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階段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增長階段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消費需求 經濟增長

目前，消費問題已成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強有力手段，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帶來消費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經濟增長決定著消費，消費對增長更具有拉動作用，在一定條件下能夠超過投資的影響作用，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質量的高低，因此，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一、國外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

馬克思（1865）在《資本論》中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生產消費觀。在他看來，“消費需求是一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和生產、分配、交換等環節構成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是這一有機整體的出發點，而消費則是這一整體的終結點，分配和交換只是這一整體的兩個中間環節。無論是什么社會背景，生產過程都必須是周而復始、連續不斷的，沒有最終消費，一個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就會出現斷裂現象”。馬克思通過對再生產過程和消費需求的探討指出：“消費需求決定著生產，各種不同要素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消費需求是勞動力得以恢復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消費需求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在要素，消費需求使社會所生產的產品成為現實的產品，消費需求促使新的生產需要的產生。因此，消費需求是一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基本前提、內在因素和必要條件，是任何社會形態生產的最終目的。如果沒有消費需求，就沒有相應的生產”。在他看來，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四個環節是辯證統一、相互制約、互為影響的。從分配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對消費與生產的分析表明：消費總是在某一社會分配關系基礎上的消費，而消費則是分配的最終實現，它對分配具有反作用。

凱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指出：“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古典經濟學家們所長期信奉的薩伊定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很難成立，需求在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并不總是被動的，總需求對總供給有顯著的影響，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兩個因素所決定?！碧岢隽讼M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間的關系模型：C=C0+aY。其中：C——社會總需求，C0——社會必要消費，a——邊際消費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單位所引起的消費增加數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凱恩斯進一步推出，一個社會的有效總需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會引起這一社會投資擴大并帶來就業的增加，社會就業增加又會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會促使新一輪消費的增長，從而推動經濟不斷循環向前發展。針對在實際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的有效需求數量常常達不到有效供給數量等的實際，他主張政府不應該被動地任由經濟自行運轉，而應該充分運用相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積極主動干預國民經濟，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使有效總需求保持在與總供給相適應的步伐之上。他特別強調，評價一個政府工作好壞的標準不應該是有無財政赤字，而應該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當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時，政府應該主動擴大消費支出以使經濟走出困境、推動經濟發展。這不僅在宏觀經濟理論上作出了極大創新，而且在西方國家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實踐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羅德—多馬模型”的生產技術假設的基礎上，運用資本和勞動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起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而解決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不能自發相等的問題。在這一經濟增長模型中，他把經濟的增長主要歸因于資本積累的結果：資本由投資而來，而投資則主要來自于居民儲蓄，居民儲蓄和居民消費是呈反向變化關系的兩個變量。由此來看，投資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消費則會降低居民的儲蓄率，從而減少社會投資會阻礙經濟的快速發展。

羅斯托（1960）在其《經濟成長階段》中，根據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將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分為6個階段。他解釋說，在傳統社會階段，社會生產完全是圍繞生存而展開的經濟，而且通常都是封閉或孤立的經濟狀態；在為起飛創造條件階段，是社會為擺脫貧窮落后走向繁榮富強的準備階段，其主要特征是社會開始考慮經濟改革的相關問題；在起飛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經濟必須具備生產性投資率提高、經濟中出現一個或者幾個具有很高成長率的領先部門、發明和革新變得十分活躍、適宜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文化風俗環境等四個條件；在向成熟邁進階段，是一個社會已把現代化的技術有效地應用到了它的大部分產業部門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國家的產業部門以及出口的產品開始出現多樣化，高附加值的出口產業逐漸增多，社會投資的重點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了資本密集型產業，國民福利、交通和通訊設施得到顯著改善，經濟增長惠及整個社會；在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指主要的經濟部門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奢侈品消費向上攀升，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開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帶來的各種成果，人們在體閑、教育、保健、國家安全、社會保障等項目上的花費大量增加，而且開始歡迎外國產品的進入；在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沒有給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的社會一個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認為該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隨著這一階段的到來，一些長期困擾社會的老大難問題有望逐步得到解決。從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容易看出，在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生產是前提，消費是目的，經濟越往高級階段發展就越需要消費來拉動并改變產業部門結構，從而推動經濟向更高階段邁進。

二、國內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

劉迎秋（2002）在《次高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強調，從經濟動力學的角度講，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市場存在的根據，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他指出，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對應關系。

武少?。?003）在《強化消費需求啟動措施，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指出，消費需求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國內消費需求的不足，已成為妨礙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約消費增長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強化消費需求的啟動力度應當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應當把啟動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作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眾預期，增強消費者信心；支持農村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積極而謹慎地發展消費信貸；培養消費熱點，加快消費結構升級換代的進程。

王青（2004）在《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中強調，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經濟運行已從生產主導型轉變為消費主導型。市場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牽動作用就越大。

洪銀興（2005）在《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費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產，還對生產起拉動作用。經濟增長不僅靠投資需求拉動，還靠消費需求拉動。提高人民消費水平本身也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由消費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由于有市場保證因而是可靠的經濟增長。

鄒紅、喻開志（2007）在《消費需求拉動；基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反思與啟示》中指出，近幾十年來，我們對消費需求增長的內在動力缺乏引導以及制度變遷中的復合因素難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進而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拉動乏力。

劉杉（2008）在《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中論述到，當前中國消費率處于低水平并且還有持續降低的趨勢，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的重要障礙，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建議。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國1978—2007年居民消費支出和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時，運用協整理論進行檢驗分析后指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支出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穩定的促進作用，刺激消費特別是占總消費比重較大的居民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手段。他們建議，應轉變一直以來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費率，以實現居民消費支出增加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袁建文（2011）從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出發，通過構建最終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模型，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用沈陽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為數據來源作實證分析后，得出：消費需求在總量、速度和效率上都遠比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

孫海濤（2012）基于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依據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辯證關系，選用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消費需求的32年數據，使用不同的計量經濟方法，從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經濟增長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和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三個方面驗證了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和相互影響作用，同時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方法確認了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互為因果的影響關系。數量關系的確立，為探求兩者之間的變化趨勢，進行科學決策提供了數量依據。

三、簡要述評

就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國內的研究有以下特點：第一，消費與增長無關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費不會促進經濟增長；消費少，經濟增長反而快。第二，消費對增長具有拉動作用：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消費與增長的關系具有階段性特征：消費與經濟增長是一種動態的階段性相互推進關系。第四，消費與增長的一些實證研究：消費與增長具有一定規律性。

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對我國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分析，但他們有的并沒有充分結合當代中國的實際，沒有考慮中國制度的變革等問題，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而這些因素恰恰是我國居民生活消費的背景，城鄉居民的消費離不開這些因素的影響。

（注：沈陽市社科聯2013年度民生課題“居民消費需求對沈陽經濟增長貢獻實證分析及擴大內需的對策研究”（立項編號：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譯：資本論[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6.

[2] 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5.

[3] 索洛著，平新喬譯：經濟增長論文集[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4] 羅斯托著：經濟成長階段[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 劉迎秋：次高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J].江西社會科學，2004（8）.

篇2

[關鍵詞] 要素投入 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

一、有關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綜述

經濟增長關系到一個社會的根本。經濟增長問題的淵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財富增長的思想，以亞當?斯密為代表提出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把國民財富的增長歸結為分工的發展與資本的積累，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發揮資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會財富；以哈羅德，多馬，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假定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作用；而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源泉完全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機制的關鍵，而技術進步又是知識積累的結果，所以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從經濟增長思想和理論的研究分析，可歸納得出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源泉。

二、指標選取與模型的建立

通過以上理論綜述，我們首先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固定資產投資（K）、勞動力（L）人力資本（H）幾個指標來分析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其中數據可從統計年鑒中找到，而人力資本存量（H）我們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計法。

其次，我們采用以下兩個經濟增長模型對湖南省經濟增長進行分析：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其一般形式為。本文將采用雙對數經濟計量模型估計各種要素的產出彈性，其回歸方程為;2.有效勞動模型。為估計要素產出彈性，采用的雙對數回歸方程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階段性實證分析

湖南省的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根據GDP增長率態勢我們可將湖南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分為兩個階段來研究，第一個階段為改革開放初期階段（1978～1990）；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的深入階段（1991～2005），數據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據收集整理的數據，在湖南省兩個階段的發展進程中，分別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有效勞動模型，通過OLS回歸得到各因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具體情況如下表：

下面根據估計的模型結果進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得出：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產出彈性）（1.33）遠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4）；在改革開放的第

二個階段勞動力變量產出系數t檢驗未能通過，勞動力的貢獻被擠出，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變為零，但在改革開放的總過程中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率（0.66）要大于物質資本要素的貢獻率（0.56）。這說明，在改革開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質資本投入的同時，不斷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從而加大從業人員的數量，湖南省的經濟有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為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國內外同內研究中均有出現，這當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勞動相對資本相對富余或本階段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本積累所推動，但僅僅用勞動力數量作為測度勞動投入的指標只能反應勞動投入的數量而不能反應其質量，因此去改進選擇既能反應勞動者人數有能反應其素質的人力資本存量作為勞動投入的指標。

2.有效勞動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人力資本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及第二階段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0.87，1.32），總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也優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

這種模型的分析結果更能反應湖南經濟增長的支撐點，即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投入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對湖南經濟增長的作用愈加明顯與重要，人力資本即人才資源將日益發揮收益遞增作用。由于這個模型既考慮了勞動者數量又考慮了他們的素質――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夠真正反映出有效勞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經濟增長政策建議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轉變是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提供以下建議：

1.加大人力資本投入，發展教育科技，加強人力資源管理?！鞍倌甏笥?，教育為本”新經濟增長理論證明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知識與人力資本積累這樣一些內生因素。上述實證結論也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日益明顯。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資源在全國都占據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這種比較優勢提高教育質量鼓勵創新，發展高科技，加強人才資源管理，實現人才強省的騰飛。

2.擴大資本積累優化融資機制。資本積累對推動湖南經濟增長功不可沒，資本積累的擴大與知識技術相結合必定產生巨大推動力。湖南省儲蓄率較高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造成巨額的資金閑散與浪費，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政府必須改革融資體制簡化或取消先行審批過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優化融資機制，推進經濟增長。

3.推進制度創新，加強政府管理。任何的經濟增長過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中發生，制度因素貫穿于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響和改變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作用程度，從目前來看，束縛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因素還有不少計劃經濟體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視行為、趨利行為、尋租腐敗行為等問題尚未較好解決，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來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總之，正確選擇經濟發展政策對經濟長期增長至關重要，要素投入不僅要求數量上的優勢，更應強調其質量上及組合上的效益，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張一力: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溫州與蘇州比較實證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2]賀東偉:經濟增長、要素投入與發展戰略選擇.西安財經學報，2007（1）

[3]龔六堂:經濟增長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4]湖南統計年鑒（2005）

篇3

30多年來，多位海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當代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青木昌彥就是其中一位。他參與了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關注著中國改革的進程。

作為比較制度理論的大家，青木昌彥對中國經濟學家有深刻的影響。他在公司治理理論方面也貢獻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內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發明的。近日，青木昌彥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接受了《財經》記者近兩個小時的專訪。76歲的老人侃侃而談，思維縝密。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折期：一方面經濟增速不斷下降，持續多年的高增長成為過去;另一方面中國試圖通過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使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獲得一個穩定的基礎。由于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很多，人們對于經濟改革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彥看來，“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p>

青木昌彥用國際經濟學界的新理論――“統一增長理論”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指出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拔也煌饪看碳ふ邅砝洕鲩L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他說。

青木昌彥提醒道：“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

“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

《財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引起許多人士的焦慮。2008年為了應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中國政府進行海量投資，成功拉升了經濟增長速度?，F在一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再次使用這種刺激辦法。你是否同意這種觀點，為什么？

青木昌彥：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要看到，中國經濟正在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會放緩，我認為可能至少下降2%。

《財經》：你所說的“完全不同的新階段”，就是“新常態”吧？

青木昌彥：中國學者和政府都在談論“新常態”，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因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許多人仍然習慣于用所謂的“三駕馬車”理論框架來分析。其實，中國經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是“三駕馬車”理論框架能夠解釋的。在我看來，特別適用的一個分析框架是“統一增長理論”。根據“統一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會從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一個經濟體的現代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從農業為主的增長階段，發展到以現代制造業、服務業為主的增長階段，再過渡到基于人力資本的增長階段。

《財經》：那么，從統一增長理論來看，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是什么？

青木昌彥：影響經濟增長的，不是人們經常說的“三駕馬車”，而是五個重要變量。首先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行業流動到高生產率行業，特別是從傳統農業經濟過渡到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可稱之為“庫茲涅茨過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通過研究經濟發展歷史發現，一個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發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戰后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從50年代到70年代，韓國從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從8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是大量就業人口從農業進入工業和服務業。不過，當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降到20%時，經濟增長速度就開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韓國在80年代中期，都達到了20%的轉折點，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財經》：中國是否達到了這個拐點呢？似乎很難確定，因為流動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國的農業就業人口數據很不統一。

青木昌彥：我研究了中國的一些數據，發現農業就業人口已經低于總勞動人口的20%。這意味著，中國的上一個經濟增長階段結束了，開始了另一個增長階段。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紅利”。日本在“二戰”以后，韓國在朝鮮戰爭以后，中國在“”之后，動蕩結束，這些國家相繼進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當高峰出生的人口成為勞動力的時候，就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減速也就不可避免。

《財經》：研究表明，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絕對地減少，而勞動力新增需求依然穩定在每年1000萬以上，中國未來的就業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

青木昌彥：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來自人均生產率。而人均生產率由兩個因素構成：一個是對機器、工廠等的資本投資，另外一個是對人力資本投資。

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三個、第四個因素。中國過去30多年有大量的資本投資，大量資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產率，中國資本回報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來資本回報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資本沒有相應提高，會導致資本回報率進一步降低。

人力資本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時間以及父母對孩子的照顧。人力資本越寶貴，成本越高，所以現在人們要孩子的數量少了。

《財經》：中國生育率長期偏低，這和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系。

青木昌彥：當人力資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會下降。這是統一增長理論強調的一個普遍規律。即使現在開放計劃生育政策，我預測中國人口也不會有太大的增長。

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五大因素。過去十年中國的實際勞動參與率在降低。一方面勞動人口減少，另一方面由于醫療、營養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壽命不斷提高，老齡化社會給經濟增長帶來非常大的挑戰。

《財經》：中國已經“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齡化社會”。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青木昌彥：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孩子數量的減少，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經濟體遲早都會面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由于獨特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加速到來，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似乎更為嚴峻。

總之，按照“統一增長理論”，影響經濟增長的五個因素，中國已經發了巨大變化，因此中國經濟正在經歷重要轉折期。中國經濟不是進入“新常態”，而是進入一個“新階段”?！靶鲁B”并不包含變化的因素，特別是數量的變化。

“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財經》：“新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人們擔心中國也存在類似的風險。自2012年以來，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經濟學”，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評價“安倍經濟學”？

青木昌彥：我認為，“失去的十年”實際上更多是心理層面的?？紤]到老齡化和日本經濟發展的新階段，GDP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對于過去的輝煌和高速增長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經濟學也許不是非常有效的經濟政策，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解決了人們的心理問題，人們會說“情況也許沒那么糟”。人們的心理也很重要。

《財經》：現在世界經濟正在復蘇，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出口會逐漸好轉，如果政府繼續進行海量投資，還能夠維持經濟高速增長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評論這種觀點？

青木昌彥：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而不是維持現狀，回避挑戰。那些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西歐各國，都在致力于應對一些巨大挑戰，比如財政預算、社保體系、人口老齡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也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

《財經》：在你看來，為了順利轉入經濟增長新階段，中國應該做什么？

青木昌彥：為了完成經濟階段的轉型，中國應增強教育。教育對人力資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將來隨著孩子越來越少，必須要加強人口的質量，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實現從數量增長到質量增長的轉換。此外，要增加社會投資，比如說城鎮化過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環境、垃圾處理等這樣的一些社會基礎設施投資，使城市更適合人們來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財經》：中國確實要轉向人力投資，但中國經濟正處于下降過程，而人力投資代價大、時間長，人們擔心的是，在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經濟會不會突然出現崩潰式下降？尤其中國現在地方政府債務龐大，當人力資本還沒發揮作用的時候，會不會從“斷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彥：我相信，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新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人力資本投資的領域，首先應該是學校教育，包括職業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政府應該加大投資。我注意到，中國學校的招生數量在增長了，盡管它在短期減少了勞動者數量，但是長期來看，隨著人力資本的積累，未來的生產率會提高，這樣才能實現“第二次人口轉型”。

另外，現在很多40多歲的農民工回到戶口所在地，原因是他們對于未來缺乏安全感和對孩子教育的考慮，這會造成人力資本的流失。從某種角度說，這是“逆庫茲涅茨過程”，因為他們從生產率較高的崗位又回到鄉下。盡管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農村的生產率水平，但是無論如何，應該取消戶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提高農民工待遇，妥善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等問題。總之，要拆除壁壘，讓農民工不用擔心未來或者孩子教育等問題，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這將有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

《財經》：中國在2012年達到了勞動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達到了勞動力數量的峰值。據我所知，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上世紀70年代設計的，它是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呢？

青木昌彥：如何用過去的社保體系來應對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日本現在站在挑戰的最前沿。日本已經有很大的制度變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齡是60歲，現在有很多公司延長退休年齡，或者給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機會。所以，日本現在有10%的就業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而美國是5%，歐洲僅有1.02%。

我提出，為了提高勞動參與率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日本應該推遲退休年齡，提倡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產率崗位上的參與度。日本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要開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辦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學吸引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亞洲留學生。所以，將來日本和中國有可能爭奪人力資本階段，我們稱其為“第二庫茲涅茨過程”或“全球化的庫茲涅茨過程”。

《財經》：中國老齡化人口的勞動技能不高，所以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一定會提高經濟增長。

青木昌彥：但是我認為，隨著退休人口越來越多，他們的勞動技能越來越高。中國退休年齡提高是一種趨勢。

《財經》：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在新書《21世紀資本論》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長超過了經濟增長，那么收入差距將會增大。

青木昌彥：這個觀點也得到了經濟數據的支持，但這些數據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論區分了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但如果勞動者能夠通過政府或雇主投資養老或社?；?，他們就能從將來的資本回報中受益。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區分資本家和勞動者。

為了防止出現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國應該是對養老退休體系進行改革，覆蓋所有的人口。 “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財經》：經濟增長階段的變化是世界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共同現象，政府政策應該作出相應的改變，但是中國作為轉型經濟體，和這些國家還是有一些明顯不同。

青木昌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新階段，這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但是出于各種歷史原因，各個經濟體轉型的時間、長度都不一樣，也有可能是一個階段和另一個階段相重合，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對于統一增長理論而言，除了經濟變量和人口變量這兩個因素之外，還有制度變量，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財經》：中國轉型需要制度建設，你一直研究比較制度，從制度角度看，你對中國現在進行的改革如何評價？

青木昌彥：改革是非常重要的?，F在中國是“一個國家，兩種經濟”，農村和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只有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國才能進入到經濟增長的新階段。所以，戶口制度要取消，因為它只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另外，社會保障制度要覆蓋所有人口，而不是區分農村和城市戶口。

《財經》中國除了城鄉二元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彥：中國的國有經濟早在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時代就開始發展，主要是把農村的農業產出剩余轉移到工業領域，而沒有經歷人口流動的“庫茲涅茨過程”。沒有人口流動，所有的農業剩余被投入工業中去。

中國應該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梢园褔匈Y本變為社?；穑嗟鼗仞伻w人民。其實，這是90年代國企改革時就應該進行的?，F在看來，國企改革的難度很大。

《財經》：你對中國經濟問題了解非常深刻，多年來一直追蹤研究中國改革的進程。2013年底中國制定了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來，你對中國改革的進展有何觀感？

青木昌彥：中國盡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還沒有看到巨大的變化。因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時間，而且改革要克服許多挑戰。例如，戶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會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篇4

內容摘要：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內生分工演進模型為基礎，分析分工水平的發展路徑以及專業化程度、交易成本、分工水平與地區經濟增長間的影響關系。在分工水平演進的不同階段，分工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均具有不同的效果，而熟能生巧以及“干中學”所導致的專業化程度的演進則是不同地區分工水平演進的動力，同時也是影響分工水平增長速度的主要因素。本文利用1952-2006年我國31個?。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對上述結論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支持本文所得出的結論。

關鍵詞：經濟增長 分工 面板數據

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內生分工演進模型為基礎，對分工水平提高的過程以及分工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探討，并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對其進行了實證研究。本文認為分工水平的發展路徑以及專業化程度、分工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間的影響關系主要表現在：地區的人均GDP的增長主要受到地區分工水平發展的影響，它與地區分工水平的提高表現出相似的增長趨勢；區域專業化水平隨時間的增加速度影響分工水平的提高速度，專業化水平隨時間提高的速度越快，分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將越快；在專業化程度一定的地區，交易條件以及專業化水平隨時間的增加率是影響地區分工水平增長率的兩個決定因素。

分工水平與地區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既然從理論上可以得出，地區經濟的發展的動力在于分工水平的提高，其人均GDP的增長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長都表現出與分工水平的提高相似的增長趨勢。在實際的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的特征是否能夠很好的證實上述結論，對此本文定義兩組模型來檢驗這一結論。

由于很難找到描述地區分工水平的變量，但考慮到區域內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必將導致區域內以及區域間各主體交易活動的增加，也即批發零售業、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生產總值將有較大程度的增加。因此，區域第三產業的繁榮程度可以間接反映一個地區分工水平，考慮到地區人口、面積的差異性，本文認為采用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以衡量地區分工水平更加合理。

分工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將會導致地區人均GDP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增長趨勢。因此，在對地區人均GDP與分工水平增長關系實證檢驗之前，需首先分析人均GDP增長是否具有突變性。在突變點前后，不僅僅人均GDP增長將具有不同趨勢，同時其與分工水平、專業化程度、以及交易狀況之間都將具有不同的趨勢。其次，在對地區經濟增長階段進行簡單劃分之后，可以在不同的階段對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一）經濟階段的劃分

對地區經濟階段的劃分必須依據地區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因此，本文使用1952-2006年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1608組年度數據，對不同地區人均GDP的增長特點進行實證分析。雖然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平衡性，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經濟的基本環境存在差別，但是，在同一個區域內，各省差別則較小，為更好分析數據與擬合模型，考慮將全國的數據分為東、中、西三大區域。雖然不同省份各自的經濟發展狀況差別很大，較發達省份將會比那些不發達省份的增長速度要高一些，但由于共同處在一個大的經濟環境下，其發展趨勢仍應具有相似性。由于各階段增長趨勢的較大差異性，可以將數據按時間分為三段：1952-1978為一組，1979-1992為一組；1993-2006為一組。對三大區域分別建立以下模型：

Ln（RGDPit）=βLn（t）+εit （1）

εit=αi+μit （2）

式中RGDPit為地區i，在時間t的人均GDP數據，αi為對應于i省的固定效應，β為系數，t為時間，μit是誤差項。本文采用相同系數的固定效應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盡管我國各省、市經濟增長存在一定差別，但是，由于處于相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彼此增長趨勢應該是近似的；二是Hausuman檢驗如表1所示，故選取固定效應模型?；貧w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上述回歸結果，可得以下結論：全國各地區人均GDP的發展趨勢是相似的。在1952-1978年，全國各地區的人均GDP的增長率是不斷減小的。在1979-2006年，全國各地區的人均GDP的增長率都是不斷增加的，但是1979-1991年之間全國各地區人均GDP的增長率較1992-2006年之間的增長率要低很多。1978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為全國各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的轉折期。

總體上來看，我國各地區人均GDP的增長特點基本上表現出三個不同的增長階段：第一階段，在1952-1978年，三大區域的人均GDP緩慢增長，其增長率具有不斷減小的趨勢；第二階段，1978-1991左右，三大區域人均GDP的增長率緩慢增長；第三階段，1992年以后，三大區域的人均GDP的增長率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

（二）分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

在上述三個階段的基礎上，對分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回歸模型如下：

Ln（RGDPit）=C0+C1*Ln（nit）+C2*1/nit+εit

εit=ηi+μit（3）

式中：RGDPit表示i地區t時期人均GDP的數據；nit表示分工水平的值，用地區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C0為常數截距。

數據集與前相同，回歸軟件采用Evies5.0，分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貧w結果如表3所示，Hausuman檢驗如表4所示。

根據上述回歸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全國各地區人均GDP隨分工水平的增長率是先負，后正，再減小的發展趨勢，即先負，后正，再增加的發展趨勢，從絕對值看，第一階段最小，其次為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的最大。由于，結合表2進行簡單計算，即可得上述結論。結論說明，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各地區分工水平相對較低，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落后，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區域內的第一產業或第二產業的增長，第二產業的發展相對落后，而其快速增長往往需要第三產業的發展相配合。在此階段內，分工水平相對較低，專業化水平相對較低，分工水平的增長率也較低，且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分工水平甚至有降低的趨勢。改革開放以后，各地區分工水平開始增加，但交易成本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而交易成本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了阻礙作用，但總體上，分工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經濟增長為正向促進作用。1993年以后，分工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日益明顯，地區經濟快速增長。

改革開放即1978年為各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轉折點，同時也是分工對經濟增長影響效果的轉折點。結論說明，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各地區分工水平相對較低，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其對地區經濟的增長基本無較好的促進關系，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區域內的第一產業或第二產業的增長，而實際上往往可能較大程度上依賴于區域第一產業的增長，第二產業的發展相對落后，而其快速增長往往需要第三產業的發展相配合。在此階段內，分工水平相對較低，專業化水平相對較低，分工水平的增長率也較低，且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分工水平甚至有降低的趨勢。改革開放以后，各地區分工水平開始增加，分工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經濟增長為正向促進作用。此時，第二產業開始取代第一產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成為地區經濟增長的支柱，服務于第二產業以及交換活動的第三產業也開始快速增長。1993年以后，分工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日益明顯。各地區分工水平快速增長，專業化水平也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分工導致的專業化利益日益增大，地區經濟快速增長。交易成本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其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也變得相對微弱，反而經濟的增長更大程度上導致地區交易成本的增加。此時，由分工導致的服務于第二產業以及交換活動的第三產業增長更快，專業化水平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地區經濟的增長一方面依賴于第二產業的增長，另一方面依賴于分工水平導致的第三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專業化導致的經濟利益更加明顯，對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更大。

結論

本文在Yang and Borland（1991）的內生分工演進模型的基礎上，使經濟體的專業化程度按照動態的方式逐步演進，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內生分工演進模型為基礎，將模型由比較靜態分析發展到完全動態的分析，分析了分工水平的發展路徑以及專業化程度、交易成本、分工水平與地區經濟增長間的影響關系，結論認為地區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交易成本的變化、專業化程度的演進均為影響地區經濟增長與分工演進的重要因素。在分工水平演進的不同階段，分工水平、交易成本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均具有不同的效果，而熟能生巧以及“干中學”所導致的專業化程度的演進則是地區分工水平不同演進的動力，同時也是影響分工水平增長速度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結論認為，地區經濟的增長主要受分工水平提高的影響，即地區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地區經濟結構的改變。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資本與勞動力兩種要素的投入，實際上，這兩種要素的投入是否能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關鍵還是要看這種投入是否促進地區分工水平的提高，導致經濟結構的有效改變。分工水平的提高既包括地區間分工水平的提高又包括地區內分工水平的提高。因此，積極改善地區間與地區內的交易條件，加速專業化經驗的擴散，促進地區間與地區內分工水平的提高，將會促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Yang,X.The division of labour,investment,capital.Metroeconomica,1999

2.梁琦.中國制造業分工、地方專業化及其國際比較.世界經濟，2004（12）

3.汪斌，董.從古典到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專業化分工理論與當代產業集群的演進[J].學術月刊，2005（2）

作者簡介：

篇5

關鍵詞：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是諸多國家經濟發展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開放條件下，從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費需求（包括居民消費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需求結構指的是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例及變化關系，用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來表示。需求結構演進相應指的是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變化趨勢。

1978―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驅動獲得了較好的增長績效，名義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5.2%①。但與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需求增長滯后致使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強的投資和出口依賴，相應形成了“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波動中不斷上升，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的需求結構演進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決策層面和學界的高度關注與擔憂。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使我國出口面臨的外部環境惡化，“投資―出口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態性”特征充分顯現：2003―2007年，我國GDP增長率穩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使出口需求銳減，造成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和一定程度的增長速度下滑（見表1）。因而，如何通過需求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成為我國政府宏觀調控追求目標的必然選擇。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反映經濟增長需求動力演進邏輯，明確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是進行需求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前提和基礎。基于此，本文關心的問題主要有：（1）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具有何種邏輯性？（2）需求結構演進與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關系？（3）中國應該如何對需求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以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二、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事實

為了考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我們利用多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事實，從兩個維度進行統計性描述：一是基于對經濟發展工業化不同階段7個國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個國家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考察。

（一）基于7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工業化階段的考察

依據錢納里（Chenery）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階段界定的相關研究結論H?錢納里、S?魯賓遜、M?塞爾奎因：《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吳奇、王松寶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頁。，本文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工業化進程分為三個階段一般說來，反映工業化階段的指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三是工業內部結構。本文主要以產業結構變動為依據，同時參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來反映工業化階段。這種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響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第Ⅰ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第Ⅱ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第Ⅲ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即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發達工業化階段。

本文分別對印度、巴西、新加坡、韓國、美國、德國和英國共7個國家在1970―2008年間的經濟運行狀況進行實證分析，以考察工業化不同階段需求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依據1970―2008年間7個國家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變化情況等經濟運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個國家產業結構和人均產出的相關數據。感興趣的讀者可來信索取或查詢《國際統計年鑒（1995-2010年）》的相關數據。。本文的基本判斷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處于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新加坡和韓國則由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中期階段過渡到后工業化階段，而美國、德國和英國則處于經濟發展的后工業化階段。

由表2和圖1、圖2、圖3可見，1970―2008年，7國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事實說明：（1）不同國家的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異較大，這一事實說明，不同國家需求結構水平由各自經濟運行條件和外部環境等因素所決定，如生產技術水平、收入水平、資本存量、勞動力、收入分配、經濟制度、產業結構、消費習慣及經濟增長速度及目標等，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的國家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工業化階段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謂需求結構的“標準模式”，即如果僅僅依靠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斷一個國家的需求結構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頗；（2）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不同國家的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存在共同的變化規律：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下降，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3）當經濟發展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過渡至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當經濟發展由工業化中期階段過渡至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這說明經濟增長率上升與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相伴隨。

（二）基于37個不同國家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考察

為減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響，進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需求結構演進一般規律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綜合考慮了5個不同大洲的37個國家用以統計分析。

表3和圖4、圖5、圖6、圖7分別描述了2006年37個國家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與收入水平及經濟增長率的關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來衡量經濟發展的不同工業化階段：低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高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后工業化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工業化階段不同，37個不同國家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呈現出如下特點：

1、消費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國家2006年的消費率水平差異較大，消費率的最大值出現在柬埔寨，達到86.9%，最小值出現在新加坡，只有49.7%。從收入水平與消費率之間的靜態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國、英國、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國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從收入水平與消費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消費率水平相應較高，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率會不斷下降，在人均GDP約20000美元左右時達到低點，隨后消費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上升，即消費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消費率趨勢線）。

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與經濟增長關系可見：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水平中等，經濟增長率水平較高，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水平較高，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低，高收入國家消費率水平較高，經濟增長率水平也相對較低；雖然有些高消費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低，但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反向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會隨著消費率提高而下降（詳見圖5中擬合的消費率趨勢線）。

2、投資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不同國家2006年的投資率水平差異較大，并無較強的收斂趨勢。從收入水平與投資率之間的靜態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的投資率水平相對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委內瑞拉、泰國和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投資率水平相對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雖差異較大，但相比較而言，大多數國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賓等國家投資率水平較低，多在20%以下。從收入水平與投資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投資率水平相應較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投資率會不斷上升，在人均GDP約20000美元左右時達到高點，隨后投資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資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投資率趨勢線）。

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投資率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可見：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較高，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國家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則最低；雖然有些高投資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高，但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正向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會隨著投資率提高而上升（詳見圖6中擬合的投資率趨勢線）。

3、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國家2006年的凈出口率水平差異較大，其中最大值達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為1.8%，標準差為8.4%，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差值為41.3%。從凈出口率與收入水平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凈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凈出口率水平相對較高；凈出口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凈出口率趨勢線）。

從凈出口率與經濟增長關系來看，凈出口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U型”曲線關系，即凈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低，而凈出口率相對較高的國家和凈出口率為負且相對較低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水平均相對較高（詳見圖7中擬合的凈出口率趨勢線）。

三、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一）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基于7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工業化階段和基于37個不同收入水平國家2006年橫截面資料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國家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水平差異較大，并無明顯的收斂現象，但所有國家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均呈現出相同的演進邏輯（詳見圖8）：（1）隨著工業化進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變化趨勢，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即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消費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而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波動中不斷上升，而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在波動中不斷上升，而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小；（2）經濟增長率上升與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相伴隨，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高，而在后工業化階段和工業化初期階段，經濟增長率水平會相對較低；（3）需求結構短期劇烈變動時期，經濟波動相對較大，即需求結構短期劇烈變動會影響經濟長期持續均衡增長。

（二）需求結構演進邏輯與經濟增長需求動力演進邏輯的關系

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雖然都是經濟增長的需求驅動力，但由于其性質不同，在經濟發展不同的階段，何種需求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有所不同。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反映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的演進邏輯：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由于生產和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收入僅僅能夠用于消費，產品較少剩余，用于積累及出口的產品相對較少，消費需求相應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投資需求次之，凈出口需求水平較低且一般為負，因而，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高，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相對較低，但在這一階段，由于積累較少，資本相對匱乏，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低；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迅速發展促進了投資需求迅速擴張，投資需求相應取代消費需求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投資需求迅速擴張形成的強大生產能力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某些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部門存在產能過剩，因而必須依靠產品出口（這一階段主要是制造業產品出口）進行化解，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消費率水平會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會不斷上升，經濟增長速度也相應較高；在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產業增長變緩、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由于第三產業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資本需求相對較低，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相應變弱，消費需求會重新取資需求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產品出口也相應變緩，相應地消費率有所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有所下降紀明：《經濟增長的需求啟動、需求約束及再啟動》，《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說明，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來說：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都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相比較而言，不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應概括為：“消費需求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穩定器，投資需求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啟動器和加速器，凈出口需求是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有效補充，是經濟增長的輔助器?！?/p>

（三）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的政策含義

明確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的政策含義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需求結構變動符合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是其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重要因素，應依據需求結構演進邏輯適時適度切換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同時避免需求結構在短期內劇烈變動。即為了促進經濟持續均衡增長，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重點不應是關注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應是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依據需求結構演進邏輯，適時適度調整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以達到相應的政策目標：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快速增長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相應地應依靠投資需求擴張來完成，消費需求次之；在后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使工業化中期階段的高經濟增長率持續，相應地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應依靠消費需求擴張保持增長的持續性，同時依靠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的結構調整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必須注意的是，需求結構短期內劇烈變動是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因而，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又一重點是避免需求結構短期內變動幅度過大。

四、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需求結構演進特征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1978年以來，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圖9和表4分別描述了1978―201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各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及與經濟增長率關系。

從需求結構總體變化趨勢來看：1978年以來，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率波動中階梯式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階梯式上升。分階段來看，1978―1992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下降，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上升，凈出口率接近于零且變化趨勢不大；1993―2000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上升，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下降，凈出口率小幅上升但變化趨勢不大；2001-2010年，消費率快速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對工業化進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國內一些學者如：郭克莎、陳佳貴、黃群慧、鐘宏武、金碚、簡新華等對中國工業化進程進行深入研究后認為：1978―2010年中國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1993年左右中國總體工業化進程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2000年左右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因而，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1978―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變動趨勢符合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的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趨勢也相應反映了經濟增長需求動力的演進趨勢：伴隨著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斷下降，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斷上升（詳見表4）。

從需求結構演進與經濟增長關系來看（詳見圖9）：1978―1992年，受各種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率波動幅度相對較大，經濟增長率與需求結構演進并無較強的相關性；1993年以后，經濟增長率與需求結構演進呈現較強的鏡像關系，1993―2000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上升，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下降，經濟增長速度相應有所下降，2001年以來，消費率波動中大幅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大幅上升，經濟增長速度相應不斷提高。

從需求結構演進與GDP年均增長率關系來看（詳見表4）：1978―1992年階段和2001―2010年階段，即消費率波動中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上升階段，GDP年均增長率相對較高，分別達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階段，即消費率波動中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下降階段，GDP年均增長率相對較低，只有12.9%。

上述情況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符合工業化初中期階段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增長績效較好此處經濟增長績效較好指的是：與前文中1970―2008年7個國家經濟增長率和37個國家2006年經濟增長率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率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國家。。但值得重點關注的是，2001年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以來，需求結構變動過于劇烈，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的變化幅度明顯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波動，同時使經濟易受外部沖擊，進而影響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常態性”，對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構成一定威脅。

五、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現實戰略選擇

1、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性”

關于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經濟學家認為，消費需求是生產的最終目的，也是經濟增長需求動力中最穩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國消費與投資關系的調整及其機制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頁。。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經濟發展的起飛和成熟階段，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而在經濟發展的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消費需求的不斷提高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從這些經濟學家關于需求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典論述來看：一般說來，當經濟發展進入到后工業化階段，依賴提高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提高消費率不僅可以達到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及穩定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需求結構演進較好地遵循了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增長速度也相對較高。但國內諸多學者通過國際比較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消費率水平明顯偏低，這對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形成不利影響。從經濟發展現狀及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即將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因而，提高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刻不容緩。依據消費函數的基本理論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居民收入水平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消費需求擴張。有鑒于此，努力提高消費需求，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政策設計機制應主要包括：加強政策引導，形成居民健康、持續的消費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間、區域間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提高居民的現期消費和消費支出預期。

2、以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投資擴張以維持適度的投資水平，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

需求結構演進邏輯說明：經濟的高速增長總是與投資需求的快速擴張聯系在一起的，投資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加速器和啟動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資水平對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非常必要。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3年以來，投資需求迅速擴張促進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相應地，長期高投資率、依賴投資需求擴張驅動經濟增長致使當前某些制造業產能過剩及成本上升導致的通貨膨脹預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給中國經濟的長期均衡增長形成負面影響。

簡單地說，在中國即將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之際，保持適度的投資水平對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非常必要，但投資的進一步擴大一定要以消費結構升級為導向。當前，在中國城鎮化正處于提速階段和居民消費結構正向服務業消費品主導型升級之際，適應消費結構升級的投資結構升級是化解當前部分產業產能過剩進而減輕資源價格上漲進一步加劇的關鍵。政府投資政策導向的重點應從促進投資規模擴張轉化為優化投資結構和提高投資效率，應特別加大先進制造業和以金融業、旅游業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投資力度，依靠技術進步提高制造業的投資效率，促進工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相對快速發展，進而帶動經濟快速增長。

3、適度控制出口規模，提高出口工業制成品技術密集程度，擴大服務貿易

凈出口需求作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輔助機制，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產品的市場需求，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凈出口需求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緩解了投資需求擴張所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出口和進口不僅直接拉動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而且進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使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間接作用（如實現規模經濟、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加快技術進步等）也顯著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