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2 10:36:46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歷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1 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歷程
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化體制不斷完善,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迎來了新的,區域經濟成為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器。區域經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和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一體化是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典型縮影,筆者認為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歷程可歸為三次發展浪潮。
1.1 第一次發展浪潮
上海經濟區在20世紀八十年代初成立。最初,上海市、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與浙江的杭州、紹興和寧波等十個城市包含其中。經過試驗性的改革,上海經濟區最終覆蓋了江蘇和浙江全省以及上海市。隨后,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分別在1984年、1985年、1987年加入上海經濟區。這一時期,由于地方競爭激烈加之上海經濟區的范圍逐漸擴大,沒有區域性協調機構的統籌,上海經濟區的發展并不成功,八十年代上海經濟區的每年的年增長率均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1.2 第二次發展浪潮
20世紀九十年代,中央在撤銷“上海經濟區”并提出了“開放浦東”的發展戰略,從此浦東新區成為上海以及整個長三角經濟圈的新高地。但從總體上來講,長江三角洲的一體化發展在九十年代有了質的跨越,在第一次發展浪潮中,蘇浙區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國有大型企業與浙北的鄉鎮企業之間的進行掛鉤,進行橫向的配套合作,在合作范圍上主要是工業加工上進行對接。而在第二次發展浪潮中蘇浙滬區域合作模式轉變為“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利用浦東的優惠政策以及上海的國際影響力大力吸引外資以及技術引進,合作的深度與廣度不斷被挖掘。
1.3 第三次浪潮
21世紀,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已經突破了“長三角”的地域概念,一舉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圈。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得中國的經濟與國際接軌,在經濟全球化的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出現了新的發展平臺,外商把大上海區域視為投資的首選區域;第二,隨著市場化趨勢逐漸明朗,在南通、杭州等與上海聯系緊密的地區的民營企業開始大規模地進軍上海,此外,上海也積極進行與省外企業進行產業轉移的對接。
2 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的問題
2.1 區域內產業結構同質化,缺乏有效分工與整合
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趨同問題成為近年來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絆腳石。一方面,由于缺乏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制約、區域合作制度化水平較低以及各區域的信息不對稱長期無法解決,另一方面,長三角地區的工業原材料和資源匱乏,主要依賴進口和遠距離運輸,長江三角洲區域內各地區產業不能進行有效的細化和分工,不能在區域內進行有效的優勢互補和差異化競爭。
2.2 區域內各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性較弱
長江三角洲地區內各個行政區政府比拼業績使得區域內的惡性競爭和經濟壁壘加強,加之缺少高層決策部門的統一調度,造成大量經濟資源浪費。區域內的資本、信息、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存在分割和封鎖,使得區域內的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動。
2.3 長江三角洲區域內部城市發展缺乏精確定位,區域內各城市發展缺乏整體協調分工
長江三角洲區域內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以上海、蘇州、杭州為中心三個大型的城市群。各個城市在規劃建設上缺乏統一觀念和惡性競爭使得在工業發展和對外貿易上不能有效地進行分工合作,限制城市之間的互聯發展。再者,由于 城市間的行政經濟壁壘,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通訊信息化互聯設施滿足不了長江三角洲整體的城市化水平的發展需求,導致區域內整體效應的優勢潛力不能發揮。
3 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
長江三角洲一體化是要建設以上海為龍頭,以大都市圈為載體,以國際化、市場化為目標打造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模式。針對上述問題,下文提出四點建議。
3.1 基礎設施一體化
快捷方便的交通、全覆蓋的通訊網絡是保障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基礎。一方面,區域通設施的建設可以降低區域之間物流運輸成本,是區域內資源流動共享的基礎,與此同時交通鏈條區域的相關產業也可得到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全覆蓋的通訊網絡體是信息化的載體,其建設可以使信息共享最大化、保障長三角地區物流網的安全、促進三角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具體來講,第一,依托上海的金融、貿易、服務等優質資源,提高國際集裝箱的運輸比例。第二,寧波、舟山等港口群逐步建設成為上海港的深水外港和中轉港。長江沿岸的港口群要形成協調發展的內支線港和喂給港。此外,在陸路交通的建設與大港口群建設需要協同,以此擴大航運網,增強港口的輻射作用
3.2 產業一體化
產業一體化是滬、蘇、浙地區一體化進程的主體部分。可以根據一體化階段不同,產業合作的范疇和規模可以進行適應性調整。所以,對于第三產業的發展,一體化形式可以從旅游、商貿、金融入手,同時實現錯位競爭,即對同一領域的發展可以在規模、功能和對象上進行細分。首先以這些領域作為突破口,再向其他領域擴展。
3.3 制度一體化
在制度設計方面上筆者建議可以從三方面入手:建立制度的主體、構建區域一體化法制、建立區域共同市場的規則。另外,制度建立不能流于形式,建立高層決策機構協調各方力量,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跨界發展政策。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構建需要有效的執行機構作為助力器,以制度性合作推動功能性合作,因此需要對已有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會”的功能及運作進行升級。洋山深水港是浙、滬兩省政府跨界合作的重大發展項目,是制度一體化推動功能一體化的典型體現。
3.4 市場一體化
長江三角洲一體化建設的本質是建立區域共同市場。區域內市場體系需要的不僅是商品市場的還有各類要素市場的參與,因此需要疏通產品、服務、人才、信息的流動通道。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建立和完善市場競爭規則,實現市場競爭的有序性和公平性。建立有效的市場規則,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第一,發揮上海的國際貿易核心地位的優勢,江蘇的制造優勢和浙江的銷售優勢,引導優質企業強強聯手,共同建設面向本區域性、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型商品、服務要素市場。第二,在上海、杭州、南京、寧波等中心城市實現錯位競爭,即利用各自優勢發展不同類型和規模的商品交易市場,并且建立起跨區域的集團進行各類生產要素市場的流通,實現合作共贏的局面。第三,在區域在運用國際統一標準規范市場行為,建立商業信譽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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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歐盟 經濟一體化 歐洲模式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指導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農業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歷史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市場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經濟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申請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11年的《歐盟憲法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 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民主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4.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外部敏感性。這主要是指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深受世界外部環境的影響。一定時期的國際形勢對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步伐影響較大,歐洲經濟一體化體現出明顯的對外部環境的敏感性依賴。如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不僅使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緩慢,也導致一體化步伐受到嚴重影響,更為嚴重的是使歐共體在20 世紀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內分階段實現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也因此受阻。 從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這一發展模式的出現,既有二戰后獨特的歷史條件——冷戰的大環境,更有歐洲各國在應對來自外部環境時所進行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關鍵詞:中國;日本;韓國;FTA;戰略
一、中國的FTA戰略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已成當前國際經濟中最為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任何國家要想經濟持續發展,都不可能回避這趨勢。由于經濟全球化風險的同步凸顯,以及在WTO框架下推行全球經濟貿易自由化日益困難,各國都將發展經濟與貿易的視角放在地區間經濟一體化上面,紛紛簽署雙邊或多邊的FTA。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必然能認識到這種趨勢并且努力順應這種趨勢,使自身在這種趨勢中獲益。
(一)中國參與FTA歷史進程
受以前“不結盟”外交思想影響,中國參與地區間的經濟一體化進程較晚。直至2001年加亞太貿易協定 后,中國才正式開始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十七大報告中,中國更是首次提出了要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標志著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正加速向前邁進。 自自由貿易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先后與新西蘭、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與澳大利亞、冰島等國正積極開展自由貿易協議談判,與印度、韓國、日本等的自由貿易區建設相關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二)中國參與FTA的戰略目標
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僅歸因于中國對自身的清醒認識,也在于中國根據不斷變化國際經濟形勢,能適時不斷調整自身經濟發展戰略。中國正積極實施FTA戰略,試圖以方位的、多層次的方式構建自身的FTA網絡。十七大報告中的FTA戰略,將FTA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層次,這對于推動中國與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的來說,從中國經濟戰略的角度看,中國參與FTA的總體目標可以定位為“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FTA網絡,以此落實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營造良好的國際經貿環境,為中國經貿發展創造條件”。
(三)中國參與FTA戰略的選擇路徑
從當前中國自由貿易區建立的情況來看,中國參與FTA仍然處于一個初級階段,需要不斷加強戰略規劃,特別是要從戰略層面設計參與路徑、具體的參與政策策略等。
制定中國FTA戰略總規劃。雖然中國已明確提出實施FTA戰略,但是至今仍未建立起目標明確、設計有序、措施具體可行的國家FTA戰略,這種情況不利于中國及時適應國際經濟形勢變化,不利于中國最大限度獲得自身需要的戰略利益。為了更主動,更積極有效地參與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事務,提升中國在區域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中國必須從推動對外貿易、緩解貿易沖突、實現經濟優勢互補和尋求政治利益等多角度出發制定一套總體的FTA戰略規劃。
成立FTA專門機構,由專門機構負責具體實施FTA戰略及處理FTA相關事務。中國在正式確實了自身的FTA戰略后,中國也應成立一個能夠起主導和協調作用的專門機構,負責研究、制定及管理FTA戰略實施等有關工作。
3、加強對FTA戰略的宣傳,積極落實行動,加快FTA戰略進程。為了更好地實施FTA戰略,中國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中國政府應該大力宣傳、普及FTA相關知識。
二、日本的EPA/FTA戰略
日本對于何為EPA/FTA,是這樣定義的:“FTA(自由貿易協定)是國家或地區旨在減少同貿易方間貿易障礙和廢除外商投資服務貿易管制而簽訂的國際協議;EPA(經濟伙伴協定)是貿易國家除了簽訂FTA一般內容外,更是為了放寬在投資和移民領域的限制而簽訂的國際協議”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EPA比FTA包含內容更廣,EPA要求在更廣的領域,比如說一切外國投資和外國移民等領域達成某種協議。這比FTA要求更高,日本的EPA戰略就在于構建一種比FTA更緊密的經濟聯系。這也可解釋為什么日本的是EPA/FTA戰略,而不僅僅是單純的FTA戰略。日本作為一個以前對多邊貿易不太積極的國家,作為后來其對多邊貿易的日益重視和其力圖實現后來居上的趕超心態,日本的這種FPA戰略新思維和新實踐正是為了擺脫其落后于中國、韓國等國FTA戰略的真實反映。
(一)日本參與EPA/FTA歷史進程
戰后,在貿易立國戰略指導下,日本始終堅持在GATT/WTO框架下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一直持懷疑態度。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沖擊下,日本感到了自身有被邊緣化的危險。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和韓國先后分別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一向以亞洲經濟領導者自居的日本更是感受
到了這種危機,因此,在此后的對外經貿中,日本采取了比FTA更緊密的EPA戰略,日本先后與東盟各成員國及東盟簽訂了經貿關系更緊密的EPA。日前,日本正在與更多的國家開展EPA/FTA相關的談判和研究。
(二)日本FTA /EPA戰略目標
實現日本經濟持續繁榮(Strong economy)。 基于WTO等多邊貿易體系短期內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而世界主要貿易大國都紛紛建立FTA的背景下, 日本為了擺脫“新興國家迅速崛起和日本經濟逐漸下滑的頹勢” 這種現實困境,同時也為了避免“日本的投資貿易環境吸引力下降趨勢”,日本要實現經濟持續繁榮,就必須“推動同主要貿易國家締結更高水平的經貿伙伴關系及其它類似的經貿關系協定” 。
維持日本在東亞的經濟領先地位。21世紀以來,日本不僅感受到了來自美國、歐盟等傳統經濟對手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的壓力,同時也感受到了來自像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挑戰,因此急于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上實現超越,促使日本積極推動FTA/EPA進程。
國家戰略安全的考量。日本作為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對外資源依賴性強,因此,日本希望借經濟一體化來獲得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從保障資源、能源供給安全中達到日本國家經濟安全的目的。
(三)日本EPA/FTA戰略選擇路徑
根據2004年的《關于今后推進EPA的基本方針》,日本政府對于EPA的對象選拔遵循這樣三個標準:一是形成對日本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二是保證日本經濟持續繁榮;三是日本EPA/FTA對象實現EPA/FTA的可能性。又據《日本的FTA戰略》, 其主要的選擇標準有:
經濟標準:貿易伙伴對象的經濟規模總量和分析它們所處的發展階段,評估通過EPA/FTA,是否能促進日本經濟的發展和擴大雙邊的貿易、經濟關系以及簽訂EPA/FTA對日本國內產業以及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影響。
地理標準:首先是致力于加強亞太域內經濟關系,促進東亞及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穩定,然后是加強與亞太外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戰略伙伴關系,最后促進與世界其它國家的經貿關系。
政治外交標準:致力于與那些政治穩定、統治能力強和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建立EPA/FTA談判,以經濟關系加強友好關系,推動日本戰略性經濟外交的開展。
現實可能性標準:根據日本國內民意及日本敏感產品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看談判雙方是否能達成在自由貿易方面的共識。
時間標準:根據日本的市場開放能力和談判能力、與WTO談判的關系及與日本政治、外交和經濟的關系,預測日本是否能與其他國家、地區進行自由貿易。
據以上標準,日本對EPA/FTA對象進行了重點劃分和規劃。第一,以東亞為中心,力圖在中長期內構筑起日本的領導者角色(Play a leading role )地位,這也是日本EPA戰略布局的重點。第二,為保證日本資源、能源的穩定供應,因此,日本積極開展同資源和能源大國(比如澳大利亞、印度、南美國家等)的EPA/FTA談判。第三,開展價值觀外交,構筑日本“自由、安全與繁榮之弧”。因此,美國、韓國、東盟、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等這些與日本在意識形態上相同的國家在日本的FTA戰略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韓國的FTA戰略
韓國作為一個傳統的以出口導向為主和對國際市場有相當依賴程度的國家,其對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有著非常敏銳的感知力,因為對國際市場是否具有足夠的感知度,直接關系到韓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因此韓國對于FTA戰略極其重視,這深刻地反映在其對外貿易實踐中。
(一)韓國參與FTA歷史進程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韓國就不斷從多邊貿易體制中受益。韓國一直以來都非常強調多邊主義原則,對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表現得相當冷淡。但自2003年盧武鉉上臺后,韓國政府在恪守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積極推進與大型發達經濟體的FTA談判和簽訂。“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韓國政府的FTA戰略基調就定位于‘同時多邊行動’和‘全面的、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協定簽約原則。” 現如今,韓國已將FTA戰略作為一項重要的推動本國對外貿易和拉動本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經濟戰略。
(二)韓國FTA戰略目標
目前,韓國在推動本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下,正從區域內的FTA政策轉向區域外的FTA政策,為何有這種轉變呢?
首先從傳統國家利益方面來看,一是為了韓國的經濟發展和保障國外市場。二是增強韓國的國際影響力。韓國推行FTA戰略一方面是為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現實,同時也是為了保證韓國國際商品市場占有率,通過FTA的簽訂來改善外部商貿環境,并持久增強韓國產品競爭力。
再從國際經貿易體系變化方面來看,隨著國際經貿體系的急速變化,區域貿易協定在全世界廣泛擴散。當前國際貿易體系的一大特點是區域貿易安排(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 的迅速出現。RTAs的迅速增多表明,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RTAs這種新的而且重要的貿易政策工具,這是對多邊主義貿易政策的補充輔助。因此,韓國也正是從這種國際經貿體系的變化中,積極尋求區域外的FTA戰略伙伴,來達到本國經濟的收益最大化及增強本國的國際影響力。
(三)韓國FTA戰略選擇路徑
根據韓國外交通商部 于2008年的《韓國FTA政策》來看,韓國認為應該通過FTA政策來彌補WTO的不足,其主要的貿易伙伴積極開展FTA談判。其主要的標準有:
推動的方向是與大型發達經濟體和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國家簽訂FTA。韓國在同周邊國家比如東盟各成員國、中國、日本展開FTA談判和簽訂的同時,積極推進著與大型發達經濟體(歐盟、美國等)FTA協商、談判、簽訂的步伐。
韓國政府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包含的內容廣泛,簽訂協定的成果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商品領域,更是包括了新興的服務領域、投資領域、政府調控、知識產權和技術標準等領域的內容。
廣泛征求國民意見,在國民共識的基礎上推進FTA進程。韓國為了推進韓國國民對FTA戰略的共識,在FTA的簽訂中,不斷提高FTA透明度,FTA簽訂過程在全國范圍內征集意見,爭取取得國民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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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關鍵詞]環渤海;區域旅游;競合模式;競合機制
環渤海地區旅游資源是以北京為首位城市,天津為次首位城市,青島、大連、秦皇島為此區域中心,丹東、營口等城市為補充的雙核多中心多極網狀拓撲結構。
1、環渤海區域旅游競合模式的SWOT分析
1.1優勢分析
(1)旅游資源優勢。
環渤海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孕育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在旅游資源開發上各地各具特色,互補性很強。
(2)經濟優勢。
環渤海地區是我國乃至世界上城市群、工業群、港口群最為密集的經濟區域之一。外商投資較為密集,且分布著眾多國家級的開發區和保稅區,同時,東北亞區域合作開發開放的勢頭較猛。因此,該地區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3)區位及交通優勢。
環渤海地區位于我國華北、東北、西北三大區域的結合部,內涵京津,外鄰日韓,懷抱渤海,處在“東來西往,南聯北開”的重要位置。
1.2劣勢分析
(1)區域內城市旅游業發展不均衡。
環渤海區域內的城市旅游業發展首位度很大,北京作為這一地區的首位城市,旅游業發展遙遙領先于其他城市,區域內旅游業發展極不均衡。
(2)市場通道不夠順暢。
環渤海地區市場觀念相對落后,合作意識比較淡薄,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現象阻礙了經濟資源自由流動和跨地區合作。
(3)區域旅游產品單一,結構不合理。
環渤海地區憑借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旅游資源,多年來形成了傳統的華東觀光線路和旅游產品,占該地區旅游市場的主要份額,但對“回游客”市場吸引力不足,單一的觀光旅游產品的簡單組合將限制區域旅游合作的深化發展。
1.3機遇
(1)國家的政策扶持。“十一五”計劃綱要中明確指出:“進一步發揮環渤海、長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珠江三角洲等經濟區域在全國經濟增長中的帶動作用”。標志著整個環渤海區域經濟聯合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也為環渤海區域旅游合作與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2)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伴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作為經濟前沿地帶的環渤海地區面臨破壁互融、互動溝通的又一輪新發展,推進環渤海區域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3)奧運經濟的推動。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將為北京和區內其它城市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契機。奧運經濟將推動環渤海地區旅游、會展、物流、建筑、商貿、城市規劃和建設等各領域的全面合作與發展。
1.4威脅
(1)行政體制的束縛。在高度集中的舊旅游管理體制下和以地方利益為前提的政策導向使雷同的旅游項目在區域內盲目重復建設,造成旅游資源和建設資金的極度浪費。
(2)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挑戰。從長三角的旅游合作發展歷程來看,從2003年開始,進入了區域旅游合作的融合階段。而環渤海地區雖然從1985年召開的渤海灣經濟圈協作研討會就開始了旅游合作,但現階段旅游合作仍處在一種較淺的層面,大范圍的區域合作還沒有形成,更多的是次區域合作。
2、環渤海區域旅游建立競合模式與機制的建議
2.1強化合作意識,擺脫體制約束。
轉變觀念是區域旅游合作面臨的最大問題。為加快區域旅游一體化的進程,形成多方位、深層次、多形式的旅游合作,政府在其中必須發揮相應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引入全區域旅游效益最大化的概念,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域為主導模式的區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和分割,促進旅游要素的無障礙流動,在規劃協調、環境保護、交通配套、政策扶持等方面營造有利于合作和發展的軟環境,消除障礙因素,促進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形成區域自由、開放、統一的大市場。
2.2加強優勢互補,形成“規模效應”。
旅游資源的地域分異性導致了不同旅游地的差異性,而旅游者的流動正是在這種區域內差異的驅動下產生的。合作開發旅游產品不等于簡單的產品組合,關鍵是要根據不同的消費需求,開發多層次、全方位的旅游產品,力求創新,培育新型的消費熱點,保持組合產品的持久生命力。
2.3堅持以市場為主導,支持旅游企業跨市聯合。
在區域旅游競合過程中,應吸引國內民間資本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流向旅游開發領域;將現有旅游開發實體改制為股份制公司,積極創造條件上市,實現快速融資,發揮行業龍頭作用;加大整合實力較弱的各地中小型旅行社的力度,按照股份制和連鎖經營的方式組建大型旅游服務公司,形成有一定規模與數量,具備較強競爭力的旅游服務集團。
楊新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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