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自然災害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指標體系；概念模型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Urban waterlogging caused by excessive rain is a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that happens abruptly with great destructiveness and difficulties for relief， bringing about dangers to the safety of urban resident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study elaborates the definition of urban waterlogging disaster caused by excessive rain on the basis of risk theory and risk formation system of natural disasters. It also builds 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risk evaluation and an index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risk of disaster-inducing factors， the exposure degree and vulnerability of hazard-bearing body， and the ability for preventing disasters and reducing damage. A risk evaluation model is set up by means of weighted-evaluating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risks of urban waterlogging disaster.

Key words： urban waterlogging disaster caused by excessive rain，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ceptual model

隨著城市化進程與全球氣候變暖日益加劇，導致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頻發，給城市居民出行安全、交通、地下管線等造成重大威脅，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城市暴雨積澇災害作為城市災害的一種，受到氣象條件、下墊面條件、排水管網分布等自然和人為因素影響，其發生原因極為復雜，具有一定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由于國際災害管理發展的趨勢已經向風險管理轉變，在城市災害的預防、防備和減災工作中風險管理是災害預防的重要工具[1]，因此災害風險評估作為災害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是現代國際防災減災工作中研究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2]。

目前，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常用方法主要歸納一下三點（1）從風險自身角度，將災害風險定義為一定概率條件的損失[3-4]，該方法利用歷史數據擬合出承災體的損失曲線，實現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但此方法用到的歷史調查數據進行擬合損失曲線，當歷史1數據有缺失的情況下，會導致擬合曲線結果誤差較大；（2）從致災因子的角度，認為災害風險是致災因子出現的概率[5-6]，以積澇數值模型為基礎，對城市可能受到的積澇災害風險進行評價。該方法實際上只是從積澇災害的危險性進行評價，對承災體的脆弱性、暴露性及防災減災能力并沒有考慮；（3）以災害風險系統理論為基礎，定義為災害風險是致災因子危險性、暴露性及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此種方法并沒有考慮城市的防災減災能力，由于城市的防災減災能力大小對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及大小都有所影響，因此防災減災能力是必不可缺少的因子之一。

近年來，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的發生已經給城市居民的生命、財產等造成巨大損失。同時，也給城市發展及經濟建設、社會安定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嚴重阻礙了城市可持續發展。因此，需對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進行風險管理，開展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管理相關研究，實現我國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由危機管理向風險管理的轉變，提升我國城市暴雨積澇災害應急管理能力。

一、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基本概念與形成機制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研究中涉及到城市暴雨積澇、城市暴雨積澇災害、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三個基本概念。目前對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中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尚未得到統一，對后續的一些研究帶來不便。因此，在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研究前要先聲明相關概念的相關性與差異性。

暴雨（torrentialrain）是降雨強度很大的雨，雨勢很大。一般指每小時降雨量16mm以上，或連續12h降雨量30mm以上，或連續24h降雨量50mm以上的降水。根據國家氣象局規定，24h降水量為50mm或以上的雨量稱為“暴雨”。按其降水強度大小又分為三個等級，即24h降水量為50-99.9mm稱為“暴雨”；100-250mm降水量為“大暴雨”；250mm以上降水量為“特大暴雨”。

（一）城市暴雨積澇的含義

城市積澇是指由于短時強降水或過程雨量偏大造成徑流過多，在地勢低洼、排水不暢等情況下而形成城市道路積水。目前，城市暴雨積澇形成原因主要包括：（1）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與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暴雨發生的強度與頻次日益增加，是城市積澇的誘因；（2）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下墊面中的植被、土地由混凝土、瀝青、水泥路等所代替，導致地面下滲率降低，地表產匯留時間大大縮短，加劇了城市積澇形成；（3）城市擴展過快，排水管網建設跟不上城市建設，尤其是老城區的排水管網覆蓋率較低，不能滿足排水需要。

（二）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的含義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是指由于城市區域遭受短時強降雨或是過程雨量偏大，在地勢低洼、排水不暢等情況下而形成城市道路積水，并對城市居民出行安全、城市基礎設施、地下管網等造成嚴重損失。城市暴雨積澇災害主要是降雨引起的，尤其是暴雨，其中暴雨發生強度與頻次是主要的致災因子。承災體為城市居民、建筑物、城市基礎設施、地下管網等。孕災環境為城市特殊的下墊面、地下排水管網及城市局地氣候等。

（三）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內涵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是指未來若干年內可能達到的災害程度及其發生的可能性。城市暴雨積澇災害具有突發性、隨機性、損失性和不確定性特征。當城市暴雨積澇發生后對城市居民、基礎設施、地下管網等造成損失時才能稱為災害。而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則是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只有可能性變為現實才成為災害。因此城市暴雨積澇、城市暴雨積澇災害、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三個概念不能等同。

（四）城市暴雨積澇災害形成機制與概念框架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作為氣象災害風險的一種，是城市人地系統相互作用的產物。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是城市暴雨積澇災害危險性及其后果變成現實的可能性的定量特征。據自然災害風險的形成機理，本研究把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的形成機理概括為致災因子的危險性（H），承災體的暴露性（E）和脆弱性（V），防災減災能力（R）相互作用的結果[7]（圖1）。由于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的特殊性，所以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的各個因素之間關系是區別于其它自然災害的重要特征。

圖1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形成機理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積澇災害危險性是城市區域發生積澇災害的危險程度，還可理解為發生的可能性。在危險性評價指標體系中包括孕災環境和積澇災害暴雨發生因素。根據城市暴雨積澇災害歷史資料發現，其發生的主要致災因子為暴雨，表示方法用暴雨強度或是頻度；孕災環境為某地區的積澇災害的環境狀況，文中選擇不透水面積、地面糙率、高程、坡度、坡向、排水管網密度為孕災環境因子。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暴露性因子選擇主要有生命暴露性和經濟暴露性。生命暴露性因子為研究區居民數量、密度；經濟暴露性包括建筑物數量、道路基礎設施數量、地下管線密度、地鐵網絡密度等。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脆弱性或易損性包括生命脆弱和經濟脆弱性。生命脆弱性因子選擇0-14歲、60歲以上年齡居民，經濟脆弱性選擇平房數量、地下室數量、道路基礎設施類型、道路類型、地下網線、電線等材質、積澇災害等級經濟損失額度比等。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防災減災能力包括研究區防澇人員數量、排澇設備數量、反應時間、防澇資金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積澇災害保險、應急避難所、應急反應時間等。基于上述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形成機制及四因子分析結果，構建圖2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概念框架。

二、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研究方法與技術流程

（一）研究方法

1.自然災害風險指數法

自然災害風險指標未來若干年內可能達到的災害程度及其發生的可能性。在區域自然災害風險形成過程中，危險性（H）、暴露性（E）、脆弱性（V）及防災減災能力（R）四者綜合作用的結果，自然災害風險度計算公式為[7]：

自然災害風險度=H×E×V×R

自然災害危險性是指造成災害的自然變異的程度，主要是災變活動規模（強度）和活動頻次（概率）決定的[8]。當至災因子強度越大、頻次越高，所造成的破壞損失越嚴重，災害風險也就越大。暴露性是指承災體（人、財產、建筑物等）暴露于災害危險中的數量與程度。某地區暴露于危險因素的人、財產等越多即受財產價值密度越高，可能遭受潛在損失就越大，災害風險越大。脆弱性是指在給定危險地區存在的所有任何財產由于潛在的危險因素而造成的傷害或損失程度，綜合反映了自然災害的損失程度。承災體的脆弱性越低，災害損失就越小，災害風險也就越小，反之越大。承災體脆弱性大小，與其物質成分、結構有關，同時與防災減災能力也密切相關。防災減災能力則是指災區在長期或短期內能夠從災害中恢復程度，包括減災投入、應急能力、資源裝備等。防災減災能力越高，可能遭受潛在損失就越小，災害風險越小。

2.層次分析法（AHP）

層次分析法是目前較為常用的一種對指標進行定量分析方法。該方法的思路主要是利用相關領域的多位專家的經驗，對每個因子進行兩兩比較、判斷并賦值，得到判斷矩陣，經過計算得到評價指標中每一個因子的權重值，并進行一致性檢驗。通過對指標進行一對一的比較，可以連續進行并能隨時進行改進，是比較常見的一種計算方法[9、10]。

3.加權綜合評價法

加權綜合評分法是假設由于指標i量化值得不同，而使每個指標i對于特定因子j的影響程度存在差別，公式為：

CVj=∑mi=1QVijWCi （1）

式中，CVj是評價因子的總值，QVij是對于因子j的指標i（QVij），WCi是指標i的重值（0≤WCi≤1），通過AHP方法計算得出，m是評價指標個數。

（二）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技術流程

依據上述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形成機制與概念框架，本文提出了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基本過程。其過程包括基本步驟如下：1）數據收集與處理；2）城市暴雨積澇災害數據庫構建；3）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辨識與風險模型建立；4）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

圖3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技術流程

三、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

（一）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體系建立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主要對城市居民出行安全[11]、交通、地下管網及基礎設施造成重大威脅。具體表現在當積澇災害發生時會造成城市道路大量積水，造成交通阻塞，居民無法正常出行，在某些積水較重路段會對居民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影響；當地下設施進水，會造成地下設施、管網遭受破壞，地鐵被淹等。根據上述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的形成機制與概念框架，并依據指標體系選取原則，利用層次分析法（AHP），綜合構建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見下表）。

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表

（二）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指標量化

對于指標體系中無法直接量化的指標，可以采取賦值法對該指標進行賦值。如：受教育程度、地下網線、電線等材質，可根據專家經驗賦予相應的值。

（三）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模型構建

式中CRWD是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指數，用來表示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程度，其值越大，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指數越大；H、E、V、R分別表示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的危險性、暴露性、脆弱性及防災減災能力因子指數；WH、WE、WV、WR分別表示危險性、暴露性、脆弱性及防災減災能力因子的權重；Xi是指標i量化后的值；Wi為指標i的權重，表示各指標對形成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的主要因子的相對重要性。變量α是常數（0≤α≤1），用來描述防災減災能力對于減少總的CRWD所起的作用。

四、結論

本文依據自然災害風險理論及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形成機制，討論了城市暴雨積澇、城市暴雨積澇災害及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三者之間相關性與差異性，并依此為基礎，給出了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價的基本概念框架，構建了城市暴雨積澇災害評價指標與模型。城市暴雨積澇災害是近些年城市常見的一種氣象災害，其評價過程較為復雜，目前針對此項研究的內容較少，至今缺乏統一的程序與范式，尤其是針對城市地區小尺度的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估理論和方法的系統研究尚待深入開展。因此，本文著重對此方面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一套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評估的思路與方法，創建了城市暴雨積澇災害的風險評估模型與范式，以充實、完善城市自然災害風險評估研究理論與方法，為我國制訂城市暴雨積澇災害風險管理和規劃提供依據。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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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重組與整合教材，“用活”教材，提高教學的有效性

選修模塊的教學時間緊、任務重，為了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增強學習效果，我對教材進行了整合與重組：

1．立足本校教材，借鑒其他版本，聯系必修模塊，整合教學內容現行四個版本的教材，各有特色和優點。備課時我立足本校的魯教版教材，分析、比較、吸取其他版本教材，大膽取舍，整合到相應的教學內容。

同時本模塊許多內容在必修模塊中已有體現，例如在《必修I》第四單元第二節《自然災害與人類――以洪災為例》課標中就有“以某種自然災害為例，簡述其發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的要求。再如四種主要的氣象災害：干旱、洪澇、寒潮、臺風的形成都與天氣系統有關（干旱――反氣旋、冷鋒，洪澇――氣旋、暖鋒，寒潮――冷鋒，臺風――氣旋），課前設計學案時就要考慮到讓學生回顧相關知識，并整合到自主合作學習的內容中。

2．抓住基本線索，優化教材

《自然災害與防治》的教學重點是地質災害、氣象災害和我國的主要自然災害，而對于災害，我們所要探究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都可套用“成因危害時空分布防治措施” 的線索。將零散的知識串成串、聯成線，形成脈絡清晰的知識網絡，理清頭緒，掌握內在聯系，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律，使“教”、“學”的思路更加明確。

二、找準知識連接點和切入點，固本拓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選修課《自然災害與防治》體現了地理學科特點及其應用價值，教學以基礎地理知識為背景，同時要求掌握部分自然災害的專業知識。地理學習的過程是一個以學生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作為新知識的增長點，不斷對地理知識進行加工和轉化的主動建構過程，因此要充分利用學生已掌握的基礎地理知識和生活經驗去架橋鋪路，以此為連接點，通過分析、比較、概括、推理，幫助學生固本拓新，逐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三、充分利用案例教學，關注新聞報道，使知識具體化

通過對學生的調查發現，自然災害的基本原理與案例相比較，學生對于案例更感興趣。學生的興趣是學習的內在動力，它可以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挖掘教材中的趣味點進行教學，可以極大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教學效率。案例可以把各種抽象的原理、概念具體化，讓學生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從例到理，有助于學生準確而深刻的理解地理原理、概念，并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些原理、概念在實際生活中的用處與表現，提高對知識的應用能力。利用案例進行教學，不只是簡單舉例，還要通過組織學生討論、辯論，自主學習，并在老師引導下對案例進行概括、提升。

近幾年，海嘯，地震，暴風，火山爆發，沙塵暴……，一次次令人慘痛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將這些及時引入課堂進行補充，運用地理原理加以解釋說明，鞏固課上所學知識。汶川地震發生后，我特意設計一堂專題課，以深受地震重創的四川綿陽市北川災區為背景，以震驚、感動、奉獻為情感主線，深入淺出地引導學生學習地震災害基礎知識，學會用地理知識化解危難，提高地震防護、自救能力。結果，同學對地震內容掌握的很好。

四、查漏補缺，糾正偏差，準確掌握學習內容

由于自然災害貼近現實生活，學生或者經歷或者聽說過大量的實例，加之初高中地理學習的基礎，多少獲得一些自然災害的感性和理性認識，形成一定的觀念和經驗，這是進一步學習的前提和基礎。但是，受到學生認知水平和生活經驗的制約，以及對學習內容概括、抽象、比較能力的制約，學生學習時會產生一些思維障礙。思維障礙可能是由于先入為主的錯誤觀點、相近概念的混淆、相似現象的類比不當、概念內涵和外延模糊、思維定勢干擾等原因造成，使得學習中出現各種錯誤，阻礙了正確知識的獲取。在教學中，可以通過問題，如“為什么我國旱災嚴重地區在黃淮海平原，不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區？”，引發學生興趣，進行討論和講解，能夠加深學生印象，明辨基本概念。

篇3

【關鍵詞】高中地理 區域 災害教育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4）08B-0013-02

目前，國際災害教育正處于蓬勃發展階段，很多國家致力于將災害教育納入學校課程中，而我國對災害教育重視不夠，學生的防災減災素養較差。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處亞熱帶中南部，氣候屬亞熱帶季風型，地貌類型復雜，河網密度大，常受自然災害的影響，特別是臺風、旱澇、滑坡、泥石流等氣象災害和地質災害尤為突出。由于自然災害具有“區域性”的特征，區域災害教育應成為高中地理災害教育的重要內容。在新課改的背景下，高中地理新課標的要求和高中開設“自然災害與防治”選修課為高中地理災害教育提供了優勢和可行性，而結合鄉土地理案例進行滲透教學、開發本地區的區域災害教育校本課程和開展綜合實踐活動，不僅能夠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對家鄉的熱愛，還可以讓學生熟悉本地區常面臨的自然災害，增強本區域災害意識和防災素養，體現地理新課程改革的理念。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通過查閱大量文獻，只有少數文獻中有提到區域性災害教育、鄉土災害教育等說法，但并沒有提出具體的概念。

（一）區域。區域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地理學，指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學科領域的拓展，區域的概念和意義也在不斷變化。

1.地理區域。地理學家哈特向認為，“區域”客觀存在的實體。他提出，一個“區域”是一個具置的地區，在某種方式與其他地區有差別，并限于這個差別所延伸的范圍之內。劉俊杰認為區域是具有一定地理位置、各要素間內在本質聯系、外部形態特征相似且具備一定功能的可度量實體。盛敘功認為區域是包括自然和人文在一定地域上相結合的表現，即地域性或地區性。

2.經濟區域。經濟學家熊義杰將區域理解為一個在經濟上相對完整的經濟單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屬經濟區劃問題委員會的定義為：“所謂區域應該是國家一個特殊的經濟上盡可能完整的地區。這種地區由于自然特點、以往文化的積累和居民機器生產活動能力的結合而成為國民經濟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美國區域經濟學家Hoover E M認為“區域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察的一片地區。它可以按照內部的同質性或功能一體化原則劃分”。中國經濟學家程必定認為，經濟區域是人的經濟活動所造就的、圍繞經濟中心客觀存在的、具有特定地域構成要素并且不可無限分割的經濟社會綜合體。

3.政治區域。政治學家崔功豪認為區域是國家實施行政管理的行政單元，即地球表面上任何按照行政標準劃分的地區，它既包括一個國家或國家之下的行政單元，也包括幾個國家組成的地區范圍。政治區域是有政治組織、一定數量的人口和地理區域三個要素組成的有機統一體。

綜上，筆者認為區域是人們根據不同的目的，按一定的指標和方法劃分出來的，可以是有明確的邊界，如行政區；也可以是過渡性的邊界，如干濕區。本文界定的區域主要為有明確邊界的行政區域，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災害教育。

（二）區域災害教育。結合上述界定的區域和災害教育概念，筆者嘗試提出：區域災害教育是為達到防災減災的目的，以培養公民具有區域災害意識、區域防災素養為核心的教育。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正確看待本區域常發生的自然災害及其發生發展規律，掌握一定關于災害本身及防災、減災、救災和備災的知識、能力和態度，樹立正確的災害觀，正確地進行相應防災、減災、救災和備災活動。

二、高中地理區域災害教育研究現狀

研究者譚秀華、王民、張英通過對國外地理課程中學習的災害類型進行比較后指出，各國要求學習的災害類型中，根據其本國的主要自然災害，對災害類型的選擇有不同的側重，具有較明顯的地域性。李景霞、張英指出，實施災害教育應結合鄉土地理教學，將研究落實到具體的區域，發揮鄉土地理的優勢，激發學生對家鄉的熱愛，以及把感情轉變為學習動力，從而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丁運超認為區域性災害教育應成為地理教學的主要內容。他指出我國自然災害的發生和分布具有明顯的區域性，進行區域性災害教育能較好地實現三維教學目標。包括選擇性地選取本地區所面臨的自然災害，采取探究式學習的方法，引用本區域典型案例組織教學；并且在地理教學中對學生進行區域性災害教育是對“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這一新課程終極目標最好詮釋。

綜上可以看出，高中地理區域災害教育是災害教育的有效補充，結合鄉土地理教學不僅能夠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對家鄉的熱愛，還可以讓學生熟悉本地區常面臨的自然災害，增強本區域災害意識和防災素養。

三、高中地理如何落實區域災害教育

由于災害教育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各個方面還有待完善，無相應的課程和課程標準，缺乏相應的課程資源更是讓教師力不從心。以下提出三點建議，希望能給廣大一線教師些許啟發。

（一）運用滲透教學。在高中地理課堂中，應選用滲透式教學法來落實區域災害教育，既能體現“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培養未來公民必備的地理素養”的新課標理念，又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例如，在講授地理必修一第二章第三節“常見的天氣系統”這一課時，可結合2014年7月18日9號臺風“威馬遜”的案例進行滲透式教學。讓學生通過鄉土案例了解臺風“威馬遜”使廣西332.91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56.46億元，共有11市52個縣（市、區）出現嚴重災害，農作物受災面積1201.64千公頃，倒塌農房2388間，農業損失達33.59億元。通過這些數據資料，學生深刻體會臺風對廣西的影響，加深了對臺風的認識，引發學生對區域災害的重視。又如，在解釋“風暴潮”這一水文災害時，由于學生較少接觸而難以理解和重視。但廣西屬沿海省份，風暴潮災害對廣西沿海地區破壞巨大，僅2005年至2007 年風暴潮就造成受災人口為116.59萬，農作物受災面積 2.08 萬公頃，海水養殖受災面積7.66 萬公頃，損毀房屋2260間，損毀海塘、海堤為 75.5千米，直接經濟損失為 8.17 億元。運用鄉土案例能更為直觀讓學生理解這一水文災害，同時能讓學生對本區域常發生的災害給予重視。

（二）開發校本課程。地理新課程標準指出“地理課堂要提供給學生與其生活和周圍世界密切相關的地理知識，側重基礎性的地理知識和技能，增強學生的生存能力。”從教學和課程的關系上看，新課程要求教師應是課程的開發者和建設者，在地理課程中如何把握課程標準與充分挖掘災害教育內容應該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而地理課程改革最強調的理念之一就是“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國家實行三級課程管理制度，鼓勵地方及學校開發適合本地區或具有本校特色的課程，包括鄉土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教師積極開發相應的校本課程，不僅能豐富課程資源，更是讓學生能夠更好地學習身邊有用的地理知識，提升防災減災意識。

廣西是全國自然災害比較多的省區之一，其自然災害特點包括類型多、分布廣、頻率高，且常出現幾種災害同步迭加、連續重復發生的情況。其中，氣象災害和地質災害最為顯著，這里筆者嘗試以廣西氣象災害為例進行校本課程開發。廣西氣象災害校本課程一共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廣西臺風災害、洪澇災害、干旱災害、極端天氣（熱浪、寒潮）、強對流天氣（短時強降水、雷雨大風、冰雹）和高科技防災減災方面的應用（“3S”技術、自然災害預報預警系統），其中每部分內容分別從災害的特點、災害的影響和危害、災害的防御措施三方面進行補充，使該校本課程更為系統化。

（三）開展綜合實踐活動。開展綜合實踐活動也是區域災害教育的有效途徑之一，體現了“在做中學”的實用主義教育理念。

例如，開展“拿什么來應對你：區域氣象災害――南寧市氣象災害教育科技實踐活動”中，帶領學生參觀南寧市氣象局，圍繞著南寧市洪澇災害和寒潮災害的主要成因、南寧市洪澇災害和寒潮災害的發展歷史、時空分布規律及特點、在農業方面和經濟方面對人類造成的影響、防洪澇和防寒潮的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防御工作存在的隱患和問題等六個方面的問題，讓學生收集相應數據和信息，進行研究性學習討論，最后指導學生歸納總結出自己對家鄉防災減災的觀點和看法，提出相應防災減災的措施和建議，通過班會、海報、黑板報、演講等形式展示成果，同時向其他學生和教師科普區域災害知識，達到提高學生和教師防災減災意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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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前言

自然災害作為破壞文化遺產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給人類文明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針對文化遺產所面臨的自然災害威脅，應及早進行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為文化遺產預防性保護提供決策框架[1]，從而降低災害對文化遺產影響的范圍和程度，最終達到保護文化遺產的目的。自然災害風險是由自然災害系統自身演化而來，因此其導致的損失具有不確定性[2]。在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領域，自然災害風險管理就是利用一些管理手段為文化遺產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風險，對自然災害風險進行管理能夠有效控制和預防災害的發生并減少自然災害的損失程度[3]。目前，普遍接受的風險管理過程包括風險識別、風險分析、風險評估(評價)、風險管理(處理)等[4]。隨著社會實踐和人類認識的發展變化，風險管理理念亦在不斷更新。

2.伊朗巴姆（Bam）古城自然災害風險管理

2.1巴姆（Bam）古城概況

伊朗巴姆古城作為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是現存最古老的土坯結構建筑群，其獨特的建筑材料、形式與整體的建筑風格協調統一，再加上工匠們獨特的建筑技藝，使巴姆古城成為沙漠中一塊精美的翡翠（圖1）。

2.2巴姆（Bam）古城的遺產價值

巴姆古城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藝術及技術價值。其歷史價值體現在2000多年里為人們展示的持續性歷史文明；文化價值體現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使之成為重要的交通中心和商業中心；藝術價值體現在巴姆古城典型的伊斯蘭建筑風格；技術價值體現在其建筑都是由伊朗大沙漠特有的紅土建造而成，彰顯了獨特的建筑技藝。巴姆古城作為地域歷史文化的物質載體，依托其豐富的遺產價值成為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

2.3應對地震災害的風險管理策略

2003年12月26日，伊朗東南部克爾曼省發生里氏6.3級地震，這不但給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害，同時也摧毀了巴姆一半以上的歷史建筑，古城受到嚴重破壞。2.3.1地震災情評估通過航拍和利用GIS等技術手段對巴姆的建筑、道路等受災圖像與震前的圖像進行對比，對災后受損情況進行分類，12063座建筑的受災情況大致可以分為4個等級：有1597座屬于輕度受損；3815座屬于廢墟旁的建筑；700座部分倒塌；還有4951座完全倒塌[5]。2.3.2地震災后規劃在巴姆地震發生后，當地政府在危機期間立即采取行動進行響應，并制定短期計劃，同時也有許多國際組織與國家進行援助。具體措施如：在地震后建立傳統建筑材料的實驗室；清除城內的廢墟、瓦礫和垃圾等；用鋼筋支撐搖搖欲墜的建、構筑物；為游客建立參觀通道，實現游客與文化遺產之間的互動等等[6]（圖2）。2.3.3災后重建災后重建需要一個長期的、綜合的規劃，在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決策之一是指派建筑師對巴姆城城市綜合規劃和設計做出評估和分析。在重建過程中，伊朗政府決定在原址上重建古城風貌，保留地方建筑風格。政府認為，在原址上重建巴姆歷史景觀可以得到國際上的認同感和支持；其次，也會增加當地居民的文化歸屬感，留下深刻的記憶，增強人與文化遺產的認同聯系。同時，伊朗政府積極加強與社區的合作，鼓勵公眾參與到重建的規劃和工程實施過程中，以此增強公眾對于巴姆文化遺產的認同感，加強公眾對于文化遺產的了解和在災后的響應意識，同時充分利用人民群眾的知識和技能。2.3.4巴姆古城災害風險管理在恢復重建的過程中，伊朗政府將地震減緩措施納入到發展規劃中，制定了新的《伊朗地震風險削弱戰略》[7]，戰略包括公共政策和公眾意識，公共政策旨在改進地震災害管理質量，使用先進的防震減災技術及方法；公眾意識旨在讓公眾了解地震知識，文化遺產相關知識，提高知識儲備水平，增加公眾對地震和文化遺產的敏感性和認知程度，從而采取積極的行動[8]。

3.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策略

3.1文化遺產風險識別

對于文化遺產的評估，應對當地的文化遺產進行統計分類和價值評估，比如文化遺產普查，弄清楚文化遺產的類別、數量等基礎信息，明確文化遺產所處的地質地貌、氣候等自然地理環境，明確對文化遺產存在威脅的主要自然災害，并利用信息技術獲取遺產具體坐標及相關圖紙信息，做好完整的資料備份，進而對文化遺產的價值進行評估、分級，這樣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文化遺產受到的各種自然災害的威脅以及在災害發生后優先搶救的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另外，文化遺產普查的結果應該及時更新，以保證數據的準確以及搶救工作的實施。

3.2自然災害風險評估

對于自然災害的風險評估，首先要了解到文化遺產之前受到自然災害損害的歷史資料，自然災害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范圍、等級、頻率以及易受到損害的文化遺產類別等，這樣就可以對易受到損壞的文化遺產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以應對之后可能遇到的自然災害的威脅。根據自然災害的風險評估對自然災害進行有效預測以及對文化遺產易受到損害的部分采取技術措施進行重點的防御，也許是對文化遺產最好的保護。

3.3自然災害防災對策

應對自然災害的預防主要是從三個方面考慮：一是公眾的意識方面，對公眾進行防災教育，加強公眾的防災意識；二是日常管理方面，完善文化遺產的防范監督工作和日常管理，加強基礎性保護；三是完善自然災害預警機制。

3.4災后應急響

應災后響應是一個短期的過程，它包括災后立即對文化遺產的受災情況進行統計；對受災不嚴重的文化遺產進行緊急的搶救措施和支持保護；清理場地的廢墟；借助國際救援和國際經驗等。

3.5災后修復重建

災后修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政府制定一個綜合的、長期的規劃。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要將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納入到城市整體的發展規劃中，同時保留文化遺產的原有特征。另外，在災后重建中要借助人民群眾的力量，讓其參與到重建的各個環節，既可以振奮公眾的精神，使其不會沉浸在災害的悲傷中，也可以加強公眾對于文化遺產的了解和歸屬感。

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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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然災害；社會科學；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 X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1-0000-02

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是構成自然災害的兩個基本要素。傳統的自然災害理解范式認為這兩個基本要素中，自然力是主導因素，而把社會看成是完全被動的。日本學者金子史郎將自然災害定義為與人類關系密切，常會給人類帶來危害或損害人類生活環境的自然現象。（金子史郎，1981）但傳統的災害理解范式卻解釋不了越來越頻發的災害和因災害造成的人類生命和物質財產的巨大損失。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人對自然界的影響程度越來越深。由全球變暖、環境破壞導致的自然災害數量正處于上身狀態，如水土流失、土地鹽堿化、海平面上升而造成的洪澇，這些災害的致災因子并非完全是自然界，而是人為因素占據了主要部分。

截至目前，不同學者對于自然災害定義的語言表述各有側重，沒有達到完全一致的共識。但有一點是學界較為公認的：由自然界引起對人類的生產、生活造成損失的才稱為自然災害。若對人類沒有造成絲毫損失和影響，則稱為自然變異，而非自然災害。例如深海下的地震、在荒無人煙的沙漠地區的龍卷風等。因此，自然災害的預防、發生后的后果、減災措施、重建過程，都沒有辦法與人類社會相割裂開來。雖然目前有關自然災害的學術研究多側重于災害的自然屬性，以技術為主導的自然科學領域占據了大部分的話語權，但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互動的學科，一定可以在解決災害問題上做出自己的學科貢獻。

一、社會科學研究自然災害的意義

李永祥認為如果在研究過程中僅僅把自然災害理解為一個自然事件，那么在防災、應災、災后重建過程中體現出的諸如社會文化的變遷、本土經驗總結、社區成員的主動應對等具體問題將被忽略。（李永祥，2012）烏丙安認為民俗學家應通過廣闊深厚的自然生態背景來研究各種民俗現象的本質和其產生根源。（烏丙安，2002）自然災害體現的正是人類與自然的互動過程，在全球自然災害頻發的當下，從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的視角研究自然災害，不僅可以豐富自然科學的視角。從多方面提供應災、救災的方法和途徑，更可以通過自然災害來研究社會的運行方式和文化的生成方式。

二、自然災害概念的界定

有一類學者是從自然和人的關系來定義自然災害的。日本學者金子史郎將自然災害定義為與人類關系密切，常會給人類帶來危害或損害人類生活環境的自然現象。（金子史郎，1981）在這里，金子史郎把自然災害完全看做是一個自然現象，而把人類看作只是被動接受自然災害的角色。而后來的學者提出，自然災害是人類勞動與實踐活動共同作用于自然系統引起的。全球范圍內的生態失衡雖然從表面看起來是由于自然系統遭到破壞而引起的，但實質上它反映的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出現這種問題的本質是由于人的實踐活動進入自然系統導致的。（郭躍，2008）

黃崇福在定義自然災害時更加注重其造成的結果。他認為自然災害是由自然事件或力量為主因造成的生命傷亡和人類社會財產損失的事件。所以，干旱、海嘯這些本身并不能稱為自然災害，而只是一種自然現象，只有當它們對人類造成傷害時才能稱為是自然災害。（黃崇福，2009）

此外，郭躍還從個人和社會的角度闡釋了自然災害。他將自然災害與個人的不幸區分開來，災害應主要指給一個地區帶來損失的社會性事件，而不是針對某個或者某些少數人來講的。（郭躍，2008）

三、社會學視角下對自然災害的研究

社會學更加偏向把自然看作是一個社會性事件。自然災害擁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從社會屬性上來看，災害是人不能承受的自然變故，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自然災害的出現，可能是社會系統內部功能紊亂失衡的結果，也可能是社會結構被外部力量破壞的結果。災害的結果、過程、成因以及與社會的關系都顯現出明顯的社會學特征。（郭躍，2008）

四、人類學視角下對自然災害的研究

李永祥在一人類學研究中指出自然災害是一個和社會、文化、人類行為、政治經濟等密切聯系的過程。災害導致了嚴重的環境脆弱性和人類群體脆弱性，災害后果、救災過程和預防方法能夠改變村民的生活方式、居住條件和文化類型。救災不應僅僅停留在提供物資的層面上，而是注重社會系統和文化功能的恢復，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李永祥，2012）

學者安東尼?奧立弗-斯密斯、蘇珊娜認為在自然災害的研究中，人類學的視角必不可少。他們認為堅持整體觀、過程論和綜合性分析的人類學能夠對災害成因及其后果影響提供一個更為完整系統的理論解釋框架，人類學的災害研究甚至能對當前人類生存境遇出現的新情況進行分析。（安東尼?奧立弗-斯密斯、蘇珊娜，2011）同樣，我國學者張原、湯蕓也認為應該將災難的考察融入對人們生活世界的整體把握之中，而不是將災難從社會生活的經驗圖景之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抽象的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這正成為人類學災難研究的一個基本路徑。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學的災難研究是要全面地考察人們的生活經驗圖景，借助對災難現象的分析，就人類的生存環境、社會結構、價值觀念與歷史實踐進行深刻反思，從而審視人類社會在現代性轉型過程中可能遭遇的種種社會文化困境，并就地方世界如何應對現代化沖擊，以及怎么維持其生活可持續性等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張原、湯蕓，2011）

五、自然災害、生態與文化

張曦認為周期性與突發性的災害雖然給人類的生命及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但也使人們在這過程中不斷吸取教訓、累積經驗，在這過程中不斷更新社會機制或形成新的文化磧Χ栽趾Γ也正是這種新的文化使人類社會愈加進步。災后所生成的新的文化，不僅在災難應對中形成新的經驗，而且對于揭示社會的本質也具有積極意義。（張曦，2013）

1.自然災害、自然環境與本土知識

李永祥經調查發現在泥石流災害發生的時候，當地人面對災害的應急反應都基于當地的傳統知識，所以我們應注重對地方性應災知識的記錄和總結，這些將會對今后以及其他地方的災害應對提供有益的經驗。（李永祥，2012）

2.自然災害與集體記憶

櫻井龍彥在2005年對自然災害的民俗學研究做出了提倡。他通過對亞洲特別是日本與地震、海嘯有關的神話傳說等“口頭傳承”、紀念碑等可視性的“紀念物”以及慰靈祭祀等“祭祀活動”的分析，來探討這些記憶裝置中的“知識”與“智慧”的重要性。并通過挖掘人們對災害的記憶，以及對各國家、地區的災害觀、災害民俗的國際性比較，來考察其普遍性與多樣性。（櫻井龍彥，2010）

基于對因受修水庫的影響而遭到毀壞被迫搬遷的村落的研究，突出了哈布瓦赫在理解集體記憶與空間方面所作的理論貢獻，盡管哈布瓦赫主要參照的是已經有幸被納入現代城市理論的城市范圍，但他的理論也能很好地適用于鮮有文獻提及的村民。他們似乎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最多的群體，但在這一過程他們強有力地團結在一起。（埃米里奧?馬丁內斯?古鐵雷斯、馮黛梅，2012）

王曉葵則通過比較中日兩國在建構地震災害記憶空間過程中的差異，分析了各自災害記憶的特點，揭示了其內在的原因。由自然災害而引起的共同體的崩潰和受災者精神上的巨大傷痛，無法完全由“個人的時間”來自然消除，它需要通過社會構筑的“追憶的秩序”來加以消解。而“追憶的秩序”的建構則受到國家權力、地域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王曉葵，2013）

六、暮籩亟

李永祥認為災后重建作為歷時最長、影響最大、所耗成本最大的災害應對階段，其導致的社會矛盾和文化沖突也最為突出，因此應從災民的生活狀況出發，來總結災后恢復重建的各種經驗與教訓。（李永祥，2012；P.263-264）短期的災害避險雖可通過建立完善的預警監測制度、村落搬遷與臨時避讓等方法手段得以實現，但更為長期治本的災害避險則需要開展體系化的環境安全建設。（李永祥，2012）

趙延東利用社會信任理論來研究在社會信任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受災居民可以通過自己所在的社會網絡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同樣的社會網絡會對人們不同類型的活動產生不同的結果。社會弱勢群體更加依賴于自己的強關系網絡，這可能對其經濟恢復帶來不利影響。就宏觀社會資本的作用而言，居民的信任對災后恢復起著相當積極的作用，而居民的社會參與的作用則較為復雜。（趙延東，20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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