場利用 轉移價格而逃避轉移利潤、通過買賣股票和證 券等 逃 避外 匯管制 、利 用 國與 國之間的匯率差價把資金調入調出等等的投機行為，直接影響主權國家的貨幣財政政策 。

(三)非政府組織對 國家經濟主權的影響

首先 ，從國內的 角度 看 ，隨著非 政府組 織 涉足領 域逐漸增多 ，作為獨立于政 府 的組織 ，它越來 越體 現公眾 的意志從而得 到越 來越 多的公 眾支持 ，這就無形 中使 政府在經濟領域的管理行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組織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運轉這就需要政府不斷下放 權力于非政府組織 。

其次 ，非政府組織由 于獨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過政府 直接卷入 國際 事務 ，但在很 多 情況下 ，非政府 活 動進一步 打破 了國際關系 中的國家“壟斷”，造成“官 、民”之間 的緊張，給國家關系帶來不快甚至沖突。如某些人權組織的活動就是如此。

再次 ，雖然非政府組織 不具 有 國際法 的主體資 格 ，但 他們是當代 國際社會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過 他們 可以聽到民間代表的呼聲，由此使聯合國與其保持著特殊的關系，從而通過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舉辦的重要會議上的發言等對國家經濟主權間接產生影 響，并且其 在聯 合 國的作用和地位已從經濟和社會領域逐漸擴大至其他領域。

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國家經濟主權理論及剖析

經 濟全球化在許 多方 面都 對 國家 主權構成 了一定的 沖擊 ，這是不容否認 的客觀 事實 。但 在經 濟全球 化進程 中，對于國家經 濟主權的 理論 主張 ，學 者們 出現 了不同 的聲 音 ，歸結而言主要有 以下幾種 。

(一)國家經濟主權“銷蝕論”

持這 種觀點的學者認為 ，經濟全球化 的發展促使 了許多國家在制定經 濟制度 、貿 易規 則方 面趨 于相 同或者是類 似 ，特別是在嚴格按照 WTO、世 界銀 行等 國際組 織規則進 行交易 的時候更是強化 了統 一的規則和制 度 ，這 樣從 客觀上會使國家在非 自覺 、無意 識 的情況 下做 出一些 行為 ，而導致 國家經濟主權遭受“銷蝕”。

盡管經濟全球化會對 主權國家 的法律帶來一定 的沖擊 ，但“國際法律制度走向一體化”的提法從根本上說是不科的，“如果說 國際法律一體化成為可能 的話 ，那 也只能是純代表極少數 國家意 志 的法 律 ，國 際經 濟法 此 時也就 失去‘國際’這一獨 特的 法律 屬性 了；國際社 會 也就 不能 再稱‘國際社會’了，而且從部分經濟主權由民族國家 向國經濟組織讓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單個民族國家而言，這無是國家 主權 的銷蝕 ，但如 果從所 有 民族 國家 的整體來 看 ，種主權讓渡的結果是 ，共 同讓 渡，共 同享有 ，國家 主權并沒銷蝕 。從部分經濟主權 由政 府 向本 國企 業或 非政府 主體讓渡 的角度看 ，即表現為本 國企業或 非政府 主體 對政府 主事務的干預 ，其實質是 國家經濟主權在 民族 國家 內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獨尊”轉 變為政府 和非政府 主體 的權。則從單個民族國家的整體而言。并沒有發生國家經濟權的銷蝕 。[6]

(二)國家經濟主權“模糊論”

這種理論反對傳統意義上國際法 和國家關 系理論 ，認在經濟全球化下，國家將不再是基本的主體。經濟一體化致了各國政府沒有 能力獨 立地 對本 國 的經 濟進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在給各國經濟帶發展的同時也迫使政府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 ，從而 限制了最終模糊國家經濟主權。

事 實表明，主權國家并不是 完全被動 的卷人經 濟國際進程 。經濟國際化與主權國家之間有著 復雜的互動關系 ，家不會讓經濟國際化扮演終結國家及其 主權的角色 ，國家會做出適應性的反應。他們主動進行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強化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有效干預 ，積極參與國際協調和 國際機制 的建立 。調整運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國際條件，千方百計為本國的經濟發展和 國際競爭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換言 之面對經濟 國際化 的挑 戰 ，國家會 奮 起做 出各種 適應 性調 整把挑戰視為機遇 ，變壓力 為動力 ，其結果 往往 是增 強了綜 合國力和國家行使主權的能力。

(三)國家經濟主權“廢棄論”

以美 國國際法 著名 學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為 首 的 學者 認為，[8]隨著“全球化”、“一體化”等詞匯的高頻率的出現，國家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在經濟全球化 的普及 和擴展下 ，與其相關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領域也 應 當 同步實行 全球化 和體化 ，這是 一種 不 為人 意 志所 轉移 的 客觀 規律 和 客觀 趨勢 。突破原 有的國際法體系 。廢除 國家 主權 是充分表達 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重大變革。國際組織的發展和壯大正是可以推翻國家主權原則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據 。

經濟全球化盡管對國家經濟主權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是，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它不可能導致國家 主權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全球化就現實的經濟和技術條件而言還必須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企圖以所謂的“世界政府”來取代各獨立的民族國家政府如同南柯一夢，是不可能實現的。對于這一點 。米夏埃爾 ·齊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學者 已經作 了專門的論述 ，這里 不再 進行 論述 。由此 ，廢除 國家 主權 失去了其在 理論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難 逃 為發 達 國家插 手 別 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事 務而 削弱 別 國主權進 行開 脫的嫌疑 了。

(四)國家經濟主權“讓渡論”

該主張為歐盟成員 國所提倡 ，他們堅持 歐盟是一個具 有超國家性質的 國際組 織 ，隨著 經濟 全球化 的發展 ，為 了全局利益 ，讓渡部分 國家 主權并 不會 損 害主權 的完 整性 ，其結 果會形 成歐洲統 一市 場、統一貨 幣和歐洲大經 濟區 。歐洲 一體化的實踐表 明國家 主權是可分 的 ，這樣 對于增強 歐盟 的總 體實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發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見 ，該理 論是 歐盟 的形式視為 國家經濟 主權讓渡 的理想化狀態 。雖然 國際社會至今 尚未就此觀點 達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國際法上和實踐中的合理性。

就國家經濟主權的讓渡論來說，其理論基礎就是承認主權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權是否可分 ，一直以來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 之一 ，但正如《奧本海 國際法 》所說 的，“看來 比較 可取的意見是 ，堅持切 合實 際 的認 為主權 是 可分的 ，盡管這 種意見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權的讓 渡不同 于 主權 的割 讓 ，而 是 國家 問 的主權 共享 。“主權讓渡是 為了解 決 國際組織 的授權 問題 而產生 的概念，即成員國轉讓部分主權的形式權力并 由一個共同的組織來行使。這 種部分主權實行成員 國共享的方 式 ，說 到底主權的所有仍然是 國家的 ，所 以，讓 渡不是 割讓 。只要國家是自愿加人 國際組 織并保 留退 出的權 利 ．主權 國家所 有的底線就不可能突破 ，因為 國家在理論 上有 可 以收回讓渡 的主權 的權利 。至于在實踐 中權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問題 ，關鍵還在于 國家 的戰略選擇和權力 行使 ，因為主權讓渡 和受限也是 主權 國家行使 主權 的結果 。

至于國家經濟主權的讓鍍是否導致了如有些學者聲稱的國家經 濟主權弱化 的結 果 ，筆 者認為 ，國家經 濟 主權 的讓渡是 國家基于 自身某種利益 的考慮 所做 出 自主意識 的選 擇從 而在新 的國際環境下更好地維護 和獲取 國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國家主權被弱化的表現，國家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其自主性。即便歐盟這 樣 高度 一體 化的 區域 聯盟 的結成 也是從屬于 國家利益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實 上 ，正是 主權國家本身推動 了全球化不斷地 向縱深 發展 。就 國際 社會整體而 言國家通過參 與經濟全球化 ，對機 制化組織適度 地讓渡一部分主權 ，恰恰是一 國權 力的延伸 、變通 和擴展 ，是對 國家利益的拓展。

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經濟主權的實現

經濟全球化對 于廣大發展 中國家 來說 ，無 異 于一 把“雙刃劍”。在為發展 中國家 帶來 追 趕上 發達 國家的新 機遇 ，促進其經濟發展 的同時 ，也不 可避免地對 發展 中國家 的經 濟主權提 出新 的挑 戰。面對這種形勢 ，發展 中國家應 當如何對待國家經濟主權 ?如 何協調處 理 國家經 濟 主權 與加強 國際相互合 作的關系?這些 都是當前 擺 在發展 中國家面前 的重要課題。我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同時，堅持和發展國家經濟主權

經濟主權能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擺脫不發達 的銳 利武器 。一 國的經 濟主權需要維護 ，而其經濟也 必 須發展 ，兩 者不 可偏 廢 。因此 如何處 理好經濟主權和經 濟安全 就成 為發 展 中 國家必須認 真思 考的戰略問題 。筆者認 為 ，發展 中國家在 理解 經 濟主權 時 ，應將其理解為各種“權 利”的具體 體現 ，而避 免理解 為純粹 的、抽象的國家“權力 ”。它的 實現體 現 為 國家 所行 使 的各項 具體經濟權利 ．這些 國家經濟主權權利 可以分 為核心經 濟主權權利和可讓 渡的經濟 主權 權利 。核心 經濟 主權 權利要 始終 不渝 的予 以堅持 ；而對 于那 些可以讓渡 的經濟 主權權利則可 以發展的觀點來對待，只要在符合本國及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適量開放。

(二)積極參與制定經濟全球化的新規則，促進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形成

歷史和現實表明。發達國家在過去、現在 以及將 來都不會自動放棄經濟霸權、主導權和控制權，不會善意地主動讓發展 中國家享有國際經濟事務 的參與和決策權，尤其是在國際投資領域中國際立法不平衡趨勢甚為明顯，如TRIMS取消了發展 中國家用以對付限制性商業慣例的手段，而約束限制性商業管理的國際規范卻未能出臺；發達國家竭力將勞工標準納入多邊貿易體系，但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流動問題卻采取回避態度。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想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被動的接受游戲規則，就應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系規則的制定過程；在致力于創建一個既能適應全面的國際市場競爭，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經濟安全的現實主義的國內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時 ，促進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僅僅體現西方的價值理念，同時也使得發展中國家 的利益得到應有的尊重 和照顧使得全世界各國均得以充分的進步和發展 。

注釋

[1]胡聯合。胡銘．《試析經濟全球化對國家主權安全的主要挑戰》．載《理論學刊》。1999年第 l期 ，第 36頁

[2]彭澎．《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1，第114頁

[3]程唬。《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比較分析》．清 華大學 出版社 ，2003，第 240頁

[4]參見 Lillieh．R．(ed)．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Charlottesvm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073，P．197

[5]慕亞平．《和平、發展與變革中的國際法問題》．法律出版社，2003，第336頁

[6]參見劉力．《經濟全球化與新主權觀》．載劉德喜主編．《WTO與 國家主權》．人民 出版社，2003，第 133頁

[7]肖佳靈．《國家主權論》．時事出版社，2003，第 411頁

[8]參見 Louis Henkin，”The Mythology of Sovereignty”，Newsletter，Am 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M arch— M ay，1993，P．1-2

[9]參見[德 ]米夏埃爾·齊 恩．《黑 、紅 、綠 、棕 ：對 非民族國家化的反應方式 》．載 [德]烏·貝克等著．《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第162—171頁

[英]克里斯 ·哈曼．《全球化——一種新正統觀念的批判》．載王列等編譯．《全球化與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l998，第l94一l80頁

[10]參見 Lillich，R．(ed)，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and the United Nation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 of Virginia，1073，1198

[11]參見慕亞平。《和平、發展與變革中的國際法問題》．法律出版社2003第328頁

[12][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 )．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第94頁

[13]劉杰．《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機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第4頁

[14]參見曾令良．《論冷戰后時代的國家主權》．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 1期，第115頁

篇4

今天，跨國公司被譽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了至為重要的角色。跨國公司通過國際投資行為依其價值鏈增值的方向進行全球區位的選擇以構筑起一體化的國際生產體系，促進了資本、人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合理流動和配置，突破了國際貿易加強世界經濟聯系的傳統構架，使整個世界在日益緊密的聯系中走向進步和繁榮。

經濟全球化是指各國的經濟活動突破一國國界，突破地域和社會的限制，依靠技術轉移、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等手段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和聯系的全球范圍的經濟整體，是商品、技術、信息、服務、貨幣、人員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流動。經濟全球化的特征是當代世界經濟、社會聯系方式的多樣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而跨國公司則是推進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基礎。它作為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產物，其迅速發展推動了生產、資本、貿易和技術的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的細化以及經濟全球化在投資、貿易、金融、技術開發等方面的發展，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以及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跨國公司的發展加速了生產的全球化

生產全球化不僅表現在把整個世界作為經營決策的對象、生產和銷售面向國際市場，從而使得資源配置在一定程度內能夠優化；同時還表現在通過將某產品的生產過程分散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子公司去完成，組成跨國界的生產線，合理安排子公司的各項日常活動，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成本，取得規模經濟，進而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升。

從世界經濟總體看，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行為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與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相關數據表明，世界GDP的增加與FDI存量的增加成正比。就局部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增長而言，跨國公司的作用更加突出。

二、跨國公司的發展促進了資本的全球化

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行為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也促進了國際資本一體化的趨勢。由于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對資金需求越來越高，跨國公司為減少資金融通成本，日益采取靈活多樣的融資方式。跨國公司已改變了主要依靠自有和自我積累的產業資本進行投資的傳統做法，而越來越多地依賴金融資本進行國際投資。跨國銀行等國際性金融機構不僅解決了跨國公司的全球性資金融通問題，同時也促進了自身經營網絡的全球化發展。

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行為還增強了各個證券市場的聯系，進一步促進了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跨國公司利用其廣布全球的子公司在世界各個證券市場上進行融資活動，再通過其內部網絡，達到資本國際流動的目的。同時，跨國公司也越來越傾向于通過購并這一國際投資形式來加強、鞏固自己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而購并常以換股的形式來實現，因而使得各國證券市場的關聯度增強。總之，跨國公司日益靈活多樣的資本運作將給國際金融的發展注入不竭的動力。

三、跨國公司的發展推動了貿易的發展

許多的跨國公司特別是制造業跨國公司經營都經歷了從國際貿易向國際直接投資演變的線性次序，依據這種傳統的線性觀點，跨國公司對外投資通常被視為替代貿易。

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越來越明確，各跨國公司都非常注重公司內貿易。例如，跨國公司母公司和外國子公司的企業內出口占日本總出口的20%多，瑞典是30%多，而公司內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日本是15%左右，美國高達40%多。

篇5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匯率波動；匯率制度選擇；區域貨幣合作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6009203

1 緒論

1.1 匯率波動

國際金融領域中的匯率波動問題一直就是關注的熱點，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投資自由化等的發展，各國之間經濟的相互依賴性變強，貨幣政策間的合作也越來越密切，從而使得匯率波動在國際間可以相互快速傳遞，使得匯率波動更加復雜。

很多因素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匯率水平，這些因素的波動會使匯率產生相應的改變，從而產生相應的匯率波動。如果決定匯率的因素保持不變，那么平均匯率就保持改變，從而不會出現匯率波動。

匯率理論已經說明匯率產生波動的原因如下：匯率理論和分析方法已經日漸成熟，匯率理論通過前期理論和分析方法解釋了匯率的波動性。有種模型叫新聞模型，它認為匯率波動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進行相應的信息預期，它認為預期到的信息是不會產生匯率的變化的，顯然它關注的主要是預期的重要性。新聞模型通過現在或者過去的經濟變量來推測未來的經濟變量，得出如下結論：傳統理論中的經濟變量仍然是匯率的決定性因素，只不過在時間上做了相應的推測。另外跨時分析把時間因素也作為影響匯率的因素之一，該理論也是一種很復雜的多變量理論模型，它認為各個時間的貨幣供給、國際收支等都會影響到匯率。它和新聞模型一樣，核心思想都是通過對加入了對時間因素的研究深入。但是，即使這兩個理論都更加強調時間的重要性，其基本的經濟關系仍然是建立在傳統的經濟理論基礎上。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實際產出和貨幣供給依舊決定著匯率的水平，但都在時間上進行相應的延伸，使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實際產出、貨幣供給都成為影響匯率波動的原因。

1.2 匯率制度選擇

匯率制度的概念：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確定本國匯率水平、匯率變動方式等一系列問題所做的安排和規定。匯率制度的主要內容有：第一、匯率的波動范圍；第二、匯率水平的確定依據；第三、匯率水平維持的措施；第四、匯率水平的調整方法和途徑。并且匯率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變量之一，匯率的相應改變會對整個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匯率制度的選擇一直以來就是各國貨幣當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之一。

匯率制度作為國家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合適的匯率制度可以保證一國的經濟正常增長，所以選一個恰當的匯率制度選擇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國外的成功匯率制度安排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但是以往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匯率制度的選擇是跟特定的國家相關的，是因地制宜的，只有考慮到我們國家匯率制度選的影響因素，我們才可以做出正確的決策。

現在，我們國家的匯率制度仍然有許多問題。第一，人民幣匯率沒有足夠的彈性，從而限制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及獨立性。第二，在外匯定價過程中市場供求關系并沒有突顯出應有的作用，從而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第三，匯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也不是很完善，國內還不發達的金融市場無法提供必要的工具來規避匯率的風險，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匯率改革的道路上進行化解。

1.3 區域貨幣合作

區域貨幣合作是指一定區域內的國家（地區）為建立相對穩定的貨幣區域而進行的貨幣協調與合作，最終組建一個由統一貨幣管理機構發行單一貨幣、執行單一貨幣政策的區域貨幣聯盟，在國際金融權力日益分散、國際貨幣關系日漸區域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各個參與成員國內部貨幣的一體化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前提，這意味著想要想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成員國就必須要舍棄各自的貨幣方案。有學者提出了相互矛盾的三個思想：固定匯率、貨幣方案、金融一體化，他們認為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全部實現，因此他們得到結論：如果想實現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同時得到穩定的匯率水平，各個成員國就必須舍棄貨幣方案的自，實行一致的貨幣方案。在實行貨幣方案統一的過程中，如果有成員國受到不平衡的經濟危機時，主要通過財政方案調整經濟，但是每個成員國的財政方案不能過于片面，需要有統一的財政規則來貫徹，否則統一貨幣方案的基礎就不會牢固，很容易受到動搖。

2 匯率波動與匯率制度選擇的關系

如果貨幣當局要減小匯率的波動幅度，達到穩定的匯率目標，那么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成本，尤其是這幾年的發展，貨幣政策是發達國家的貨幣當局調控國內經濟的主要手段，而且發達國家可以更有效的配置大量閑置的金融資源。這樣，大部分的發達國家，同時使用浮動匯率制度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避免匯率過程穩定帶來的損失成本的重要手段，但是，采用浮動的匯率也需要承擔一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