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資本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國際上唱空中國經濟的說法從來沒斷過，雖然各種說法不斷被后來的事實證明錯誤，不過一些說法，的確可以拿來作為鏡鑒。最新唱空中國的說法是貧富差距大，社會秩序固化，中國經濟的活力降低。恰在此時，中國啟動了金融改革，這恰恰是可以提高中國經濟活性的關鍵。如果用一箱子魚兒來比喻整體中國經濟，金融改革可能就是及時放入這個箱子里的“泥鰍”。

隨著近年來樓價上漲帶來的各種生活成本提高，年輕人積攢創業資金的難度越來越大。而商品市場的相對飽和，也使得小商小販的利潤日益微薄。即便有好點子、好主意，沒有資本而興嘆的事情越來越多，創業難度的增大對于底層人士不斷的打擊，使得一些人失去信心或者想法，久之便會使得社會秩序凝固而缺乏活力。一位知名經濟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是評價改革開放后年輕人的經濟處境：改革開放初期，憑借勇氣有膽量下海便可以創造財富；后來，如果能承包到工程或者進入地產業的大多能發家；如今，靠自己賺的錢能有個房子已經成了奢望。

在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的成熟市場背景下，西方國家用低廉的零利率，給青年人提供廉價的創業資金，發達的金融體系也能使得優秀的小企業迅速得到金融資本的垂青并成長起來。臉譜網站的扎克伯格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因為失戀后一怒之下創辦了小網站貼了前女友的照片數落前女友的是非，并號召別人同樣貼上“惡女”的照片，他的網站迅速火了起來。而投資人隨之紛紛踏門而來，要求入股。巨額的資金保證了網站后來的發展，壯大。一個被女友拋棄的失戀年輕人便迅速成為有世界影響的人物。

失戀的年輕人在美國成長為臉譜網站的創辦者，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低廉的利率以及生存成本，使得年輕人敢于去借款實現自己的愿望、想法，甚至發泄自己的情緒；資本也因為自由的意志可以迅速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金融改革是一次資本資源社會分配的改革。

篇2

對于金融自由化，人們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事實上，金融資本與實業資本具有完全不同的屬性和運作模式。金融資本的屬性，決定了其投資行為實際上是在追尋高風險。次貸危機爆發的最主要原因，其實就是金融資本這種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偏好。對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非常需要直接投資資本的流入，但是還沒有應對高風險游戲的本錢。此時，如果金融投資資本過早地介入，多半會造成當地經濟的大起大落。

由于次貸危機惡化，日前美國政府不得不宣布接管“兩房”，華爾街繼續為自己制造的危機付出慘重的代價。占美國抵押貸款證券半壁江山的“兩房”的國有化，釋放了華爾街次貸危機最大的風險。雖然次貸危機有望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得以最充分釋放，但是這一過程是很痛苦的。更痛苦的是，全球或許還要準備面對長達幾年的經濟低迷以及對國際金融市場多年來一直被推崇的某些價值觀的痛苦否定。

當國有化成為拯救金融自由化所帶來危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這對于一貫以最市場化，特別是在金融領域，一直不遺余力將金融自由化的華爾街模式推舉為全球典范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對于無故受傷而成為次貸危機埋單者的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則非常有必要在次貸危機中悟出一些什么來，否則學費就白交了。這里，我們暫就金融自由化的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重新思考。

金融自由化的認識誤區

事實上，對于金融自由化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但是這些爭議有一個誤區。

支持方在推動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時候, 比較多的說法是用國際貿易理論中關于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結論，強調金融自由化推動資本更大程度的自由流動帶來的正面效應，特別是強調對資本流入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正外部效應。這里的似是而非之處在于，國際貿易理論支持的資本自由流動帶來多贏的結論，是基于實業投資資本，也就是“直接投資”資本，不是指任意類型的資本，而金融自由化推動的應該是金融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籠統地用“資本”流動的概念，或者借用直接投資概念作為抽象的資本全球流動的理論支持，而沒有十分清楚地區別直接投資資本和金融資本以及它們帶來的不同的影響，有偷換概念之嫌。

而反對派確實看到金融資本全球流動的負面外部效應，但這些不同觀點往往被扭曲成反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非主流的聲音，而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讀和更廣泛的討論。

金融資本與實業資本完全不同

實際上，金融資本與實業資本不是同一個概念，兩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屬性和運作模式。因為金融資本流動不能達到實業資本流動的結果，所以國際貿易理論論證的，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全球各國經濟發展的各種結論，對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不能完全成立，至少還有待進一步理論和實踐的論證。金融自由化意義下的金融資本自由流動，更不能混同于實業資本的自由流動。

在我看來，實業資本(或者說直接投資資本)與金融資本(或者說證券投資資本)在全球流動時在投資目標、所發揮的作用以及最后引發的結果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不同。

從直接投資資本的基本屬性出發，直接投資資本流入與低工資勞動力結合，將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當地經濟的成長。直接投資資本的流入對于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論在任何發展階段，應該都有積極的意義。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得到論證。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許多跨國公司和港臺企業到中國內地來建合資、獨資公司，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汽車、家電、復印機、重型機械等一些行業如技術換市場的初衷沒有完全實現，但是這些直接投資資本伴隨而來或多或少的技術，對推動中國的經濟成長是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的。這其中，在全球產業大規模轉移浪潮中，來到中國的加工制造業，更是推動中國成為服裝、鞋帽、玩具等一般消費品的全球生產基地，使中國變成了全球貿易大國。雖然8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并不是什么值得驕傲的事情，而且現在出口企業還面對產業升級換代結構調整的陣痛，但是這些實業直接投資資本的貢獻應該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金融資本是追求所謂高風險高收益的，它不是通過投資實業、通過創造實業財富的增長來獲取資本的社會的平均收益的，這是金融資本與直接投資的實業資本的最根本區別。金融資本的屬性，決定了其投資行為實際上是在追尋高風險，因為只有高風險才有高收益，找到了高風險才有可能去“賭”高收益。次貸危機爆發的最主要原因，其實就是金融資本這種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偏好。

警惕金融資本過早流入

對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非常需要直接投資資本的流入，但是還沒有能夠擁有應對高風險游戲的本錢。此時，如果金融投資資本過早地介入，多半會成事不足而敗事有余，造成當地經濟的大起大落。

篇3

關鍵詞：生產資本；金融資本；金融危機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7-0042-03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07年底開始的金融海嘯，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使之陷入新一輪的衰退，全球股市無一幸免于暴跌的命運。此次金融海嘯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而對于其產生的真正原因，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有公司治理說、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說、金融創新過度說、市場自由主義失靈說、信用危機說等，其實這些均只能從表面上解釋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自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后，人類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以來，人類經濟發展史中從來不乏此類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機，遠期有17世紀30年代的“郁金香熱”，18世紀早期的“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近期則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以及眼下的次貸危機等。幾乎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危機爆發。這些都不是上述學說所能解釋的。

那么究竟是誰一次次地導演了這一場場的金融悲劇，而又究竟是否能夠避免悲劇的再次上演呢?我們認為，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的周期性脫離是金融悲劇產生的真正“幕后黑手”；而金融資本的貪婪和人的本性又使得這種悲劇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二、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的關系演變

(一)資本的概念

所謂“資本”是指行為者的某些動機和標準，正是這些動機和標準引導著具有某種特定技能的人(或者雇傭他人)去執行財富創造過程中的一種特定的職能。其中生產資本代表著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者(包括運輸、貿易和其他提供實現條件的活動)的動機和行為，是財富的真正創造者。金融資本則體現為以貨幣或者其他賬面形式持有財富的那些當事人的標準和行為，是重新配置或分配財富的行為者。二者本是經濟實體的不同方面，但由于社會專業化分工，使得二者職能的分離成為必然，而且二者運行機制也不一致，就埋下了金融危機爆發的種子。

一般來說，金融資本具有流動性高、逐利性強、風險規避手段多等特點；生產資本則由于資產專用性高且難于變現等原因，流動性差、套利成本高和風險規避途徑少等特點。在風險面前，由于金融資本在本質上是無根基的，故容易逃離風險；而生產資本由于扎根于所能勝任的領域，甚至扎根于一定的地域，總是不得不面對每一場風暴的洗禮。二者雖然存在上述諸多區別，但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大多數時候是相輔相成、相互支持的，而這種互動關系并非總是能保持下去，在有些時候二者會產生離心化運動，這也是金融泡沫產生之時。

(二)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間的互動關系

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以技術革命或創新主要形式的生產資本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技術變遷并非是連續的和隨機的，而是一種跨越式的發展路徑。每一次技術革命的發生，不僅提供新的技術產品、技術原理和技術規范等“硬性工具”，還將會使組織原則及制度、實踐模式乃至社會文化和人的意識形態等“軟性工具”發生重大改變，技術革命的這種雙重性質被人們稱之為“技術－經濟范式”(Per－ez，1985；Freeman和Perez，1988)。因此，技術革命的發生必然伴隨著新產品、新行業和新基礎設施的爆炸性發展，以及新技術－經濟范式的產生和擴散，同時使得資本的相對價格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對商界人士、投資者和消費者等在個人決策及社會互動方面產生重大影響作用。

每一次技術革命一般要先后經歷爆發、狂熱、協同和成熟四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二者間的關系也不一樣(見圖1)。

1　導入期早期――爆發階段：技術革命的開始到來，應用新興技術的企業獲得超額利潤，金融資本逐漸拋棄利潤微薄的舊生產資本，不斷涌向新的生產資本，并開發出適當的新金融工具支持它。然而不久，金融資本便會發現新興技術部門畢竟只占經濟體的一小部分，很難維持高收益的習慣性預期。于是，金融資本就會變得極富“創造性”，從房地產到藝術繪畫，從敵意收購到衍生工具等，開始漫無邊際的金融創新。

2　導入期中晚期――狂熱階段：一方面，金融資本為新范式基礎設施的巨大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另一方面，金融資本進一步脫離服務于生產資本的中介角色這一運行軌道，新生產資本淪為金融資本操縱和投機的對象，二者幾乎完全對立。此時，在這個資本收益、房地產泡沫和國際游資盛行的世界中，為逃避價格競爭的并購狂潮四起，新部門的過度融資現象比比皆是，真實價值的概念被拋棄，賬面財富與真實財富之間，真實利潤或紅利與資本收益之間的比例越來越失調，資產泡沫迅速膨脹，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的斷裂程度達到極點。然而，這種幻覺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泡沫總是要破滅的。

3　展開期早期――協同階段：泡沫破裂后，瘋狂的金融資本被迫回到現實，與生產資本重新耦合，生產資本被明確視為財富的創造者。金融資本從服務于生產資本的過程中獲取自己的利潤份額，二者共同擴張，從而促進財富的真實增長。

4　展開期晚期――成熟階段：此時，新產品和技術體系的生命周期明顯縮短，新投資機會逐漸變少，為提高生產率所作的投資越來越沒有成效，新的盈利機會難以把握，追求規模經濟的兼并潮興起。利潤從境況不佳的經濟中和依然活躍的企業和部門流出，由于獲得豐厚回報的投資機會日益減少而成為“閑置資金”。金融資本承受的壓力迫使其尋找新的利潤源，如貸給遙遠地區和投向新技術開發，前者會導致債務危機，后者則孕育著下一次浪潮的到來。

三、次貸危機產生的根源

當前金融危機的爆發正是世紀之交互聯網泡沫的繼續或者說是延伸。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興技術――互聯網絡的興起，影響并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等幾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處于互聯網技術革命爆發期的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由于豐厚的利潤使網絡行業獲得了不少金融資本的青睞，圍繞著互聯網通訊的金融創新工具也不斷涌現，風投活動盛極一時，硅谷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期間，與網絡相關的行業基礎設施得到大力發展，出現了一些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而快速成長起來的跨國巨頭，如微軟、雅虎、甲骨文和亞馬遜等，金融資本以一種間接但極為重要的方式推動了互聯網技術革命的進程。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紀初的狂熱期，網絡行業的暴利吸引了大量前期累積的閑置金融資本的涌入，從而致使一方面網絡行業過度投資現象開始出現并日趨嚴重，1995～2000年僅網絡經濟就為美國每年增加了超過5000億美元的產值，每

年提供了超過230萬個就業機會，并以每年60％的年增長率飛速發展。另一方面，網絡行業投資機會的減少意味著高收益機會的減少，不滿足于此的金融資本發展出各種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以錢生錢，開始脫離生產資本的運行軌道，踏上了獨自起飛的“非理性繁榮快車”。金融資本在爆發期所積累的信心空前膨脹，開始操縱并主宰生產資本的命運，兼并浪潮接踵而來，行業壟斷逐步顯現，它的直接利益支配著整個體系的運作。此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金融與生產相分離，經濟力量和調節框架之間的裂痕也逐漸擴大，而任何管制的嘗試被認為是阻礙了財富增長的道路。這種新的錢生錢的能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其中，網絡泡沫不斷被吹大，其主要表現為以網絡股為先鋒的股市空前繁榮。在互聯網泡沫高峰期，美國股市市盈率約40左右，遠遠高于正常水平。以高科技股為主要代表的NAS－DAQ連創歷史新高，高科技股約占美國股市市值比例的40％以上。于是，在導入期尾聲出現了一個針對互聯網技術和通訊網絡基礎設施瘋狂投資的階段，它刺激著股市走向繁榮，并最終形成泡沫。

資產價格泡沫總有一天會以各種形式破裂。NASDAQ指數在2000年3月沖至創紀錄的5048點后，標志著達到互聯網泡沫的最高峰。次月3日，NASDAQ暴跌349.15點，比3月份的最高點下跌了16％；到年底，NASDAQ相比最高點下跌51.1％，創下其開市71年來最大的年跌幅。另外，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的平均值也出現了10年來的第一次下跌，年下跌6.2％。隨后，雅虎等公司收入急劇下滑，大量互聯網公司倒閉，全球IT泡沫開始破滅。

一般來說，泡沫的破裂必然伴隨著經濟的衰退，同時金融資本也應該回歸到服務于生產資本的中介者角色的現實中來，使賬面價值與真實價值重新取得一致。而走出衰退時間的長短則取決于政府當局建立和引導制度變革的社會能力和政治能力。為了扭轉IT泡沫破滅后美國經濟的頹勢，美聯儲采取了以降息為主要手段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到2003年6月25日，連續13次降息后，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1％，創下45年來最低水平。低利率政策的實施，意味著資金成本的下降，刺激儲蓄率本來就低、消費觀念超前的美國消費者積極購買各種消費品，包括房產等耐用消費品等，從而導致美國房價急劇上升。根據Case-Shiller指數，從2000年開始到次貸發生前的2006年中期，美國10大城市房價累計上漲了126.3％。

另外，網絡狂熱期間培育起來的衍生品創新浪潮并沒有在泡沫破裂后得到有效管制，而是繼續大行其道，逐利性投機資本迅猛增長，市場投機氣氛愈來愈濃。2006年，全球流動性最大的對沖基金規模超過1.5萬億美元，基金只數發展到近1萬只，基金管理資產達1.2兆億美元。而道德倫理的軟化和金融活動的不透明，會極大地助長狂熱期金融資本的自信心和囂張氣焰。許多金融創新工具利用法律漏洞來逃避監管，如尋求不被納入存款的資金，以降低準備金率，或者通過操作表外金融中介業務從而收取傭金的諸多新方式(Strange，1998)。盡管2001年安然公司的倒塌和2002年世通公司的破產，讓美國政府加強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但并無多大改觀。在華爾街創造的房屋次貸產品鏈條中，從RMBS(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ABS(資產支持債券)、CDO(擔保債務權證)到CDS(信用違約互換)等，信用不斷放大，風險層層轉移、層層掩蓋、逐漸累積，金融資本(衍生品)離生產資本(房產)越來越遠，直至金融危機的最后爆發。

由此可見，網絡泡沫的破裂，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斷裂后的重新耦合只是體現在網絡通訊行業(也許此時只有該行業的泡沫最引人關注，而其他行業的泡沫還不明顯)。由于過分關注經濟增長目標，調整時忽略了在諸如房產等行業中，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的離心化趨勢，導致泡沫在該行業中繼續滋生放大，最后引發了席卷全球的華爾街風暴。

雖然這次金融海嘯的發源地遠在美國，但對于一直在努力尋求融入全球化市場、當前外貿依存度高達60％的中國來說，它通過出口貿易、資本流動以及心理預期等三個主要渠道傳染進來，令國內市場感覺到了明顯的震感，從而加大了國內A股市場下跌的速度和深度、對外出口明顯減速等。

四、結論與啟示

篇4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旦被引入金融法學，就會凸顯道德維度與法律思維之間的錯位。所謂法律思維，就是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思考問題的立場和目的都符合法治精神。［10］以法律思維觀察和分析金融市場，是金融法學最基本的知識特性。而一旦以法律思維審視“金融道德風險論”，便會發現其存在以下困境。

（一）“金融道德風險”存在定性難題

“金融道德風險論”在對“金融道德風險”的概念、類型及原因等進行分析時，往往顧此失彼。比如，梅世云提出“社會性道德風險”的概念，認為“社會性道德風險”有體制引發型、政策引發型甚至腐敗引發型等幾類。［11］那么，既然是體制、政策甚至腐敗引發了風險，為何不能稱之為“體制風險”、“政策風險”或“腐敗風險”呢？即使這些風險也可以從道德維度進行解讀，但把其他視角幾乎全部納入道德維度之下卻有失偏頗。更明顯的是，他認為，“法制不健全……也是形成金融道德風險的重要因素”［5］，既如此，為何該風險不能稱之為“金融法律風險”呢？因為金融市場會經常遇到法律跟進不及時或法律之廢、立所帶來的不利后果。再者，如果存在“金融道德風險”，也只能歸因于道德，因為道德與法律有本質區別，而“若將一切道德的責任，盡行化為法律的責任，那便等于毀滅道德”［12］（P402）。可見，此時“金融道德風險”面臨難以定性的難題。

（二）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難以確立

“金融道德風險論”努力從道德維度尋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如果僅從表面現象看，金融風險的確與道德危機如影相隨：隨著金融市場多個交易環節資金鏈條的斷裂，欺詐和不遵守契約的行為開始盛行，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金融風險，最終導致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表明，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就包含在道德邏輯之中。事實上，個別或少數金融交易中的“敗德”行為，即使在金融市場穩定時期也是存在的。而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的美國華爾街金融巨頭被認為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但如果據此認為，危機源于這些金融大鱷的道德因素，那就會與事實明顯矛盾。因為，“數十年來，美國‘華爾街’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中心和楷模，引領著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13］。這說明，人們一旦從道德維度追溯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期望以此確立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就會脫離事實。所以，當“金融道德風險論”試圖從道德失靈中尋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從而希望從對金融風險的道德批判中走向法律思維時，其結果只能是，對這種道德批判得愈猛烈，距離法律就愈遠。

（三）金融法學難以自我證成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旦變為一種法學立場，就會使法律思維屈從于道德維度的敘說方式，不僅會造成金融法學知識特性的弱化，而且無法使金融法學完成自我證成。道德不能限定風險。風險與道德都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側面，道德并不基于風險而存在，風險也不會因為道德而出現。風險與道德具有同樣的現實依據，道德不能作為一種必然的標準來限制或決定風險，風險也沒有必然的義務體現該種道德。而風險之所以不會、也不能夠固定、單一地指向某種道德，其與道德的主體性有關。道德主體的復雜性、多元性甚至利益的對抗性（源于社會分層），使道德分化為不同的觀念體系，呈現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此時，道德批判就只能成為道德批判者對其他道德主體的批判。但是，不管人們對金融風險進行怎樣的道德批判，都無法改變金融風險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即只要不改變金融風險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就無法改變其所體現的道德邏輯。比如，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盡管代表“99％”的民眾對代表“1％”的華爾街金融寡頭進行了持續的道德聲討，但是，金融家們絕不會因此而改變其道德邏輯，因為自己為股東謀利就是其最大的道德。所以，不是金融風險沒有體現道德，而是沒有體現“金融道德風險論”主張的那種道德而已。如此，“金融道德風險論”對金融風險的道德批判自然蒼白無力，金融法學理論體系也就難以建立。

（四）受制于個人主義方法論缺陷

金融法學以社會利益為本位，在研究范式上以方法論整體主義為基礎。但“金融道德風險論”卻遵循個人主義方法論。當然，如果孤立地看待一個具體的金融風險事件，的確與交易相對人背棄商業道德有關。但是，當金融交易關系中的人們普遍采取欺詐、不遵守契約等機會主義行為方式時，個人主義方法論就難以對此作出合理解釋。例如，近些年我國多地發生惡意逃債、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現象，就不能僅僅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去解讀。就某種社會科學而言，“只有當人與人之間自發形成超越于個體的社會組織時，經濟學才有了其研究的對象……個體的節約行為或者其他任何改善自己生存狀況的努力，只要是孤立進行的，都不屬于經濟學研究的范疇”［14］，金融法學亦如此。同時，不論何種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只要還停留在偶然發生或個別調整的階段，而未體現出一定的普遍性、系統性和規律性，其解決情勢還未形成社會立法需要，就不足以引起金融法學的注意。而一旦某類金融風險體現為一種社會利益訴求，就表明該類金融風險已經超出了個人主義的范疇，金融法學才有可能從其普遍性中把握規律性，從而擔當起指導立法實踐的時代責任。而“金融道德風險論”中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顯然限制了金融法學的理論視域。之所以存在這種方法論瑕疵，與其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淵源密切相關，因為在新自由主義那里，“個人失敗基本被歸結于個體自己的過失”

二、“金融道德風險”的實質

金融法學對“金融道德風險”的貿然引入，之所以使自身陷入困境，在于其回避了“金融道德風險”的本質性問題。這種不“追根溯源”的實用主義后果是，當理論不能從簡單的假設和推理中找到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的根源時，竟然發現道德始終在金融風險中顯露身影，因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道德當成金融風險的“罪魁禍首”，進而將道德視為當今世界之最大禍害。因此，只有從“金融道德風險”的本質這一核心問題入手，才能揭開“金融道德風險”這一貌似強大的“外殼”之下所掩蓋的真實世界。金融風險與金融資本相聯系。金融風險是指一定量的金融資本，在未來時期內，其預期收入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因此，金融風險其實就是金融資本的經營風險，即一定量的金融資本因各種原因出現經營不善、利潤減損等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為人的一種經濟性存在方式，金融資本具有自己獨特的道德邏輯，這種邏輯體現著“以錢生錢”的利潤最大化動機或目的。可以說，贏利就是金融資本的最大道德。由此，“金融道德風險”只是被人為地虛化為道德侵害的金融資本的贏利風險。所以，這種侵害不可能是道德范疇內的侵害，而是可以量度的、表現為一定物質利益損失的經濟侵害。［16］（P19）于是，無論人們多么不情愿地向金融資本經營者支付對價，或者多么希望違背道德的鐵律（如借錢不想還）而又無奈于法律的強制，但只要這種對價最終得以支付，就不會在道德上遭受譴責，也就不存在“金融道德風險”。因此，“金融道德風險論”實際上體現了金融資本的道德主體性立場，客觀上擔當著掩蓋金融資本趨利本性的理論角色。可見，不是從可以經驗地、具體地把握金融風險實質的社會存在———金融資本出發，而是從主觀的、抽象的社會意識形式———道德出發去分析金融風險，顯然是舍本逐末。當然，金融資本的歷史合理性包含在產生它的社會條件之中，無論是對金融風險的道德幻化，還是對金融道德的人性批判，都改變不了金融資本的趨利本性。因此，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本的而不是人的內在規定性。歷史地看，通過市場競爭爭奪利潤是金融資本的存在方式，而這種競爭不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道德”，它從來就是一部充滿欺詐、傾軋甚至掠奪的歷史。［17］（P130）所以，不惜以“敗德”制造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本內在的運動邏輯，而人一旦為金融資本所界定，并變成其執行人，便具備了這種本性。漂流的殖民主義者———魯濱遜，一爬上孤島就失去這種本性，因為客觀上，他遠離了資本，此時金幣對他毫無意義。所以，無論他的道德多么敗壞，再多的金幣也不可能使他制造“金融道德風險”，因為從他人之處獲取利潤的機會是不存在的。在這個金幣都成為無用物的荒島、金融資本對人來說已經不存在時，產生金融風險的根源才能消除。顯然，這不是道德的功勞，而是金融資本的投機邏輯隨著資本的社會條件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與其說金融風險距離道德很近，毋寧說金融風險距離金融資本的利潤更近。而愈是把道德置于歷史的前臺，就愈發說明，金融資本把自己的投機本質隱藏得更深了。

三、對“金融道德風險論”的法理批判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方面將金融風險歸因于個人的“敗德”；另一方面將解決路徑寄望于普遍適用的法律，這種相悖的邏輯進路，反映出道德維度本身潛藏著其所無法應對的路徑局限，凸顯著與法律思維之間的根本沖突。道德維度不能當然地完成向法律思維的轉換。金融風險屬于客觀存在的范疇，而金融活動中的道德觀念則屬于主觀意識的范疇。同時，只有導致金融風險的客觀條件生成，從道德維度觀察該風險才有現實意義。而這種客觀條件一旦存在，金融風險就不是道德所能夠約束的，因為，道德是依靠自律得以實施的規則；而在金融利益沖突面前，只有通過立法，進行國家強制，才能從根本上遲緩、阻滯以至避免這些風險。這是緣于，法律的國家強制性能真實干預到資源配置的過程，能對金融市場關系中的利益矛盾進行強制克服或調整，從而對產生金融風險的社會條件進行控制。同時，法律是一種他律性規則，這種規則一旦生效，就具有了相對于交易行為人意志的獨立性和國家意志性，并依靠一整套國家運行機制，對其經濟利益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效果；而道德則不同，雖然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其實施不僅要依靠社會輿論，更需要行為者內在的自覺力量。金融交易屬于典型的資本套利活動甚至“零和游戲”，其特點是交易雙方都以其利益最大化為企求，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必然出現“囚徒困境”。這說明，交易雙方的利益矛盾具有難以調和的性質，依靠道德自律來避免或減少這種沖突是靠不住的，而金融風險的根源恰恰就包含在這種沖突之中。所以，“金融道德風險論”試圖從道德維度尋找金融法得以產生的邏輯正當性，明顯面臨著無法從道德維度向法律思維過渡與轉換的難題。毋庸置疑，道德也是歷史的一種理性，它的特殊性在于，道德可以內化為人之理性自覺，使人主動而不是被動地調整與他人的社會關系。但是，作為自律性規范，道德在利益沖突面前常常失靈。不過，這并不表明可以彌補道德調整之不足的法律根源于道德失靈。顯然，“金融道德風險論”把看問題的角度當成問題本身，或者說，把看問題的立場作為問題的根源，似“盲人摸象”———從金融風險的道德屬性去感知對象，由此認為金融法的現實依據隱含在道德失靈之中。但是，如果把金融風險看成人內心道德觀念的結果，就需要從改造人的道德觀念入手，用道德機制加以解決，因為“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最終要依賴道德之外的制度，那只能認為問題的真正原因在于人觀念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正是法律治理的客觀依據。正如列寧在批判民粹主義時所言，民粹主義僅僅認為，“問題的關鍵只在于消除‘奸詐之徒’”，但是，“自發勢力不是偶然地或從外面什么地方‘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東西”。［18］（P312）所以，“金融道德風險論”只看到個體意義上的“奸詐之徒”，而看不到整體意義上“奸詐”的資本道德，自然只能停留于對個體性道德的批判，無法揭示金融風險內在的一般性，從而無法上升到整體主義的法律思維立場。事實表明，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都在通過完善立法以積極應對和化解金融風險。比如，為應對危機，美國政府積極推動金融制度改革，這項改革被稱作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產業最徹底的改革。奧巴馬于2010年7月簽署的《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國70多年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可見，為了防止金融資本的趨利行為給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風險，法律再次成為金融風險治理的主要方式。“金融道德風險論”顯然與這一基本事實不符。

四、結語

篇5

一、企業金融資本經營的概念及特征

企業的金融資本主要以有價證券為表現方式，如股票、債券等，也可以是指企業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種類的合約，如期貨合約等。它是與企業資本相對應的資本形態。

企業金融資本經營就是指企業以金融資本為對象而進行的一系列資本經營活動。它一般不涉及企業的廠房、原材料、設備等具體實物運作。企業在從事金融資本經營活動時，自身并沒有直接參加生產經營活動，而只是通過買賣有價證券或者期貨合約等來進行資本的運作。所以，企業金融資本經營活動的收益主要來自于有價證券的價格波動以及其本身的固定報酬所形成的收獲。企業金融資本經營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資本的買賣活動為手段和途徑，通過一定的運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種類型的金融資本升值，從而達到資本增值。

企業金融資本經營與實業資本運營相比較具有如下特征：

1.經營所需的資本額較少

實業資本運營，尤其是項目較大的固定資產投資經營活動，往往都要求企業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而對于企業的金融資本經營，只需企業購買一定數量的有價證券或交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即可從事金融資本的經營活動。所需資金量相對實業資本來說較少，大多數企業都能夠承受。所以，金融資本經營是一種適合于大多數企業進行的資本運作方式。

2.資本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較強

金融資本投資經營的結果主要體現在企業所持有的各類有價證券上，而這些證券又都是可以隨時變現、隨時充當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業的金融資本在經營活動中，資產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較強，也就使企業在從事金融資本運作時有了較大的選擇余地和決策空間。換言之，一旦企業察覺到形勢有變或者有了新的經營意圖，它可以較方便地將資產變現或者轉移出來，以及時滿足企業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響巨大

社會心理因素對各種資本經營方式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造成經營行為和經營效果的偏差，而這些影響一般都具有間歇性和偶性發的特點。但在金融資本經營中，心理因素卻是每時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當證券投資者預感到一種證券價格將要發生變動時，他就會依據自己的心理判斷搶先做出行動。當這種意識為多數人所共有時，則會形成集體的“搶先”意識。這種共有的意識構成了證券市場每時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會由此引發價格的劇烈波動，而這種現象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投資者的心理動蕩。

4.經營收益的不穩定性

金融資本經營是一項既涉及企業自身條件，又受外部宏觀環境因素干擾的活動。企業的自身條件有：企業的資金實力、決策人員的能力、企業所具有的金融資本經營的經驗和技巧等；而企業外部宏觀環境因素諸多，如國家的經濟形勢，政府所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行業政策，國民經濟增長水平，居民收入等。這樣就使企業金融資本的經營容易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干擾，造成其收益的不穩定性。另外，金融資本經營的收益主要是通過有價證券價格的變動來獲取的，由于證券交易市場上價格的頻繁變化，企業收益發生波動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資本經營的技術操作原則

1.經營目標明確，制定投資計劃

要使企業的金融資本經營取得成效，應首先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在確定目標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投資計劃，以避免投資經營的盲目性，保證預期投資效果的實現。企業在擬定投資經營計劃時，應充分考慮以下幾方面問題：（1）資金的來源與穩定性。（2）投資收益的獲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資經營為主，還是以債券投資經營為主。（3）處理好可獲得的信息，把握機會。

2.組合投資經營，分散投資風險

在金融資本經營過程中，收益和風險是緊密相連的。在風險已定的情況下，應盡可能使投資報酬最高，或在報酬已定的情況下，盡可能使風險最小，這是金融資本經營的基本原則。在這一原則下，企業在金融資本經營進程中，要實行組合投資經營，即將各種不同類型的金融資本運作方式合理搭配起來，以分散企業的投資經營風險。一般是將企業的金融資本分為三部分：一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安全性高的債券或優先股；一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具有成長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應作為準備金，以待更好的投資機會或用來彌補意外損失。

3.堅持以人為本的經營原則

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靠人來進行的，人的潛能最大，同時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資本要素。金融資本運作是一項需要高度智慧性勞動的復雜工作。因而，投資決策者必須具有扎實的相關理論知識以及一定的經營能力，能夠把握住金融資本經營的有利時機，做出成熟的決策。

4.機會成本最小原則

在金融資本經營交易市場上，資本的經營方向是可變的。資本要不斷地從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門退出，進入盈利性較高的領域，以使金融資本運營的機會成本最小。要做到這一點，投資者應該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緒，在對各種類型的經營方式做認真比較的基礎上，選擇最適合的動作對象和方式。

三、如何選擇金融資本經營對象

企業金融資本經營最常見的方式有三種，即股票交易、債券交易、期貨和期權交易。金融資本經營對象的選擇，主要是指企業選擇何種金融資本經營方式的過程，一般需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風險因素

在金融資本經營市場上，不同的投資者由于其財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風險承受能力也不一樣，這就要求企業在金融資本經營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況的基礎上選擇風險適度的投資經營對象。風險與收益一般成正比例關系，即高風險高收益，低風險低收益。但也不排除會有低風險高收益和高風險低收益的情況。企業在選擇投資經營對象時，應注意各種不同經營對象的風險與收益的對應關系，保證在一定的風險水平下有相應的收益相匹配。

2.變現因素

由于證券構成企業金融資本的主體，所以金融資本的流動性主要表現在證券的變現能力上。在沒有二級市場的情況下，證券的流動性取決于證券的償還期限，期限越短，流動性越強；如果存在二級市場，證券的流動性則主要取決于二級市場的發達程度和某種證券的熱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數投資者的最終目的，但在選擇投資對象時，必須要充分考慮價格、手續費、現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則下，選擇出以較低成本獲得較高收益的投資對象。

4.便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