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實證研究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會計實證研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雷?鮑爾(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會計收益數據的經驗評價》(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簡稱《評價》)，被公認為首次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對會計問題進行研究的經典文獻。該文獻由于首次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對會計收益數據的信息含量進行了檢驗，開創了會計研究領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會計問題的新方法，因而第一個獲得美國會計學會頒發的“對會計研究有開創性和重要影響獎。

一、作者簡況及文獻誕生的背景

鮑爾于1965年在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6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的MBA學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鮑爾現為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的會計教授。鮑爾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財務報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價格、跨國會計和財務、市場有效性和市場經濟機構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擔任《會計與經濟學雜志》的編輯，從2000年至今擔任《會計研究雜志》的編輯。

布朗也在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芝加哥大學獲得MBA學位和經濟學博士學位。布朗現為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大學會計、銀行和財務學院的會計和財務教授。布朗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會計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實務、證券市場對信息的反映和市場的微觀結構等方面。除了學術研究以外，布朗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他曾擔任公司市場咨詢委員會成員、《澳大利亞會計評論》管理委員會委員、《算盤》和《會計和商業研究》等期刊的編委會成員。

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會計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會計分析模式，鮑爾和布朗認為這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雖然經過嚴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沒有證據或沒有經過證實的主張或斷言。這種分析模式忽視了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之間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一面。由于缺乏經驗驗證，用會計分析模式來定義的收益數據引起了會計學家的廣泛爭論。另外，在20世紀60年代，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設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出現引起了會計學者的重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鮑爾和布朗將實證研究方法引入到會計研究領域。

《評價》一文發表于芝加哥大學主辦的《會計研究雜志》1968年的秋季號。該雜志創刊于1963年，主要刊載使用分析研究、經驗研究、實驗研究和實地研究等原創性會計領域論文。《會計研究雜志》因其較早刊登經驗研究論文、重視研究方法的創新性和具有有影響的編輯團隊而著稱。

二、《評價》的基本結構

《評價》一文包括引言、經驗檢驗、數據、研究結果和結論五個部分。該文獻的邏輯結構見圖1。論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當時對會計收益數據有用性的爭論，作者認為爭論的原因在于沒有經驗數據的支撐，認為可以從會計收益數據前后的股價走勢來判斷會計收益數據的有用性。論文的第二部分“經驗檢驗”和第三部分“數據”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論依據)、變量、樣本和數據的選擇標準、數據來源(保證數據的權威性)和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論文第四部分“研究結果”包括假設、對假設的檢驗結果、檢驗結果的顯著性、對結果的解釋和研究設計本身的局限性。論文的最后部分“結論”對全文進行了總結，認為會計收益數據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競爭性的信息來源，會計收益數據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響，最后作者還提出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和對研究方法進行改進的思路。該文獻的基本結構由于其具有科學性、明晰性和實用性，已為運用經驗研究方法研究會計問題的會計研究者廣為采用，目前已成為經驗研究論文結構的主要范式。

三、《評價》的主要內容

(一)選題的熱點性在該文獻的引言部分，作者從“會計收益是否有用”這一爭論焦點出發對在此之前的會計理論進行了批判。作者認為，當時的會計理論之所以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框架，主要在于當時的會計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窮盡性(不能包含所有相關的有證據支持的假設)、解釋能力差和不能判斷相關的競爭性假設。為了適應當時經濟環境變化的需要，出現了許多新的會計實務，如合并、租賃、并購、研發費用、物價波動、稅收等。由于這些會計實務缺乏統一的會計理論指導，因而在這些新的會計實務中出現了不一致的現象，這必然降低了“凈收益”的可比性，從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會計學家認為，凈收益數據僅是一系列程序運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結果，是不同質部分的累計，因此，凈收益數據本質上不能被定義。作者認為，在沒有進行經驗檢驗的基礎上根據會計分析模式得出由于會計收益缺乏實質內涵的結論是不妥的。隨后鮑爾和布朗綜合了相關因素，確定用凈收益數字的內容以及時間兩項內容來共同驗證會計收益數據的有用性。

(二)變量設計的巧妙性確定了研究的主題，作者在眾多會計收益數據中選擇最有代表性和在計量模型上最能表述會計收益數據的信息含量。考慮到股東對凈收益數據和每股盈余較為關注，作者選擇了這兩個變量作為會計收益數據。在確定會計收益數據的信息含量時，借鑒了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說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說。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說。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總會有一些投資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時間和金錢來收集和分析有關信息以作出更優的投資決策，這些投資者比其他投資者有信息優勢，在資本市場上的操作會讓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資本資產的價格中。當有大量的這種投資者時，資本市場會常迅速地調整資本資產的價格，使這些投資者不能獲取更多的非正常報酬。需要注意的是，資本市場有效并不意味著資本資產的價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為資本資產價格的調整過程受相當多因素的影響，是復雜的。不過，資本市場有效意味著資本資產的價格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即價格是隨機波動，證券價格變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現了相關的、非預期事項，而非預期事項是隨機發生的。因而，這時可以認為資本市場總體是有效且無偏的。

根據上述理論，作者提出可觀測的股票價格波動與信息--之間的聯系，可以證明會計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將會計收益同股票價格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對會計收益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進行研究的關鍵是要區分對于特定公司證券價格有影響的特定信息和對所有公司證券價格有影響的系統信息。作者構建了市場預期收益的兩個選擇模型來考察市場對會計收益數據是如何反應的。

鮑爾和布朗把影響公司盈余的因素分離為系統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統因素影響所有的公司，這樣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過這種特定方式進行聯系。如果這種聯系是穩定的，可以將這種穩定的聯系用固定的函數形式表現出來，此時可以根據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當年收益的條件期望。這樣，未預期盈余變動可以通過計算實際收益的變動與條件期望變動的差異得到估計，他們將這個差值定義為當前收益所傳遞的信息含量。同時作者假定：由企業財務及其他政策改變所導致的盈余變化，在第一次估計前已經被收益的平均變化所反應，即宏觀經濟和政策改變同時影響企業收益，可以將其進行聯合估計。

對未預期盈余的估計，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個樣本公司每年的盈余變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變化(市場盈余變化)的線型回歸系數和截距項。再將市場盈余平均變化作為自變量代人上述過程得到的回歸模型，計算出盈余變化的預期值。最后未預期盈余變化值(預測殘差)即為盈余變化的實際值減去盈余變化的預期值。從未預期盈余變化的估計中可以發現作者是剔除了市場效應的，即不考慮系統因素僅考慮特定因素。

同樣，影響公司股價或股票報酬的因素也有系統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運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分離系統因素和非系統因素，使用與計算未預期盈余變動相同的方法計算出預期證券報酬率和實際報酬率的偏離程度。再計算出所有樣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殘差(異常報酬率)。由于市場是有效的，公司股票價格會對新信息迅速進行有效的調整，那么就可以用殘差表明新信息對公司股票報酬率的影響。為了對統計有效性進行檢驗，鮑爾和布朗采用了一個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該模型中預期盈余的替代變量是上年的實際盈余，則未預期盈余變動就是當年盈余與上年盈余的差額(盈余變動)。幼稚模型沒有剔除市場效果，僅檢驗了每股盈余指標。

(三)方法的創新性列會計收益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項法，事項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項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計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當時無法取得日數據，因而選擇的事項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計算有關的系數以避免估計誤差所選用的估計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個財務年度。選擇的事項窗是1957年～1966年的9個財務年度。事項法的應用選擇事項目非常關鍵，考慮到《華爾街日報》登載年度盈利預測、初步報告和完整年度報告等三種類型的年度報告，另外由于初步報告中的凈利潤和每股盈余與隨后的正式報告中的數據相同，而且初步報告中的這兩個數據比預測盈利報告中的數據更準確，因此作者選擇的事項日為公司將初步報告登載于《華爾街日報》的日期。

(四)樣本的可比性和數據的可靠性　作者在選擇樣本時考慮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數據在Compustat數據庫中可以獲取；財務年度結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數據庫獲得至少100個月的股票價格數據；《華爾街日報》年報公告日可以獲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標準選擇樣本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結論的普遍性。樣本選擇之后，接著就是數據的選擇，根據研究模型的設計，該文獻使用了收益報告的內容、報告的日期、報告期附近的證券價格變動等數據。

收益數據來源于標準普爾Compustat數據庫的1946年～1966年的數據。通過計算單個公司收益率變化和市場指數收益率變化之間相關系數，作者發現處于中位數的公司的收益率變化的25％可以被市場指數的變化所解釋，而且最高的解釋程度為52％。年度報告公告日來源于《華爾街日報》。作者發現財務年度結束日與年報報告日之間的間隔從1957年～1965年呈現一種穩定下降的趨勢，這說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來越及時。股票價格比來源于芝加哥大學證券價格研究中心(CRSP)的數據庫。該數據庫中的數據采用紐約證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盤價，并進行了股利和資本的調整。

(五)結論的顯著性　為了更好地檢驗異常報酬率與未預期會計盈余變動中所包含信息的關系，該文區分了會計盈余變動中的預期與未預期盈余變動。另外，該文將盈余預測誤差為負值(即實際收益變動小于條件期望變動)定義為壞消息，反之則為好消息。該文提出的假設命題為：如果會計收益數據與股票價格之間有關系，會計收益數據信息的將導致該公司的股票報酬率變動。即如果盈余預測誤差為負值，股票報酬率殘差也為負值；反之亦然。在經驗檢驗中，作者將年度報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義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異常業績指數，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額投資于n種證券)在年報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資于一個投資組合到第M月為止的平均累計非正常報酬率。在計算APIM的過程中，先根據未預期盈余變動的符號分成兩組(未預期盈余變動的符號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為一組，未預期盈余變動的符號為負(壞消息)的公司分為一組)分別進行計算，然后再把所有樣本合在一起進行計算。作者認為，如果會計收益數據與股票報酬相關，就可有以下的推斷假設：未預期盈余變動的符號為正，則APIM大于l；未預期盈余變動的符號為負，則APIM小于1；對于合并樣本，APIM趨近于1。

該文的這些假設全部得到了驗證，并且統計檢驗結果都很顯著。在分樣本檢驗中，檢驗結論表明年報中的會計收益數據是好消息時，在公布收益數據的前11個月和后1個月的平均非正常報酬率顯著為正，反之亦然。在整個樣本檢驗中，檢驗結果也指明總體也呈現出這種趨勢。另外，作者還用現金流(用營業收入估計)和非重復性項目前的凈收入來替代年報中的會計收益數據進行了檢驗，發現最后的效果沒有用年報中的會計收益數據顯著。通過檢驗的結果，作者還觀察到市場已在年度報告前預測到包含在會計收益數據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實上，預測之所以如此的精確，以至于在會計收益數據公布月的異常報酬指數沒有太大的變動，主要是因為市場不僅早在年度報告前的12月就開始預測未預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場都在不斷地預測。

該文作者認為年度收益報告雖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時傳遞信息，因為其大部分內容(大約85％至90％)能夠從更及時的信息來源(包括中期報告和非會計信息，年度會計報告僅僅是投資者所能得到的諸多信息資源中的一種)中獲取。作者還發現

APIM存在向年度報告公布月后持續漂移的趨向，其中收入預測誤差信號和股票回報殘差之間的關系可能在年度報告公布月后持續了2個月。經過分析，認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響，市場對數據的反應應當是趨向于無偏。

(六)研究的嚴謹性　考慮到在回歸估計中違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條件，作者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估計行業效應可能僅僅影響某個公司收益率變化的10％，而且行業效應對回歸系數的影響不顯著。作者認為回歸分析在技術上是可行的，這些不會影響最后的統計結果。另外，雖然作者選擇的樣本沒有包含那些已經失敗的公司、財務年度沒有結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價格研究中心CRSP的資料庫中沒有記錄的公司和華爾街日報描述的年輕公司，這可能會降低結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認為文獻檢驗所選擇的261家公司還是有相當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對其他樣本進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結論。

(七)研究的方向性　雖然該文獻的研究方法具有相當嚴密的邏輯性以及研究結論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獻的最后作者還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沒有考慮月末發生交易時股票價格同時變化、數據中存在誤差、股價的離散性、“預計誤差”模型的無效性、收益預期誤差的系統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還指出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如市場如何預測凈收益的變化、中報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報與年報的成本以及未預期收益變化程度(不僅僅是符號)和相關股票價格調整程度的定量關系等。

四、《評價》對西方會計科學理論研究的主要貢獻

(一)對早期會計科學理論研究方法的變革會計原則委員會(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會計程序委員會(CAP)，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CAP內部對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報等領域的處理引起了嚴重的分歧，這些分歧不僅暴露了CAP在縮小公認會計方法范圍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還揭示了在資產計價和收入確定的恰當方法上的本質差異。這種分歧、差異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財務會計研究中，會計研究人員僅僅對從現有實務中提取理論原則感興趣，而經濟學家則對從“真實收益”中得出計量方法感興趣。這些分歧促使會計學家認識到必須要有～個前后一致的統一的會計理論框架。

鮑爾和布朗并沒有沿著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當時理論研究的不足后，從爭論的焦點――會計收益數據的有用性出發，運用經驗研究的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評價》一文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數術語，其余內容與當時的會計理論研究并沒有聯系，這也導致這篇經典文獻在當時曾一度被認為是沒有研究會計問題的論文，因而曾被美國會計學會會刊《會計評論》退稿。該文公開發表后，因其對會計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獨特性逐漸被會計研究人員所接受，因而后來第一個獲得美國會計學會頒發的對會計研究有開創性和重要影響獎，由此可見，該文對早期會計科學理論研究方法的變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

(二)對會計科學理論發展的影響 《評價》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證據證明了證券價格會對公告的盈余有反應。隨后人們開始對證券市場反應的其他領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決策有用性的信息觀一直在財務會計理論和研究中占統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來才開始讓位于計量觀。該文采用的事項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項法進行會計研究的先鋒，這一研究方法后來被用來研究大量的會計和財務問題，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購、投資支出、增發新股等事件都是這一領域研究的問題。繼該文之后，大量的學者不僅用更短的估計窗和事件窗、用累計非正常報酬、用非美國數據進行類似的研究，而且還使用類似的方法對其他領域進行研究。

《評價》一文開創了會計與資本市場結合研究的先河，在隨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關文獻發表在頂級的會計和財務期刊上。受其影響的會計與資本市場研究主要體現在盈余反應系數(簡稱ERC)、分析師的預測工具、基礎分析與定價研究和資本市場有效性檢驗、會計選擇和會計管制等領域。

五、《評價》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一)豐富和發展了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成果從1997年開始，我國的會計學者開始將該文獻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國的資本市場研究中。張水泉和韓德宗(1997)運用事項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場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對其股價的影響，發現市場對派息的反應最強。陳曉、陳小悅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項法對我國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號傳遞效應進行了相關研究。陳曉(1999)還借鑒該方法專門研究了我國股票市場的有效性。運用事項法研究我國資本市場的會計問題的文獻相當多，限于篇幅此處并不一一列舉。《評價》一文對我國會計與資本市場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導和借鑒作用，豐富和發展了我國的會計理論。

(二)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未來的引導作用盡管國內引入和借鑒鮑爾和布朗在《評價》一文中所應用的研究方法比較晚，但卻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未來我國會計理論研究要繼續吸收和借鑒本文獻的精華，以推動我國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的進程。不過，要提醒研究人員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學習和借鑒該文獻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篇2

然而，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或不足。這些問題或不足，有些是實證會計研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也無損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原則；但是有些不足卻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而且將會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健康發展。本文主要針對我國實證會計研究中暴露出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假定前提真實性及其對實證會計研究有效性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目的是希望能提醒國內同行，如果忽視實證會計研究中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忽視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必將直接影響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質量，并有可能使我國的實證研究陷于數字游戲的泥坑，這對我國會計、經濟研究的健康發展，乃至對我國各項經濟政策的影響，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

二、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及假定前提

1.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

會計理論是理論構建過程和理論驗證過程的共同結果，它們的科學性取決于其對客觀世界的解釋與預測能力（Belkaoui，2000）。從邏輯學的角度，任何一項研究都可以看作是由前提命題、推理過程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嚴密的復合邏輯命題。實證研究與傳統的規范研究的一個本質區別就在于，前者所依據的前提和所得出的結論都可以用客觀事實進行獨立檢驗，以判斷其真偽。實證會計研究的這種邏輯結構關系與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過程及其刺激反應模式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如圖1所示）。

（圖1 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圖，略）

對實證會計研究而言，其前提命題又是由多個子命題所構成的復合邏輯命題，其中實證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即“刺激”與“反應”的客觀真實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子命題，正是這種“刺激”、“反應”客觀真實性的存在（即后文所指的會計經濟后果），才產生了對其進行實證研究的需要，前提命題中的其他子命題都是因此而產生的。因此，下文論及前提命題，主要是指實證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這一前提子命題。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要確保變量能夠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人員在選擇變量時實際上又隱含了以下兩個假定前提：其一是假定變量之間的變化關系能夠真實地反應所的客觀事實的內在聯系，即變量的變化必須分別與其所的客觀事實的變化保持一致性（Miller＆ Bahnson，2002），只有保持一致性，研究人員才能通過建立和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來準確地把握客觀事實所隱含的內在聯系；其二是假定能夠收集到有關變量的客觀真實數據。如果所收集到的變量的數據缺乏客觀真實性，則據此所得出的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毫無意義，更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命題的客觀真實性，首先取決于上述假定前提的真實性。

2.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

任何經濟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會計同樣具有特定的經濟后果。按照Zeff（1978）的定義，會計的經濟后果即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和債權人的決策制定行為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會計信息將直接影響外部信息所用者的經濟決策，這種經濟決策又反過來對企業經營者產生約束與激勵，進而影響他們對會計政策的態度及選擇，他們的選擇和態度又會直接影響到對外披露的會計信息。正是由于會計具有這種經濟后果的特征，為實證會計研究通過經濟后果來評價各項經濟與會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現實基礎。

對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而言，反映經濟后果的易觀察且可計量的變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個來源：一是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其中會計信息是核心；二是資本市場上的證券交易價格。財務報告中的數據反映了公司內外部經濟政策和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證券交易價格則反映了各項經濟政策、措施以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

按照邏輯學規律，以財務報告中的數據或證券交易價格數據作為經濟后果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要確保其前提命題真實，就要求這些變量必須同時滿足假定前提的兩個基本要求。由于財務數據，尤其是會計信息，本質上就是對公司財務狀況、經濟成果及財務狀況變動的綜合反映，因此通過財務數據能夠較好地反映公司內外部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因此選用適當的財務數據或指標作為變量，能夠較好地保證變量與經濟后果之間變化的一致性；但關鍵問題在于，由于財務數據由公司編制和提供，因而研究人員所收集的這類數據的真實性就必然會受到公司的影響。

對于資本市場中的證券交易價格，由于它們是由買賣雙方在公開資本市場上直接交易的結果，因而其真實性不會受到影響，正如國際著名實證會計研究專家Philip Brown（2000）所言，“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是因為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數據是研究者到目前為止能夠得到的最可靠的資料，因為他們是在公開市場上實實在在交易的結果。”但是，要確保以證券交易價格為基礎的變量能夠與其所替代的真實經濟后果之間的變化保持一致，就要求證券交易價格必須是對資本市場上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的無偏估計，而這正是有效資本市場的要求（Fama，1970）。

三、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及現實考察

1.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

實證會計研究要能客觀準確地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就要求其研究結論必須正確并且可以進行獨立檢驗。實證會計研究本質上就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邏輯推理過程，所依據的客觀事實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條件。按照邏輯學規律，要保證實證會計研究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必須同時滿足兩項基本要求：第一，推理有效；第二，前提真實。如果這兩個條件不能同時得到滿足，通過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不一定是真實的。前提真實，而推理錯誤，所得出的結論就毫無意義；推理有效，但如果前提不真實，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是錯誤的。

正如前文所述，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前提命題本身又是由“前提、推理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復合邏輯命題，這一前提命題的真實性同樣依賴于在這一復合前提命題內部的“推理有效”及“假定前提真實”兩項基本要求。由此可見，依據假定前提所得出的前提命題的真實性，首先取決于這一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假定前提不真實，由此所得出的實證研究的前提命題就不真實，建立在不真實的前提命題之上的實證研究，其有效性及結論的正確性就值得懷疑。

按照Simon（1997）的觀點，前提有兩種類型：一是事實前提，二是價值前提。當前提命題是一個事實命命題時，該前提命題就屬于事實前提；而當該前提命題是一個價值命題時，則該前提命題就屬于價值前提。事實命題原則上可以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也就是確定它們的論述是不是確實會發生（Simon，1997），而價值命題表述的則僅僅是一種價值判斷，即只是對“應該是什么”或“應該不是什么”的判斷，這種判斷主要屬于道德的范疇，而不是一種客觀事實，不能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只有在人類主觀價值上才有意義。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是事實前提，而非價值前提，因此，對于實證研究的假定前提真實性的判斷，必須以該事實前提與可觀察的客觀事實之間的一致性為判斷標準。

2.財務數據真實性的考察

財務數據的核心部分是會計信息，而且會計信息的確認、計量、報告和對外披露等要求是所有財務報告中規則最明確、監管最嚴格、反映最翔實的部分，因此可以認為會計信息是各種對外披露的財務數據中最有真實保證的部分，對會計信息的真實性考察足以完全反映財務數據的真實性程度。那么我國現實的會計信息真實程度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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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一、導言 自1970年Fama.的《有效資本市場：理論與實證研究回顧》一文發表以來，有效市場假設在會計和財務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就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效市場假設與傳統的會計與財務理論諸多命題相矛盾，導致了實證會計研究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并產生了非常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極大地深化了會計與財務研究，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提高了會計與財務成果的影響力及其在經濟理論界的地位。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為人們客觀地評價、了解和預測各項經濟政策和措施對資本市場與上市公司的實際影響，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有效地彌補了傳統的規范研究只能從價值標準對客觀經濟事實進行判斷的缺陷，并已成為現代經濟研究發展的一大動力。

然而，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或不足。這些問題或不足，有些是實證會計研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也無損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原則；但是有些不足卻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而且將會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健康發展。本文主要針對我國實證會計研究中暴露出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假定前提真實性及其對實證會計研究有效性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目的是希望能提醒國內同行，如果忽視實證會計研究中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忽視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必將直接影響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質量，并有可能使我國的實證研究陷于數字游戲的泥坑，這對我國會計、經濟研究的健康發展，乃至對我國各項經濟政策的影響，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

二、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及假定前提

1.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

會計理論是理論構建過程和理論驗證過程的共同結果，它們的科學性取決于其對客觀世界的解釋與預測能力（Belkaoui，2000）。從邏輯學的角度，任何一項研究都可以看作是由前提命題、推理過程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嚴密的復合邏輯命題。實證研究與傳統的規范研究的一個本質區別就在于，前者所依據的前提和所得出的結論都可以用客觀事實進行獨立檢驗，以判斷其真偽。實證會計研究的這種邏輯結構關系與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過程及其刺激反應模式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如圖1所示）。

（圖1 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圖，略）

對實證會計研究而言，其前提命題又是由多個子命題所構成的復合邏輯命題，其中實證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即“刺激”與“反應”的客觀真實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子命題，正是這種“刺激”、“反應”客觀真實性的存在（即后文所指的會計經濟后果），才產生了對其進行實證研究的需要，前提命題中的其他子命題都是因此而產生的。因此，下文論及前提命題，主要是指實證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這一前提子命題。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要確保變量能夠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人員在選擇變量時實際上又隱含了以下兩個假定前提：其一是假定變量之間的變化關系能夠真實地反應所的客觀事實的內在聯系，即變量的變化必須分別與其所的客觀事實的變化保持一致性（Miller＆ Bahnson，2002），只有保持一致性，研究人員才能通過建立和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來準確地把握客觀事實所隱含的內在聯系；其二是假定能夠收集到有關變量的客觀真實數據。如果所收集到的變量的數據缺乏客觀真實性，則據此所得出的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毫無意義，更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命題的客觀真實性，首先取決于上述假定前提的真實性。

2.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

任何經濟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會計同樣具有特定的經濟后果。按照Zeff（1978）的定義，會計的經濟后果即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和債權人的決策制定行為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會計信息將直接影響外部信息所用者的經濟決策，這種經濟決策又反過來對企業經營者產生約束與激勵，進而影響他們對會計政策的態度及選擇，他們的選擇和態度又會直接影響到對外披露的會計信息。正是由于會計具有這種經濟后果的特征，為實證會計研究通過經濟后果來評價各項經濟與會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現實基礎。

對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而言，反映經濟后果的易觀察且可計量的變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個來源：一是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其中會計信息是核心；二是資本市場上的證券交易價格。財務報告中的數據反映了公司內外部經濟政策和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證券交易價格則反映了各項經濟政策、措施以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

按照邏輯學規律，以財務報告中的數據或證券交易價格數據作為經濟后果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要確保其前提命題真實，就要求這些變量必須同時滿足假定前提的兩個基本要求。由于財務數據，尤其是會計信息，本質上就是對公司財務狀況、經濟成果及財務狀況變動的綜合反映，因此通過財務數據能夠較好地反映公司內外部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因此選用適當的財務數據或指標作為變量，能夠較好地保證變量與經濟后果之間變化的一致性；但關鍵問題在于，由于財務數據由公司編制和提供，因而研究人員所收集的這類數據的真實性就必然會受到公司的影響。

對于資本市場中的證券交易價格，由于它們是由買賣雙方在公開資本市場上直接交易的結果，因而其真實性不會受到影響，正如國際著名實證會計研究專家Philip Brown（2000）所言，“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是因為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數據是研究者到目前為止能夠得到的最可靠的資料，因為他們是在公開市場上實實在在交易的結果。”但是，要確保以證券交易價格為基礎的變量能夠與其所替代的真實經濟后果之間的變化保持一致，就要求證券交易價格必須是對資本市場上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的無偏估計，而這正是有效資本市場的要求（Fama，1970）。

三、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及現實考察

1.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

實證會計研究要能客觀準確地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就要求其研究結論必須正確并且可以進行獨立檢驗。實證會計研究本質上就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邏輯推理過程，所依據的客觀事實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條件。按照邏輯學規律，要保證實證會計研究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必須同時滿足兩項基本要求：第一，推理有效；第二，前提真實。如果這兩個條件不能同時得到滿足，通過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不一定是真實的。前提真實，而推理錯誤，所得出的結論就毫無意義；推理有效，但如果前提不真實，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是錯誤的。

正如前文所述，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前提命題本身又是由“前提、推理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復合邏輯命題，這一前提命題的真實性同樣依賴于在這一復合前提命題內部的“推理有效”及“假定前提真實”兩項基本要求。由此可見，依據假定前提所得出的前提命題的真實性，首先取決于這一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假定前提不真實，由此所得出的實證研究的前提命題就不真實，建立在不真實的前提命題之上的實證研究，其有效性及結論的正確性就值得懷疑。

按照Simon（1997）的觀點，前提有兩種類型：一是事實前提，二是價值前提。當前提命題是一個事實命命題時，該前提命題就屬于事實前提；而當該前提命題是一個價值命題時，則該前提命題就屬于價值前提。事實命題原則上可以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也就是確定它們的論述是不是確實會發生（Simon，1997），而價值命題表述的則僅僅是一種價值判斷，即只是對“應該是什么”或“應該不是什么”的判斷，這種判斷主要屬于道德的范疇，而不是一種客觀事實，不能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只有在人類主觀價值上才有意義。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是事實前提，而非價值前提，因此，對于實證研究的假定前提真實性的判斷，必須以該事實前提與可觀察的客觀事實之間的一致性為判斷標準。

2.財務數據真實性的考察

財務數據的核心部分是會計信息，而且會計信息的確認、計量、報告和對外披露等要求是所有財務報告中規則最明確、監管最嚴格、反映最翔實的部分，因此可以認為會計信息是各種對外披露的財務數據中最有真實保證的部分，對會計信息的真實性考察足以完全反映財務數據的真實性程度。那么我國現實的會計信息真實程度又如何呢？

嚴重失實的審計報告與虛假的會計信息的嚴峻現實，直接影響到了我國許多以財務數據或指標作為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如果簡單地以這種真實性不能得到保證的數據替代客觀事實，則無論模型多么嚴密、推理多么有效，所得結論的正確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證。因此，會計信息真實性假說的嚴峻現實極大地降低了那些基于會計信息作為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有效性。

3.資本市場有效性的考察

有效市場假設最早由Samuelson（1965）、Fama（1965，1969）等人提出，并由Fama（1970）進行了全面闡述。從嚴格的意義上講，資本市場的有效性有兩個層次的含義（Richard，1975）：一是指資本市場運行有效率，二是指資本市場的定價有效率。前者指的是投資者能夠獲得的服務反映了與提供這些服務有關的真實成本；而后者指的是市場上任何時刻的價格都充分反映了與證券股價有關的可獲得的信息。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設指的是資本市場的定價有效率這一概念，而非市場運行有效率的概念。

根據反映在證券價格中的相關信息集合的不同，Fama（1970）把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分為弱式有效、半強式有效和強式有效。對實證會計研究而言，最佳的情況應該是強式有效市場。但是由于個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交易成本的存在，現實中強式有效市場幾乎不存在，因此，通常對有效市場假設的無條件引證都是半強式假設（Watts＆Zimmerman，1986）。如果低于半強式有效市場假設，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實證會計研究結論的正確性就可能存在問題，因為這時資本市場上股票價格的變動并沒有充分反映所有已公開的和歷史的會計信息，而實證會計研究卻要用這種股票價格的變動來解釋或評價所有已公開的和歷史的會計信息的經濟后果，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值得懷疑。

對我國的資本市場是否真正達到了弱式有效，人們可能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判斷，但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是，我國的資本市場目前絕對不可能是半強式有效的。這也充分說明，在我國以證券市場價格作為經濟后果的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由于該假定前提不真實，因而相關研究所得結論的真實性就必然會受到影響，并直接降低了相關實證研究的有效性。

四、結論

主要 陳小悅、陳曉、顧斌。1997.中國股市弱式有效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9：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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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會計準則;盈余管理;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4-0087-02

盈余管理是國外20世紀80年代后期興起的實證會計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對盈余管理的研究有助于會計準則制定者和監管者評估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影響和財務報告總體上的真實性,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為了約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規范上市公司市場,財政部從20世紀90 年代初開始,先后五次修訂了會計準則;2006年修改的會計準則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中率先執行。這是中國會計準則歷程上的一個里程碑,準則從存貨計價方法選擇、資產減值、合并報表等方面遏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同時又在債務重組、非貨幣易等方面引入了公允價值,這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擴大了空間。這個準則制定時,制定者們就設法在會計選擇和盈余管理兩者間找到平衡點,希望在擴大會計選擇范圍的同時控制盈余管理行為的發生。目前這個會計準則的實施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文章試圖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對該會計準則實施后對上市盈余管理的影響作一個較全面的概述,以期能對盈余管理的進一步研究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盈余管理的定義

國內外許多學者曾從多個角度對盈余管理進行界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Schipper、Healy 和Walhen、Scott。Schipper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人員為了獲得某種私人利益通過有目的地控制對外財務報告的過程所進行的披露管理;Healy 和Walhen則指出,盈余管理發生在管理當局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規劃交易以變更財務報告時,旨在誤導那些以公司的經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的決策或者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數字為基礎的契約的后果。而Scott認為,對于盈余管理可以從相輔相成的兩方面進行認識。首先,可以把它看做是經營者為了在報酬合同、借款合同以及政治成本中達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種機會主義行為。其次,還可以從有效契約觀的角度來分析盈余管理,即公司在面臨突發性事件時,盈余管理可以為經營者提供一定的空間,以保護自身及企業的利益,維護契約各方的利益。國內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人員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之內,為了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企業價值的最大化而作出的會計選擇。

二、盈余管理研究方法

國外學者在進行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時,主要的計量方法大體上分為三類,分別是應計項目分離法、特定項目法和分布檢測法,這些方法各有優缺點和側重點。

在國外,最常用的方法是應計利潤分離法。在應計利潤法中,將應計利潤分為操縱性應計利潤和非操縱性應計利潤兩部分,并通過各種回歸模型對非操縱性應計利潤進行估計。一般認為,管理者主要是利用操縱性應計利潤進行盈余管理,因此可用操縱性應計利潤來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但由于操縱性應計利潤具有不可觀測性,所以只能通過模型計算出非操縱性應計利潤,從而間接求出操控性應計利潤的大小。目前常用的計算非操縱性應計利潤的模型主要有:(1)Healy模型(1985);(2)DeAnglo模型(1986);(3)Jones模型(1991);(4)修正的Jones模型(1995);(5)截面Jones模型(1994);(6)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在上述模型中,有些屬于時間序列模型(如前4個模型),另一些則是截面模型。使用時間序列模型需要較長時間的數據,同時假定樣本公司在估計期內沒有系統性的盈余管理;截面模型則假定樣本公司與同行業的配對公司無顯著差異,這些假設并非對所有樣本都成立。

由于應計利潤分離法存在著明顯缺陷,許多學者研究了公司是否通過特定的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這種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個或某些特定的行業,如,銀行業中的貸款損失準備、保險公司的索賠準備等。通過對具體項目的檢驗,研究者可以為準則制定機構改進具體項目準則提供依據。

另一種方法則是分布檢驗法。這種方法是通過研究盈余是否連續分布來判斷公司盈余管理與否。這種方法可以避免總體應計模型和特定應計模型在統計上的一些缺陷,近年來,得到了許多研究盈余管理的會計學者的青睞。其缺點在于無法獲得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程度。

三、2007年會計準則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實證研究結果回顧

可以將中國目前針對200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響的實證研究分為兩大塊:第一塊是分析會計準則總體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第二塊是分析具體會計準則對盈余管理的影響。而中國目前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第一塊內容上,而且使用較多的研究方法是應計利潤法。

1.會計準則總體對盈余管理的影響

會計準則總體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響的實證研究中,有學者得到2007年會計準則的實施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有了抑制作用的結論。最早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的是劉英男、王麗萍。他們以深市 475 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將其 2005年、2006年 和 2007年三年的半年報為研究對象,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和T檢驗的方法驗證新會計準則是否對盈余管理起到了有效抑制作用。如果2007 年盈余管理水平低于2006 年,則說明新準則縮小了盈余管理空間;反之,則說明新準則沒有起到有效抑制作用。結果發現,2006年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平均值為- 233 078 102.89,遠遠高于 2007 年均值- 426 543 552.43。也就是說新會計準則的實施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得到了有效抑制。新會計準則能夠縮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間,說明此次頒布實施的新會計準則有利于增強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是高質量的會計準則。但是該研究無論是在樣本選擇上存在一定問題,樣本方面僅僅選擇深圳上市的公司,而且所用的數據全是半年報,半年報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有關數據的真實性讓人質疑。

針對上述的不足,王勇2009年也使用截面修正 Jones模型對滬深兩地1 154家上市公司進行檢驗,結果發現雖然2007年可操縱應計利潤均值高于2006年均值,但兩年可操縱應計利潤中位數均約為 0.009,而且在對可操縱應計利潤均值是否為0的T檢驗中,2007年可操縱應計利潤顯著為0,而2006年不顯著,從而得到新會計準則實施后,盈余管理空間降低的結論。實施后總應計利潤顯著低于實施前,新準則的實施顯著降低了上市公司可操縱應計利潤水平。新準則的實施對盈余管理行為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縮小了盈余管理空間。

也有學者以特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如王建剛,劉慶艷(2009)采用截面修正的 Jones模型對2006年度財務報告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檢驗,發現2007年度全部樣本公司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均值為- 0.05,2006年度全部樣本公司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均值為- 0.15。結果表明,中國的新會計準則從整體上看,較之舊會計準則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并沒有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但是作者也沒有找到明顯證據表明新會計準則擴大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由于該研究是以2006年度出具無保留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因此在樣本的選擇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通過以上的實證研究可以看出,新會計準則的實施確實對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并縮小了盈余管理的空間。因此,在再次修改會計政策時應保持或進一步深化。但是上述研究都是通過計算可操縱應計利潤水平,從而分析新會計準則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并沒有針對新會計準則中的具體變化進行分析。

2.具體會計準則對盈余管理的影響

閆露(2009),采用分布檢驗法以在2007年發生了債務重組損益的312家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檢驗,結論表明:2007年發生債務重組收益的上市公司利用新債務重組準則的實施進行了盈余管理;特征變量差異檢驗結果的結果來看,發生債務重組的上市公司,大多是扭虧公司和 ST公司,并在當年更換了會計師事務所;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了滿足證券監管以及避免違反債務契約,中國上市公司確實存在利用新重組準則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且總體上為了滿足證券監管而管理盈余的可能性較大。也就是說,從實證的角度也說明新債務重組準則加大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

顏夢宏、傅蘊英(2009),沿用Beidleman的觀點,先計算將平滑標的和有平滑潛力的變量去掉時間趨勢后的殘值,再檢驗其相關性。最后得出,盈利公司存在收益平滑和利潤最大化的盈余管理表現形式;盈利公司主要通過管理費用和營業外支出變量來實現收益平滑,通過投資收入和營業外收入來實現利潤最大化;中國盈利公司盈余管理的行業特征不是很明顯,沒有哪一行業所有變量的變動都是促進或阻礙凈利潤的波動的。從而說明新《資產減值》準則禁止長期資產在處置前將資產減值準備轉回,從而減少了通過管理費、投資收入用和營業外收支進行收益平滑和利潤最大化的可能性。但這種結論僅僅是在原有的實證結果基礎上推導而出,并沒有利用新準則實施后的相關結果進行說明。

四、結束語及研究展望

總的來說,從實證角度說明了,新會計準則的實施確實對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并縮小了盈余管理的空間。由于會計準則的實施年限比較短,以上的研究時限相對也較短。就具體會計準則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目前并沒有太多的研究。會計準則是由一系列具體會計準則構成,而具體會計準則的頒布實施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體影響仍是我們需要深化研究的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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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引言

市場上股票價格千變萬化，漲跌無常，究其原因，是因為股價受多種因素響。在這些因素中廣大投資者能夠直接或頻繁使用的是公司對外公布的會計信息，因此對會計信息的影響作用和影響程度進行分析和驗證對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會計提供的會計信息是股票市場信息的主要來源，是影響股票價格的直接因素，也是廣大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和來源。

二、文獻綜述

這一領域的研究始于Ball，Brown(1968)，Beaver(1968)他們用實證方法證明了會計盈余與股票價格存在相關聯系。Ohlson(1995)對計價模型觀的創立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將股票與賬面價值、異常盈余、其他非會計信息聯系起來，他所建立的評估模型可由當期的財務報表及其他信息來衡量企業的價值。Collins，Maydew and Weiss(1997)引用剩余收益模型作為他們理論的基礎，建立了會計盈余，凈資產賬面價值和股票價格之間的關系模型。Penman(2001)認為只有符合質量的會計信息才能夠預測企業未來的價值，在此后的許多學者致力于研究在復雜環境下會計信息的有用性。Cheng and Yang(2003)檢驗了在極端樣本下，會計信息和股價的之間的相關性。

在我國這方面的研究始于吳世農、黃志功(1997)以實證方法分析上市公司盈利信息報告與股價變動的關系，探討投資者行為，進而研究上海股市的效率問題。趙宇龍(1999)通過對深滬股市中上市公司會計盈余(及其披露)的市場反應的實證研究，分析了會計盈余信息在我國證券市場是否具有決策有用性。吳聯生(2000)認為會計信息是投資者所需要信息中具有專業特點、不易為廣大投資者所理解的一種信息。李壽喜(2004)在《會計報表信息與股價相關性之中美差異比較》這篇文章中考察我國股市自1993—2002年共10年的歷史中，會計信息在股息定價所起的作用，投資者如何利會計信息修正自己的預期，同時與美國成熟市場比較，分析我國股市在轉軌經濟時期所具有的特征。

三、模型的建立

(一)變量的選擇

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會計信息具體分為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反映上市公司償債能力的會計信息，反映上市公司營運能力的會計信息和反映上市公司發展能力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現金流量的五大類會計信息，同時通過對這些細分后的會計信息與股價反應的研究，會得出一些有用的會計信息指標，進而運用這些會計信息指標建立與股價的模型，為投資者在股票投資過程中充分利用會計信息進行股價的預測分析提供借鑒。

進行實證研究所選取的會計指標應盡可能全面地反映公司真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所以本文在以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選擇了反映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反映企業發展能力的：營業收入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反映企業運營能力的：總資產周轉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反映企業現金流量的：每股現金流。以往的文章在指標的選取上不是很全面，本文選取的指標較全面概括了企業披露的五類信息。

(二)樣本的選取和數據的來源

本文選擇研究的對象是年報披露的會計信息與股價反應，本文的數據選擇上證50中19支股票(剔出了50支股票中的金融類企業，因為金融類企業的財務指標與其他企業有差異，并且剔除了從2008年1月，2008年4月30日分配股利的公司，因為分配股利使得股價不具可比性所以最后只剩下19支股票)披露的2007年度財務報告的數據。選擇的股價為07年結束后至4月30日每股每日加權平均價格的均價(因為股價對財務信息的反應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因此本文選取了加權平均股價)，該價格用Y表示，為了能和財務指標建立聯系，需要對該價格取對數。設X0=每股收益，X1=凈資產收益率，X2=總資產報酬率，X3=營業收入增長率，X4=凈利潤增長率，X5=總資產增長率，X6=總資產周轉率，X7=流動比率，X8=資產負債率，X9=每股現金流。(數據來源和迅網)

(三)建立模型

用EVIEWS軟件，用最小二乘法進行模型的估計

(四)模型的檢驗

取顯著性水平為0.5，T檢驗X3，X7，X8，X9的T值不能通過，剔除這些變量，剔除變量后剔除后T檢驗全部通過

R－squared=0.744995 Adjusted R－squared=0.617493

模型的擬合優度不是特別理想，但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F檢驗通過，DW檢驗通過，懷特檢驗通過。

四、模型的經濟意義和結論

模型為Lny=0.3148X0+0.2793X1+0.3912X2+0.0711X4+0.0158X5+0.0044X6

從模型上看X0，X1，X2對Y的影響比較大，其中X0=每股收益，X1=凈資產收益率，X2=總資產報酬率，都是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指標，因此可以看出，一個企業的盈利能力是影響企業股價的主要因素。模型中的X4，X5對于Y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不如X0 ，X1，X2那樣明顯，X4=凈利潤增長率，X5=總資產增長率，都是反映企業發展能力的指標，因此可以看出，企業發展能力對公司股價也有一定的影響，最后的X6為總資產周轉率是反應企業經營效率的指標，對Y的影響作用很小。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指標和反映企業現金流量的指標從建立模型的過程中被剔除掉了，因為和Y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本文建立了年報披露的會計信息與股價反應的回歸模型，對模型的分析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和反映上市公司發展能力的會計信息是影響股價的基本會計信息，具有對股價較大的影響作用。反映企業的經營效率的指標也對股價有輕微的影響。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投資實踐中，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的這兩類會計信息是投資者基本考慮的信息，同時要增加對企業經營效率指標的關注程度”。

五、展望

(一)本文僅就年報披露中的會計信息與股價反應進行了研究，其研究范圍局限于年度報告，這使本文得出的研究結果僅適用于對年度報告披露的會計信息對股價的影響。

篇5

關鍵詞：會計職業判斷能力 主成份分析 盈余管理 行為主體

一、引言

會計盈余作為會計信息的重要部分，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決策的主要依據之一，而管理當局為謀取個人或局部利益采取的盈余管理行為，則侵害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對盈余管理進行研究，目的在于減少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2007年實施的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后，以原則為導向，留給企業較大的自由度和選擇空間，允許企業管理當局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賬務處理。一方面，企業管理當局與會計人員可以根據企業內外部的實際情況做出判斷，選擇合適的會計處理方法并作出恰當的會計估計，增加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另一方面，也給了企業管理當局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間，在制度安排與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容易誘發利潤操縱，反而會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基于新企業會計準則背景，本文以會計行為主體為視角，分析會計職業判斷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以檢驗會計職業判斷能力與盈余管理的關系以及會計職業判斷的核心影響因素。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楊家親、許燕（2003）較早對會計職業判斷與盈余管理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盈余管理只是利用了會計職業判斷的空間，并常以職業判斷為借口進行掩飾，以至于很多人將某些盈余管理行為誤以為是會計職業判斷。黃珍文（2007），王振濤（2008），劉國城、楊麗麗（2009）指出了新會計準則下會計職業判斷是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陸宇建、張繼袖（2010）發現盈余管理的制度性因素要比人的主觀道德因素重要。綜上，新會計準則背景下，會計職業判斷是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國內已得到認可。然而，從實證角度研究比較缺乏。影響會計職業判斷因素可分為主體、客體以及環境因素。已有文獻多從環境和客體進行分析，較少涉及其行為主體研究。鑒于高管是會計信息的主要責任者，會計人員基本信息缺失，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素質代表行為主體，提出假設：

H1：高管素質是進行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研究的核心因素

盈余管理的行為主體是管理當局，他們為了實現私人利益最大化，在法律法規和會計準則允許的基礎上，對企業的會計盈余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會計職業判斷的能力越高，說明行為主體越了解會計準則的要求，越容易對會計事項處理和財務會計報告編制應采取的原則、方法、程序等方面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斷和選擇。據此，本文提出假設：

H2：會計職業判斷能力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對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而言，公司的業績與自身的利益有著直接的關系。由于委托關系的存在，一般認為，在企業的經營業績下滑時，高管粉飾業績的動機越充分，陸正飛、魏濤（2006）和陳祥有（2010）分別針對上市公司的配股和IPO行為中盈余管理與業績的關系進行研究，并為盈余管理的機會主義觀提供了證據。為進一步檢驗會計職業判斷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假設如下：

H3：對管理當局來說，會計職業判斷能力與業績之間的交叉項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關系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2008年和2009年在我國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鑒于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70家，其中2008年34家；剔除了當年度首次公開上市的公司，共140個樣本。排除了當年被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以及傳播文化行業、制造業下的木材家具子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量都小于10，不適用盈余管理計量模型的分行業回歸），得到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的總樣本量為2752，其中2008年1331個，2009年1421個。此外，由于上市公司對是否披露高管人員的信息（如職稱、學歷等方面）擁有一定的自由度，只有部分公司對此進行了披露，按照上述標準進行剔除后，所得樣本共計362個（2008年166個，2009年196個）。本文的財務高管人員素質指的是上市公司中已披露的財務最高負責人的素質，其選取的順序為：財務總監、總會計師、財務負責人、財務部經理或財務部長。本文研究所采用的盈余管理計量指標的基本數據來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會計職業判斷能力指標的基本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中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對基本數據進行數據處理主要采用了Excel和SPSS17.0統計軟件。

（三）變量定義和模型建立 本文運用主成份分析法對會計職業判斷能力進行定量計量，指標見（表1）。同時，將計算出的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綜合指數CAPC作為解釋變量，并引入三個控制變量，見（表2）。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如下線性回歸模型來考察會計職業判斷能力與盈余管理的關系：DA＝β1* CAPC+ β2*LNSIZE+β3*LEV+β4 * AvgROE+β5*（CAPC*AvgROE）+ε…（Ⅰ）其中，DA是通過采用分行業估計的截面修正Jones模型計算得出的。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主成份分析從（表3）中可以看出，本次分析提取了6個主成份，即m=6，這6個主成份可以反映原來指標反映信息的77.813%。從（表4）中看到，第三個主成份F3主要反映了財務高管的教育背景和獨立董事占董事會人數的比例，證明假設H1成立。用主成份載荷矩陣（表4）中的數據除以主成份相對應的特征值開平方根便得到六個主成份中每個指標所對應的系數。

F1=0.227ZX1+0.246ZX2-0.04ZX3+0.375ZX4+0.365ZX5+0.18ZX6+

0.096ZX7+0.269ZX8+0.182ZX9+0.495ZX10+0.498ZX11-0.065ZX12；

F2=-0.07ZX1-0.071ZX2+0.116ZX3+0.548ZX4+0.537ZX5+0.015Z

X6+0.029ZX7+0.2ZX8-0.057ZX9-0.405ZX10-0.405ZX11+0.124ZX12；

F3=0.433ZX1+0.27ZX2+0.271ZX3-0.069ZX4+0.104ZX5+0.406ZX6

-0.494ZX7-0.303ZX8+0.356ZX9-0.119ZX10-0.1ZX11+0.001ZX12 ；

F4=0.242ZX1+0.251ZX2+0.443ZX3+0.019ZX4-0.26ZX5-0.648ZX6

+0.177ZX7+0.179ZX8+0.317ZX9-0.13ZX10-0.117ZX11-0.009ZX12；

F5=0.348ZX1+0.295ZX2-0.56ZX3-0.067ZX4-0.01ZX5+0.108ZX6+

0.535ZX7-0.145ZX8+0.157ZX9-0.168ZX10-0.176ZX11+0.268ZX12；

F6=0.079ZX10.191ZX2+0.174ZX3-0.035ZX4-0.052ZX5-0.05ZX6-

0.172ZX7+0.061ZX8-0.428ZX9+0.105ZX100.111ZX11+0.825ZX12。

在此基礎上， 以每個主成份所對應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份總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為權重計算主成份綜合得分模型：F＝

0.2439F1+0.2103F2+0.1581F3+0.1455F4+0.1323F5+0.1099F6 將公式上述結合計算可得以下模型：F=0.199020ZX1+ 0.184286ZX2 + 0.067002ZX3+ 0.185890ZX4+ 0.173549ZX5-0.013797ZX8 + 0.029053

ZX8 + 0.073370ZX8 + 0.108554ZX9 - 0.012837ZX10 -0.007609ZX11+0.135162ZX12

（二）回歸分析將主成份分析模型得出的綜合得分代入模型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從表中可以看出，解釋變量CAPC的回歸系數為正的0.028，與預期一致，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說明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綜合指數與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正相關，驗證了假設H2的成立。而交叉項CAPC*AvgROE的回歸系數為0.008，雖與前文分析結果一致，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假設H3不成立。將（表5）中相關變量的系數代入回歸模型Ⅰ，則可將會計職業判斷能力與盈余管理的關系表達為：DA=-0.024CAPC+

0.004LNSIZE-0.051LEV+0.052AvgROE+0.008（CAPC*AvgROE）+ε。

四、結論

本文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一個評價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的模型，對會計職業判斷與盈余管理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證明，會計職業判斷的綜合能力越強，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但這并不意味著提高會計職業判斷能力會造成盈余造假，盈余管理是一個中性詞，適度且適當的盈余管理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行為主體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的提高說明其對會計準則的理解更透徹，由此采用的盈余管理措施也有利于公司的發展。鑒于數據難以查找，本文并未將道德因素引入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的計量模型，因此，在不考慮悖德的情況下，提高會計職業判斷能力會增加進行善意盈余管理的程度。目前大多數上市公司對于財務高管人員以及會計人員信息的披露制度很不完善，建議有關部門引導上市公司披露財務相關人員的素質因素，為會計職業判斷能力的研究進展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楊家親、許燕：《會計職業判斷研究》，《會計研究》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