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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進程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09-25 11:23:2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歷史的進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歷史學;實證主義;科學化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紀實證主義者提出的歷史學科學化的命題

        史學源于人類的記憶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們必須從長輩那里學習以往的經驗,需要記憶過去的事情,于是便產生了歷史意識。史前人類使用口頭傳授、結繩記事、刻畫符號等簡單方法記憶過去的故事,后來隨著文字的發明,人們創造了多種敘述歷史的史書編撰方法。長期以來,歷史一直被視為是人類知識的重要來源,正如17世紀歐洲唯物主義哲學家、英國經驗論的奠基人、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鼻祖”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樣:“人類的理解能力是人類知識的來源,人類知識的區分正對應于人類的三種理解能力:歷史對應于記憶,詩歌對應于想象,哲學對應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歷史科學產生之前的漫長時期,人類始終沒有擺脫單純記憶過去經驗的習慣,沒有將歷史記錄的意識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歷史研究意識,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歷史的科學方法。這種局面直到19世紀歐洲實證主義者提出史學科學化的命題方告突破。

        19世紀初期,英國天才史家馬考萊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藝術的標準衡量史書,并將著史的藝術水平推向了極致。馬考萊被譽為“是第一個使人人對歷史感到興趣的英國作家”,這位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的代言人注重史書的寫作技巧,講究以流暢優美的文筆展開故事情節。為寫出行云流水般流暢的語言,他總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應用想象力將人物描述得生動感人。在他眼里,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著作是詩意和哲學的合成品。馬考萊認為,歷史是由無數個微小事實構成的,是無規律的,“事實只不過是歷史留下的渣滓”,只是為作者編寫生動故事提供素材的。馬考萊說:“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足夠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敘述既生動又感人。”他甚至揚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們的心目中迅即超過最時髦的小說,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萊爾也強調史家的天職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寫作《法國革命史》和《運動》,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敘述的歷史事件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幽靈”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終他和馬考萊一樣,都因忽視史料的真偽而止步于歷史科學的大門之外。

        盡管如此,19世紀歐洲飛速發展的科流還是推動了古老史學的蛻變,歷史科學率先在歐洲破繭而出。從實證主義者提出史學科學化的命題開始,后經客觀主義蘭克史學、史學的不斷改進,歐洲歷史學率先完成了由傳統學術向近代科學的轉型。

        19世紀歐洲產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細胞學和生物進化論三大科學發現,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學體系的最終形成。同時,以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命題:要把歷史學奠定于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科學研究之上,使歷史研究也能達到在確定性上揭示事物發展規律的境界,從而使歷史學成為科學。

        孔德把實證哲學的認識論推廣到社會研究領域,從而為包括歷史科學在內的整個近代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使他成為了近代社會科學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歲的孔德結合自己對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說法:人類心靈在反映現象時,自然而然地要經歷三種主要的形態——即(中世紀及其以前)神學的形態、(文藝復興以后)形而上學的形態、(19世紀)實證的(科學的)形態。這就是孔德的“歷史發展三階段規律”。在他那里,人類的思維或認識是從神學階段開始的,經過形而上學階段發展到實證階段。在神學階段,科學顯得無能為力,人們只能以直覺方式認識自然現象,那時各種宗教崇拜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在形而上學階段,先前的神學支配地位發生動搖,理性開始發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學階段的認識原則,這是一個過渡階段。實證階段,人們用科學方法認識自然現象。孔德認為,實證精神是人們智慧成熟的標志,它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思維方法,它首先要求確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規律探求,即研究被觀察對象之間存在的恒定關系”,而不像神學或形而上學那樣去“探求其最早來源和終極目的”,因為那是“無法認識的”。孔德強調歷史的客觀性及規律性,為近代歷史科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在孔德看來,只有實證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學研究,而“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為了預測而觀察”。他認為規律是為了解釋現實,但它也應該適應于過去和預測未來。孔德指出,科學知識分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等門類,其中排在前面的幾門學科相繼進入實證階段(即科學階段),只有社會學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學階段,科學的社會學必須是實證的社會學。孔德出于一種遠大的歷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廣義的“社會學”概念,并希望把社會歷史研究建設為科學的研究。他率先把實驗科學上的觀察、實驗、比較等研究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研究中,從而建立了基于實證研究的社會科學的基本體系。后在英、法、德等歐洲史學家的積極引導下,實證主義思想被應用于歷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的潮流,從而奠定了近代歷史科學的基礎。

        孔德所講的“社會學”指廣義的社會科學知識(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現代狹義的學科分類上作為法學門類之一的“社會學”。就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后來用“歷史科學”泛指一切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孔德的“社會學”接近于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歷史科學”觀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后來,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于一切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時進一步補充說:“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歷史在這里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一切屬于社會而不是單純屬于自然界領域的簡單概括。”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歷史科學”也不是現代狹義的學科劃分意義上的“歷史學”概念,而是泛指我們今天所說的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1 844年,在多年前編寫大學實證哲學講義的基礎上,孔德發表了重要的《論實證精神》一書,闡述了他的實證哲學思想。孔德認為事物發展可以觀察,可以從觀察中總結歸納出規律,規律可以指導人們預測事物發展的未來趨勢。盡管孔德錯誤地把事物之間的關系及歷史進化的規律說成是理性的“恒定不變”的,但他強調人的社會性,否認純粹獨立的個人的存在,這為歷史學的科學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孔德說:“單純的個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類,因為無論從何種關系來看,我們整個發展都歸功于社會。”這一歷史認識論從思想源頭上規定了近代歷史學是研究人類群體進化規律的科學,它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科學論斷。

        在孔德實證主義思想的影響下,19世紀歐洲出現了實證主義史學流派,史學家狂熱地追求科學,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他們按照科學的模式建設歷史學,力圖使歷史學像自然科學那樣成為追尋“一般法則”的科學。他們關注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將歷史當作一個整體進行研究,試圖揭示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律。無論在課題研究或是史書編寫的實踐方面,他們都嘗試運用邏輯學、心理學以及實驗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人物與事件,力圖尋找真實的歷史規律,努力把史學建設成為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而實證的科學。例如,1839年德國學者大衛·斯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實證主義方法考察耶穌生平,所著《耶穌傳》曾引起極大爭論,這是當時歐洲史學家努力構建科學歷史學的積極嘗試。

        在19世紀歐洲早期實證主義史學家中,以英國博克爾、法國泰恩和德國的朗普雷希特最為著名。博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著廣泛興趣且自學成才的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所著《英國文明史》就體現了實證主義特點。他把“規律”這個概念引入歷史學研究,將人類文明史劃分為“歐洲文明”與“非歐洲文明”,從而建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體系,他的這一文明史觀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思想界。博克爾認為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社會歷史像自然界一樣有規律可循,歷史學家的崇高任務就是尋找文明發展的規律。在博克爾那里,歷史規律有三種形態:一是以地理環境支配人類活動為代表的自然規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規律,三是隨著人類實踐而不斷增長的知識規律。在這三種規律中,博克爾相信知識規律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起著主導作用,這等于肯定了科學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博克爾批評將人類歷史人為地割裂成彼此毫無關聯的碎片的做法,反對一些史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窄眼光。博克爾重視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他認為“不借助于自然科學,歷史學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爾把自然科學的某些規律生搬硬套到歷史研究中,在理論認識上混淆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區別,無視社會歷史發展自身的特點,離開了人的社會實踐來考察歷史,因而導致了把社會歷史現象簡單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學者批評說:“博克爾的史學體系是非科學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長期在法國教授藝術史,他在廣泛搜集大量事實后對歷史加以解釋,試圖運用實驗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所著《英國文學史》、《藝術哲學》、《現代法國的由來》、《古代政體》、《智力論》都體現了實證史學的特點。泰恩擅長運用心理學方法解剖歷史,甚至認為歷史就是“心理解剖學”。在《英國文學史》中,泰恩宣稱:全書旨在闡明文學創作及其發展決定于三種力量或元素:種族、環境、時代。泰恩認為,文明的產生是由種族、環境和時機三個要素結合而成的,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氣候決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對這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泰恩的這一研究體現了歷史研究的實證性,是早期運用實證方法研究歷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紀德國實證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他認為,歷史研究應該尋找事物之間的聯系,歷史研究不僅僅研究精英人物,更應研究人類生活的總體。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發展史,作者用心理學理論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試圖突破傳統的描述史學的束縛。他從心理學、發生學的角度探討德意志民族心理的發展變化,強調社會心理對歷史進程的作用。盡管存在著理論解釋多于事實論證的缺陷,但這并不影響朗普雷希特作為早期實證主義史學家的地位。

        到19世紀末,實證主義史學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標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國史學家郎格羅瓦和瑟諾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學研究法導論》。該書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實證主義的史學方法,圓滿勾畫了實證主義史學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實證主義史學家力圖使歷史學像自然科學那樣具有“確定性”的內涵,他們追求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強調歷史研究的嚴謹性。這種方法注重資料積累,強調客觀冷靜地對待史料,力求研究主體與客體的分離,拒絕急功近利的草率之舉。實證主義史學注重甄別與考訂史料,通過考證資料的真偽樹立客觀的歷史事實,為后來歐洲客觀主義史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實證主義史學強調考證史料真偽的過程應遵循理性的邏輯法則,通過運用歸納法、比較法等科學研究方法增強史料考證的準確性。歷史學家正是通過這一過程擁有了對歷史事實的解釋權。實證主義者堅信,經過實證的研究過程,歷史學也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從真實可靠的資料中推導出符合邏輯的科學結論,從而使歷史的事實具有確定性。

        總之,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努力在歷史中尋找科學的規律,并將理性主義運用于史學研究之中,達到了科學的理性主義的境界,加快了歷史學在近代歐洲的科學化進程,使古老的史學在19世紀的歐洲猶如老樹開花一般煥發出了勃勃生機,歷史學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學的殿堂。

        二、19世紀歐洲近代歷史科學體系的整合與完善

        正如人們普遍看到的那樣,歐洲的19世紀是“歷史學的世紀”,此間實證主義、浪漫主義、客觀主義、歷史主義以及史學流派異彩紛呈,為近代歷史科學體系的形成與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貢獻。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近代歐洲歷史科學體系的不斷完善是諸多史學流派自然整合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史學流派的具體貢獻不盡相同,其中浪漫主義史學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視野,客觀主義史學主要奉獻了取材與批判史料的方法,歷史主義流派則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思辨的歷史認識論,史學則因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最終完成了歷史科學體系的自我建構。

        浪漫主義原本是在反思啟蒙思想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反理性主義哲學思潮,它后來波及到了歷史研究領域,并在近代史學科學化到來之際起到了開拓視野的積極作用。19世紀初期形成的浪漫主義史學上接歐洲啟蒙思想,下啟19世紀史學流派的百家爭鳴,促進了近代歷史科學的形成與發展。當初,啟蒙思想家出于反對中世紀神學統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義思想,強調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則,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強調了人類歷史的循序發展。后來,理性主義逐漸脫離了時展,演變成一種僵化的思想。由于過分強調理性的作用,致使機械唯物主義思想泛濫,人們的情感被稱為非理性的東西受到了不應有的壓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視了。于是在藝術、文學和文化領域,人們率先要求沖破理性主義牢籠的束縛,回歸人性自然狀態,因此浪漫主義應運而生。首先,文學領域出現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義的田野”。人們希望擺脫理性主義制造的單調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強調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來,這種追求自由與個性的思潮從文學領域蔓延到了哲學、政治學、心理學并滲透到了歷史學領域。

        歷史哲學家赫爾德《人類歷史哲學思想》的出版,標志著歐洲浪漫主義歷史思潮的系統形成。作為康德的學生,赫爾德發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類歷史哲學的觀點》一書中曾明確指出:“歷史事件并非是無規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樣是按照規律在進行的。”赫爾德把人類生命看作是與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聯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總結的那樣:“他所設想的這個世界的普遍性質,是一個有機體的性質。”在赫爾德那里,歷史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具有內在發展規律的客觀世界。在歷史觀念上,赫爾德否定了啟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認為不存在單一的人性模式,每個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價值取向,歷史學家的任務在于發現和理解每一種文化的自身價值。在方法上,赫爾德明確將非理性的移情原則應用于歷史研究。他說:“為領悟一個民族的一個愿望或行動的意義,就得和這個民族有同樣的感受。”如張廣智先生指出的那樣:“在以赫爾德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歷史哲學家的引導下,19世紀的歷史學家們開始在實踐中運用和領悟著浪漫主義史學,為歷史提供新的解釋。”于是歐洲涌現了德國繆勒(Muller,1752—1809)、英國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國夏多布里昂、梯葉里等浪漫主義史學家,他們或因賦予歷史作品以活的靈魂而打動讀者(如繆勒),或因擅長用激情和情感謳歌歷史而感動每一個人(如天才史家馬考萊和卡萊爾及柏克),或以歷史想象喚起人們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葉里等)。盡管多數浪漫主義史學家后來被蘭克為代表的職業史學家排斥在外,但是他們的貢獻不容忽視。浪漫主義思想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大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它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整體性,這種歷史觀是一個革命性的進步。在它的啟發下,“人們被引向認為過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個整體”浪漫主義史學拓展了傳統史學家的思想空間,并幫助他們從單純搜集和整理資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來,最終在“尋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間第一次建立了關系,實現了熔合”。浪漫主義思想給19世紀歐洲學術界帶來的另一個變化,便是西方史學家從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榮使命,大量歷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發掘出來,歷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紙陳編。

        這無疑提升了歷史學的社會認可度。

        浪漫主義史學之后,長期引領歐洲歷史流的學派是以蘭克為代表的客觀主義史學,蘭克是19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客觀主義史學的集大成者。盡管客觀主義史學的創始者是柏林大學教授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蘭克仍被視為是客觀主義史學的精神鼻祖,他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近代以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大師”、“永遠無人超越的史學家”。

        19世紀30 40年代,誕生于德國的蘭克學派在歷史研究與史書編寫的實踐層面上將客觀主義史學向前推進了一步。蘭克學派的產生有著近代歐洲學術職業化的背景。歐洲在完成工業化革命的任務后,逐步要求科學職業化,作為近代科學之一的歷史學也被要求職業化。在這種趨勢下,人們要求史學家更加嚴格地批判史料,以便獲得精確的歷史敘述。為滿足人們追求真理的需要,標榜客觀主義的蘭克史學應運而生。蘭克史學是一種歷史撰述意義上的客觀主義史學,它破除了19世紀上半葉歐洲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以及先驗論的觀念束縛,將人本主義觀念貫徹到歷史研究中,將史學建立在科學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促進了歷史科學的成熟。因此,蘭克史學一向被視為是真正的歷史科學。

        蘭克學派的歷史觀以人本主義思想為本體論,主張人類歷史是自然發展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創造的。基于人本主義的蘭克史學的方法論繼承了實證主義方法,兼收德國狄爾泰的“移情論”,強調運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歷史,即用“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式的領悟方法”,從精心考證過的第一手史料中領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動機,進而對歷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體的“個別描述”。蘭克史學提倡客觀主義的歷史認識論,主張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史學家應“排除自我”,一切結論以第一手史料為依據,用史料精確敘述歷史,即“讓史料說話”。

        在蘭克史學那里,歷史學是以求真為旨趣的嚴謹的科學研究。蘭克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弄清歷史事實,而史著的任務就是要把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如實地用文字再現出來,其間不需要摻入任何史家個人的主觀因素。由于強調史料高于一切,蘭克十分注重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檔案資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從而大大提高了史書的可信度。

        蘭克史學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證,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資料,對這些資料進行嚴格的鑒別、辨析,運用內證、外證等專業方法考證史料及其內容的真偽,從而使歷史研究建立在真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所謂“內證”法是指通過對不同人所著內容相同的史料進行參照分析,結合對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確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謂“外證”法,是通過史料表現的形式如語法、體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規范來確定史料的真偽,通過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偽自然顯現出來。至今,蘭克史學關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學的價值,一直為人們所沿用。

        由于蘭克的巨大影響,德、法、英、美等國涌現出了一批追隨蘭克的客觀主義職業史學家,如德國的魏茨、吉澤布雷希,英國的斯塔布斯、阿克頓,法國的莫諾,美國的赫伯特·亞當斯等,這些蘭克史學的繼承者長期以一流史學家身份控制著歐美一些大學的講壇和專業雜志。自蘭克學派誕生以來,直到20世紀30年代,它一直是歐美歷史學的主流,并成為西方史學的傳統。

        當然,蘭克史學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首先,蘭克史學的研究領域過于狹窄,該學派過分專注于政治史、外交史、軍事史領域的研究,重視對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視經濟史和社會史領域,忽略民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其次,蘭克史學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強調用史料說話,另一方面又強調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這使得蘭克史學難以達到它所標榜的純粹客觀的境界。再次,蘭克學派強調史實的再現,深陷于對史料的煩瑣考證,見木不見林,對歷史發展規律避而不談,忽視了歷史發展規律的研究。蘭克史學這些缺陷不僅阻礙了它邁向更高層次的科學境界,客觀上也為孕育20世紀西方新史學流派提供了空間。比如20世紀法國年鑒學派便是在修補蘭克史學缺陷的基礎上形成的最具影響力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年鑒學派反對蘭克史學“移情式”的歷史研究法,主張運用包括計量統計方法等新實證方法研究歷史,主張對群體史料進行定量的歸納和分析,揭示群體行為和現象的結構、模式或總體趨勢。年鑒學派大大提高了歷史研究的科學性。

        在參與構建歐洲近代歷史科學體系的過程中,歷史主義史學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歷史主義”(Histo—rismus)一詞最早于1797年由德國語言學家施萊格爾提出,他強調事物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進入19世紀以后,以德國為主的歐洲史學家把這種思想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薩維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爾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史學。該學派強調歷史在時空二維元素中的連續性,并試圖通過尋找真實歷史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來解釋歷史現象發生的原因。這就意味著該學派將歷史研究納入了遵從因果律的科學軌道上,使得歷史學的科學地位更加堅實和穩定。我們知道,自從德國古典哲學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純粹理性批判》中發現“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則”)以來,因果律便被視為近代自然科學的共同基礎。康德的這一發現也為歷史學步入科學殿堂提供了依據。正如柯林武德曾經指出的那樣,康德揭示了歷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觀事實,即“歷史學敘述人類行動的過程時,是把它作為現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從自然律的”。在康德看來,自然律(因果律)能夠適用歷史學研究的基本規律,這實際上等于把歷史學視為了科學。1821年,洪堡發表了奠定其歷史主義史學家地位的《論歷史學家的任務》的演講,系統闡述了歷史主義的基本原理。正如學者們指出的那樣,歷史主義的原則強調:“在歷史認識過程中,首先必須確定歷史現象的真實性,然后對這些現象進行理解,理解其中隱蔽著的理念。”

        在近代歐洲史學科學化的進程中,作為19世紀歐洲歷史主義史學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學家黑格爾(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他在理論方法上確立了歷史學的科學地位。人們普遍認為黑格爾的哲學整體上就是一種歷史哲學,但真正代表黑格爾歷史哲學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歷史哲學講演錄》。該書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爾重訂,于1840年出版。該書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把邏輯原理運用于歷史研究,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具有規律可循的特點,為歷史學插上了科學的翅膀。在黑格爾那里,世界歷史是一個合理的過程,這一過程受其自身發展規律的支配,這一點體現了黑格爾尋求關于整個世界歷史合理性發展的一貫主張。黑格爾指出,當一個實際工作著的歷史學家要解釋一種歷史過程或者使之成為可以理解的過程的時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種程序——用“恰當的概念”把組成它的各種事件“概括起來”,追蹤普遍的規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爾認為,人們可以從世界歷史的個體現象中尋找到普遍的、內在的精神發展道路。他還認為,總結歷史規律可以從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進行,也可以從其他常識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爾肯定了歷史規律的存在,在他那里,歷史研究體現出了精神自我認識從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絕對自由的過程。于是,歷史研究成了一門尋找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綜合性的科學研究。經過黑格爾的努力,歷史學的科學地位更加鞏固。此后,史學在合理吸收了黑格爾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為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最終完善了歷史科學理論體系。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繼承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進一步推動了歷史科學的日臻成熟。1844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闡明了物質生產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系統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書中提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論述了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闡明了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意識是物質高度發展的產物,是對物質的反映;這種反映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辯證過程,它依賴于實踐,又反過來為實踐服務;世界是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規律,矛盾著的對立面既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核心觀念是:人類社會生活各個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個時候都是有機地相聯系著的。這一重要觀點開辟了歷史研究的系統性原則,啟發引導了歷史學沿著科學的道路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著生產關系的轉變,進而引起社會根本的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揭示了社會生活諸方面的有機聯系,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學的理論,它標志著歷史科學的最終成熟。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實現了社會科學的偉大革命,使歷史學真正成為了一門重要的科學。依照的觀點,人們能夠將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要素聯系起來做綜合的考察,從而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改變了世界歷史科學研究的方向,在他們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世界歷史研究的重點由先前的政治史轉移到了經濟史和社會史,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成為20世紀世界歷史研究的主流,人類歷史的內涵因此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回顧近代歐洲歷史科學的誕生與整合的自然過程,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來古老的史學乘著近代科學的便車實現了科學化的自我蛻變。經歷了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史學、客觀主義史學、歷史主義史學以及史學的不斷發展,歷史科學理論與方法體系日臻完善,最終成為一門體系完備的現代科學門類之一。回顧近代歷史科學的發展史,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在19世紀以前歷史科學的胚胎時期,歷史只是敘述而已,那時的史書充斥著傳聞軼事,真實性差強人意;近代以來,成為科學的歷史學注重探討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力求恢復歷史的真實性,從人類生活的表層到人類精神的內部全面再現人類生活,展現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的新形勢下,誕生不到兩個世紀的歷史科學如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一樣,依然顯得年輕、幼稚,歷史科學的探索之路依然遙遠而漫長。為了更好地發展歷史科學,我們必須堅持理論的指導,堅持實證的科學探究方法,使歷史學走在科學的道路上。為此,我們必須堅守學術道德,拒絕謠傳和賣弄詞藻的淺薄表演,擺脫種種功利主義和庸俗的娛樂主義的誘惑,沖破無處不在的金錢主義的包圍,讓歷史科學創造出更多豐富的精神產品,讓真實的歷史起到感動人、教育人、啟迪人的作用,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篇2

        【關鍵詞】翻譯歷史;文化轉向;研究方法

        語言在人類文化的發展和傳承過程中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作為不同語系橋梁的翻譯工作在人類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也起著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研究翻譯的歷史。翻譯史研究也是對整個人類的人文性質的一種探究。在探究翻譯的歷史一般是對歷史的研究以及批評研究兩種。假如翻譯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話,這會對整個翻譯研究的進程和完整度造成影響。如我們所知,歷史與史學是歷史研究的兩個大類。所謂歷史即以時間軸為依據對人物、事件進行記敘。史學就是在以特定理論做指導下對史實資料進行系統的分析并通過它對歷史產生的認識。所以歷史是史學的先決條件,史學也是歷史的一種升華。在譯史探究方面我們不單單要研究歷史方面的問題還要更進一步的向史學上進行深入探討。翻譯歷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書寫上而是要研究出適合自身的翻譯史學理論。

        一、翻譯史研究的對象、視角、類型與意義

        (一)對象。曾經有位名人說過“‘歷史’一詞有兩種意義。它既指過去實際發生的現象,也指歷史學家的著述中對那種過去發生的現象的記述”。由此可知翻譯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譯發展的過程的一切現象。它包括從翻譯產生開始到如今的所有的關于翻譯的事情,如翻譯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譯活動,什么機構參與翻譯,翻譯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謂的中國翻譯使就是在眾多的翻譯使中突出中國的部分,因此我國的翻譯使重點研究對象就是我國的翻譯現象。

        (二)視角。翻譯史的研究視角很多,主要有:(1)從傳統方面來看就是時間和空間的角度。這一種最為常見既可以探究單個國家的翻譯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時間段的翻譯史。時間上的有德國翻譯史,空間上的有法國浪漫主義時期的翻譯史。(2)從文體類型的角度來看有:如偵探小說的翻譯史、散文翻譯史、科技文翻譯史等。(3)從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類型。翻譯史研究的類型也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探究一個區域或是國家發生的翻譯現象;又如探究一個時間段內的翻譯現象;還可以是某一從事翻譯工作的機構或是單位;又或是某個類別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類的佛經、《圣經》的翻譯史探究等等。在翻譯史發展到今天,翻譯史的類型分類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了,現在各個類型的探究開始相互融合,互相滲入了。

        (四)意義。俗話說從歷史中可以為今后的事做個借鑒,由此可知歷史的重要性。所以說我們在研究翻譯史時也是為了為今后的翻譯工作提供一種借鑒。當翻譯工作者進行工作遇到某些問題時,翻譯史可以從歷史出發給出先人的經驗和做法。翻譯學是一門新的學科,它產生的時間并不長,人們的它的認識也并不多,所以譯史研究的意義就在于在讓翻譯學獲得其應有的榮譽的同時還要整合翻譯研究中的許許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譯史在翻譯學的學科建設以及今后的發展中是一個重點環節。

        二、研究翻譯歷史的方式

        (一)傳統研究。在譯史研究的早些時期,傳統研究為了不讓研究人員的主觀思想的滲入,通常是以時間段(如朝代、世紀還有社會類型)將其分為幾個彼此獨立的點,然后再在這幾個點以發生的順序記錄存檔。就是由于這樣死板的按照時間軸來記敘所以這樣記錄的文檔將發生的某些事件與整個歷史的大環境相隔離。雖然傳統的研究方式對于歷史資料的整理上有著明顯的優勢,但是對于發生的具體事件的理解與整體的聯系上的分析確是有著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質疑。所以傳統的譯史研究要讓大眾普遍接受其研究的價值就必須對其不足之處加以完善。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稱之為歷史時間的速度與傳統的時間是不同的,它會有延緩、加速抑或是停滯。它與我們概念上的時間還有一個不同在于人類的歷史時間會出現倒退,這是我們概念上的時間所無法做到的。要是按照過去傳統的研究方法的話會讓對歷史的解讀趨于僵化、封閉,不利于研究。所以后來的史學理論尤其新文化史學對中時段更感興趣。為了要克服傳統方法帶來的缺陷就需要一種可以將短時段和中時段相互結合,以此達到記敘與與解釋的完美平衡點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這是近代才產生的對于譯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譯史研究人員的接受。文化轉向這種嶄新的研究思路不僅拓寬了研究的視野還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轉向觀點的出現,譯史研究的角度漸漸開始使文化與翻譯進行互動從中來把握翻譯的歷史,使用這種方式研究人員獲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譯史研究方法》,這本書是以文化轉向為背景反思了以往傳統研究的利弊;《翻譯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創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視角來看待譯史所具備的開拓性探究;《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它的作者是韋努蒂,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體現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國在這一過渡時期也出現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視角看譯史的作品《翻譯文化史論》,其作者是王克非,還有謝天振所著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從文化角度研究譯史是給譯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過多的融入了翻譯人員的個人意識,這就對其原有的邏輯有所偏差。從文化角度上看,它將外部實踐統一起來了,可是在理論與翻譯實踐的天平上確有不能等值了。

        傳統與文化這兩種譯史途徑在研究者工作時即有其特有的優勢又有著顯而易見的缺點。要怎樣才可以將其合理運用,找到實踐與理論之間還有記敘與解釋的平衡點這就是研究人員今后的工作重點。

        三、結語

        翻譯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質奠定了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非比尋常的位置。與譯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長久以來并未受到大眾應有的重視,其中是對于譯史的史學理論探究尤為的薄弱。在文化轉向這一新的觀點被廣泛接受的當下,翻譯的歷史研究開始了新一階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員對史學進行反思。

        篇3

        論文摘要:道德規范的產生和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關系決定的。道德規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具有歷史性和繼承性。在人類漫長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規范曾有過形態各異的表現形式,大體可以概括為圖騰、禁忌、禮儀、風俗、茂言、準則、義務、責任等幾種主要的表現形式。道德規范表現形式的歷史演進,是一個由蒙昧到理性、由自發到自覺、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

        道德規范是人們的道德行為和道德關系的普遍規律的反映,是一定維上會或階級對人們行為和關系的基本要求的概括,也是評價人們行為善惡的標準。在社會生活中,道德規范對于促使人們追求道德完善,逐步從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具有極其重要的道德歷史作用。

        認為,道德規范的產生和形成,有著深刻的社經濟根源,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關系決定的。道德規范不是人們抽象思維的產物,而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關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規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具有歷史性和繼承性。

        在人類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規范作為人們道德行為的準則,從古到今,曾有過形態各異的表現形式,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從原始人的道德規范到現代人的道德規范,如果僅從形式上進行抽象,大體可以概括為圖騰、禁忌、禮儀、風俗、咸言、準則、義務、責任等幾種主要的表現形式。

        一、圖騰

        圖騰(印第安語totem的譯音)原意為“親屬”和“標記”等,是原始人認作祖先或認為跟本氏族有血緣關系的某種神物(多為動物,也有植物及別的物種)。在原始社會中,調節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系的手段,并不是今天這樣的道德和法律等規范形式,而是準宗教和原始宗教等不成文的規矩,是某種原始人所朦朧感知到的超自然的神靈、神力。圖騰就是最早的這種神靈、神力的表征,是人們賴以進行各種活動的基本行為準則。因此在原始人那里,怎樣對待圖騰物種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往往直接關系到氏族的生死存亡;人們由圖騰崇拜產生的圖騰觀念,也幾乎成為人們至高無上的信念。在有些原始氏族那里,圖騰物種是禁食甚至禁觸禁視禁語的;而在另一些氏族那里,則必須在一定情況下食用圖騰物種。但無論對待圖騰物種的是什么方式,都充分顯示出圖騰物種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以致于使原始人或萬分敬畏這些物種,不敢毀之于萬一,或以為食用這些物種就可獲得自己祖先的優良性能。正是在原始人把圖騰物種與自己祖先等同起來的意義上,圖騰成為人類道德規范的最初形式。

        二、禁忌

        與圖騰崇拜緊密相關的是禁忌。在原始社會中,禁忌通常是指普通人必須避諱的人、物或事。較之圖騰而言,它具有更直接的道德規范含義,而且其外在的強制約束力,在原始社會中也是最強烈的。圖騰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靠相應的禁忌來維持的。因而只有把圖騰與禁忌聯系起來觀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圖騰在原始社會中的規范作用。離開了禁忌,原始人就幾乎無行為準則可言。禁忌在原始社會中所具有的這種作用,使得它幾乎無所不在,大至漁獵、戰斗、生死、飲食,小至頭發、唾沫、指甲、名字,都有專門的禁忌內容。由此看來,在原始社會中,禁忌比圖騰更接近于后來意義上的道德規范。

        三、禮儀

        與圖騰、禁忌聯系在一塊的,是原始人的禮儀。禮儀作為原始社會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種方式,最經常地表現在人們要越過禁忌的約束,達到某種目的的活動中。在原始人中間,像氏族頭人、祭司這樣一些人,往往是不受一定的禁忌制約的,他們可以接觸那對普通人來說是禁忌的人、事、物等。但一般來說,頭人或祭司也并非天生就享有這樣的特權,他們往往是在經過一定的禮儀之后,才被認為得到了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和準允,不會因某一禁忌的事而摧禍于自己或氏族。在許多原始氏族中,如果整個氏族要做某一件犯忌的事,一般也有特定的禮儀活動相伴隨,以此表達氏族的某種敬神祀鬼的真誠感情,從而求得避邪的法力。而對那些犯忌者,許多氏族則專門有不成文的處置規條,這些規條往往與舉行相應的禮儀聯系在一起。

        四、風俗

        禮儀在本質上是一種習俗,這種習俗由于人們經常重復,天長日久,就流化為社會風俗。風俗也是人類早年一種極為重要的行為規范,它已經不是某種個別的習慣或一時性的禮儀,而是在無數代人的承接過程中,成為一種具有社會意義的風氣,并對某一社會群體中的所有成員發生影響。一個社會的風俗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在現代社會中,一些古老的陳風陋俗,仍具有很強的約束力量。如我國許多地方的婚喪嫁娶風俗,竟然也會使現代人一籌莫展。足見風俗作為一種道德規范力量之大。

        盡管圖騰、禁忌、禮儀及風俗作為道德規范在人類歷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嚴格說來,這些道德規范都還是比較低級、比較粗糙的,它們基本上是人類在同自然、社會、他人的交往中,自發地形成起來的,還沒有更多地凝聚著人們的道德智慧,歸根到底是人類幼年的產物。因而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和人類道德智慧的不斷提高,它們終于或漸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或漸漸失去其原有的含義而成為一種純粹的娛樂形式,或改變其蒙昧的面目,注人新時代的道德智慧,成為現代意義上的道德規范。

        五、趁言

        在人類道德文明的進程中,首先發達起來的是以篇言形式出現的道德規范。篇言一反原始人的種種粗陋、蒙昧的規范形式,用富于哲理的格言警句,向人們展示世界、社會和人生的圖景,并以勸誘的方式,制約人們的行為。藏言不但是人類道德智慧的結晶,而且真正屬于人類的理性信念,因而它在制約人們的行為時,已不再是單純外在的使人恐懼的禍福懲獎,而轉向人們的心靈,轉向人們的道德覺悟。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豐富而深刻的篇言流傳下來。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可以從人們床頭桌前的座右銘中,看到篇言在人們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六、準則

        準則作為道德規范,對行為善惡的傾向性就更加明確了。從圖騰、禁忌、禮儀、風俗等規范形式來看,很難看出原始人當時有什么自覺的善惡意識。原始人膜拜這個或禁忌那個,幾乎完全是受一種蒙昧意識、蒙昧常識所支配。篇言盡管消除了這種蒙昧性,但基本上還是勸誘性的,把一個道理描述出來讓你思考并自行選擇。準則則不同,它明確認定某一行為只應該是這樣的而不應該是那樣的,因而這樣是善的而那樣是惡的。準則由于包含著道德理性的成分,從而同圖騰、禁忌、禮儀、風俗等區別開來;準則又由于包含著道德命令的成分,從而又同敲言區別開來。準則已完全成為文明人最一般的道德規范形式。實際上,一切道德規范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準則。

        七、義務

        義務作為道德規范,其道德強制性又高于一般的道德準則。準則僅僅是一種行為適當與否的標準,換言之,只有當道德主體碰到相應的行為處境時,才受某項準則的制約,而任何道德主體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會同時遇到各種行為準則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只要道德主體的行為與某一項準則不相干,這項準則對道德主體就沒有約力。義務則不同,在一個既定的道德體系中,道德義務常常是道德主體在社會道德生活中所擺脫不掉的,道德主體必須履行這些道德義務,否則,就稱不上有德的人甚至還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說,道德主體在面對這些義務時,幾乎不能選擇是否履行,而是必須接受。例如,“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作為我國公民基本道德規范,就是具有“命令”性質的道德義務,一切公民,只有首先遵守這些基本道德規范,才談得上做一個有德的人。

        八、責任

        篇4

        奧迪100年

        早在上個世紀初,作為奧迪公司前身四環之一的霍希公司,從建成伊始,就將自己定位為“只制造頂繳豪華汽車的制造商”。以領先技術,開拓高檔車市場成為公司發展過程中雖歷經磨難而迄今仍然堅定不移的宗旨。1926年,霍希推出了八缸發動機汽車――Horch8,這是全德國第一款八缸發動機汽車,被譽為汽車工業“繁榮興旺”的那個年代的象征,使霍希公司牢固地樹立起高檔豪華的品牌形象。

        一輛1935年產的奧迪轎車,對于當時月平均工資只有100碼克的德國人來說,10300馬克的儔價是相當昂貴的。

        這之后由霍希?奧迪等四家汽車公司聯合成立的汽車聯盟股份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超豪華頂級汽車經典杰作,無論是轎車還是敞篷車,都氣派非凡,具備經典豪華的一切要素。

        在奧迪公司歷經百年的進程中,不論在什么時期,產品的高品質,高檔次都是永遠不變的追求。當今風靡全球的奧迪A8、A6、A4、TT等車型,無不憑借其超凡領先的技術.頂級豪華的配置與尊貴精致的工藝,不斷刷新高檔豪華汽車的標準,繼承著百年奧迪延續下來的豪華傳統。秉承“突破科技,啟迪未來”的設計理念,奧迪憑借諸多領先科技在世界高檔豪華車市場獨領。奧迪全新12缸發動機可以輸出450馬力澎湃動力;quattro全時四驅系統在世界豪華車市場上無以倫比,它可以將發動機性能轉化成澎湃推動力和橫向支撐力;獨家ASF全鋁午身框架結構,更成為所有豪華汽車生產廠商所羨慕不已.堪稱現代汽車制造技術的一個里程碑;廣受好評的MMI多媒體交互系統更是將豪華車駕駛的舒適便捷性推向了極至。

        與此同時,奧迪還在世界范圍內積極致力于向消費者提供各種頂級豪華的文化、時尚、藝術盛事。充分展示了奧迪品牌所散發的既具典雅、尊貴,又兼時尚、動感的獨特魅力。

        布加迪100年

        這是一個創立至今經濟又百余年歷史的法國跑車品牌,但可謂是命運多舛。1909年,埃托里-布加迪Ettore Bugatti在法國阿爾薩斯Alsacian小鎮Molsheim創辦了“埃托里?布加迪汽車廠”,雖然該公司后來更名為“布加迪汽車公司”,但品牌精神卻延續了下來。它在1947年時因為創廠人Ettore Bugatti過世面終止了下來。它在1947年代中Roland Bugatti希望借由中置引擎的Type 251賽車回歸車市。他請來了當時法拉利和瑪莎拉蒂的設計師Gioacchino Colombo操刀,不過此車的原型車性能不如預期,所以最后并未生產,品牌繼續擱淺,接下來的多年中,布加迪幾經易手后賣給了Messier。1977年時,這兩個品牌合并為Messier-Bugatti。1987年,狂熱的車迷兼企業家Romano Artioli買下布加迪的品牌,在他努力奔走之下布加迪在意大利的Campogalliano鄰近摩德納復活,并且推出了像 EB 110這般膾炙人口的超跑級量產車。但昂貴的售價令人卻步,最后公司營運困難,生產線在1995年關閉。直到1998年,大眾汽車買下布加迪品牌和汽車制造權利,并推出了售價超過百萬歐元的EB164威龍,成為最貴的量產跑車。

        截至目前,布加迪已收到250多份訂單,近200輛汽車已然交付。這就意味著,按照300部的原計劃,目前僅余50多部威航可供出售。

        摩根100年

        摩根無疑是汽車制造企業中聞名遐邇的老牌子,就像一位年事已高但青春永駐的貴婦人。它誕生于英國的梅爾文市――一座寧靜異常的鄉間小城。該城有一座紅磚建筑,打開緊閉的老式木制大門,既無接待處,也無女侍應生,來訪者一腳便跨入了前店后廠的摩根汽車配件商店。

        最早的摩根4/4車型兩個“4”分別代表四輪和四汽缸發動機。該車型自1936年問世以來,樣子始終如一。隨后推出的摩根Plus 4車型外形也大體相同。只是配備了更強大的發動機而已。摩根汽車中最具跑車色彩的是摩根Plus 8。該車的外形與plus 4相比并無變化,但是因擁有一臺184馬力的強大發動機,行駛起來如電閃雷鳴。摩根Plus 8車身稍大些,可以讓駕車者不至把胳膊伸到車廂外。

        為了慶祝公司的百年華誕,英國摩根汽車公司推出一款超級跑車Aero SuperSports。古典的外觀加之現代的生產技術注定這款車與眾不同。“摩根Aero SuperSports是一款豪華的超級跑車,但是我們同樣會延續采用超輕環保材料的設計理念。”查爾斯?摩根如是說。

        許多客戶在等待交貨期間往往都要到梅爾文市小住幾次。先是來挑選車身的顏色和皮料的花紋,隨后再來察看自己訂購的那輛車的制造進度,高興的話還可跟工人聊聊天。最后則是選擇“黃道吉日”從摩根家族人士的手中親自領取車鑰匙。

        梅賽德斯?奔馳 銀箭75年

        追溯世界賽車歷史,1934年問世的梅塞德斯-奔馳銀箭賽車可以說是一個傳去時代的象征。

        銀箭賽車的傳去歷史是從其身車型W 25參加750公斤方程式比賽的處女秀開始的:盡管特意進行了減重的設計,在角逐1934年7月3日舉行的埃菲爾賽事的時候,W25重量仍然是比規定的750公斤還要重了一公斤。就在這時,戴姆勒-奔馳的賽車經理阿爾弗雷德?紐鮑爾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讓機械式們在賽事開始的前一天晚上刮掉了整個賽車表面額白漆,露出了銀白色的鋁制車身。這個解決方案不僅使車身重量減輕到了規則范圍之內,也讓一直以白色外觀示人的梅賽德斯?奔馳賽車獲得了一次驚艷的轉變。最終,駕駛著這輛賽車,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以在創紀錄的成績內贏得了艾菲爾賽。于是,德國媒體為這款梅賽德斯-奔馳賽車取了一個頗具敬意的名字“銀箭”。

        此時,W25的強勁對手也出現在了賽道上,它就是來自汽車聯盟的昵稱為“銀魚”的賽車。在競爭對手的挑戰下,已經獲得巨大成功的W25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幾年的時間內,“銀箭”八缸發動機的排量從4升增加到4.7升,輸出功率達494馬力。到了1936年,梅賽德斯-奔馳賽車遇到了來自汽車聯盟和阿爾法?羅密歐車隊的強勁挑戰,W25在整個賽季只是贏得了個別分站賽事的冠軍,它在賽道上的優勢已不再明顯。

        迷你50年

        1959年8月26日,英國汽車公司(BMC)為他們設計的一款全新的革命性的小型車揭開面紗。在最初的銷售畫冊中稱Morris Mini-Minor將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50年后,我們可以看到,只有很少的車型概念擁有如此強的生命力,受到如此多公眾的喜愛。更沒有哪一個品牌能像Mini這樣衍生出如此豐富的多種車型。曲面MINI E的首次亮相無疑成為MINI悠久歷史中的一個亮點,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兌現50年前就已經預見到的對于未來的承諾。

        篇5

        【關鍵詞】新課程;高中歷史課堂;德育滲透

        新課程的實行對于高中生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歷史作為一門人文社會學科,涵蓋的內容比較廣泛,如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軍事等等,它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對高中生的影響較為全面,這使得在課堂中對于高中生進行德育的教育具有較好的條件,自古以來,人們都比較重視對德育的教育,要求學習的最基本的條件是學會做人,因此德育教育對于高中生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1學校在學科德育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德育學科至今人們對它還沒有準確的定義,一種解釋是說德育教育就是在課堂中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還有一種是說德育教育就是在學科教學中進行德育與智育的結合,促進學生品德與智力的發展。而依據《國家新課程教育教學標準》和《國家學科教育教學德育大綱》的要求,依據各學科自身的特點,以課本為知識平臺,充分挖掘學科教學中的德育方面的知識,根據教師自身教學的特點和學生的心理、身體等特征的策略與方法,在教學中進行德育教育的實施,以促進高中生在其它學科學習的同時提高德育素質,達到教書目標與育人目標的有機統一[1]。學校是培養國家未來人才的場所,未來人才的發展與素質對國家的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梁啟超曾說過:“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可見對于青少年的教導是多么的重要。

        2在歷史教學中如何進行德育的滲透

        2.1找準滲透點。新課程教學中存在著較多的育人因素,所以德育的滲透必須依托教材進行,離開了課本的教學就會成為空中樓閣,無任何作用。在歷史的教學中,可以根據一些古人的思想、教派之間的爭辯進行滲透,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區別和對人思想的影響,可以進行對比,在授課的過程中舉行一場辯論賽,使得兩方面的思想共同點,德育方面對人思想的影響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高中生的思想和行為。只有充分以教材為依托點,才可以使學生能夠更深入地進行理解,探尋到思想道德教育與知識傳授的最佳融合點,以達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2.2把握德育滲透時機。授課教師從教材出發,尋覓到滲透點后,將德育進行很好的融入,從而進行潛移默化地教育,對學生的思想進行滲透性的影響。而滲透點是客觀存在的,不會由教師任意安排,必須遵循其所處的教學的內容、背景、特點等進行施教。德育的教育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對德育的教育不可以進行強加,不能夠只顧教學而忽視德育的真正作用,因此在教學中應把握好時機,以保證學生能夠從心理上接受,取得最好的施教效果。

        2.3掌握好滲透度。對德育的滲透要掌握好度,如果滲透效果較過,或者滲透的不到位,則會功虧一簣,效果不佳,因此在德育的教育中應掌握好度。在歷史學科的教育中,可以在軍事、在經濟、在思想和文化等多方面進行滲透,但是滲透要注意量,不可以全部都講德育,也不可以不講,教師可以在與德育相關的方面舉例說明德育的重要性,使學生能夠認識到德育在未來的道路中、在以后的發展中的作用,從而影響學生的思想。

        2.4提高思想的重視程度。對學校教師和學生的思想觀念進行改變,使學生和教師認識到在高中的學習中不僅需要良好的文化知識,更需要良好的德育知識來對學生進行指引,一個品行較好的高中生和一個品行較差的高中生,人們更多的是愿意接受品行較好的人,因此良好的德育教育必不可少。良好的德育知識可以提高一個人的思想,控制一個人的行為。因此,在學習中要使老師和學生認識到不僅文化知識比較重要,而且德育知識也比較重要。

        3結語

        歷史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對人們的發展和思想均具有較深的影響,在歷史教學中,通過對古代人們思想流派的分辨,對其思想的學習,能夠很好的進行德育的教育,使得學生能夠認識到德育對自身發展的影響和對未來國家的影響。通過對德育的學習,使學生發展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才。而高中正是青少年思想發展的關鍵時期,對其思想進行正確的引導,在歷史的學習中進行德育的滲透,有效促進了高中生思想和個人素質的發展,對未來國家的發展也具有較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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