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5 11:24:07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股票證券市場,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證券市場股票價格因素定價模型
根據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投資者對一種股票預期收益率的大小確定取決于這種股票的風險溢價或者說風險回報率,而風險溢價又取決于投資者的風險厭惡程度。譬如,某一投資者是風險厭惡型的,他不愿意冒高風險,那么他的風險溢價就低,股票的價格也低,反之,如果是風險喜歡型的投資者,那么他的風險溢價就比較高,股價也高。有此可見,風險是影響股票價格的主要因素。馬柯維茨還把風險分成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這里我們把非系統風險因素又稱為公司特征因素。
系統風險是指有整個國民經濟變動而造成的市場全面風險。影響股價的系統風險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狀況、經濟周期、利率、通貨膨脹率、經濟政策、物價水平、投資者結構、人們心理預期和股市人氣狀況等。非系統風險是指某個股票或者股票組合所特有的風險。它包括每股稅后利潤、每股凈資產、發行價格、股本量、流通盤大小、地區因素、行業因素等。下面我們以上海股市為例來分析一下我國證券市場中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的結構特征。股票投資的總風險由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兩部分組成。
由于成長階段市場競爭的無序性、信息的壟斷性和運行機制的不規范性等市場結構性因素,我國股市的價格行為呈現出較強的波動性,這種高風險特征已經引起管理層和投資者的極大關注。國內很多學者也因此對我國股市的投資風險結構做了詳實的研究,發現我國股市的風險結構具有與成熟股市不同的特點。在我國股市中,單個股票的價格波動受市場大勢的影響非常大,從而導致各個股票價值運動的相關性增強,收益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必然較高。大部分股票間的相關系數都大于0.7,這和我國股市在一輪市場行情的大幅調整中,個股通常呈現齊漲齊跌的現象是相吻合的。
在我國股市發展初期,系統風險在總風險中占有較大的比例。
然而,隨著我國股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運作機制的逐步成熟,市場的風險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張人驥(2000)采用1993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的日收益率數據,考察了上海股市風險結構的動態變化特征與趨勢。結果表明,上海股市的系統風險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齊漲齊跌”的現象正在逐步弱化,與早期相比,目前的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組合選擇和投資決策時更多的考慮公司本身的特點,行為模式已從前幾年的“重大盤,輕個股”逐步轉變為“重個股,輕大盤”,股票后面所蘊含的公司特征正在逐步得以體現。
由于系統風險在單個股票的投資總風險中占有較大比重,同時各股票的價格運動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因而通過投資多元化分散風險的效果將極其有限。施東暉(2000)使用50個股票的雙周收益率數據計算它們各自的方差;然后隨機地選取一種股票,其收益率方差為4.18%;將這一股票與另一隨機選取的股票組合起來,構成等比例投資的兩種股票的組合,方差降為4.13%左右;按同樣的步驟,一步一步加入隨機選取的股票,可以看到,當組合中股票數目達到20種以上時,單個股票的非系統風險幾乎已完全分散掉了,此時投資組合的方差很快接近極限值3.180/0,這一數值約為原先單個股票風險的78.2%。可見在我國股票市場上,投資多元化只能分散掉大約20%的風險量,降低風險的效果并不明顯。
我國已有一些學者對我國證券市場股票定價的風險和收益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施東暉(1996)《上海股票市場風險實證研究》。施東暉所使用的數據簡述如下:
研究樣本:1993年底106家上市公司,按規模將樣本分成15個組合,每個組合由樣本股票等比例投資組成,組合1包含流通股本最小的一些公司,組合15則包含流通股本最大的一些公司。
研究期間:從1994年1月至2000年4月底,共76個月。
收益率計算:實證研究中采用的收益率為股票雙周收益率。計算公式為,
變量定義:實證主要涉及收益率(R)、系統風險(β)、非系統風險(S(E))、公司規模(SL)、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權益市值比率(BM)等變量。β和S(E)可由公式Rt=αt+βtRm+ξt回歸得到。
通過上面的實證研究,我們發現,我國股票市場上的風險收益關系并不符合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的結論,公司特征因素在我國股票定價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種現象主要歸因于兩個原因:①我國股票市場的非有效性。首先,我國股市不具有完全信息。從中國股市的實際運作來看,由于市場發展尚不規范、不成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不規范、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等現象較為嚴重。其次,我國股市不具有完全競爭。由于投資者群體結構、規模經濟和進入限制等諸多因素,中國股市的市場化和競爭程度還相對較低。②投資組合的非有效性。投資組合的非有效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a我國股市的參與者大部分是散戶投資者,b影響公司股票價格的主要因素不是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益。由此可見,CAPM關于投資者持有高度分散化股票組合的前提假設也不符合中國股市目前的實際情況,因此非系統風險也會影響股票的收益。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成立是以有效市場假設為前提的,中國股市定價行為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不符,也就意味著中國股市缺乏資本配置效率,就不能有效地通過股票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最優地配置稀缺資本,不能有效地促進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而只能帶來稀缺資本和其它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進一步發展和規范我國股票市場,說到底就是了要提高我國股票市場的效率。大致有以下措施:①擴大股票市場規模。②提高上市公司質量。③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④規范政府監管。
參考文獻:
[1]才宏遠.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現狀分析.中國金融.2005.(4).
論文摘要:文章從積極發揮股市的融資籌資功能,培養股市的投資功能,謹慎看待股市對宏觀經濟的“晴雨表”功能,放緩股市的定價功能,配置資源的功能任重道遠等幾個方面,對當前的股市功能進行探討。
股票市場隨著中國改革起步,伴隨中國的經濟發展而成長,有過悲傷有過怨恨,有過興奮有過喜悅,更有期盼和希望,正是這種多元情感交織才能演繹成今天中國之股市,也正因為有多元情感,才需要上升到理性的思索,對當下的股市功能進行審視。
一、積極發揮股市的融資籌資功能
股市的融資籌資功能之所以是首要功能是中國目前的現狀決定。股市創設之初,由于特定時期的社會條件,產生了特殊的中國股市,為國有企業籌資、脫困、改制服務,長期以來成為中國股票市場的使命,籌資功能成為股票市場的首要功能。隨著時間的發展,股票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功能是否過時,是否退居次要位子,筆者認為中國股市的融資籌資功能還是第一位的,必須堅持。理由如下,第一是股市特點決定,股市融資成本較小、籌資額大、無需償還長期使用、回報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第二是中國的現狀決定,建設任重道遠,企業的融資籌資渠道較少,國民的投資意識還在成長之中;第三是中國經濟發展決定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不斷增多,資金需求量大,籌資資金主要還是在本國境內。要發揮好股市融資籌資功能必須進行一系列的修正,首先應當嚴把股票“發行關”,警惕包裝上市,嚴打偽裝上市,不能把股市變成上市公司的“提款機”、用了白用、花了白花、拿了白拿、無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其次不斷改善上市公司的內在質地,提高上市公司的營運質量和運作效率,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真正夯實上市公司這一證券市場的基石;第三堅決遏制再融資饑渴癥,嚴格控制再融資時間、規模和使用方向。
二、著力培養股市的投資功能
回報是投資者永恒的權利和追求,是股市長期存在的基礎和依據,保障回報是股市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決定性因素,也是股市長期的任務和監管部門的目標。
目前,中國股市的回報方式有股票轉讓收益和股份分紅收益。股票轉讓所得是主要方式,投機占絕對地位,股市的波動,政策的干預,是新興市場的主要特征也是共同特征,同時是股市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因此,要引導和規范,使上市公司不斷發展壯大,引導上市公司追求長遠發展目標,對股東負責;對交易行為要管理,避免虛假交易,嚴禁過度投機,著力培養股市的投資功能。
三、謹慎看待股市對宏觀經濟的“晴雨表”功能
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密切程度不高,談“晴雨表”為時尚早,2006年一年上漲多少倍,2008年3月份一個月下跌多少,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晴雨表”功能不明顯或者根本就談不上。
準確判斷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關聯度極為重要,對宏觀決策和對股票市場的治理規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不能因為股市的飛漲而低估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也不能因為股市的下跌而否定宏觀經濟基本態勢,既要看到關聯性更要看到差異性,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從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探索和解決,股票市場的問題主要從股票市場自身去尋找和解決。
四、放緩股市的定價功能
股票本身并無價值,雖然股票也像商品那樣在市場上流通,但其價格的多少與其所代表的資本的價值無關。股票的價格只有在進入股票市場后才表現出來,股票在市場上流通的價格與其票面金額不同,票面金額只是股票持有人參與紅利分配的依據,不等于其本身所代表的真實資本價值,也不是股票價格的基礎。在股票市場上,股票價格有可能高于其票面金額,也有可能低于其票面金額。股票在股票市場上的流通價格是由股票的預期收益、市場利息率以及供求關系等多種因素決定的。
目前,中國股市基本上是投機市場和政策市場,股價遠遠不能反映股票的預期收益,更不能反映市場利息率,只能反映投機程度、炒作程度、資金的供應量、股民的心理預期和供求關系。因此,要放緩股市的定價功能。在股票的發行階段,不能任由市場決定發行價格;在股票的交易中,要嚴格監管股價的異動,防止資金雄厚的機構大戶操縱股價,過度投機。
五、配置資源的功能任重道遠
股市配置資源的功能遠未自由實現,目前只是通過發行審批部門進行調控,審批誰上市誰就得到資金和資源,因此,配置資源的功能任重道遠,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
1.進行審批制度的改革,實行許可制度。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情況和國民經濟規劃以及國家行業發展政策,對上市公司實施許可上市。
2.嚴管上市公司的質量。制定嚴格的上市公司標準和復審上市公司質量,懲處弄虛作假上市行為,從源頭上把好上市公司的質量關;監管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建立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3.對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其他相關機構以及證券從業人員進行監管,保障股市的公正、公開、公平交易。
關鍵詞:證券市場 股票價格 因素 定價模型
根據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投資者對一種股票預期收益率的大小確定取決于這種股票的風險溢價或者說風險回報率,而風險溢價又取決于投資者的風險厭惡程度。譬如,某一投資者是風險厭惡型的,他不愿意冒高風險,那么他的風險溢價就低,股票的價格也低,反之,如果是風險喜歡型的投資者,那么他的風險溢價就比較高,股價也高。有此可見,風險是影響股票價格的主要因素。馬柯維茨還把風險分成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這里我們把非系統風險因素又稱為公司特征因素。
系統風險是指有整個國民經濟變動而造成的市場全面風險。影響股價的系統風險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狀況、經濟周期、利率、通貨膨脹率、經濟政策、物價水平、投資者結構、人們心理預期和股市人氣狀況等。非系統風險是指某個股票或者股票組合所特有的風險。它包括每股稅后利潤、每股凈資產、發行價格、股本量、流通盤大小、地區因素、行業因素等。下面我們以上海股市為例來分析一下我國證券市場中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的結構特征。股票投資的總風險由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兩部分組成。
由于成長階段市場競爭的無序性、信息的壟斷性和運行機制的不規范性等市場結構性因素,我國股市的價格行為呈現出較強的波動性,這種高風險特征已經引起管理層和投資者的極大關注。國內很多學者也因此對我國股市的投資風險結構做了詳實的研究,發現我國股市的風險結構具有與成熟股市不同的特點。在我國股市中,單個股票的價格波動受市場大勢的影響非常大,從而導致各個股票價值運動的相關性增強,收益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必然較高。大部分股票間的相關系數都大于0.7,這和我國股市在一輪市場行情的大幅調整中,個股通常呈現齊漲齊跌的現象是相吻合的。
在我國股市發展初期,系統風險在總風險中占有較大的比例。
然而,隨著我國股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運作機制的逐步成熟,市場的風險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張人驥(2000)采用1993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的日收益率數據,考察了上海股市風險結構的動態變化特征與趨勢。結果表明,上海股市的系統風險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齊漲齊跌”的現象正在逐步弱化,與早期相比,目前的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組合選擇和投資決策時更多的考慮公司本身的特點,行為模式已從前幾年的“重大盤,輕個股”逐步轉變為“重個股,輕大盤”,股票后面所蘊含的公司特征正在逐步得以體現。
由于系統風險在單個股票的投資總風險中占有較大比重,同時各股票的價格運動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因而通過投資多元化分散風險的效果將極其有限。施東暉(2000)使用50個股票的雙周收益率數據計算它們各自的方差;然后隨機地選取一種股票,其收益率方差為4.18%;將這一股票與另一隨機選取的股票組合起來,構成等比例投資的兩種股票的組合,方差降為4.13%左右;按同樣的步驟,一步一步加入隨機選取的股票,可以看到,當組合中股票數目達到20種以上時,單個股票的非系統風險幾乎已完全分散掉了,此時投資組合的方差很快接近極限值3.180/0,這一數值約為原先單個股票風險的78.2%。可見在我國股票市場上,投資多元化只能分散掉大約20%的風險量,降低風險的效果并不明顯。
我國已有一些學者對我國證券市場股票定價的風險和收益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施東暉(1996)《上海股票市場風險實證研究》。施東暉所使用的數據簡述如下:
研究樣本:1993年底106家上市公司,按規模將樣本分成15個組合,每個組合由樣本股票等比例投資組成,組合1包含流通股本最小的一些公司,組合15則包含流通股本最大的一些公司。
研究期間:從1994年1月至2000年4月底,共76個月。
收益率計算:實證研究中采用的收益率為股票雙周收益率。計算公式為,
變量定義:實證主要涉及收益率(R)、系統風險(β)、非系統風險(S(E))、公司規模(SL)、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權益市值比率(BM)等變量。β和S(E)可由公式Rt=αt+βtRm+ξt回歸得到。
通過上面的實證研究,我們發現,我國股票市場上的風險收益關系并不符合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的結論,公司特征因素在我國股票定價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種現象主要歸因于兩個原因:①我國股票市場的非有效性。首先,我國股市不具有完全信息。從中國股市的實際運作來看,由于市場發展尚不規范、不成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不規范、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等現象較為嚴重。其次,我國股市不具有完全競爭。由于投資者群體結構、規模經濟和進入限制等諸多因素,中國股市的市場化和競爭程度還相對較低。②投資組合的非有效性。投資組合的非有效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a我國股市的參與者大部分是散戶投資者,b影響公司股票價格的主要因素不是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益。由此可見,CAPM關于投資者持有高度分散化股票組合的前提假設也不符合中國股市目前的實際情況,因此非系統風險也會影響股票的收益。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成立是以有效市場假設為前提的,中國股市定價行為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不符,也就意味著中國股市缺乏資本配置效率,就不能有效地通過股票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最優地配置稀缺資本,不能有效地促進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而只能帶來稀缺資本和其它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進一步發展和規范我國股票市場,說到底就是了要提高我國股票市場的效率。大致有以下措施:①擴大股票市場規模。②提高上市公司質量。③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④規范政府監管。
參考文獻:
一、尚不完善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近年來,中國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公司制改革有一定成效。企業的治理結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從傳統的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向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過渡中,問題和矛盾也相當突出,集中地體現在以政企不分為核心的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股權過度集中于國家股,股權結構不合理,導致對公司的評價目標多元化且存在內部矛盾。
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東占有絕對控股地位(擁有50%以上股權)的占63%,其中89%是國有股東。同時,75%的上市公司存在法人股股東,持股比例最高為39.1%,最低為2.1%,平均為19.8%。在國家股主導的股權結構中,國家股權的代表是政府,其目標是多元化的,既有經濟目標,又有政治和社會發展目標。這種多元化的評價目標必然影響對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如有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行政指派董事長或總經理、對經理人員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行政性地控制公司對資本的管理和流動等,嚴重影響和制約了公司對經營利潤目標的追求。
2.股東大會質量不高,部分股東大會流于形式,股東大會尚未成為上市公司最高權力機關。
中國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采用內部控制模式,股東大會是現代企業制度運作中的最高決策機構。所有者在股東大會上維護自己的權益,決策者、管理者在股東大會上呈現自己的能力和業績,接受投資者的檢驗和考核。然而,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質量卻不能令人滿意,主要問題在以下幾方面:
(1)股東大會的職權難以落實。《公司法》規定股東大會有11項職權,董事會有10項職權,分工十分清楚。然而現實中許多重要事項,如公司資產重組,以公司的資產作抵押、為他人提供擔保,公司大額資產的出售、贈與、或捐助,本應由股東大會行使職權,卻常常由董事會甚至由董事長來行使職權。有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向下授權過大、過多,實際上剝奪了中小股東的決策參與權。
(2)股東的提案權常常受到限制。《公司法》沒有規定股東的提案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規定持有5%以上股權的股東有提案權。按規定,依法提出的提案應列入股東大會議程,但實際上卻無法順利實行。如果提案與董事會意圖有抵觸,董事會常以需書面審查為由進行阻撓、拖延。沒有列入股東大會議程的提案,根據《章程指引》第60條、61條、54條的規定,提出提案的股東可請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但實際操作卻由于股東十分分散而很難進行。
(3)股東的表決權尚不規范。不規范主要表現在以舉手表決方式代替投票方式、關聯交易關聯方不回避和大量使用通迅表決。因而,中小股東多在二級市場上用腳投票。
(4)股東大會對經營班子隱藏實際經營財務狀況和資金使用狀況等信息披露不充分沒有實際約束力。
3.董事會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董事的責權受到淡化。
有的上市公司董事會在開會之前,先征求大股東、地方政府的意見,按他們的意見來通過決策項目;有的上市公司董事會形同虛設,決策程序缺乏獨立性;.董事提名受地方政府支配,經常用于安排分流的機關干部;與國外相比,我國上市公司在募集資金投資項目、配股項目、資產重組和出售等方面的關聯交易很多。這些都致使中國《刑法》、《公司法》和《證券法》已明確規定了董事的權利、義務和相應的民事、刑事責任沒在上市公司乃至整個社會深入人心,因而董事的權責意識相當淡薄。
4.監事會的功能弱化,缺乏權威。
由于監事的素質偏低,部分監事因缺乏法律、財務等專業知識無法行使職權;監事會的工作條件缺乏;監事難以開展監督工作,對監督重點事項無法依照《公司法》、《章程指引》等有關法規及時行使職權;有的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經理班子對監事提出的意見;不是回避就是拖延,監事依法要求聘請中介機構進行監督審計往往難以實施。因此上市公司監事會的權威和功能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弱化。
5.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狀況相當普遍。
中國上市公司中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比例高達60%以上,甚至有的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和總經理都由一人擔任。這樣的上市公司的決策風險控制令人擔憂。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董事長不得兼任總經理;二是相當多的上市公司是從“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國有企業轉制而來,歷史造就了總經理由董事長兼任的模式。
二、傳統觀念誤區的束縛1.誤區之一:資本短缺引發的資金饑餓癥。
對于國有企業而言,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預算內投資所形成的有限的資本扶持,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撥改貸”、“投改貸”政策的實施,國家預算內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1981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7%,國有企業利息負擔進一步加劇,使國有企業資本金短缺這一先天不足進一步釀成重癥。對于其它所有制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等而言,雖然能把握市場動向靈活經營,然而,由于國家預算內投資、國內貸款、利用外資向國有經濟的大幅傾斜,只能在自籌投資和其它投資兩方面從國有經濟所留的縫隙中取得較小份額資金作為資本。再加上產品結構失調造成的滯銷、盲目擴張造成的經營管理混亂以及企業間三角債的長期困擾,企業陷于“高負債—低效益—再提高負債”的惡性循環中。
在國有銀行商業化的大背景和商業銀行對信用不佳負債過高企業普遍惜貸的大環境下,長期受短缺經濟影響而習慣于利用資金投入維持外延式擴張的企業開始嘗到預算約束的強制力,但是,“圈資金、上項目”的慣性思維并沒有在處于轉軌時期的中國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得到根本扭轉。而此時,中國股票市場的產生和發展,使得上市公司不僅擁有發行新股的初次融資能力,而且擁有配股的后續融資能力,并且對于融入的資金還免去了還本付息的義務。從對財政和銀行的依賴中走出來的企業,一旦馬上進入股票市場,便只將籌集資金視為己任。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包裝經營業績、夸大項目贏利能力、吹噓企業成長性、忽視經營和市場風險成為了企業獲取上市公司資格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資金饑餓癥的困擾下,信息傳遞的阻隔和不對稱就有了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和氛圍。
2.誤區之二:片面追求資產和規模膨脹以期待政府無窮無盡的支持。
從過去的國有企業到現在的上市公司,都在不斷為爭取財政撥款、銀行貸款、新股發行、配股到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部門“跑項目”,其目的就是為了引入資金,追求資產和規模的外延膨脹;或者通過企業購并、資產重組的方法,以盡可能低的投資來最大限度地增加資產數量,其目的是為了實現資產的所謂“低成本擴張”。
而實際上,企業對所拿到的項目,僅僅看到可行性報告上描繪的商業價值和經營前景,而忽略了技術力量薄弱、經營管理不適應、營銷網絡不健全、市場變化和技術進步所產生的替代而帶來的市場和經營風險;對所進行的“低成本擴張”,僅僅看到在資產交易環節中付出的直接代價,而忽略了對購并和重組的目標企業所必須進行的技術開發、項目投資、設備更新、經營管理、產品調整、市場開拓、人員培訓及處理各種復雜事務方面所付出的代價。無論企業是否對此有所意識或是否具備膨脹能力,都會不顧一切、一窩蜂地將“蛋糕做大”和鑄造中國企業界的“航空母艦”,其最為本質和內在的動機又何在呢?
所有這些,其最終目的都是謀求獲取無窮無盡的政府支持。在經濟轉軌時期,非國有企業確實取得了長足發展,同時國有企業由于主客觀因素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困境,一旦將國有企業與社會制度、國家主權與安全相聯系,搞活、重整、扶持國有企業便成了各級政府的重要政治任務,停息掛帳、股票發行額度分配、債券發行審批、組建企業集團、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抓大放小、債轉股等等,無一不是向大中型國有企業傾斜。在這種示范效應下,片面追求資產和規模的膨脹便不難理解。
然而,在市場經濟及其原則逐步確立,政府職能逐步改變,政企進一步分開的大趨勢下,政府的支持絕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可耗竭的資源,因此,以謀求政府支持為目的而不面向嚴格預算約束的資產膨脹將使企業無法在市場的洶涌波濤中立于最后成功之地,而它給市場帶來的另一負面影響便是信息的不對稱甚至是非公平關聯交易和弄虛作假造成的信息扭曲。
3.誤區之三:借助多元化經營以規避市場風險。
當中國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多元化經營在各類企業之中形成一股浪潮,工業、商貿、旅游、建筑、公用事業、房地產相互滲透,很多企業在營業執照上所列的經營范圍都涉及幾個乃至十幾個產業,一種產業同構之勢在悄然蔓延。金融業也彌漫著交叉和混合經營之勢,尤其是商業銀行大辦信托和證券,并深深涉足耗資巨大的房地產業和風險極大的金融、商品期貨等衍生產品市場。上市公司更是憑借強大的融資能力,隨意改變募集資金使用用途,弱化主營業務地位,降低企業的“透明度”。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分散風險、把握盈利機會、提高資本運作效率、調整產業的部門結構、地區結構和組織結構等。
1.1避稅假說
股份回購能夠使股東以較低的資本利得稅取代現金股息必須交納的較高的普通個人所得稅。換言之,當資本利得稅率低于現金股息所得稅率時,股東就存在以接受回購要約的方式合法規避部分稅額的動機,當然,避稅假說的基本條件是由股票回購行為使股東規避應稅額必須大于股票回購過程產生的交易費用。由上述研究可見,股票回購可以起到改善資本結構,降低融資成本,穩定公司股價,提高剩余資金利潤率的作用,它還是一種極為盛行的反收購措施。研究結果也表明許多公司在實際經營中均可能存在股票回購的客觀要求。
1.2信號傳遞假說
信號傳遞假說指普通股股票回購的公告實際上傳遞了公司管理層關于公司未來前景的新的信息。這一理論源于股份公司管理層和中小股東間的信息不對稱。公司管理層集公司管理經營權于一身,掌握著有關公司管理經營情況的全部信息,而公司所有者股東卻日益遠離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及由此所導致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意味著二級市場上股票價格往往與真實價格相背離。對市場上的廣大中小股東而言,當股份公司發出股票回購邀約時,實際上是向其傳達這樣的信息,即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這就是所謂的信息傳遞假說。這一假說很好的解釋了為什么股份公司發出回購邀約往往導致二級市場上股價上升。
1.3財富轉移假說
財富轉移假說指股票回購將會導致公司優先債債權人的財富被轉移給公司股東。優先證券持有者會因公司回購普通股票而蒙受財富上的損失。因為企業一般是將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放在第一位,而債權人對企業又缺乏有效的監督,這就導致公司無視債權人利益借機進行現金套現。按照此假說,要是存在財富從優先債債權人手里轉移到股東手里的話,股票回購對可轉換債券的影響與其對非可轉換債券的影響不一樣,在公司股票價格提高的同時,優先證券的市場價值會降低。從國外的一些實證研究上看,在股票回購公告日記公告后一天,可轉換債券、一般優先股股票和可轉換優先股股票價格的兩天平均收益率都呈正值,而一般債券則略為負值。
1.4最佳資本結構假說
財務管理的目標在于追求公司價值的最大化或股價最大化,然而,只有在風險不變的情況下EPS的增長才會直接導致股價的上升,實際上經常是隨著每股收益的增長風險也在加大,如果EPS的增長不足以補償風險增加所需要的報酬,盡管EPS增加,股價仍然下降。所以說到底公司的最佳資本結構應當是可使公司的總價值最高,而不一定是每股收益最大的資本結構。顯然,股票回購是股份公司追求最佳資本結構的有效手段。由此產生了股票回購的最佳資本結構假說。
2股票回購價格的確定
確定股票回購價格時,一般參照三個方面:一是企業上市時股東資產投入股份公司當時的折股比例;二是市場流通股股價;三是股票回購當時股份公司的每股凈資產。
在完善的證券市場上,股票回購的價格以股票在市場中的價格來確定。這也甚為合理,既然要回購,通俗的講,也就是買入股票,當然是以股價作為衡量尺度,否則不會有人主動賣出自己手中的股票。但在中國目前的證券市場上,這一標準顯得極不合理。
首先,從我國發生的幾起股票回購案例來看,目前回購的主要是國有法人股。在公司上市之初,國有法人股是按面值發行,向社會公眾發行的股票價格則高于甚至遠高于其面值,如果按當前股價回購股票,對廣大流通股東來說顯然不公平,侵害了廣大流通股東的利益,必然招致他們的激烈反對。對流通股東來說,當然是希望回購價格越低越好,而對回購的國有股東來說,又希望回購價格越高越好。
其次,國有大股東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被人為地劃定為“非流通股”,不能在市場上交易。而股價僅僅只是市場基于現有的流通股對公司價值所做的評定,考慮到國有股在現有公司股權結構中所占比重的特殊性,如果簡單的以股價作為回購價格,顯然缺乏科學依據。
按企業上市時股東資產投入股份公司當時的折股比例確定回購價格表面上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按照資金的價值增值原則,如果采取這一標準國有股等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白白在上市公司投資而沒有得到一點報酬,國有股東顯然不會接受這一標準。而且這一標準有侵吞國有股利益之嫌。
3股票回購對股價的影響
股票回購以后對股價有三種影響。當股票價格低于每股凈資產時,股票回購回引起每股凈資產上升,股價也上升;當股票價格等于每股凈資產時,股票回購不會引起每股凈資產下降,股價不變;當股票價格高于每股凈資產時,股票回購會導致每股凈資產下降,股價也下降。下面我們予以舉例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這僅適用于市場流通股票,而不適用于國有非流通股。因為回購國有非流通股不是以股票價格作為回購價格的,而流通股的回購是以而且也應當以股票價格作為回購價格。從我國目前發生的幾起回購案例來看,回購的主要是國有非流通股。云天化和申能兩起回購案例中,二者股票價格均高于每股凈資產,當股票回購以后,股價均大幅度上升,云天化股票回購公告一,股票價格在6個交易日內,股價上漲30%以上,而申能股價從10元一舉沖到了20元,這固然與A股市場“逢新必炒”這一慣例有關,但究其原因是因為二者回購的均是不可流通的國有股,回購價格按每股凈資產來確定,這一價格遠低于其當時的股票價格,故引起了股票價格的急劇上升。
4什么樣的公司有條件回購股票
從國外經驗來看,股價是否接近或跌破每股凈資產,確實是上市公司回購流通股的重要指標。但回購畢竟是上市公司拿出現金按市場價格收購股份,且在一定時間內要失去再融資的資格,在目前全部A股上市公司負債已是股東權益兩倍、大股東證券市場的錢“不拿白不拿”、大股東對提高每股收益興趣不大的情況下,上述回購的動力無疑將大大削弱。同時,回購將導致上市公司負債率上升,能否實施還要得到債權人的認可,這對負債率平均水平已經很高的A股上市公司來說又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門坎。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下列公司最有可能進行股票回購:
(1)業績好、現金流量充足的企業。前期股權分置改革動搖了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對股票評估的價值體系,使績優股遭到大量拋售。而允許進行股票回購后,只有業績好、現金流量充足的企業才有能力進行回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