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價值觀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傳統文化價值觀，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金陵十三釵》；傳統文化；價值觀；“俠”“義”“忠”“信”

新世紀以來，張藝謀的電影作為“中國式大片”的典型——大牌的明星、絢麗的視覺畫面和民族故事的外衣，成為很多導演的一貫套路。然而過度關注影片外在形式的華美絢麗而忽視內在精神深度的表達越來越被人詬病。“當下，在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歷史時刻，出現了一種回歸傳統的文化潮流。”[1]因此，對于當下的中國電影而言，建構起一種既能踐行大眾文化發展訴求的敘事機制，又能在內在價值上體現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顯得極為重要。堅守我們自己內在的文化價值觀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又可以此來擴展文化認同的心理半徑。因此近年來努力去表達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理想成為很多導演的一致審美訴求，如《趙氏孤兒》《十月圍城》《落葉歸根》《信義兄弟》等。電影《金陵十三釵》盡管是張藝謀導演瞄準全球市場的“沖奧”之作，然而如果我們細細品味，會發現影片的核心思想凸顯的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尤其是當我們將影片和原著小說對比起來分析，其中較之原著或增加、或渲染、或改動、或消解的地方，恰恰是電影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彰顯和傳導之處。

一、約翰神父之“俠”

“俠，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產生于中國古代春秋戰國之際。”[2]可見俠文化在中國歷史之久遠。中國文學中有諸多扶危濟困、救人于危難的俠客形象，在國有“困厄之時”，人有“急難之事”時，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有慷慨赴危難、熱血酬知己的聶政（《戰國策》）；有“家無余財，衣不完采，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朱家（《史記》）；有“仰手接飛猱，俯飛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的游俠（《白馬篇》）等。這些俠士以武藝強、重情義、知榮辱、忘生死的卓越人格，博得了世人的普遍贊譽，被后人代代傳頌，逐漸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的“尚俠”之風。俠士文化作為一種民間文化，始終與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進而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觀被民眾接受和崇拜。如果說西方的“騎士文化”更多強調的是貴族氣質、溫情守禮、忠誠信仰的話，那么中國“俠士文化”突出的就是俠肝義膽、疾惡如仇、扶危濟困。《金陵十三釵》中克里斯蒂安·貝爾扮演的約翰神父就是這樣一位具有中國“俠士”氣質的人物形象。

影片將小說中原有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納多神父刪減后，重新塑造了這樣一個新角色。約翰是一位生活在美國底層的普通入殮師，來到中國只是為死去的教父做殯葬以賺錢謀生，他原本世俗、功利、貪財、迷色，就像《水滸傳》中的李逵、魯智深那樣的義士，諸多缺點反而使人物顯得更加真實、豐滿。他目睹日軍闖入教堂對無辜女學生的殘暴，“天下多有不平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當他刮凈胡子、穿上神父衣服的那一刻，就由普通人蛻變成一位“俠士”。他疾惡如仇，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進行大義凜然的怒斥；他武藝高強，一雙巧手就將風情的歌妓一夜之間變成純情的女學生，幾下功夫就將報廢的卡車變成送女學生出城的必要交通工具；他俠肝義膽，放棄了同鄉告之的絕好的逃生機會，只身返回教堂去保護與他本無關聯的女學生。至此，影片通過約翰神父這一人物形象傳達了凸顯“俠士”文化的審美訴求。盡管觀眾對約翰神父這一角色的喜愛可能是克里斯蒂安·貝爾演員的個性魅力，但更多的是這一人物滿足了中國廣大觀眾對“俠士”的崇拜和敬仰心理。

二、秦淮之“義”

嚴歌苓的小說一開篇就采取了高度私人化的視角，驚醒女學生書娟的，不是炮聲，而是“初潮”。通觀小說全篇，女性的生命體驗貫穿始終。玉墨曾偽裝淑女勾引了書娟的父親，書娟對其恨之入骨，玉墨在書娟面前想表現高貴，但最終還是“自慚形穢”。小說結尾以“十三釵代替女學生去赴約”作結，玉墨主動提出，其實這一舉動是和她想改變自己在書娟心目中的低賤形象不無關系。

而電影的敘事意圖要比小說宏大得多，編織的是一幅遠超個體經驗的歷史畫卷。影片淡化了書娟和玉墨的敵對關系，只是將其放置在和貞女的不同陣營中，然后影片還通過幾筆來表現這兩者的相互和解和信任：一是躲避日軍搜查時，女學生為了不暴露藏身處而選擇跑上閣樓，把危險帶走；二是一個在追貓時暴露了，被急中生智的女學生巧言救下，突出了不同女子之間的一種姐妹情義。對“十三釵代替女學生去赴約”這一情節，更是濃墨鋪陳，大肆渲染，將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的“義”張揚到了極致。玉墨在影片里說，“誰說商女不知亡國恨”，秦淮們說“我們替你們去，你們替姐姐好好活”。明知可能赴死，這些風塵女子還是替女學生赴了日本軍人設的局。為他人放棄生命，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影片中最出彩的鏡頭之一，就是們在赴日軍圣誕宴會前合唱的那曲《秦淮景》，歌聲中的她們美艷得不可方物，除了柔情，更多的是熱血和仗義。

“義”是傳統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之一，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隨著時展，“義”已由封建禮義延展至廣泛的道義、仁義。中國歷史上，“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舉不勝舉，不止男性，就連柔弱的女子，舍生取義的也不乏其人。卻奩拒嫁的李香君；毀家紓難的柳如是；舍財顯情的杜十娘。她們出身卑微，雖淪落風塵，嘗盡世間疾苦，骨子里的“義”卻越加深厚，“仗義每多屠狗輩，歡場也有奇女子”。這些仗義女子體現的是“為情義兩肋插刀”的氣度，是一種置性命于情義之下的做事原則和處世標準，而這一類形象的塑造滿足了觀眾解他人于倒懸之苦，援人出于黑暗淵藪的救贖。

三、李教官之“忠”

佟大為扮演的李教官是影片中的重頭戲，相比原著中“去勢”的軍人，電影前三分之一都在突出以李教官為首的中國士兵如何浴血奮戰。影片中的李教官他們并非困城之獸，而是為了救助自己的同胞主動放棄了出城的機會。十幾個中國軍人對抗日軍的坦克大炮，由于缺少有效的抵抗武器，只有將手榴彈捆綁在身上，以戰友的身體作掩護，盡可能靠近坦克，用血肉之軀來充當炸掉敵人坦克的武器。當我們看到銀幕上，一個個充滿血性的中國軍人奮不顧身撲向日軍的炮火，又一個個倒在敵人的射擊下，不禁血脈賁張，熱淚盈眶。最后整個教導隊只剩下李教官一人仍在孤軍奮戰，他守候在教堂旁邊，擔當女學生的守護神，書娟就是由于他的神奇槍法才免遭日軍的蹂躪。恪守軍人職責，面對外來侵略奮不顧身是為國家而忠；為救女學生放棄出城的機會，為同胞王浦生彌留之際找一個暖和的地方，是為人民而忠。影片改寫了原著中軟弱無力的國軍形象，張揚了李教官等中國軍人的赤誠之心，提升了影片的精神價值。

傳統文化價值觀中有很多思想具有跨越時間屏障、沖破空間壁壘的歷史價值，比如“忠”。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有許多彪炳千秋的歷史人物，他們所效忠的皇帝早已化為塵土，所維系的王朝也早已灰飛煙滅。然而，我們至今仍對他們懷念追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對他們忠誠不渝的人格精神的敬佩，是對他們九死無悔的頑強意志的贊譽——他們用生命詮釋的這種“忠誠”的傳統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時空的恒久意義。這種人文理想和道德審美在影片《金陵十三釵》中得到了彰顯。

四、陳喬治之“信”

影片《金陵十三釵》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凸顯還表現在對配角、小人物的精心塑造上。陳喬治即是其一。小說中陳喬治是英格曼神父收養的棄兒，胸無大志，堅信好死不如賴活著，茍且偷生，借秦淮躲避教堂之機，偷偷和一紅菱相好，當日本兵闖進教堂，神父受辱時，只是本能地要去替神父撈回尊嚴，但看到敵人強大卻又急忙退縮，連他自己也罵自己是忘恩負義的東西。然而他再躲也沒有躲過日本人的子彈，在雙手抱住腦袋逃跑的途中，倒在了日本人的槍口下。而電影中則徹底改寫了這一人物，將“言必信、行必果”的傳統價值觀念灌輸其中，將其塑造成一位知恩圖報、一言九鼎的少年義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陳喬治自從被英格曼神父收養，就念念不忘養育之恩，并孜孜踐行著神父臨終前囑托——照顧女學生，影片中他一直強調：“我必須保護這些女學生的安全，這是英格曼神父的托付。”小小年紀的他為了這句承諾，毅然扛起管理整個教堂的責任，做飯整理、調停爭端、挽留約翰，在最后關頭男扮女裝替女學生赴死。影片中約翰認真確認陳喬治是否知道自己將要面臨什么并勸說他跳車，但是喬治拒絕了，即使恐懼將要面對的災難，他還能冷靜地分析情況為女生們的逃亡做最好的部署，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踐行了什么是“信”，什么是“一言九鼎”。那個帶著女孩假發、神情堅毅的小男孩成為很多觀眾心中“信義”的化身。

新世紀以來的電影有多部表現傳統文化中的“信義”主題。像《趙氏孤兒》《一諾千金》《落葉歸根》等。如果說《趙氏孤兒》來自傳統“托孤”故事的話，那么《一諾千金》《落葉歸根》則有當下現實生活中的原型故事。《一諾千金》中的單喜良答應了劉根臨終前的要求，把他和兒子小寶送回到家鄉。單喜良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不僅如此，他還承擔起照顧舉目無親的小寶的重擔。《落葉歸根》中的老趙答應了在劉全有死后把他送回家鄉的要求，一路之上他歷盡磨難，汽車拒載、錢包被偷、飯店被宰、工錢是假錢。但老趙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承諾。[3]這些影片和《金陵十三釵》一樣，在面對全球化、現代化進程中表達著文化守成主義的立場和思想，努力堅守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資源，顯示出傳統文化價值觀對中國電影的顯在支配力量和潛在滲透話語。

綜上所述，對比原著和影片我們可以看到：影片消解了小說高度私人化的生命體驗和女性視角，將其放置在更為宏大的敘事機制中，通過增設人物、渲染情景、改動性格等手段來對傳統文化價值觀——“俠”“義”“忠”“信”進行弘揚，以此來提升影片的文化價值，我們從中也欣喜地看到張藝謀導演回歸到關注影片內在精神深度的路上。

[參考文獻]

[1] 賈磊磊.中國電影產業的時代振興與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J].當代電影，2011（07）.

[2] 張兆龍.中國電影年鑒，1994[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305.

篇2

縱觀數千年人類文明的歷史，陶作為一種自然永恒的材料，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一直伴隨著人類走向文明、走向現代，更以一種全新的藝術存在方式走向未來。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現，雖然在造型、裝飾和文化理念一有不盡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藝術形式卻存在著許多的相似性，這可謂人類的共識。

每一種物體在進化以前，其萌芽狀態在形態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間和時間在起源上趨向一致。隨著事物的發展，所有的形態都變的以各自獨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藝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同樣在變革中，其思維形態物化了的思想便趨向一致。在一個工業化發達的高速復制時代，用手工的創作方式去觸及人們的感覺，從而使這個一古老的藝術形式獲得現代性的劃時代的轉換。現代陶藝的以全新的藝術形式出現，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內含上展示了現代人對陶瓷傳統人文精神和美學品質的認識態度，體現了藝術家對傳統資源、語言方式、藝術形式的當代轉化問題的新思考。

中國陶瓷藝術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它的遺存非常豐富，這是任何其它門類藝術品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內涵豐富而深刻，可以說中華民族將她最內在的本質，她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現在了它的博大豐厚的陶瓷藝術中了。中國傳統陶瓷藝術代表了這個民族的體驗，代表深深扎根于這個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與人性的成熟，代表技術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現方法，代表了這個民族對藝術價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幾十年來現代陶藝的發展，使陶藝成為一種十分國際化的藝術語言，現代陶藝作為一種新的介質，促進了藝術國際化的進程。在中國當代藝術情境中，陶藝語言面臨著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傳統文化資源、因勢利導完成自身現代嬗變的問題。在中國傳統陶瓷藝術作品中我們看到古代藝術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來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體味自然生命的奧妙。而我們現代的陶藝作品也有很多表現出對自然物象、物性的親和和性感，和對商業化機械復制圖像的遠離逃避，力圖以最生動、最富個性魅力的現代陶藝語言來表達藝術家對生活的感受和性感體驗，來展示他們的藝術理念和生活價值觀念。

當今世界，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個人與個人之間日趨明顯的相互依附性，顯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態勢。但正因為如此，各國陶藝家才需要通過自己富有個性的作品表達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體現各種文化對于我們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現實。縱觀中國現代陶藝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樣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風格式樣因素和語言結構，一些作品同時具有觀念表現，波普等多重風格。在對本體語言的關注上，顯示出多種語義并存的現象，在題材的選擇上，也顯示出對生活觀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對人文現象的關懷。這種多原性，豐富了中國現代陶藝的人文語境，從而形成了中國現代陶藝的新的發展格局，這種格局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將會逐漸強健中國現代陶藝的身軀。塑造中華民族陶藝自身語言狀態，這對西方藝術形態的日益國際化蝕食具有深遠的意義，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作為一種弱勢文化和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現狀，一些現代陶藝作品明顯帶有一種西方附趨性。現代陶藝可以有時尚性，但決不能等同于時尚。在體現社會共性――現代的同時，應通過對陶瓷本質的理解，去體現個人對陶藝的認識，比如社會、文化、歷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們更多的是要在中國文化的這個大背景共性中去導求個性，去詮釋對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說是在繼承優秀傳統加以深化并融納自己的對事物的不同觀察視角和內心體現而形成的個性，離開了中國傳統 文化這一大背景，就無從談起中國現代陶藝的多元性、國際性。

中國現代陶藝家在探索現代陶藝新的表述語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變革與更新的學術思考。學習與借鑒，每交流與融會是所有文化藝術得到繁榮的重要因素，它給我們熟悉，所贊美的傳統陶瓷藝術又一全新的表現形式，從而開拓了陶瓷藝術研究與創作的新空間領域。中國傳統文化和陶瓷藝術的博大精深對今天中國的陶藝并非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鑒與發展的基礎，任何離開這一基礎的現代陶藝都是空中樓臺，傳統陶瓷藝術因傳統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種神奇而富于變化的感悟性表達特質。若將這種傳統特質精神地潛入到現代陶藝的創作中，將會以有別于西方的陶藝語言形式并驅并行發展，共同尊榮，而不致落入窠臼隨行于他人之后。國際陶協主席東尼?法蘭克斯先生在全國第七屆陶瓷藝術設計創新評比大會上講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幾千年的陶瓷藝術文化，將成為你們中國陶藝家現代陶藝創新和發展的基石。

篇3

關鍵詞:傳統文化 整體和諧 有機論 兼容并蓄 復興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產生于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進步使西方社會進入大工業時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向社會進行全面滲透，另一方面在幫助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時產生異化，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潛在的威脅。科技在給西方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將西方社會引入了黑暗的沼澤。許多嚴重的問題深深地困擾著人類:道德淪喪、環境污染、資源危機。人類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向東方世界尋求解決之道。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近代中國的科技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但李約瑟認為不應把傳統的中國科學視為現代科學的一個失敗的原型，他認為中國科學在世界新科學的過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國科學傳統將為科學的未來發展開辟道路，現代自然科學的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各種道德上的問題，都可以從中國文化所包含的偉大的傳統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將西方世界從它陷入的機械唯物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深淵中解救出來。

二、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對科技發展的推動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傳統文化價值觀概括起來主要有整體和諧思想、有機論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體和諧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含許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統的復雜體系，中國各派哲學家的價值學說分為儒墨法道四家，他們內部的不同學派都持有和諧思想的價值觀，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華民族文明崇尚和諧的特質。

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人與自然應是和諧關系的觀點非常鮮明。中國古代在許多專門領域已有系統的論著，如《黃帝內經》、《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如果說當代西方科學可以稱為“精確科學”的話，那么中國古代科學可以稱作“整體性科學”。整體和諧思想在我國古代醫學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如《黃帝內經》就吸取了儒家關于天地人相統一的“和諧”(即“天人合一”)思想。整體和諧思想和整體研究的成果，也推動了哲學、醫學、天文學、數學、軍事學、物理學、農學、建筑學和人文科學等的發展。如萬里長城、無數雄偉壯麗的宮殿、巧奪天工的橋梁也是整體和諧思想的有力見證。

2. 有機論思想

有機論是一種把活的有機物當作整個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學。它認為，有機物擁有物化分析所難以理解的性質，而這些性質是因這個整體的統一作用造成的。

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機論生態自然觀根據陰陽五行的宇宙一體化理論，認為自然界與人有相互聯系，有同構性，這種生態價值觀把人與自然看成是高度相關的統一整體，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整體性和有機性。每一個物種都占據著特定的生態位，都離不開與其它物種的聯系和對環境的依賴。人類呵護自然的內在價值就是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從而將人文法則逐步推廣到非人類的自然——從動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態環境。有機論思想在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醫學、農學、手工學著作很好的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對科技發展的有益導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內容、不同性質的東西收下來，保存起來。自古以來，謙遜的中華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來的優秀成果同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明。

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創造和豐富了中國文化，漢族的統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數民族學習漢文化，少數民族統治者更是積極向漢族學習，促使自己“漢化”。中國還善于向外國學習，從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經歷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唐朝時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國人對外來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國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國化的佛教的某些內容和思維方式被儒學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稱為新儒學(理學)的思想理論體系。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經等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這些活動在當時對科技的進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

三、中國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國人本身并未意識到這些，他們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國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討的只是“李約瑟難題”，卻忽略了有這么一句話:“不過，正如人們在陽光明媚的法國所說的‘注意!一列火車也許會遮擋另一列火車!’”近代西方文明確實極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但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也逐漸凸顯，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經濟和環境的關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礙，科學的發展、社會和經濟的進步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新的文明，而它們的核心思想與東方科學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東方科學與文明將面臨一個巨大的發展。

目前，經濟社會全球化浪潮正在給東方文明的復興提供一個巨大機遇，我們可以自信的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中華民族必然會實現偉大復興，而東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將會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國會當仁不讓的成為下一個科技崛起的中心。

參考文獻

[1] 林堅、馬建波，《論中國文化傳統對科技發展的雙重作用》，《自然辯證法研究》， 2006， (11).

[2]李杏、丁振國，《淺談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學術論壇》，2002，(6).

篇4

關鍵詞：傳統文化； 核心價值觀；企業文化；儒家學派

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企業管理中的急功近利思想暴露出來，中國企業作為現代商業社會后發力量，既在反思也力圖從東方傳統智慧中尋找突破。管理是鑲嵌在一個地區或國家的背景之下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員會有不同的行動目的、行為方式和欲望，任何有效的經營管理模式都會因文化而異（Kluck

hohn，1962；Hofstede，1980）。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部分，同樣體現著民族文化的特性。Hofstede和Bond在研究亞洲四小龍經濟崛起時發現了第五個“組織文化構念”即儒家思想特質。黨的十報告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要在國家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個人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1]。包含企業、學校、非政府組織、醫院等在內的各類組織是社會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組織價值觀既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要揭示行業本質，以人本思想凝聚員工精、氣、神形成合力推動組織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以儒家文化為主干，以佛、道、法為輔助，曾為保持民族凝聚力作出深遠貢獻，并內化成為百姓日用之道[1]。2014年世界財富500強55位的中國移動一直以“正德厚生，臻于至善”作為企業價值觀。“正德厚生”語出《尚書.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它是一種以“責任”為核心要義的道德情操，是對組織個體品性、修養、行為的要求和標準；“臻于至善”源自《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是一種古已有之，奉行以“卓越”為核心要義的境界追求。位居財富榜排行25位中國工商銀行的價值觀是“工于至誠，行以致遠”，源自《漢書?趙廣漢傳》“行之發于至誠”，此八字朗朗上口，又蘊藏豐富內涵，既接續了中華民族悠久的傳統，又富有時代氣息，可謂雋遠悠長，宏闊精深。不過筆者仔細查閱過2014年世界財富500強中國上榜100家企業中只有3家企業的價值觀是用傳統文化凝練表達出來的，顯然與企業、社會不重視傳統文化有關。然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企業要征服世界必須借助傳統文化的力量。在21世紀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我們應該借鑒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使之成為培育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借鑒傳統文化以培育核心價值觀的關鍵步驟，是要將傳統文化作為整體，讓組織核心價值觀在這個視野的輻照之下，也成為一個有機整體[1]。本文借鑒傳統文化深入分析企業核心價值觀的維度，為我國企業文化建設提供思路。

一、組織價值觀研究述評

全球“組織文化”研究始于二戰后的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熱潮。組織文化學科系統理論的誕生可以概括為“花開日本，結果美國”。它是企業在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中所創造的具有企業特色的精神財富和物質形態。企業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既有文化的共性，也有其獨特的個性。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響和輻射。廣義上說，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中國傳統文化里面“文明”一詞出自《周易》，指的是文采光明。同時，“文明”與“人文”、“文化”有著密切關聯。《周易.賁卦》里有“文明以止，人文也”就是通過心智與德性的靈明，讓萬事萬物、人類社會得到恰當的安頓之意。還有“觀乎人文，以化天下”，意思是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是中國傳統關于“文化”的最早記錄。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所創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具體包括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歷史傳統、企業制度、文化環境、企業產品等。企業文化是一個有機而復雜的系統結構，它包含最外層的物質文化、淺層的行為文化、中間層的制度文化、最深層的精神文化四個子系統結構，是一個由表及里的四個層次的同心圓，而企業文化價值觀是這個同心圓的核心組成部分。企業文化的主體是人，核心是價值觀。

價值觀是指企業內成員對某個事件或某種行為好與壞、善與惡、正確與錯誤、是否值得仿效的一致認識。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企業為獲取成功而對其行為所做出的價值取向。企業核心價值觀必需是企業核心團隊或者是企業家本人經營過程中身體力行并堅守的理念，因此它一旦確定下來就不會輕易改變。Schein認為“組織價值觀”對外具有適應 （external adap

tation） 作用，對內具有內部整合 （internal integration） 作用，即組織協調內部人際關系完成組織目標。Ouchi（1980）認為價值觀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人的價值觀混亂已是不爭的事實。但無論如何，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核心價值觀的源泉和根本，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要想使顧客、供應商、員工認同我們的企業文化，我們必須尊重現實，溯本逐源，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沉淀企業的核心價值觀。

自企業文化80年代傳入中國后，研究中國企業文化特征的論文很多，實證對中國企業文化探索源自鄭伯叮1990）對臺灣企業的組織文化進行的研究，他確認了臺灣企業文化的九個維度，并指出社會責任和敦親睦鄰是中國企業獨有的組織文化維度。王長斌（2012）綜述了近年來學者們的研究，認為或者按照所有制對中國國有企業（忻榕和徐淑英，2002；劉理暉，2007）、民營企業的維度（孫海法，2004）分別進行探索，或者從傳統文化出發選擇企業進行歸納（魏鈞和張德，2004；周毅，2007）得出了不盡相同的組織文化維度。趙劍民（2010）總結西方人們對價值觀的研究主要是適應跨文化交往和需要而進行的，從價值觀的類別進行研究。他提出“三要素價值觀模型”來分析實際的管理活動。綜合中西方學者歸納的企業價值觀維度，表1顯示了中西方企業在價值觀上的相同和差異，由于中國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驅動企業管理和員工行為的價值觀不僅相同[2]。中西方企業共有的價值觀維度來源于市場經濟下企業作為一個贏利組織的必然要求，而中西方企業不同的價值觀源于不同的社會文化，尤其是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

表1 中西企業價值觀維度比較[2]

二、如何利用傳統文化提升組織層面價值觀系統

中國曾經遭外族多次入侵，但從未亡國。尤其是在近代，中國慘遭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但并沒有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中國傳統文化能夠屹立五千年不墜，正說明了其韌性、優良性與實用性。傳統文化大多產生在封建社會，中國沒有經歷西方的工業革命和泰羅的科學管理時代，缺乏理性、嚴密科層管理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基礎，從價值觀上來說反映全球化、細節、授權、本地化、專業化等西方特有的維度精彩論述很少。儒家傳統文化里面仁和禮都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工具，而企業文化里面一般不主張墨守成規和守舊。不過傳統文化對誠信、義、智的論述很多，還為友善、敬業、愛國、道德、和諧、勤奮、果斷、修身克己、變革、團隊精神等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提供非常豐富借鑒資源。趙劍民（2010）認為“三要素價值觀模型”即管理主體意識、價值目標觀念、價值手段意識等三個方面。管理主體意識指管理主體對自己在于社會、組織、他人的關系中的位置、資格的認識和理解，以及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應當獲得怎樣對待的認識、理解和期望。價值目標觀念主要在對人性的價值理解和價值判斷基礎上，對組織要實現的任務、結果的價值理解、價值認識、價值理想等。價值手段意識指管理主體對實現價值目標的方式、方法、途徑、規范等的價值認識和理解。

（一）價值主體。“合聚力”主張群體合作和團隊精神。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優于萬物且主宰萬物，就在于人能組成群體，從而形成巨大的合力。《漢書》中說人“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在這種古老的社會學理論影響下，家族整體主義發展擴大為社會整體觀念。于是，整體重于個體，整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就成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本價值取向。

（二）價值目標。（1）弘揚“誠信為先”責任意識。它們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內容，所謂誠信，是誠與信的結合，就是誠實守信，在儒家看來，“誠”是一個最高的概念，《中庸》指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實是上天的法則，做到誠實是人的法則。先秦儒家賦予并確立出了人性中的仁、義、禮、智、信等德性，這就是五常之德。在這其中，信是五常之德的一種德性，其作用在于保有和持守至誠天道所賦予給人的至善德性，并讓德性推廣到生活和社會事務中的人，才稱得上信人，才稱得上盡了人道。因此可以說誠是天道，信是人道。天人合一，誠信一致，這是傳統文化對誠信的深刻論述，同時揭示出誠信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1]。《論語?為政》）里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與人交，止于信，善之善者也。”是說做人如果沒有信用，那么任何事也做不成。《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周易?系辭上》說：“人之所助者，信也”，《論語?顏淵》說“民無信不立”。（2） “和為貴”和諧、自然、中庸的價值文化。《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意思是“社會秩序的作用，貴在使社會和諧。”《周易乾卦》“保合大和，乃利貞”意思是萬物保持太和元氣，則祥和有益，順利貞固；保合元氣達到極致和諧，圓融、生機盎然的大合境界，就是利貞。大家都認為和諧最好，這在中華文化中處處可見。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的觀點。在道家的始祖老子看來，道的運行法則就是“自然而然”，“得道”就意味著必須任由事物成為它所應是的樣子，絕不能將自己的主觀意志摻雜其中，這就是“無為”；一旦徹底否定了任何外在意志的驅使和強迫，事物就會在運動中完全實現自己的本性，此即“無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道”是指事物運動的規律，或有規律的運動。《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闖亍S惚畈豢墑な騁玻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是全世界最早提出來的從農業“順應天時”進而涉及正確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平衡等問題。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是中華傳統文化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即社會上，或自然界的事物盡管千差萬別、矛盾交織，卻能實現多樣的統一、復雜的平衡，種種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卻能協調和諧、共生并存、互相促進，實現“和而不同”、“和實生物”。（3） “兼生財”主張倫理，責任、義和利辯證統一。“君子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見利思義；生義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的以義制利觀；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當仁不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仁愛、管理思想。孔子說：“君子明德大義，小人只懂財利”（《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三）價值手段。（1） “勤為徑”寬厚、爭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就是說君子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負起自己的責任，奮發圖強，永不止息；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卦》），則是說君子應具有寬廣的胸懷，能夠容納和善于接受不同意見和建議，不斷地豐富自己的內涵。“雖無飛，一飛沖天；雖無鳴，一鳴驚人”喻指爭創一流。（《韓非子?喻老》）。（2）客戶導向、修身克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認為只有個人的品德修養好了，家和萬事興，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家庭和睦，才能擔當“治國平天下”之重任。“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禮記?大學》）每個人都要修煉自己道德修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意思是大學的根本宗旨在于彰顯出人們內在的完美德性，然后用來教化民心，從而達到最完美的境地。老子說：“自勝者強。”（《老子》）“自勝”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斷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這當然是“強”的表現。（3）“變則通”主張創新變革的價值文化。子曰：“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述而》）孔子說：“齊國的社會一變革，就達到魯國的水平，魯國的社會一變革，就達到了王道的境地了”。莊子“禮義法度，應時而變”（《南華經》） 即管理制度要順時而變。“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指精神上棄舊圖新。（《大學》）“久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指通過變化求生存和發展。（孔子《易傳》）。（4）主張決策果斷、包容他人的價值文化。“言必行，行必果”“君子以果行德育”（《周易蒙卦》）都是強調執行力，決策果斷。儒家主張“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周易?系辭下》），有“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的說法，就可以詮釋為對不同文化所持的容忍態度。

三、總結和展望

傳統思想博大精深，再加上企業家對商業的獨特理解，對企業未來精準的分析定位，凝練和構建符合大多數人、符合企業長期發展的企業核心價值觀，能大大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和核心競爭力。未來將進一步細化到研究每一個行業和企業，為21世紀的中國現代企業建設基于傳統文化凝練的價值觀體系。

參考文獻：

篇5

一、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異化現象

簡單說來，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異化現象可以歸結為以下幾種常見的情況。

1.個人中心主義抬頭，過分強調個性而忽視對集體的歸屬和集體行為規范的遵守。當今，很多大學生在過分強調彰顯個性的思潮下走向了“個人主義”的誤區，凡事都喜歡標新立異，排斥集體的歸屬而一味看重自己與他人的差別。特別是在當今獨生子女眾多的社會狀況下，他們從小就養成了過分強調自我的思維模式，而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獨立應該建立在與他人合作共存的基礎之上。

2.社會責任意識淡薄，對于他人、集體及社會的利益與發展毫不關心。“個人主義”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凡事只關注自身而忽視他人的存在。因此，當今一部分大學生就局限于小我的狹隘視野，“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別人瓦上霜”，集體主義觀念淡薄。當談到個人的遠大理想和抱負時，這些學生也往往會表現出一份不屑，認為那種激情和高尚都已經過時。這些現象都折射出當下一部分大學生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空白。

3.功利主義趨向明顯，缺乏對于人文價值的關注，過分追求現實效用。隨著社會對于效率的越發推崇，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在大學生中也開始蔓延。比如很多學生學習動機不端正，往往以“哪門課比較好及格、容易拿高分”作為選課的標準，而不是看重從課程中能夠學到什么有用的知識。很多人忙著考各種實用證書、參加各種培訓班，以此服務于自己的就業。固然，就業應該是學生關注的對象，也應該成為學習時努力的一個目標，但是，把它極端化為唯一的指標就失去了大學的初衷。

4.貪圖享樂、好逸惡勞，缺乏堅強意志和艱苦奮斗的精神面貌。在當今的大學生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獨生子女，他們從小就在相對安逸、幸福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受到父母的百般呵護。即便在學校里，很多學生也只是學習比較刻苦，卻很少參與社會實踐，對于社會工作與勞動的困難和強度大多缺乏體會。因此，很多大學生在剛剛接觸社會時，往往表現出不肯吃苦、不能吃苦，一味回避困難，追求安逸的狀態。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價值觀內涵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建立在心性論基礎之上的倫理教化之學，注重對個體道德自覺的開拓與道德境界的提升，尤其強調合理把握個人與社會國家的辯證關系。因此，其中包含著豐富的價值觀理論，可以作為我們進行大學生思想道德培育和價值觀構建的思想資源。

1.“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強烈社會責任感與濃厚的“家國一體”之情懷。一般說來，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私自利，走不出自我小家庭、小圈子的“小我”式存在;一種則是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自身的發展、奮斗緊密結合的“大我”式存在。以傳統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在教人去選擇后一種活法，追求一個大寫的人生。《大學》強調儒者要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與家、家與國乃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這種責任意識和道德修持是每一個人都所應當具有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正是在這種家國情懷的培育下，才會有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才會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才會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可以說，家國情懷已經在千百年來“成圣”理念的教化之中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成為了民族精神中的核心要素，并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2.“先義后利”、兼顧而有序的辯證義利觀。“義利之辯”一直是儒學中被頻繁探討的重要話題。孔子肯定了“利”為眾人之所需所求，有其當然合理性，但同時又警惕世人不要因利棄義，而應取之有道。在孔子看來，仁與義是君子終生無時無刻都應遵循的原則，任何利益與之相沖突都應舍棄，只有在仁與義范圍內的利益才是正當之利。同時，孔子反對過分擴張自己的物質求，而主張以求道代替。“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為學也已。”這種義利觀帶有辯證色彩，有助于引導大學生在面對抉擇之際，首先以義去篩選之，做到義利的平衡，避免陷入過分功利主義與拜金主義的泥淖中。同時，對于道的孜孜以求則又會讓大學生的心靈得到充實，找到一個積極昂揚的人生目標，避免心靈空虛帶來的頹廢迷失。當然，這種“道”在今天應被賦予現代的精神與內容，即個人與集體利益的統一，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實現，社會和諧的構建與自身層次的提升。這樣才能保證當代大學生在自我超越中實現人生價值。

3.“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孔子的一生都可以視作對“自強不息”精神的現實寫照。推行“仁政”、反對戰爭和剝削是他畢生的愿望，也是促使他十數載周游列國的根本動力。孔子的這種堅守使得“自強不息”成為了儒家人格中的重要內容，在歷代儒者那里都得到了發揚。孟子在闡述到圣人的歷練過程時就對“自強不息”之精神作了生動的詮釋：“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這里，孟子所強調的就是一種經歷過磨難而仍然不屈不撓的精神。也只有具備了這種素養的人，才可以在充滿各種困難與挑戰的現實中比別人多一份成功的可能。

三、運用傳統文化構建大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由上可知，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教化理論對于當今大學生的價值觀塑造有著極為積極的啟發和借鑒意義。然而，價值觀的培育畢竟是一項現實的工作，只有我們方法得當，這種傳統資源才可能為當代所用。因此，如何探索有效的宣傳和教育方式來對大學生價值觀進行培育，就成為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首先，善于將國學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課中，用國學的經典格言與名人典故來充實當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課堂。教師們把國學知識引入思想教育課堂，用同學們喜聞樂見、活潑生動的故事、格言來調動起學生的興趣，從而在潛移默化中用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價值觀和當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導學生的發展。

其次，充分發揮網絡新媒體的影響力，把傳統文化的宣傳與教育用網絡形式傳遞給學生，激發學生自覺了解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主動性。制作以傳統文化為內容的網絡動漫節目和傳統文化知識網站，通過包括動漫視頻、古代偉人典故、勵志格言等內容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引導學生構建正確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