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馬基雅維利《君主論》 政治思想 影響和評價

馬基雅維利是西方近代政治學的奠基者，他的政治思想對政治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貢獻：一方面他使政治與道德分離，政治不再是道德的附庸，開創了近代政治學的新紀元；另一方面，他使政治與宗教分離，政治不再束縛于神學，而是從人、人性出發研究政治，近代政治學終于誕生。馬基雅維利一生著作頗多：《君主論》（1513），《論提圖斯.李維的前十卷》(1513)，《用兵之道》（1521），《佛羅侖薩史》（1525）等等。

一、《君主論》

馬基雅維利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基于人性惡觀念之上的“權力哲學”。近代政治思想也正是在這個邏輯起點上展開了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在《君主論》這本書中，作者集中論述了其君主專制理論和君子統治術思想。

全書共有二十六章。其內容基本上涵蓋了君力的形式、來源、管理和如何維持。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作者論述了君主國的性質、種類以及獲得它們的方式。君主國包括：世襲的、混合的、市民的、教會的這四種，獲取君主國的方式包括：通過自己的軍隊和能力獲得、依靠他人的軍隊和依靠幸運獲得、通過犯罪方式獲得。作者對君主國權力的來源進行了深入分析，教讀者如何對當時的形勢和權力分布進行分析，并協調這些力量。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至十四章），作者論述了軍隊的種類和君主在軍事方面的責任。軍隊包括：援軍、混合軍、雇傭軍和自己的軍隊。從政治的角度講，任何軍隊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團，軍隊為自己實質領導服務。所以，要讓軍隊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軍隊。在軍事方面，英明的君主應該整頓軍隊訓練士卒，思考戰略，博覽歷史，分析成敗。第三部分（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作者論述了君主應以國家利益和人民立場為重。就國內而言，明智的君主應當急民眾之所急，賞罰分明；就君臣而言，親賢臣，遠小人；就國際而言，敵友分明，立場堅定。第四部分（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作者從歷史的角度，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其過去、現在的國家和政治，并勸告當時君主爭取意大利的解放。

二、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所闡述的政治思想

首先，人性惡。馬基雅維利從經驗論的觀點出發，認為人性雖然有善的一面，更有惡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性質而言是惡的。從古到今，所有人都無一例外的受到利欲的驅使，所有人都毫無道德可言。事實上，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從柏拉圖到中世紀，大多數的政治家都本著政治道德化，人性本善的觀念，用道德掩蓋政治，使政治從屬于道德。到了中世紀，神學政治論更使政治淪為神學的工具。而馬基雅維利的性惡論，一反常態，標新立異。馬基雅維利所認為的人性惡，其主要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然屬性，這種惡，直接體現在世俗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爭斗與沖突。

其次，權力政治觀。權力是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所謂的權力就是實力，也就是《君主論》中經常提到的“能力”。馬基雅維利斷言，任何一個擁有權力的人都想擁有更大的權力，國家一經建立就面臨著對內部敵人的鎮壓和與臨近諸國的較量，只有統治者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鞏固法律和軍隊，進而穩定君主政權的基礎。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更多的是論述軍隊，武力的重要性及其對意大利統一的重大影響。并且他堅定的認為好的法律會讓整個國家強盛起來。在論述意大利歷次革命和戰役失敗原因時，馬基雅維利說：“要使得一個新近當權的人能夠獲得巨大的榮譽，莫過于他創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由此可見，馬基雅維利也是十分重視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傊?，權力就是軍隊和法律，是君主統治權獲得的基礎，是國家秩序穩定的最可靠保證。

第三，權術論。權力是政治的核心，攫取權力本身就是目的。權力的主體是君主，那么君主如何獲得權力，如何保持權力，除了依靠能力之外，君主也必須要懂得“權術”，其構成了馬基雅維利學說的另外一個重要部分。而正是由于這個權術論，也招致了后人對馬基雅維利的批評與指責。馬基雅維利強調不論研究問題還是制定策略，都應該從實際存在的生活出發，而不應該從空洞的道德原則出發。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折手段的。這就是被后人所熟知并遭到眾人抨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其實，我們只有真正的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才可以對他作出評價。正如薩拜因在其《政治學說史》中這樣說到：“馬基雅維利心目中的君主是機智與自我節制的化身，他同樣利用自己的美德和惡癖，這不過是對十六世紀意大利暴君的理想化寫照而已。他是那種多少有意被夸大了的在暴君統治時代被拋到政治生活前沿的人的真實寫照?！彼哉f，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無疑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最后，共和政體思想。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共和政體是一個國家最為理想的政體。馬基雅維利認為國家的政體有三種形式，即君主政體，貴族政體還有共和政體。而這三種政體也有可能發生變異，蛻化成暴君政體，寡頭政體和群氓政體。在諸多的政體中，他認為共和政體是最理想的政體。但針對當時的意大利，他卻主張實行君主專制政體，因為當時意大利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實現統一。建立統治和維護統治是不同的，要實現理想的共和國是需要在一定的條件的，只有這些條件具備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在當時的意大利，實現這種政體是非常的困難的。因為共和政體要以人民的德行和秩序作為前提條件，而意大利市民德行頹廢，社會已經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而只有建立君主制，實現統一，才能為實現共和制政體奠定基礎。

三、對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評價

1．對政治學的影響。馬基雅維利改變了傳統的政治學，讓政治獨立于道德，使政治學擁有了現代性。正如馬克思所言：“從近代馬基雅維利以后，權力都是作為法的基礎，由此，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立研究政治的主張，其他沒有別的了?！瘪R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改變了西方傳統的政治學。他在吸收先人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親身經歷和個人經驗形成了劃時代的偉大思想，進行了理論創新，極大地推動了政治學的發展。

2．從時代特征的而言，馬基雅維利顛覆了中世紀傳統的神學世界觀和道德倫理學說。他生活在歐洲的舊秩序正在崩潰、國家和社會都面臨不斷迅速出現新問題的時代，試圖解釋這各種事件的邏輯意義，預測那些不可避免總要發生的問題，并設法找到在新產生的種種條件下正在形成的規律。這些規律是注定要在關系國家生存的今后政治活動中起關鍵作用。實現祖國統一是其畢生的追求，更是新時代的要求。國家統一是生產力發展到這個階段在社會領域的必然要求，馬基雅維利就是這個時代的先驅者。

3．對當時社會的影響。當時意大利內戰不止，人民希望有一位強有力的君主來實現統一，馬基雅維利的呼吁正是順應了民心。他的政治思想的目標是意大利的統一，實現途徑是有一個賢明的君主通過建立自己的國民軍，驅逐外國侵略者。當時的意大利，封建勢力頑固，資產階級的力量薄弱，需要王權的保護。因此，馬基雅維利主張用君主制來實現意大利的統一，既符合國情，也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規律。

綜上所述，在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一反以前的政治學家政治思想學說，開辟了新的政治革命。但是我們也應該客觀的承認他那個時代所具有的局限性。馬克思說過，16世紀以來，許多思想家“都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他們是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律”。馬基雅維利是最早這樣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也擺脫了神學”。正因為如此，馬基雅維利與古代、中世紀的政治觀念劃清了界限，成為近代政治學的奠基人。

參考文獻：

［1］徐大同主編.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羅伯特．唐斯著. 纓軍譯: 《影響世界歷史的是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5.

［3］袁繼富:《馬基雅維利政治學說論析》.理論探討，2007，5.

［4］肖群忠:《論政治權術與政治道德的關系》.齊魯學刊，1996.

［5］王福春，張學斌：《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篇2

關鍵詞：現代性；古今之爭；波考克；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對現代性的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近二三十年中國的現代性研究也逐漸起步，在政治思想領域，自由主義有柏林和羅爾斯等為代表，特別是其兩種自由的區分影響很大；施特勞斯學派則因隱微寫作與重啟古今之爭而聲名大噪；此外就是劍橋學派，以以斯金納和波考克為代表，其中波考克雖然在中國不甚知名和流行，但卻是深入理解現代性，特別是古今之爭必不可少的一個路徑。波考克說他“秉持這樣一種歐洲視野：伴隨著古代地中海帝國奔潰歷史的是商業社會的不斷興起和擴展，但與此同時依然受到古代價值的挑戰?！盵1]這開啟了他對馬基雅維里時刻的理解。

一、馬基雅維里時刻的意涵

雖然用“時刻”（moment）這一表達是斯金納的提議，但2003年波考克指出“該術語（‘時刻’）既可以指馬基雅維里的出現及其對政治思考的沖擊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也可以指他的著作所指出的兩個理想時刻之一：或是指‘共和政體’的形成或奠基成為可能的時刻，或是指這種政體的形成被認為帶有不確定性并在它所屬的歷史中引發危機的時刻?！盵2]

第一個“時刻”，即馬基雅維里活著并寫作《君主論》和《論李維》的時代，具體指“佛羅倫薩思想……1512至1537年，出現了馬基雅維里、圭恰迪尼和詹偌蒂的轉折性著作。”[3]這是個佛羅倫薩時刻，馬基雅維里是其中的最強音。另外一個含義則是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熔煉，即《君主論》和《論李維》中包含的“理想”：拯救危機中的共和國或創建共和國。就具體的歷史而言，指1494年法國軍隊到達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統治土崩瓦解之時。馬基雅維里最初是參與到了政治之中的，其寫作《君主論》也懷抱著再次參與政治的期待，但并未成功，這種雄心從政治轉移到了寫作。書寫如何“拯救危機中的共和國”甚至“奠基新的共和國”。波考克認為“這樣的時刻彼此無法分割，因而就出現了‘馬基雅維里式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共和國深陷歷史的緊張或矛盾之中，這樣的緊張或矛盾要么出自自身，要么來自外界。”從“時刻”出發“考察了早期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許多（但不是全部）有關這種‘關鍵時刻’的經驗和關節點?！盵4]對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的考察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因為“我們遭遇了‘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古代’與‘現代’自由概念的差異，在我看來《時刻》所關注的正是他們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的歷史仍在進行中，并沒有終結”，[5]或說英國在近代也經歷了這樣的關鍵時刻，因而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段政治思想史。

波考克所揭示的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可被理解的。簡要說，有一個理解模式，它有三個要點：積極公民、武裝共和國與區別于“right”（正義或權利）的“virtue（德行）”。

積極公民是想過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人的總稱，“具有政治知識的即被統治有參與統治的”人，不是純粹被統治的奴仆。這種思想在根底上可以說是“極端的古典思想”，并且“從政治上和道德上說，‘公民生活’是抵抗‘命運’肆虐的唯一力量，也是個人具有美德的必要前提?！盵6]武裝共和國則是馬基雅維里對古代思想的改造，原型是“武裝的先知”摩西及其所建立的“國”。思想基礎就是“武裝公民”，這是“virtue（德行）”的核心內涵，“羅馬意義上的virtue，即馬基雅維里使用并力圖復興的托斯卡納意義上的virtue的羅馬意涵，意指個人采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能力?！薄八仁歉叨裙残缘?，也是高度個性化的?！盵7]

這個模式也可以被稱為“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思想模式，以此模式衡量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能夠承認早期近代英國（英格蘭）政治思想中有許多這種“關鍵時刻”的經驗和關節點。

二、近代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

從上述思想模式的三個要點看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是一個簡要而非全面的方式，不過從這個三個要點確實能夠看到一種不同于歐洲大陸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方式。

首先，從積極公民生活這個角度來看，就面臨一個問題，這源自英格蘭自身的歷史，“在這個文化中并沒有出現對‘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相對簡單的選擇以及共和主義對歷史自我形象的改造?！?“僅僅理性和經驗絕無可能提供把個人稱為公民的理由，只有復活古代的政治‘德性’（virtus）和政治動物（他有著統治、行動和做出決斷的天性）的觀念，才能做到這一點?！盵8]這意味英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出現與歷史‘時刻’或說事件――1640年代的內戰有關，在其中古典共和主義理論發揮了它的作用，這種作用是英國“公民”觀念產生的重要部分。

第二個要點即共和國。這與一份文件有關，即1642年6月21日的《陛下對兩院十九條建議的答復》，它不僅是英國政治思想上一份至關重要的文獻，也是打開馬基雅維里分析之門的鑰匙之一。這份文件有兩個關節點意義，一是在英格蘭第一次重現了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政府理論，而這種重現（復興）也正是1494年后意大利政局步入緊張狀態的重要思想結果之一。產生于內戰期間的兩個政治思想巨著《利維坦》和《大洋國》，其思考和思想理論的建構“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穩定與和平。”“自然之路需要和平，和平之路需要服從法律。在英國，法律必須成為大眾的法律，而這些大眾的法律的總和必須等同于共和國?！盵9]“英格蘭人從天性上說是贊成君主制和習俗的動物，采取平衡和共和政體的語言，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憲法受到了失序的威

脅”。[10]這意味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對佛羅倫薩版將會有不小的修改。

第三點，“德行對抗命運”這一模式在英國的變換。哈林頓是波考克考察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核心人物。在哈林頓的《大洋國》之前的時刻，“德行”不是道德而是武裝，這是馬基雅維里思想的一個特色內容。在16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的思想家中，強調“威尼斯模式”，使“它能夠成為羅馬的反題，因此有助于把人們的注意力從馬基雅維里的軍事平民主義上移開。”不過在英國則不一樣，英格蘭此時的統治就是刀劍的統治。并且“刀劍的時刻可以由君主、立法者或先知占據，也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占據?！盵11]

英國實際政治中，“有兩點尤其是產生和代表了英國共和主義的思想，首先是對武裝的強調，將政治自由等同于軍事力量；第二個特征是普遍意識到的偶然性，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輝煌，共和政體的生命依然是動蕩的和短暫的。”[12]雖然其目的不過是論證“事實上的權力”是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權，但是“當軍隊反對這個政權時，尼德漢姆就會發現自己處境尷尬，英格蘭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歷史就會有一個新的起點?！盵13]這個新的起點就是哈林頓。

哈靈頓在“德行對抗命運”的模式中引入了“財產”，從而促成了這一模式的變換?！洞笱髧肥枪`頓的核心作品，“該書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標志著突破范式的時刻?！卑凑振R基雅維里的觀念對英格蘭政治理論和歷史進行重要修正。因為“他要為英格蘭的軍事共和國辯護，把它說成是‘武裝平民’的統治?！彼麨榇瞬粌H“編造了刀劍的公共歷史”，還“提出了一種公民理論”，“說明英格蘭人是公民，英格蘭的共和國要比自封的圣徒寡頭政體更接近上帝”?！鞍堰@些認識納入歐洲和英格蘭的政治權力的一般歷史之中，其基礎是馬基雅維里擁有武裝對于政治人格必不可少的理論。”[14]乃是其關鍵性創新之處。

武裝平民與積極公民結合的公民理論，還有一個關鍵點，這就是設定政治人格的基礎是財產。哈靈頓對馬基雅維里所強調的“嚴重的道德腐敗，公民人格的實際解體，是政府衰敗的主因”做了重要修正：“政府的‘腐敗’與其說是因為公民不再展現適合于他的美德，不如說是因為政治權威的分配不再與對它其決定作用的財產分配適當地聯系在一起?！惫`頓把財產稱為“命運的恩惠”，并且“他特別聲明，他關于財產和權力關系的一般法則，對動產和不動產同樣適用?！币蚨白杂韶敭a的功能變成了為自由的公共行動和公民美德而拿起武器，從而也是人格的表達?！盵15]

簡言之即“自由和獨立取決于財產”，因而財產稱為了一種公民資格，更進一步是美德來自于自由財產，因而對抗“命運”必須有自由財產，如此而來，對自由財產的侵蝕就可被理解為“腐敗”這一命運的體現物。

在哈靈頓之后，“德行對抗命運”的模式先是轉換成了“德行對抗腐敗”，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出現了一種新觀點：“變化現在不在被視為純粹的混亂，而是被視為可以理解的社會和物質過程。美德的對立面不再是‘命運’，而是變成了‘腐敗’。”腐敗不僅僅指官員的腐敗或生活的腐化，政客收受賄賂濫用權力等政治腐敗行為，而是“在圭恰蒂尼那兒最先看到的那種含義：用私人權威取代公共權威，用依附取代獨立?！盵16]從1688年到1776年，盎格魯語系的政治學的中心問題，不是能否反抗惡政，而是建立在庇護權、公債和軍隊職業化上的政權是否會腐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腐敗不是一個權利問題，而是一個“德行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申明反抗的權利得到解決。

政治思想決定性地轉向了德行與腐敗的范式。[17]光榮革命后的英國“不論哪個黨派的作者都不想為股票買賣和對公債市場價值的投機性操作辯護，它（信用）被普遍視為罪惡?！薄昂喲灾?，托利黨抨擊牛市，輝格黨抨擊熊市?！盵18]爭論的核心點雖然是財產，但實際上的中心依然是“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因為不動產依然被看作是美德的基礎，而商業財富的重要性雖然被提及，但貿易被認為是新型腐敗的原因，信用更是被公認為“邪惡”。

三、反思古今之爭的新路徑

商業使“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發生變換乃至改變“德行”本身的含義。商業帶來的改變看起來不可逆轉，盡管一些著名思想家都反對這一趨勢，但是商業社會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德行也借助于“風尚”的概念進行重新定義，個人脫離了享有公民權的農民-武士世界，進入了“商業和技藝”的交易性世界。這些新的關系從性質上來說是社會關系而非政治關系，因此他們使個人能夠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德行”，而只能被稱作“風尚”。埃德蒙?伯克說“禮儀風尚比法律重要?！瓤上逯赖?，補充道德，也能徹底毀掉道德。”[19]

改變“德行對抗命運（腐?。蹦Ｊ降氖巧虡I社會與自由主義的崛起。人取代了自然，權利取代了德行，擴張性的帝國取代了共和國，最終的災難性后果到今天已經差不多又快被忘卻了。

篇3

    哲學是客觀環境在人們的思想中產生的投影,不同歷史時期政治哲學側重點都不同,但是都表達了人們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觀。思想哲學就是這個時代的精神,人類對現實的理解與認知就是哲學發展的根基與動力。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隨著社會的發展思想政治哲學都不斷進步。比如,西方從古代希臘社會的形而上學社會政治哲學基礎,到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神學,再到歐洲各國政治變遷的“君權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主體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響最為深遠,政治上強調“君權神授”,社會統治上以“仁、義、禮、信、智”等作為道德規范基礎,我們不難發現,古代政治哲學以統治階級為服務對象,不斷發展與完善以更好地維持統治秩序。近代以來,“社會認識論”成為政治哲學的基礎,人類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觀點,這時的政治哲學開始追求社會的平等、公平和正義,在人類社會中表現為追求獨立自主與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政治哲學思想的現代政治哲學,完全是按照科學主義來理解、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理論地位上有一定的獨立性。

    二、中國政治哲學發展脈絡

    我國思想政治哲學發展了幾千年,大致分為了三個階段,即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政治哲學思想雖然屬于社會意識反映社會物質現實的范疇,但在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都具有較大的差異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特點。古代思想政治哲學針對的社會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其哲學思想以及社會實踐手段都是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權力的統治制度,以維護少數人的統治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來,傳統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國社會遭遇巨大變遷,社會現實導致新的社會政治思想產生,在認識論的的基礎上開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會的理性,尤其是資本主義與思想,它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地積累和深化;隨著社會科學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人們對于社會規律的認知程度越來越高,科學的唯物主義已成為我國現代的思想政治哲學的主流,在政治哲學中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們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三、中國古代思想政治哲學概況

    我國自西周時期開始便產生了思想政治哲學,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現實、對人生對道德、對宗教的關注,并對后世產生了長期且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是為政治服務的,在處理社會關系中表現為追求國家的長治久安。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政權變遷劇烈,朝代更替頻繁,維護社會穩定以及政治穩定就是人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思想家、政治家最為關心、最為迫切的任務便是如何構建一個統一而有序的國家的問題。因而,從政治哲學形成的起初,社會不同學派的政治哲學家、思想家圍繞著這個中心而不斷地創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論,從而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內容。

    中國古代思想政治哲學的基本觀點,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觀念等?！按髮W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學家們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國”既是統治階級對自身施政方式的闡述,也是對社會上下親和關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創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周公認為:“惟命不于?！?“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就是說,“天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來,夏商的滅亡,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戰國時期,即奴隸制衰亡到封建制社會興起時期,子產提出“以寬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對后世的影響較大。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子產的“以寬服民”思想,強調“德主刑輔”,孔子是從“禮”與“仁”相結合的思想出發,極力提倡“德治”,認為統治者如果能“為政以德”,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統治。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賦予儒家思想理學的思辯形態,把正統的儒家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階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但他們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學說更穩居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

    而在中國古代社會“法治”思想雖然并未占據社會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終便隨著政治統治而執行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但是受階級的局限性,我國古代的法治卻也只能作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而難以達到“公平”、“公正”。

篇4

一、以往思想史研究的誤區

斯金納認為原有的研究者在對觀念史研究時會形成一種錯誤的思維定式，對解讀文本帶來不少的困難，這是因為：“我們習慣性地會憑借某些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構建我們的想法，而這些構成了我們思考和理解內容的核心因素?！盵1]這樣一來，相較于過去對思想家言論的各種研究方式會無法規避的陷入了各種各樣的歷史謬誤之中。斯金納通過考察傳統觀念史研究方法，認為：“通過這些途徑所得出的結論是神話，并不是歷史。”[2]

1、對學說神話的批判

斯金納認為有的研究者在思想史的研究過程中會陷入了一種稱為“學說神話”的謬誤中。有的研究者會把思想家在著作中所作的零散的描述結合為一個整體，并看作是在描寫某一明確的主題。這種做法將會導致時代的誤置這一最大的危險。還有就是某些研究者認定在有關道德和政治理論的歷史研究領域中會存在某些永恒的標準。這一方法的倡導者是列奧?施特勞斯，他指出探討有關這些歷史的主體的視角是“明確的逐漸趨于低調”，這種做法是為了體現對“生活及其目的”的當代反思。[3]斯金納指出這種做法對客觀真實的理解思想家的觀點會產生很大的誤區。

2、對連貫性神話的批判

斯金納指出連貫性神話在向兩個錯誤的方向演化：其一是某些研究者為了挖掘出最大限度的連貫性，經常會歪曲思想家本人在論述某一主題上的意圖，有的研究者甚至會無視那些不利于維系連貫性的論述；其二是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觀點時，一些研究者會遇到一些障礙，這些障礙雖不利于維系經典文本內在的連續性，但他們并不認為這是實質的障礙。因為他們認為文本中并不存在真實的障礙。而以上的研究方法將不可避免地使研究者誤入了目的在于“解決自相矛盾”的經院式歧途。斯金納認為以上這些都是錯誤的研究方法。

3、對預期神話的批判

斯金納認為當我們利用思維定勢去解讀思想家某一特定時期的觀點，而不是解讀其在描述特定言論對象的意涵時，預期神話就容易滋生。這種做法將會導致這樣一種誤區，即研究者也許會利用慣性思維在一些不熟悉的著作中發現一些熟悉的論述，將思想家的觀點標簽化，把以往理解的觀點與現在研究的觀點生硬的對接，進而對正確解讀文本意涵產生歧義。這也不是研究思想史應該采用的方法。

二、“劍橋學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主流方法

斯金納提倡我們在理解并解讀經典文本時，不單單是準確的解釋思想家所要表達觀點的意涵，更要格外注意的是能夠清楚地把握該思想家闡述思想的語境。這是因為一個思想家在不同時期對某一問題的看法有可能是不同的。

1、意涵

思想家論述所要表達的意涵是要領會其意圖的第一個要素。重視意涵在解讀文本時的作用非常關鍵，因為意涵是理解思想家以言行事的關鍵。由于思想家常常故意采用一套拐彎抹角的修辭策略，即言說和意思的分離，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對文本進行解讀是不可取的，只能通過理解著作家的意涵才能實現?！熬鸵磺姓降恼摂喽?，僅僅憑借一家之言并不足夠幫助我們理解作者言說的意涵。要完整準確理解某一論斷，我們不僅需要掌握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涵，而且同時要把握這一言說的意欲效應。換言之，不但要理解人們的言說，而且要理解人們的言說行動”，[4]而研究過去的思想史的意涵與意欲效應只是兩大詮釋任務的第一步。

2、語境

要領會作者意圖的第二個要素是應當在特定的語境中考察特定的言論，進而把握作者特定的寫作意圖。我們唯有將與文本直接關聯的語境系統進行復原，尋找最初產生文本的脈絡，才能真正徹底的理解隱藏于文字之下的思想家的真實意圖。斯金納強調，我們只有將所研究的文本與特定的語境嚴絲合縫的對接，才能用不產生歧義的、正確的方法來解讀思想家的某些觀點。這才會有利于我們進一步辨識那些思想家寫作時的言語行動。也就是說，我們雖然不可能完全進入已經距今幾百年或幾千年思想家的生活中真切的考察，但是我們可以借助語境和言語行動去把握思想家的觀點，對他們不同時期的同一個觀點進行比較，對他們的想法進行復原，以及能夠不用慣性思維而是設身處地的解讀他們的思想。

三、結語

“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納“闡述了關于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現狀與政治理論的不滿，并從方法論的角度掀起了革故鼎新的思潮?！盵5]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在西方思想領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變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通過斯金納的方法，不僅可以知道作者的論述過程，更有希望了解作者的寫作特點，所要回答的問題，以及他們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贊許、質疑或者駁斥。更重要的是，用“劍橋學派”所倡導的研究方法進行解讀文本時會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鋪墊，因為：“當研究者以‘劍橋學派’所倡導的方法解讀一部著作的寫作意涵時，這不僅是在為他們的解讀提供相關背景，而是已經是在進行解讀本身的工作”。[6]

【注 釋】

[1][2][4] [英]昆廷 斯金納.任軍峰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載于丁耕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7.99.127.

[3] [美]施特勞斯. 李天然等譯.政治哲學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042-1043.

篇5

關鍵詞：《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書評；五四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Z12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以下簡稱陳著），陳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在推進近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進程中，中國留學生在東西文明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作用，對于實現中國現代化轉型至關重要。可以說，沒有中國留學生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對新思想的傳播，中國難以實現現代化的轉換。陳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全書30余萬字。該書對于從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學人群體的活動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討論多有前人所未發之處，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運用方面，亦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概而言之，陳著有如下四點創新之處。

一、對以往較少關注的知識群體的發現

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深深烙印著中國留學生的印記，從不同國家歸來的中國留學生群體都有著不同的群體特征。在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找不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之時，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國家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隨著留學生的人數增長，帶著西方新思想的歸國留學生越來越對產生了巨大的推動與引導作用。其中幾個主要留學國家對于中國的改革運動的影響尤為深刻。對中國影響最為深刻的國家是當時最為強盛的大英帝國，當時著名的翻譯家林紓的三分之二的譯著都來自英國文學，而嚴復的全部譯著都來自英國著作。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隨著幾個美國、日本、法國不同國家的中國留學生的增多，美國、日本、法國對于中國的影響逐漸增強，相對而言英國對中國的影響逐漸變小。具有不同國家留學背景的留學生歸國后積極宣傳自己的所學所思，都帶有不同國家的文化、政治、經濟特點。在當時倡導向西方學習的浪潮無疑對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進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學背景的學人對于思想發展的影響。

與留美學生、留日學生、留法學生相較，留英學人對五四時期的政治與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陳著認為僅從“影響”的角度來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是狹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間留英學人的思想發展是一種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義的。更為重要的，留英學人成為陳著的研究對象除了“時常出現”“思想邏輯上有其意義”，這個群體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陳著指出：“在精神狀態上，留英中國學人既具有傳統中國士大夫憂國憂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們曾經比較系統地接受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蔽逅钠陂g，中國的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們對于思想運動有著極強的緊迫感，因此在思想啟蒙運動中也常常夾著感性與混亂。1921年杜威在《亞洲》雜志上指出：“這場運動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還伴隨有夸張、混亂以及智慧與荒謬的雜合。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這場運動在開始階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绷粲W人主張學習西方，英國19世紀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發展都與留英學人思想發展有著深層的關聯。在這場思想大啟蒙運動中，留英學人更加重視對學術理論的討論，對國際時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學人在地方主義和聯省自治、對于一戰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國際主義的探討都極大豐富了思想的廣度和深度。也因此，才顯得留英學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們加重視學術，使得他們對中國政治思想的貢獻和作用更為持久。

在研究對象的視角方面，陳著也有著新亮點。學界對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個體為研究對象。以自由主義思想研究為例，學界往往局限于個體自由主義者的研究，沒能從個體中研究他們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難達成一致意見。而陳著通過具體探析個體留英學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學人作為整體研究對象，開拓了研究視角，對思想史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二、國際史研究方法的嘗試

陳著指出：“所謂‘國際史’，是傳統外交史領域下的一個新興子學科。與傳統外交史方法不同，國際史是要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而將整個世界作為研究框架。它關注的是大歷史，即除了傳統外交史問題，文化和社會也是關注對象；還探討國際權力體系和某種特殊文化觀之間、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民族抱負和集體失意之間的關系?！敝袊陌l展進程正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推進的，中國的政治革命、思想運動往往是受到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刺激并結合自身實際而產生的反應。的發生正是一戰后的國際大背景的刺激而發生的。因此通過時人尤其是有著扎實學理基礎的留英學人對于國際政治的思考對于了解國內政治、思想運動的國際背景有著重要的作用。陳著運用了國際史的研究方法，還運用史料實證研究，從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學人政治思想上的反應。首先，陳著闡釋了留英學人對于當時主要國家的政治運動與思潮的思考，關于戰時大英帝國的政治改革；關于俄國革命及其演變；關于美國、日本問題；關于戰后的“代議制之改造”思潮。這些國際主要政治運動與思潮刺激著留英學人，對留英學人的國內政治改革有很大啟示。其次，陳著以《太平洋》雜志為中心，闡釋了留英學人面對“五四”前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過程，對于國際政局的判斷，并由此表達的對外態度和政治主張：關于參戰論和修約論，關于警惕日本的侵華政策，關于與英美合作，關于“親俄”的外交主張：“主張戰后中國應開展主動外交，不畏事，多嘗試，努力收回國權，并維護不受侵犯；同時積極于戰后國際社會中尋求一個正當的國際地位，然后才能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弊詈?，陳著論及留英學人的國際主義思想。留英學人對于威爾遜等的國際主義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并對戰后國際聯盟的成立和中國參與抱以關注的態度。陳著作提醒：“留英學人對國際主義及國際聯盟的認識和接受，似乎與“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義思潮并不相容，但他們以國際主義作為攻守的武器，爭取中國的國家和國家人格的意識卻值得注意。”學界對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國內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個國際的思想背景以及國內思想運動的國際思想資源。在近代國際關系對中國國內政治、思想運動走向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以國際史的視角研究留英學人的國際主義、國際政治觀，為我們思考當時國內政治、思想運動提供了全面的國際背景和思想資源。

三、對非核心報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個復雜現象，“它不是一個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期間并非沒有主流”[3]。在許多研究者看來，思想史經過90多年的研究，學界所著論文書刊可謂汗牛充棟，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種單線挖掘。陳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現狀，指出：“對五四時期的核心材料、領導性的社團的過度詮釋也已經形成一些學者所詬病的無所不包的‘史’歷史敘述的架構。在這種架構下，對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動’，迄今學者的研究雖然不少，但是整體上仍為《新青年》的強勢話語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成為一種強勢話語。但是，陳著也指出：“對思想、倫理、道德問題的重視并非五四知識分子言論的全部內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五四時期，依然存在著從政治法律、財政經濟、社會問題以及國際政治與外交等方面來思考中國問題的思想言說?！痹僬撸诵氖妨系牡氖褂?，未能與其他史料互相印證，這種管中窺豹的歷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還原歷史的全貌。對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須將其置于晚清以降的報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敗得失。

陳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雜志。之所以選用此兩份雜志，一則正是對于學界既往研究側重于“史”模式的影響，對于核心雜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對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雜志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因而容易產生疏漏。再則，之所以選用《甲寅》、《太平洋》雜志是作者考證兩份雜志發現，沒有把聚攏在《甲寅》、《太平洋》雜志上的留英學人視作一個“自在”的社群?！敖Y合兩份雜志宗旨所見，這些材料與留歐學生在法國創辦的《旅歐雜志》，留美生在美國創辦的《留美學生月報》不同，它們是留英學人有意識地模仿英國的《愛丁堡評論》，希望做成中國的獨立評論雜志。還有一點不同，它們都是由已經歸國的留英學人創辦、編輯，并在國內出版，而在讀的留英學人亦積極參與，這一點說明它們與國內的社會政治思潮的聯系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绷粲W人注重觀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論，謀求國家的發展。因此，陳著依據《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學人主持的同仁雜志，梳理這一社群聚攏的歷史過程以及他們在內政改革與走向世界兩個面向上的思想規劃；同時將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與“史”對接，這對于豐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四、加深對英式經驗主義的認識

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為解決當今現實問題的思想借鑒，是思想史研究的意義所在。陳著強調，留英學人更加重視對于學理的思考以及國際政局的考量，因此對于探求中國立國之道更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遺產在當今更具有參考價值。陳著指出：“民初留英學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兩個面向，一是內向的政治改革規劃，從關注中央層面的內閣、國會等，到呼吁地方層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動聯省自治運動；另一個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規劃，在外交上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爭取國家完整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英國作為近代自由主義最先得到發展的國家，自然對于留英中國學人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标愔撌隽宋鞣嚼碚?、內閣制和比較溫和的“調和立國論”，并且在第四章重點討論了留英學人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這些自由主義思想豐富了尋找立國之道的思想內容，助推了的思想啟蒙運動，對于當今尋找立國之道也有其現實意義。同時，留英學人重視研究國際時局以及如何處理各個國家的關系，探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對國家的進步是有現實意義的。

近年來，留學史的研究受到了學界的重視，獲得了頗為的成果，但在眾多的學術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卻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學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實專注于史料的解讀以獲新知，所獲定是良多。陳友良先生便是這樣一位學者，采治學之新方法，專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獲頗豐。

參考文獻：

〔1〕陳友良.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