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網絡暴力的法律法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關于網絡暴力的法律法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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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27-0002-01

0引言

在信息技術與媒體科技快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人們獲取信息及發表相關言論的媒介已經不再局限，新聞媒體在給予人們信息和言論自由的同時由于缺乏妥善的監管機制，從而造成了網絡謠言、輿論壓力以及網絡暴力等不良現象。就現階段而言，我國的新聞媒體監督機制仍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新聞媒體監督的缺位。基于此，文章將對我國新聞媒體監督的缺位表現進行分析，再著重探討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相應的完善策略。

1 新聞媒體監督的缺位表現

輿論監督一直是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重點，欠缺完善法律法規制度的保護、受眾素質水平差異較大等因素使得我國新聞媒體監督具有局限性、不客觀性等特點，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1 監督主體的局限性

監督主體的局限性是我國新聞媒體監督缺位最為主要的表現，主要是指輿論監督的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1]。新聞媒體監督的主體主要包括紙質、電視及網絡等三種監督主體，由于我國網絡的普及范圍及普及率不高，從而造成許多人仍然無法進行網絡監督，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國新聞媒體的監督主體在范圍上產生了局限性。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監督的主體也受到來自政府等監管部門的限制，如新聞內容的限制、網站防火墻的設置等等。

1.2 監督內容的局限性

新聞媒體監督內容的局限性是輿論缺位的第二大表現，主要體現在信息內容的失真方面。我國政府及有關部門對紙質新聞及電視新聞內容的真實性把關較為嚴格，對輿論的控制也較為重視，然而隨著網絡媒體的發展和興盛，對于某些網絡信息的監控和把關則有所欠缺，從而造成了網絡謠言肆虐、網絡商業廣告泛濫等不良現象。

1.3 監督方式的局限性

除了上述兩方面之外，新聞媒體監督的缺位還體現在其監督方式的局限性上，在網絡媒體的監管方面尤為突出。我國網絡媒體的監督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規的支撐，久而久之則導致網絡媒體監督的輿論道德性缺失，越來越多的網民將網絡當做情緒發泄的平臺，從而造成網絡暴力的出現，其中最常見的網絡暴力為“人肉搜索”。

2 新聞媒體監督的缺位原因分析

新聞媒體不僅是傳播信息的渠道，也是監督公共權力、反饋政策實施好壞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我國新聞媒體監督卻仍存在缺位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2.1 新聞媒體監督體系欠完善

目前，我國新聞媒體監督體系的發展仍不夠完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過分注重收視效果而忽略事件的跟蹤報道，二是在與其他媒體間的互動、與黨政職能機關之間的聯動方面有所欠缺[2]。

2.2 輿論監督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新聞媒體監督是對信息傳播和反饋的渠道進行監管的一種機制，這種監管機制只有擁有法律的支撐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然而，我國關于新聞媒體監督方面的法律法規仍不夠健全，只有部分法律法規中的相關條例對新聞媒體監督作出了相關規定，然而這些規定并不足以為輿論監督提供可靠的保障。例如，部分媒體工作者在如實報道某些新聞信息時受到阻礙和抵制，更有甚者會在報道傳播之后受到打擊報復，從而對其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了損失，這些不良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輿論監督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從而使某些不法人員鉆了空子造成的。

2.3 新聞媒體監督欠缺權威性

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發達的信息技術為新聞媒體的傳播提供了新的平臺，即網絡媒體平臺。然而網絡媒體在提供給人們快捷、廣泛的信息的同時，由于缺乏監管而導致網絡謠言及網絡暴力，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受眾對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抱有懷疑和漠視的態度，最終使得新聞媒體的監督缺乏權威性。另一方面，部分媒體工作者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而一些不實消息，長此以往，就使得新聞媒體監督在公眾心目中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下降。

3 新聞媒體監督缺位的完善策略

針對上文對新聞媒體監督缺位產生原因的分析，文章提出以下完善策略。

3.1 加強新聞媒體監管體制的建設

為了更好地實施新聞媒體監督，有關部門需要及時對新聞媒體的監管體系進行完善和創新。一方面，新聞媒體應將注意力從收視效果轉移到對新聞事件的跟蹤和報道上；另一方面，新聞媒體應不斷加強與其他媒體的合作和互動，并改變與黨政機關的依附關系，加強兩者之間的聯動。

3.2 完善相關法律機制

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對于新聞媒體監督的立法保障仍不完善，主要是因為我國缺乏專門的輿論監督法律法規。因此，為了保證媒體工作者在實施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免受打擊報復、官司纏身等迫害，國家立法部門應重視新聞媒體監督的作用，盡快建立和完善相關法例條文，以保障新聞媒體監督的順利開展。

3.3 提高媒體監管的權威性

一方面，從事新聞媒體工作的人員應提高自身價值觀及職業操守的建設，嚴格遵循職業操守，抵制外來的經濟、權利等誘惑，堅持實施開展公正的新聞媒體監督[3]。另一方面，新聞媒體還要加強對所信息真實性的監督，以提高媒體在大眾心中的公信力，從而加強新聞媒體監督的權威性。

4 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新聞媒體監督的缺位主要表現在輿論監督主體的局限、監督內容的局限以及監督方式的局限等三個方面，其主要原因有新聞媒體監督體系欠完善、輿論監督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以及新聞媒體監督的權威性不高等。因此，文章針對以上現狀及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加強新聞媒體監管體制的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機制以及提高媒體監管的權威性等措施，以保障我國輿論監督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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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的現狀

1.1法律法規不夠完善

關于網絡新聞的管理，一方面需要依靠人們的自覺，即社會道德來管理，另一方面需要依靠法律管理，這就要求有關部門要加強對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的法律完善，以更加科學和完善的法律法規來約束網絡行為，肅清網絡新聞環境。目前，我國在這方面還存在較多的不足：首先，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較少，大部分法律是針對網絡治理的，但是在網絡新聞公共管理方面的具體措施還不夠完善；②其次，缺乏科學的理論基礎作為支撐，導致我國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還存在較多不足之處；最后，網絡新聞的發展隨著科學技術的變化而變化，要加強對網絡新聞的公共管理立法部門就必須跟上時展的腳步，走在時展的前沿。但目前，我國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落后于時代的發展。

1.2管理力度有待提高

有關部門在對網絡新聞進行公共管理時，雖然制定了不少的管理制度和策略，但是管理力度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網絡新聞的公共管理有待完善。我國政府對于網絡新聞網站的管理主要集中在網站的數量和質量方面，政府規定，新聞網絡的數量必須要予以控制，但是事實上，我國網絡新聞網站的數量仍然在不斷增加，看不到公共管理和控制的實際效果。③此外，從網絡新聞的質量來看，由于網絡新聞的傳播速度較快，為了滿足人們的新聞需求，不少網站的新聞質量較差，稿件性質也開始朝著多樣化方向發展，不利于保證新聞行業的純粹性和專業性。第二，政府管理新聞網站的難度不斷加大。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新聞網站的數量不斷增加，網絡新聞不斷做大做強，導致政府的網絡新聞公共管理難度加大，不利于網絡新聞的健康發展。

1.3網絡新聞監管力度不足

需要加強政府對網絡新聞的監督和管理，尤其是對娛樂新聞的管理。目前，不少娛樂新聞為了吸引讀者眼球，故意制造大量的虛假新聞，不僅侵犯了個人隱私，而且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對社會文化環境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礙，而造成這種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對于網絡新聞的質量監督和管理力度不足，給部分網絡新聞提供了繼續發展擴大的契機。

2.網絡新聞中公共管理的創新對策

2.1實行網絡實名制

網絡技術的發展可以實現網絡新聞的可視化、時效化和持續化。此外，網絡世界中，所有網民均可以是網絡新聞的主體，網絡新聞在某種程度上為人們的新聞閱讀和信息提取提供了較大的便利，但是也容易造成虛假新聞和網絡暴力現象發生，給社會和個人造成消極影響，為了避免更多虛假新聞的產生，減少網絡新聞的消極影響，政府應該加強對網絡的管理，實現網絡實名制，讓網民對自己的新聞和言論負責，這樣就能從根本上杜絕虛假新聞的發生，營造健康、和諧的網絡環境。④事實上，我國有關政府機關在幾年前就試行了網絡實名制，但并沒有大范圍推廣，因此沒有取得較大的成功，隨著網絡新聞環境的逐漸惡化，因為不堪網絡暴力的壓迫而患上抑郁癥的人群不斷增加，實行網絡實名制成為改革的必須，政府應該加大網絡改革力度，切實提高網民的法律意識，讓網民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在實行網絡實名制的同時，政府還需要加強對網絡法律的宣傳，提高網民的法律意識，讓網民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使網民能夠知法、懂法、守法和用法。

2.2完善公共管理的法律法規

法律漏洞是人們敢于不斷挑戰法律的重要原因，就網絡新聞公共管理而言，人們之所以敢于利用網絡新聞制造虛假信息、散播謠言，與當前我國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相關法規不夠完善息息相關，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對法律法規的重視，通過不斷完善網絡新聞公共管理法律法規的形式來加強對網絡新聞的公共管理。

2.3建立健全網絡新聞管理體系

對網絡新聞的管理還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體系，從各方面加強對網絡新聞的綜合管理。第一，要利用社會力量對網絡新聞進行綜合管理。網絡新聞不僅要從法律和政府管理的角度出發，還需要利用社會各行業和各機構的力量，共同管理網絡新聞，用媒介行業的職業標準來約束網絡新聞。第二，利用輿論壓力監管網絡新聞。輿論的力量是強大的，我國有十億網民，利用網民的輿論壓力也能夠對網絡新聞造成一定的影響，使得網絡新聞朝著正面和積極向上的方向發展。⑥第三，通過技術和新聞評價機制的建立來加強對網絡新聞的監督和管理。首先，從技術上來說，新聞網站在運行過程中應該設立投訴箱，允許網民針對新聞中的不實信息進行舉報或者投訴，保證網絡新聞的質量，營造健康的網絡氛圍。此外，通過完善的網絡新聞評價機制，相關權威機構可以對網絡新聞進行綜合點評，根據權威機構的新聞點評，個人或者新聞機構需要對新聞中的不實消息進行道歉并接受一定的懲罰。

3.結語

綜上所述，網絡新聞公共管理的現狀主要表現為：法律法規仍然不夠完善，管理力度有待提高以及網絡新聞監管力度不足。加強網絡新聞中公共管理的創新，政府采取強硬措施實行網絡實名制，并完善公共管理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網絡新聞管理體系。

作者:楊建章 單位:上海泓博智源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注釋：

①季軒丞.網絡新聞中公共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創新[J].新聞傳播,2016,16:80-82.

②孫萬懷、盧恒飛.刑法應當理性應對網絡謠言——對網絡造謠司法解釋的實證評估[J].法學,2013,11:3-19.

③廖芳玲、顧金喜.網絡對政府管理的挑戰與應對之策[J].浙江學刊,2011,01:216-219.

④鄭恩、龔瑤.當代中國新聞生產場域中的專業主義及轉型走向[J].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06: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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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互聯網；傳播環境；社會失范；治理對策

互聯網在近幾年得到了迅猛發展，已成為人們傳播信息、學習、工作、生活的重要渠道。然而，網絡的發展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弊端。比如虛假信息在互聯網上肆意傳播，給公眾獲取有效信息造成誤導；網絡作為一個開放領域，許多個人信息極易在不經意間被曝光；網絡暴力事件更是令規范網絡傳播環境成為迫切需要。對此，筆者認為應該通過網站強化日常自我審查、法律法規界定維權范圍、個人增強保護意識入手，進一步規范網絡傳播環境。

一、虛假信息蔓延，亟待網站強化日常自我審查

互聯網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但目前我國的立法體系還不夠完善。所以，互聯網上雖充斥著許多虛假信息卻得不到有效清理，導致許多網民因為閱讀虛假信息而受騙上當的事層出不窮。比如“魏則西事件”就引發了網民對虛假信息的強烈譴責，將如何規范互聯網的討論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魏則西事件”發生于2016年。魏則西是陜西咸陽人，生前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讀大二。2014年，他查出自己患了滑膜肉瘤晚期。據魏則西生前描述，該疾病為“一種很恐怖的軟組織腫瘤，目前除了最新研發和正在做臨床實驗的技術，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魏則西的家人帶魏則西去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多個大城市的醫院，都被告知沒有醫治的辦法。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魏則西求助了百度，他在百度上搜索到武警北京二院，家人還專程到北京去走訪，發現很多人在該醫院就診。此時，求醫無門的魏則西便選擇相信了百度上推薦的武警北京二院。然而，在接受治療期間，武警北京二院的醫生從一開始對其保證可以活20年到隨后告訴其家人只是一個概率問題，最后魏則西通過“知乎”網上的朋友了解到，武警北京二院所標榜的“生物免疫療法”在國外因為有效率太低，20年前在臨床階段就被淘汰了，而魏則西也因此錯過了治療的時機，最后失去了生命。這一事件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強烈反響，網民紛紛指責百度在不核實信息的情況下就不負責任地虛假的廣告，從而使一個年輕的生命錯過了真正的治療手段與時間而殞命。“魏則西事件”折射出的是虛假信息在網絡上蔓延所帶來的惡果。當下，網絡搜索引擎已成為大眾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從學生獲取知識到普通民眾了解社會動態及生活資訊，互聯網已經完全構建了一種全新的信息獲得體系，從而形成了新的社會形態。然而在這個新型社會形態下，由于立法的相對滯后，互聯網上的虛假信息就會影響甚至破壞新型社會形態的穩定和有序發展。當然，互聯網的發展也拉近了網民之間的距離，使在現實社會中彼此互相不認識的人能在虛擬空間為“魏則西事件”發聲，使其成為一段時間內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并被列入2016年度互聯網重大事件之一。筆者認為，面對互聯網上不斷產生的虛假信息，各大網站應加強日常的自我審查。“魏則西事件”中，百度作為醫療廣告的平臺，在未對其廣告來源以及可信度做一個前期確認的情況下，就大幅度地進行廣告宣傳，導致魏則西在投醫無門的焦急狀態下希望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未能如愿。正是虛假廣告延誤了魏則西的治療時間。因此，各大網絡平臺應該加強對于廣告來源的審核力度，確立廣告的認證標準，不能為單純追求經濟利益而破壞互聯網秩序。

二、個人隱私暴露，需要法律法規界定維權范圍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于2017年1月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31億，全年共計新增網民4299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53.2%，較2015年底提升了2.9個百分比。［1］在新媒體逐漸成為話語表達有機構成的環境下，個人隱私問題也逐漸引起業界和學界的注意。互聯網暴露隱私、侵犯隱私權的案件已日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而互聯網暴露個人隱私所引發的事件也成為網絡社會失范的具體體現。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寶強在微博上爆料其妻子馬蓉出軌，就此網絡上掀起了一陣對馬蓉及其出軌對象宋喆的聲討。王寶強作為草根明星，在網民心中構建了極具親和力的形象特征。這次事件，網民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和同情王寶強，并對馬蓉以及其出軌對象宋喆的家庭關系、工作關系、受教育程度、社會關系等進行人肉搜索。部分傳統媒體也對王寶強離婚案件進行專題報道，一時在網上形成了輿論熱點。通常情況下，行為個體出于羞恥感或屈服于習慣，有時為了避免與社會普世規范相沖突，往往會將一些具有個人隱秘性、不易于公開的情況和狀態隱藏起來以保護自己。然而，在互聯網環境下，許多公眾人物的個人隱私權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網民出于獵奇心理、報復心理等復雜的心態，會將他人的個人信息公布在互聯網這樣一個公共領域，這是對他人隱私權的嚴重侵犯。許多關于互聯網上侵犯個人隱私權的案件由于網友站在了道德制高點上而不了了之。面對這樣的媒介環境，網民更應嚴格區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在網上端正自己的言行。“隱私的隱匿就在于使個人羞于見人的東西與不相干的人隔絕，使得自己起碼的尊嚴得以維系或保有內心的寧靜。有些個人信息與事項，如生育能力、收養關系、性生活、生理缺陷、心理疾病、大尺度私照、屈辱經歷、墮胎流產、未婚先育、婚外情等，與人格尊嚴直接相關，這一類信息原則上應該被界定為法定隱私內涵。”［2］對于國家而言，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以明確此類違法行為的規制范圍及應該采取的懲罰措施。同時，由于互聯網的匿名性以及廣泛參與性等特點，導致許多違法行為發生時因侵權人涉及范圍廣泛、難以取證和“法不責眾”等實際情況，而無法懲罰相關人員。對此，制定相關具體詳細的法律法規顯得尤為重要。

三、網絡暴力頻現，警示大家增強自我保護意識

網絡暴力是一種新的暴力形式。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在網上發表具有傷害性、侮辱性和煽動性的言論、圖片、視頻等行為，應該被視為網絡暴力。而這種暴力則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產生的新的社會失范現象，這種現象警示著公眾必須時刻增強自我保護意識。涂爾干認為，社會失范是指當社會變遷劇烈時舊的規范不適用了，新的規范又未建立起來，或者是某種規范功能發揮受到阻礙，或者是幾種規范體系相互沖突，從而使人們失去了行為的規范和準則，不知所措。［3］2016年9月16日18時21分，藝人喬任梁在上海意外身亡。就在喬任梁生命中最黑暗的2015年，他遭遇了兩次嚴重的網絡暴力事件。第一次是在2015年7月，江蘇衛視的綜藝節目《我們相愛吧》播出結束之后，喬任梁作為其節目的演出嘉賓，在節目中與徐璐組成的“慌張夫婦”，他們也成為網友心目中非常滿意的節目情侶，大批粉絲甚至希望兩人在現實生活中也能在一起，并通過喬任梁的微博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喬任梁卻發微博稱，“原來比荒還要可怕，仔細想想可怕的背后它還躲著可憐但不可恨，只是可惜、愛莫能助、時者、勢也”，微博內容似乎在指責網友以及粉絲的“一廂情愿”，這條微博頓時引來了大批網友的指責，并對喬任梁進行辱罵以及人身攻擊。另外，在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期間，喬任梁發了一條微博，因其中“自取滅亡”“人肉”等詞欠妥被網友們吐槽。后來喬任梁刪了這兩條微博，發了一條“天津，平安”，還向犧牲的消防戰士家屬捐款100萬，然而網友依然通過微博對喬任梁不斷進行辱罵。這兩件網絡暴力事件對于喬任梁的事業以及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許多網友打著所謂“正義感”的旗號，一次又一次對一些公眾人物或者是處于輿論風口浪尖的人物進行道德綁架。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網絡暴力事件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產生的新的暴力形態。由于網絡的匿名性以及網絡暴力的群體性等特征，導致發生網絡暴力事件時很難明確個人的法律責任。面對這樣的尷尬環境，網民則需要增強自我保護意識。首先，網民需要保護好自己的個人信息、低調做人做事。其次，在自己遇到網絡暴力事件時，不要急于辯解和爭論。互聯網上“沉默的螺旋”現象會導致網絡暴力事件一方輿論高漲，而網絡信息的爆炸以及瞬息萬變的特點也會迅速消弭網絡暴力事件，網民會被互聯網中新出現的熱點事件所吸引。因此，就網民而言，出現網絡暴力事件時可以選擇沉默、不予辯解，并積極取證，待暴力事件結束之后可尋求法律的保護。最后，網民應該克服從眾心理，避免盲從，提高自身素質，更加理性、客觀地對待互聯網出現的各種傳播現象。

四、結語

互聯網技術的產生不是消解傳統媒體，而是改變了傳統媒體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在15世紀中期，教士團體為印刷術的發明而競相慶祝，把它當作一個簡單的技術輔助載體，他們那時還沒有認識到它會開啟一種新型的社會關系。”［4］同樣，在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極少有人意識到互聯網的發展將開啟一個新的時代，構筑新型的社會形態。而在這個新型社會形態中，不同的社會關系正在形成。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年代正值我國的社會轉型期，難免會出現一些與信息傳播相關的失范現象，從而動搖原有的社會規范。當前，阻斷虛假信息的發散、保護個人隱私權、杜絕網絡暴力等必須作為治理的重點，通過努力尋找更加科學有效并切實可行的方法來進一步規范網絡傳播環境，這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參考文獻：

［1］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中國網信網，2017-01-22.

［2］陳堂發.新媒體環境下對隱私權的認知與保護［J］.新聞記者，2013（8）：79.

［3］埃米爾•涂爾干（法）.社會分工論［M］.渠敬東，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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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康市6月26日的官方通報中，“馮建梅被引產事件”被認定是一起“強行實施大月份引產的違規責任事件”，鎮坪縣七名相關干部被處理。從處理結果上看，最嚴厲的是撤職，其他均為“行政記大過”或“黨內嚴重警告”。后兩類“問責”差不多等同于“罰酒三杯”。而“撤職”之所以嚴厲，在實然層面并不是因為官員丟了官職，更多是因為這基本等于斷了仕途以及背后可能的尋租機會——除非還能在另一部門東山再起。

仔細推敲這份通報，可見當地政府明顯的“依規治民”的影子。安康市政府認為，“鎮坪縣曾家鎮政府對馮建梅政策外懷孕實施大月份引產，違反了國家及陜西省人口計生部門關于禁止大月份引產的規定，要求馮建梅及其家屬交納4萬元保證金無法律法規依據。曾家鎮政府有關工作人員，在動員馮建梅終止妊娠過程中，違背當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簡單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產的責任事件。”字斟句酌之中，官方始終未正面認定當地政府違法。

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名實之間在中國現實有著諸多說道。看上去嚴厲的文字，現實中也許一文不值；當你對身邊的違法習以為常并不以為然地加入時，卻很可能被嚴厲打擊。

問責如此，所謂的“計生執法”同樣如此。在國家層面其實有一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現實中，一個普通公民卻很難拿起這部國家法律來依法維權。該法第18條稱“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落實在法律層面上的，其實只是“鼓勵”與“提倡”，而非“強制”。

即便對“不符合本法第18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第41條規定的硬性措施也只是“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暫且不討論政府向超生者征繳“社會撫養費”的合理性，就算依現行法，那些未響應國家法律“鼓勵”和“提倡”的生育政策而“超生”的，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便是。

注意，這里的法律用語是“繳納”，而不是“處罰”。“社會撫養費”的法律性質也不是什么“罰款”，而是一項“行政收費”——在法律文本上，“社會撫養費”的本質與“養路費”“機場建設費”“企業年檢費”等等并無不同。但君可曾見征收“養路費”的部門宣稱要“扒房牽牛”，甚至不惜“血流成河”嗎？

有些地方的計生部門卻敢這樣宣傳，有的地方官員甚至還敢把類似的標語與口號四處貼刷，人為制造執法恐怖。

正因為如此，事實上不僅計生部門，就連普通民眾也多將“社會撫養費”視為一種“罰款”——依賴暴力執行的罰款。這就是實然對應然的悖反，也是橫亙在法律文本與法律運行之間的巨大鴻溝。

類似的“暴力引產”“暴力征繳”顯非鎮坪一地所獨有，它的長期存在，并非部分工作人員“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愿意默認甚至縱容這樣的執法方式。再往下深究：各級政府硬性安排的計生指標是否超越了法律規定？為什么下級官員寧可違反法律也不敢違反上級指令？

多元化社會引發不同利益群體的分裂，這是事實。但我不主張對這些“偏頗的公民”訴諸網絡暴力。他們也是受害者，且受“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之苦，也需要救助。在計生問題上，無論是“國策”還是“執法”，觀點分歧都很正常。化解官民對立與社會分裂的最佳途徑，就在于一場公開的、深入的全民討論。

在計生國策尚未改變之前，我們理應建立這樣的共識：計生執法不是“執罰”。超生只是未響應國家的“提倡”，當事人絕不應受到法律之外的懲治——包括各種異化的罰款和引產。

篇5

2012年3月20日，舒淇在微博中表態支持甄子丹，隨即引發支持趙文卓的網友炮轟，許多網友到舒淇的微博上留言，謾罵聲不斷，甚至有網友將她成名前所拍的古裝艷照都翻了出來。不堪忍受的舒淇于3月26日凌晨一條一條地把1000多條微博全部刪除，并取消了全部關注，關閉了微博。眾多公眾人物紛紛聲援舒淇，引起一片混亂。力挺舒淇的香港演員杜汶澤隨即宣布以后再也不上微博，著名導演王晶則效仿舒淇把微博全部刪除。

這一系列事件讓網絡暴力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我們不禁要問，網絡暴力何以再一次猛烈來襲?互聯網如何實現理性回歸?

何為網絡暴力

在網上發表具有攻擊性、煽動性和侮辱性的言論，造成當事人名譽受損，人們習慣稱之為“網絡暴力”。網絡暴力在突破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交往的道德底線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侵權行為。一些事件還未經證實，就有網民發表具有攻擊性、侮辱性的言論，造成當事人名譽受損，心理承受重壓：甚至一些網民還挖掘出當事人的個人隱私，侵犯其隱私權。網絡暴力并不僅僅局限于語言暴力，網上頻頻出現的人肉搜索、“水軍”圍攻等事件，都可以歸入網絡暴力的范疇。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知道如何禮讓，也知道不該隨便問別人的工資，不問女士的年齡，這是禮貌所在。但是在網絡空間中，還沒有形成這樣的網絡文化。

網絡暴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盲從性。往往是一條信息發出以后，很多人就假定這條信息是真實的，于是進行轉發、評論等。但很多事件都證明，初始的信息可能是不真實的，或者是存在誤導的。信息的人，有一些出于善意，但沒有核實信息的來源，也有一些在主觀上確實具有一定的惡意。

此外，現實生活的緊張忙碌，讓部分網友積蓄了較多的壓力和負面情緒，為這些壓力和情緒找一個發泄口，是網絡暴力產生的—個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你可以通過網絡發言緩解現實壓力和負面情緒，但是這種發言本身，不能騷擾、打擾別人，更不能侵犯別人的隱私和正當的權利。

環境影響態度

“網絡暴力”這個概念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網絡的發展，由民間開始使用，后進入了學術界，成為一個值得討論的社會現象。

為什么有些平常生活中循規蹈矩，甚至溫文爾雅的人在網絡上就會變成謠言的制造者和毫無理性的謾罵者呢?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野獸，人本身具有兩面性，而且也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在一個道德水準普遍不高的社會中，當監督力量減弱的時候，即使具有較高的道德素養，某些人對自我的控制力有時候也會大大減弱，在網絡這個空間進行交流的時候，就很容易超越日常人們交往的底線，出現一些道德方面的問題。

浮躁心態的反映

網絡暴力是現實社會浮躁心態的反映。在當下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人們焦慮、浮躁的心態有所增加，在網絡這個虛擬空間，由于缺乏監管和約束，人們的文明意識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會降低，于是出現了在網上隨意發泄，甚至對他人進行攻擊、侵犯的行為。此外，網絡的隱匿性，也使人們從眾心態加強，容易讓個人宣泄轉變為群體表現形式。

“非理性網友+網絡水軍”造就暴力

在網絡這個開放的、相對寬松的虛擬空間中，一些非理性網友習慣于把自己的壓力與不滿發泄到網絡上，還有人則出于無聊，制造事端，于是網絡暴力時有所見。這樣的網絡暴力不僅侮辱了當事人的人格，也損害了網絡的公信力。

實際上，在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網民都對舒淇表示同情和理解，王晶、杜汶澤、馮小剛、姚晨、陳坤、曹方、寧財神等眾多名人也都力挺舒淇。盡管如此，為什么多數響亮支持的聲音卻還是比不過只占少數的“網絡暴力”呢?有專家分析說：“實質上，短期內有組織的網絡暴力只有一部分來自非理性的網友，大部分還是來自行動有素的網絡水軍，他們往往知道攻擊對象的痛處，攻其一點便達到目的。”

網絡暴力上危害

網絡暴力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網絡暴力看似針對個人，但觀眾是誰呢?觀眾是整個社會的人。這些人作為旁觀者，他們在看熱鬧。經常處于這種狀態下的人會失去道德感，失去對人的愛心，而且往往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這是網絡暴力對社會的一個根本危害，而這個危害可能很多人意識不到，因為這個事情沒有攤在自己頭上，而一旦攤在自己頭上，大家恐怕就會深刻認識到網絡暴力的危害。

還有一些不那么明顯的網絡暴力事件，危害同樣不容小覷。比如泄露他人隱私，表面上看無關痛癢，不過是說了幾句話，但它造成的后果有時候是非常嚴重的，會給當事人帶來很大的困擾。所以，網絡暴力的危害不存在大小之分，徹底將其根除才是正道。

如何根除網絡暴力

文明理性表達

網絡是公共空間，好的網絡環境需要大家共同營造，這需要網民們加強網絡自覺、提高網絡自律，重視網絡隱私保護。網絡的確給了每個人暢所欲言、充分交流的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可以肆無忌憚地使用網絡暴力。現在反對網絡暴力，并不是不讓網民們在網上說話，而是要求網民們文明理性地表達，不要造謠、謾罵，更不要侵犯別人的正當權利。如今網絡趨于透明化，每個人都猶如生活在顯微鏡下，一言一行隨時可能曝光于網絡之上，這更提醒網民們應對自己在虛擬世界的言行負責。

守衛道德底線

現在上網的網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當高的，而網上的暴力行為很可能誘發未成年人去模仿。隨著他們的成長，這一代人如果習慣于在網上惡搞、謾罵、造謠、詆毀，甚至隨意搜尋、曝光他人的隱私，那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就會大大降低。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牢牢守衛道德底線。守衛道德底線最基本的就是要尊重別人的隱私和正當權利。你尊重別人，別人才有可能尊重你。

強化制度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