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影像解讀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醫學影像解讀，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從倫琴1895年發現X線，給其夫人拍攝第一張手的X線片的誕生，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超聲成像與核素γ閃爍成像(γ-scintigraphy)的問世，以及CT、MRI等影像診斷技術和介入治療學的成長，越來越說明醫學影像設備學處于一個迅猛發展的歷史階段。回顧醫學影像學簡史，我們不難發現：其發展就是一部影像設備開發應用的歷史。為了更好地掌握設備的使用方法，得到更適于診斷的圖像，我深感學習醫學影像設備學這門課程的重要。

在幾年的教學中，針對我校影像技術專業的就業范圍和專業特點，我們總結出一個從事影像設備工作的人員應具備的條件有：

1.扎實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專業知識；

2.較強的計算機硬件、軟件、網絡技術能力；

3.熟練運用萬用表、示波器等測試工具；

4.掌握一定的維修方法和應急措施［1］。

針對以上特點，我們總結出醫學影像設備學的教學要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1.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激發學生獨立思考能力

《醫學影像設備學》主要內容是介紹醫學影像設備的基本組成和原理。如果學生沒有看過這些設備，直接就給學生灌輸各個知識點，學生只能機械地記憶，甚至滿頭霧水，結果是不理解，而且容易忘掉。針對這一要求，我們應用直觀性教學，講課時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但避免了在課堂上空講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端，而且使學生有效地獲得大量的感性認識，并通過觀察，把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培養了學生的觀察思維能力。例如：在講X線球管的結構及X線的產生原理時，把理論課搬到X線機房，請學生一邊看書，一邊對照X線球管進行研究，自學討論，最后只需教師稍加總結，學生就能準確地說出X線球管的組成部分及各部分應具有的功能，一堂課的目標就會通過學生自己的學習而達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使本來枯燥乏味的理論課變得有生動易懂，大大地激發了學生地學習熱情，使他們對醫學影像設備學這門課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注重各種設備的相關性，由淺入深進行講解

《醫學影像設備學》這門課程從最簡單的固定陽極X線球管到MRI、核醫學設備等，涵蓋了所有的影像設備，在實際教學中，注重各個設備之間的相關性，內容上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基本理論――設備構造――故障維修――知識擴展）；步驟上由表及里（外部構件――內部構件――典型內部構件的功能與電路分析）等，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2］。例如：在學習完所有利用X線進行成像的設備后，包括透視用X線機、攝影用X線機、CR、DR、CT等，歸納總結出它們在原理和設備結構上的異同，使學生對所學的知識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思路清晰，易懂易記。

3.制作多種教學媒體

我校把醫學影像設備學這門課程安排在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學生在學習之前只接觸過很少的影像設備相關知識，如果單一地使用傳統教學方法，理論的講解和實踐的觀摩都只能使學生們在理論上對實驗室現有的設備有所了解，對于書中的先進設備由于受條件所限，遠遠達不到我們教學目的的要求。因此在教學活動我們制作多種教學媒體，譬如幻燈片、教學電影、錄像、多媒體等進行各種設備的介紹，盡量使抽象的教學內容生動化，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很容易接受這些新知識。例如對心臟超聲這一章節教學時，我們將超聲心動圖、多普勒、M型表現等利用多媒體教學，應用動態畫面使學生了解了何為多普勒技術，彩色的真正含義是代表血流的方向，何謂返流、層流，湍流等，同時了解了彩超與黑白超聲的相同點與區別，教學效果很好［3］。再比如：在講解磁共振原理時，把進動和自旋采用動畫的形式把氫原子在外加射頻場下復雜抽象的運動形象地再現出來，省去了很多時間，同時收效甚好。另外，醫學影像設備更新換代比較快，利用多媒體教學可以不斷更新和豐富《醫學影像設備學》課程的教學資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一環。

4.改變考核方式

為了綜合評價學生的學習效果，筆者將考核形式由單一的筆試改為以筆試為主，操作與實驗報告相結合的考核方式。以往的以閉卷筆試為主的考試方式，一方面不能反映學生的真實能力范圍，另一方面只能促使學生死記硬背，導致高分低能的現象，這會極大地影響其以后的實際工作能力。因此，筆者在考核中加入了實踐操作，不但能準確地判定學生的知識自我擴展能力，同時也增強了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

5.與當地的其它醫院進行合作，充分利用本地區的影像設備資源

隨著《醫學影像設備學》的發展，影像設備一方面更新過快，另一方面十分昂貴，導致實驗設備無法跟上醫學影像設備的發展，學生能夠接觸到一些數字化醫學影像設備相關軟件的機會顯得微乎其微。一些新的醫學影像設備學生根本沒有機會使用、安裝、維修［4］。為了加深學生對所授內容的了解，提高教學質量，除了在課堂及實驗室教學外，我們盡可能地安排學生到附屬醫院及柳州市的其它各大醫院去見習，讓他們親眼見識各種檢查設備，觀看臨床醫務人員的工作過程，親身體會各種設備的工作原理和構成，為學生學好醫學影像設備學這門課程及確立今后的發展方向都奠定了基礎。

總之，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們要不斷改革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促進學習質量的提高，教會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尤其是適應他們自身特點的自學方法及自己獲取知識的能力，引導學生學會用已知的知識獲取未知的知識，用所學的知識創造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實際問題，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為我國培養更多高質量的醫學影像設備專業技術人才。

參考文獻：

［1］康少鋒，宮亞琳，昝平生.影像設備工程人員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J］.醫療設備信息，2006，21(10)：50-51.

［2］余曉鍔，盧廣文，張寧.大型醫學影像設備.系列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J］.中國醫學裝備，2005，2(8)：20.

篇2

[關鍵詞]　影像符號　意義生產　解讀

目前，符號學在傳播和信息傳遞的相關領域已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不再局限于對書面語和口語的分析。影像作為一種非語言符號系統，它同語言一樣，都是使用某一符號來代表其他事物的。本文嘗試從符號學的視角研究影像，思考理解影像意義生產的可行之路。

一、意義在影像文本中的生成

符號學在影像分析中的應用，首先在于對影像文本的分析，即運用符號學方法分析蘊含一定意義的影像內容。索緒爾認為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前者是符號的形式，表現為一種聲音、文字或圖像，后者是符號所代表的對象，指向被聯想到的事物。

與語言符號不同的是，影像符號具有與客觀相似的特質，它可以生動、直觀地模擬出表現對象，也容易引起讀者的聯想。比如鏡頭的運用，仰拍的角度除了表達畫面人物的這一形式之外，也表達該人物的高大、尊貴、受人敬重的含義；與此相反，俯拍的人物畫面，往往表現的是人物的弱小、卑微、被人輕視。在影像色彩方面，同樣隱藏著特定含義。如張藝謀的電影作品《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那用鋪展的皇宮大殿，濃烈的黃色充滿整個畫面，為皇家的華貴雍容與在這種華貴雍容下潛伏的殺機構成極大權力欲望含義的視覺語言。

在影像文本中，符號在產生意義的運作過程中，有兩個不同的表意層次，即外延與內涵。外延是指符號學的表面含義或外在含義，而內涵是指附加在傳播形式上的文化含義。影像并不能完全紀錄被攝對象，它呈現給讀者的往往只是事物的具象，而影像的深層含義得以隱藏。

以解海龍拍攝的希望工程系列照片中的“大眼睛”為例，我們可以對其表面含義作一些簡單的描述；照片里的人物是個小女孩，頭發有些凌亂；她手里握著一支鉛筆，正要往本子上寫字；她抬起頭，直瞪著鏡頭；她前面的同學，被攝影師運用拍攝技巧虛化了，我們可以猜測她所處的環境是教室。在這個外延層面，影像展示了最基本的畫面內容和傳達主題的氛圍，理解這個層面的意義不需要任何內在文化、藝術與社會的知識。但這顯然不是作者拍攝此照片的真正意圖。運用符號學分析影像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影像內容中被隱藏的內涵層面上的意義。“大眼睛”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動作和表情，如果結合其標題《我要上學》。并且了解了小女孩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和學習條件，我們就能對它有全新的、更深刻的理解，即它表達了部分貧困地區教育條件的落后以及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愿望。

符號學意義在內涵層面上的運作，其表達意義的重要方式是隱喻和轉喻。隱喻是通過類比指出兩件事物之間的關系，其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兩者之間存在相似之處。隱喻在電影中的范例有《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場景。在影片中，老唐就盛贊妻子的肚子“像天鵝絨”，而小隊長卻堅稱“根本不像”。隱喻在廣告影像中的運用較為常見。如通過西部牛仔躍馬縱橫的畫面，激情奔放成為了萬寶路香煙的隱喻，而吸這種香煙的人似乎也充滿了男子漢氣概。這種相似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任意性，隱喻的運用使它們之間建立某種聯系，如肚子和天鵝絨都很“光滑”，而奔放的男子漢自然喜愛“奔放”的香煙。

與“隱喻”相聯系的另一重要概念是“轉喻”，即以局部來指代整體或以整體來代表局部，如“大眼睛”表示“希望工程”。新聞影像也常利用轉喻手段截取一部分畫面來代替整個事件。如最近北京奧運火炬在境外傳遞過程中，西方媒體往往將鏡頭對準極少數破壞分子的“鬧場”上，而火炬所在城市民眾熱情洋溢以及海外華人和留學生揮舞紅旗的畫面卻鮮在新聞中出現。通過這種影像畫面的選擇和轉喻，西方媒體意圖以不和諧畫面替代整個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所傳達出來的和平、團結與友誼，塑造了所謂的“真實”。這種不公正的報道，無論是出于西方媒體的新聞價值取向，還是出于媒體所處社會的文化環境和意識形態，都注定是一種拙劣的表演。

隱喻和轉喻所蘊含的，是符號的內涵。換句話說，影像符號外延層面的意義是容易理解的，因為它單純地來自符號本身，我們可以用“所看即所得”的方式來解讀。而影像符號的內涵則主要通過隱喻和轉喻手法表現為符號的深層意義和潛在意義；揭示隱喻和轉喻，正是為了揭示影像的言外之意。

二、影像解讀；意義的發現與重構

解讀是發現和重構影像意義的過程，并且發生在讀者和影像文本的協調或互動之際。影像文本一旦完成，“意義”被注入影像話語中，占主導地位的便是賦予影像意義的語言和話語規則。按照羅蘭·巴爾特在《作者之死》中的說法，文本一旦離開作者，作者實際上已經死亡。蘇珊·桑塔格也認為：“攝影師的意圖并不能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將有自己的命運，這命運將由利用它的各種群體的千奇百怪的念頭和效忠思想來決定。”顯然，影像一旦完成，就開始了它在觀看者手中的“自己的全新的生活”，每個人都會賦予它獨到的意義解讀。

一方面，影像作為一種視覺符號，和語言符號相比，它因其具象性，更容易帶來詮釋的開放性。影像因其生動、直觀的畫面，似乎使得作為能指的畫面符號與作為所指的對象情景獲得了直觀上的相似。但是，影像符號因剝離了高度概括的語言文字代碼，無法像語言文字一樣，直接表示概念，其所指對象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穩定性，即對象在不同陳述背景下，有不同的意蘊。此時，影像變成一個更為開放的、多義的話語系統。

另一方面，影像符號的意義也來自于讀者的審美與闡釋。影像的讀者面對的不是社會的原始事件，而是經過傳播者加工過的“譯本”。由于影像讀者在年齡、文化程度、審美標準、意識形態、世界觀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對于同一組符號，也會產生不同的解讀，所以理論上，讀者所發現的意義并不能保證就是影像本身或者傳播者所注入的意義。

以約翰·伯格為例。約翰·伯格常會取出自己拍攝的照片，外出尋找愿意解釋它們的人。其中有一幅描述的是一個男孩躺在巨大的管道上，遠處有人沿著管道走來。而觀看者的理解則五花八門；

“商場園丁；這讓我想起我們今天多么依賴于石油輸出國家……

女學生；這個家伙躺在那兒取暖，有人正在走過來，以為他受傷了。

理發師；那是印度。那里的人很瘦弱、疲勞。……”

而事實上，“水管將清水輸送到城里，那個男孩在管道上睡著了，因為那些管道非常涼爽。”在這個例子中，影像的傳播者所注入的信息可能是單一的，但是，影像文本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卻具有很明顯的開放性和多義性。面對同樣一幅影像，當讀者以其經驗中的某些方面去理解文本中的符碼和符號時，都會把自己的某些既有理解投射到影像里面，從而使影像產生了新的意義，即讀者重新構建了影像意義。

至于讀者在多大程度上發現了傳播者注入影像文本的意義，以及讀者以何種態度理解和建構影像意義，可以運用“霍爾模式”來加以闡釋。根據讀者解碼立場與傳播者的編碼立場是否一致，霍爾將讀者的解讀方式分為支配一霸權立場(dominant-heqemonicposition)、協商代碼或協商立場(negotiatedcode or position)與對立碼(oppositionalcode)。在這三種立場中，實際上都假定讀者具備了發現傳播者“制碼”的能力，其區別在于讀者是否接受傳播者對闡釋影像意義的支配地位。相對于持支配一霸權立場的讀者，持協商立場和對抗立場的讀者更傾向于強調自身的特定情況，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背景來對影像文本加以解讀。尤其是對抗立場，完全顛覆了傳播者的意圖，對影像意義加以徹底重構。“霍爾模式”最大的意義是改變了傳播理論中觀眾被動的傳統模式。傳播者本人對信息的解釋，并不等同于讀者自己的解讀，即“意義”不全是傳播者“傳遞”的，而是讀者與傳播者共同“生產”的。

三、符號學方法在影像分析中的局限

符號學方法帶來的啟示在于，影像的傳播者要根據傳播意圖，考慮影像文本留給讀者解讀空間的大小。在紀實影像中，為了使傳播者賦予影像的“意義”有效進入流通領域，往往需要配以清晰的文字或聲音說明，以降低讀者的參與度，避免讀者曲解影像自身的意義。而在虛構的非紀實影像中，文本更為開放，讀者的參與度往往較高，因此，來自傳播者和讀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可能引起對影像符號的不同解讀，但這往往是得到允許甚至是鼓勵的。這就是為什么如《太陽照常升起》之類的影片盡管爭議不斷，但仍然不失為優秀作品的道理。

而對于讀者而言，運用符號學方法對影像進行分析，要研究影像文本中角色的行為與對話的內涵，并且將這些意義與社會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相聯系，揭示影像表面意義背后潛在的、本質的意義。

但從自我批評的態度看，這種分析方法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最遭人非議的弱點是，符號學關注影像文本中要素的關系、意義的產生以及認知模式，并不研究影像符號本身，忽略了影像的品質，非真正關心影像。

第二個缺點是符號學分析有時會從一種對影像的嚴格分析搖擺到更為詮釋的分析方式，這一方面是源于影像解讀的開放性和多義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影像的分析一定要借助分析者自己對周圍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理解。換句話說，如果一味沉溺于影像的解讀，而不對可能引發多種解讀的影像文本結構和參照物作精確的梳理，可能會導致高度猜想性的解讀。因此，它的研究成果不能受到科學的客觀檢驗，難以辯證真偽，這也是包括符號學在內的質化研究常受到量化方法批評的原因。

篇3

[關鍵詞]課堂教學；思想品德；講練結合

教育實踐表明：一堂好的課，就是教師在教學上的主導作用和學生在學習上主體作用的最佳結合。教師的主導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啟發鼓勵學生積極進行思維活動，引導他們挖掘知識的深度，拓寬知識的廣度，把知識轉化為學生的能力。我在多年的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的實踐中，運用“讀、講、議、練”相結合的方法，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和教育教學質量。

一、閱讀是獲得知識的基礎

讓學生按照教師擬定的預讀提綱讀書，是上好課的一個重要前提。閱讀以課前預習為主、課堂再讀為輔，注重把讀的權利交給學生，使學生以真正的學習主人的身份參與教學之中。開始閱讀，學生會普遍感到枯燥無味、困難較大。針對此狀，教師要積極引導，教會學生怎樣閱讀，如何抓中心、抓重點，讓學生逐步掌握閱讀的方法。例如，在學習《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這一課時，我在教學中擬定了預習提綱：第一，工人階級為什么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第二，農民階級為什么既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堅定擁護者？第三，知識分子是不是一個階級？為什么？第四，在我國現階段，為什么參加政權的不僅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還包括其他一切勞動者、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一切擁護社會統一的愛國者？通過按擬定的預習提綱閱讀教材，學生掌握了那些知識淺顯，帶有識記特征，闡述又比較清楚的基礎知識。對那些理解有一定困難的知識，要讓學生帶著問題聽講，教師在課堂上引導點撥，適當講解，然后讓學生重新帶著問題讀，去求索真諦。這樣做，會使學生逐步養成獨立分析問題、認真看書學習的能力。

二、講解是為學生解惑釋疑

教師根據教材內容、教學目標，在教學過程中突出重點、把握難點，抓住關鍵，解決熱點。以前，我總想講得多一些，可讓學生多知道一些，結果卻浪費了課堂上的寶貴時間。現在，我在教學中根據新課程標準的要求，教師只是向導，學生才是主體，教師的講解必須引發學生的積極思維，善于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因勢利導，而不能包辦代替。因而我在講授知識的過程中，注重對有分歧的問題和容易混淆的問題，作重點分析講解；對內容頭緒多的問題，采用層層講解的辦法幫助學生逐步把握；對較抽象的問題，采取形象方法講解，而對學生較容易理解的內容稍作點撥即可。例如，我在講“抓主要矛盾”時，列舉了《史記》中記載的“孫武斬吳王愛姬”的故事，啟發誘導學生；在講“規律可以認識和利用”時，我則列舉了“武則天曾下令一夜之間百花須同時開放”的典故，把抽象的理論寓生動形象的事例之中，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形象化。這樣做，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加深了對內容的理解，提高了思品課的實效。

三、議論是幫助學生探究問題

在多年的教育教學實踐中，我發現學生群體的學習心態特點是競爭意識強，好學、求新，思維活躍。怎樣指導學生議論探究問題呢？作為教師應因勢利導，鼓勵學生動腦思考，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追根問底。如在學習“看問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時，我針對學生普遍關心的黨內一些領導干部存在腐敗現象，聯系當前的反腐敗斗爭，設置疑問：為什么有些領導干部會栽倒在權位上？引導學生展開討論，然后得出正確結論。

四、練習是檢測學習的手段

篇4

[關鍵詞] 一對一數字化學習； 閱讀理解； 閱讀加工水平； 識別校對水平； 閱讀遷移水平

[中圖分類號] G434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賀平（1980—），女，河南濮陽人。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數字化學習、基礎教育信息化等研究。E-mail：。

隨著技術的發展，電腦的性能越來越強大、價格越來越低廉、體積越來越小、功耗越來越低，表現形態也越來越人性化。人人一臺筆記本電腦或是平板電腦，已經不是夢想，這在許多學校已經成為現實。所謂的“一對一數字化學習”，即“利用網絡技術將若干臺多媒體計算機及相關的設備互聯成小型的教學網絡環境，每位學生都有一臺計算機可隨時上網在線學習”。[1]這是一種新型的、高度綜合的學習方式，它尤其強調個性化與移動性，允許每位學生通過可交互的數字化學習設備開展自主學習和協作學習。隨著大量的智能化、便攜式數字設備進入校園，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課內開展一對一數字化閱讀，這種新型閱讀方式對學生閱讀理解水平是否存在影響？這成為眾多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所共同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

一、研究問題

為了深入考察一對一數字化學習對學生閱讀理解的影響效果，筆者長期進入中小學語文課堂開展考察與研究。H校于2009年9月開始參與信息技術與學科教學深度融合的探索性試驗，并首批開設10個“數字班”。所謂“數字班”，即人手一臺筆記本電腦，在課堂網絡環境下開展一對一的數字化學習。那些只有黑板粉筆或簡易信息技術條件的相對傳統情境下實施教學的班級被稱為“常規班”。這兩種形態的試驗班均接受相同理念與模式的語文教學，如：教學時間相同，教學理念、模式、內容與方法完全一致，師資水平大致相同；每節語文課都會有8-10分鐘時間閱讀與教學主題相關的文章，閱讀內容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數字班學生均人手一網的筆記本電腦，閱讀材料以超鏈接文本或網站的形式呈現，可隨時上網查找或瀏覽相關資源，并在網絡平臺中與教師、學生交流感受、表達想法；而常規班學生則直接閱讀紙質的線性文本材料。現如今，H校開展探索性試驗已長達三年半，數字班學生表現出“更喜歡閱讀”、“閱讀能力更高”、“當堂遷移寫話的表現更好”等特點。關于此，筆者之前以該校六年級學生為對象展開的研究結果顯示，數字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整體強于常規班學生，長期在一對一數字化環境下開展課內數字閱讀會對學生閱讀理解水平產生顯著影響。[2]首批參與試驗的班級中，既包括從三年級開始加入試驗的六年級學生，也包括從一年級就進入試驗的四年級學生，如今的四年級數字班學生開展常規化的課內數字閱讀也已長達三年半。與六年級學生相比，長期的一對一數字化學習對四年級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是否也存在顯著影響呢？

本研究將對H校四年級兩種形態的試驗班（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進行對比測試，嘗試用來自一線教學現場的數據解答以上問題。對此，本研究擬解決以下三個子問題：第一，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第二，不同性別的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第三，閱讀理解水平的各維度之間是否存在相關？在回答這三個子問題的基礎上，進而對四年級與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水平的相關結論展開綜合討論。

二、文獻綜述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計算機網絡技術日益成熟與普及，以屏幕閱讀為主的數字閱讀開始動搖傳統紙質閱讀的統治地位，許多國內外研究者先后展開多項關于電子顯示與印刷顯示、電腦屏幕閱讀與紙本閱讀之間的對比研究。這些關于兩種呈現方式下的閱讀理解水平的研究，大致存在著以下不同的研究結論。

第一種，大多數國內外學者認為運用電腦屏幕閱讀與紙質閱讀兩種媒介方式下的閱讀理解水平和效果不存在明顯差異。Muter等人以大學學生和職員為研究對象展開兩次驗證性實驗，以陰極射線管和紙張兩種方式呈現文本，比較電子顯示與印刷顯示的可讀性，兩次實驗研究均表明這兩種呈現載體下的閱讀理解水平不存在差異。[3][4]之后，國內也有學者展開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兩種呈現方式下的閱讀理解水平并未表現出明顯差異。[5]此外，Kristine對小學三年級學生運用iPad閱讀電子書的閱讀效果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運用iPad閱讀電子書和閱讀紙質課本的效果不存在明顯差異。[6]

第二種，個別研究者發現屏幕閱讀與紙質閱讀的效果存在差異。如：Matthew等人以小學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的一項研究中卻發現紙質閱讀方式下的閱讀理解率要明顯高于電腦屏幕閱讀方式；而在回憶信息方面，使用電腦屏幕閱讀的學生自由回憶記起的信息更多。[7]國內也有學者研究發現，文本的不同呈現方式對閱讀效果有影響，且達到顯著水平，具體表現為打印文本的閱讀效果優于Word文本的閱讀效果。[8]

已有研究（見表1）普遍認為數字屏幕閱讀與紙質閱讀的效果“不存在差異”或“紙質閱讀效果優于數字屏幕閱讀”，由于這些研究多以短暫、非連續性的實驗研究為主，比較缺乏自然、真實、長期的研究，并普遍對研究樣本和變量進行嚴格控制，研究結論并不具備代表性和大范圍的適用性。而筆者之前以H校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展開的跟蹤性研究，與以上兩種研究結論均不一致。在閱讀理解水平的整體表現上，數字班學生（長期在課內開展常規性屏幕閱讀）與常規班學生（長期在課內開展常規性紙質閱讀）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表現為數字班學生明顯優于常規班學生。這意味著，在自然、真實的學校情境中，研究對象使用電腦屏幕閱讀的時間、閱讀量大小、屏幕閱讀行為是否持久等都有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三、測試題的編制

（一）研究框架

閱讀是一種復雜的認知活動，是讀者主動構建自己對文本的“文本圖式”或“認知地圖”，并形成關于文本內容和文章結構的整體感知的過程。Kintsch等人認為，讀者閱讀時關于文本的表征可分為三種水平，即文章字詞本身的文本水平、由命題及其關系構成的文章語義結構水平（包括對句子的理解水平）、與其他先前知識整合而成的更深層理解的篇章表征水平。[9]國內對語文閱讀理解能力有多種不同劃分，如：有學者對文章閱讀活動過程進行重新分析，將語文閱讀過程分為文章微觀理解閱讀、文章宏觀理解閱讀、評價閱讀和發散閱讀等四個方面；[10][11] 也有學者從字詞的掌握、理解能力（包括理解語言的能力和理解結構的能力）、推論能力、評價能力等四個方面考察小學生的閱讀能力。[12]

本研究在借鑒已有閱讀理解框架的同時，結合閱讀心理學的一般理論和國內小學語文教學大綱的具體要求，從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等三個層面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加以考察，其中閱讀加工水平包括詞語理解、句子理解、篇章結構理解和篇章推斷判斷等四個維度。

（二）測試標準

采用自編《小學四年級閱讀理解測試題》，測試題共包括2篇不同體裁和不同難度的文章，每篇文章后面均設有三類答題項，即4個單選題、1個糾錯題、1個主觀題，其中糾錯題需要從指定的原文段落中找出錯別字并改正，限時20分鐘。測試題總計50分，分項評分標準分別為：每個單選題3分、糾錯題每找出一個錯別字并改寫正確記2分（每篇共設4個錯別字）、主觀題按照三個等級分別記分（1分、3分、5分）。以上這三類答題項分別對應考察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

四、實施過程

（一）研究對象

H校四年級共5個班，其中4個數字班，1個常規班，數字班與常規班整體規模并不均勻。本研究按照整群隨機抽樣的方式，以不打亂原有的教學班級單位和不影響既定的教學秩序為原則，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整體抽樣。由于常規班只有1個，直接進入測試；而從4個數字班中隨機選擇了3個進入測試，以盡量減少抽樣帶來的誤差。另外，四年級入學伊始，學校按照學業成績表現將4個數字班所有學生進行了重新分班，這也從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數字班學生樣本更加均勻和更具代表性。本研究共選擇122名學生作為測試對象，其中數字班學生93名，常規班學生29名，男生63名，女生59名。

（二）數據分析

數字班的一對一數字化閱讀與常規班的紙質閱讀，均為長期的常規化課內閱讀。為了有效檢測兩種班級形態的學生在某一時間點的閱讀理解水平，并保證數據的有效性與統一性，本研究采用傳統的紙質測試方式，要求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測試。測試于2012年11月底，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測試前由主試者念指導語，測試結束后當場收回測試題，并由5位語文教師按照評分標準流水批閱試卷，學生的各題分項得分與總分均使用Excel表格統計。所得數據采用SPSS19.0進行數據管理和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包括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簡單效應檢驗、偏相關分析等。

（三）信度分析

將測試獲得的所有數據進行Cronbach’s Alpha檢驗，整套測試題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715。兩篇文章的各個答題項信度系數分別為：詞語理解0.706、0.722；句子理解0.704、0.713；篇章結構理解0.704、0.712；篇章推斷判斷0.707、0.722；識別校對水平0.690、0.677；閱讀遷移水平0.687、0.694。吳明隆提出在信度系數的接受度上面，分層面最低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最好高于0.60，而整體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要在0.70以上。[13]因此，整套測試題的整體信度與各答題項的信度都達到可接受程度，信度良好，測試數據可靠、可信。

五、測試結果

（一）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比較

對所得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見表2）：在閱讀理解水平總分上，t=-1.81，p>0.05，不同

表2 不同組別（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

閱讀理解水平比較（M ± sd）

*p

組別（數字班與常規班）下的學生整體閱讀理解水平總分不具有顯著性的統計學意義。雖然數字班學生的平均分比常規班高3.97分，但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在閱讀理解水平的整體表現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比較。

在閱讀加工水平總分上，t=-2.99，p

第二，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比較。

在識別校對水平上，t=-0.08，p>0.05，數字班學生僅比常規班略高0.06分，但不具有顯著性的統計學意義。在閱讀遷移水平總分上，t=-1.81，p>0.05，數字班學生總分比常規班高0.43分，但不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這表明，長時間在一對一數字環境下進行電腦屏幕閱讀并不會對學生的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產生顯著影響。

（二）不同性別的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分析

對閱讀理解水平總分進行2（性別：男女）×2（組別：數字班、常規班）的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見表3）：從性別來看，F（1，118）=9.78，p

第一，不同性別的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比較。

表3 不同性別的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

閱讀理解水平比較（M ± sd）

對閱讀加工水平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性別主效應顯著，F（1，118）=6.34，p

依次對各個維度進行方差分析。①在詞語理解上，性別主效應、組別主效應以及性別與組別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②在句子理解上，性別主效應顯著，F（1，118）=5.27，p

第二，不同性別的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比較。

對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分別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識別校對水平上，性別主效應顯著，F（1，118）=4.57，p

（三）閱讀理解水平的三大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

為了考查學生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我們進一步對數據進行偏相關分析，即控制某一種水平之后尋找另外兩種水平之間的關系。對所有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進行偏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4）：閱讀加工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呈現顯著性正相關（r=0.303，p

表4 小學四年級學生閱讀理解水平的

三大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

六、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1. 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存在顯著差異

數字班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明顯優于常規班學生，而數字班學生與常規班學生的識別校對水平、閱讀遷移水平以及閱讀理解總分則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2. 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存在明顯差異

在數字班與常規班內，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都呈現顯著的性別差異。無論是在閱讀理解總分上，還是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和閱讀遷移水平這三大變相水平上，女生均明顯優于男生。另外，在對性別與組別（數字班與常規班）的交互作用進行詳細分析后發現，數字班男生的整體閱讀理解水平明顯優于常規班男生，而數字班女生與常規班女生的整體閱讀水平之間未呈現顯著差異。

3. 閱讀理解水平的三大變項之間存在相關

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交互效應，具體表現為：閱讀加工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都呈現正相關，而閱讀加工水平與識別校對水平的相關未達到顯著水平。

（二）綜合討論

筆者曾就H校六年級學生的同期閱讀測試數據進行研究分析，結果如下。第一，數字班學生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整體呈現顯著性差異，數字班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和閱讀遷移水平均明顯優于常規班學生。第二，無論數字班還是常規班，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都不存在明顯差異。第三，閱讀加工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都呈現正相關，而閱讀加工水平與識別校對水平的相關未達到顯著水平。[14]截至2012年年底，H校四年級和六年級的數字班學生（長期在課內開展常規性屏幕閱讀）與常規班學生（長期在課內開展常規性紙質閱讀），堅持開展課內閱讀均已達三年半之久。與六年級相比，本研究關于四年級學生閱讀水平的研究結果既有不同，也有相同（見表5）。

1. 關于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差異表現

在閱讀理解總分上，四年級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 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而六年級數字班學生明顯優于常規班學生，這說明一對一數字化課內閱讀對高年級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的影響更顯著。

首先，對于四年級和六年級而言，無論是數字班還是常規班，學生們每節語文課中都會有8～10分鐘時間閱讀與教學主題相關的文章，“每節課的識字量大大超出傳統教學”，[15]這種長期且連續的常規性課內閱讀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課內閱讀量已遠遠超過新課程標準所規定的“3～4年級學生課外閱讀總量不少于40萬字”和“5～6年級學生課外閱讀總量不少于100萬字”。[16]然而，常規班學生的課內閱讀材料僅限于紙質的印刷材料，而數字班學生除了閱讀與常規班學生閱讀內容相同的電子材料外，還可以通過網絡獲取更多的主題資源，并且可以當堂與教師和其他學生通過平臺交流與討論，數字班學生也因而比常規班學生的閱讀范圍更廣、視野也更開闊、思維更活躍。這也是在大致相同的課內閱讀內容的情況下，四年級和六年級數字班學生在閱讀加工水平上都明顯優于常規班的主要原因，也意味著一對一數字化閱讀對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其次，識別校對水平并非簡單的識字水平，而是學生對字形、字義和字音的綜合反映，主要通過在指定的原文段落中找到錯別字并正確修改進行考察，這就要求學生既能根據上下文判斷字義、字音找出錯別字，又要掌握字形并正確寫出該字。兒童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四年級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看小說或故事時大多只注意事件的進程和變化”，[17]關注焦點多停留于文章或書籍的故事情節或整體概況，對單個的漢字或詞語等細節方面的關注相對較少，而六年級學生則越來越多地關注字詞與語法結構、“事物的規律性知識”[18]等，數字班學生可通過網絡環境隨時解決各種識字和閱讀問題。因而，一對一數字化課內閱讀對高年級學生識別校對水平的影響更顯著。

第三，閱讀遷移水平指學生將已掌握的語文知識、語言文字遷移應用到其他實際情境中的能力；H校的試驗班學生在每節語文課都有8～10分鐘的時間當堂圍繞某一特定主題寫作表達，其中數字班學生在電腦上打寫，常規班學生采用傳統的手寫，長期的課內寫話訓練使得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的閱讀遷移水平都同時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升。而本研究中，在閱讀遷移水平方面，四年級數字班與常規班學生未呈現出顯著性差異，六年級數字班學生明顯優于常規班學生，這說明一對一數字化課內閱讀對高年級學生的閱讀遷移水平的影響更顯著。

2. 關于男女生之間的閱讀理解水平差異表現

關于“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是否存在差異”的問題，國內學者研究發現“小學生閱讀能力的男女生性別差異隨著年紀的升高有增大的趨勢，女生在閱讀能力上的優勢逐漸明顯”，[19]具體表現為三年級男女生差異不顯著，四、五年級差異顯著，六年級差異非常顯著；國外研究也指出小學生的閱讀能力存在男女性別差異，且女生明顯優于男生，“到青少年時期，這種差別傾向于消失”。[20]這里的“青少年”指年滿13周歲但不滿18周歲的社會群體，一般多為中學生。因此，從普遍意義上來說，小學低年段的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上不存在明顯的男女差異，到了中高年段后男女生差異逐漸顯著，且女生優于男生，但到青少年時期這種性別差異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消失。本研究中，四年級數字班與常規班內，女生閱讀水平都顯著高于男生，這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即中年段差異顯著；六年級數字班與常規班內，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都不存在顯著的男女差異，這與已有研究結論“小學高年段男女生差異非常顯著”并不一致。這說明，不管是數字班還是常規班，大量的常規性課內閱讀對高年段學生的影響比對中年段學生的影響更明顯。此外，四年級數字班男生的整體閱讀理解水平明顯優于常規班男生，六年級數字班男生的閱讀加工水平明顯優于常規班男生，即數字班男生在閱讀理解某些方面的表現更優于常規班男生。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長期的一對一數字化閱讀在提高男生閱讀能力、閱讀心智方面具有比較積極的促進作用。

3. 關于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的相關分析

四年級和六年級學生的閱讀加工水平、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的交互效應均表現一致。首先，本研究的識別校對水平主要通過在指定的原文段落中找到錯別字并正確修改進行考察，即便學生已經理解文章篇章或句子的大致意思，也未必能順利找出錯別字并予以改正。這意味著，閱讀加工水平的高低并不影響識別校對水平，識別校對水平的高低也不決定于閱讀加工水平，因此二者未呈現顯著相關。其次，中高年段的學生開始從“學習閱讀方法”到“通過閱讀學習”[22]轉化，對文章或書籍中結構與內容的整體理解不斷增強，并越來越關注人物的內心體驗和真實自我的表達，閱讀加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遷移應用與表達的效果，因而閱讀加工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呈現出顯著相關。第三，數字班的電腦打寫與常規班的傳統手寫，都是學生通過語言的自我建構與內化加工之后真正將語言遷移應用到實際情境的過程，這需要學生對漢字本身擁有足夠的識字量，不但要認識字詞、掌握字義字音，還要能夠靈活運用并且正確拼寫出來，因此識別校對水平與閱讀遷移水平之間呈現顯著相關。

綜合來看，關于四年級和六年級學生的研究結論，與前文關于屏幕與紙質兩種媒介下的閱讀效果已有兩種研究結論（不存在明顯差異、紙質閱讀明顯高于屏幕閱讀）均不完全一致。筆者所研究的數字班學生的電腦屏幕閱讀與常規班學生的紙質閱讀是基于長期且連續的常規課內閱讀而開展的，而已有研究中的紙質閱讀與屏幕閱讀大都是基于某一次的閱讀行為和效果而開展的研究，研究對象的選擇具有較明顯的隨機性和偶然性。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僅來自于一所學校，樣本量偏小，未來將擴大抽樣范圍到其他地區和學校，以獲得更大范圍的取樣和進一步的驗證與完善。此外，鑒于橫向研究設計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未來將對同一批研究對象開展后續的跟蹤性研究，以求更加清晰、完整地探求兒童數字閱讀的發展規律。

（指導教師：余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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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電話回訪 滿意度 調查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4-0346-01

無償獻血是獻血者為了拯救他人生命，志愿將自己的血液無私奉獻給社會的公益事業，這種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崇高行為是愛心奉獻的體現，尊重、關愛獻血者是每個血站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為了更好的為獻血者服務，了解獻血者的需求，同時發現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本站采用專人電話回訪的方式與獻血者進行交流，通過每月隨機抽取100名獻血者進行電話回訪，筆者從對無償獻血人群結構調查入手，在電話回訪中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為無償獻血長效機制的建設，探索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2012-2013年青島市中心血站黃島獻血服務部無償獻血者，每月隨機抽取100位，共2400位無償獻血者。

1.2 調查方法。對青島市中心血站黃島獻血服務部的全部獻血者隨機進行抽樣調查，每月調查人數均為100人，全年調查人數共1200人，調查方式為問卷電話訪問的方式。回訪內容包括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滿意度、工作人員專業素質滿意度、工作人員告知事項滿意度、紀念品滿意度、獻血環境滿意度5項；滿意程度分為非常滿意、滿意、比較滿意、不滿意、非常不滿意5個檔次。

2 結果

2012-2013年青島市中心血站黃島獻血服務部無償獻血者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2年中各項調查指標除對紀念品滿意度外其余滿意度均在90%以上，2013年度更是達95%以上；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專業素質及告知事項3個項目上，2013年度滿意度稍高于2012年度，在獻血環境項目上2年滿意度基本持平；在紀念品項目上2年滿意度水平相對較低，并且2013年度還稍有下降。

滿意率計算：每種調查方式的單項滿意率=單項滿意份數/單項調查回復總份數×100，綜合滿意率=（所有單項滿意份數/單項調查回復總份數）×5×100[3]。

3 討論

本文通過滿意度調查人群的結構分析結果顯示，作為建立無償獻血長效機制的突破口，深入了解獻血人群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識別和掌握不同人群結構特點，在電話回訪中有的放矢地進行特色服務，既知曉獻血者當前感受，又了解獻血者對未來的需求。

本獻血服務部在電話回訪中重點抓好以下環節：第一，制定電話回訪規范化程序，確保時間適宜、過程有效。針對公務事業人員和在校學生盡量選擇周末休息時間進行回訪。在征詢公務事業人員開放性意見和建議時，要理清本類人群影響獻血的主要障礙，包括時間、顧慮、健康和政策透明度等，真正了解他們的獻血取向和獻血期望。回訪過程控制在（2～3）min內，步驟和節奏要合理有序。第二，要重視高滿意度人群的回訪。這比招募新獻血者更重要，一方面，所謂高滿意度只是相對的，他們所表達的意見或建議是對不滿意因素的補充，在制定改進措施時應作為重要依據利用，另一方面，往往是那些高滿意度的獻血者才是固定獻血者隊伍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建議具有前瞻性，其意見具有普遍性。若對他們服務不周到或需求模糊造成人員流失，那將是重大損失。第三，科學合理分析低滿意度人群的不滿意因素。低滿意度人群盡管在調查中不滿意度比例很低，非常不滿意的更是少之又少，往往被忽略掉。若某些不滿意因素比例過高或者分散，說明我們需要改進的空間還很大，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印證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著某些薄弱環節，這正是工作改進的契機和著力點。第四，加大對特殊調查對象的回訪力度。對所有獻血不良反應者和血費返還者進行電話回訪。這兩部分人群是無償獻血過程兩端的“弱勢群體”，前者由于獻血前各種顧慮和擔心造成獻血時的壓力，出現獻血不良反應，因此，獻血后對他們提供生理上咨詢和心理上的疏導尤為重要，這種可能使“危險客戶”變成“永久客戶”；同樣后者在血費返還過程中有時也會遇上困難或障礙，通過及時的政策宣導和追蹤回訪，可使當事者或關聯者成為高價值客戶或潛在客戶。

通過以上所述，電話回訪對獻血者滿意度調查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獻血人群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其中公務事業人員和農民的獻血比例明顯增加；第二，單純從綜合滿意率很難反映出獻血者的真實需求，從表2中也不難看出，兩組同樣為較高水平的滿意率，但不同人群在同一滿意度檔次上表現是不一樣的，公務事業人員、在校學生和農民高滿意度比例明顯上升，農民低滿意度比例明顯下降；第三，不論是高滿意度人群還是低滿意度人群，在對服務態度上都有較大改觀，不滿意因素均趨于集中，涉及面逐漸減少，且更加理性。觀察組中高滿意度人群不滿意因素主要是獻血環境不佳和獻血告知不到位，說明這部分人群對獻血舒適度和知情權較為關注，相反低滿意度人群對技術水平較為看重，這也恰恰說明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是有差別的。

4 結束語

隨著社會進步，獻血者的期望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樣化，體制深層次的問題可能會得到進一步的顯現，電話回訪已是了解獻血者需求的重要方式，但筆者認為仍要通過不斷增設調查內容，擴大調查對象，使得電話回訪能更準確、全面、科學地總結獻血者反饋的信息，從而提高獻血服務質量，促進獻血工作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吳月琴，劉穎，王建利，等.某血站獻血者滿意度調查分析[J].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08，15（5）：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