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內容摘要:當今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人類社會的進步越來越依賴于生產力的智能化及其應用。生產力的智能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日益重要,特別是對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如何充分利用生產力的智能化為人類造福,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共同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和現實任務。

關鍵詞:生產力智能化 發展趨勢 社會經濟 影響

問題提出

馬克思(1971)曾經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生產力智能化能滲透到各個經濟活動中,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因此,生產力智能化發展趨勢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并對我國科學技術的大力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生產力智能化能夠節約資源

在傳統西方經濟學中,資源包括了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種基本資源具有排它性,當所有這類資源轉移到提高一種物品產量的同時,就會相應減少另一種物品的產出,這就是替代性。替代性是一個基本經濟規律,在一定情況下要使社會資源得到充分的配置總是有一定的限度。而信息這種資源具有一種特性――共享性(嚴耕,1999)。不過要受到物質載體的限制,不能獨立存在。網絡的出現突破了這種物質載體的限制,大大降低了信息的傳遞費用和搜索費用,使得人們可能有效地搜索信息,從而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經濟資源。因此(有用的)信息無形地附在各種有形的經濟資源成為生產活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生產力智能化節約能源。經濟學家認為,通過加大信息資源的投入,或人們智力與知識的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各種物質資源和能源的投入,并減少物質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從而轉變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大量數據表明,信息網絡化程度越高,物質能源的消耗就越低。

第二,生產力智能化節約人力資源。經濟學家們建立經濟增長模型一般采用三個要素: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而資本又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節約了大量的勞動力,使得生產過程更加自動化、智能化,應驗了馬克思(2001)關于“勞動者從生產的流程解放出來”的預言。網絡經濟的到來將體力勞動減少到更小的程度,腦力勞動成為人類主要的勞動形式,從事科學研究和其他腦力勞動的人員,成為社會生產和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軍。網絡經濟對人力資源的節約作用還表現在促進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第三,生產力智能化節約資金。網絡與信息的完美結合更好地解決了社會經濟活動中資金流的問題,信息代替貨幣以更廉價的方式傳遞,加快了資金的流通速度。主要體現在電子轉賬系統、電子貨幣的出現和普及上。據統計,我國每年在途資金高達300多億元,而美國用于周轉的在途資金只有5億美元左右,僅相當于中國的13%(烏家培、紀玉山,2000)。

生產力智能化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網絡經濟可以提高信息要素與勞動力要素相互結合的程度,增加其他生產要素的信息含量,并且使其它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從而提高生產力系統的整體素質和利用效率。信息、管理、科技等軟要素起到調節配置其它要素,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作用。當網絡成為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應用到勞動中的時候,勞動者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進行技術和管理的創新,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網絡信息產品和網絡信息服務可以創造GNP,在發達國家信息產業產值的年增長率是傳統產業的3-5倍,是國民經濟增長的2倍。在1995-1999年中,美國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要歸功于信息產業。據日本通產省預測,其信息產業以年均13%的增長率擴大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以電子計算機和信息網絡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己經成為對日本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產業。我國1999年信息產業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只占GDP的3.4%,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卻已達到10%左右(張德斌,2001)。網絡經濟還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知識和技術的投入比重逐漸增大,物質資源投入比重逐漸降低。網絡經濟本質上是知識經濟,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將由外延增長為主向內涵增長為主轉化。

生產力智能化減弱經濟的周期波動

經濟周期是以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活動總水平的波動。馬克思(1975)指出:“現代機器大工業的產生及其所特有的物質技術關系,是產生經濟周期波動最根本的、具有物質性和本源性的條件。”經濟周期波動是現代工業所特有的生活過程。網絡經濟的直接性可以極大減弱經濟的周期波動,它縮短了生產到消費之間的迂回路徑,彌合了產銷鴻溝,從而更好地抑制經濟波動。

同時,網絡時代,新技術、新知識,及其獲取方式的創新速度,要遠遠快于傳統工業技術革新的速度,導致新行業、新市場新需求不斷涌現,成為決定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再者,在網絡經濟時代,信息優化了價值規律配置資源的功能,彌補了市場經濟價格機制失靈的缺陷,也使得經濟運行趨于平穩。網絡的出現減少了交易的許多中間環節,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傳輸速度和傳輸量,從而使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環節、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幅度縮小,使經濟增長的升跌幅度減小。

生產力智能化優化社會的經濟結構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構成的有機整體,其中經濟結構作為社會的原生結構決定和制約著社會的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并構成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即社會上層建筑的現實基礎。社會經濟結構是人們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各種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1972)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生產力智能化優化社會的經濟結構。生產力智能化使勞動力和資金在整個要素中的比例不斷下降,技術和組織要素的比例不斷上升。研究表明,在研究和開發方面的投資至少能為社會帶來 30%的收益,而新機器設備等有形資本投資只能帶來8%-10%的收益。近年來頻繁出現的知識經濟概念,實質上是突出科技和管理在生產要素中的作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提升科技和管理在生產要素中的地位。

歷史上,產業結構的每一次重大變化或調整,都與科技進步密切相關。一方面,科技進步可以帶來一系列的新產業群?？萍歼M步,尤其是新興技術領域的開拓,必然會導致各種資源的合理利用,導致新產品的不斷出現。隨著新產品生產規模的日益擴大,逐漸形成新的產業部門。另一方面,生產力智能化可促使產業結構向工業化、信息化方向轉變。生產力智能化刺激需求結構,使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對需求結構具有十分重要影響生產力的智能化使勞動力在產業間轉移,促進產業結構發生變化。

生產力智能化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也給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帶來重大影響,特別是凝聚高新技術、有很大市場潛力的新產品,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在科技,希望也在科技。通過生產力智能化,改造和提高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提高產業技術水平,形成合理的規模和結構,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步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產品市場競爭能力,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

生產力智能化影響現代社會的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力的不斷智能化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的地位越來越趨向平等化、合理化。

第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元化。首先表現在勞動者越來越有機會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一方面,生產資料所有者正在由相對單一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變為公有、國有、個體私有、合伙、股份等多種所有制;另一方面,占有股份的人數占社會人口總數的比例越來越大。其次,表現在產生了人們獲得生產資料的有效運行機制:由于以智能化信息系統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在各種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人們通過股票市場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成為一種靈活的、操作性很強的機制。在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多元化”的過程中,勞動者尤其是“白領”勞動者越來越多地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隨著“白領”階層人數的增加,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比例也會大大增加。這種多元化實際上意味著要求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平等化,這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規律所決定的。

第二, 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的地位越來越趨向平等化。突出表現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在生產組織內部,由于生產中操作知識和技術方面的需要,勞動者中白領階層的比例不斷擴大。由于生產資料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分離,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生產資料所有者逐漸失去了以往高高在上的生產指揮者的地位,而作為勞動者的白領階層則逐漸成為生產活動的主導者,甚至成為生產的指揮者;在生產組織的結構方面,出現了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的轉變,等級和層次越來越不明顯。這種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生產組織中原有的上下級關系轉變為平等的關系,由封閉在某一崗位中的同事關系轉變為相互平等的“網絡化”同事關系,由執行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命令轉變為參與式的工作,由努力調整自己的行為使之與其他人同步轉變為充分理解公司的意圖和合作的知識,從而達到一種工作上的默契;在生產組織相互之間,大生產組織與小生產組織也不再是一種完全的“大魚吃小魚”的競爭與吞并關系,而更多地是一種互利互惠的合作關系,是一種更加“平等”的雙贏關系。

第三,產品分配更加合理化。由于生產力智能化的不斷發展,產品分配不再是單一的“按資分配”或“按勞分配”,而是多種分配方式。在這種分配關系中,勞動者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與勞動需要有關的消費品,有些產品既是生產資料,又是消費資料,如電話、電腦、汽車等,因此,也使產品分配更加合理化。

結論

綜上所述,生產力智能化使現代社會生產關系發生了并且還在發生著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總趨勢是生產關系的平等化、合理化。歷史經驗表明,信息時代的到來,為我國帶來了一次追趕世界發達國家的新的寶貴機會,失去這個機會,將使我國在信息時代再度落后。所以,抓住機遇,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實現生產力的高度智能化,促進我國的繁榮發展,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重任。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71

2.嚴耕.終極市場-網絡經濟的來臨[M].北京出版社,199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2001

4.烏家培主編,紀玉山等.網絡經濟[M].長春出版社,2000

5.張德斌等.網絡金融與風險投資[M].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簡介:

篇2

【關鍵詞】：圖書資料工作 發展趨勢 應對策略

1. 經濟社會圖書資料工作的地位

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也是一個信息產業高速發展的時代，圖書館也成為高等教育的支柱之一，因此，圖書資料工作的水平與質量不僅是一所高校教育質量的衡量標準，更是一個國家整體的教育素質高低的衡量標準。經濟社會主張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優勝劣汰使得信息技術脫穎而出，圖書資料工作的發展與創新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應用，傳統的工作模式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不斷提升的需求。

2.圖書資料工作的發展趨勢

2.1技術手段現代化

圖書資料工作也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不斷地迎接挑戰，使其自身所蘊藏的豐富知識與服務社會的活力與動力充分的體現出來。要先提升自身的建設，不被社會和歷史所淘汰，就要跟上現代化的步伐，抓好管理這一關，實現圖書資料工作的現代化。

經濟社會，講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傳統的圖書資料工作以保存古老以及現代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為主要任務，而現代的管理理念應該是將有限的資源利用起來，用流動的知識來創造更多的財富。所以，很顯然，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滿足不了現在的需求。隨著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應用，越來越多的行業都需要通過圖書資料來獲取更多超前、實用的信息。特別是傳感技術和儲存微縮技術出現，使得資源信息化成為主流。而對于我國而言，由于種種的原因，圖書資料工作的現代化步伐緩慢，進程不順，體系欠佳，相當一部分的圖書資料工作依舊采用落后的手工模式服務。經濟社會中，知識作用無可替代，要順應時代要求，在圖書資料的管理上盡快實現自動化，從圖書資料的采購、編目、檢索以及存儲都要由計算機處理，向讀者提供準確無誤的信息。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資源的開發，最大限度的發揮信息資源的功能。

2.2服務職能信息化

當今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知識的運用與信息的獲得，再次兩者的進行中，信息服務的作用不言而喻，地位也日趨重要。圖書資料工作的開展應該是多層次、多角度的。圖書資料部門應該設立圖書資源信息咨詢處，確定咨詢的范圍，而后以宣傳欄、宣傳專題報道以及個別解答等方式對前來咨詢的讀者提供有價值、有借鑒意義的答復。

信息只有經過傳遞才能表現出它的價值，圖書資料部門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將國內外的情報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和篩選評價等傳遞給讀者，也可以根據讀者的需求對個別的內容或書籍進行追蹤，利用館藏文獻進行專題的索引，將資源提供給讀者利用。對于不同專業、不同領域、不同專題、不同層次的文獻進行數字化分類整理，節省了讀者搜索資料的時間服務更人性化、便利化。

2.3人員素質高端化

讀者的范圍與數量不斷擴大與增長的同時，需求的層次也在不斷上升。未來，一個虛擬的圖書資料工作的管理人員要能夠按照讀者的要求，從大型的專業數字圖書館中快速準確的搜索、提取出讀者需求的信息，并對信息進行甄別、加工、編制與此相關的雜志刊物等供給用戶使用。

圖書資料工作的管理人員想要適應知識與社會經濟時代的要求，除了加強圖書館結構管理這一專業知識外，還要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學習計算機網絡技術。傳統的圖書館工作者文化水平偏低、年齡偏大，這是由傳統工作模式所影響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在考慮就業職位的時候把圖書館工作排除在外。現如今，圖書資料工作的工作人員要同時熟悉網絡資源管理的應用，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規定，計算機設備的維護與更新等等。

3. 圖書資料工作發展的應對策略

3.1樹立信息前沿意識

我國信息傳媒等新媒體的發展起步落后于西方國家，但是近幾年的發展速度迅猛，總體并不落后于其他的發達國家，比如手機、網絡等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很接近。早在2007年國家的“十一五”發展規劃中，就把數字出版技術和發展新媒體列入科技創新的重點之中。要想貫徹國家規劃，首先就要樹立信息前沿意識。

國家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文化產業信息現代化也緊跟時代變遷步伐，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圖書資料工作信息意識落后，管理思想保守。首先從領導層面來說，一些領導干部對本單位圖書資料工作漠不關心，更別提現代化建設了，對圖書資料工作的投資也是少之又少。其次，從圖書資料工作者的層面來說，他們往往認為圖書資料的數字化轉變、現代化管理是對于幾個大型的國家圖書館而言的，低層次的圖書館無所謂，只要做好日程的借閱、分類、查點等日常的工作就可以了。存在這種落后保守、不思進取意識的圖書資料工作者大量存在，使得我國圖書資料工作的整體數字化進程緩慢。

3.2樹立協作意識

經濟社會競爭意識深入人心，協作意識卻很難建立，特別是真誠的協作意識。大家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比較熟悉，但對于資源共享去不怎么關心。雖然國家的呼聲很高，但是能夠真正實現的卻只有幾個大型城市而已。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欠發達地區的圖書資源僅限于自身的使用，由于這種實力與經濟的限制，要想建立網絡平臺的虛擬環境資源共享有很大的難度。

但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有困難就有辦法，因地制宜，基礎合作是解決之道。全國統籌行不通就實行地域統籌，采取基礎性協作。市級、縣鄉級圖書館實行聯合互動，資源共享以求得共同發展。這種基層的、基礎的合作可以實現信息服務、人才隊伍的雙向共贏。這種協作關系的確立不僅是利益的雙向互動，更是權利和義務的分擔，若不然，合作關系很難維持。

3.3樹立技能意識

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信息技術的更新換代，使得圖書資料共工作的現代化技術管理已經來臨，工作者不斷面臨著技能的挑戰。已編目工作為例，傳統的手工型編目轉變為網絡型編目，圖書資料信息的傳遞由紙筆模式被計算機所代替，這就要求資料員掌握快速處理信息的最基本的手段。再者，網絡傳播大多依靠的是多媒體之間的相互轉換，用戶沖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打破作者向讀者單向傳播的束縛，可以進行同步的互動。這些要求都向工作者發起了挑戰，因此，圖書資料工作的管理人員要熟悉電腦操作技術，多了解“數字化”的相關技術，樹立“技能意識”。

3.4樹立服務意識

傳統的圖書資料工作是“以書為本”，在這種價值觀念的指導下，就難免有“重書輕人”的色彩。才此以往，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得不到發揮，繼而服務意識薄弱、態度不端正，使得人力、物力、財力嚴重浪費。圖書館的整體評價是由圖書館建筑、信息資料和圖書館員構成的，三者所占比例中，圖書館員最高?？梢?，人的主觀能動性是關鍵。對于圖書資料工作來說，優秀的工作人員是首要的資源和財富，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意識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到圖書資料工作的整體水平。因此，要樹立服務意識，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出無限的價值。

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全新的網絡環境，全新的技術應用，全新的信息載體，全新的服務理念，圖書資料工作要不斷地完成角色轉換的任務，工作者加強各方面的學習，充實自己，提高技能，利用信息資源解決即將遇到的問題。經濟社會條件下，圖書資料工作的質量與效率已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知識產業發展層次的重要標尺之一，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做好自我基礎的工作，為圖書資料工作的發展做好鋪墊。

參考文獻：

[1] 饒蘊.基于知識管理的圖書館創新服務[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3

篇3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區域經濟發展；可適性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09-0029-08

一、引言

作為衡量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融資支持的重要指標，社會融資規模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重要中間目標，兼具總量和結構兩方面信息，不僅能反映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還能反映資金的流向和結構，是我國貨幣政策和金融宏觀調控的重大探索和創新。目前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已成為區域經濟分析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指標，在分析地區社會融資狀況、正確反映地區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地區融資結構、區域經濟特點不同，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如何、融資規模保持什么水平對經濟發展最有利，以及什么樣的融資結構更合理等問題都直接影響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研究意義。

二、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綜述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概念，目前專門針對社會融資規模與實體經濟相關性的研究較少，主要是通過實證分析的方式對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多角度論證。

（一）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

目前多數研究認為，社會融資規模與我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社會融資規模是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一項良好指標。如盛松成（2012、2013）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證實了社會融資規模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總量指標，并且我國貨幣政策能有效影響社會融資規模，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增長、投資消費等實體經濟指標有較大影響。劉業明等（2014）通過實證研究認為，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動與經濟發展相互影響，且各構成指標也會受經濟發展和監管等方面的影響，即社會融資規?？傊笜思案鞣种笜耸墙洕l展狀況的金融表現。

（二）社會融資規模構成要素與經濟發展

多位學者通過實證方式對社會融資規模及其構成要素與經濟增長、物價水平、投資消費、房地產價格、產業升級等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研究。如陳素（2014）通過實證分析了社會融資規模各組成部分與相關經濟指標的關系，探究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路徑。盛朝輝（2015）通過實證分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與地方經濟增長存在協同一致性，社會融資規模對同一區域經濟體中不同個體的影響程度不同。相對于GDP、CPI、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而言，社會融資規模與固定資產投資的關系更為緊密，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明顯較高，固定資產投資對社會融資規模的脈沖效應較為明顯，且傳導時滯較短。周宗安、王顯暉（2014）研究認為，就長期而言，社會融資規模及其分量都會對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產生正向影響，并且直接融資量和銀行表外業務融資量產生的正向影響要高于總的社會融資量和傳統信貸融資量產生的影響。短期而言，社會融資規模及其分量對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影響整體不是很明顯。

（三）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

胡振、李娜（2015）研究認為，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融資的區域平衡性增強；二是融資的集中度呈下降趨勢；三是區域融資結構存在差異，中西部地區對人民幣貸款依賴程度高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直接融資比例較高。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指標的相關系數均高于人民幣貸款。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課題組（2014）以江西省為例，通過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社會融資規模與地區宏觀經濟指標的互動關系，并利用閥值回歸模型對江西省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效應關系進行了分析。

以上文獻從不同角度研究了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表明社會融資規?？梢暂^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力度?？紤]到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四省經濟、信貸規模較大，經濟金融發展既有相似也存在一定差別，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四省作為區域樣本，通過實證及比較分析對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總量的可適性進行探討，探究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合理匹配區間，以對經濟發展起到最優促進作用，并提出促進社會融資規模健康發展的相關政策建議。

三、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面板模型分析

（一）變量及樣本選取

為全面、動態地反映社會融資規模變化態勢，分析比較不同區域間社會融資規模及其結構指標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區域差異性，本文以全國、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作為樣本，選取融資類和經濟類共8個指標作為樣本數據，分析研究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其中，融資類指標包括社會融資規模（RZGM）及其結構指標新增人民幣貸款（LOAN）、表外融資（BWRZ）①、直接融資（ZJRZ）②；經濟類指標包含地區生產總值（GDP）、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INV）、進出口總額（INTR）、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ONS）。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和萬得數據庫，時間段為2006―2015年季度數據。為消除樣本數據的季節性波動和異方差性，在實證分析之前先對樣本數據進行季節性調整和取對數處理。

（二）各指標相關性分析

本部分通過對融資類和經濟類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初步判斷兩類指標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結果顯示：全國及魯、江、浙、粵四省融資類指標與經濟類指標之間均存在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其中，全國社會融資規模與GDP、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線性相關系數均高于0.7，表明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發展類指標的線性相關關系較強。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四省社會融資規模與GDP、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線性相關系數均高于0.6。

（三）序列平穩性檢驗和格蘭杰因果分析

1. 平穩性檢驗。對避免偽回歸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使用協整檢驗方法進一步研究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2. 協整檢驗。該部分通過協整檢驗判定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所選取的全國及省際樣本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指標的面板數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同時，社會融資規模內部結構中的新增人民幣貸款、表外融資和直接融資與經濟發展類指標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

3. 格蘭杰因果分析。面板協整檢驗結果證明了指標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進行驗證。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明（見表1）：

（1）社會融資規模與GDP、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互為格蘭杰原因，相互產生影響；進出口總額是社會融資規模的單向格蘭杰原因，說明進出口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要大于社會融資規模對它的影響；社會融資規模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格蘭杰原因，說明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將更顯著地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加。新增人民幣貸款對主要經濟類指標的影響與社會融資規模類似。

（2）表外融資對主要經濟指標影響明顯，表外融資與GDP、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進出口總額均互為格蘭杰原因。

（3）直接融資與GDP、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互為格蘭杰原因，互相產生影響，進出口總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會影響直接融資。

（四）面板數據建模及結果分析

1. 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面板模型分析。首先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模型類型，Hausman Test統計量（W）是168.8266，顯著性檢驗的P值是0.00，因此拒絕模型是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可以將模型設置為固定效應模型。由于固定效應模型分變系數模型、固定影響模型和不變參數模型三種不同形式，因此需要進一步通過F檢驗確定模型的具體形式。

由檢驗結果可見（見表2），該模型的可決系數[R2]為0.9921，F檢驗統計量值為920.67，數值足夠大，并且F檢驗的P值為0，因此該模型通過了檢驗，說明適合建立變系數模型。結果表明：

（1）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增長是促進全國及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經濟發展的最主要指標，其回歸系數明顯高于其他指標；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的差異性，其指標系數大小各有差異。

（2）社會融資規模對全國及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經濟發展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異。山東省（0.1279）、浙江?。?.1276）的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均低于全國水平（0.1617），江蘇（0.4581）、廣東?。?.1855）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全國水平，表明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水平較低，與其他省份還有一定差距，需進一步優化結構，充分發揮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3）山東省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其次是進出口總額，再次是社會融資規模，最后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處于較弱的地位，表明山東省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作用存在不足。

2. 社會融資規模內部融資結構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面板模型分析。建立社會融資規模內部結構變量與經濟增長變量的面板模型，分析不同融資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

由結果可見（見表3），該模型檢驗的調整可決系數為0.9939，F檢驗統計量值為7420.73，數值足夠大，并且F檢驗的P值為0，因此該模型通過了檢驗，說明適合建立變系數模型。結果表明：

（1）新增人民幣貸款對各地經濟發展均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但影響程度不同。山東省人民幣貸款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1511），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山東省表外融資、直接融資對貸款的替代作用更為顯著。

（2）表外融資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作用不同，剔除檢驗在5%置信水平下不夠顯著的全國和浙江省數據看，山東和廣東省的表外融資對經濟發展呈現抑制作用。部分表外業務的發展主要是為了規避表內信貸控制和監管要求，造成了資金空轉，不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并且還會增加金融風險，甚至產生抑制作用。

（3）直接融資對不同地區的影響存在差異。山東省直接融資對經濟的貢獻度最低（0.0655），浙江省最高（0.1569），這與山東省整體金融體系不完善、債券和股票市場不健全有關。

四、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與全國及江、浙、粵的比較分析

上述實證分析證實了社會融資規模及其結構指標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不同區域間社會融資規模及其內部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存在差異性。為進一步探尋差異性的原因，對各省社會融資規模進行比較，分析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在總量及結構上存在的問題。

（一）總量特點及比較

1. 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增長較快，年均增速高于人民幣貸款。2006―2015年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從2882.4億元增長至7599.7億元，總體呈現較快擴張趨勢，年均增長11.4%，較人民幣貸款高2.5個百分點，但較GDP增速低0.98個百分點。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13.1%增長到2009年的最高值25.6%，又逐漸降低到2015年的12.1%，其中2009―2013年除2011年外，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持續穩定在18%以上，表明金融支持經濟增長力度持續較強（見圖1）。

圖1：2006年以來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及與GDP的比率

單位：億元、%

2. 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年均增速低于全國，在四省中排名第三。2006―2015年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年均增長11.37%，低于全國3.86個百分點，四省年均增速均低于全國③。四省中，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年均增速排名第三，較江蘇和廣東分別低1.33和3.67個百分點，較浙江高8.89個百分點，表明近幾年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在全國主要發達省份中發展較慢；在總量上一直低于江蘇、廣東，自2012年開始高于浙江，表明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在總量上仍有較大發展空間（見表4）。

3. 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及經濟發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粵三省。從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與山東省在全國經濟地位的匹配性來看，2006年以來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在全國占比均低于GDP在全國的占比，其中，2007年和2015年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4.10%和4.97%，低于同期山東省GDP在全國的占比（分別為9.69%和9.31%）5.59和4.34個百分點，兩者差距相對較大。與其他省份比較，浙江省2006―2011年社會融資規模全國占比持續高于GDP全國占比，江蘇、廣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全國占比雖低于GDP全國占比，但差距比山東省要小。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持續低于全國及江、浙、粵三省，說明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發展水平與其自身經濟發展程度的匹配性較低，社會融資規模還有較大發展空間（見表5）。

（二）融資結構特點及比較

1. 表內融資占比呈下降趨勢，自2012開始占比持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6―2015年，山東省表內融資（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年均增速為7.99%，低于社會融資規模年均增速3.38個百分點，表內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從88.43%下降到67%，這與全國的發展趨勢基本一致。自2012年開始，山東省表內貸款占比持續低于全國水平。與江蘇、浙江、廣東相比，自2008年開始，山東省表內貸款占比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2015年占比為67%，在四省中排名第三，僅比廣東省高0.15個百分點（見圖2）。

2. 表外業務自2008年開始明顯擴張，2014年下半年開始持續萎縮。山東省表外融資占比自2008年開始持續處于較高水平，2008―2013年占比持續高于全國，在四省中排名第一。受監管政策和需求因素影響，2014年下半年開始山東省表外融資持續萎縮。2015年，山東省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表外融資規模僅160.2億元，占社會融資規模的2.11%，較2013年下降37.56個百分點，分別低于全國及廣東省占比1.67和4.35個百分點，但仍比江蘇和浙江高7.10和15.13個百分點（見圖3）。

3. 直接融資規模不斷擴大，2014年占比首次超過全國水平。2015年，山東省企業債券凈融資和股票融資合計增加1983.4 億元，是2006年的11.7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為26.10%，較2006年提高20.21個百分點。從增速看，2006―2015年山東年均增速31.4%，雖比全國和廣東高3.1和1.68個百分點，但比江蘇和浙江低18.7和6.7個百分點。從占比看，山東省直接融資占比處于較低水平，2006―2013年占比持續低于全國，在四省中，2008―2011年排名一直為第四，2012年起山東省直接融資增長較快，2012―2015年在四省中排名均為第三。2014年山東省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首次超過全國水平，2015年山東省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達到26.10%，高于全國、廣東占比2.66和3.47個百分點，雖仍低于江蘇、浙江1.33和6.06個百分點，但與江蘇的差距較2014年縮小0.67個百分點（見圖4）。

4. 其他融資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占比高于全國水平。投資性房地產、保險公司賠償、小貸公司貸款等其他融資規模不斷擴大，2015年達到364.0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為4.79%。從增速看，2006―2015年，山東省其他融資平均發展速度低于全國3.2個百分點，分別比江蘇、浙江和廣東高4.0、3.4和0.1個百分點。從占比看，山東省其他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僅在2013年低于全國，但在四省中，2008―2014年排名持續較低， 2015年占比迅速提高，在四省中位居第一（見圖5）。

綜合以上分析，2006―2015年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發展較快，融資結構不斷完善優化，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但與全國及江、浙、粵三省相比，受經濟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差異等因素影響，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在總量及結構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與全國及江、浙、粵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五、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門限效應分析

前文的實證分析表明，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目前山東的促進作用僅高于浙江，弱于全國、江蘇和廣東；比較分析表明，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及經濟發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粵三省，在融資總量及結構方面存在一些問題，與其他省存在差距。因此，要充分發揮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需進一步研究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可適性，即探究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合理匹配區間，而門限效應模型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一）門限效應檢驗

本部分采取自抽樣法來模擬F統計量的漸近分布及其臨界值（運算重復1000次），檢驗門限效應是否存在，檢驗結果見表6。

從結果可見，單、雙門限檢驗均在5%置信水平下顯著，單、雙門限檢驗最小殘差平方和分別為13.6036和12.3618。可見，雙門限檢驗的結果要明顯優于單門限檢驗。這表明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雙門限，門限值分別為：[θ1=0.1729]， [θ2=0.2684]（見表7）。

（二）門限回歸估計

根據已經估算出的門限值，對回歸方程進行參數回歸，得出雙門限模型參數（見表8）。

注：TSF為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比重。

當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低于17.29%時，經濟發展系數為-1.8468，說明社會融資規模占GDP比重低于一定值，社會融資規模將對經濟發展產生抑制作用。這主要是由于金融部門對資本的有效配置作用需要積累到一定水平后才能發揮出來，金融發展水平過低對實體經濟難以發揮資本溢出效應。當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例處于17.29%―26.84%之間時，經濟發展系數為4.7163，此時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當社會融資規模占GDP比重超過26.84%時，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此時經濟發展系數下降為0.9241，說明社會融資規模高于一定值時，也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因為此時可能導致資本“脫實向虛”，凸顯金融資本的逐利性。

綜上所述，只有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在契合度較高的可適區間，才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理解的，隨著社會融資規模的不斷提高必然會促進經濟發展。為更好地發揮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有效促進作用，保持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的均衡性，應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處于可適區間內。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近年來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持續較快增長，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與經濟發展的可適區間相比仍有較大發展空間，融資結構仍需進一步優化。

（一）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提高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可適性

前文實證分析表明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要充分發揮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需保持其合理增長，即社會融資規模與山東省GDP的比重在（17.29%，26.84%）的取值區間時，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有效。目前，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相對仍較低，僅在2009―2012年間超過17.29%。這表明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在總量上還未達到經濟發展所需的最優水平。目前山東省經濟發展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經濟增長更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應進一步加大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力度，提高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可適性。

（二）進一步優化社會融資規模結構，不斷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山東省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占比相對較小。從間接融資看，山東省表內融資增長平穩，表外融資占比高且波動大，這不僅會增加金融風險，也不利于實體經濟平穩發展；直接融資占比較低，在四省中排名相對落后。山東省在保持社會融資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優化融資結構，努力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構建多元化融資體系。一是優化直接融資環境，優化資本市場，充分建立并利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為企業構建良好的資源配置平臺；二是加大創新，著力發展企業債券融資市場，豐富企業融資市場的產品結構，推動企業債券融資能力的提升。

（三）加強金融風險監測，促進金融有效支持經濟發展

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監測對防范區域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重要作用，隨著社會融資規模結構的變化，構建完善的風險監測框架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十分重要。近年來，受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表內貸款不能完全滿足企業融資需求等因素影響，山東省表外業務總量快速擴張，但2014年以來受國家先后出臺的監管政策持續影響和實體經濟有效信貸需求不足的影響，山東省表外融資業務總量開始明顯收縮，這種表外融資較大的波動，使得實體經濟融資缺乏穩定性，信貸風險增加。要加強對金融機構表外業務風險監測，及時預警各融資領域可能出現的風險，加強金融系統自身建設，規范金融秩序，確保金融風險得到及時有效的化解。

（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增強融資承載能力

實體經濟是融資的承載主體，經濟結構決定融資需求總量和資金配置效率。與江、浙、粵等發達省份相比，山東省經濟結構仍偏重工業，基礎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業占比偏高，行業結構性問題仍較突出，經濟“轉調”任重道遠，應更加注重通過強化供給側改革來聚集經濟增長的動力。一方面要不斷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立足于山東省區位優勢、資源稟賦和工業基礎，發掘工業制造業領域內傳統優勢產業的潛能，通過加快促進其轉型升級，實現地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要素生產率。

注：

①表外融資是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的總和。

②直接融資是企業債券凈融資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的總和。

③全國及四省社會融資規模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行網站及四省共享交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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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區域發展規劃的理論基礎

德裔經濟學家艾伯特?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發展理論，他認為經濟增長過程實質是一個不平衡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應該在資源和資本有限的實際情況下，優先發展少數“主導部門”，尤其是“直接生產性活動”部門，通過“關聯效應”和“資源優化配置效應”，逐步擴大對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帶動后向聯系部門、前向聯系部門和整個產業部門的發展，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經濟增長。不平衡發展理論蘊涵了通過有計劃發展重點產業和重點地區，促進經濟整體增長的思想，被許多國家和地區應用于區域發展規劃，并產生了兩種重要觀點――增長極理論與累積性因果循環理論。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了“增長極”的概念，他指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出現在增長點或增長極，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擴散，對整個經濟具有不同的終極影響”。后來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對佩魯的抽象理論進行了具體化。布代維爾(J.B.boudeville)把抽象的經濟空間轉換為地理空間，認為增長極是若干推進型企業在地域上的聚集，主張在經濟落后地區建立大型推進型企業，并以此為增長極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結合城市中心論，提出經濟的空間發展經歷了以下階段：第一階段，只存在一些孤立的區域性中心；第二階段，以中心點為基礎形成了一些區域中心城市；第三階段，以中心城市為極核向周圍地區擴散，形成第二級城市；第四階段，中心城市和第二級城市相輔相成，形成現代化的城市體系和完整的空間點軸網絡系統。增長極理論在政策操作上帶有強烈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傾向，其政策主張使城市成為所在地區的增長極，圍繞城市建立區域發展規劃。

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以社會過程理論為基礎，提出了著名的“累積性因果循環關系”原理。該理論把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看成是一種動態發展過程，并把經濟社會環境內的各種因素看成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經濟社會諸因素之間的關系不是均衡或趨于均衡，而是以具有積累效果的循環方式運動，是累積性因果循環關系。他把一個國家分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結構。發達地區產生兩種效應：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極化效應是指正在擴張的產業中心地區對周圍地區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以及儲蓄的吸引所形成的地區發展向心力引起這些要素向發達地區流動，并導致周圍地區的衰退；擴散效應起相反方向的作用，指的是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各種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擴散又流向周圍落后地區，從而促進了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二者從不同的方面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累積性因果循環理論關于地區經濟由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的過程和條件的合理闡釋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并被廣泛用于各國的地區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制定。

二、不同層級區域發展規劃模式及評述

伴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我國也在學術上和實務上探索編制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自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20世紀末的宏偉目標后，各省、市、區先后開展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并根據本地條件制定了相應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已經形成了國家、省、市、區（縣）四級規劃體系，各級規劃形成了自身的模式和特點。

全國性的發展規劃即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十一五”之前稱“五年計劃”），除規劃總體發展指標外，主要以部門和地區發展時序、生產力布局等為主要內容，形成了梯度推進的規劃模式。如我國“七五計劃”把全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發展區域，指出要先重點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再逐次發展中部和西部地區，具體應用實施了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推移發展的梯度推進模式。

省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大多以點軸規劃模式為主。隨著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一些城市或區域經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各省將這些城市或區域看作增長極，通過規劃交通網絡和信息網絡，使產業和人口向交通干線聚集，沿線成為經濟增長軸。

市及市級以下區域發展規劃主要是中心城鎮規劃模式，即以區域中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鎮為規劃的主要對象，通過中心城鎮對周圍地區輻射作用，帶動區域發展的一體化。市縣一級由于區域層級較低，不可能像省級發展規劃的點軸模式一樣多“點”開花，一般確定一個主體城鎮作為中心，資源、人口向中心城鎮集中。

總體來說，現有國家、省、市、區（縣）四級規劃體系和規劃模式與我國現階段發展水平是基本適應的，但并非十全十美，還有著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發展目標體系和目標值的設計存在局限。由于政府體系的層級性，本級發展目標體系的主體框架多由上一級發展目標體系引申而來，體系中主要指標的目標值也多由上一級指標的目標值分解而來，但由于各區域特點的不同，這種依葫蘆畫瓢規劃方式并非完全科學。第二，省、市、區（縣）規劃模式中增長極的選擇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論是省一級的點軸規劃模式還是市縣一級的中心城鎮規劃模式，其規劃的核心是對增長極的選擇，并且大多以城市或區域現有發展水平作為選擇增長極的基礎，即將當前經濟總量大、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或區域作為增長極。但選擇增長極最主要的標準應該是其具有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來源于經濟地理位置、要素稟賦以及政策資源等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現有的發展水平并不代表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第三，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市縣一級中心城鎮規劃往往將城鎮化與工業化結合，重視經濟發展目標，忽視社會和環保目標的規劃，重視工業發展和規劃，忽視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規劃，等等。

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模式設計

為彌補現有區域發展規劃模式的不足，本文嘗試建立一個系統的規劃模式，以適用于各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一）規劃模式設計的基本思路

自然條件、區位條件、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可供開發和利用的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資源是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這些資源和條件確定了區域發展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之所在。因此對一個區域進行發展規劃的前提是對一個地區自然稟賦、區位條件和經濟社會資源做出準確的分析評價。

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說明了區域發展的優勢和潛力，而現狀是這些優勢和潛力發揮的結果。這些優勢和潛力發揮的效果如何，區域的發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和水平，需要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現狀進行正確評價。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一個地區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它們通過資源、勞動輸入以及自身的功能運動，生產出物質和精神的產品，以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需要。評價一個地區的綜合發展水平時，應從系統論的角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對這個地區的各個子系統進行綜合全面的評估，并綜合各個系統的指數，形成這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規劃的最終目的是對未來進行設計，在充分利用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準確評估現有發展水平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發展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及技術經濟、數理統計的方法，預測未來一定時期內經濟社會指標的目標值，并建立發展目標體系。對照發展目標，就基礎設施與生產力要素等直接影響發展目標實現的方方面面，展開定性定量分析，找準區域發展“瓶頸”制約，確定相應對策。

（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模式構建

根據綜合評價的思路，從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對策建議四個層次構建綜合評價模式?？蚣軋D如圖2所示：

1.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評價

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對某一區域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資金、勞動力等方面進行分析、評價，全面了解一個區域的發展基礎，確定區域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之所在。主要包括區位條件評價、自然條件評價、經濟社會條件評價等方面。

區位條件評價包括對區域自然地理位置和經濟地理位置的評價。通過自然地理位置的評價明確區域所在區位的優劣勢；通過對經濟地理位置的評價明確該區域的經濟資源和一段時期內某些資源的突出價值。

自然條件評價包括自然地理評價和自然資源評價。其中自然地理評價主要通過對區域氣象氣候、水文、地質地貌、土壤、植被等情況的描述、評價，摸清區域生活生產的基本條件。這些因子雖然不能進行開發，并投入生產過程，但對經濟社會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地質地貌主要影響資源和市場的可達性，氣候、水文、土壤主要影響農業的生產。自然資源評價主要通過對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旅游資源的分析、評價，明確區域自然稟賦方面的優劣勢，這些資源是決定經濟社會發展區域差異的關鍵因子，其優劣和豐歉程度表現了一個區域的基礎素質。對自然資源的評價一看豐度，二看可開發性，三看多項資源的配合情況。

經濟社會條件評價是對經濟社會發展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分析，主要包括對城市建設、交通運輸、郵電通信、水利設施、能源、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分析、評價，明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優勢與“瓶頸”，這些環境因子對市場微觀主體的發展極為重要。

2.構建指標體系評價發展現狀

經濟社會發展現狀評價的關鍵在于構建綜合評價體系。綜合評價體系主要由綜合指標體系、參照系以及相關技術方法有機組合而成。一套合理的綜合評價體系，可以科學衡量現階段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發展的協調程度，集評價、分析、監測和預測多功能于一體。

參照國內外評估標準和要求，結合中國區域經濟的實際情況，遵循系統全面性、穩定可比性、簡明科學性、靈活可操作性等原則，嘗試從經濟、社會、生態、制度四個方面，設計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人口素質與科教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進步五個大類指標，構建區域經濟社會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類指標。主要評價經濟水平、經濟結構與經濟效益，包括人均GDP、經濟增長率、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出口額占GDP比重、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等。

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類指標。包括城鎮實際失業率、每萬人醫生數、平均預期壽命、恩格爾系數、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每百戶居民擁有電話、城鎮社會保障覆蓋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城鄉人均純收入、城鄉居民人均居住面積、每萬人治安案件發生率、基尼系數。

人口素質和科教發展類指標。包括R&D占GDP比重、教育經費占GDP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萬人農業科技人員數。

生態環境保護類指標。包括耕地保有量、工業“三廢”處理率、環保投資占GDP比重、城鎮綠地覆蓋率及森林覆蓋率、水環境質量指數、大氣環境質量指數、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況。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制度環境也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制度雖然不能直接產生生產力，但是它影響了市場運行效率和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從而影響到資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諾斯認為：“一種經濟長期變化的主要來源是結構變遷，……結構變遷的參數包括技術、人口、產權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政治―經濟組織的變遷及其相應的激勵效應是將結構變遷的所有來源理論化的基礎，而且還有包含著有目的的人類活動的制度改變。”根據中國發展的政府主導的特征，在制度評價中將重點放在以行政體制為中心的相關制度的評價。在評價指標體系方面，以建立行政體系為中心內容的評價指標體系，用以反映政府行政管理和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情況。在具體指標的選擇時盡量選擇能反映制度因素的指標來評價，這樣可以避免與經濟社會評價指標的重復。

以行政體制為中心的相關制度的合理性與完備性最終都會以各種方式對處于制度環境中的經濟、社會及政府自身產生影響，得到直觀的體現。因此，對制度建設的評價可以通過以定量的方式構建與行政體制相關制度實施后的績效評價體系并結合行政體制相關制度的合理性和完備性的定性分析來進行。

定量評價內容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機構的評價。經濟制度方面，評價的主要內容包括：經濟運行環境（財稅制度、信貸制度）、非國有經濟發展、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等。社會制度包括：社會安全（城鎮就業、社會保障、社會治安、自然災害等）、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教育與培訓。環境制度包括：環保投入、三廢處理率等。機構及能力包括：政府運行效率、中介機構發展狀況。

定性評價從制度建設自身的合理性、完備性和現實性出發，對定量評價進行解釋（原因）和補充（定量評價未包含的內容），關注三方面：①政策法規的完備性（制度有無）。如：財政政策、產業政策方面、招商引資政策、城鄉統籌、民辦教育制度問題、政府信息公開、市場體系及管理制度、非政府組織發展等。②制度的現實合理性，如是否與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是否與非正式制度相協調。③制度落實執行情況和制度創新情況。明確制度績效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制度建設的方向和措施。

3.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預測

在確定具體發展目標之前，需要總體把握區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確定區域發展戰略。根據發展條件和發展現狀的分析評價，通過SWOT等技術手段進行要素的匹配綜合，分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內部條件和面臨的外部環境。

發展目標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保持對應，這樣即便于運用歷史數據對發展目標進行預測，也便于將規劃目標與現實狀況比較，體現規劃的效果。

綜合評價體系說明了“現在是什么樣”，發展目標設計了“未來會成什么樣”。如何實現現實到未來的飛躍，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和各種生產要素支撐。根據所確定的發展目標指標值，可以分析、測算實現發展目標對基礎設施和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對比現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現狀，計算出相應的土地、資金、勞動力、技術、能源等要素需求缺口和交通、城市建設、水利設施等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

彌補要素缺口和打通“瓶頸”制約的載體是項目，也就是解決“應當做什么”的問題。如交通運輸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就應該設計交通建設項目。各級政府都制定了中長期重大項目規劃，通過基礎設施和生產要素缺口分析，可以評價政府中長期重大項目規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對不足之處提出項目設計建議。通過項目設計，找到了區域規劃走向實用性的途徑，從而實現 “區域分析―區域規劃―項目設計”的高度統一。

4.參照系的選取與運用

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的評價還是發展目標的預測，僅僅局限于本區域進行歷史分析，并不能判斷區域發展的水平和程度，必須與其他區域進行比較分析，通過對比作出更加準確的評價和預測。參照系可以選取國家或?。ㄊ校┑钠骄?，省內其他區域或周邊區域，及國內條件相似的其他同級區域等也是選擇的對象。

參照系選擇和運用應該注意三個方面：一是可比性，參照系應該從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相近，或區位條件、資源條件和政策條件等相似的地區中選擇；二是差距性，參照系中除了有代表平均水平的區域外，也要有與本區域拉開差距的區域，為目標設計提供空間；三是連貫性，選取的參照系既可以運用于現狀的比較分析，評價現階段的發展水平，也可以與預測目標實現后的綜合效應比較，評價規劃完成后的發展水平。通過與參照系的比較，在更加寬闊的視野上發掘本區域的比較優勢與比較劣勢，從而以此為基礎，確定區域發展的定位。

5.區域發展規劃的方法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要研究的對象是區域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所以規劃應堅持系統論的觀點，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除了定性研究外，常常應用一些模型來做定量研究，從而更簡潔地揭示復雜經濟過程中的本質特征，更準確地描述、評價區域發展的現狀和基本趨勢。

對于發展目標的預測設計主要采用計量經濟模型。在收集統計資料的基礎上，選取模型參數，并通過樣本數據來做擬合對其結果進行檢驗，主要包括ARIMA模型預測、二次指數平滑法預測、線性回歸預測、Logistic回歸預測和組合預測。計量經濟模型以模擬歷史從已經發生的活動中找出變化規律為主要技術手段，但是并沒有系統地反映經濟發展各部門間的相互關系。為了反映各經濟生產部門投入與產出之間密切的生產技術聯系和經濟聯系，還可以采用投入產出模型。由于投入產出模型結構復雜，投入產出表的編制工作量十分巨大，在區域規劃中運用的還不多。

對于發展規劃，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層次分析法、正特征矢量法、系統動力學方法等。層次分析法（AHP）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決策分析方法，運用這種方法，決策者通過將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層次和若干因子，在各因子之間進行簡單的相對重要性比較，從而得到各相關因子相對重要性的矩陣形式，然后通過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對應的特征向量，計算出各因子的權重值。正特征矢量法是根據區域經濟規劃的實際背景，把正特征矢量法與網絡技術結合起來，給出一類區域經濟網絡模型，并提出一種尋求有效解的Pareto最優算法。系統動力學方法是一種以反饋控制理論為基礎，以仿真技術為手段的研究復雜社會經濟系統的定量方法。系統動力學模型本質上是具時滯的一階微分方程組，其特點是強調結構的描述，處理具有非線性和時變現象的系統問題，能對經濟社會系統進行長期、動態、戰略性的定量仿真分析與研究。

四、完善政府區域發展規劃的建議

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規劃的作用，著手編制從經濟社會發展到專項領域各個層級的規劃，但由于政府規劃模式自身的特點，政府主導的區域發展規劃還有很多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1.發展目標的設計要以區域發展條件為基礎

在政府主導的規劃中，發展目標多數來源于上級規劃目標的分解和政府的需要，帶有很多主觀性和指令性的成分。雖然政府能夠對目標的實現起到重要的組織推動作用，但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自身的客觀規律，是多方面的條件和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自然條件、區位條件以及能源、資金、土地、技術、勞動力等經濟社會資源存在著客觀的可開發利用能力和承載能力，這種承載力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發展目標的設計一定要對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評估，尊重客觀條件，尊重客觀規律。

2.發展規劃要注重要素瓶頸的分析

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為基礎規劃設計的發展目標，是經濟社會各要素綜合效用的結果，但要素的配置在各個區域并不是均衡的，必然存在部分要素的現有供給與實現發展目標的需求之間的缺口。這些要素供給不足的問題，很可能因為“短板效應”，成為制約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影響規劃目標的實現。因此在政府區域發展規劃中要注重對要素“瓶頸”的分析，對短缺要素的種類、數量做出科學的預測，從而通過相應的政策引導和項目策劃，增加這些要素的供給，打通“瓶頸”要素的制約。

3.發展規劃要注重制度建設的規劃

制度對經濟社會的運行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劑和助推力。政府是基礎設施的主要融資者和投資者，是區域發展的領導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與創新主體，擔負著區域規劃、建設、經營、管理的重任。以行政體制為中心的相關制度在整個制度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它的合理性與完備性最終都會以各種方式對處于制度環境中的經濟、社會及政府自身產生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要注重對制度建設的規劃，尤其要注意政府對中央和上級政策的落實，對本地相關制度的創設、實施與調整，對自身良好、高效機制的構建。要將制度建設規劃納入規劃的范圍，作為整體規劃的一部分。

4.發展規劃要注重區域協作與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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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社會；大幅提升；采取的措施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3-000-01

2016年以來，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原州區人民政府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脫貧攻堅為統攬，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轉作風各項工作，全區經濟繼續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的良好局面。2016年下半年，原州區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按照區委的決策部署，針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財政收入困難等問題，堅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定信心，搶抓機遇，切實鞏固我區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增長的態勢。

一、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預計2016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1.8億元、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2.2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56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1.8億元，分別是2012年的1.5倍、1.3倍、2.3倍和1.5倍。

1.特色農業提質增效

高標準建成4個萬畝、6個千畝示范基地，帶動全區種植蔬菜26萬畝，通過農超對接、冷鏈保鮮、設立外銷窗口等措施，產品打進廣州、成都、香港及中東等國內外市場。建成西北最大的馬鈴薯脫毒繁育中心，原原種年生產能力達到1億粒，馬鈴薯育、繁、推一體化產業體系趨于完善。培育發展規模養殖園區56個、養殖專業村123個，多年生牧草留床面積65萬畝，全區牛、羊飼養量分別達到22萬頭、83萬只，牧業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20%以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能力不斷增強，全區流轉土地總面積29萬畝，專業合作社、家庭農（牧）場分別達到469家和72家。預計2016年實現第一產業增加值14.1億元，較2012年增長31%。

2.工業經濟穩步增長

出臺優惠政策，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支持力度，實施“筑巢引鳳”工程，依托清水河和圓德兩個省級園區，先后引進招商項目105個，投資103億元，25家企業躋身規上企業，打造了“亞雪”“金糜子”“慶原春”等一批寧夏著名商標，入園企業累計達到116家，實現產值17億元。預計2016年實現工業增加值16.4億元，是2012年的1.3倍。

3.第三產業發展迅速

高起點規劃發展全域旅游，加大旅游硬件設施投入，須彌山景區晉升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4A級旅游景區，著力打造沈家河水庫濕地公園、姚磨休閑生態觀光農業園等旅游重點工程。引進紅寶賓館、新華百貨等大型企業9家，石嘴山銀行、津匯銀行落戶我區。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建成1個縣級、11個鄉級、140個村級電商服務中心（站），扶持潤農電子商務等40家電商企業線上運行。推進“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建設，三營物流市場基本建成。預計2016年實現第三產業增加值59.6億元，是2012年的1.5倍。

二、采取的措施

1.加快推進扶貧攻堅，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認真落實“1+21+153”脫貧規劃，著力抓好金融扶貧，農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貧搬遷等工作，確保全面完成28個整村推進村脫貧“銷號”，全年減少貧困人口2.4萬人的重要任務。

2.加快推進轉型升級，提升經濟發展質效

緊盯國家和自治區政策導向與資金投向，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優化投資置業環境，狠抓項目引進、落地建設、投a達效。不斷健全城鄉流通網絡，加快發展文化旅游業和新興服務業，全力推進第三產業發展提速。大力發展現代生態農業，力促馬鈴薯、冷涼蔬菜、草畜等特色優勢產業提質增效升級。

3.以統籌發展為導向，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堅持政府投入與社會投資互補、基礎設施改造與產業培育同步推進，建設三營、黃鐸堡2個小城鎮和張易大店、開城和泉、彭堡姚磨3個美麗村莊，進一步提升小城鎮和中心村的輻射帶動功能。強化“市區共建共管”意識，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

4.重民生抓統籌，確保社會事業協調發展

全面落實民生計劃，扎實推進創業帶就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好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大力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努力提高衛計服務質量，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設，全面推行“134”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模式，促進我區社會大局和諧穩定。

5.堅持改革發展，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堅持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三管齊下”，全面落實“兩個清單”制度，推行“一門受理、并聯審批、限時辦結”服務機制，打造“兩優”發展環境。創新投融資體制，建立規范的政府融資平臺，通過爭取中央專項基金、債券、PPP等模式，鼓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舊城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化養老服務等，激活民間投資，最大限度滿足融資需求。落實去杠桿政策，試點開展“三權”抵押業務，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加快農村綜合改革，在全面完成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的基礎上，依法推進農村土地有序流轉，擴大農村土地股權分紅、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農村產權抵押貸款改革試點范圍，完成供銷社改革、小型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創新農業經營體制，積極培育合作社、家庭農場、現代農莊等市場經營主體，探索土地托管、代耕代收等方式，盤活農村撂荒土地，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進一步理順市、區共建共管體制和衛生、旅游、工業園區等管理體制。

6.加快產業升級為脫貧攻堅和同步小康提供物質支撐

按照“做精一產、做強二產、做活三產”的發展思路，緊密結合固原市“3+x”產業發展模式和原州區現有產業基礎，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增量，優化存量，加快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構建以生態高效農業為基礎、新型工業為主導、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特色產業體系，抓好項目建設，增加有效投資，助推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全面提升全區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