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規和行政法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地方法規和行政法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要：利用KMV模型建立地方政府債券信用風險模型。簡要介紹模型后，根據江蘇省相關數據，依次計算出模型中所需要指標。最終，運用計算的指標，得出2009年江蘇省地方政府債券的合理發行規模及相對應的違約概率，這對于評估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及其信用風險有一定參考價值。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券；信用風險；發債規模；KMV模型

一、文獻綜述

在國外，地方政府債券發展已相對成熟，有很多文獻對地方債券問題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的有以下兩篇：W．Bartley Hildreth（2005）認為，市政債券為政府基礎建設融資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的稅法改革法案對市政債券的發展影響巨大，主要包括個人投資者成為投資主體、債券保險從小到大得到迅速發展、規范的評級制度建立并且對投資者的決策影響巨大等。James Leisland（1997）研究了快速城市化的新興市場國家，如菲律賓、印尼、波蘭和南非，如何借鑒美國市政債券的成功經驗，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期獲得類似的成功。

國內，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財權上交，事權下放），地方財政日趨緊張，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國外市政債券問題研究。劉愛清（1998）在日本地方債券發行機制研究中指出，在日本的“中央集權地方分散”機制下，中央政府很重視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對地方債的規模、方向、用途實施調控。這對中國有重要啟示。曹鴻濤（2003）著重研究美國地方債券的信用風險防范制度，認為中國應完善資信評級制度，采取抵押、多元負債等信用增級方式，推動保險公司開展“債券保險”業務，形成立體式的信用風險防范制度體系。楊萍（2004）側重于發展中國家的地方債券發行經驗研究，她認為政府對債券收益提供保證可能招致市場扭曲；會造成債務人主動違約的道德風險和投資者忽視借款人信用特征的問題。這對中國起到警示作用，要注意地方政府盲目發債。

有一些學者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林好常（1999）認為，地方債券不僅利于解決中央政府財政負擔，促進資本市場發展，還有利于克服利用外資的本幣化傾向。但政府債券市場的建設和發展仍面臨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礙，包括利率的市場化、地方政府的資信評估與擔保、金融中介機構的發展和法規的健全等。胡春蘭（2006）結合中國國情和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論證了建立和發展西部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可行性，提出建立西部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構想。

通過對前人文獻的回顧，本文發現國內學者關于地方債券的研究多停留于定性分析，而較為準確的定量分析的文章則很少，主要有以下幾篇：韓立巖、鄭承利、羅雯、楊哲彬（2003）提出市政債券違約風險的概念。利用KMV 模型建立市政債券信用風險模型，他們提出了計算理論違約概率的方法?；贛ATLAB軟件模擬的真實分布，他們計算出不同債務規模的違約概率，提出合理的發債規模。周鵬（2008）嘗試通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預測財政收入，然后運用KMV模型計算遼寧省基于對數正態分布的違約概率和合理發債規模。茹濤（2009）通過自回歸的方法預測上海市的財政收入，并運用KMV模型計算出上海市的違約概率和合理發債規模。

基于BS期權定價公式與風險債務定價理論（Merton，1974），美國KMV公司開發了KMV模型。該模型最初用于銀行衡量負債公司違約風險大小。如果在債務到期日，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高于公司債務值（違約點），則公司不會違約；如果此時公司資產價值低于公司債務值，則公司變賣所有資產用以償還債務。本文將公司資產的市值替換為地方可支配財政收入，公司債務替換為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額，即可支配財政收入大于等于債券發行額時，地方政府能如期償還債券，否則地方政府將違約。

二、對江蘇地方政府債券發債規模及其信用風險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計算

1.可支配地方財政收入A2009。關于財政收入的預測方法很多，本文嘗試用茹濤（2009）的一階自回歸模型預測江蘇省財政收入，但對該方法進行了改進，將各指標取對數再進行一階自回歸。本文使用1978—2008年數據來預測2009年地方財政收入。

首先對模型中的各個數據序列做ADF檢驗，發現均是平穩的，然后通過Eviews軟件得到一階自回歸模型：

log（FDRt）= 0.969218*log（FDRt-1）+0.085881*log（GDPt）-0.15224

（28.14858）（2.592835） （-3.75048）

FDRt表示第T年地方財政收入，FDRt-1表示第T-1年地方財政收入，GDPt表示第T年地方國內生產總值。各項檢驗指標均顯示模型可用于預測2009年地方財政收入。江蘇省2009年GDP預期增長率為10%，即33 343.87億元。經模型計算得到，2009年江蘇省財政總收入預測值為：9 321.5億元。根據最近五年的趨勢看，地方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基本維持在40%，故地方財政收入預測值為：3 728.6億元。

并非所有地方財政收入均可作為地方政府債券發行擔保，秉承審慎原則，本文假定基本建設撥款、科技三項費用、企業挖潛改造費用這三項財政支出為可支配地方財政收入。由于2007年地方財政支出科目做了調整，不能直接找到2007年和2008年的相關數據。但收集數據過程中，筆者發現可支配地方財政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一直穩定在20%左右，秉承審慎原則，本文用1994年以來的最低比例17.625%預測2007、2008、2009年的可支配地方財政收入，得到A2009=657.17億元。

2.可支配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g和σ變動率。將A2009=

657.17億元及n=16（1994—2009年共16個數據），代入這兩指標計算公式中，可得：g=0.2145，σ=0.0931。

3.2009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債券本息和B2009?？紤]到江蘇省將地方債券融資主要投向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事務、醫療衛生、教育、交通運輸、文化及其他各項支出七個方面，本文以2008年這七項財政支出之和作為發行債券基數，設定六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2009年4月20日，財政部江蘇84億地方政府債券票面年利率1.82%。我們假定2008年地方政府債券也以1.82%為年利率，從而可計算出2009年各個發債規模要償還的本息和（如表1所示）：

4.預期違約概率EDP。根據模型，已知A2009、g、σ、B200-和到期期限T=0，我們可求出違約距離DD和預期違約概率EDP（如表2所示）：

（二）模型結果分析

如果發行規?？刂圃?0%以下，違約概率非常小且增長緩慢。如果發行規模為60%時，政府違約概率為0.999，幾乎肯定會違約。地方政府債券具有不可忽視的違約風險，且違約風險對發債規模有很強的敏感性。因為隨著債務規模的擴大，違約概率呈現加速增大態勢。韓立巖（2003）認為，地方公債的信用等級至少要達到標準普爾BBB+或者穆迪Baa1，其預期違約概率應該在0.4%之內，這樣方為安全邊際。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假定地方政府可支配財政收入服從對數正態分布，當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為531.078億時，它的違約概率EDP非常的小，即2009年財政部代江蘇省發債84億幾乎沒有風險。

三、模型的缺陷及改進

在模型的運用過程中，發現模型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地方政府可支配財政收入服從對數正態分布的假設。地方政府可支配財政收入真實分布未必服從對數正態分布。通過Matlab軟件模擬出該指標的真實分布，此為本模型的一個改進方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預測方法不夠精確。2009年江蘇省實際地方財政收入為3 229億元，與地方財政收入預測值有差異。國內有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過一些有益探索，可以作為模型改進方向。

參考文獻：

[1]韓立巖，鄭承利，羅雯，楊哲彬.中國市政債券信用風險與發債規模研究[J].金融研究，2003，(2)：85-94.

[2]周鵬.關于中國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相關問題的探討[D].北京：中央財經大學，2008.

篇2

[關鍵詞]　圖書館法　地方法規　中國

[分類號]　G251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圖書館地方法規頒布情況分析

據不完全統計，現行的與圖書館相關的法律法規，大約有230余個，但專門為圖書館制定的法律法規還很少。就地方法規而言，自1985年《貴州省縣級圖書館工作條例》制定以來，各地出臺的專門為圖書館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共9部，現行有效圖書館地方法規8部(見表1)。從地區來看，這8部地方法規涉及4個省、2個直轄市、1個自治區和1個經濟特區。在國內32個省級行政區劃(4個直轄市，23個省，5個自治區)中只有7個制定了圖書館地方性法規或規章，只占省級行政區劃總數的21.87％，還不到四分之一。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較大的市(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如廣州，青島，大連等)，只有深圳特區一家制定了專門的圖書館法規，比例之小，幾乎可以約略不計。從圖書館法制史的角度來看，美國等發達國家有關圖書館的立法一般是從地方立法開始的，經過一段時間發展以后再逐步發展到國家立法。我國圖書館立法也有這種傾向，先從系統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開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的地方性、系統性圖書館專門立法取得了豐碩成果。我國某些地方的圖書館地方立法走在國家立法的前頭，為將來的國家立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是，單從數量上看，從全局來看，在國家圖書館法律和行政法規缺位的情況下，圖書館地方立法還屬于薄弱環節，亟須加強。

2、現行圖書館地方法規分析

2.1　法律淵源與效力分析

從法律淵源上看，根據我國立法法有關規定，在我國大陸現行的8部有效的圖書館地方法規中，4部屬于地方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另外4部屬于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從法律效力來看，這8部分別屬于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圖書館地方法規法律效力都較低，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而且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于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除了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還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

雖然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要求發展圖書館事業。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根據憲法制定圖書館法律和行政法規來保障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即使有部委的規章，如文化部的《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等，早已跟不上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步伐；或某一系統行業規程或標準(有人認為這些文件不符合《立法法》的有關規定，不屬于政府規章范疇)，如教育部頒布的各種學校圖書館規程等，對其系統或行業有指導作用，但無法對整個國家的圖書館事業進行有效的規范和指導，更不用說保障和維護用戶平等利用圖書館的權利。正因為這樣，各地制定圖書館地方法規，保障憲法賦予的圖書館事業發展權、填補圖書館立法之空白，就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全國性圖書館法律和行政法規缺失的情況下，這些法規本身在法規管轄區域范圍內，具有較高的法律效力，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2.2　法規結構與形式分析

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規范性文件，其結構與形式一般包括規范性文件的名稱、內容和表現規范性文件內容的符號三部分。以《立法學》為標準，考察上述8部圖書館地方法規時不難發現，這些法規當中有6部(北京、上海、深圳、貴州、內蒙古和浙江)屬于復雜結構的規范性文件，其特點是要件數量多且全面。這些法規文件分成若干部分(如總則、附則、章等)，各部分都有標題，條文也較多。如北京的《條例》就有目錄、總則、附則等部分組成，有章、條、款之分，每一章都有標題，全文共有45條之多。只有兩部(湖北、河南)屬于介于簡單結構與復雜結構之間的一般結構規范性文件。其特點就是，要件多于簡單結構但少于復雜結構，沒有章節設置，也沒有各部分標題、附則和目錄等要件，只有條、款之分，條文較復雜結構少。比如，《湖北省公共圖書館條例》只有23條，沒有章、節，也就沒有小標題，只有條、款之分。

從法規條文排列結構來看，根據我國立法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目”，“編、章、節、條的序號用中文數字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序號用中文數字加括號依次表述，目的序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8部圖書館地方法規中都用“條”來為法律規范排序，最長的有45條，最短的有21條；有“章”有“條”的6部，章、條都有中文數字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序號用中文數字加括號依次表述，8部法規都沒有目這一層；從字數看，最短的只有2128字(河南)，最長的有4545個字(北京)；5部半(貴州的只有“附則”，沒有“總則”)前有“總則”，后有“附則”，一般都是先總后分，最后是附則，構成一個較完整的法規結構體系。

但是，這8部法規，(特別是早期立法，后期立法已有所改善)，在立法技術方面有一個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普遍不太重視對法律責任、違法后果的法律制裁的規定，特別是對政府責任追究制度的規范，沒有充分發揮罰則的作用，對法規的實施帶來不利影響，不利于圖書館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眾所周知，法律規則通常由假定、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組成，三者相互緊密聯系，其文字表達形式就是法律條文。假定是適用規則的條件規定；行為模式是規定允許、禁止或要求人們如何行為的條文，法律后果則是規定強制實現規則的可能性或違反這一規則要求所招致的后果的那一部分。法律后果一般表現為罰則的規定。罰則可以視為分則之一部分，但卻是分則中一個獨具特性的部分。罰則在一股法律中都存在。在我國當代立法中這一章名絕大多數為“法律責任”。上述8部圖書館地方法規對罰則的運用還很不夠。最早的《貴州省縣級圖書館工作條例》全文只有假定和行為模式的規范，沒有規定違反規定應予追究的法律后果的救濟措施，也就是說沒有規定違反該“條例”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講，由于這個缺陷，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該條例失去了作為法規存在的意義?！渡虾Ｊ泄矆D書館管理辦法》也只有1條有關法律責任的規定，而且只是針對公共圖書館的規定，沒有針對政府主管部門或讀者違反規定的規范。救濟措施只是“補辦有關手續或者限期改正”、“公開賠禮道歉”，“情節嚴重的，給予通報批評”，手段十分溫和，有點不痛不癢的

感覺。深圳比上海有了較大的進步，有關規定增加到3條，不僅針對公共圖書館，而且還針對讀者，但同樣沒有針對政府主管部門的規定。在救濟措施方面依然比較溫和，“責令其限期改正”、“公開賠禮道歉”和“應按規定予以賠償”，等等，沒有進一步追究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湖北、河北和“條例”都是在我國立法法頒布和實施之后出臺的，在這方面又進了一大步，提到了“行政處分”、“罰款”、“刑事責任”，不僅如此，內蒙古的“條例”還首次規定了行政訴訟程序，從實體到程序，這是一個質的飛躍。北京“條例”規定得更為突出。它專門設立了“第六章法律責任”，違反規定，不僅要追究行政責任、刑事責任，還要承擔民事責任等?？傊瑘D書館地方法規在“法律后果”部分的規定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單到復雜、從漏洞百出到日益完備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還遠沒有結束。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圖書館地方立法一般都是以政府行政主管部門主導為主，屬于部門立法，因此，我國圖書館地方法規的規定大多局限于圖書館行政管理，特別是政府作為行政主體對行政管理相對人的管理，如對公共圖書館的管理，對讀者的管理等。設定的法律責任主要是針對圖書館管理的規范要求設定的。比如，《浙江省公共圖書館管理辦法》就設立了三方面的法律責任：①對侵占、損壞公共圖書館設施、設備和文獻資料，改變公共圖書館用途；不按照規定時間開放，擅自封存文獻資料；不按規定建立健全文獻資料管理制度等三種情形和行為，設定了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行政或紀律處分(第30條)；②對地方文獻資料呈繳單位，不按規定送繳樣本的，設定了行政處罰，并給予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行政或紀律處分(第31條)；③損壞公共圖書館設施、設備，遺失、損毀所借文獻資料的，應承擔賠償責任(第32條)。法規中對政府及其主管部門發展圖書館事業的責任規定就較少。政府及其主管部門如果違反規定，該如何救濟，這還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由于上述立法技術缺陷，早期圖書館地方法規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促進當地圖書館事業發展所起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比如，貴州省雖然早在1985年就頒布《貴州省縣級圖書館工作條例》，并且對縣館經費、館舍和設備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該條例第十三條規定，“縣館經費要納入縣財政預算，爭取盡早達到每年按全縣總人口人均一角錢的原則安排”，“縣館購書經費不得少于總經費的百分之四十，要?？顚Ｓ?，不得挪用”，“縣館必須逐步添置一些現代化設備”，如微型電子計算機等，但是，由于歷史等原因，該條例立法技術比較粗糙，對政府不作為或違法作為的法律后果沒有做出相應的規定，因此，該條例在實施過程中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據統計，2001年該省38個縣級公共圖書館未購圖書，另有2個館只購了幾本書，2002年至2004年，未進新書的館仍有35、40、38個，占全省總館數的38％44％；2004年無計算機的縣館61個，占縣館總數的86％。直到2006年，該省仍有八成縣級圖書館20年沒進新書，也沒有電子閱覽室。當然，這里面原因很多，但法規中對政府及其主管部門發展圖書館事業的法律責任規定的缺失，應是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這方面，北京市吸取了早期圖書館地方立法的種種教訓，在立法技術方面做得比較完善。北京市在制定《北京市圖書館條例》及其實施辦法時，對政府的不作為或違法作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后果，對該法的實施產生了積極效果。比如，該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改變或者部分改變公共圖書館館舍用途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在該條例的實施過程中，北京市的圖書館主管部門曾依據該條例成功地糾正了該市某區準備將該區圖書館新館賣掉的違法行為。

公共圖書館事業是公益事業，公共圖書館是政府為廣大人民提供公共信息服務的文化教育機構，政府有責任和義務保障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圖書館立法的主要意義就是不僅要通過立法促使政府明確其設立公共圖書館、管理圖書館的責任，更要立法保障圖書館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保障社會公眾對圖書館的使用權，盡可能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因此，筆者認為應該要在今后的圖書館立法中強化政府責任規定，切實維護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保障廣大公民平等利用圖書館的信息權利。不僅要有實體的規定，更要有程序的規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2.3　法規名稱分析

從法規名稱來看，圖書館地方法規的名稱日趨規范。法規名稱一般由國家或行政區劃、法的內容種類和法的形式三部分組成。在法的內容種類方面，8部法規中，7部是用“公共圖書館”來冠名(其中貴州省用“縣級圖書館”)，1部用“圖書館”。由于法的內容種類不同，法規的適用范圍也不同，前7部主要是用來規范公共圖書館的，后一部是用來規范管轄地域內所有類型圖書館的，故名稱也不同。從法的形式上看，5部用“條例”，3部用“管理辦法”?！皸l例”作為法的形式，是對某一方面的社會關系或某一方面行政工作做比較全面、系統的規定?！稗k法”作為一種立法形式，其功能是對某類社會關系或行政工作作比較全面、系統與具體的規定。一般地，人大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用“條例”這個名稱，地方政府規章用“管理辦法”等。在上述5部法規中，“條例”又分“條例”、“工作條例”和“管理條例”三種不同的用法。最早的貴州政府規章用“工作條例”，用“管理條例”，其余的地方性法規都用“條例”這個名字。

2.4　其他分析

從法律適用范圍來看，如上所述，8部法規中有7部是針對公共圖書館立的法。除貴州省的條例外，其他6部都在法律名稱中直接明確法律調整對象或范圍為公共圖書館；只有《北京市圖書館條例》明確規定“適用于該市的公共圖書館及其他各類圖書館”，是針對轄區內其所屬的所有圖書館立的法。總的看來，這些法規還是以規范公共圖書館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為主，其他類型圖書館在館際合作與協調以及圖書館服務網絡方面雖然有所提及，但下筆不多。

從頒布時間和實施時間的間隔來看，有2部地方法規(貴州和的)是頒布時間和實施時間是同一天，其他的法規都相隔一段時間，其中最長的相隔105天，最短的也有33天，平均是58.8天。頒布時間和實施時間間隔一段距離，有理于法規的宣傳和推廣，也有理于社會成員的學習與消化，并對法規的實施有個心理準備，因而容易取得好的法律實施效果。間隔多長時間最為適宜，從這8部法規中還看不出來，但一般都是在2個月左右。

從立法根據來看，依據法治原則，除憲法外，一般法律法規的制定都要有法律根據而且一般都要在其法規規定中明確闡明這一點，也就是說，要告訴大家，該條例或管理辦法是根據什么法律制定的。有的還要求指明法律的第幾條第幾款。至少，原則上要求具體指明是什么法。但根據我國立法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這一條沒有講明，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應該明確法律依據。因此，在4部圖書館地方性法規中，沒有1部是寫明立法根據的，一股都是講“結合本省(本市或本自治區)實際”制定該法，只有1部規定的是“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結合本省實際”，制定該法。4部地方政府規章的規定情況更加不明朗。雖然我國立法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省、自冶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但4部圖書館的地方政府規章沒有1部指明立法根據，至多提到“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結合我省實際”予以制定。從法理上看，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筆者認為，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地方人大和政府在制定圖書館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的時候應該有法律依據。我們的依據就是憲法和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比如上面列舉的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立法法第六十三條、第七十三條，等等。地方政府規章還可以以地方性法規作為依據。

篇3

《行政強制法》與《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并稱“行政法三駕馬車”，行政處罰法解決的是亂處罰，行政許可法解決的是亂審批，《行政強制法》則是平衡權利與權力，充分保障法律救濟，實行實體法與程序法并行。由此給城管執法過程強制適用提出更嚴更高要求，筆者結合城管工作實際簡要分析行政強制法在城管執法領域中的影響（由于各地城管部門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職能不一，難以一一具體闡述）：行政強制法實施以來城管執法面臨主要問題：

1.法律、法規以外的規范性文件不得作為實施依據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設定。

尚未制定法律且屬于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的，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凍結存款匯款和應當由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強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且屬于地方性事務的，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強制措施。法律、法規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強制措施。因此，城管機關只能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不能以規章、政府文件為依據來實施行政強制措施。

隨著行政強制法實施、集中行使行政執法權工作進一步深入，目前各地集中行使行政處罰城管執法都是間接引用的，從行政法規到地方法規、地方規章橫跨幾十部法規。城管執法缺少專門統一法律由此帶來了執法主體資格，適用法律依據等一系列問題，而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只是行使國務院或經國務院授權省級地方人民政府批準行使某法某一項。

2.執法主體資格問題

行政強制法第十七條　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使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可以實施法律、法規規定的與行政處罰權有關的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由行政機關具備資格的行政執法人員實施，其他人員不得實施。而具備資格行政執法人員又無從鑒定，依據公務員法及《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執法人員必需為公務員，因此就帶來了大批事業性質執法人員領取執法證后能否具備資格執法問題?？上驳氖墙衲杲K省人民政府法制辦、省人社廳正進行對事業單位人員執法身份規范，進一步推行事業單位改革加快城管執法人員參照公務員管理步伐。

目前行政強制措施的執法主體比較龐雜，有的地方和部門將行政強制權委托給社會組織和不具備資格的執法人員實施，有的甚至雇傭臨時人員執法，執法的隨意性較大，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影響了法制的嚴肅性和政府形象。因此，《行政強制法》第17條第1款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這樣，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系統內受托行使行政處罰權的事業單位，就無權實施行政強制權。

3.違建強拆執行程序周期過長問題

行政強制法第四十四條　對違法的建筑物、構筑物、設施等需要的，應當由行政機關予以公告，限期當事人自行拆除。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60日復議期限）或者提起行政訴訟（3個月訴訟期限），又不拆除的，行政機關可以依法。

篇4

論文關鍵詞 行政執法；責令改正；通報批評；罰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第8條規定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共7項，前6項明確規定了行政處罰常用的處罰種類，而第7項只是籠統地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在行政法學上規結出行政處罰種類共四大類，即申誡罰、財產罰、行為罰、自由罰。申誡罰是指行政機關向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政相對人提出警戒或者譴責，申明其行為違法，教育行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種形式。它區別于其他種類處罰的特點在于對違法行為者實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譽、信譽等方面的懲戒，而不是對行政相對人的其他實體權利的剝奪或者限制，因此申誡罰更能體現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原則。財產罰是指強迫違法的行政相對人交納一定數額的金錢或者剝奪其原有財產的行政處罰。這種處罰的特點是對違法的相對人在經濟上給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對人履行金錢給付義務。財產罰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一種行政處罰，如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沒收指對非法收入應采取沒收措施，而罰款是處罰違法相對人的合法收入，這是罰款與沒收的主要區別。行為罰（能力罰）是對行政相對人的行為權進行限制或者剝奪的一種制裁措施。這里所說的行為主要是指經行政機關批準同意從事某項活動的權利和資格。沒有這種資格就意味著違法。如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責令停產停業。自由罰（人身罰）是限制或者剝奪違法行為人的人身自由的處罰。自由罰的實施使行政相對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對人在短時期內將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處罰法》規定的常用處罰種類外，許多單行法律、法規規定了責令改正、通報批評等，下面將就這些規定是否行政處罰進行探討。

1責令改正是否為行政處罰的種類

許多學者們和執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責令改正不是一種行政處罰，因為《行政處罰法》中沒有規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強制，而有的人認為，它是一種行政處罰，因為它是行政機關向行政相對人書面文書送達的，并且對行政相對人具有約束力，要求相對人必須執行的。《行政處罰法》除了規定6種基本行政處罰種類外，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時，應當責令當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另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10章法律責任第62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責令改正，處以1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罰款：①經營的種子應當包裝而沒包裝的。②經營的種子沒有標簽或者標簽內容不符合本法規定的。③偽造、涂改標簽或者試驗、檢驗數據的。④未按規定制作、保存種子生產、經營檔案的。⑤種子經營者在異地設立分支機構未按規定備案的。

這些規定中的“責令改正”是不是一種行政處罰呢？筆者認為如果由行政處罰機關沒對行政相對人下達處罰決定之前，單獨口頭或者以文書下達的“責令改正通知書”就不是行政處罰，只是起要求違法的行政相對人糾正其違法行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義；如果單行法條款中規定了責令改正，行政處罰機關對行政相對人以行政處罰決定形式書面下達的，那就是行政處罰。地方法規中規定的“責令改正”是不是行政處罰呢？如《江蘇省種子條例》第6章法律責任第42條規定，違法本條例第6條第2款規定，未經批準采集或者采伐省重點保護的天然種質資源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或林業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種子和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1 000元以上20 000元以下的罰款。按理《江蘇省種子條例》只是地方法規，只能規定6種基本的處罰種類，但是該條例的第1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條例?！缎姓幜P法》第11條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作出具體規定。該條例的這條規定，實際上是對《種子法》第61條第3項作出的具體規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法律責任或者罰則中規定類似于責令改正的，應一并如上理解。

2通報批評是否為行政處罰的種類

對于通報批評，在法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通報批評不是行政處罰的一種，而是一種機關內部指出錯誤的方法，不具有處罰性，有的人認為通報批評是一種行政處罰，一旦作出將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名譽、信譽等產生影響。筆者認為，通報批評用于單位內部上級處理違紀的下級，或者黨和行政機關內部監察部門或者紀委處理違反紀律的人，這時只是一種行政處分，不是行政處罰。當行政機關對違法的行政相對人使用通報批評時，是否是行政處罰呢？按照《行政處罰法》的第8條第（7）項規定，先看一個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第6章法律責任第43條規定，被審計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拒絕或者拖延提供與審計事項有關的資料的，或者提供的資料不真實、不完整的，或者拒絕、阻礙檢查的，由審計機關責令改正，可以通報批評，給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責任。這條規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處罰的一種，筆者認為，單獨對違法行政相對人以書面形式通報批評時，不是行政處罰，只是行政機關利用責權對違法的行政相對人一種警示，利用其聲譽對其施加壓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違法行為。但是如果行政機關將通報批評寫入行政處罰決定中，并在一定范圍內書面通報批評的，就是行政處罰。因此，通常有人把通報批評同警告一起，作為申誡罰的2種最重要的形式。其實，警告通常僅限于直接告知違法行為人，而通報批評告知的范圍較廣泛，不僅限于告知行為人自己，還包括告知與行為相關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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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年人，立法，權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非常嚴峻。在這種背景下，老年問題日漸成為一個需要引起全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為了真正切實保護老年人權益，應重視老年立法的研究，不斷完善老年立法。筆者擬就有關問題進行粗淺的思考，以拋磚引玉。

一、國外老年立法概況

國外的老年立法內容主要包括老年人的經濟保障、老年人的醫療保健、老年人護理保險、老年人福利、禁止歧視、虐待老人等方面。目前主要存在著兩種模式：

第一種可稱之為單獨立法模式。即用專門的立法來保障老年人的特殊權益，如美國、日本、韓國等。該種立法模式的特點是針對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立法，特事特辦，在某一基本法保護下形成保護圈。例如，美國在1935年通過了以養老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障法案》，之后又在20世紀60年代頒布了《美國老年人法》和《禁止就業中的年齡歧視法案》。并對原有相關法律、條例不斷完善和提升，在諸多方面加強已有法律的執行力度，支持相關法律對老年人的保護，使得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有力和直接的保障。

第二種可稱之為分散立法模式。即涉及老年人權益保護的相關條款分散在相關法律中，不予專門規定，如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挪威等國家。該種立法模式的特點是不予專門規定針對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法案，只在其他法律的相關條款中予以規定，通常是出現在人權保障法案、社會保障法案、社會福利法案中。這些國家一般都是經濟和人權意識較為發達的國家。以加拿大為例， 1986年6月通過了《就業平等法》，目標是使任何人都不會因為能力以外的其他原因而被拒絕在工作崗位之外。1977年制定了《加拿大人權法》，它保護所有居住在加拿大境內的個人免受雇主的包括年齡在內的歧視。1982年通過的《人權與自由》具有憲法的作用，其中規定，不得給予包括年齡在內的各種歧視。

二、我國老年立法的現狀

我國當前老年立法形成了以《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專門法，以憲法為根本法，包括其他法律、法規和規章乃至政策規范等在內的規范體系。一是憲法中有關老年人的立法?！稇椃ā返?5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钡?9條第3款規定：“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該條第4款規定：“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倍恰独夏耆藱嘁姹Ｕ戏ā芬苑傻男问綄Ⅻh和政府有關老年人權利保護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穩定下來，明確了保護老年人權益的基本原則、主要措施及侵犯老年人權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并且把負有保護老年人權益不受侵犯義務的主體從家庭成員擴大到政府和全社會，是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三是其他法律法規中老年人權益保護方面的立法，如：婚姻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會保險法等都對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做出了具體的規定和要求。除此之外，近年來，我國還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有關保障老年人權益的法規政策，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關于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等行政法規和政策。各涉老職能部門先后頒布了《關于加快養老保險社會化發放的通知》、《贍養協議公正細則》、《關于加強老年衛生工作的意見》、《老年人建筑設計規范》、《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關于加強老年人文化工作的意見》、《關于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關于對老年服務機構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等一批規章和政策性文件。2003年2月，我國老齡委辦公室、司法部、公安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工作的意見》。另外有29個?。ㄗ灾螀^、直轄市）出臺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或《實施辦法》等地方性法規。

三、我國老年立法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老年立法尚處于由行政法規向國家立法過度的初始階段和由國家分散立法向集中立法的過渡時期。國家法律及地方法規的制定有一定的局限性：

1、不能完全適應人口老齡化的需要。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退休職工越來越多，大多數人領取退休金的時間越來越長，而國家的負擔也越來越重。我國現行的老年保障立法內容的基本特征是由國家包攬下來，這在退休人員并不太多的人口年輕型、成年型時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退休人員激增，并且養老時間由于平均壽命延長而大幅度增加，于是養老問題日漸突出。比如，由于老年立法滯后于老齡化的發展，在處理涉老的民事糾紛方面，缺乏專項法律和法規依據。

2、對老年社會保障覆蓋面狹窄。在我國，養老保障與就業是聯系的，由于城鄉就業方式不同，養老保障的城鄉差別很大。社會保障一般只限于城鎮的機關以及國有、集體的企業事業單位職工。而占老年人口多數農村老年人，基本上與老年社會保障無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靠家庭子女贍養，其中一部分孤寡老人，靠民政部門救濟。同時，隨著多種經濟形式的日益發展，一些中外合資、外商獨資、私營企業、個體勞動者也尚未納入老年社會保障的范圍。老年社會保障立法，沒有做到對老年人的全覆蓋。

3、老年立法缺乏科學性。老年立法是一種嚴肅的法律行為。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由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規章三大部分組成。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基本依據，而行政法規、地方性規章的制定必須以憲法和相關的法律為依據。在我國，雖然憲法對老年保障做了原則規定，但多年來老年立法實踐，基本上是通過行政法規、地方性規章加以規范的。許多法規、規章都帶有明顯的應急性、臨時性的色彩，權威性不高、科學性不強。法規、規章必須依據憲法和法律制定，但在老年保障法律中至今沒有《社會救助法》等法律，有關法規、規章和政策不統一，甚至互相矛盾，以至于出現執法不力、執法不嚴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