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案件案例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刑法案件案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作者：崔征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信息經濟學院教師

刑法案例教學法更多模式的探索

（一）師生互動模式師生互動模式，即師生共同參與案例討論。強調師生互動式的教學理念，是一種改變課堂教學中教師絕對權威的主導地位，創造出師生平等、合作、和諧的課堂氛圍，使師生在知識、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實現教學相長的一種新的教學理念，它的本質是平等與相互尊重。③既包括教師在日常教學過程中，為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某個刑法知識和理論，在講授理論之前先提出一個引例，將案例作為切入點，引導學生圍繞案例和案例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再由教師總結、講解相關知識和理論的模式，這是在刑法教學中經常運用的由教師主導的教學方法。還可以采用另一種學生主導式的刑法案例討論模式，即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課前自主搜集、整理、分析案例材料，上課時由主講學生介紹案情，從定罪、量刑、社會影響等角度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其他學生參與討論，之后由教師總結點評的教學方法。筆者在本學期刑法分論的教學過程中運用學生主導式的刑法案例討論的師生互動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學生積極參與，表現出極濃的學習興趣。過程中始終貫徹“三個互動”，即課前互動、課中互動和課后互動。課前互動是指在教師指導下由主講學生選擇有討論價值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本身及其涉及的法律規定和法律原理，師生都充分做好課前準備，并提前將案例通過QQ群發給學生，使學生充分了解案情，啟發學生思考。課中互動是指，在課前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由教師和學生、學生與學生，共同參與案例的分析和討論。筆者一般讓主講學生先用五到十分鐘時間先陳述案例、提出問題，再其他同學共同分析、討論案例所涉及的刑法問題，最后由筆者針對案例和學生的討論作總結發言，更進一步分析案例，補充漏點、糾正錯點。指導學生發言、辯論技巧。學生針對教師的總結，也可以提出質疑，大膽發言時行辯論，以求得真知灼見。課后互動是指如果學生對所討論案例仍有疑惑或有更深的思考，可以課后在學生之間繼續討論，或者請教教師。在互動教學模式中，教師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善加引導、控制好課堂討論節奏、避免學生討論偏離主題。二是要進行合理的成績評定，根據學生的具體表現給其打分，在平時成績上加分，以激勵學生學習熱情。（二）教師對抗模式教師對抗模式、又稱同臺競技法，是指在刑法案例教學過程中，由兩名以上教師針對同一刑法案例，從不同角度提出觀點，互相爭辯、學生也可以提出見解、參與案例討論的刑法案例教學模式。此教學模式借鑒了律師在法庭審判中針對同一案件，根據相關法律，分析案件、提出證據、互相辯論以證明各自主張成立的法庭辯論模式。這種新的課堂教學模式，把法律視為一種實踐理性，強調法律教育的實踐性、技能性、職業性的獨特理念，④具有如下特點：（1）形式上由兩名教師主導，多名學生參與。（2）內容上以案例為載體開展教學。（3）核心環節是教師之間針對同一案例進行辯論。（4）以培養學生法律思辨能力為宗旨。現以一堂刑法課為例，介紹筆者在實踐中的運用情況。教學內容：刑法案例分析教學老師:法學系崔征老師和呂天宇老師教學對象:法學09級本科生案例來源:杭州胡斌飆車案案情簡介：2009年5月7日晚，19歲的胡斌駕駛紅色三菱跑車在鬧市區超速行駛，將正在穿過斑馬線的25歲浙大畢業生譚卓撞死。首先由筆者簡要介紹案情并提出問題：胡斌交通肇事是否構成犯罪，若構成犯罪構成何罪？當時這個案例新近發生，社會影響很大，學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該案，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積極踴躍發言。幾乎全部學生都能準確認定胡斌構成犯罪，但對以何罪名定性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歧。兩名教師對此也存在分歧，分別主張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進行定罪，并各自進行分析和辯論，辯論的焦點是被告人胡斌的主觀心理態度是故意還是過失？筆者認為胡斌在鬧市區駕駛改裝的跑車超速行駛，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而放任可能致人死傷的危險，其行為方式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構成中要求的“危險方法”，應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呂老師則認為，胡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駕駛機動車輛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駛，造成一人死亡并負事故全部責任，主觀方面為過于自信的過失，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在社會危害程度及量刑方面兩名教師也存在認識上的分歧，筆者認為被告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大，危及公共安全；呂老師則堅持認為這只是一個普通交通肇事案件，只不過由于被告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如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過重。學生針對被告主觀方面和行為社會危害性以及量刑問題也各抒己見。最后筆者總結：通過這個案例幫助學生們掌握分析案例的基本方法，運用犯罪構成的工具，從定罪和量刑兩個角度展開，注重疑難、相近罪名之間的辨析，比如本胡斌案中對被告主觀方面的把握是準確認定犯罪性質的關鍵，故意和過失的不同心態在罪名上有很大和差異，量刑上也不同。這種自由開放的教學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通過兩名教師同臺競技，使學生對交通肇事案件應如何定罪量刑有了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認識，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受到學習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啟迪。教學形式新穎，課堂氣氛活躍，是學生獲得演講、辯論技能的絕好鍛煉機會和途徑。（三）模擬實訓模式模擬實訓模式，是指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扮演法官、檢察官、律師、案件的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等，以司法審判中的法庭審判為參照，模擬審判某一案件的活動。通過親身參與，將所學到的法學理論知識、司法基本技能等綜合運用于實踐；通過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擬案件的處理，解釋法律規定，掌握案情與法律之間的關系，了解熟悉法學理論活學活用，以達到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筆者每個學期中后期利用課后時間指導學生進行模擬法庭實訓，大致流程如下：1．前期準備（1）在教師指導下，學生利用網絡或其他途徑（如法院案卷），自主確定案件及參與所需總人數。（2）確定案例后根據具體案件性質進行參加人員的選拔。（3）準備開庭所需要的司法文書，證據材料和手銬等道具，介紹庭審程序，講解有關的法律基本知識，提供有關的資料和訓練辯論技巧。2．模擬法庭庭審（1）由主持人通過PPT和播放學生事先自拍的DV短片簡要介紹案情，以吸引學生學習興趣。（2）介紹參加人員。（3）按照我國現行法庭審理的正規模式進行模擬庭審。即庭前準備、宣布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合議庭合議、宣判，閉庭的法定程序。3．指導教師和聘請的法院法官、檢察官或職業律師現場點評指導模擬法庭實訓活動為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實踐空間，有利于培養法學專業學生實務操作能力、表達能力、應變能力和團結協作能力，提高專業素養和綜合素養。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模式活躍而有序，學生參與熱情高，教師從中也受益良多，也督促教師關注實踐，提高自身法律實務處理能力。

選編刑法教學案例應注意的問題

不同模式的刑法案例教學對案例的組織和運用方法不同，前文已論及，此不贅述，僅介紹如何選編案例，好的教學案例應當具備如下特點：（一）針對性刑法案例的選編應根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的需要，有的放矢。不同案例教學模式對案例的要求不同，如學生主導式的師生互動模式由于時間所限適宜選取小案例，教師對抗模式時間相對充裕可以選擇有一定爭議的中型案例，而模擬法庭由于按照真實庭審規則進行，適宜選取案件內容豐富的大案例。（二）典型性刑法案例的選編要注重案件事實與所蘊含法律知識、法律規則具有密切聯系。而且力求真實，真實的案例易激發學生深厚的學習興趣，如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殺人案等，學生感興趣，積極發言，課堂氣氛活躍。（三）啟發性刑法案例的選編必須使案例蘊含具有法律價值和疑難性的問題，啟發學生思考，誘導學生深入探究，鼓勵學生對現有法律知識進行質疑和辯駁。如廣州青年許霆案，許霆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萬元后潛逃，其行為性質的認定具有一定的疑難性，是民事的惡意占有、還是刑事上的盜竊罪或者盜竊金融機構罪？學生對這類具有啟發性的案例很感興趣。（四）新穎性刑法案例的選編必須在形式或內容上新穎，給學生以新鮮感，激發其學習興趣，盡可能地選取新類型案件或者疑難案。如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近年來網絡上出現的“”現象。如北京一家庭婦女以E話通方式在網絡上與多人進行“”的中國首例“”案，學生表現出極大的學習興趣。筆者對刑法案例教學法在教學實踐中的運用和探索，略抒己見，以期拋磚引玉。

篇2

論文關鍵詞　刑法案例教學　師生互動　教師對抗　模擬實訓

刑法案例教學法，是指在刑法教學過程中，教師以典型的刑事案例為載體，引導學生探尋其中蘊含的法律關系，在互動討論中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掌握相關刑法學理論的一種教學方法。

刑法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刑法案例教學法是一種啟發式、參與式和民主式教學，能夠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地位和學生的主體地位，被廣泛應用于刑法教學之中，有利于改善我國傳統法學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重知識傳授、輕技能培養；重理論講解、輕實踐培訓；重法條注釋、輕法律精神培育；重教師講授、輕學生能動性；重考試、輕能力；重考試分數、輕素質提高”的缺陷。

一、運用刑法案例教學法的實踐意義

（一）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國內各高校法學專業一般從大一學年就開設刑法學課程，對于剛接觸法學課程的學生而言，社會經驗不足，法律意識不強，面對抽象的法律規則往往不知從何入手。運用刑法案例分析法開展教學，促進教師與學生教與學的互動，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啟迪其創造性思維，幫助學生消化理解刑法知識和原理，活躍課堂氣氛。

（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通過讓學生搜集、分析、討論案例，在抽象的法學理論與具體案件事實之間建立聯系，有助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的查閱資料、知識運用、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和開拓創新等綜合能力。

（三）檢查教學效果、提高教師素質

教師可以通過學生參與案例分析與討論的情況，及時了解學生對刑法學相關知識的掌握和運用程度，準確作出教學效果評估，肯定成績、找出不足，進行反思，有針對性的更新教學理念、完善教學方法，以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為搞好刑法案例教學，教師必須加強理論學習、關注法律實踐，提高自身素質。

（四）提高學生就業率

法學畢業生就業時常面臨難就業或專業不對口的窘境，一個重要原因是處理法律實務的動手能力差，理論與實踐相脫節。運用刑法案例分析法開展教學，注重培養學生法律思辨能力，分析解決實際案件的能力和創新能力，有助于幫助學校提高學生就業率，提升社會聲譽。

二、刑法案例教學法更多模式的探索

（一）師生互動模式

師生互動模式，即師生共同參與案例討論。強調師生互動式的教學理念，是一種改變課堂教學中教師絕對權威的主導地位，創造出師生平等、合作、和諧的課堂氛圍，使師生在知識、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實現教學相長的一種新的教學理念，它的本質是平等與相互尊重。③既包括教師在日常教學過程中，為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某個刑法知識和理論，在講授理論之前先提出一個引例，將案例作為切入點，引導學生圍繞案例和案例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再由教師總結、講解相關知識和理論的模式，這是在刑法教學中經常運用的由教師主導的教學方法。還可以采用另一種學生主導式的刑法案例討論模式，即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課前自主搜集、整理、分析案例材料，上課時由主講學生介紹案情，從定罪、量刑、社會影響等角度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其他學生參與討論，之后由教師總結點評的教學方法。

筆者在本學期刑法分論的教學過程中運用學生主導式的刑法案例討論的師生互動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學生積極參與，表現出極濃的學習興趣。過程中始終貫徹“三個互動”，即課前互動、課中互動和課后互動。課前互動是指在教師指導下由主講學生選擇有討論價值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本身及其涉及的法律規定和法律原理，師生都充分做好課前準備，并提前將案例通過QQ群發給學生，使學生充分了解案情，啟發學生思考。課中互動是指，在課前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由教師和學生、學生與學生，共同參與案例的分析和討論。筆者一般讓主講學生先用五到十分鐘時間先陳述案例、提出問題，再其他同學共同分析、討論案例所涉及的刑法問題，最后由筆者針對案例和學生的討論作總結發言，更進一步分析案例，補充漏點、糾正錯點。指導學生發言、辯論技巧。學生針對教師的總結，也可以提出質疑，大膽發言時行辯論，以求得真知灼見。課后互動是指如果學生對所討論案例仍有疑惑或有更深的思考，可以課后在學生之間繼續討論，或者請教教師。

在互動教學模式中，教師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善加引導、控制好課堂討論節奏、避免學生討論偏離主題。二是要進行合理的成績評定，根據學生的具體表現給其打分，在平時成績上加分，以激勵學生學習熱情。

（二）教師對抗模式

教師對抗模式、又稱同臺競技法，是指在刑法案例教學過程中，由兩名以上教師針對同一刑法案例，從不同角度提出觀點，互相爭辯、學生也可以提出見解、參與案例討論的刑法案例教學模式。此教學模式借鑒了律師在法庭審判中針對同一案件，根據相關法律，分析案件、提出證據、互相辯論以證明各自主張成立的法庭辯論模式。這種新的課堂教學模式，把法律視為一種實踐理性，強調法律教育的實踐性、技能性、職業性的獨特理念，④具有如下特點：（1）形式上由兩名教師主導，多名學生參與。（2）內容上以案例為載體開展教學。（3）核心環節是教師之間針對同一案例進行辯論。（4）以培養學生法律思辨能力為宗旨。

現以一堂刑法課為例，介紹筆者在實踐中的運用情況。

教學內容：刑法案例分析

教學老師:法學系崔征老師和呂天宇老師

教學對象:法學09級本科生

案例來源:杭州胡斌飆車案

案情簡介：2009年5月7日晚，19歲的胡斌駕駛紅色三菱跑車在鬧市區超速行駛，將正在穿過斑馬線的25歲浙大畢業生譚卓撞死。

首先由筆者簡要介紹案情并提出問題：胡斌交通肇事是否構成犯罪，若構成犯罪構成何罪？當時這個案例新近發生，社會影響很大，學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該案，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積極踴躍發言。幾乎全部學生都能準確認定胡斌構成犯罪，但對以何罪名定性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歧。兩名教師對此也存在分歧，分別主張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進行定罪，并各自進行分析和辯論，辯論的焦點是被告人胡斌的主觀心理態度是故意還是過失？筆者認為胡斌在鬧市區駕駛改裝的跑車超速行駛，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而放任可能致人死傷的危險，其行為方式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構成中要求的“危險方法”，應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呂老師則認為，胡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駕駛機動車輛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駛，造成一人死亡并負事故全部責任，主觀方面為過于自信的過失，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在社會危害程度及量刑方面兩名教師也存在認識上的分歧，筆者認為被告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大，危及公共安全；呂老師則堅持認為這只是一個普通交通肇事案件，只不過由于被告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如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過重。學生針對被告主觀方面和行為社會危害性以及量刑問題也各抒己見。最后筆者總結：通過這個案例幫助學生們掌握分析案例的基本方法，運用犯罪構成的工具，從定罪和量刑兩個角度展開，注重疑難、相近罪名之間的辨析，比如本胡斌案中對被告主觀方面的把握是準確認定犯罪性質的關鍵，故意和過失的不同心態在罪名上有很大和差異，量刑上也不同。

這種自由開放的教學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通過兩名教師同臺競技，使學生對交通肇事案件應如何定罪量刑有了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認識，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受到學習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啟迪。教學形式新穎，課堂氣氛活躍，是學生獲得演講、辯論技能的絕好鍛煉機會和途徑。

（三）模擬實訓模式

模擬實訓模式，是指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扮演法官、檢察官、律師、案件的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等，以司法審判中的法庭審判為參照，模擬審判某一案件的活動。通過親身參與，將所學到的法學理論知識、司法基本技能等綜合運用于實踐；通過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擬案件的處理，解釋法律規定，掌握案情與法律之間的關系，了解熟悉法學理論活學活用，以達到理論和實踐相統一。

筆者每個學期中后期利用課后時間指導學生進行模擬法庭實訓，大致流程如下：

1．前期準備

（1）在教師指導下，學生利用網絡或其他途徑（如法院案卷），自主確定案件及參與所需總人數。（2）確定案例后根據具體案件性質進行參加人員的選拔。（3）準備開庭所需要的司法文書，證據材料和手銬等道具，介紹庭審程序，講解有關的法律基本知識，提供有關的資料和訓練辯論技巧。

2．模擬法庭庭審

（1）由主持人通過PPT和播放學生事先自拍的DV短片簡要介紹案情，以吸引學生學習興趣。（2）介紹參加人員。（3）按照我國現行法庭審理的正規模式進行模擬庭審。即庭前準備、宣布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合議庭合議、宣判，閉庭的法定程序。

3．指導教師和聘請的法院法官、檢察官或職業律師現場點評指導

模擬法庭實訓活動為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實踐空間，有利于培養法學專業學生實務操作能力、表達能力、應變能力和團結協作能力，提高專業素養和綜合素養。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模式活躍而有序，學生參與熱情高，教師從中也受益良多，也督促教師關注實踐，提高自身法律實務處理能力。

三、選編刑法教學案例應注意的問題

刑法案例教學法成敗的關鍵在于案例的選編和運用。不同模式的刑法案例教學對案例的組織和運用方法不同，前文已論及，此不贅述，僅介紹如何選編案例，好的教學案例應當具備如下特點：

（一）針對性

刑法案例的選編應根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的需要，有的放矢。不同案例教學模式對案例的要求不同，如學生主導式的師生互動模式由于時間所限適宜選取小案例，教師對抗模式時間相對充裕可以選擇有一定爭議的中型案例，而模擬法庭由于按照真實庭審規則進行，適宜選取案件內容豐富的大案例。

（二）典型性

刑法案例的選編要注重案件事實與所蘊含法律知識、法律規則具有密切聯系。而且力求真實，真實的案例易激發學生深厚的學習興趣，如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殺人案等，學生感興趣，積極發言，課堂氣氛活躍。

（三）啟發性

刑法案例的選編必須使案例蘊含具有法律價值和疑難性的問題，啟發學生思考，誘導學生深入探究，鼓勵學生對現有法律知識進行質疑和辯駁。如廣州青年許霆案，許霆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萬元后潛逃，其行為性質的認定具有一定的疑難性，是民事的惡意占有、還是刑事上的盜竊罪或者盜竊金融機構罪？學生對這類具有啟發性的案例很感興趣。

（四）新穎性

篇3

(一)刑事公訴案件

1、起訴書的格式數量應符合規定；

2、屬于本院管轄；

3、附有擬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目錄，

4、證據目錄上所載明的主要證據復印件齊全；

5、有隨案移送的贓款贓物的，贓款贓物要與清單相符；

6、有隨案移送的其他材料的，移送材料要與清單相符。

(二)刑事自訴案件

1、自訴狀格式數量符合規定；

2、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

3、屬于本院管轄；

4、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告訴；

篇4

截止201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公布六批指導性案例，其中包括5例行政案件。對于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行政案件，法院主要采用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這兩種法律解釋方法，遵循文義解釋———目的解釋的運用位階次序。具體到指導性案例6號“黃澤富、何伯瓊、何熠訴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該案的裁判爭點是沒收較大數額涉案財產的行政處罰是否屬于《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的當事人享有要求舉行聽證權利的行政處罰。該條在明確列舉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這三種行政處罰決定后出現了“等”字。文義解釋一方面可以當作第一個方向指標，另一方面可以劃定解釋的界限［4］。從本案的裁判理由可知，司法者正是在此意義上利用文義解釋方法，認為此處的“等”為不完全列舉的示例性規定，其所概括的情形還包括與明確列舉出的三種行政處罰程度相當或者具有相同屬性的其他行政處罰。繼而受案法院運用目的解釋方法將沒收較大數額財產的行政處罰納入聽證范圍，以證成裁判結果的正當性。《行政處罰法》所追尋的目的之一便是保護被處罰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行政處罰決定的合理合法，防止行政機關濫用處罰權。第42條通過設定聽證程序，賦予行政相對人陳述權和申辯權，貫徹上述目的。而本案被告在作出嚴重影響原告財產權益的行政處罰時，并未告知原告享有聽證權利的事實，剝奪了其本應享有的程序權利，使行政相對人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若不予以撤銷，必將影響行政法律目的的實現。又如指導性案例21號“內蒙古秋實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訴呼和浩特市人民防空辦公室人防行政征收案”，法院經由目的性解釋方法的應用，將違法建設行為排除在免除繳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設費相關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外。指導性案例22號“魏永高、陳守志訴來安縣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批復案”亦是如此。

二、我國行政司法審查中法律解釋方法缺陷探析

盡管法律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大都能為社會所接受，被奉為“精品案例”“模范案例”的指導性行政案例更是充分展現出司法者成功運用法律解釋方法的因素，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正視其解釋方法的所具有的缺陷，以求得更好的發展。

(一)忽視行政法解釋的價值取向

法律解釋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性，其并非一種簡單的形式邏輯的操作，解釋法律時必須進行價值判斷。而法律絕不僅是徒具語言形式的東西。它有所志，有所意味(2)。人們透過法律規范以追求某種目的，以貫徹某些價值。釋法又不同于造法，故法律解釋者要查明所欲解釋的法律包含的價值判斷，并服從這種判斷。在實務中主要表現為對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則的利用。毫無疑問，行政法解釋必須受制于行政法的內在價值，解釋方法的選擇與運用也必須基于對行政法解釋價值取向的考量。不同的法律解釋方法有不同的側重點。如歷史解釋主要著眼于立法原意，目的解釋則強調法律在適用當下的規范目的。根據前述的考察，目的解釋在我國行政司法審查中使用頻率最高，其他解釋方法甚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行政法解釋偏重于對法的妥當性的維護。而筆者認為，行政法最重要的內在價值為維護，保障行政法治。這就意味著，行政法解釋原則上應以法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價值取向，再兼顧法的妥當性，維護實質正義。雖然有些情況下，不同解釋方法的適用可以得到相同的裁判結果，也不影響裁判結果的妥當性。如指導性案例6號便如此。但從長遠來看，勢必阻礙我國體制的發展和法治原則的實現。

(二)解釋方法元規則缺位

解釋方法的元規則即解釋方法的位階。法律解釋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許多解釋方法，但解釋方法不具有保證法律規范準確適用的功能，經過解釋只能獲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確答案［5］。因此，我們需要解釋方法元規則，以確保解釋方法的適當性，以保證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從反面來看，解釋方法元規則的缺位，使得法律解釋學難以具有方法論的意義［6］。特別是在疑難案件中，判決結果常常充滿變數。在我國行政司法審查實踐中，釋法者嚴格遵循先文義解釋再論理解釋的方法位階。但論理解釋中并非只包括目的解釋這一種方法，隨著解釋發展的深入，各種論理解釋方法間的沖突也必將凸顯，它們間的位階如何，都需要我們做出解答。且與民法、刑法不同，行政法不存在統一的法典，規范數量龐大，效力層級復雜，不確定概念較為多見，更易因釋法者觀點的差異而引起解釋的對立。特別是在行政法制較不健全的當下，行政法解釋元規則的確立顯得格外重要。此外，解釋過程實質上也是釋法者主觀性展現并發揮作用的過程，元規則的確立能對釋法者產生一定的客觀約束，減少解釋引起的不確定性問題。

(三)解釋方法運用水平較低

指導性行政案例的解釋活動均都嚴格遵循文義解釋———目的解釋的位序，但二者之間的銜接，裁判理由并未作出詳細的說明。且運用二者進行解釋時的說理也不夠全面充分。如指導性案例21號、22號只對目的性解釋方法的運用加以簡單說明。又如指導性案例6號，法院適用文義解釋對“等”字作出限定后便徑直適用目的解釋。雖一切法律解釋活動，均必須從文義解釋入手，如法之文義明確，無復數解釋之可能性時，僅能為文義解釋，自不待言［7］。為此，首先必須說明“等”字存在復數解釋之可能，爾后才有進行目的解釋的空間。作為助詞的“等”字，既可以表示列舉未盡，也可以用于列舉煞尾，即作“等內等”或“等外等”的理解都符合文義。在此基礎上，再結合《行政處罰法》之目的加以說理:第一，“等外等”理解更符合《行政處罰法》所追求的整體目的，即第1條的相關規定;第二，“等外等”理解與《行政處罰法》第4條公正、公開原則相契合;第三，“等外等”理解滿足了正當程序的相關要求;第四，“等外等”理解并不會降低行政效率等等，至此形成的裁判理由才夠確當。

三、完善行政司法審查中法律解釋方法

(一)考量行政法特性，妥當選擇解釋方法

行政法解釋是廣義的法律解釋的組成部分，也分享著法律解釋理論長期積累起來的理論資源，但是行政法領域的特殊性質又決定了它不能完全地套用一般性的法律解釋理論來解決其自身的理論問題，而應該是將一般法律解釋理論放置于行政法領域中進行重新考量，并結合行政法的實際情況來確定自己的理論主張。在行政法解釋方法選擇這個問題上，也必須遵循同樣的法則來進行。法律解釋理論和實踐中公認的解釋方法眾多，典型的如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當然解釋、合憲解釋、比較解釋、社會學解釋、類推解釋、擴充解釋、限縮解釋等等。而這些在私法基礎上形成的法律解釋方法并非都適合行政法領域，特別是我國的行政法實踐。釋法者適用時應該充分考慮行政法特性，如類推解釋、當然解釋等解釋方法，是否符合行政法解釋的價值取向不無疑問之處，切忌盲目嫁接。此外，在多種解釋方法都能實現正義時，法院應該結合各解釋方法的自身功用，選擇與行政法解釋特性相契合的解釋方法，以維持行政法目的的一以貫之。而不是以釋法者對解釋方法運用的熟練程度及自身喜好為選擇依據。

(二)確立行政法解釋方法元規則

法律解釋是受規則、程序規制的藝術［1］。因此，行政法解釋方法之間不能雜亂無章，應當存在一定的位階。而解釋方法的位階并不是憑空設立的，其取決于行政法解釋的價值取向。體制和法治原則決定了我國行政法解釋必須以維護法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前提，再兼顧法的妥當性和實質正義性。故在行政法解釋活動中，重視法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的解釋方法應當占據優勢地位。筆者認為，行政法解釋方法應當遵循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合憲解釋的適用順序。行政法律規范記載于文本，固定于語言，欲正確解釋法律，須先理解其所用詞句的意義，脫離法條文義的解釋必將損害法的安定性。以法律體系及概念用語統一性為目標的體系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安定性對行政法律規范外在形式的要求，應該成為緊隨文義解釋的第二順位解釋方法。歷史解釋強調行政法解釋要忠實于立法原意及立法者立法時的意圖，使釋法者受制于立法者的價值判斷，以保證法的一以貫之。而目的解釋強調行政法律規范現時所具有的合理含義［8］，與歷史解釋不同，其側重于實現法的妥當性和實質正義性，故其應位于歷史解釋之后適用。合憲解釋為監督性的解釋方法，將其置于最后適用乃是基于它的功能的考慮。行政法解釋必須符合憲法，在應用其他解釋方法獲得結論后，都該利用合憲解釋加以檢驗。當然，行政法解釋方法的適用順序只是給釋法者提供一種可能的邏輯思維，并不意味著適用在先的解釋方法獲得的結論就要優先被采納。如歷史解釋和目的解釋得到不同的結論，甚至互相沖突，而依歷史解釋將導致裁判結果明顯不公平、不合理時，我們就應當采納目的解釋的結論。又如，維護法安定性的解釋方法獲得的結論存在多種可能時，則需要目的解釋進行補充、完善和校正。

(三)提高運用解釋方法時的說理論證能力

行政司法審查中，某種解釋方法的運用論證了哪些法律問題，發揮了怎樣的法律效用，為什么需要先適用此種解釋方法，為什么還需要運用其他解釋方法，又為什么采納該種解釋方法得出的裁判結論等等諸多問題，都需要在裁判文書中予以完整的呈現。解釋方法的說理論證越充分，隨意適用的可能性就越小，獲得正確解釋結論的可能性就越大，裁判活動也就越公開透明。此外，依據嚴密的邏輯和論證說理得出的解釋結論不僅能使原被告對法院的裁判結果予以信服，而且能使民眾對裁判及法律的內在公正價值得以理解。尤其對于指導性行政案例而言，解釋方法的說理論證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指導性案例乃是各級人民法院學習研究的重點對象，其具有的獨特的啟示、指引、示范和規范功能除了對類似案件的裁判結果起作用外，對裁判時運用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維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其次，指導性案例還是宣傳法治的實例，是樹立法治和司法權威的典型，是體現司法智慧與審判經驗的載體。那么，沒有說理論證的支撐，指導性行政案例該怎么發揮以上作用，又怎么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呢?

四、結語

篇5

計算機技術的出現使傳統的檔案管理工作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給檔案監督指導工作賦予了新的內容，對檔案監督指導部門和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不僅僅是社會各行各業的關注點，更是我們檔案界依法監督的重點，要將監督的重點逐步從現代化技術接觸較少，掌握不多的困境中走出，積極探索電子檔案管理的新思路。

一、創新檔案工作依法監督的方式與途徑

要提高檔案依法監督的時效性，加強對“十二五”時期各項建設中形成的大量檔案、資料的經常性監管，發揮事先預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監督的作用，構建全方位的立體檔案依法監督指導模式。通過監督指導發現問題、進行處理處罰和提出加強管理的建議是檔案依法監督指導工作的基本模式。實踐證明，這種依法監督模式同時也使監督指導的依據存在嚴重的滯后性，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依法監督指導應當在如何保證檔案及檔案工作不出現問題上發揮作用，而不能把查處的問題越大看作依法監督指導的成績越大。如何從制度上和機制上加強管理和監督，從而有效避免問題的發生，維護檔案的安全與完整，這才是應該著重考慮的問題。從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角度看，就是要建立適應各個門類檔案，特別是各種特殊載體檔案形成特點的事后歸檔監督與事前參入監控結合的依法監督指導模式。要建立重點檔案直接監管控制模型，有條件的要實施聯網

監控。

重點檔案直接監管的方式，是指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在重點檔案形成、積累、歸檔和管理等重點和關鍵環節上采用登記、驗收、檢查、組織、調節等各種有效形式實行及時、超前、跟蹤監管。這種方式相對于傳統的直接微觀的業務指導和政府職能轉變后的間接宏觀的執法監督，具有監管直接具體、時效性強、對象復雜、聚合效應明顯等特點。重點檔案直接監管體現了監管對象和監管方式的有機統一，體現了檔案工作基本要求和實現手段的統一，符合既要管住，又要管好的行政職能轉變精神。

近幾年各地圍繞重點檔案監管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國家檔案行政規章和一些地方檔案法規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山東省蓬萊市檔案局為強化檔案行政管理職能。從多方面對檔案直接監管進行了系統的嘗試。最近該局將“重點檔案直接監管”和“檔案行政執法”作為兩項主要行政職能，通過新聞媒體進行公開。結合現有的政策法規對“重大活動告知和檔案登記”、“建設項目、科研項目檔案驗收登記”、“黨政活動中某些重要檔案建檔的組織與管理”、“重大變動事項檔案處置”等作了嚴格規定，對重點檔案直接監管的內容、途徑及方法作了詳細的說明。該局堅持和完善了重點工程項目跟蹤服務人制度，依法參加重點工程項目驗收工作，保證重點工程竣工項目檔案的齊全完整。加強了與國資部門的聯系，做好改制、破產國有企業檔案清查工作，并及時監督有關部門做好移交國家綜合檔案館，確保國有檔案不流失、不毀損；支持、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開展檔案工作，探索建立有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檔案工作機制；督促開發區及鄉鎮工業園建立檔案行政機構和檔案室，并將開發區檔案工作納入目標管理考核范圍；進一步規范了保險檔案、環保檔案及已公開現行文件利用、政務信息資源管理、公共文獻基礎數據庫建設、檔案信息資源社會化服務工作。同時積極介入本地區、本部門電子文件的產生運行過程，加強對電子文件積累、鑒定、著錄、歸檔等環節的監督、指導，保證歸檔電子文件真實、完整、有效。積極探索電子檔案接收、保管、利用的技術方法，做好電子檔案的接收工作。

二、加大檔案工作依法監督的廣度與力度

《檔案法》明確規定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檔案工作，行使好檔案事業行政管理權是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因此，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除搞好本身依法監督的同時，應在加大依法監督的廣度與力度上做好文章。

（一）加大檔案法律法規宣傳力度

2013年，是《檔案法》頒布實施25周年，也是修改后的《檔案法》公布于15周年。要抓住有利時機早動手安排好宣傳活動，把宣傳貫徹《檔案法》作為夯實社會主義法制權威。搞好檔案系統“五五”普法宣傳教育活動，積極開展內容豐富、形式新穎，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普法宣傳、紀念活動，增強社會檔案法制觀念和意識。同時要加強對檔案工作人員的檔案法制宣傳，為全面推行依法監督提供思想保障。

（二）著手完善檔案工作規章制度

檔案工作要緊緊圍繞構建服務和諧社會這一主題，重點加強檔案法制建設已成為當務之急。方向正確、任務明確，還要有得力的措施保證。檔案工作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新事物和新問題，迫切需要加一規范。如：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檔案管理、電子政務環境下電子文件和電子檔案的管理、檔案中介機構的管理、已公開現行文件利用中心的建設等。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形勢及檔案事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們要圍繞當地工作實際開展一系列調研，同時著手修訂本地區一些檔案工作基礎性重要規章，盡快制定當地檔案事業發展急需的部分規章，不斷完善本地區的檔案法規、規章體系，保證檔案執法人員在監督中有規可循、有章可辦，保障檔案事業在法制軌道上健康

發展。

（三） 搞好各單位的檔案執法檢查

與職能部門相結合，深入推行檔案系統行政執法責任制，建立健全檔案執法檢查工作長效機制。受職權范圍的限制，檔案管理部門只靠自身的力量，對檔案違法案件和違法人員，無法進行有效的處罰，致使一些單位領導對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執法檢查不屑一顧，從而導致檔案行政執法形同虛設。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必須積極爭取當地黨委、政府的支持，與同級人大、政府、紀檢、監察、組織、人事等部門的相關機構通力協作，強化檔案執法檢查工作，將執法檢查與業務指導相結合，實現檔案執法檢查經常化、制度化，并且要有廣度與力度。從根本上解決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執法監督、教育培訓方面的缺位以及業務指導上的錯位現象，促進業務指導、培訓教育、監督檢查更加規范標準，提高服務水平，強化檔案業務基礎工作，更地為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檔案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