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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文化感知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09-22 18:08:53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旅游文化感知,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旅游文化;影響;三亞

        旅游的社會文化影響是旅游者與東道主日漸接觸產生的各種特定社會關系的結果。旅游活動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交融碰撞,必將對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方式、民風民俗和價值觀念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中尤以外地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居民產生的沖擊最大、影響最為深遠。旅游目的地居民對自身居住空間范圍內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客關系、人地關系及文化環境改變產生的主觀認知,就是旅游地居民旅游文化感知,旅游因其復雜本質,對目的地文化的影響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對于旅游目的地多數居民而言,旅游發展對于當地文化的積極效應有目共睹,基礎服務和公共服務的不斷完善,本土傳統文化的修復、關注和保護,生活方式和選擇的多元化。與此同時,負面效應也隨之而來,犯罪率的增加,賭博、的侵入,社會道德和自我認知的悄然變化……因旅游產生的正反兩面的復雜影響,既可以彰顯、鞏固原有的文化認同,也可能打破原有的認同心理,逐步模糊旅游地的標簽和特色。旅游地居民對文化的感知結果因旅游發展階段、居民個體差異而各不相同,不同的文化感知決定其對旅游發展的態度。三亞作為我國海島型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典型城市,憑借獨特的自然條件、優良的濱海旅游資源和悠久濃郁的民族風情已經發展成為我國的旅游重鎮,在海島型旅游城市,居民既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社會文化的主要載體,因此,考察三亞居民對旅游的文化感知,要以社區居民為核心,構建居民、旅游業和社會文化三者的關系。

        1調查分析

        本文以三亞實地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樣本分析,在三亞市主要社區和主要景區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79份,有效率93%,問卷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為問卷調查者的主要社會文化特征(表1所示),第二部分為三亞市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評估,以此作為一手資料分析本地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感知及影響因素。由表1可知,從年齡構成上看,問卷調查者遍布各個年齡階層,但以中青年階層為主,年齡主要集中在18~45歲,占整個調查問卷總人數的77.4%,這一群體屬于當前社會的主流人群,了解海南旅游發展情況并參與到海南旅游發展的過程中來,基本可以代表主流群體的看法和認知;從教育構成上看,初中高中文憑達到79.6%,占受訪人數的絕大部分,說明本地教育水平還處于相對落后的階段;從職業分布上,涵蓋社會上多數主流職業,其中尤以從事服務業人員和農牧民比例最高,這也體現出海南旅游大省和農業為主的特點;從收入情況看,2000~2999元群體占比最大,其次為3000~4999元和2000~2999元,這三部分收入構成占整個調查人數的92.8%,由此可見,三亞居民的收入整體仍處于偏低的狀態。本調查運用里克特量表的使用方法,將調查表的每一子項分成五級評分項,針對認同程度,在1~5分之間打分,1表示極不贊成,5表示非常贊同,最后將問卷結果匯總并計算每一項的最終平均分,即為均值。若等級評分值為1~2.4分表示反對,2.5~3.4分表示中立,3.5~5分則表示贊同。在積極影響感知的10項因子中,均值都在3.5分以上。其中在提高本地知名度、學習外來文化、保護文化傳統、促進觀念進步和提升自豪感等方面的感知強烈,大多數居民予以肯定,均值在3.6分以上,這體現出旅游開發對于豐富居民社區文化內容并吸納外來文化方面的積極貢獻。負面感知的5項因子中,居民普遍持中立態度,旅游發展帶來的信任度降低以及引發不良社會現象兩個子項里,均值在3.2分以上;對于旅游導致的本土語言流失、傳統民俗受到沖擊、服飾的改變和信仰的淡化等方面,均值在2.9分以上,可見居民對此感知并不十分強烈,但對于這些消極影響,居民之間存在一定的感知差異,所以對于持負面感知的居民,也應予以足夠重視。在外來文化的強勢沖擊下,旅游地居民對外來文化會產生或多或少的認同心理。但總體而言,三亞居民對旅游的感知是積極正面的,且正面感知明顯強于負面感知。具體來說,居民對旅游正面社會文化影響感知強烈且較為認同,而對負面影響的感知明顯不一。究其原因,不同群體的感知結果受到旅游地經濟發展的階段、居民個體的文化背景等許多因素的影響,是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2情況分析

        分析居民對旅游文化影響的感知,其受各種影響因素的共同作用,Harrill把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因素劃分為個人特征因素、空間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具體到文化影響上,結合三亞實際情況,可以從旅游地發展階段、個人特征因素和居民與旅游相關度三個層面進行分析。首先,旅游地發展階段是影響旅游文化感知的要素之一,不同的旅游發展階段居民群體的感知迥然不同。根據巴特勒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將旅游地的發展演化分為起步、發展、穩固、停滯、衰落或復興六個階段。基于這一理論可知,三亞旅游起步較早,開發水平較高,對旅游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明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三亞本地經濟基礎薄弱的局面,旅游產業處于穩固期,經過旅游起步期和發展期的磨合和市場的逐步成熟,旅游的文化效應開始凸顯,大量游客的探訪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旅游者與旅游地居民的關系成為主要矛盾,主客文化關系處理得當旅游的正面文化效應明顯,如果游客和居民的矛盾激化則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問題。三亞在旅游發展進程中能夠兼顧景點建設和社會文化發展,較少出現激烈的文化沖突。其次,居民的個人特征對其旅游文化感知也起到重要作用。旅游文化感知的結果因受訪群體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等個體情況的差異而有所不同,18歲以下和19~25歲年齡層的人群正處于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期,對外來事物抱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易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對外來社會文化的傳入較為敏感;26~35歲、36~45歲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看待問題更趨于理性,看待文化的傳入和發展的角度相對客觀;50~60歲的居民對社會文化影響的感知最強。教育上,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對社會文化正面感知越強烈,從問卷樣本可知,海南的整體教育水平相對落后。收入水平的差別也影響旅游感知的結果,收入水平越高,對正面感知越強烈。最后,居民與旅游產業相關度也會影響旅游文化感知的結果。居民與旅游業的相關程度如參與程度、對旅游產業熟知程度、與旅游者接觸頻率、與旅游地居住距離、依賴旅游程度等與居民的旅游影響感知及態度有很大相關性。章錦河認為直接從事旅游行業的居民對旅游的正面感知強于那些間接從事旅游業和從事其它行業的居民。同時,距離旅游中心越近的居民對旅游的支持態度越明顯,實質體現的是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對居民態度和決策的影響,距離旅游中心越近,從旅游行業中獲益越大,支持態度也更加明顯。無法與旅游產業直接接觸的居民群體難以獲得直接效益卻承擔同等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導致正面文化感知弱化。

        3結語

        旅游地居民是旅游地重要的建設者和旅游行為的參與者,其對文化的感知關乎旅游地整體發展的成敗,如何在強化本地傳統文化認同和吸納外來文化間找到平衡,是旅游經營者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三亞市作為我國海島旅游的熱門目的地之一,取得本地社區居民的包容態度和積極配合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本文問卷調查的結論,在今后的旅游發展中應更加注重居民的文化感知并分析影響因素,在實際旅游決策中尋求居民和游客協調發展的模式,將負面感知降到最低,促進地方文化的保護和平穩發展,使居民成為旅游發展的忠誠支持者和擁護者。

        參考文獻

        [1]戴凡,保繼剛.旅游社會影響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學英語態度為例[J].人文地理,1996,11(02).

        [2]GeoffreyWall,AlisterMathieson.旅游:變化、影響與機遇[M].肖貴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HarrillR.Residentsattitudestowardtourismdevelopment:aliteraturereviewwithimplicationsfortourismplanning[J].JournalofPlanningLiterature,2004,18(03).

        [4]章錦河.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縣西遞為例[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3(02).

        篇2

        關鍵詞:三亞;旅游;居民感知;分析

        一、導言

        “旅游的社會文化影響是旅游者與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活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特定社會關系的結果②。旅游行為的發生勢必導致來自不同地域、不同群體和不同背景的旅游者相互交流、影響,進而帶來文化的沖突和融合,文化沖突本身就意味著文化的融合,互不關聯的社會文化之間自然也就無所謂沖突和矛盾了。所以,這種地域差異和群體差異必將對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方式、民風民俗和價值觀念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目的地居民化感知主要體現在本土文化的保存現狀、基礎服務和公共服務的能力、生活方式的選擇、價值觀念的變化等幾大方面。對于旅游目的地大部分居民而言,旅游發展對于當地文化的積極效應顯而易見,基礎服務和公共服務的不斷完善,傳統文化受到更多的關注和保護,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和選擇的多元化等。與此同時,負面效應也隨之而來,原有的生活節奏被旅游者擾亂,犯罪、賭博和的侵入,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和自我認知的悄然變化等等。因旅游產生的正反兩面的復雜影響,既可以彰顯并鞏固原有的文化認同,也可能打破原有的認同心理,逐步模糊旅游地的標簽和特色。旅游地居民對文化的感知因旅游發展階段、居民個體差異而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文化感知決定其對旅游發展的態度。三亞作為我國旅游發展的前沿重鎮和海島型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典型城市,憑借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優良的濱海旅游資源和古老濃郁的黎苗風情一直在濱海旅游城市中占據重要席位。居民既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社會文化的主要載體。因此,考察三亞居民對旅游的社會文化感知,要以社區居民為核心,構建居民、旅游業和社會文化三者的關系。

        二、調查與分析

        作者分別于2016年6月11日、12日和7月9日在三亞進行實地問卷調查,這一時間段外地旅游者人數較少,可以有效減少調查問卷的誤差。在三亞市主要居民區(臨春社區、儋州社區、商品街社區、金雞嶺社區)和社區居民集中休閑區域(解放路步行街、三亞灣、海月廣場)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79份,有效率93%,問卷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為問卷調查者的主要社會文化特征(表1所示),第二部分為三亞市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評估,以此作為一手資料分析本地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感知及影響因素。由表1可知,從年齡構成上看,問卷調查者遍布各個年齡階層,但以中青年階層為主,年齡主要集中在18歲~45歲,占整個調查問卷總人數的77.4%,這一群體屬于當前社會的主流人群,了解海南旅游發展情況,也是海南經濟發展的積極參與者,基本可以代表主流群體的看法和認知。從教育構成上看,初中高中文憑達到79.6%,占受訪人數的絕大部分,相較于國內多數地區,本地教育水平比較落后。從職業分布上,涵蓋社會上多數主流職業,以從事服務業人口和農牧民比例最高,符合海南旅游大省和農業為主的特色。從收入情況看,2000元~2999元群體占比最大,其次為3000元~4999元和2000元以下,這三部分收入構成占整個調查人數的92.8%,由此可見,三亞居民的收入整體仍處于偏低的狀態。

        三、相互影響和作用

        居民對旅游文化影響的感知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Harrill認為,“把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影響因素劃分為個人特征因素、空間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③。”具體到文化影響上,結合三亞實際情況,可以從旅游地發展階段、個人特征因素和居民與旅游相關度三個層面進行分析。首先,旅游地發展階段是影響旅游文化感知的要素之一。三亞旅游發展處在鞏固期,旅游地知名度越來越大,游客數量居高不下,經過旅游起步期和發展期的磨合和市場的逐步成熟,旅游的文化效應開始凸顯,大量游客的探訪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旅游者與旅游地居民的關系成為主要矛盾,主客文化關系處理得當,則旅游的正面文化效應凸顯,如果主客矛盾激化則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問題。三亞在旅游發展進程中能夠兼顧景點建設和社會文化發展,文化沖突并不強烈。其次,居民的個人特征對其旅游文化感知也起到重要作用。旅游文化感知的結果因受訪群體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等個體情況的差異而有所不同,18歲以下和19歲~25歲年齡層的人群正處于世界觀和價值觀塑造期,對外來事物抱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對外來社會文化的傳入較為敏感,26歲~35歲、36歲~45歲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看待問題趨于理性,能以更加理性客觀的角度對待這一問題。教育上,教育水平與旅游感知是正相關的,從問卷樣本可知,海南的整體教育水平相對落后,也這是海南居民感知的一個負面影響因子。收入水平的差別也會影響旅游感知的結果,收入越高,正面感知越強烈。最后,居民與旅游產業相關度也是影響旅游文化感知的因素之一。章錦河認為直接從事旅游行業的居民對旅游的正面感知強于那些間接從事旅游業和從事其他行業的居民④。實質體現的是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對居民態度和決策的影響,距離旅游中心越近,從旅游行業中獲益越大,支持態度也更加明顯。無法與旅游產業直接接觸的居民群體難以獲得直接效益卻承擔同等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導致正面文化感知弱化⑤。就三亞而言,截至2015年底,三亞市的旅游企業已超過兩千家,旅游業從業人口總規模達10.5萬人,占三亞常住就業人口的21.5%⑥。由此可見,三亞居民的旅游參與度是非常高的,這也可以佐證上述結論,即與旅游產業相關度越高,旅游的正面感知就越強烈。

        四、結語

        篇3

        城市記憶的形成、發展和演化是一個被集體不斷創造、修正、重構或遺忘的過程。作為集體記憶的重要類型[2],城市記憶更強調在城市空間中產生的對歷史的記憶,是反映城市中的社會群體對城市各個時間斷面內所有有形物質環境和無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記憶。城市記憶是城市主體和城市客體在時空交匯中產生的相互作用過程[27]。在城市建筑和文化景觀的演化過程中,地方信息的傳遞、改變和遺失促使城市主體形成特定的地方感知,從而建構了具有特定場所精神的城市記憶。城市記憶還受到來自社會性要素的深刻影響,作為展現城市創造力和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城市記憶受到社會群體的理想、信仰、制度、倫理和價值觀等的深刻影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城市記憶反映的正是城市的集體記憶,二者具有重合性。事實上,在西方研究語境中,城市記憶與集體記憶、社會記憶等概念往往不存在較大意義的分歧,研究者多根據自己的習慣,選擇性地使用或混用[28]。在此,本文沿襲這一觀點,將城市記憶和集體記憶的概念視為內涵一致、相互可以替代的概念,將城市記憶界定為處于特定時空范圍內,對城市發展具有紀念性或重要意義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相關歷史文化信息的集體性記憶。從記憶綜合角度出發,深入挖掘城市記憶蘊含的多維要素和多重價值,對構建和諧發展的文化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2研究區概況

        南京夫子廟秦淮風光帶位于南京老城南,以夫子廟建筑為中心,以秦淮河為紐帶,東起東水關淮青橋秦淮水亭,越過文德橋,直到中華門城堡延伸至西水關①的內秦淮河地帶,集古跡、園林、畫舫、市街、樓閣和民俗民風于一體,還有聞名遐邇的金陵燈會、傳統民俗、秦淮風味小吃等,可謂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旅游局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進行了整飭和修復,逐步恢復了明清江南街市商肆風貌,秦淮河再度成為中國著名的游覽勝地。2010年,被正式確定為國家首個開放式5A級旅游景區。總體來看,該地見證了古城南京自六朝以來興衰變遷的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城市記憶功能,對其開展研究具有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研究設計

        3.1城市記憶要素分類

        基于城市記憶的研究視角,構建主客雙方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游后感知維度的概念模型,應建立在對該地存蓄的城市記憶要素系統分類和梳理的基礎上。為此,本文主要從物質和非物質形態兩個層面,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存蓄的城市記憶要素進行分類(表1)。

        3.2問卷設計與調查

        調查問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測量主客雙方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集體記憶的維度,在參考相關研究者量表設計的基礎上[29-32],結合上述城市記憶要素的分類,設計了22個測量題項作為主客雙方游后感知維度的觀測變量(表2)。其中,10個題項測量物質要素的游后感知維度(X),包括4個潛變量的測量,即休閑生活設施(X1)、歷史建筑景觀(X2)、遺存故居(X3)和傳統美食店鋪(X4);另外12個題項用于測量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維度(Y),包括4個潛變量的測量,即市井民俗活動(Y1)、地方傳統美食特色(Y2)、歷史文化氛圍(Y3)、街巷生活氛圍(Y4)。由此形成從1表示“完全不贊同”到5表示“完全贊同”的李克特(Likert)5點量表。第二部分為調查對象的人口統計特征,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月收入、文化程度、本地居民的居住年限和到訪頻次,外地游客的客源地和游覽次數等內容。問卷調查對象為已經游覽過夫子廟秦淮風光帶的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其中,對本地居民采用景區實地調研和滾雪球抽樣相結合的方式;對外地游客則采用景區實地調研和旅行團跟蹤調查相結合的方式。為確保調查問卷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事先進行了預調研,分別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發放預調查問卷各50份;之后,將受訪對象有疑惑或有歧義的題項進行了修改和刪減,同時還請旅游行業專家對預調查問卷提出優化建議,由此形成正式的調查問卷。2012年8~10月,調研小組成員分別到夫子廟核心景區、瞻園景區、白鷺洲景區、泊秦淮景區和明城墻景區展開調查。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發放調查問卷各800份,分別回收問卷731份和659份,剔除無效樣本,最終有效問卷分別為665份和553份,問卷有效率分別為91.0%和83.9%。此外,分別選取了36位本地居民和28位外地游客進行深度訪談,從性別、年齡、職業、月收入、本地居民居住年限、外地游客游覽次數等方面對訪談對象進行多向度選擇,以提高訪談對象的代表性和覆蓋面。

        3.3樣本概況

        樣本結構中,男女比例基本適宜;年齡層次中,18歲以下的本地居民(R=6.8%)和外地游客(T=6.0%)樣本量相對偏少;職業構成中,農民(R=3.2%,T=0.9%)、醫生(R=1.4%,T=1.6%)、律師(R=0.9%,T=1.1%)3類人群的樣本量相對較少,其他都基本適宜;文化程度中,本地居民以具備大學(R=37.7%)和碩士及以上(R=37.4%)學歷的居多,外地游客則以具備高中(含中專和技校)(T=29.8%)和大學(T=37.6%)學歷的居多;月收入構成中,以2000元及以下(R=43.8%,T=38.9%)的中低收入階層居多;此外,本地居民在居住年限和游覽頻次上,分別以“30年以上”(R=30.4%)和“一年來幾次”(R=35.5%)的最多;外地游客在游覽次數上,以第1次(T=41.8%)到訪的居多。客源地構成中,以江蘇省內(不含南京本地)的游客居多(T=34.2%),其次為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游客(T=29.3%),而來自浙江(T=11.9%)、上海(T=14.1%)和港澳臺(T=10.5%)等地區的樣本量相對較少。整體來看,研究樣本結構合理,適合用于分析研究。

        4結果分析

        4.1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EFA)

        首先,運用SPSS16.0軟件對測量量表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分析發現,主客雙方測量量表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數(Cronbach’sα)分別達到0.850和0.813,說明測量量表的信度較好。量表的結構效度可通過下面的因素分析得到檢驗。運用KMO抽樣適度測定值(Kaiser-Meyer-Olkinmeasureofsamplingadequacy)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Bartlett’stestofsphericity)進行因素分析的適用性檢驗。經檢驗,KMO統計量分別為0.826和0.796,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檢驗發現變量間均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相關,因而適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據因子載荷≥0.5的標準選取測量指標因子,發現“Y43街巷生活氛圍優良”在兩組群體中的檢驗結果均未能達到0.5的因子載荷標準,刪除該題后再次進行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經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后分別提取了兩組群體各8個公因子(表3)。累計方差貢獻率顯示8個公因子分別解釋了主客雙方83.527%和82.287%的信息,說明提取的8個公因子是合理的。由此可知,預設的物質要素和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維度潛變量即X1、X2、X3和X4和Y1、Y2、Y3、Y4均成立,主客雙方的游后感知存在維度結構特征,同時也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4.2假設關系模型構建

        就目前關于城市記憶和游后感知維度的關系而言,可供參考和借鑒的研究成果較少,僅有盧威科等(Lewicka,etal.)學者就城市記憶和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33]。為此,本研究在借鑒其研究經驗的同時,基于上述EFA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參考游后感知的相關研究內容[24,32,33],構建主客雙方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游后感知維度的假設關系模型。

        4.3測量模型檢驗(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CFA)

        運用AMOS18.0軟件,分別對主客雙方的樣本數據進行擬合檢驗。結果表明,潛變量X1、X2、X3、X4之間和潛變量Y1、Y2、Y3、Y4之間相互影響的假設關系不成立。從理論上講,物質或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的各個分維度之間,應是一種平行的關系,由此才能較準確反映單個維度的影響程度,并盡可能避免因不同維度間的相互影響而對游后感知不同維度產生交叉影響,這表明模型分析結果是合理的。主客雙方的測量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基本適配指標中,估計參數都未出現負的誤差方差,誤差變異均達到顯著水平(t>1.96),觀測變量的標準化負荷都介于0.5~0.95之間,基本達到模型擬合的標準,模型的基本適配度良好。潛變量的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分別大于0.7和0.5(表3),都符合檢驗標準,模型的內在質量較好。整體適配度檢驗結果表明,本地居民(R)和外地游客(T)的絕對適配度指數(如RMSEA、GFI、AGFI)、增值適配度指數(如NFI、NNFI、RFI、IFI、CFI)和簡約適配度指數(如PGFI、PNFI),除了AGFI略低于0.90的檢驗標準外,其他均達到了相應的標準,說明整體模型適配良好。此外,AIC值和CAIC值均小于獨立模型值和飽和模型值,說明整體模型擬合較好(表4)。

        4.4結構模型檢驗

        采用極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ML)分別對主客雙方的樣本數據進行結構模型檢驗,潛變量間的路徑系數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物質要素和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各個分維度的潛變量路徑系數均大于0.50的參數標準,其C.R.值和P值檢驗結果也呈顯著性,而XY(R=0.52,T=0.57)的二階潛變量路徑系數檢驗結果也呈顯著性,因而預先的假設關系H1、H2、H4、H5、H6、H7、H8和H9都成立。唯有X3對二階潛變量X的路徑系數(R=0.41,T=0.32)小于0.50,其P值檢驗結果也不顯著,因而H3不成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快速城市化發展中現代西洋元素和商業文化在沖擊旅游地傳承的本土地域文化同時,修復重建的歷史建筑景觀,也因城市記憶要素、原真性文化內涵及地方性特色等因素的缺失,無形中弱化了主客雙方的游后感知。

        4.5游后感知維度均值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主客雙方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游后感知維度的差異特征,運用均值計算和專家打分的方法,分別對物質和非物質要素4個分維度的各觀測變量都賦予一定權重,具體分別為X11(0.3)、X12(0.3)、X13(0.4),X21(0.5)、X22(0.5),X31(0.4)、X32(0.3)、X33(0.3),X41(0.5)、X42(0.5),Y11(0.3)、Y12(0.4)、Y13(0.3),Y21(0.4)、Y22(0.3)、Y23(0.3),Y31(0.4)、Y32(0.3)、Y33(0.3),Y41(0.5)、Y42(0.5)。然后,分別將各分維度所屬的測量變量權重與其對應均值的乘積加總,得到每個分維度均值(表3)。從中看出,主客雙方對物質要素游后感知基本一致,都表現為“休閑生活設施(X1,R=4.89/T=4.61)歷史建筑景觀(X2,R=4.74/T=4.18)傳統美食店鋪(X4,R=4.41/T=3.56)遺存故居(X3,R=4.17/T=3.24)”依次遞減的特征。但是,對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卻存有差異,即本地居民呈現“市井民俗活動(Y1,R=4.72)地方傳統美食特色(Y2,R=4.33)歷史文化氛圍(Y3,R=3.91)街巷生活氛圍(Y4,R=3.76)”逐次降低的特征,而外地游客則呈現“地方傳統美食特色(Y2,T=4.21)歷史文化氛圍(Y3,T=3.88)市井民俗活動(Y1,T=3.73)街巷生活氛圍(Y4,T=3.07)”依次減弱的特征。該結果為客觀審視主客雙方游后感知維度分異的影響因素提供依據。

        5游后感知維度分異的機理解析

        基于上述分析,深入探究主客雙方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維度分異一致性和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維度分異差異性的機理,發現以下主要影響因素:

        5.1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維度分異一致性分析

        5.1.1城市化發展中的現代元素有機融入伴隨城市化快速發展,主客雙方對傳統文化旅游地的需求呈現多樣化的發展態勢,本地居民希望增加更多便利的休閑、生活、交通等設施,外地游客除了具有求知和審美的欲望,還希望在旅游地體驗豐富多彩的休閑娛樂活動,包括夜間旅游、夜間休閑等活動。因此,兩類人群對“休閑娛樂設施豐富齊全”(X11,R=4.86/T=4.61)和“旅游交通便利”(X13,R=4.92/T=4.82)的感知評價都居于前列,而本地居民對“居民生活設施便利”(X12,R=4.88)的感知評價值也很高。因此,“休閑生活設施”(X1)就成為主客雙方對夫子廟秦淮風光帶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的焦點。5.1.2建筑景觀的價值彌足珍貴人的記憶在特定的場景或氛圍中能夠被再次喚醒。歷史上的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曾是一個廟市街景繁華的場所,而十里秦淮、城河相依的景觀格局也成為表征南京城市記憶的標志性景觀。本地居民尤其是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的周邊居民對該地的歷史景象記憶深刻,而外地游客通過各種現代信息傳遞媒介也對此有所認知。當他們到達該地并對其進行“在場”的即時體驗時,親眼看到保存完整的歷史建筑和文化景觀,就會喚起他們對歷史景象的回憶,并再次強化對建筑景觀存有的較好感知。因此,主客雙方對“歷史建筑風貌古樸”(X21,R=4.72/T=4.33)和“沿襲城河相依景觀格局”(X22,R=4.75/T=4.02)的游后感知評價都相對較好,而“歷史建筑景觀”(X2)也成為主客雙方游后感知較好的內容。5.1.3自我“造血”和外來“補給”功能的匱乏夫子廟秦淮風光帶的傳統美食店鋪,在經歷商業利益驅動下的文化資本和空間權利快速置換的同時,其自身的內外生存環境堪憂。一方面,因其相對落后的傳統手工藝、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模式,使其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中衍生的經濟價值驅動、旅游地原先存蓄的文化資本被更多的外來與商業資本置換,這些都使得傳統美食店鋪的經營狀況每況愈下,逐漸退出景區的核心范圍,取而代之的是用餐環境更加舒適、食品供應更加便利的西洋美食和現代連鎖餐飲企業。因此,主客雙方對“老字號美食店鋪多”(X41,R=4.36/T=3.73)和“傳統家庭式美食店鋪經營有特色”(X42,R=4.45/T=3.39)的游后感知和評價都較低,也使得對“傳統美食店鋪”(X4)的游后感知相對較弱。6.1.4單一靜態的陳列展示方式歷史上的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曾是古代科舉考試的最大考場,當時的號舍數量多達2萬余間,因此也成為全國各地文人雅士薈萃之所。如今,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都感到陳列展示的遺存故居與記憶中的名人故居形象存在較大落差,因而未能激起較大游興,這從主客雙方對“遺存遺跡豐富”(X31,R=4.23/T=3.38)、“名人故居保護較好”(X32,R=4.22/T=3.06)和“遺存故居的宣傳展示到位”(X33,R=4.05/T=3.22)的較低評價中可以看出。由此,“遺存故居”(X3)也淪落為主客雙方游后感知中的最低維度。

        5.2非物質要素游后感知維度分異的差異性分析

        5.2.1非遺傳承載體和方式的弱化市井民俗活動本身隸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而當下景區非遺傳承載體的缺失,傳承方式的弱化,都無形中降低了人們對歷史上夫子廟秦淮風光帶呈現的市井民俗繁華景象的感知。從游后感知角度看,如今的夫子廟秦淮風光帶,除了本地居民大多每年春節期間到此觀賞的秦淮燈會風俗依然沿襲外,其他的民間曲藝家、民間藝術家大多搬離景區,而以前這里定期舉辦的民俗活動、民間絕技表演也逐漸淡出,加之相對滯后、單一被動的宣傳推廣方式,除了一些本地常住居民對其還存有較深記憶和較好感知,多數外地游客沒有機會體驗那些頗具金陵地方特色的市井民俗活動(除非在節慶假日到訪)。因此,造成主客雙方對“民俗活動豐富”(Y11,R=4.68/T=3.67)和“民間藝人表演精彩”(Y13,R=4.52/T=3.31)的感知評價差別較大,對“秦淮燈會熱鬧”(Y12,R=4.89/T=4.09)的感知差別稍小。整體來看,本地居民對“市井民俗活動”(Y1)的游后感知較好,外地游客則感知較差。5.2.2地方傳統美食頗具特色夫子廟秦淮風光帶保存至今的金陵風味小吃、秦淮八絕等地方傳統美食,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因此,多數本地居民和外來游客對“風味小吃純正”(Y21,R=4.41/T=4.31)、“金陵美食有特色”(Y22,R=4.39/T=4.02)和“秦淮小吃制作技藝高超”(Y23,R=4.17/T=4.26)的游后感知與評價都較好,也使得“地方傳統美食”(Y2)游后感知排序相對靠前。但是,在深度訪談中也了解到,部分本地居民,特別是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的本地居民對如今的秦淮小吃存有抱怨,認為其缺乏原汁原味,和兒時記憶中的味道比起來差了很多,而一些老字號店鋪也正在逐漸消失,這些都值得學界的反思和重視。5.2.3經濟利益驅動下的文化涵化進程加快基于快速城市化和經濟利益的驅動,夫子廟秦淮風光帶作為南京城市發展的中心區域和重要節點,其呈現的濃厚西洋與商業文化氛圍是中西文化涵化的結果。各種外來和商業文化,經由本土化的包裝和精心設計,較好滿足旅游者體驗休閑、娛樂和餐飲美食等多種需求,在強烈沖擊文化旅游地歷史文化氛圍的同時,也在強化本地居民和外來游客對其游后感知和印象。因此,主客雙方對“儒學文化鼎盛”(Y31,R=3.92/T=4.15)、“科舉文化興旺”(Y32,R=3.83/T=4.08)和“名人雅士氛圍濃”(Y33,R=3.99/T=3.32)的感知評價都較弱,從而使得“歷史文化氛圍”(Y3)的游后感知排序整體靠后。5.2.4街巷生活環境遭受“擠壓”和“形變”現代旅游者對傳統文化旅游地的需求不斷增加,由原先的單一觀光旅游需求發展為對休閑、娛樂、購物、文化體驗等多層面的需求,而當夫子廟秦淮風光帶的原空間形態、結構、布局與功能已經不能滿足現代游客的多種旅游需求時,就會采用借取空間的方式,此時,原街巷空間就會遭受“擠壓”和“形變”,將原先的“生長”空間被迫出讓。因此,老地名開始流失,傳統街巷空間的生活氣息開始減弱,從主客雙方對“街巷老地名豐富”(Y41,R=3.73/T=3.02)和“街巷生活氣息濃郁”(Y42,R=3.79/T=3.11)的最低評價值即可看出,這也使得“街巷生活氛圍”(Y4)的整體游后感知排序居于末端。

        6結論與討論

        篇4

        [關鍵詞]民俗文化旅游;地質旅游;資源整合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48-0105-02

        1 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重要意義

        1.1 民俗文化旅游發展面臨的窘境

        在國外,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民俗旅游已成為世界各國宣傳、發揚文化傳統的重要手段,民俗旅游與文化旅游融為一體。但在我國民俗旅游開發迅猛發展的背后,制約其發展的不利因素也同樣顯著,其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就在于缺乏規劃、全面開花的民俗文化旅游,多采取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掠奪式開發手段,以至于環境損耗和地方文化同化的惡果逐漸凸顯,旅游資源質量及吸引力漸趨下降。總體而言,民族地區特別是中西部民族地區的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非但未能給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反而使文化生態與自然生態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與世界“三N”(Nature、Nostalgia、Nirvana,自然、懷舊、天堂)的旅游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馳,由此看來,民俗文化旅游亟待新鮮元素的加入以謀求新的發展與進步。

        1.2 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與地質旅游資源整合的重要意義

        地質旅游是近年來新興的旅游方式,起源于地質旅行活動,現已發展成為以地質內容為主,涵蓋礦產、古生物、地震等多種類型的觀光性質的科學旅游。我國西南地區地質地貌形態多樣,地質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應用地質旅游方式可在旅游市場中形成嶄新的亮點,并由此牽頭整合區域內多種旅游資源,實現旅游資源的綜合性開發。具體來說,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的資源整合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

        (1)豐富旅游資源開發項目,走旅游資源綜合化開發道路。地質旅游以山水為特色,通過整合西南省份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可對“七彩云南”“多彩貴州”形成最生動的詮釋,最終形成區域特色旅游優勢,對旅游產業及相關產業發展構成助推作用。

        (2)地質旅游可實現區域旅游資源優勢的最大限度發揮,成為全國旅游市場競爭中的特色項目、優勢項目,樹立品牌效應,實現旅游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僅貴州目前就已有興義、綏陽雙河洞、關嶺化石群、織金洞等8處國家地質公園,以及“十二五”期間申報的貴州三疊紀世界地質公園,烏江―梵凈山世界地質公園,建設發展的喀斯特石漠化生態深度游、“水高原”生態旅游品牌,都可由此全面帶動貴州旅游發展,以世界級的旅游品牌號召力搶占這一獨特的資源品牌高地,由此促進貴州民族旅游的優化整合。

        (3)民族旅游與地質旅游的資源整合可彌補西南地區民俗文化旅游的諸多欠缺。如交通問題,地質景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完善,兩者的結合可使民俗旅游景點的硬件優勢得到補充。比如喀斯特景區萬峰林、頂效貴州龍博物館與布依村寨民俗游連成一體后,既節省了旅游時間、路程,又豐富了路線內容。

        (4)民俗旅游與地質旅游的整合可提升民俗文化旅游的檔次和內容。二者均明顯地表現出知識性、文化性的旅游特征,旅游資源的優勢整合可使民族文化在文化內容層面上提升至更高的科學性層次,在地質旅游的自然科學元素中深入人文感性色彩,更可以體現出西南少數民族文化與人文景致的原生態特色,如黃果樹瀑布節就將民族歌舞表演和唱山祭水大典糅合起來,形成了人文資源與山水形勝融合的特色旅游。

        2 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需注意到的問題

        在將已成熟發展的民俗文化旅游與新興旅游形式――地質旅游相融合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到地質科普旅游與旅游地質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莊壽強等研究者指出,“凡是有石頭的地方都可能開展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地質旅游”。而目前我國現有的地質公園建設的主流思路是旅游地質而非地質旅游,如 “寒武系―震旦系地層界線”、 “三葉蟲化石點”等類似景點在本質上仍歸屬于地質范疇。在將地質旅游景點溝通串聯起來時,應當拓寬地質旅游思路,組合為不同的地質旅游類型,如探奇型連貫式地質旅游、引喻型插入式地質旅游等。因此,啟動地質旅游產業的關鍵在于思想創新、理論創新。

        3 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對策建議

        地質旅游凸顯的不僅是科學性,更要求的是旅游性、文化性。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發展應當體現出以新帶舊、以新促舊的旅游資源發展思路,以地質文化為特色,整合民族旅游資源,樹立旅游品牌,進而全盤帶動地區旅游資源整合,走特色化發展道路。

        3.1 開展旅游理論與規劃研究,探討旅游資源整合的契合點

        地質旅游是一種新興的旅游方式,其開發建設仍處于零啟動狀態,無成熟模式或案例用于借鑒。開發地質旅游首要的問題在于發展資源開發、地質公園建設等基礎理論研究,對學科交叉部分如民族、地質等加以深入探討,現階段亟待處理的重點問題就是以地質旅游開發為契機,實現旅游資源的總體整合。其中,民族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方式,必須做到兼顧“主動”與“被動”,所謂“被動”整合,是指地質旅游規劃建設必須避免走重新建設、重復建設的老路,要善于組合、利用現有的旅游資源及基礎設施,包含民俗文化游已建、在建項目資源在內,一次性規劃到位,突出地質特色和地貌特點。“主動”整合所代指的則是地質旅游的發展應當主動整合民族旅游元素,豐富旅游線路資源,打造“七彩云南”“多彩貴州”旅游資源建設的新熱點。

        3.2 合理規劃地質公園建設,為民族旅游資源發展預留空間

        地質公園建設是保護不可再生的地質遺跡資源的重要途徑,對拓展旅游空間、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現地質資源可持續利用均具有重要意義。從西南地區地質公園建設來看,貴州省是我國國家級地質公園最多的省份,有興義、綏陽雙河溶洞、織金洞、六盤水、烏蒙山等多達8處的國家地質公園。在依照《中國國家地質公園建設技術要求和工作指南》(2002)開發建設的過程中,作為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融合的重要元素,地質公園建設必須充分地考慮到公園建設與民族旅游資源發掘的深度、寬度問題。一方面西南地區豐富多彩的民族資源可為地質旅游主要是地質公園增添文化元素,民族旅游也可搭乘地質公園世界級品牌建設的契機找尋到恰當的宣傳、推介平臺,這也是當前地質公園建設與地質旅游發展中值得嘗試的一條可行道路。另一方面,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質旅游的觀賞性和娛樂性相比較來說,是較為有限的,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即是情理之中的問題,前文提及的貴州省國家地質公園,其所在區域均分布有不同的少數民族,如興義的布依族,平塘的布依、毛南和苗族等;云南玉龍黎明―老君山國家地質公園周邊有納西族等。

        3.3 整合民俗文化與地質旅游資源,打造精品線游路

        精品旅游線路在區域旅游資源開發的“窗口”,對區域旅游資源開發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規劃精品線路必須符合4項基本特征:代表區域旅游特色,線路集中,時間緊湊,觀賞性、娛樂性強。毋庸置疑,單純的民俗文化游或地質旅游都無法適應精品旅游線路的建設要求,統籌開發、資源整合,才能使地質旅游與民族旅游形成產業龍頭的帶動作用。如云南麗江景區黃山――白沙鄉村民族文化旅游帶就將玉龍雪山、納西民俗文化、茶馬古道等品牌有機地糅合為一體;貴州的關嶺――興義的古生物化石考察路線,同時也可成為新的苗族、布依族文化旅游線路,經貴黃高速公路將關嶺三疊紀海生爬行動物化石群、興義貴州龍化石群、花江大峽谷、貞豐雙乳峰、黃果樹瀑布等典型地質景觀串聯起來,配合以沿線各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資源,如興義布依族的八音坐唱、砍嘎、趕鬼場等,對當前的旅游線路改造均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總的來說,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必須整合規劃才可能形成優勢品牌,精品建設才能促進區域旅游產業的整體發展。

        3.4 綜合開發,充分發掘旅游資源的附加值

        在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的結合中,地質旅游相對來說,投入少、起點高,開發難度大。在以地質旅游的品牌效應重新帶動民俗旅游發展的過程中,二者應當互為補益,走綜合開發道路。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旅游資源的配套開發建設,形成強勁的產業帶動力。譬如貴州地質旅游可適量開發觀賞石資源、古生物化石模型等,周邊的苗族蠟染、刺繡或其他民族手工藝品開發也有待于進一步形成規模。只有將旅游商品收入提升至旅游經濟總量的40%以上,這才是正常、可持續的旅游資源開發模式。

        4 結 論

        綜上,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與地質旅游資源的整合是當前深入挖掘旅游資源潛在效益的重要方法,是旅游二次創業的優選途徑。以新帶舊、以新促舊,對于各地民俗文化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而在具體實踐中,仍需進一步改進與完善相應的旅游資源整合方案,以期探索出更適應地區社會經濟及旅游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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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劉德謙.鄉村旅游、農業旅游與民俗旅游――關于鄉村旅游、農業旅游與民俗旅游的個人診釋[J].昆明大學學報(綜合版),2005(Z).

        [4]劉瑞,蘇維詞,滕建珍.貴州鄉村生態旅游發展構想[J].生態經濟,2005(6).

        [5]李家清.武漢旅游資源深度開發與整合的探討[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版),2001(35).

        篇5

        一、兩省五地市按照“團結協作、共謀發展、相互宣傳、互利互惠、互相支持、共同進步”的原則,結成旅游協作區域,共同對各地間旅游業的發展與合作進行探討和研究,拓展交流渠道,提供宣傳促銷和招徠機會,不斷擴大合作領域。

        二、定期在五地市間召開旅游協作會議,共同探討、商議合作事宜,共同推出旅游線路,共同創建“誠信旅游”、“無障礙旅游”,共同改善區域旅游大環境。建立重點旅游企業的誠信檔案,由當地旅游管理部門推薦信譽度好的旅行社,向社會公布、接受互相監督。積極嘗試推行旅游“套餐”最優惠價格,由五地市每家推出精品旅游景區(點)一至三個,形成“絲綢之路精品旅游文化長廊之旅”旅游產品,向市場推出。

        三、五地市要加強聯系,互通信息,及時掌握各地的旅游動態。可通過協商集中財力、物力、人力,采取有重點、有目的的統一聯合促銷活動。共同舉辦大型旅游節會活動,合作城市間要利用當地主要媒體(電臺、電視臺)為對方免費提供宣傳平臺。共同邀請旅行商和媒體考察團,提供便利、優質的接待服務。

        四、重視解決好交通問題,盡可能地開通或增開城市間的航線、航班、旅游專列。積極支持和大力協助各地旅游企業通過旅游包機和旅游專列等有效形式方便游客互流,擴大客源相互間的交流和效益。積極嘗試從嘉峪關、烏魯木齊東西兩頭組織游客進出,帶動區域內各地市旅游的發展。

        五、積極促進區域內各地旅游企業之間的友好合作,引導和鼓勵各地旅行社、賓館、飯店締結友好合作關系,開展業務合作,建立客源信息網絡,互相交流行業管理經驗。

        六、積極引導和鼓勵各地的投資者,采取各種融資渠道聯合開發區域旅游資源和旅游商品、紀念品。積極開展旅游管理和旅游從業人員的培訓交流工作,以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素質和管理水平。

        七、聯合建立公平、公正、規范、有序的旅游市場秩序,嚴厲打擊違規操作市場,取締部門掛靠承包,堅決制止“零負團費”、削價競爭,杜絕虛假廣告誘導游客的行為,保障旅游消費者權益。

        絲綢之路是中國西部的一條黃金旅游線路,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積淀。經過30多年持續不斷的推介和廣泛深入的宣傳,這條線路在國際旅游中具有極高的聲譽,每年吸引了大批的海內外游客來絲綢之路觀光旅游,尋古探幽,幾十年經久不衰。

        嘉峪關以西、烏魯木齊以東的絲綢之路“甘新”段,集中展現了古老的長城文化、深邃的石窟藝術、豐富的佛教文化、多彩的西域民族風情和壯美的自然風光,是絲綢之路上一條精品旅游文化長廊。這條旅游線路文化紐帶一脈相承,但各個景區又有著各自相對獨立的特點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旅游設施完善,交通便捷,從“大旅游”的概念來講,是一個彼此關聯的整體。因此,只有相互協作、共同聯手,才能營造一個大旅游的環境氛圍,也只有區域聯合,才能做大、做強絲綢之路旅游,才能達到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目的。

        甘肅省旅游局紀檢組組長劉亞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旅游局副局長王嶸山出席了此次年會。他們認為,甘肅與新疆地相連、路相通、景同源、文同脈、人更親,旅游資源優勢互補,雙方攜手可謂珠聯璧合。雙方表示,要高度認識打造絲綢之路中段精品旅游協作區域的重要性,增強協作互動的信心和自覺性,大力支持、全力配合兩省五地市打造絲綢之路中段精品旅游品牌戰略。同時,希望五地市統一思想,多做宣傳、多聯系、多溝通、多學習、多做實事。雙方旅游企業要精誠合作、互動共贏,在共同打造這條世界級精品線路中,取得共贏,實現區域旅游業的繁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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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嘉峪關

        嘉峪關雄踞于萬里長城西端終點,巍峨宏偉,險峻天成,氣勢磅礴,“連陲鎖鑰”,是古代萬里長城防線上的重要軍事要塞、河西第一隘口,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必經關隘。

        現在的“第一雄關”城樓,始建于明洪武年間,呈正方形,開東、西二門,城頭四角各有一座角樓,南、北城墻中段各有一座敵樓,壁壘森嚴,雄偉堅固。北連黑山懸壁長城,南接天下第一墩,兩翼城墻橫穿沙漠戈壁,與南、北兩邊山峰緊緊相連,如巨人伸臂屹立,威風凜凜,氣勢宏偉。由內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線成重疊并守之勢,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的軍事防御體系。

        登上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的嘉峪關城樓觀嘉峪關,它傲然屹立于大漠之上,縱看周圍數千里戈壁大漠,難比嘉峪關之雄,故嘉峪關亦有“天下第一雄關”之美譽。“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嘉峪關作為內地與西域、中原與大漠之間紛爭與融合的見證,悲壯而輝煌。

        走進莫高窟

        敦煌景點眾多,莫高窟、月牙泉等美譽天下。

        莫高窟是中國從十六國至元代開鑿的佛教石窟寺,位于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莫高窟開鑿在南北長1680米的三危山上,在高15~30米的崖面上,現存洞窟750多個,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3000多身,木構窟檐5座。莫高窟規模宏大,內容豐富,是中華文化藝術史上的瑰寶,也是古代東方文化藝術的燦爛明珠。l961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莫高窟的精華是彩塑和壁畫。彩塑共有3000余身,大的佛像高達30多米,小的彩塑僅有十幾厘米高。壁畫如果按自身高度連接起來,長達30公里,其內容包括佛本生故事、經變、尊像、供養人像和裝飾圖案等。其中,隋唐時期的作品數量占一半以上。

        敦煌地處氣候干燥的西北沙漠,曾經人跡罕至,所以彩塑、壁畫保存完好,使我們可以一睹在別處已很難見到的佛教藝術鼎盛時期的輝煌杰作,這正是敦煌莫高窟在藝術史上占有極其顯要地位的原因。

        品嘗哈密瓜

        新疆不僅以絲綢之路而聞名,而且以瓜果之鄉著稱,哈密瓜就是其中的一種。

        哈密瓜品種繁多,形態各異,有圓形、橢圓形、橄欖形、卵圓形、長棒形和短筒形等。瓜皮的顏色有白玉色、金黃色、青色,還有綠色和雜色等。瓜的風味也各有特色,有的脆,有的綿,有的,也有的酒香撲鼻,適合人們的不同口味。

        哈密瓜不但好吃,而且營養豐富,藥用價值高。食用哈密瓜對人體造血機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據《本草綱目》記載:甜瓜具有“止渴、除煩熱、利小便、通三焦團壅塞氣、治口鼻瘡”之功效。哈密瓜的外表皮可做飼料,供羊、驢食用。

        哈密瓜的瓜籽小而仁飽滿,可以生食,其味不亞于其他瓜籽,曬干炒熟,味道更佳。鮮瓜還可加工成哈密瓜干,形似蜜餞果脯。每年7月,哈密地區都要舉辦規模盛大的“哈密瓜節”,讓游客走進瓜園,體驗樂趣,品味瓜文化。

        感受吐魯番

        吐魯番古稱姑師,自明代起稱吐魯番,素有“火洲”之稱,歷史悠久,神奇美麗,自兩漢以來一直是我國西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

        除了飄香溢蜜的葡萄瓜果、奇特的地貌風光及民族風情,吐魯番還擁有眾多名勝古跡,僅國家和自治區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有14個。沐浴了2000多年風雨依然屹立的高昌、交河故城,歷經滄桑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藏有千年古尸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結構獨特的清代伊斯蘭建筑蘇公塔,《西游記》中那充滿神話傳奇色彩的火焰山,宏偉的人造地下河流坎兒井,葡萄園里葡萄姑娘動人的情歌,別具風味的巴扎風情,葡萄架下風情濃郁的維吾爾族歌舞,以及距今2400萬年前舉世無雙的巨犀化石,使吐魯番成為一塊古代文化歷史遺產薈萃的寶地和融“火洲”、“風洲”、“沙洲”、“綠洲”為一體的自然地理、歷史博物館。

        火焰山是全國最熱的地方,位于吐魯番市東北10公里處,東西走向,長98公里,寬9公里,主峰海拔831.7米,夏季最高氣溫達47.8℃,地表最高溫度高達70℃以上,沙窩里可以烤熟雞蛋。每當盛夏,山體在烈日照射下,熾熱氣流滾滾上升,赭紅色的山體看似烈火在燃燒。由于具有獨特的地貌,再加上《西游記》里有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撲滅火焰山烈火的故事,使得火焰山聞名天下。

        游逛大巴扎

        位于烏魯木齊二道橋的新疆國際大巴扎(集市)具有濃郁的伊斯蘭建筑風格,在涵蓋了建筑的功能性和時代感的基礎上,重現了古絲綢之路的商業繁華,集中體現了濃郁的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是新疆商業與旅游繁榮的象征,是烏魯木齊作為少數民族城市的景觀建筑,又是烏魯木齊市的一座標志性建筑。

        大巴扎占地面積近4萬平方米,總建筑面積10萬平方米。巴扎內設各式商鋪、美食和娛樂設施。80米高的新疆第一觀光塔已成為烏魯木齊的地標性建筑。位于國際大巴扎歡樂廣場的工藝品店,薈萃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紀念品,每一件都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國際大巴扎大型宴會廳是新疆目前最大的具備大型歌舞表演并同時可容納1000人用餐的大型歌舞宴會廳,成為以新疆民間歌舞表演為主導的觀賞性餐飲廣場。美食廣場總面積達3225平方米,匯聚了全國56個民族的經典美食,特色的新疆美食烤全羊、烤肉、拌面、抓飯、那仁、烤包子、骨頭湯等等,讓您飽嘗西域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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