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哲學是人類對世界的思考和認識，因此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而科學是可重復的客觀規律，因此哲學包括科學。在主觀哲學中，一種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驗證的主觀真理（如果論述所處角度，就成為科學）；另一種是從未驗證，卻認為是對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醫是一種哲學，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思維模式基礎之上具有其獨特的中醫藥理論思維方式的醫學體系。中醫學作為一種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的建構醫學體系，其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原理，即以陰陽、五行、精氣學說為主旨，其核心是陰陽和五行，其中尤以陰陽為所有理論體系構建的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1精氣學說

精氣學說是一種古代哲學關于宇宙生成及發展變化的認知體系，其自身認為：宇宙的本源是精氣，以精氣為介導的宇宙是一個萬物相通的有機整體；作為宇宙萬物之一的人類，其構成亦離不開精氣；精氣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運動不息的精微物質，其自身的運動形式是推動宇宙萬物發生發展與變化的原動力。《周易·系辭上》說:“精氣為物。”認為精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本源。精，又稱精氣，在中國古代哲學認知體系中，一般泛指氣，是一種充塞宇宙之中的無形而運動不息的精微物質，在某些情況下專指氣中的精髓部分，是構成人類的本源。現代唯物主義哲學中物質是世界的根本觀點與精氣學說的物質觀頗為相似。中國古代哲學范疇中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疇是氣，其普遍的范疇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兩漢時期興起的“元氣一元論（又稱“元氣論”)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人認識世界的認識論。

古代哲學精氣學說奠基于先秦、兩漢時期，這一時期正值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時期，因此古代哲學精氣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尤其是中醫學精氣生命論和整體觀的雛形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中醫學的精氣學說是闡釋人體內精與氣的本質、來源、分布、功能、相互關系，以及與臟腑經絡關系的系統理論。古代哲學精氣學說關于精或氣是宇宙萬物本源的認識，影響到中醫學中便形成精是構成人體生命的本原，氣是人體生命的動力，人體的臟腑形體官竅皆由精化成形，人體的各種機能皆由氣機推動和調控產生運動變化的理論。中醫學的精氣學說融入了古代哲學精氣學說的精髓，將其作為一種思維范式構建其中，與其固有的理論和實踐相融洽，興起了中醫學獨特的精氣生命認知理論。但是古代哲學精氣學說認為，精氣的概念涵蓋了自然、社會、人類的各個層面，自然、社會、人類及其道德精神獲得統一的物質基礎是精氣；宇宙萬物的本原是精氣，精氣充塞宇宙中各個萬物形體之間，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間產生感應。這些深邃的哲學思想滲透到中醫學理論體系中，拔升了中醫學的同源性思維和相互聯系的認知觀，形成了闡述人體自身完整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

2陰陽學說

陰陽學說是闡釋陰陽的定義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并以此闡述宇宙形體物理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一種古代哲學體系，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對立統一理論，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辨證觀念，屬于中國土生土長的唯物論和辨證法的范疇。陰陽，是對自然界相互關聯的某些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屬性的概括。“陰陽者，一分為二也”。陰陽學說認為世界的整體是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的對立統一、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動了世界本身形體的產生，發展和變化。通過中醫學的中國古代哲學基礎的發展研宄及思維模式和方法論的初探，以此來解釋宇宙自然和生命本體事物的發展和變化。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陰陽學說對中醫理論的指導，促使中醫學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思維范式，普遍用來解釋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及病態生命的原因和變化過程，從而更好地診斷和防治疾病，使之成為了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陰陽學說在疾病防治的認識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指導作用。“法于陰陽”，根據四時陰陽的變化情況養生防病；根據病癥的陰陽偏盛、偏衰情況確定治療原則：陰陽偏盛者，損其有余；陰陽偏衰者，補其不足。然后再根據藥物的四氣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陰陽屬性，立法方藥，調整疾病過程中的陰陽失調，使之陰平陽秘，從而達到驅除病邪、恢復正氣的目的。

3五行學說

五行學說是中國古代的系統論，和陰陽學說一樣，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運動和變化形式，從事物的結構元素關系及其運動變化形式，探索和闡釋宇宙物質形體間的運動及動態平衡。五行一詞，首見于《尚書》。《尚書·周書·洪范》曰：“穌埂洪水。淚陳其五行。”文辭對五行的特質從哲學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愛稼墻。”其中的五行，不單單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具體物質元素，而是從中抽象上升為哲學的理性范疇。五行學說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義、特質、生克制化乘侮規律，以此來闡釋宇宙界萬物形體間的發生、發展、變化及相互作用關系的一種古代哲學思想，是屬于中國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論和辨證法范疇。五行學說認為，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物質構成了宇宙間的一切事物，五種物質不斷運動和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動了自然界萬物形體現象的發展變化。

五行學說以五行的特性來闡釋人體臟腑、經絡、形體、官竅和精神情志等諸多功能活動，形成以五臟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統，達成與自然環境相聯系，營造天人一體的五臟系統，憑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規律來分析五臟之間的生理聯系，運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來闡釋五臟病變的相互影響，最終達到診斷和防治疾病的指導作用。因此，五行學說作為中醫學主要的思維范式在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對中醫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中國古代哲學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的基礎上，中醫學繼承和創新的運用醫學理論來闡明人類生命活動和外界環境的關系，解釋了疾病發生、發展及其防治規律，從多方面措施增進健康、延年益壽和提高生產勞動能力等，形成了中醫學獨樹一幟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中醫學的中國古代哲學基礎思想精氣、陰陽、五行學說等，都具有注重宏觀觀察、整體研究、擅長思維哲學、強調功能聯系等四個方面的基本特點。

總之，中醫學是興起于中國古代的一門比較系統的醫學學科，在探索人體生命運動規律時，把中國古代較為先進的哲學理論和醫學理論有機地熔鑄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并拔升至哲學形態。中醫學以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自己的哲學基礎，運用綜合思維方式分析和解決醫學理論和醫療實踐，體現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醫學密切交融的特點。

4中醫學古代哲學基礎的幾點反思

中醫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精氣學說為核心，從《內經》時代以來沒有大的變化。古代較為深邃的哲學思想指導使中醫理論大放異彩，也使中醫滯澀不前。如何在新時代里與時俱進，勤奮、嚴謹地繼承和創新，進一步完善中醫理論是一個刻不容緩的醫學時代命題。

4.1中醫五行學說要實事求是，不應吹毛求疵  為了反擊廢除五行論，近代學者對五行哲學思想進行了新的研究，如從數理思想、非線性動力學、控制論、系統論、耗散結構理論等方面論證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須看到，五行學說在中醫理論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論的意義，它在構建五臟關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沒，對指導臨床用藥亦有積極作用，但其畢竟只是一種研究五臟關系的方法模式，實際上五臟關系遠比五行生克論復雜得多。按數學規律，五臟可發生的兩兩關系有10種，二臟相關關系有10種，四臟相關關系有5種，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論不利于拓展臟腑病機學的理論發展。近人有提出“五臟系統相關”說者，值得參考。

4.2系統論之下亟待完善中醫五行學說  系統論是當代最時髦的哲學話題，五行學說有系統論的雛形，但還不是完整的系統論，只能說是整體論。中醫具有系統整體性思維特點，這一點對比西方還原論有很大的優勢，但也有局限。中醫有徹底的整體論,但在局部和細節問題上常陷入僵局，這是“司外揣內”思維的結果，也是過于偏重整體論的結果。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郎非認為:為了理解一個整體或系統，不僅需要了解其各個部分，而且同樣要了解他們之間的關系，生命是穩態的開放系統。不了解局部，就無法構建完整意義上的系統聯系，因此中醫理論還需在人體內部細節上多作完善,發現新的聯系方式。

4.3中醫學理論要在古代哲學基礎上進行繼承為前提、創新為契機的思想突破  首先，說到中醫理論的突破，必須正視中醫理論體系的傳承誤區。中醫具有注重整體聯系、模糊思維的特點，摒棄煩瑣的求證過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習醫者感悟具體病機、治療原理的解釋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醫重功能不重實體,在認識人體內部細節上要借鑒解剖學的成果。在認識人體方面中醫有必要進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醫理論體系。其次，中醫取象比類的思維模式是一種亟待完善的象數思維體系。因此應適當借鑒實證研宄、實驗研究，以陰陽、五行、精氣學說為核心，建立以藏象為基礎的象數醫學模式，充分運用中醫的意象思維來構建數理之上的直覺品質，使中醫學在古代哲學高屋建瓴的指導下與時俱進,開拓進取，日日為新。再次，拓寬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廣泛的認識論、方法論,加以系統論為借鑒指導，適當借鑒西方還原論的某些方法。但是中醫在以分析思維為模式的五臟整體論方向走的道路與西醫以結構思維模式的還原論是南轅北轍，完全等價勢必水火難容，最終也會殆盡中醫的特色和優勢。

總之，中醫理論的產生、發展是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的，其中儒、釋、道三教的哲學理論對于中醫理論的影響深遠，并伴隨著三家哲學思想內涵的不斷發展而齊頭并進。中醫思維哲學和為醫之道的知識中存在著大量的隱性知識,這些隱性知識如浩瀚星河，可能與人類認知的絕大部分不可割裂，它們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研究挖掘。運用現有的理論和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顯性化，從多學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嘗試表現醫家問題解決過程中的思維軌跡，相信隨著后續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技術的更新成熟,在中醫學古代哲學基礎的研宄領域會得到更豐碩的成果。

篇2

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以科學為分析和研究的對象，對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從認識論、方法論及本體論、價值論角度進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關于科學認識及其發展的邏輯性、歷史性和社會制約性的模型，探討科學知識的本質，獲取方法、評價標準、邏輯結果和目的等。中醫基礎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當然也在科學哲學研究的范圍內，可以用科學哲學的觀點來考察。

根據科學哲學的認識，理論（或假說)能得到經驗證據的確證，就表明該理論具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從而引起科學家共同體或個人的信任，就被認為是科學的。121理論的可行性取決于理論自身的邏輯可行性、理論的可檢驗性以及理論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等幾個方面，以下從這幾個方面對中醫基礎理論加以剖析。

1.理論的邏輯可行性

科學理論或科學假說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題以及得到解釋的經驗陳述，依據一定的邏輯法則組成的演繹系統。這樣的系統必須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題成立，命題之間協調而無矛盾的。因此評價理論的邏輯可行性就是要審視理論內部的結構要素及其邏輯關系。一個邏輯可行的理論，首先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理論，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內在聯系的“理論”都不是真正的理論，充其量也就是語句或命題的無規則組合。12中醫基礎理論在這方面還有著不足之處。首先是概念的明確性，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陰”、“心陽”、“腎陰，，、“腎陽，，等，而對“三焦”、“命門，，概念的具體所指更是爭論不斷。

其次，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命題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條件也有待進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論可檢驗性的問題。

再次，命題之間的協調性也存在著問題。中醫基礎理論的某些內容間缺乏內在聯系，本來圍繞著同一問題的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差，不能構成完整的理論，這也是導致中醫臨床上片斷地運用基礎理論的原因之一。

如中醫基礎理論中關于汗有“汗為心之液”、“血汗同源”、“陽虛自汗，陰虛盜汗”的理論，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的理論，還有“膀胱氣化失職，津液不能化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運化失常，津液旁達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論，但并沒有一個可以涵蓋以上所有內容并且明確說明不同命題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如“汗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間有何聯系？運用于臨床的時候只能是各說各的，能用哪個算哪個。究其原因，是中醫基礎理論以辨證邏輯為主要形式，而形式邏輯的成分較少.這是中醫的特色，但一種理論如果沒有了形式邏輯的確定性而過于靈活，就會變得難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還會讓理論的使用者在實踐中無所適從或者對其隨意使用。

2.理論的可檢驗性

理論的可檢驗性是由理論的本質所決定的，理論原本是用來解釋經驗事實的。如果某理論不具有可檢驗性特征，那么該理論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為理論的可檢驗性表現為該理論蘊含著若干經驗陳述，這些經驗陳述可以接受經驗的檢驗。這一點也恰好就是理論確證的必要條件，如果由一個理論不能導出經驗事例，或者經驗事例是不可檢驗的，該理論就不可能獲得確證，也就沒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例如，“物體受熱會膨脹”和萬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以某種方式加以檢驗的。

由于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基本概念是哲學、辯證思維和意象思維參與形成的產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觀物質實體為基礎一這也是中醫基礎理論區別于現代科學實體論哲學基礎的特點所在，所以中醫基礎理論中存在著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檢驗的陳述卻無法進行檢驗的命題。例如，要檢驗命題“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賴于腎中精氣的蒸騰氣化”，首先要明確“腎”、“腎中精氣”以及“蒸騰氣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題可以導出的經驗陳述之一是：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就會導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礙。要想驗證這一陳述，最大的困難是如何確定“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的狀態，“精氣”看不見摸不著，其“蒸騰氣化”更是難尋蹤跡(包括其內在和外在的表現）這里，雖然可以得到理論的經驗陳述，但是其檢驗卻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現代科學的檢驗思路，但必須結合中醫基礎理論自身的特點提出新的檢驗思路，畢竟理論如果是不可檢驗的，就無從知道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難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談不上通過自身的不斷完善來取得發展了。

3.理論的經驗解釋力

理論可行性的關鍵在于它解釋經驗事實的能力，而邏輯可行性與可檢驗性只是解釋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說，科學家考察理論的可行性，首要的是關注理論對經驗事實的解釋能力。從現象E。中逆推的猜測性理論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來推導現象E。以及相關的同類現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論H是可行的，那么，應能導出;

在考察理論的可行性時，對現象的解釋是主要的。這是因為理論原本就是用以說明現象的，同時科學活動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圓滿地解釋巳知事實又可成功地推導未知事實的理論。所以理論可行性的評價也就主要表現為對理論解釋力的評價，這種評價只是從邏輯上對理論進行的主觀評價，不同于評定理論真理性的事實驗證。在理論可行性的評價中，有時還出現這種情形：當某一逆推的理論H能夠成功地解釋更多的新事實時，人們也由此得出H是比較可行的。正如庫恩所指出的：人們評價、選擇某一理論的標準之一就在于，該理論“應有廣闊視野:特別是，一種理論的結論應遠遠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釋的特殊觀察、定律或分支理論。

篇3

關鍵詞：變譯；倫理；中國哲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變譯倫理系統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9BYY114）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19Q13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胡德香，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翻譯批評及文化研究。楊榮廣，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倫理學、翻譯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圍繞“學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題，開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諧為目標的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以全球化語境下多元復雜的生活世界為背景，就如何處理現實世界中“以文化與民族之間的利益和價值沖突為基本底色”①的各種關系提供了豐富思考，體現出高度的哲學反思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說到底是對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學化、技術化的病毒研究，也離不開對人的考量，揭開技術面紗，其背后潛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學技術尚且存在倫理價值問題，更何況與人類生活世界密切相關的翻譯實踐。因此，從哲學視角反思翻譯當中的倫理問題就顯得非常迫切而意義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間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納與沖突相克共生的話，作為溝通橋梁的翻譯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和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倫理”的本意是指“人與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倫理學”是研究“行為準則和人與人之間的義務的學說”（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896頁）。翻譯在本質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語言為介質的人與人關系，各種關系最終體現為譯者決策中所需要考慮的面向各個翻譯主體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如何處理翻譯中的各種關系，也就成了翻譯倫理關注的問題。中國哲學所主張的道德觀念、行事準則、為人態度以及教育原則等，對翻譯倫理研究頗有啟迪。本文結合近年翻譯界對倫理和譯者行為的研究，擬從變譯基本概念出發，運用傳統儒道哲學及《論語》《道德經》等關于倫理的經典觀點，從跨學科視角探討變譯的倫理基礎、價值屬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問題。

二、何為變譯倫理？

首先，什么是變譯？變譯由中國學者黃忠廉提出，是“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仿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黃忠廉19）。變譯作為一種特殊的翻譯行為一直客觀存在，變譯理論作為對變譯現象的理性思考從其誕生之日起也始終在翻譯理論史的長河中時時閃現，并在當下翻譯市場化和職業化的大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發展。然而，現有研究多基于變譯過程分析，描述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缺乏對變譯行為價值合理性的考量，而變譯的核心理論，只有究其哲學及精神基礎，方可得出該理論的核心價值取向與思想軌跡。有鑒于此，本文將圍繞變譯的特點，探討變譯倫理的本質屬性、規范及內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據，變譯的理據除了語言學、翻譯學等理論支撐外，還在于其背后的社會倫理或心理基礎。要談變譯倫理，需從翻譯倫理說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譯成漢語是“翻譯倫理”，意思是關于何為“好/善”的翻譯的觀念、信仰和規則。正因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譯倫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關于應該如何翻譯的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關于譯文應該如何規范的問題”。換言之，對翻譯倫理的探討需要研究翻譯活動的一系列思想源泉、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從翻譯過程或文本出發，探討譯者所遵循的原則、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譯活動的一些標準和規范，并以此為準繩對其他翻譯進行評價和判斷。比如譯文應該忠實于什么？原文及作者？還是譯文與讀者？抑或委托人？贊助人？當不同文化差異導致沖突的時候，譯文應該忠實于誰？等等，類似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關乎譯者的意識形態或思想觀念。

中國傳統哲學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對人倫關系的闡述主要圍繞的就是人生、人性與人心。《道德經》說：“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久，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存在不是為了自己。同理，翻譯能夠亙古不變，是因為其目的不是為了譯文本身，而是為了原文生命的延續，從這一點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譯本質與道家思想殊途同歸，即認為翻譯是為了讓“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譯作中得到最繁盛的開放”（胡德香70），使原作獲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讓翻譯之生命延續，則取決于人，即譯者。《論語》有言：“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給我們觀察人的方法，不僅看其行為和表面，還要看其動機與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與心地，將無遁形”（錢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認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謂道者，即為人心，此處的人心不過是種種記憶思想之集合，是譯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學大師梁簌溟認為，“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其基礎”（梁簌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7），錢穆也說“一切人文演進，皆由這個心發源。”在錢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則是一種哲學”（朱人求12）人文研究離不開對人心的研究，這個心即是精神。變譯倫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譯活動參與者，包括譯者、出版者、讀者、評論者等構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見，翻譯倫理也是翻譯心理，是探究“翻譯行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這一命題，反映的是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或人與世界的關系。作為翻譯倫理子系統的變譯倫理，其基礎就是變譯心理，也就是如何處理變譯中的各種關系。

漢語當中對“倫理”一詞的理解，與“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幾乎等同于道德。《現代漢語詞典》“道德”的解釋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范”（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281頁），按中國傳統哲學觀念，“道德”意為社會中“能以彼此相安共處的一種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認和共信便成為當時當地的禮俗。凡行事合于禮俗，就為其社會所崇獎而稱之為道德；反之，則認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與人生》202）。借用到翻譯中來，就是譯者按照一定準則通過一定的方法，對文本進行改變以期合乎讀者的閱讀習慣或審美要求。變譯倫理的核心就在于，變譯行為是否合乎社會的禮俗或準則，而社會禮俗準則的關鍵則在人心。

翻譯之變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但是因何而變與如何變通則取決于譯者的心理。這一點與西方學者的思想也不謀而合。切斯特曼強調倫理問題即是譯者的責任心問題，認為譯者的忠誠既不是針對原語文化，也不是譯入語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決定接受翻譯項目，或承諾出版某種譯作，譯者就應該保證實現跨文化關系中穩定的互利互惠關系（Chesterman167-168）。簡言之，譯者倫理是對整個翻譯職業而言，忠誠的是某種超越文本的精神層面的東西。譯者所付出的努力與翻譯結果產生的價值是成正比的，而譯作的價值除去直接的經濟收益，最終就是其對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對雙方利益以及為增進社會幸福做出的貢獻。

從這個角度說，判斷譯者翻譯行為是否合乎倫理的標準不在于是否忠實于文本，而在于譯者的翻譯行為是否能夠增進跨文化交際雙方的整體利益。

三、中國哲學視角之變譯倫理內涵

國學大師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個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樸（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國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國語言也是用心的語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鴻銘6-14）。哲學家馮友蘭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是哲學的而不是宗教的，“未來的世界人類將要以哲學代宗教，這是與中國傳統相合的”（馮友蘭3-5）。《論語》的“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奠定了儒家為人行事的基本準則，即注重仁德，講究忠信。

一切行為皆離不開人的心理活動。梁簌溟指出人類社會的心理學基礎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與人類生命是統一的，“要從生活來看生命，來說生命，而離開人的種種活動表現又無生活可言；這些活動表現于外的，總不過一則是偏動的本能，二則是偏靜的理智罷了”（梁簌溟《人心與人生》13）。該見解用于解釋翻譯中的變譯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當的，變譯倫理也在人心。翻譯取決于譯者心，翻譯倫理就是對譯者的心理研究，譯者的心，不過是種種關于翻譯的記憶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動的本能，譯者在翻譯的時候自然會做出調整變動，然而，偏靜的理智又告訴人們必須遵循原文，忠實于作者，這一動一靜之間的拉鋸，構成了譯文的面貌。很難說哪個譯者或譯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實于作者，即便主觀上愿意如此，在客觀實踐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種現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譯實踐中可謂數見不鮮。嚴復首推的信達雅，其中心點是對原文的忠實。然而，他自己的翻譯卻是“不忠實”的，這一點他本人也承認“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且告誡讀者不要向他學習，“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嚴復136）。此處無意分析嚴復作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和動機及其翻譯的好壞，只欲說明譯者心理與行為上的矛盾。類似的譯者不計其數。林紓雖然宣稱自己的翻譯之訛，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錯在助手，而實際他是“明知故犯”，“手癢難熬”，隨意發揮之處不勝枚舉。像他那樣“把翻譯變成借體寄生的、東鱗西爪的寫作的人在各國翻譯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錢鐘書87）。這些現象與中國哲學的理想人格“內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國哲學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們在日常行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會和人倫道德；但心靈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馮友蘭6-8）。落到翻譯上，就是對忠實心向往之，而行動上的變譯則屬社會需要和人倫道德作用的結果。

根據儒道哲學對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論點，可以得出對變譯倫理的認識：首先，變譯倫理是一種哲學理念與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傳統中國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動”說明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物極必反，事物不會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翻譯當中的轉化與改變是客觀規律，也是道的作用。不僅譯者面對原文時要變，成品之后的譯文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需要改變，這也是為什么每隔數年就需修訂或重譯的原因。“變以致用”是變譯倫理的價值訴求。眾所周知，翻譯中的絕對忠實既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做到。同時，也不存在絕對脫離原文的流暢譯文。正因有了各種變通，才使林紓那樣的翻譯“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譯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錢鐘書89）。傅雷的譯作幾乎全都經過反復多次的修改，因為“十八世紀人士的談話，與現代的中國話往往格調不合，顧了這個顧不了那個，要把原作神味與中文的流利漂亮結合，絕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見，變者，譯之所倚也。

其次，變譯倫理是一套關于譯者之心的哲學理念與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準則、規范等的學說，而非具體針對某些作品、某個譯者，甚至某一類型的翻譯。譯者之心是超越個體、本質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東西，因為種種的記憶思想，都需依賴或運用語言文字而完成。語言文字不是某社團和個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個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會人群里所公認且共用的那套語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會人群里的種種記憶和思想。無論是博學的譯者還是初級譯者，都具備一定關于翻譯的種種集體記憶和思想，從而形成了他獨具個性的心理，而這些共通共有的東西就構成了我們開展翻譯、審視譯文、評價譯者等一系列活動的價值基礎。中國譯者的心理本質上包涵儒道各家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歷代翻譯家的實踐和認識中得到印證。正是這些深深植根于譯者之心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記憶構成了譯者之心并引導著譯者的選擇和決策。

第三，變譯倫理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是圍繞翻譯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問題的探討。因此，變譯倫理既是認知，也是行為。縱觀中西翻譯史上對忠實通順、直譯意譯、準確性可接受性的爭論，都可以歸結到中國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形神問題。以儒道為代表的思想體系強調宇宙的陰陽平衡，萬物周而復始，老莊哲學中涉及形神關系的論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語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淮南子·原道訓》中說：“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都表示了以神為主，以形為輔，神貴于形的觀念。同時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聯系②。翻譯史上無論是嚴復的“信達雅”、馬建忠的“善譯”，還是林語堂的“忠實通順和美”的標準，及至傅雷的“神似”、錢鐘書的“化境”說，都體現出中國譯者意識和行為上對傳統文化崇尚的美、和諧、神韻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者，美之極”（羅新璋11）。這些論述中的“神韻”體現了傳統哲學的“以神為主”，大多翻譯實踐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時能夠將原文之藝術變成譯文當中的藝術。

四、哲學審美視角之變譯倫理外延

《道德經》的“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強調心靈保持虛和靜的至極篤定狀態，不受外界影響，日常行為中需遵循相對恒定的倫理與準則。由此而產生的中國哲學傳統有虛實相生的特點，即馮友蘭所說的“為學、為道”的區別，前者指“增加積極的知識”，是“實”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靈的境界”，是“虛”的一面，而“哲學屬于為道的范疇”（馮友蘭5）。這為變譯倫理奠定了認知綱領。從哲學層面來看，“變譯”更多屬于“為道”范疇，其意義不單是為實踐做參照。同樣，變譯倫理命題的提出不能說僅僅是為翻譯實踐做評判標準，也不能以此為批評的具體依據，而是為更好地理解變譯乃至翻譯本質，進一步剖析譯者行為事實和行為目的之間的關系，從哲學視角拓展本土翻譯研究的理論價值。

變譯倫理對于譯者和翻譯過程而言，取決于譯者心；對譯作閱讀的讀者和評論者而言，則在于讀者心、論者心。人們經常會把翻譯倫理與價值、好壞等概念相聯系。符合一定倫理規范的被認為是好的、成功的翻譯，反之則被認為是不成功甚至是壞的翻譯。例如，我們在評價譯作時，會冠以“某時代譯者普遍擁有的價值觀念”，“某原語或目的語文化所持有的觀念”等說辭，翻譯是一系列行為，這一系列行為可以通過其翻譯策略來進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準則規范控制的，準則規范又是從特定人群喜歡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準則規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蘊含著價值的取舍。

《文心雕龍》所言“文辭氣力，通變則久”就是指文章需變通，才能流傳。翻譯的功能既是傳播，也離不開具體操作上的變通。歷代翻譯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們善用變譯之手段，達到翻譯目的的。嚴復的翻譯追求信達雅，但若僅用他提出的信來審視他的翻譯實踐，不考慮時間、語境及各種關系，對翻譯妄加批評，總體上是有失公允的。“嚴復所關注的并不是翻譯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經由翻譯輸入的思想怎樣可以對中國讀者產生作用”（王宏志94）。嚴復雖“非正法”的變譯是“更宏觀的翻譯手段”，是“特定條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黃忠廉64），可見，讀者、社會現實等效用方面，包含經濟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實踐的原則取向。需從變譯結果看倫理，從倫理推斷翻譯過程。從虛實相生來看，譯者心理倫理為虛，譯文效果為實，需抓大放小，必須是倫理評判加實際譯文評判，不可偏廢。一味的倫理關照或譯文評價，都不足以反映譯文的全貌。也正因為此，法國翻譯理論家貝爾曼提出倫理原則和詩學原則共同作為翻譯批評的原則。“虛實相生”也是我國古典美學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經過理論家的闡述與發展，逐漸形成了“神韻”“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說中國哲學強調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體與融合；而西方則更注重物我兩分的關系。諾德及功能學派將翻譯的忠實fidelity改為忠誠loyalty，其實就是將人與文本之間的關系轉變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前者強調對原文的忠實，后者注重翻譯目的或功能的達成。切斯特曼區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兩種，都包含著倫理價值的取舍，評價翻譯，是看完成任務的好壞？是否達到委托人的目的？實現譯文在目標語文化的功能作用？這些判斷都過于具體，變譯倫理總體上關注是否弘揚了一定時期一定人群認可的價值觀念。

對翻譯倫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論，一蹴而就，需從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對翻譯原文的選擇也是有價值取舍的，二十世紀以前的翻譯材料多是外國傳教士選擇的關于宗教題材的作品或小說，不是因為其文學價值被譯介，而是為其教化作用。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需要，加上個人趣味、意識形態的改變以及越來越多的接觸機會，更多西方的文學作品被逐步翻譯成漢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倫理應該注重境遇性。“好”與“不好”是相對的，對翻譯倫理的考察也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翻譯觀念、對象文本、翻譯目的等作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倫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進而也就為變譯倫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間。

變譯倫理的客觀存在并不導致隨意篡改原文、譯無標準可循的結果。無論理解存在多少的差異，無論讀者怎樣發揮主動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義內核的，譯者必須首先培養對原文的欣賞能力、再現能力，然后才學習節譯、重寫、改寫等技巧，再學習解構方法，挑戰權威，顛覆原文。倘若譯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義，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譯，若是有意為之，那不如自己原創；若硬要用創造性叛逆為自己辯解，則難免被人識破而被詬病，這一點應該是翻譯人的價值共識。當然，某些譯者的創造性改寫或有意識誤譯則另當別論。

其實，西方現代心理學和社會學也想努力逐步擺脫過分強調個體與競爭特性，而更趨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認為理想的社會活動是“在合作基礎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機體”（Bodde72-73）。這是西方學者深入研究中國思想體系后得出的結論，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二十世紀后半葉至今的翻譯研究轉變，更多學者轉向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領域，認為翻譯“既是政治和詩學問題，也是美學與倫理問題”（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譯倫理涉及到廣泛的社會歷史背景，其重點在于對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復雜的個體，很多問題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Pym6-7）。可見，無論翻譯研究作何轉向，對相關文本、社會背景、譯者行為及心理的研究將會得到日益突出的關注，從而為變譯倫理提供更為豐富的現實注腳。

五、結語

篇4

【關鍵詞】哲學基本觀點  思想品德課  滲透  教學方法論

        哲學是一門對學生進行基本理論教育的課程，同其他政治課一樣不是單純的理論教育課，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課。講清哲學原理是提高學生思想覺悟的基礎。提高學生的思想覺悟是講清理論的歸宿，是哲學教學的目的。怎樣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滲透哲學原理，讓學生感覺到這門課的趣味性、實用性是我們的責任。因此，在教學中單憑空洞的理論說教、不結合當前社會實踐、不結合學生實際是不可能達到教書育人的目的的。必須結合具體的教學內容，合理地、適當地貫徹思想教育，才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的初中生，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的人才。

        根據新課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課應以學生發展為宗旨，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思想品德素質和人文素質。而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它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讓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學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們正確處理學習、生活和成長中遇到的各種煩惱和困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實踐能力。

        筆者認為，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有意識地滲入哲學思想，會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在對初一學生進行“鍛煉堅強意志，積極對待挫折”的教學時，可向學生提出“挫折是好事還是壞事”的思考題。多數同學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壞事。”首先應肯定學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說是壞事；然而，也有人能戰勝挫折，成就一番事業。如我國明代醫學家李時珍曾三次參加科舉考試，都失敗了，但李時珍并沒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學醫，終于寫成了流芳百世的醫學著作《本草綱目》。又如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研制炸藥屢遭失敗，甚至因此失去了親人，但他堅定不移，繼續努力，終于獲得了成功。之后，請學生思考：我們應怎樣正確看待挫折？通過討論、分析，學生體會到挫折是有負面效應的，但只要我們正確對待，挫折能對人產生促進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對人產生重要的影響。許多有作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長起來的。這時，適時地進行點撥小結，其實世界上許多事物和挫折一樣都是具有兩面性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要學會“一分為二”地、全面地看問題，既要看到消極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積極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轉化。這樣，運用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的觀點，使學生懂得了培養堅強意志和頑強毅力的重要性，對學生起到了強烈的激勵作用。

        違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識教育中的兩個重要概念。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違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違法發展的必然結果，兩者在本質上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在本質上都是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一個人如果經常做違紀違法的事，不思悔改，發展下去，就可能導致犯罪。有這樣一個案例：王某從小經常打架、破壞公物，還逃學到網吧或游戲廳上網玩游戲，沒有零花錢就偷拿同學的錢物或敲詐小同學，經老師批評教育后仍不改正。因為他認為自己沒犯罪，犯點小錯誤沒事。后來，因偷竊鄰居的財物被公安機關送去勞教所勞動教養。但勞教回來后，仍惡習不改，一次因參加一團伙搶劫被逮捕，經人民法院審理，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導學生分析王某“違紀——違法——犯罪”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滲入哲學上的“量變與質變”原理。指出大量的違紀是違法的前提和準備（量變），違法則是違紀的必然結果（質變），違法之后不思悔改，繼續行竊，就是在做量的積累（新的量變），久而久之必然導致走向犯罪的深淵（再次發生質變）。

在仔細的分析中，使學生認識和理解了違法和犯罪的聯系，懂得沒有“小錯不斷，大錯不犯”只有“小錯不斷，大錯必犯”的道理。因此，我們平時要嚴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漸，“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以防止違法犯罪的發生。

        又如，內因和外因辯證關系原理在九年級教材中有多處體現。“改革開放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即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和對外開放的必然。教學中，可一方面介紹黨的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讓學生獲得直觀感性的認識；另一方面，將事物變化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事物是普遍聯系的等觀點穿插其中。指出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發展的條件，內因和外因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缺一不可。我們在觀察事物、分析和解決問題時，要既看到內因，又看到外因，堅持內因和外因相結合的觀點。使學生知道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內部動力（內因），而對外開放則是外部條件（外因），引導學生對改革的重要性和開放的必要性進行理性的思維，懂得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搞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但是，獨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堅持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是我國順利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條件，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綜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滲入哲學思想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們在實際教學中，要充分考慮學生的知識基礎、年齡特征、認識特點和理解能力，用簡明通俗的語言、生動有趣的事例，引起學生的興趣。教學實踐中表明，在教學中把握以下幾個方面，有助于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第一，尋找機會，適時滲入。在進行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時，我們要認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蘊涵的哲學思想。在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基礎知識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行分析，揭示出相關的哲學思想，使學生的認識和理解更進一步，由特殊具體的知識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體會到哲學基本觀點和原理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際指導意義，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學習的積極性。

        第二，把握尺度，適當滲入。初中思想品德課畢竟不是哲學原理課，我們只是想讓學生對哲學知識有個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與教材內容緊密相關的哲學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語言和適當的方式予以介紹即可。讓學生在對比的基礎上有所感悟，從而訓練學生的思維，增長學生的智慧，使學生更靈活、更聰明，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避免脫離學生的實際將哲學原理講深講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達不到預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漸進，逐步滲入。初中思想品德課教材，特別是九年級教學內容蘊涵著許多哲學思想，如普遍聯系的觀點、矛盾分析的方法、量變質變原理、內因和外因辯證關系原理、實事求是的思想等。我們一方面滲入哲學思想，另一方面要啟發引導學生經常運用已了解的哲學原理學習新的內容，達到溫故知新。在經常運用中，加深哲學思想的理解，使學生懂得哲學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論。

篇5

在用英語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人們常常發現毫無惡意的語言會使對方驚訝或憤怒，簡單的一句話會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則全然不知其幽默所在。請看下面的對話：

A（美國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國學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這里的美國朋友只是想禮貌性地稱贊一下對方的新鞋子，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對他人的新服飾或打扮表示欣賞是良好修養的一種表現。中國學生不了解這一點，熱情地要為對方買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搞得對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國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國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國學生按照中國的習慣想表示自己對朋友的關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這對于美國人來說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因為穿衣打扮純屬個人喜好，他人如此“關心”自己等于在說他不能自立，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這對于崇尚個性獨立的美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矛盾最后只能導致雙方的不歡而散。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學習英語必須同時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比如，過去中國人見面常常用“吃了嗎？”打招呼，那是因為在中國長期以來吃飯是人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這樣與英美人打招呼，他們會以為這是在請他吃飯。因為英國人見面常說“天氣真好！是不是？”，這是因為英國的天氣變化無常，有時一天中甚至會出現猶如四季的變化，人們對天氣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常常談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會產生這些誤會。

綜上所述，文化知識對于英語教學和學習意義重大，教師在授課的同時應隨時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學生才能學得一門純正的外語。那么作為教師，怎樣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識呢？

傳授文化知識的途徑

縱觀我國的英語教學，長期以來一直注重聽、說、讀、寫、譯幾項基本技能的訓練和培養。在具體教學中，對于英美文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學生雖然掌握了基本的語言知識，卻不能真正流暢地運用這一語言，不能用英語深入、靈活、得體和有效地進行交際。針對這一狀況，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開設專門的有關文化知識的課程，使學生系統地學習所學語言國家的社會文化知識，如“英美概況”“跨文化交際學”“語言與文化”等課程。

2）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電腦、電影、電視等直觀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師。從學習外語的角度來講，與講本族語的人接觸十分必要。通過與外教課上、課下的接觸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異。

4）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文章時，引導學生留心和積累文化背景、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知識。對于我國學生來說能夠出國留學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閱讀就成為一條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徑。

5）教師對文化知識的傳授和滲透應該貫穿在教學的各個階段、各門課程中，做到隨時遇到隨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