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含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區治理的含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武漢城市職業學院財經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3 ；2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經濟管理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64）

摘 要：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是高等職業院校的重要職能，也是高職院校內涵建設的要求。湖北高職院校在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少問題。在總結武漢城市職業學院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基礎上，著力探索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發展途經。

關鍵詞 ：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02

*基金項目：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湖北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4G587）；武漢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課題（項目編號：2013A041）。

作者簡介：李慧（1981-），女，武漢城市職業學院財經學院講師，華中農業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職業教育；李萍（1987－），女，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經濟管理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經濟管理。

收稿日期：2015－01－20

我國高職院校的基本職能經歷了由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到社會服務的過程。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僅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高職院校發展的必由之路。

新形勢下，如何發揮高職院校優勢，使之充分發揮推動湖北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作用，是一項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

1 湖北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近年來，湖北省高職院校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要求，圍繞富強湖北、創新湖北、法治湖北、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不斷加大教育教學改革和建設力度。

第一，初步建立了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高等職業教育體系和產業特點的人才培養體系。《湖北省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2013年度報告》顯示，2012－2013學年度，湖北省共有獨立設置高職高專院校55所，包括3所公辦高等專科學校，41所公辦高等職業學校，11所民辦高等職業學校（其中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4所，國家骨干高職院校5所，省級示范性高職院校6所）。湖北省獨立設置高職高專院校全日制在校生規模達到44．83萬人。

第二，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進一步加強。湖北省實施職業教育“319工程”，開展職教園區建設，組建各種層次、不同行業的職業教育聯盟，建立職業教育技能大賽制度，實施“楚天技能名師”計劃，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促進校企結合、工學交替人才培養模式改革。

第三，圍繞節能環保、新能源、電子信息等湖北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全國率先實施戰略性新興（支柱）產業人才培養計劃，支持高等職業院校與其對應的行業、企業聯合開展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

第四，充分發揮湖北高職院校技術優勢，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或行業產業提供具體直接的技術創新、咨詢、推廣和服務。

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湖北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識明顯增強，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不斷提高，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2 湖北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湖北省高職院校在區域經濟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得到了各級政府、產業界等方面的重視，也做出了許多成績，但與湖北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許多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解決的實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高職教育設置專業缺乏前瞻性，與社會需求脫節

目前，許多高職院校沒有意識到社會服務工作的重要意義，辦學理念落后，缺乏市場的前瞻性，在設置專業時考慮市場需求不足，專業設置與區域經濟結構不相適應。被重復設置的“熱門專業”，就業情況并不理想，而不少區域經濟發展真正需要的專業人才又十分匱乏。以武漢城市職業學院為例，按“質量、結構、規模、效益”的評價要素來看，學校專業設置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從人才培養質量上，尚不能體現“高”；從結構上看，武漢市重點發展的產業對應的專業還不具規模，如動漫、文化創意；與武漢市千億產業對應的專業僅有汽車；從總體規模上看已經具備，但存在均衡性問題；從效益上看部分專業的規模效應還未體現，學校專業設置存在的問題也是湖北省高職院校的共性問題。由“十二五”期間湖北省高技能緊缺人才需求調研報告可知，到2015年，湖北高技能人才總量達到200萬人。與2008年相比，7年之內增加52．5萬人，平均每年增加7．5萬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達到250萬人，占技能勞動者總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產業的專業數、專業點數、在校生數較少，第一產業科技人才嚴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間要大力發展的紡織、食品、節能環保、新能源等產業的專業、專業點數及在校生數偏少，面向新材料等產業的專業幾乎還是空白。

2．2 教師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客觀來說，高職院校教師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明顯不足，一方面，他們的科技開發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師，專業技術攻關能力比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數高職教師，缺乏企業工作經歷，其專業業務工作的實踐經驗相比一般企業從業人員十分匱乏，課堂講授與企業生產實踐不能很好的結合。這些問題既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質量，又使得教師開展的社會服務與企業的要求不對接，服務效果不夠理想。

2．3 服務能力建設層次不深入，服務內容和形式有待拓寬

目前，大多數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建設層次不深入，服務的內容還比較單一，還只停留在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為企業開展員工培訓，面向社會開展職業資格培訓、認定和考證工作上，缺乏針對企業的生產實際需要的科技研究與開發。

3 武漢城市職業學院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探索

武漢城市職業學院是武漢市屬高職院校，前身為“兩湖總師范學堂”。學校辦學條件良好，設施先進，建有校內實訓基地120個，校外實訓基地166個，館藏圖書121萬余冊，現代化信息網絡覆蓋全校。學校擁有一支結構合理、師德高尚的師資隊伍，教職工840余人，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學校設有學前教育學院、初等教育學院、建筑工程學院、機械工程與電氣自動化學院、汽車技術與服務學院、電子信息工程學院、財經學院等12個二級學院，招生專業涵蓋12個專業大類，制造、文教、土建、財經、電子信息、旅游、藝術設計7個大類為我校重點建設與發展專業大類。在一百多年的辦學歷史中，學校一直注重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探索，鼓勵和支持廣大師生走出校園、服務社會，在服務中形成優勢，創建特色校園文化品牌，才能提高學校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率，從而獲得生存的基礎和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3．1 明確辦學理念，樹立服務意識

辦學理念是學校的靈魂，先進的辦學理念對內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外是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高職教育要牢固樹立以服務為宗旨的理念，要進一步明確辦學方向，調整專業設置，制定培養目標，緊緊跟上產業發展步伐，承擔起經濟發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務。學校堅持“五個三”的辦學理念：“面向現代城市化、城市現代化、新型工業化”（三個面向），堅持“城市導向、區域導向、市場導向”（三個導向），瞄準“新興產業、新興行業、新興職業”（三個方向），實施“高技能教育、通識教育、養成教育”（三種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造就“能工巧匠、崗位專家、行業大師”（三種層次人才），實現內涵式發展、跨越式發展與差異化發展。2014年，學校進一步確定了“服務經濟結構調整，面向市場緊扣產業設專業；服務職業人才培養，依托行業深挖內涵建專業；服務國計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興專業”的總體思路。專業結構布局以土建、教育類專業為特色（行業、企業背景），以機械、汽車、電子類專業為骨干（區域經濟重點產業），以財經、文創、管理、服務、傳媒類專業為重點（生產、生活類服務行業）。

3．2 以“訂單培養”等形式為企業提供高技能人才

學校積極探索“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通過與用人企業共同制定人才培養計劃，簽訂用人訂單，通過“工學交替”的方式分別在學校和用人單位進行教學、實訓，學生畢業后直接到用人單位就業的培養模式，實現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車技術與服務學院與長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區內建設實訓基地，校企雙方聯合開發課程、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共同編寫教材，共同舉辦“長安福特訂單班”。機械工程與電氣自動化學院與世界500強企業“科達集團”合作，校企雙方共同開發適合企業需要的教材，開設“新型墻體材料制造生產副廠長”訂單班，學生畢業后將成為該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通過訂單式培養，該校機電學院焊接專業畢業生月薪超過6 000元，打破了高職畢業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見；學前教育專業、初等教育類專業的畢業生生均6個崗位，還未畢業就被用人單位一搶而空。汽車類、建工類、機械類等專業近年來就業滿意度高，受到用人單位的青睞。

3．3 精心打造職教集團，積極構建區域校企交流平臺

學校與企事業單位、行業協會緊密聯系。截至目前，該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個職教集團，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開，與近300個世界500強企業、國家知名企業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系，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引入行業企業標準合作開發與設計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程、實訓教程、實訓手冊；聘請企業行業技術人員兼職教學；接納學生實習、就業。企業因其成熟的文化、先進的技術設備、完善的企業管理、較強的就業崗位儲備，成為學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戰略伙伴。如，該校學前教育學院以武漢學前教育職教集團為依托，通過各級專家評估并獲批承擔《湖北省學前教育專業技能高考》組考資格。

3．4 發揮各二級學院特色專業比較優勢，面向社會服務城市

學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師范教育先進學校”，學前教育學院和初等教育學院發揮“師范教育”優勢，為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基礎教育人才，現武漢市小學、幼兒教育界的名師、骨干教師80％以上都是該校的畢業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學校汽車學院、機電學院及電信學院承擔“市職業技能實訓基地”項目，基地主要承擔汽車維修工、模具設計師、數控車工、維修電工等7 個工種中高級職業技能實訓及鑒定基地工作。職業網球學院、外事外語學院積極服務WTA頂級賽事。賽前，網球學院承接了此次活動600 多名志愿者的培訓，全院師生全程參與、成功策劃并實施培訓方案。電信學院智能樓宇專業師生共同走進“國家級城市住宅試點優秀小區”常青花園社區，對社區高標準道路、水電和現代化的電子監控管理系統進行調研，并幫助維修社區監控系統；參與社區信息采集工作，幫助社區工作人員建立信息查詢網站系統，實現社區智能化管理；義務為社區開辦電腦培訓班，為大家講解計算機及網絡基本知識與基本操作，充分發揮技術專長為城市社區提供服務。

3．5 打造“雙師型”教學隊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為增強教師服務行業、企業、社會能力，學校著力打造“雙師型”教學隊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師到企業鍛煉，積累工作經驗，提高實踐能力。同時邀請行業、企業的“能工巧匠”、“技術能手”走進課堂，并為行業大師成立“服務大師工作站”，請他們定時到實習基地，手把手教學生學習技能。教師實踐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進了他們自身的社會服務能力和服務意識的提高，同時也拓展了社會服務領域。

3．6 學校教師主動參與企業各類技術研發與社會服務項目

學校注重以項目為紐帶，積極開展科技開發和技術服務。通過科技開發，既服務了區域經濟，也鍛煉了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企業服務能力、技術指導能力、項目研發能力。機電學院與武漢交科港口機械工程研究所簽訂技術服務合同負責張家港保稅碼頭汽車滾裝物流系統規劃分析項目。建工學院與新八建集團建設有限公司合作簽訂協議，為對方制定武漢網球中心看臺測量定位施工方案，所編制的《武漢網球中心看臺測量定位質量》QC 成果獲得湖北省建設工程一等獎、全國建設工程二等獎。財經學院教師擔任上海庫思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市場調研項目的項目經理。創藝學院教師參與武漢體育發展投資有限公司WTA 賽事策劃、組織管理和平臺宣傳工作。汽車學院教師參與武漢市澤邦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開展了騏鈴系列車型車輛及部件的設計開發、售后技術文件（維修手冊、零件圖冊、使用說明書）的編撰。機電學院教師參與焊接技術專業教師、科瑪公司人員共同開發“焊接教學訓練模擬器”軟件。酒店學院教師為多家知名酒店提供技術培訓和咨詢。學校還承擔了工作室項目。如，建筑工程學院的“造價工作室”承接工程造價項目。酒店管理的“中國服務大師（湖北）工作站”為酒店行業提供營銷咨詢、開業策劃、人員培訓、技術指導、經營分析、管理顧問、餐飲連鎖推廣等服務；為專業學生提供職業技能考證、酒店兼職、實踐教學等服務。學校一直支持各學院、各專業教師積極依托“產學研”項目服務地方，2014年度，學校有7項“產學研”項目獲武漢市教育局立項。

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已進入全新的發展時代，追求生源擴張的發展模式已成為歷史，內涵發展、品牌構建、凸顯特色、不斷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已成為現代高職院校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一現實趨勢下，武漢城市職業學院將進一步增強競爭意識，主動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服務中尋求發展的新機遇，在服務中提升學校綜合實力。

參考文獻

1 汪立超．服務區域經濟發展——構建地方高職院校創新創業型人才培養模式［J］．當代職業教育，2012（12）

2 史曉英．高職院校提高服務區域經濟建設能力的途徑探討［J］．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3（2）

3 雷久相．提升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的策略研究［J］．教研理論，2012（36）

4 李慧．高職院校服務湖北經濟發展的思考［J］．科技創業月刊，2013（11）

5 王霞．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建設的途徑與方法［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2（13）

6 付義朝．湖北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問題及對策［J］．湖北社會科學，2010（6）

篇2

關鍵詞：統治 治理 社區治理

一、統治、治理、二者關系

在政治學角度來看，統治通常是作為輔助詞匯而存在的，也就是說它更多是用來解釋其他一些政治術語或政治學用詞。從本文來看，說到國家統治，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統治在國家治理中的真實含義和實際作用。不難理解的是，國家作為統者通過氣本身的權力和權威來掌握國家的治理工具，從而獲得和維護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治”主要強點的是管理，政府機構將權力下放到擁有國家權力的階級和社會組織來對國家、社會事務進行的管理。從以上闡述不難看出，國家的統治包涵了政治統治的決策職能和日常社會管理的基本職能，通常情況下，社會的管理職能都是基于政治決策而執行的，同時，政治上的決策只有通過在社會管理的具體實施中得以實現，這樣兩者起到了相輔相成的和諧關系。

公共機構治理。權力運行的向度和維度在實際的操作管理過程中還是存在一定差別的。政府實施的統治最大特點便是從上而下的運行模式，它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權威性來制定和實施政策，對公共的事務實施統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則不同，它是一個自上而下、由低向高的雙向管理模式，它主要通過的是相互合作、民主協商來實現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最終目標。治理是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協調發展的合作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通過合作互聯的網絡格局的權威彼此制約，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權威而實現的。這種方式的權力向度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是相互的多元的。隨著人們關注的重點逐步從統治轉向治理， 人們也開始將對“善政”轉向為對“善治”的向往。自打有了國家和其政府之后，善政也就理所應當成為人民所期望的一種理想模式。我國自古之稱的“善政”，（可直譯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統治”）。然而，從善政的內容來看，無論是古往今來的中國還是外國都大同小異，常見的核心元素有：法制的嚴明、官員的廉政、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服務的優質。

二、社區治理中權力的來源

要是進行更深層次的追究，社區治理既然是一種管理，那么它的管理權力從何而來？在社區治理的邏輯構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應該是公共權力，從治理的角度出發，公共權力是由國家權力和社會自治權力共同組成的。“現如今的社會體系中，只有合理有效地處理公共事務，認真履行各部門的職責，各種形態的國家政府才能維持其統治地位。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著社會的自我運轉和公共社會的發育，公共事務大量增多，僅僅依靠國家權力已無法有效治理社會。因此，就權力的公共服務性而言，公共權力應是一個以國家權力為主導，同時包含社會（社區）自治權的體系”。 公共權力是根據社會不斷發展的共同需要而出現的，主要是以維持和調整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秩序為目的，行使的主體是在公共權力產生之后出現的，即公共權力機構。喬耀章教授認為，在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產生之前，“非國家機構的政府I”才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 而這三者產生之后，首先，“非國家機構的政府”隨之轉變為國家機構的政府，另外，“非國家機構的政府”的主體性歷史地位并沒有因此而被取代，也完全喪失其存在和發展的空間，還同“非國家機構的政府Ⅱ”的形式和政府共同存在，兩者相互轉化相互作用。伴隨著階級和作為國家機構的政府的消亡，人類社會將步入“非國家機構的政府Ⅲ”及其公共權力的新的歷史時期亦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新時代。

三、社區治理

從現在各國的發展情況看來，在國家統治下社區治理要求政府必須與各地各區的相關組織特別是自治自理的第部門相互幫助、相互信任、共同合作，以便實現政府為主導的因地制宜的社區治理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在社區治理的理念中并沒有認為一些特別的事務是專屬于國家行政機構、一些地方自治組織和私人組織；恰恰是在任何的社區公共事務中，凡是與其相關的，所有的社區組織均可參加協商、決策、執行和監督等環節。即便是在政府行政管轄之內的事務，仍然允許其他組織參與其中，從而協助政府不斷改進和完善國家與地方、地方與社區之間的關系。不難看出的是在國家統治下的社區治理，不但要求要以國家權力為主導，還要強調要協調和處理好在社區治理中國家、地方、社區以及政府和各種民間自治組織之間的各種復雜多變的關系，所以，只有使這幾方面的力量均衡才能更好實現社區治理中公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 更好的保持政府與社區居民在社區公共事務中良好的合作關系。也就是說政府具有了雙重責任， 一方面它要促使并推動社區的自治組織、第三部門的建立與發展， 另一方面，是要在各種公共事務上將權力逐漸下放到那些相對發展成熟的自治組織和第三部門中， 從而協助它們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參考文獻：

[1]張虎祥.《社區治理與權力秩序的重構》第二章，《社會》總第244期（2005.6）

[2]徐中振、徐珂.《走向社區治理》，上海行政學院報，2004年1月

作者簡介：

篇3

關鍵詞：社區；社區民間組織；社區建設

中圖分類號：D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6-0219-02

社區和社區民間組織，是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學等研究領域重要的概念。社區，英語里叫“Community”，是個含義非常豐富的用語，既可指帶有行政管理屬性的一定的地理區域，也可有文化含義和表述。現在國際通用的社區概念，一般既包含地理上實際存在的人群集中居住的街區，也常用來指具有某種同類文化社會屬性的人群的聚集地或共同體，如獨身者社區、藝術家社區等，有時還可以用作虛擬的空間，如網絡社區、游戲社區等等。在中國，社區一詞一般強調行政管理屬性，多用于地理概念，指的是現實生活中人群居住生活的街區或居民住宅區。

社區，最早是作為社會學概念提出使用的。在西方最早使用社區概念的是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1887年滕尼斯在《社區與社會》一書中認為，“社區”是指那些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同質人口組成的關系親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撫、富有人情味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共同體。滕尼斯最初是把“社區”作為一個同“（現代）社會”相對的概念提出來的，對其內涵做了實際的限定，他所指的“社區”主要是傳統的農村村莊，強調的是傳統社會里民眾間那種密切休戚與共的社會關系。正是由于滕尼斯“社區”概念最初的局限性，使“社區”概念的界定在學術界一百多年來一直存在著歧義和紛爭，滕尼斯后不斷有學者對社區概念進行發展詮釋，有的從社會互動、有的從文化理論、有的從空間理論等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研究場域來界定社區，形成了形形的社區概念。1955年，美國社會學家喬治?希勒里統計總結了95種社區定義；到1981年時，美籍社會學家楊慶統計發現，有關社區的定義已經增加到140多種 [1]。不同人對社區概念有不同的強調和使用，如滕尼斯最初主要是從人際關系角度來強調“社區”社會的特征和使用這一概念的，韋伯強調“共同體”（即社區）中參與者社會行為取向具有共同的主觀感情基礎 [2]，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則認為“社區”作為居民劃定地理界限的居住區，應當以一個固定的位置和居民之間的相互社會作用為主要特征[3]。可以說，后來不斷發展的社區概念含義已與滕尼斯最初的社區用語相去甚遠。

社區作為有一定地理范疇的居民居住區，其目的是使居民形成一種與居住其間的小區相關的共同認同，大家擁有某些共同利益和需求，通過發展一種團結互助、彼此合作的關系，在自愿的基礎上力爭實現和滿足大家一些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所以從功能定位上講，社區主要是社會自治單位。中國負責基層社區建設工作的民政部門曾明確中國基層社區主要的職能目標定位為以服務居民為目的的自我管理的組織。2000年《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把社區定義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但有西方學者認為，嚴格真正自治意義上的社區在目前中國還不存在[4]。從社會學上來講，社區一般包含三個方面內容：（1）一定的空間，這個空間擁有一定數量的居民；（2）一定的社會關系，即行為者在有限空間內的各種社會關系；（3）一種功能機制，即相互鄰里、有共同利益的居民如何進行決策和行動。現實生活中的社區通常由五個要素構成：（1）一定數量的人口。一定數量的人口是構成社區的主體。（2）特定地理區域。特定的區域是社區得以存在的依托。（3）相對完備的生活設施。相對完備的生活設施是人群得以聚居的物質基礎。（4）居民對社區感情上的認同。社區居民對自己生活居住的社區感情和心理上的認同，是社區存續的情感基礎。（5）有特色的社區文化 [5]。當前中國城市社區主要有以下類型：（1）老住宅區。這類住宅區以前往往從屬于“單位”，如一些破產改制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等。（2）開發商興建的商品房住宅小區。（3）其他混合組成的小區。

民間組織，國際通行的稱呼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即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是中國的叫法。民間組織一般具有志愿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等特點，非營利性是其本質屬性，所以也叫非營利組織。中國政府最初使用社團、社會中介組織等稱謂，后來發展到使用民間組織這一正式概念。在中國當前，官方規定的民間組織形態有三類：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基金會。在中國，民間組織的行政主管部門是民政部及縣以上各級民政部門，目前中國對民間組織官方實行的統一管理方式是雙重管理體制。

社區民間組織是民間組織中的一部分，其含義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廣義的社區間組織泛指在社區地域范圍內開展活動的各種民間組織，包括社區內民間組織和在社區活動或活動涉及到社區領域的民間組織；狹義的社區民間組織則是指在限定的街道、社區內成立的，以滿足社區居民不同需求為目的的，從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環保、慈善等活動的民間組織。廣義的社區民間組織概念幾乎可以泛指各種城市民間組織，因為幾乎所有城市民間組織的活動都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到社區（或社區居民）。

社區民間組織作為民間組織的組成部分，除具有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志愿性等民間組織的共同屬性外，還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鮮明的社區性，即社區民間組織產生于社區，服務于社區，活動于社區，具有鮮明的社區性。二是一般規模較小。社區民間組織一般是由本社區的居民或單位組成，其本身往往對成員人數、組織機構沒有特定要求，對活動資金要求不多。三是影響相對小。基于社區民間組織的上述兩個特點，其影響相對于全國性或其他地方性較大的民間組織來說較小，一般只及于本社區。四是整體數量龐大。關于社區民間組織的準確數量，中國目前還沒有進行過全國范圍的調查，沒有正式的統計數字。根據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的統計數據，截至2009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數量約43.1萬個，其中社團23.9萬，民辦非企業單位19萬，基金會1 843家 [6]。但據有關專家估計，在中國未正式登記注冊的“非法”民間組織數量驚人，遠遠大于官方統計數字。從社區民間組織的自身屬性和其現實狀況來看，可判斷未經登記注冊的社區民間組織數量會更大。根據上述分析，可以說中國整個社區民間組織數量會非常龐大[7]。

社區民間組織一般可按照服務性、群眾性和專業性來劃分，目前中國城市社區民間組織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社區民間社團。這是由社區居民自愿組成并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按其功能又可分為利益維護類、情趣文體類和公益類等不同的形式。比如權益類社區民間社團有業主委員會、社區法律援助中心、社區婦女兒童保護協會等組織，這類組織的目的主要在于表達和維護社區內某一類成員的合法權益；情趣文體類社區社團如文體協會、書畫協會、攝影協會、社區票友隊、健身武術隊、老年文藝表演隊等；公益類社區社團主要包括社區志愿者協會等。二是社區民辦非營利服務組織和機構。社區民辦非營利服務機構是由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滿足社區居民特定需要的非營利機構。目前中國的社區民辦非營利組織主要有社區托老所、社區敬老院、社區公共活動場館、社區公益服務中心、社區公益服務站等組織形式；其他還有為社區一些特殊群體如殘疾人、優撫對象、“低保”家庭等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等。隨著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和居民需要日益多元化的發展，社區民辦非營利組織將進一步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并根據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自主開展服務和運營 [8]。

社區是當代城市的基本結構，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帶來中國社會深刻轉型和經濟社會形勢快速發展，社區逐漸成為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的主要載體，成為城市居民安身立命的大本營；人們對社區的要求越來越高，對社區越來越依賴。伴隨中國城市社區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社區民間組織也迅速發展壯大，整體數量快速增加，日益成為中國城市居民社會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和諧社區建設和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社區要和諧，首先要考慮居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生活是否方便。社區民間組織因為具有社區性、民間性、公益性、非營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點，可以承擔社區某些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提供良好服務，滿足居民需要。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社區建設和民間組織發展經驗表明，社區民間組織在滿足社區居民的多樣需求、緩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區自治等方面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這些優勢使社區民間組織在滿足居民日益個性化的需求、提供公共服務、參與社區治理、促進社區建設等方面可發揮重要的作用，成為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幫手，是和諧社區建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當前，中國正努力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體制格局，在政府職能轉變、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服務功能社區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重等大背景下，社區民間組織應當積極參與社區公共治理，提供服務，滿足社區居民需要，促進和諧社區建設。

參考文獻：

[1]吳亦明.現代社區工作:一個專業社會工作的領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2]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2.

[3]Parsons，Talcott，The Principal Structures of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View，Community.New York，1959:S.152-179.

[4]托馬斯?海貝勒，君特?舒耕德.從群眾到公民:中國的政治參與[M].張文紅，譯.上海:中央編譯出社，2009:51-54.

[5]趙秀池，譚善勇.住宅小區與大型商廈物業管理[M].上海: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133-134.

[6]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EB/OL].http:mca.省略/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

篇4

（一）重點防范時段

我鎮今年地質災害重點防范時段為：5-7月的梅汛期和8-9月的臺汛期。由于梅汛期集中降雨易引發崩塌和滑坡地質災害，暴雨天氣極易引發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因此，根據我鎮地質環境特點，當出現每小時雨量大于30毫米的強降雨時及雨止后的一段時間內（根據山體高差不同約3-48小時）和出現連續3天中到大雨及較長時間陰雨天氣時，需重點防范發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

除了梅汛和臺汛期之外，我鎮每年冬季的雨雪冰凍期，也易引發地質災害。這是因為一方面冰凍和融化使巖土體熱脹冷縮，易引起開裂形成崩塌；另一方面由于冰雪融化后，水滲入巖土體內容易引起滑坡。因此，處于山區的單位和個人應注意防范雨雪冰凍引發的地質災害。

（二）重點防治區

1、地質災害高中易發區。滑坡、崩塌災害高中易發區主要為我鎮的西部山地丘陵區，其中塘埠村、奇鶴村、彭公村、西安寺村、長命村、里窯社區、楊梅塢社區為滑坡和崩塌高發區。

2、重要交通干線及山區公路沿線。重要交通干線主要有104國道04省道。104國道彭公村路段和04省道塘埠村路段存在崩塌、滑坡地質災害隱患，需要重點防范。山區公路主要指鄉級和村級公路，因地質環境條件復雜，公路等級低，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隱患較多，需要重點防范。

3、切坡建房所形成的人工邊坡。山區群眾切坡建房所形成的人工邊坡大多數缺乏應有的支護，在長時間降雨或強降雨時易發生滑坡、崩塌地質災害，而且易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4、重點建設工程。包括水庫周邊、河道兩側、風景區、電力等已建或在建基礎設施。有關單位應根據各自的職責落實地質災害防治責任人，加強重點建設工程的地質災害防范工作，做好汛期前和汛期地質災害隱患的排查，發現險情及時處理并報鎮政府和國土資源局。

5、其它建設工程。主要是礦山生態環境治理工程、地質災害治理工程、礦山企業、廢棄礦山和在建工業項目等。各所在地村，社區和企事業單位要落實專人，加強監管，做好汛期前和汛期地質災害隱患的排查。

主要防治任務

（一）扎實推進地質災害預警與監測

要逐步深化突發性地質災害氣象預報，預警工作，不斷提升地質災害氣象等級預報水平和準確率。各村、社區和有關單位要加強與瓶窯鎮政府及國土資源部門的聯系，及時獲取地質災害氣象實時預警信息，開展地質災害氣象實時預警工作。

地質災害易發區的村、社區和有關單位要進一步加強地質災害群測群防體系建設，落實群測群防責任，完善地質災害巡查和監測臺賬。國土資源部門要加強群測群防責任人的技術指導和業務培訓。

（二）加快地質災害隱患治理步伐

各村、社區和有關部門應協調做好地質災害隱患點的治理，嚴格管理，確保治理任務的完成。對于小流域泥石流隱患溝谷，應加強監測，并根據其易發長度和危害性大小排出搬遷避讓或工程治理計劃，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消除或減輕其危害。對自然因素引發的新地質災害隱患，要及時落實監測責任人，并盡快進行治理。各村、社區和有關部門應按計劃做好治理資金的籌措，確保治理任務完成。

（三）加強新農村建設地質災害防治的監管

各村、社區和有關單位要高度重視新農村建設中的地質災害防治，在進行村鎮規劃，新村選址，移民遷建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時要躲避開地質災害易發區。確需在地質災害易發區進行建設的，必須按《地質災害防治條例》的規定進行建設工程地質災害危害性評估；編制地質災害易發區內的村莊規劃時，必須依法對規劃區進行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

（四）加強地質災害隱患調查

近年來，受臺風暴雨，雨雪冰凍及人類活動影響，不少山坡和坡腳出現了地質災害隱患，嚴重威脅著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有關部門要組織開展地質災害隱患的全面調查，充分收集已有地質災害調查資料，采用遙感譯和現場調查相結合的辦法，進行地質災害隱患調查。要通過調查，查明可能遭受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地質災害威脅的居民和人群聚集地。對經調查確定存在地質災害隱患的，逐一明確監測方法，制定防災避險預案，提出防治措施，排出治理計劃，盡快治理。

主要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認真履行地質災害防治職責。

地質災害防治事關人民生命財產和工程建設安全，各村、各社區和有關單位避險按照《地質災害防治條例》要求，加強對地質災害工作的領導，把地質災害防治工作作為創建“平安瓶窯”、“和諧瓶窯”的主要內容。村、社區和企事業單位的主要負責人要對本地區地質災害防治工作負總責，層層落實責任，做到任務到人，責任到人。

（二）加強汛期地質災害巡查

汛期來臨前，各村、各社區和有關單位要組織有關地質災害危險點，隱患點和交通沿線的檢查，對地質災害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分析評價，提出具體可行的防范意識和防災減災措施。汛期來臨時，各村、各社區和有關單位要加強已知地質災害隱患點，切坡建房和鄉村公路的巡查，發現險情及時處理和報告。要進一步加強地質災害群測群防網絡的建設，凡是位于地質災害易發區，尤其是地質災害高中易發區的村，社區和有關單位，應當設立地質災害預警員，負責當地地質災害檢查防范工作。國土資源部門在汛期前應對各地群測群防網絡的建立和運行情況進行檢查，發現問題及時提出整改意見。

（三）認真執行地質災害“三同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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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Logistic回歸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2－0032－0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地方政府生態管理與綠色社區志愿者組織成長的互動關系研究” （7117309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層政府信任與社區志愿者組織成長的內在關聯性研究”（70903002）；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江蘇綠色社區志愿服務研究” （11SHC00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地方政府社會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與良性互動研究”（09YJC810022）；2011年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

〔作者簡介〕梁瑩，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博士，江蘇南京 210093。

巴伯曾說過：“民主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民主是一項持續性的實驗，而不是一系列固定的準則。” 〔1〕民主的理念在當代社會很少被公開質疑，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民主仍是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2〕在邁向人類民主化的治理宏圖中，政治理論家與實務者都將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旅途中的至高使命。古代雅典、羅馬的民主印象成為政治學者揮之不去的美好期待，有過挫折、有過喜悅，政治民主化總是在這種交替與纏繞中緩緩前行。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歷史的見證者，公民擔負著回歸政治本身的切實責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將會燃起公民追逐逝去夢想的熱情，催促人類開創民主治理的新境界。

一、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之理論回眸與意涵解讀

人類的智者從柏拉圖到托克維爾都認為由于西方國家的權力獲取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因此對于統治者來說，理性地說服人們就非常關鍵，只有讓公民從理性方面獲得認同，才能有利于權力的穩固。〔3〕19世紀30年代，當托克維爾初次踏入美國大陸時，深深表達了如下感受：“不論老幼、不論貧富、不論性格差異，美國人總是在不停地結社。” 〔4〕由此可見早年托克維爾非常欣賞美國公民的自治精神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推動作用。Adam則進一步深入指出自治的原初含義是任何人對于合法的秩序都有統一的偏好，然而由于不同的價值、利益與標準的沖突，這一假設受到挑戰。但是自治的固有邏輯卻未發生變化，自治強調如果決策執行代表了集體的偏好，一個集體或者共同體將對于個體公民進行管理。〔5〕“公民治理”很接近于早年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傳統的公民自治精神和Adam所言的公民自治的深層意涵――公民直接參與各類公共事務的合作治理，而不是通過政府這個中介；或者直接與政府進行良好的合作互動，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體現自己的美好訴求，最終達到公民治理公共事務的理想目標。

早在1976年，Higgins和Richardson就曾預言：“更大程度的參與與協商已經成為所有層次、所有組織決策的一個必要因素，促使這種參與運動的動力如今沒有看到消失的跡象，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這種趨勢定會更加明顯”。〔6〕學者們似乎對于將來的更為廣泛的公民參與性治理充滿著無限的憧憬與期待，然而不少學者也批判性地注意到未來的更為深刻性的公民參與急需一種載體，如果缺失了這種承載公民參與的物質基礎，那么所有的公民參與性設想只能付諸于空想。在Clarke 和Newman看來，我們應該更多地發掘社區的潛力，重新發現社區，將社區作為提升公共領域的一種重要途徑。〔7〕 通過公民直接控制與通過社區論壇與社區議會等形式，給予公民參與的權力，從而決定影響社區發展的議題，〔8〕而這種理念的發展被后來的學者視為一種走向公民治理的路徑選擇。“公民治理”在公共管理領域并不是最為前沿的詞匯，公民治理的倡導者理查德•C •博克斯的《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在幾年前就已經做為譯著出版了，但是公民治理的確是我國社區草根民主成長的未來方向。在公民治理模型中，社區居民是他們自己社區的“提供者”，所以，他們應該做出必要的決定以確定應該提供什么樣的公共服務以及如何運營這些公共服務。選取代議者以及公共服務職業者在社區公共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他們的角色應該是提供幫助和支持，而不是成為公民的上級，他們應該和公民一起，這才能形成為一個社區。〔9〕

公民治理理論汲取了傳統政治學與行政學中的三種價值理念，即地方控制、小而回應性的政府以及作為顧問的公共服務職業者，并試圖建構一種公民型政府，這種公民型政府主要由公民、選任代議者和公共服務職業者相互協作而形成。博克斯認為公共組織的發展將經歷四個階段：精英控制(Elite control)階段、民主(Democracy)階段、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階段、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階段。〔10〕同時，為了應對政治合法性的危機與社會的不信任危機，公民與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已經成為政治學者研究的熱點，學者們普遍認為廣泛性的公民參與和合作治理能夠挽救傳統民主治理的危機。〔11〕而另一位公民治理理論支持者巴伯認為現代社會普遍采用的代議民主制最多只能是趨近于民主，稱為“弱勢民主”。據此，他提出了“強勢民主”的概念，在看到傳統代議制的弊端之后，巴伯對于強勢民主推崇有加，他認為：“強勢民主不僅僅要追求選票，而且要求好的理由；強勢民主不僅僅追求觀點，而且也重視理性的辯論”。〔12〕

肇始于美國的公民治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以解決代議制代表性不足為目標，以順應并推動公民自治意識和公民精神為宗旨，促進公民對于各類社區事務的直接參與。公民治理不僅僅是要實現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實現一個公民自己設想與自己執行的社區愿景。〔13〕而對于實現真實的公民治理圖景而言，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是最為重要的內源性基礎。公民治理意識顧名思義即為公民治理活動中所體現出的公民自治意識、民主意識、自由意識、平等意識與參與意識等各種現代公民意識。

“公民精神”可謂是公共管理學科發展歷程中始終形影不離的詞匯。早年新公共行政學就極為倡導公民精神的復興。作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經濟和效率雖然是公共行政的價值和追求的目標之一，但決不是其核心價值。羅伯特•登哈特等人也同樣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帶來了諸多理論的更新，建立在民主公民身份理論、公民社會理論與話語理論基礎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公民精神復蘇等理念成為公共行政的重要價值訴求。 〔14〕后現代公共行政語境中的話語民主理論與盛行于當代中西方行政學界的“善治”理論，都被視為是復興了新公共行政學派的對于公民精神的價值追求。Grindle認為，善治呼喚公共部門所有方面的改進，不僅僅要求改進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規則，改進公共議程設置的決策機構，改進公共部門資源配置方式從而有效回應公民需求，而且善治也低于社會共同價值的實現提出的新的要求。 〔15〕而除了“善治”理論之外，“政策網絡”、“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領域盛行的諸多理論，也是將很多注意力集中于關注公民參與意識、公民自治意識、公民美德與現代公民精神等等。

與公共行政的精神一脈相承，參與精神、民主精神、權利意識、平等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等成為公民精神的重要體現。在我國，由于長期深受臣民意識與臣民文化的深入影響，很多公民極為缺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缺乏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政策的治理，缺乏維護公共利益的意識。猶如帕特南描述的社會資本，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可以看成是一種典型的社會資本，任何社會的發展與運作都依賴于此種社會資本，因此實現社會良好治理需要持續地挖掘與利用這種社會資本。在1996年時，提出公民治理彌補政府中公民參與的缺失，在美國的83237個政府機構中，沒有一個政府是純粹意義上的公民治理。〔16〕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極為強調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公民個人在草根民主中所獲得的真實發展空間，很難想像在一個缺乏積極、信任、合作、真實、自治的場景中能夠催生出真正的民主圖景。

二、自下而上孕生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研究問題與研究概況

當今的世界發展使公共參與的范圍急劇擴展，公民為中心的合作型公共治理越來越成為新時代的主要治理議題。〔17〕Melucci認為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政府所面臨的不再是實現一種合理完美的制度，對于公民的文化教育與素質培育也將被提至重要議程。〔18〕現代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發展與培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與之發展程度相對應的公民治理與草根民主的逐步形成與最終建構。

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所具有的這些核心價值理念，從理論層面而言與我國當前城鄉社區田野之間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的成長歷程有著某種契合和共性。社區自治組織在我國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動發展起來的社區自治組織，這類社區自治組織出現比較早且帶有“官方化”的特征；另一類則主要依賴于社會民間內生力量的不斷壯大，進而自下而上地推動而形成的社區自治組織，這類社區自治組織具有“純民間性”的特點。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的社區自治組織歸屬于純民間性類型，也就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我國諸如“社區鄰里互助中心”之類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都在推動中國草根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資金、資源等有限及其他種種制約條件也使得它們還不能在整體上成長為獨立發展的巨大動力。如依據2006年在南京市展開的關于草根NGO的相關實證調查中的數據統計結果，筆者通過《社區公民參與草根NGO：現狀與阻滯因素分析――基于對南京市的實證調查》（2007）等論文中基于對南京市城鄉若干社區的實證調查，對南京市城鄉社區草根NGO成長的現狀進行了深入解析，通過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城市社區居民對草根NGO的參與程度并不理想。在調查結果中可見過半的社區居民表示從未參與任何形式的草根組織；從草根NGO整體參與來看，其中公益服務類NGO的參與情況呈現出非常低的狀況，相對而言政治領導類NGO的參與程度卻相對偏高。〔19〕

我國是一個歷來就缺乏民主氛圍的國度，城市社區中草根性的治理意識、公共精神的成長仍然較為孱弱，而孱弱的公民精神、淡泊的公民治理意識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而言，是否存在著較大的影響呢？本文將通過對長三角地區的三個城市南京、杭州和蘇州的實證調查，深入考察真實世界中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成長之現狀，在此基礎上更加深入地進行分析與研究，進一步揭示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意義，重點分析與研究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良性發展的深刻影響，深入探究培育社區公民公共精神的發展渠道與推進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的美好展望。本次調查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的三個城市南京、杭州和蘇州所作的實證調查。調查對象為參加過社區自治組織的社區居民。調查過程中主要采用多階段抽樣法，多階段抽樣過程中又結合簡單隨機抽樣法、分層抽樣法、系統抽樣法、定額抽樣法、判斷抽樣法等多種抽樣方法。在抽樣框中，根據已有的資料和研究，考慮了總體的性別構成、年齡構成、職業分布、地區分布等多種因素，整個調查均采用較為簡短清晰的結構式調查問卷，此次調查共派發1200份問卷，收回982份，回收率為818%；采用幅度檢查和邏輯檢查對初始問卷進行嚴格篩選，除去16份無效問卷，保留966份，最后有效回收率為805%。本文期望能夠對我國其他地區城市公民治理、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實踐模式提供借鑒與參考價值。

三、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

盡管目前我國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民主化改革，但是傳統的臣民文化依然不可避免地束縛和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例如中國比較突出和典型的傳統臣民文化――“官本位”、“權威崇拜”和“與世無爭”等政治心理，發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慣性地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這極大地抑制了社會公共空間和公民的主體地位。由于我國與西方的民主、法律等多種文化價值系統存在較大的差異，公民的民主與法治等公民精神與公民意識至今仍難以深入我國的民主法律文化土壤。

調查中，對于“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我必須在平時多參與社區自治組織，這樣能夠有效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收獲在于可以使我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通過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讓我對社區更有信賴感和歸屬感”、“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越積極，越有益于推動草根民主的發展”這些說法，均只有半數左右的被調查公民表示比較贊同，而相當一部分公民對于這些說法是表示不認可的。通過數據調查統計發現，部分公民對社區自治組織的自治型參與比較缺乏。 〔20〕而從中也折射出被調查公民的公民治理意識和公民精神相對較為淡泊和孱弱。

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的發展與成長直接為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和草根民主的成長與發展提供鮮活的動力和源泉，其內在關聯性在于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的成長本身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和草根民主發展的重要表征，還體現在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的成長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和草根民主的成長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下文即對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之影響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本研究中通過公民對于“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我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越積極，越有益于推動草根民主的發展”等客觀論述的看法來測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這里將測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指標轉化為虛擬變量，比如對“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為社區盡一份力”這一觀點，公民選擇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設定為0，選擇“無所謂”或“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則設定為1。而因變量“事實上，您是否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則將公民選擇“不經常參加”設定為0，選擇“經常參加”設定為1，通過Logistic回歸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表1 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Ⅰ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SEWalddfSigExp(B)

Q1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a2585420000

無所謂002203570004109511022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109703569473100022995

Q2為了有效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我必須在平時多參與社區自治組織b3056320000

無所謂1946042520970100006997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24490446301061000011577

Constant-2837031481598100000059

Model Chi-square=263344，df=4，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1063334，Cox & Snell R Square=0240，Nagelkerke R Square=0320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19%

a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說法

b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說法

如表1所示，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為263344，P=0000

從Exp(B) 值即發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居民對Q1中的這種說法表示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則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2995倍。接著，公民對Q2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其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分別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居民的6997倍與11577倍。以上的Logistic回歸分析說明公民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越強，公民經常參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比例也就越高。

進一步對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之影響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依然是將測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指標轉化為虛擬變量，例如對于“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使我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這種說法，居民回答 “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編碼為0，回答“無所謂”或“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則編碼為1。而因變量“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您是否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將“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的編碼為0，“比較愿意或很愿意”的編碼為1，Logistic回歸的分析結果如下：

表2 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Ⅱ

BSEWalddfSigExp(B)

Q1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使我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a3071720000

無所謂124704437940100053480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2153043924069100008609

Q2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增強我對社區的信賴感和歸屬感b3262120000

無所謂104903588600100032856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1899035328878100006681

Q3我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越積極，越有益于推動草根民主的發展c3830720000

無所謂1548040514609100004702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23350397346551000010332

Constant-4513049184404100000011

Model Chi-square=277623，df=22，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889178，Cox & Snell R Square=0254，Nagelkerke R Square=0359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73%

a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說法

b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說法

c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3中的說法

表2中的回歸模型的卡方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變量可以解釋因變量的245%。這進一步表明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有較大的影響。 從Exp(B) 值即發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公民對Q1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348倍與8609倍。接著，對Q2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2856倍與6681倍。 最后，對Q3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4702倍與10332倍。這說明公共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越強，公民愿意經常參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程度也越高。

Pollettta認為參與式民主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指代政治形式，另一種指代特定的政策制定規則。〔21〕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戴維•米勒則認為，社群主義的主旨就是將集體的尊嚴與價值內化為全體成員的意志。前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向我們昭示，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形成之精髓，進一步解析發現我國城鄉社區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發展現狀比較孱弱，并成為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較為緩慢的最為重要之因素。

四、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孕育生長：漫長而遙遠的歷程

在人類社會正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在人類社會治理方式正在跨入全球化治理時代，公民治理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社會中治理關系最美好的價值追求。如巴伯所言，“強勢民主并不對個人管理自身的能力抱有無窮無盡的信心，但是它同意馬基雅維里所認為的大眾從整體上講是和君主一樣的或者比君主更有智慧的，它也同意西奧多•羅斯福德觀點，即‘忙忙碌碌的大多數平民管理自身所犯的錯誤比任何想要管理人民的小機構的官僚所犯的錯誤更少’”。〔22〕21世紀，就在公民越來越深入地參與社區事務，要求公共服務的職業者承擔更多公共責任的過程中，公民也許更明確地意識到，他們需要選擇優化的，適宜他們的制度結構，以創造社區的政府。

面對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衰弱與公共空間的急劇縮小，西方的學者曾為此深感憂慮，阿倫特等人認為沒有公眾參與的政治生活將是缺乏生命力的，而且，Nanz和Steffek等人的研究發現，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將會產生新的公共空間，公眾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將極大提升公共領域。〔23〕而本次調查則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成長之現狀距離公民治理所要求的現代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似乎還有很遙遠的距離。對于“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為了有效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我必須在平時多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增強我對社區的信賴感和歸屬感”等說法，均只有半數左右的被調查居民表示比較贊同，而相當一部分居民對于這些說法是表示不認可的。接著對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之影響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后，則可以發現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有著較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而綜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發現被調查社區中公民美德、公民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的心理體認和民主實踐還存在著諸多難以克服的問題，有些問題不僅對于草根民主的成長與發展具有消極作用，更為嚴重的是對國家的民主體制建設具有潛在的負面影響。深入分析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遲緩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努力培育積極的公民資格、公民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為公民治理創造堅實的草根社會基礎，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的漫長而遙遠的歷程之中亟待完成的必要而艱巨的任務。

社群主義者如今更多地從社群之中尋求問題的解決，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僅僅要考慮私人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公平與正義等理念也需要在社群的道德規范中得以體現。社群主義的發展與公民身份密切聯系，公民的志愿服務成為公民身份發展的道德源泉。 〔24〕政治學者在探索民主這一議題時，都給予民主不同的定義。雖然意見紛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規則，也不是形式上的、直接性公眾的直接參與，民主沒有特定的形式，而且民主也是一個不斷發展與變化的漫長歷程。在人類民主化發展的遙遠道路中，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就顯得彌足珍貴。通過本研究的分析，被調查公民的治理意識正在伴隨民主化的進程不斷演進，我們不能不切實際地希望公民的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跨越式地發展，更不能對于現階段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淡薄而感到絕望。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前行也將是漫長的、艱辛的過程，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已經證明。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政治理論家將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公民政治賦權的重要手段，“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政治教育不僅僅限制在政治社會化與道德教育，政治教育還應教會如何獲取政治權力、如何應對政治權力等議題。” 〔25〕

Nancy Fraser認為在當今社會中，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對于社會公平的討論也逐漸主要分為兩個重要的陣營，一種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社會公平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通過一種補償性的資源流動形式，來實現不同地區的同等發展；另一種觀點認為如今社會處于一種身份政治時代，要實現社會公平，就必須要保證社會中少數人的觀點、信仰為他人所熟知，得到他人的認同。〔26〕而政府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在良好合作的過程中更應遵循公平合作的原則。例如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發展而言，政府還應進一步健全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的注冊登記制度，尤其是完善電腦注冊系統。另一方面，還應建立科學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績效評估計量體系，加強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員的培訓與教育，建立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共同治理的資源共享的信息平臺。然而受政府對社會控制的減弱的深刻影響，蘊涵著現代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自身要有足夠的能力來幫助社會實行自我治理。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自身充當網絡治理中的橋梁作用，維護和捍衛各種特殊群體的利益，支持社區的網絡治理的多元格局。概而言之，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個漫長而遙遠的過程，是一個隨著法治與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公民自身素質提高而不斷成長與發展的冗長歷程，也期望本研究可以為當代中國城鄉社區草根民主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盡其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1〕 〔2〕〔12〕Barber, B. R.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144,p144,p576.

〔3〕Peter, M. Planning theory symposium on rationali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1.6，(3), pp.27-284.

〔4〕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N.Y.: Anchor Books,1969, p.513.

〔5〕Adam, P.Self-government in our ti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12，(1), p.72.

〔6〕〔7〕〔8〕Higgens, G. M. & Richards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ondon: The Politics Association,1976. p.27.

〔9〕〔美〕理查德•C •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M〕.孫柏瑛，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4.

〔10〕〔13〕Box, R. C. Citizen Governance, 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21st Century, Sage: Thousand Oaks. 1998.p.35.

〔11〕 Wei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Civic Empower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0，8， (2), p.595-598.

〔14〕 Denhardt, R. B. &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0，60，(6), p.549.

〔15〕Grindle.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2004，17，(4), p.525.

〔16〕Miller, H. T. & Nunemaker,Citizen Governance as Image Management in Postmodern Context,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1999，21，(3), p.302.

〔17〕Terry, L. C. Tomas, A. B., & Jack, W.Citizen-centered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 ，(1), pp. 76-88.

〔18〕Melucci, A.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9〕 梁瑩.公民參與草根NGO：現狀與阻滯因素分析〔J〕.社會主義研究，2007，（5）.

〔20〕 梁瑩.基層政治信任與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遙遠的草根民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98.

〔21〕Polletta, F.Freedom is an Endless Meeting: Democracy 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245.

〔22〕〔美〕本杰明•巴伯.強勢民主〔M〕.彭斌，吳潤洲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260.

〔23〕 Nanz, P. & Steffek, Glob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2), p 315.

〔24〕Clarke, S. munity and Problematic Citizenship, Political Geography,2008，27，(1),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