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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資產配置的重要性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09-25 11:23:44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海外資產配置的重要性,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海外資產配置的重要性

        篇1

        4月15日,國家統計局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數據。數據顯示,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158526億元,同比增長6.7%。主要經濟指標雖好于預期,但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同時,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1%。與此相對應的是,目前中國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僅為1.5%。進入負利率時代,中國的貨幣購買力下降,實際價值不斷流失。

        在此背景下,財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隨著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壯大,居民可用于投資的資產顯著增加。現階段,居民的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基金、債券、股票、房產等。除此之外,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業態,互聯網金融被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所熟知,進入大眾理財的視野。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財富管理并非通過單一的投資渠道就可以完成,想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經驗豐富的從業者根據投資者不同人生階段的財務需求,設計相應的產品與服務,保障資產在不同經濟周期及生命周期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并最終實現傳承。

        財富管理理念的逐漸興起帶動了國內一些財富管理公司的發展,捷越聯合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創始人兼首席風控官王曉婷表示:“在萬億級的市場中,財富管理在中國剛剛興起,尤其新貴階層的財富管理,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未來在中國將有廣闊的發展空間?!?/p>

        篇2

        一、背景

        作為我國最早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信托公司近年來的發展如火如荼。根據信托業協會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9月末,全國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為18.17萬億元。從2011年9月末信托資產規模3.27萬億元至2016年9月末,信托資產規模年均復合增長率為40.9%。但是從2013年起,信托資產規模的增長速度持續下滑,而行業內營業收入和權益報酬率的增速以及年化信托報酬率也在逐年回落。在經營環境和經營業績都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下,信托公司必須深刻認識當前所面臨的嚴峻問題,開創新型業務以提升經營業績。

        二、大資管時代信托業的新型信托業務方向

        1.不良資產證券化

        受到經濟增長乏力的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將持續承壓。而尚未見頂的不良率不斷加大銀行業的運營壓力,因此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出表意愿十分迫切。當前,不良資產出表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銀行自主核銷不良貸款,這不僅程序復雜,而且意味著不良資產的徹底損失;第二種是將不良資產打包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但這種方法具有周期長,折扣高的特點,既要求銀行賤價出售不良資產,放棄可能產生的后續收益,又難以滿足特殊情況下不良資產緊急出表的要求;第三種是銀行將不良資產與其他金融機構對接實現出表。這種方式簡單的說,就是銀行將不良資產名義上出售給其他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等。金融機構發起資產管理計劃募集資金作為不良資產的對價,但實際上銀行又作為出資方以名義上投資于資產管理計劃的方式將不良資產收益權回購,資產管理計劃的收益即不良資產的現金回流,是銀行減少的不良資產損失。而其他金融機構作為通道角色收取通道費用幫助銀行粉飾報表。但是,2016年8月銀監會下發《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將使不良資產名義轉讓的操作空間消失殆盡。不良資產的出表將會更多考慮資產證券化模式。

        資產證券化一直被視作信托公司重要的轉型方向之一,原因在于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商業銀行將證券化的資產出售給一個特殊目的載體以達到風險隔離的目的是一個關鍵步驟。一般來說,SPV有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種模式。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才能真正實現破產隔離效應,實現減稅減負的目的,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因此,信托公司是目前最好的SPV。信托公司有望在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中,采取"大投行+SPV”的模式獲取競爭優勢。

        2.家族信托

        據統計,截至2015年中國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總額達到113萬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增長32萬億元人民幣;高凈值人群可投資金融資產總額達到49.7萬億元人民幣,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600百萬元人民幣的高凈值家庭約207萬戶,2013至2015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26.1%。當積累的財富已經超過了富裕生活的日常所需時,愈來愈多的高凈值人士開始考慮財富的保障和傳承。根據貝恩公司《2015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財富保障和財富傳承成為高凈值人群首要和次要的財富目標,而對于超高凈值人群而言,財富傳承更為重要。超過一半的高凈值人士尚未對財富傳承做出安排,但是不少高凈值人士擔憂將大量財富過早而又沒有規劃地交予子女,將助長子女好逸惡勞的紈绔心態。這種現象催生了財富管理的需求,龐大的高凈值群體也意味著財富管理市場巨大的發展潛力。

        作為長期以來定位高端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信托公司擁有豐富的投資經驗和靈活的配資模式,具備抓住初具雛形的財富管理市場發展機遇的良好基礎,能夠開展家族信托業務滿足高凈值人群的風險偏好和投資需求。在我國的法律框架下,相比國內另一針對高凈值客戶服務的金融部門―私人銀行而言,家族信托以獨有的風險隔離機制實現了財富保障目標的同時,具有獨特的財富傳承功能。通過設立家族信托,高凈值人士可以有效地緊鎖股權以避免委托人及受益人離婚或去世產生的財富分配問題和企業控制權糾紛問題,實現財產的安全隔離以避免企業各種風險導致的家庭財富縮水,合理的避稅節稅以避開高昂的遺產稅,確立受益人的受益條件以傳承家族理念和防止財富外流。

        家族信托業務不僅能夠滿足高凈值客戶的需求,也給予了信托公司更多的業績激勵。以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的國內首?渭易逍磐小捌槳膊聘弧ず璩惺蘭蟻盜小蔽?例,采用了"年費+超額管理費”的收費模式,年費率為信托資金的1%,年信托收益率高于4.5%以上的部分收取50%作為浮動管理費。對比當前信托公司的固定比率收費模式(主動管理型業務2%左右,被動管理型業務0.1%左右),家族信托業務給予信托公司更高的業績激勵。此外,家族信托能夠為信托公司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解決集合資金信托期限短、成本高的缺陷,能把視角投向長期收益率更高的投資方向。

        當前,我國家族信托剛剛起步,限制家族信托的主要因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股權不動產等資產暫時無法過戶至信托名下,受托人的道德風險和客戶認知能力缺乏,以及金融機構能力欠缺。但是隨著財富管理和傳承的需求上升,和監管層對信托公司開創新型業務表示積極鼓勵的態度,相關法律法規將不斷完善,家族信托業務的發展前景將更加廣闊。而遺產稅開征等預期將進一步加速家族信托業務的發展。

        3.海外資產配置業務

        自2015年以來在經濟增長乏力,國內收益率整體下跌和貨幣政策持續寬松的多重因素影響下,資產荒開始蔓延。國內可投資資產的質量不斷下降和兌付危機逐步增多,以及人民幣匯率持續下跌的現象使投資者意識到分散降低投資風險和海外配資的重要性,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持續高漲。而在國內資產配置陷入僵局的情況下,資產管理機構紛紛將目光轉向海外資產配置業務,境外投資的價值日益凸顯。多家信托公司也開始嘗試海外資產配置業務,通過申請QDII和QDIE業務資質、設立海外子公司、與境外資產管理機構合作等方式開展境外投資,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海外資產配置服務。截至2016年9月末,共有20家信托公司獲得開展境外業務的相關資質,14家信托公司獲批QDII額度,規模合計77.5億美元。

        長遠來看,海外資產配置業務對信托公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資產配置全球化能夠有效地分散風險,避開宏觀經濟下行和政策環境變化,獲得穩健的收益,滿足客戶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以往境內的資產收益率通常高于境外,所以僅有少數投資者處于教育、移民和避險的動機配置了海外資產。而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海外工作、留學和移民人群數量的增加,開闊了投資者的國際視野,境外投資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升。2016年底的人民幣匯率大幅下滑又進一步弱化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強了境外投資的需求。同時,海外配資的門檻也在逐步下降,這意味著眾多的潛在客戶,尚未成型的市場也為信托公司提供了塑造海外資產配置業務品牌的機會。而且與國內的資產管理市場不同,投資者對于境外市場的宏觀經濟形勢、政治環境、法律法規、投資機會和產品風險都不甚了解,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此更為依賴專業機構。相比國內市場多層次的客戶類型,境外市場的客戶以高凈值人群為主,更愿意為資產管理和投資咨詢付費。這不僅能夠增加信托公司的業績,更對信托公司的專業性和國際化有所助益。目前制約QDII業務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QDII業務的額度限制,根據信托業協會的數據QDII余額僅占信托資產的0.24%,這是明顯不合理的。但是在資產配置全球化的大勢所趨下,QDII額度必然繼續提升,QDII業務的發展空間十分巨大。

        篇3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現狀分析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

        當企業在本國國內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到國外投資設立生產基地、從事跨國生產經營賺取國際利潤這是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的企業一貫的經營思路。這些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是以企業的競爭戰略、尋求產品多樣性或者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為動機。此外接受投資國的投資環境,例如稅收優惠政策、關稅政策以及貿易壁壘等,也同時影響著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于是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動機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擴張性動機,另一類是防御性動機。在前一種情況下,企業為了拓展海外市場或者尋求生產所需原料而進行海外投資;而在后一種情況下,企業則更多地是因為本國經濟環境的變化導致了在本國投資無利可圖而轉向海外尋求投資機會。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分析

        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企業便已經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年---1985年),這一階段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在這一階段的頭五年內,中國企業在國外共投資設立了76個獨資或者合資企業,中方總計投資額約5000萬美元,投資項目涉及23個國家和地區。在84-85的兩年間,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設立企業達113個,投資額達1.4億美元,接近前五年的兩倍,投資地區擴展到40多個國家和地區。(見表2-1)在這一階段,企業的投資項目金額相對都較小,投資行業也局限在海運、金融保險、工程承包以及餐飲等服務行業,僅有少數投資項目涉及制造業。

        第二階段(1986年---1992年),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自由化改革的進行,中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了逐漸提高了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國內日漸成熟的產業和技術迫切需要進行對外產業轉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顯現出來;而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貿易凈出口額的逐年增加,國家外匯儲備日益攀升,中國企業開始有能力進行大額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充分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之中。因此,中國政府加大力度鼓勵企業對外投資,日益成熟的企業也更加強調投資回報的重要性。這一階段具有代表性投資主體的是大中型制造企業以及投資公司,例如,首鋼集團、中國國際信托集團和深圳賽格集團。

        第三階段(1992年---2002年),從1993年開始,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斷攀升,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征兆;而大中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的問題也日趨嚴重,中國政府不得不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體制改革,這些情況都影響到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隨著政府削減貨幣供應收緊銀根以期控制住通貨膨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枯竭。而與此同時政府收緊了對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控制:新的項目的審批程序日益嚴格,而已經批準的投資項目也被要求進行復查。這些政策手段直接導致對外投資項目的銳減,這一情況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轉。盡管1996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數額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總投資金額相較1995年卻有了大規模的增加,表明了企業單筆投資數額的顯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到2001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及金額顯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階段(2003年至今),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政府在政策上越來越重視引導促進企業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了“走出去”戰略,報告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要鼓勵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進程揭開一個嶄新的篇章,從2003年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持續上升,2008年更是達到了559.1億美元(非金融類),創下了歷史新高。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機也呈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尋求新的業務增長機會、規避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分散業務和市場風險、提高生產率、應對宏觀環境等成為了企業投資海外的新動機。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就

        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本文特總結如下:(1).從一定程度上縮短了我國企業與國際企業的技術差距,學習了先進的生產與管理經驗。如前文所述,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的許多大型企業集團通常能夠通過并購海外企業實現了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團通過并購英國的汽車生產商羅孚取得了汽車產業的先進技術;(2).拓展了海外市場。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在海外投資經營拓展企業的銷售市場,例如,海爾集團通過在海外新建或收購了30多家工廠,這些工廠分布在從意大利到印度的多個國家,生產面向當地市場的產品。而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進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動了本國的設備、材料以及勞力的輸出。(3).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經過了近30年的發展,中國制造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中國制造業中,中低檔制造業產品占大頭,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比重較小,產業結構處于較低水平。產業升級導致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大量企業陷入困境,失業現象加重。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將大量設備和技術轉移海外,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生產能力是以最小代價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必要途徑。國內的諸多企業已經采取了在東南亞、拉美地區投資設立工廠,降低了國內產能過剩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場籌措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中國企業從事海外投資所需的資金并不總是全部由企業的自有資金投入。事實上,大部分的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的時候都會考慮有效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來解決資金問題。

        2.當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所占績效不高。為了更好地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數(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這一指數由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給出的定義,該指數反映了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綜合實力,反映了決定企業對外投資流量的兩個決定性因素?;蛘哒f不同國家之間這一指數的異同是由各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受到的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的不同所決定。這兩個因素分別為:“所有權優勢”,或者稱為企業所特有的跨國競爭力,如企業的創新能力、品牌優勢、管理和組織經驗、信息獲取能力、擁有的財務資源和自然資源、企業規模以及企業內部結構優勢,這些競爭力因素使得企業有能力和動力進行海外拓展;“區位因素”,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國或者受資國生產產品、提供勞務所分別具有的優勢,例如市場的相對規模、生產與運輸成本、熟練勞動力、供應鏈、基礎設施以及技術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的促使下,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業,無論其規模大小也無論其處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進行海外投資以增強本企業的競爭優勢。OND指數的大小反映了這兩種因素在驅動不同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方面的差異。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國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利用越充分。中國的OND指數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個區間內數值分別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的排名基本穩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處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國香港地區的OND指數數值分別為3.477、8.758、7.799遠遠高于內地的數值,處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國的數值也比中國高出很多,這說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與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而與中國同被稱為金磚四國的俄羅斯、巴西和印度雖然在2001-2003年區間或高或低于中國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區間三國均已處于領先于中國的位置。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企業普遍缺乏“所有權優勢”是制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績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中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中國企業提高投資績效的必由之路。

        (2).中國跨國企業規模較小,國際化程度不高。中國的跨國公司相對于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而言規模較小,根據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2009》所列舉的截止2007年底的數據,全球最大的跨國公司(非金融)是美國的通用電氣(GE),其在全球擁有資產約7953億美元、雇員32萬余人全年銷售額約1727億美元,而中國最大的跨國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團,其在全球擁有資產約1909億美元、雇員10萬余人全年銷售額約149億美元,且是中國唯一入圍全球100大跨國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體多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積極推進企業跨國經營政策的大形勢下,許多企業在并沒有一個可行的投資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資海外導致了經營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國際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國指數(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為國際化程度的綜合衡量指標。根據UNCTAD的定義,跨國指數是通過計算跨國公司海外資產與總資產的比率、海外銷售與總銷售的比率、海外雇員與總雇員的比率這三個的比率的平均數而得出,以衡量跨國公司對于海外資產、海外雇員、海外銷售的依賴程度。我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215億美元,而全球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為2145億美元,是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十倍左右,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為429億美元,是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兩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為71.52%,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為58.74%,而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28.3%,無論是在海外資產還是跨國指數上,我國與全球水平甚至與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都還有不小的差距,說明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程度不高,我國的跨國企業主要還是在利用本國的資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國企業早就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利用資源,長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國際上著名的跨國企業是我國企業需要迫切實現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中國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年鑒.2009

        [2]厲以寧,曹鳳歧著.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中國計劃出版社,1996

        篇4

        金融自由化提速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在2012年再度提速,其標志是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從中間價上下0.5%,擴大到上下1%,同時利率浮動區間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2013年11月,中國新一屆領導層推出了完成余下金融改革的藍圖。自那以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國際化得到大力推動。最近,中國央行(PBoC)在2015年8月改革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根據前一日在岸收盤價制定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這樣的時機選擇,既是因為中國有意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也是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本身的估計,人民幣似乎達到了接近“公允價值”的匯率水平。

        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自由化方面的進展,甚至比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進展還要快。國際化方面,人民幣正被越來越多地用作國際上的發票貨幣和結算貨幣。實際上,自2009年開展試點以來,人民幣貿易結算已迅速增長,目前占到中國貿易的22%之多。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使用仍然較為有限,并且集中于主要涉及私人部門的點心債券(Dim Sum Bond)市場。人民幣加入SDR之后,官方對其作為儲備貨幣的使用必將增加。

        至于開放資本賬戶,中國顯然已通過配額制度向投資資金開放,這既包括資本流入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配額制度,也包括針對離岸人民幣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特別配額制度,以及資本流出的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配額制度。更近些時候,中國簡化了外匯監管,使企業能夠更自由地處理外匯資產。按照IMF的分類,中國40個資本賬戶子項中,總共已有35項完全或部分可兌換,只有5項仍不可兌換。目前,對資本流動剩下的最大限制在于對外投資和個人外匯兌換。對外投資不久前已通過連通上海和香港股市的滬港通部分開放。

        國內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措施自2014年3月開始施行,包括繼續推行利率自由化,并在銀行業引入更多競爭。最新也是決定性的一步,是 2015年10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同時,中國銀監會(CBRC)放松了對私人資本投資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限制,比如投資于消費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而且,上海自貿區成為政府促進金融改革的新寵。這一試點項目旨在引領全面的利率自由化,允許從國外跨境借款,并準許自貿區居民進行海外投資。

        展望未來,即便資本賬戶已經相當開放,但真正的問題是它是否會完全開放,以及隨著自由化的推進,資本流入和流出會發生什么變化。經濟文獻中的共識是:中國將繼續作為凈債權國,其凈海外資產頭寸占GDP的比例將基本保持穩定。這一預測的重要性在于,人民幣在中期內也應會繼續保持相當程度的穩定。但當境外投資者被允許在中國投資任意想要的金額,同時中國居民能夠將資金轉往海外以使儲蓄部分多元化,毫無疑問總的資本流入和流出會大量增加。凈海外資產頭寸或許能保持穩定,但總資本流動規模可能變得十分龐大,這本身就會給金融穩定帶來風險。因此,第二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政府能維持資本賬戶多大程度的“有管理的”可兌換來同時實現兩個目標:既要一個風風光光的國際貨幣,又要相對穩定的金融市場。

        杠桿率大幅飆升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伴隨著杠桿的大量產生。這一切源于公共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它們為了實施2008-2009年的龐大刺激計劃,從銀行借款投資于基礎設施項目。此后刺激計劃已變成中國經濟政策的新常態。當經濟增長在2012年和2013年再次放緩時,中國政府的對策是推出更多基建項目以提振經濟。同時,企業借款人也感到可以利用這一新常態。由于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不足以容納公共和私人部門的舉債,大量企業,尤其是較小的企業越來越多地利用影子銀行滿足融資需求,并規避對銀行貸款日益收緊的監管。結果,過去幾年公共部門和企業的債務急劇增加。雖然銀行仍然是中國最大的貸款人,但影子銀行已變成重要的融資來源,占未償債務總額的逾四分之一。

        雖然缺乏中國公共債務總額的官方數據,但中國審計署2013年底的一份全面官方報告讓我們對情況有所了解。當時,中央政府債務為GDP的21.8%,包括中央政府的一般財政債務(GDP的16.7%)和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債務(GDP的5.1%)。同時,地方政府總債務(不包括審計署報告不涵蓋的國企債務和養老金或有債務)達到GDP的31.5%。因此,總公共債務為GDP的53%左右。麥肯錫(Mckinsey)最近一份報告所述的情況與此相近,顯示公共債務達到GDP的55%。即使公共債務存量看起來相對得到控制,也不應忽視一些不健康的特征,比如期限錯配和地方政府債務的高利率(為6%-8%,中央政府債務利率一般為4%-5%)。

        與公共部門相比,企業債務狀況顯然更令人擔憂。從2007年至2014年,企業債務與GDP之比上升逾52個百分點。這加大了一些企業的壓力。尤其是,截至2014年底,國內上市大公司中逾四分之一的利息保障倍數小于1,意味著它們的營業現金流不足以償還利息。企業債務再加上數額不大的家庭債務,使中國的總債務達到GDP的近300%,在亞洲僅次于日本。有三個原因使得中國債務問題引人擔憂。首先,清理地方政府債務會惡化銀行的資產質量;其次,沉重的債務負擔即便轉移到中央政府,也可能對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速形成壓力;最后,內部和外部自由化都會提高政府和企業的融資成本,引發抵觸。

        篇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再次表示,對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表示歡迎,稱人民幣加入SDR只是時間問題。

        距離基金組織正式評估SDR貨幣籃子僅剩四個月,這是否意味著人民幣被納入SDR已勢在必得?SDR評估對我國的匯率政策和資本賬戶管制有怎樣的影響?是否會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如果今年人民幣被納入SDR,對資本流動、流動性和資產價格又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加入SDR的意義和可能性

        盡管特別提款權僅是各國央行所持有的一種名義上的儲備貨幣,但加入SDR意味著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獲得正式認可,也被看作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里程碑。

        不過,我們認為,決策層主要是想通過SDR獲取國內各方面對推進金融領域改革的支持,特別是利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開放。在央行看來,開放資本賬戶可以倒逼國內其他改革加速推進,而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

        我們認為人民幣有相當的可能性在今年或不久之后加入SDR。一種貨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必須符合兩個標準:1)該國在全球貿易中影響力大;2)該貨幣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且在外匯市場交易活躍,也即“可自由使用”。

        中國顯然已滿足第一個標準,但是否滿足第二條仍存在爭議。

        人民幣是否能被納入SDR最終需要獲得IMF其他成員國的支持。擴大SDR貨幣籃子需要基金成員國70%以上的投票支持,因此美國沒有一票否決權。

        對大多數國家而言,人民幣是否被納入SDR對其沒有明顯的影響,而支持中國則可能有助于其加強與中國的經合作、爭取中國投資,因此它們投贊成票的可能性很大。IMF成員國中有多個國家對人民幣興趣較高,如設有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與中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或被授予了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額度,它們投贊成票的可能性更大。

        即便今年人民幣未被納入SDR,估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很可能設立一個短暫期限,一旦中國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等條件成熟,即可加入。 力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資本項目可兌換并非加入SDR的必要條件,但這無疑有助于達到貨幣“可自由使用” 這一關鍵標準。因此,中國計劃使跨境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并修改《外匯管理條例》,從而在今年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

        我們估計未來幾個月可能出臺的措施包括:擴大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RQFII額度;推進QDII2,允許境內投資者投資境外有價證券投資業務和實物資產。

        據媒體報道,首批試點管理方法將很快;推進深港通,并在7月1日推出基金互認;放松海外借款、人民幣跨境支付,及在上海自貿區開展集團內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的管制;進一步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包括最終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不過,我們認為央行仍將通過額度等措施對資本流動保留一定的控制。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和程度可能將取決于國內流動性、市場信心,以及國際金融環境。 最初資本流出規模可能更大

        由于過去的資本賬戶管制主要是為了防出嚴于防進,一旦管控放松、國內居民可以更便捷地配置海外資產,初期資本外流規模可能會增加更多。當然,考慮到境內外利差仍然可觀,如果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國內機構也可能增加海外借款;海外投資者得以更便捷地購買國內資產,也可能帶來一部分資本流入。

        此外,人民幣納入SDR還會增加外匯儲備管理機構和財富基金對人民幣的需求。從總體看來,短期內資本流入和流出的規模,可能不會相差得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過去兩年中國逐漸放寬資本賬戶管制,資本雙向流動規模已有所擴大、國內流動性的波動也有所加劇。

        我們認為自3月份以來,受央行調整中間價的影響,市場匯率預期有所轉變、資本外流規模明顯縮減。另一方面,離岸人民幣遠期匯率回升、對在岸人民幣即期匯率的溢價收窄,也反映離岸人民幣外匯市場上流動性有所改善。 浮動區間可能擴大

        在10月IMF評估SDR之前,我們預計央行將繼續保持匯率穩定、對美元相對堅挺,而不會允許人民幣貶值。保持人民幣相對堅挺是為了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使用人民幣更有吸引力,也可以避免被主要貿易伙伴指責操縱匯率,并且也能穩定市場預期,避免引發更大規模資本流出和因此帶來的流動性和金融市場波動。

        不過,央行可能會不時根據外貿順差規模或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調整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央行有可能在SDR評估前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以體現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市場化。擴大浮動區間的時點可能選在匯率單向波動壓力趨緩之際(比如現在),變動幅度也可能較溫和,比如擴大至3%。鑒于升貶值壓力相對均衡、且央行很可能會積極管理市場預期,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能不會導致匯率大幅波動。

        10月SDR評估結束之后,無論人民幣是否被納入SDR,央行調整匯率的空間都會更大。

        如果美聯儲開始加息、美元隨之升值,或中國出口依然乏力、且內需疲弱,那么人民幣可能在目前的基礎上進一步小幅貶值。

        不過,決策層意圖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且擔憂貶值引發匯率進一步大幅波動,因此貶值幅度也應有限??傮w來看,我們預計今年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30、2016年底為6.40。 對資本市場總體利好

        資本賬戶更加開放意味著海外投資者有更多渠道參與內地股票市場,同時國內投資者也有更多機會投資海外市場。

        未來6個-12個月,如果央行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對強勢,套利資本外流可能消退,從而改善國內流動性條件、降低貨幣市場利率,利好A股市場。同時,資本賬戶開放推動國內投資者資本流出,首站一般就是香港,因此可能會利好H股市場。

        長期來看,一旦人民幣躋身于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列,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就將成為全球基金資產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對于A股和H股來說均為利好。

        此外,隨著國際機構投資者的逐漸加入,A股市場的投資風格也將改變,整體交易風格將偏向于大盤股,估值體系與國際標準靠攏。

        在債券市場上,我們預計國外投資者將加快參與在岸債券市場的步伐。目前我國利率高于海外,而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的增加也會豐富債券市場;我國會繼續擴大國內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資機構的開放,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可能推升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更快增長,便于外資通過RQFII或央行試點等渠道投資于在岸債券市場。

        長期來看,隨著人民幣逐漸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對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債券的需求都應有所上升。再加上更多的在岸機構參與離岸融資和債券發行,離岸人民幣工具的種類應會更加豐富。資本賬戶開放可能使國內機構更便捷地進行海外融資、多元化配置資產,其全球債券頭寸也可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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