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全球經濟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全球經濟 世界經濟 國際經濟

一、全球經濟的逐本溯源

全球經濟，伴隨著全球化的出現而出現，具有方向與進程的雙重屬性。所謂全球經濟的方向屬性，意即立足于作為一種客觀歷史的發展規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經濟局面的角度。所謂全球經濟的進程屬性，意即現階段的亟待進一步發展的全球經濟現狀。全球經濟不是一個終極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著生命力的概念，還存在著提升的空間，還有著尚待解決的問題及種種的不確定性。

（一）前全球經濟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的萌芽

追溯歷史，人們曾長期處于一種閉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經濟形式單調，集群意識淡漠。直到原始社會后期，個別地區才出現了部落內部或族群之間偶然為之的商品交換。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開始了生產原料的進口。公元前5世紀，東西方貿易通道逐步開通。16世紀初期，新航路開辟，地理大發現，促進了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全球經濟正待萌芽。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會經濟最終從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機器大工業的建立又反哺于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經濟日益成熟，初顯環球同此涼熱。而這一時期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與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只可視其為全球經濟的萌芽。

（二）全球經濟的形成及其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步發展

全球經濟存乎于全球進程，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現代工業、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世界市場加速擴大，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大大超過歷代水平。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現已發展成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涵蓋了生產、貿易、金融和投資各個領域，囊括了全球經濟以及與全球經濟相聯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過程。經濟全球化歷經了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要素跨國化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其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全球經濟的對應形態，連貫起來，亦演繹出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

第一，貿易自由化與商品全球化發展階段。1948年1月1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正式生效，為戰后消除國際貿易障礙、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從而推動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貨物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增速顯著，全球貿易依存度不斷提升，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場興起并日漸成熟。

第二，金融國際化與資本全球化發展階段。以電力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經濟資本全球化過程的動力來源。隨著產業革命的興起，世界性的金融機構搭建起龐大細密的網絡，大量的金融業務跨越國界進行，跨國貸款、跨國證券發行和跨國并購體系均已形成。2與此同時，各國銀行資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銀行業與工業中的壟斷資本相互滲透、結合，形成金融資本。全球經濟的要素――全球資本，逐步形成并穩步發展。

第三，經濟要素跨國化與生產全球化發展階段。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產業革命，縮小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各國科技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大規模跨國界轉移，跨國界聯合研發廣泛存在，各國的技術標準越來越趨向一致，跨國公司、寡頭巨鱷通過壟斷技術標準的使用，控制了行業的發展，獲取了大量的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也促動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它不僅對生產超越國界提出了內在要求，也為全球化生產準備了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跨國公司獲得了大發展。原有垂直型為主的國際分工，逐漸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國際分工轉變，組成了一個有機的全球生產體系。

對于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并無時間上嚴格的界限，僅僅是經濟在全球維度發展經由商品市場擴大、資本跨界、生產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現的一個大致的時序，各個階段逐次出現并繼續發展而并無替代。換言之，當今全球經濟似已超越了三個階段，卻將三個階段漸次出現的特征一直延續下來，當然，還包括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類問題的全球性蔓延，而這種蔓延卻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現的問題變得尤為突出，例如第二階段所涉及的資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關問題，在世紀之交接連不斷的金融風暴席卷之下已然成為當代全球經濟的焦點。

二、全球經濟的概念界定

全球經濟，學界迄今尚無確切定義，由于諸如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等類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

（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

就立足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本身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同。國際經濟，是指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圍內對稀缺資源進行最優分配，以及在此過程中發生的國家之間商品貿易、金融投資及其他生產要素流動等各種經濟活動與經濟關系的總和。換言之，國際經濟意即經濟活動超出一國界限，擴展至雙邊抑或多邊，但視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經濟，是指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其視野所及則是全局性的。

就出發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又顯示出了共同性。無論是強調經濟發展國際化延展理念的國際經濟，還是強調各國經濟活動總和的世界經濟，都是從民族經濟體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出發。換言之，相對而言，無論是帶有整體意義的世界經濟還是帶有部分意義的國際經濟，在研究視野上皆存在著局限，而這種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視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經濟概念，從某種意義上看，成為一種必然。

（二）區別于國際經濟的全球經濟

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無論就內涵抑或外延均有著一定的相似度，但區別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稱國家間經濟，相對于民族國家經濟（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領域、標的范疇指向性強，特征明確，因此其概念也相對明晰。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相類似的，國際經濟的主要活動包括生產、分配、貿易、投資、服務等多種形式，需要應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等相關的各種問題。但與民族國家經濟不同在于，國際經濟活動的范圍由國家層面提升到了國際層面，對于相關經濟問題的應對是對于民族國家經濟的進一步引申和擴展，經濟運行的范圍更廣闊，由于每個不同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經濟體系的差異，因此國際經濟交流更為復雜。

國際經濟雖以國家間的經濟形態而得名，但民族國家仍居主導，其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下所維護的主體利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而這一點，恰恰展現了全球經濟與國際經濟的區別。換言之，全球經濟時代，即便可能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國家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但立場和出發點已然與國際經濟產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人”假設，如果說民族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好比是一個理性個體，那么，他們從事任何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經濟的目的具有明顯的“利他”色彩，雖也是在追求凈收益最大化，但出發點卻不再囿于個體，而上升到了整體利益的高度。

言及經濟，無外乎治理。無論是國際經濟還是全球經濟，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難度及效度而言，則大相徑庭。“脫離社會背景的全球市場是難以調控的，即使在調控者有效合作和他們利益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全球經濟需要構建能夠應對全球市場復雜狀況的既有效又統一的超國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狀態下，民族國家的第一主體地位如若被顛覆，進而這種構建的可能性極小，那么以此模型展開治理就更無從談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國家仍為主體且其國內政策權威不容顛覆的國際經濟面臨治理問題時便從容許多。

國際經濟帶有一種“國際化”的傾向，而全球經濟則帶有一種“星球化”的傾向。國際經濟，強調交易的增長和國家間的經濟聯系進一步擴大。在更大規模（跨越國界）的范圍內的商品、貿易、投資、服務、經濟觀念等的流動。且流動的數量、范圍和頻率上，一個地區更多地影響到另一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而全球經濟的“星球化”傾向則是在地球這個整體的層面上展露經濟關系。

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國際公司，是一個相對松散的企業集團，各子公司或部門保留著較高的獨立性，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動機就是為本國的民族國家經濟謀利并以本國國內的經濟政策為基本約束。與之不同，跨國公司，是指由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立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種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活動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可以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別的因素相聯系，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可以與其他實體分享知識、資源以及分擔責任。 它是真正的無固定地點的資本，沒有具體的民族國家身份，實行超國家的管理。貿易方面，純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報最高便落戶于哪里）；金融方面，通過發達的現代通訊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場的力量來支配，不必聽命于國家的貨幣政策；生產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采購原料，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要素流通順暢；運作方面，通過高透明度的全球經營為全球市場服務，致力于建立和諧的全球市場秩序。簡言之，跨國公司不再像國際公司那樣，受到具體民族國家政策的干擾，甚至不再受限。國際公司與跨國公司的區別也印證了以之為主要參與者的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在參與者權限方面的分歧。

（三）區別于世界經濟的全球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相關的各類著述中，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均系高頻詞匯，但卻普遍存在著通用、混用的情況，很多學者甚至完全無視二者區別，這樣的做法不免偏頗。雖然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在立場、主體、問題及趨勢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但差異仍不容忽視。

《經濟大辭典》給世界經濟所下的定義是：“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 對此，可作下解釋：第一，世界經濟是由各國市場經濟基礎上構成的復合型的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第二，世界經濟是在國家干預下的人們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全過程，是由各國在生產過程的外部聯系所構成的“二次再生產過程”。第三，世界經濟是由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與國家集團組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共同運作的有機整體。下面要做的，就是通過將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進行比較分析，使全球經濟的概念在前述比較所得結論基礎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從世界經濟的三層次內涵入手，逐點對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作以比較。第一，與世界經濟相類似，全球經濟亦為一種復合型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而這種“復合”的意義卻與世界經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說“世界經濟是一般社會經濟的類別之一”， 那么全球經濟則應該是一般社會經濟的最高類別。全球化發展至今，全球經濟的涵蓋力和調控力的應運而生、應運而長有目共睹。經濟學界對世界經濟理論的突破與質疑似可從側面予以印證，從僅僅立足于本國利益而展開對外貿易的“H-O定理”，到質疑 “里昂惕夫之謎”而主張將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貿易壁壘干擾及消費偏向等“局外”因素納入到貿易體系當中，再到“離岸外移理論”提出欲明辨經濟全局需要微、中、宏觀多維思考的觀念。世界經濟的宏觀視野日漸突出，但較之全球經濟仍相去甚遠，分析視角的局限導致世界范圍經濟全局關乎效率、公平的問題仍難于解決。第二，與世界經濟不同，全球經濟不再是民族國家經濟外部聯系的“二次再生產”，而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再生產體系。全球經濟所關注的，是多維經濟領域內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而不再是單純地將局部經濟的個體效能予以簡單疊加。第三，雖然在當下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之內，全球經濟的行為主體仍然不能夠將民族國家排除在外，但是，與世界經濟比較起來，全球經濟活動將以可以統攬全局的跨國公司、全球性經濟組織為主體，而這種獨立主體的立場更為中立，境界更高。

從時間上來看，世界經濟形成于19世紀60-70年代，當此之時，全球經濟僅僅是萌芽，全球經濟理念于20世紀80-90年代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生的，相對于世界經濟而言推遲了一個多世紀。在經濟領域，這百余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全球經濟呱呱墜地之時世界經濟已年過期頤呢？首先，二者的產生均借力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但19世紀60-70年代與20世紀80-90年代的生產力水平當然是相去甚遠的。眾所周知，科學技術水平可以作為衡量生產力水平的標識。世界經濟的最終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商品交換的范圍日益擴大，統一的世界市場出現，交換開始了國際化的歷程，經濟生活中的資本、貨幣等領域也逐步開始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全球經濟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生產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飛躍，這次飛躍所帶來的是全球化，在規模、深度、廣度、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前兩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動之下，生產力水平遠勝從前，全球貿易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覆蓋全球的貿易及要素流通網絡，高起點平臺的搭建為全球經濟的形成鋪平了道路。

通過同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的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在全球經濟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長歷程中，全球經濟的內涵在不斷地充盈完善。所謂全球經濟，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追求人類共同利益最大化、滿足人類社會整體性需求、優化配置世界市場要素資源，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性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經濟規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圍內所展開的生產、貿易、金融等經濟活動及其過程中所產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及全部經濟關系的總和。

三、全球經濟的特征

全球經濟并非各個民族國家國內經濟的外部延展，亦非國際經濟或世界經濟的簡單加合，而是一種經濟范式的重構，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嶄新的獨立經濟體系，包含著微觀、中觀、宏觀經濟領域的全部范疇，具備其獨有的特質，也對整個世界的前行發揮著基礎性的多重效能。

（一）規范的市場性

全球經濟既是一個經濟范疇，亦為一個歷史范疇。它以市場經濟模式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遵循市場經濟規制，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其一，貿易自由化。在全球經濟中，“無形指揮棒”指揮之下的全球貿易主體在自愿的基礎上，共同達成各種協議，發生各種經濟聯系。其二，機制市場化。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內，商品價格、利率等重要的經濟參數更多地依賴于世界市場的供求自由調節，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經濟聯系越發緊密，經濟參數相互作用越來越強。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場運行由經濟規律指導，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開性的特質，在全球經濟領域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誠然，規范的市場性作為商品經濟的特征無謂新生，但其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卻是不容忽略的，另則，更高層次的規范性和市場性也是以往經濟形態所不具備的。

（二）多維的復合性

全球經濟，是民族國家經濟、國家間經濟、跨國家經濟及超國家經濟等多元復合的有機體系。不僅如此，全球經濟已然具備微觀、中觀、宏觀各個不同層次的多維經濟視野，亦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全球局勢下多元主體的干預。這種干預，不僅體現在各種類型的國際經濟組織、跨國集團以其各自的方式影響著全球經濟的運行，還體現在目前尚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主導性地位的民族國家對于全球經濟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其中，新興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尤為突出。

（三）高度的整體性

全球經濟之所以可以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首先體現于商品。全球經濟是較世界經濟視野更寬泛、層次更復雜、境界更高曠的商品經濟，表現在全球經濟所涉及的全部經濟范疇、經濟活動和經濟規律都積淀于商品經濟。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基本程序都滲透著商品經濟的特性。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無非是從商品貿易范圍不斷擴大，到資本全球流通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蝴蝶效應”，再到生產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這也正是全球經濟特征逐步凸顯的過程。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內涵豐富，是一個兼具經濟學和政治學意義的概念；具備微觀、中觀、宏觀的多維視野；既是一種經濟范疇，又是飽含生命力的經濟全球化的實時載體。不僅如此，它還是一種表征，表征著未來全球經濟的態勢和走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嶄新的維度。

參考文獻：

[1]劉淼主編.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M].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英】戴維?赫爾德 安東尼?麥克格魯.治理全球化――權力、權威與全球治理[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篇2

關鍵詞：全球經濟；轉型；東亞經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轉型的涵義已經不再局限于所謂轉型國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而是逐漸發展豐富了新的內容。現在我們講到轉型，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制度層面的轉型；

第二，產業結構層面的轉型；

第三，增長源動力層面的轉型。

其中，第一層面的轉型，制度轉型，既涵蓋了原有的轉型國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內容，同時還向外延伸，涵蓋了其他一系列的國際、區域層面、國家內部的制度、體制層面的優化、改進；第二層面的轉型，產業結構轉型，即產業梯度不斷攀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三層面的轉型，增長源動力轉型，這一點在東亞國家尤為重要，即拉動經濟增長的四架馬車誰占主導的轉型博弈，比如由凈出口主導拉動向政府投資拉動轉型，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國內消費拉動轉型等。

三十多年來，亞洲經濟總體發展迅速，東亞經濟創造了一段持續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由此帶動的社會變革，造就了令世人矚目的“東亞奇跡”，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廣泛研究。然而，在東亞遭受到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東亞經濟的發展前景和未來走向成為大家日益關心的話題。

為什么我們要在這個階段特別強調轉型，實際上有這么一些背景：

第一，東亞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在全球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促進東亞經濟的持續發展，實現“東亞奇跡”的維繼，應當順應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

第二，世界經濟復蘇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對外需和出口不能寄于過高的期望。

第三個背景就是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問題還在加劇，如何低碳發展，也是一個背景。

第四，東亞一些國家已經進入到中國收入國家的門檻，會面臨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一個陷阱，我們如何來應對，深層次的出路就是轉型。

第五，東亞經濟在多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相當的經濟泡沫，如何化解這個泡沫，如何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重要的出路也是轉型。

第六，東亞奇跡主要依賴低成本競爭優勢，但是現在隨著資源環境壓力的加大和“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東亞已經進入到一個高成本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如何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實際上也是需要經濟轉型。

最后，多年的高速增長也累計了比較多的社會矛盾，這些社會矛盾也要去化解和應對，解決的重要方法也是發展模式的轉型與創新。

基于這一時期的大背景和國內外形勢的要求，東亞經濟要想持續發展，就必然要選擇轉型之路。 我們應當從以下三個大方面考量：

1.東亞在全球所處的生產鏈條的地位和梯度層面的攀升（國際層面）

我們知道，在三十多年的東亞奇跡中，東亞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但是其通過依靠刻意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充分挖掘“人口紅利”的加工、代加工生產模式在造就“東亞奇跡”的同時，也將東亞安放在了全球產業鏈條的中低端。隨著全球經濟轉型和東亞“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要想實現“東亞奇跡”的維繼，就必須提升東亞在全球分工中所處的梯度。

東亞發展的“雁陣模式”也同樣可以用于全球產業分工。過去，東亞處于全球分工的“雁尾”部位，在新的發展背景下，要求東亞提升技術水平，發展高附加值產業，降低對生產要素的過分依賴，通過生產研發自主品牌，生產差異化產品等手段，逐漸躋身“雁身”部位。（東亞產業結構整體轉型）。

2.東亞內部各國加強梯度化合作升級（區域層面）

在東亞內部，“雁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東亞模式，各國基于自己的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國家間的貿易和投資日益密切，工商、金融、科技、交通、文化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不斷增加，雙邊、區域、次區域以及跨區域的合作逐步展開；東亞地區合作（10+3）已進入實質性階段；東盟內部經濟一體化、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圖們江流域合作等次區域合作正在進行；亞太經濟組織、亞歐會議、東亞-拉美論壇等跨區域合作也在向前推進。可以預言，亞洲經濟發展與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區域內部制度轉型）。

3.一定程度上削弱“威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影響力度；同時扭轉一國經濟增長源動力（國家層面）

第一，東亞各國“威權政府”在過去三十年東亞經濟社會發展中功不可沒，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大政府”必然會導致“小市場”，此外，現代法制市場經濟要求東亞的市場本身還要轉型（制度轉型）。

第二，東亞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嚴重依賴于國際市場的需求，長期以來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國內市場狹小。0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世界市場萎靡，東亞政府面臨嚴峻的外部形勢，開始大力實行政府購買、政府投資等刺激政策。但是政府購買擠占私人消費、投資拉動乏力等現實問題已經開始困擾東亞各國，面對這一嚴峻形勢，東亞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勢在必行。只有擴大國內市場，充分挖掘內需，并且在內需中更多地依靠消費拉動而不是投資拉動，可以減低世界市場震蕩對東亞經濟的影響，實現東亞奇跡進一步發展（增長源動力轉型）。

參考文獻：

[1][美]勞倫·勃蘭特，托馬斯·羅斯基 ，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M]，格致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篇3

從國際經濟關系看，全球經濟再平衡涉及各大經濟體的現實利益調整，因而必然是一個各國利益博弈的過程，必然面臨錯綜復雜的國際貿易金融關系的挑戰。當今國際經濟治理結構的弊端和美元霸權地位是導致危機發生及加劇的重要因素，全球經濟回歸平衡必須改革國際經濟治理結構，構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這顯然會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礙。全球經濟再平衡將是一個持續時間較長的痛苦調整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江蘇會面臨哪些挑戰與機遇，應采取何種策略應對？

一、全球經濟深度調整：江蘇面臨的挑戰

1.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對江蘇經濟增長動力構成了嚴重挑戰

過去的20多年，得益于新國際分工體系和發達國家過度消費帶來的國際市場旺盛需求，江蘇開放經濟迅猛發展，推動了江蘇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1978～2009年，江蘇經濟年均增長12.6%，而進出口額、出口額年均增長24%和36.5%，分別是經濟增長速度的2倍和3倍。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和國際市場成為推動江蘇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1996～2009年外資企業在全省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16.9%上升到40.9%，1995年進出口額、出口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僅26%和16%，2006年上升到了105%和59%。根據研究和測算，2000年以來開放型經濟對江蘇經濟增長的整體貢獻率在50%以上。全球經濟深度調整意味著支撐江蘇經濟快速增長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未來經濟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尤其是江蘇的產業結構外向度很高，對外貿易依存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將近一倍，因而國際需求持續下滑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嚴重，而高度外向的產業結構也不是短期能夠調整過來的。

2.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對江蘇的產業鏈分工提出了嚴峻挑戰

全球經濟深度調整的核心是在市場規律下改變發達國家過度消費、發展中國家過度儲蓄的全球經濟格局，這必然會影響和改變當前的國際分工體系和產業鏈布局。目前，有三方面的因素在推動全球產鏈布局重構：首先是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政策正在促使部分制造業企業回歸，同時技術創新也為制造業回歸提供了經濟上的可行性。例如美國一家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生產一次性筷子，已經大量出口到中國。其次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成本迅速上漲。統計數據顯示，2000～2010年江蘇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由10299元增加到40505元，上漲了3倍。美國一家研究機構指出，2003～2008年間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上升了19%，而美國只上升了3%。此外，土地、能源的價格也在大幅上升。第三是全球分工生產模式大大拉長了產業供應鏈，原材料供應、零部件生產、最終組裝分布在多個國家，其銜接配合復雜脆弱。2011年3月日本遭受地震和強海嘯侵襲，一些關鍵零部件工廠被毀壞導致全球數家汽車工廠停產。同年10月泰國部分工廠遭受洪水災害，導致本田汽車的馬來西亞工廠被迫停產。為了減少風險，歐美跨國公司已經開始把工廠回遷本國或“近岸”地點，讓供應鏈盡可能貼近需求地。一場從離岸到近岸的供應鏈轉變正在發生。

全球產業鏈布局的重構對江蘇的產業結構和價值鏈分工將形成嚴峻挑戰。江蘇目前的產業鏈是跨國公司在2000年前后以IT產業為重點、以終端加工組裝為核心、以大規模出口為導向建立起來的，而終端加工組裝不僅受生產成本的影響更大，而且對供應鏈安全性要求也更高，這兩個方面使得江蘇的產業鏈更容易受到國際產業分工變化的沖擊。事實上，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和環境要求的壓力加大，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鏈布局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大量新的生產基地越來越多部署到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的中西部地區，成都、重慶已成為IT產業的新生產中心，目前筆記本電腦的生產能力達到了1億臺，已超過長三角地區。

3.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對江蘇未來競爭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全球經濟深度調整的本質是各國經濟利益的博弈和調整，尤其是發達國家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各國政府受到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歐美等發達國家一方面積極采取貿易保護等政策措施，加強對世界經濟體系話語權的爭奪和掌控，努力使全球經濟調整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盡可能少承擔全球經濟調整的成本和利益損失；另一方面憑借科技實力的優勢和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強勢地位，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搶抓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并運用技術封鎖、反傾銷等各種手段打壓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

江蘇經濟過去發展的基本模式是政府主導、投入推動、成本競爭，區域競爭力的核心是低成本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尚未形成以企業創新為基礎的競爭優勢。雖然近20年江蘇主要通過大規模引進外資形成了目前的現代產業體系，但在產業的技術層面，基本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主要是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以勞動密集的加工裝配為主；在產業的組織層面，主要以分散的要素形式參與國際分工，參與國際分工的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薄弱；在產業發展路徑層面，主要是跟隨和模仿，出口很大但屬于自己的創新和品牌不多。在未來發展的競爭中，江蘇憑借什么作為核心競爭力？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對江蘇未來的競爭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二、全球經濟深度調整：江蘇可能的機遇

1.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中，我國具有明顯的相對優勢

當前發達國家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消費需求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債臺高筑、勞動成本高、經濟結構調整難度大。而我國仍然處于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不僅綜合生產成本仍然有很強競爭優勢，而且國內市場巨大，經濟結構調整具有較好基礎和有利條件。事實上，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已成為推動和倒逼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動力。江蘇產業基礎好，蘇南地區早在2006年前后就開始轉型升級，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進一步加快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步伐，走集約發展的道路、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正在逐漸成為普遍共識和社會行動。

2.以新興產業為代表的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正在孕育中

為了應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大調整，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積極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新一代網絡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呼之欲出。由于體制等原因，過去的幾次全球性產業革命，我國都遠遠落在后面，而這次新興產業發展我國基本是同步的，在太陽能光伏產業我國甚至具有一定的領先優勢。江蘇產業基礎好，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眾多，科技力量強，近兩年新興產業已經呈現出蓬勃興起的發展態勢，前景良好。而發達國家近年經濟不景氣，對高端生產要素的吸引力降低，有利于江蘇大量引進，加快創新步伐。

3.我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在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已擁有一定的話語權

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當前國際經濟治理架構的嚴重弊端，特別是美國利用自己在國際經濟中的強勢地位和美元的國際貨幣功能，把危機轉嫁給全世界，改革和完善國際經濟治理架構將是全球經濟格局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人均GDP已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整體經濟競爭力大大提升，在世界經濟和全球重大事務中的話語權顯著提高。歐美發達國家已清楚地認識到，新的國際經濟治理架構不能沒有中國的參與和支持，包括全球經濟的復蘇也得有賴于中國經濟的強力拉動。

三、全面推進改革創新：江蘇的基本應對策略

1.從被動全球化到主動全球化：江蘇繼續保持領先的關鍵

縱觀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和江蘇經濟的發展軌跡，很大程度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新國際分工體系，中國貿易的爆炸式增長，充分表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紅利的巨大受益者。然而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并不是中國自己創造的，而是發達國家尤其是其跨國公司給中國創造的，但中國抓住了這一難得機遇，正確運用了招商引資和出口導向戰略，取得了輝煌成就。從經濟學理論透視中國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第一波經濟全球化，其內核可以概括為“利用別國的市場用足本國的低端生產要素”。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和國際分工體系受到了重大沖擊，但經濟全球化的總趨勢并沒有改變。對于中國而言，雖然第一波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已經基本結束，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發展方式必須改變和調整，但中國經濟發展仍然有很大空間和許多有利條件，只是發展的路徑必須調整，從被動全球化走向主動全球化。即把進一步擴大開放與擴大內需緊密結合起來，充分發揮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優勢，主動利用內需市場來調動、吸收國外的高級生產要素，尤其是利用國外的創新要素加速發展中國的創新性經濟，創造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機遇。

從基于外需的第一波經濟全球化到基于內需的第二波經濟全球化，既是為了中國與世界的再平衡，消除世界經濟下行趨勢下我國過剩產能的困境，更是為了利用國外經濟危機給中國引進高級要素所帶來的加速發展機遇，大力發展創新經濟，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平穩持續發展。因此，啟動新一輪的全球化戰略，大力發展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也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含義。

江蘇在基于外需的第一波經濟全球化中，是實施中國出口導向戰略的佼佼者和領頭羊，創造了發展奇跡和可供兄弟省市仿照的經驗，也奠定了領先發展的地位。發揮已有的開放經濟優勢，積極探索從基于外需的第一波經濟全球化到基于內需的第二波經濟全球化轉變，形成新的發展優勢，這是江蘇轉型發展最具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的路徑選擇，也是江蘇經濟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關鍵。

2.以路徑創新探索江蘇開放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推進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已經提出了很多年，然而進展并不盡人意。原因是，理論上跳不出傳統思維的束縛，實踐上突破不了路徑依賴，始終在引進外資、擴大出口、加強外經合作、提升開發區建設等框架模式上做文章，就事論事，所提對策無非是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生產制造”到“服務外包”等等。但是，這些僅僅是現有開放模式的改善和深化，并不是創新和轉型，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開放型經濟的粗放矛盾。江蘇開放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放思想，深化體制改革，在創新和升級上下功夫。

對外開放的根本目的是學習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引進先進生產要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基本途徑是加入國際分工體系。但一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鏈中所居地位和實際開放效益，不僅取決于該國的要素稟賦和技術水平，而且取決于加入國際分工的路徑和方式。從發達國家的開放經驗看，盡管時代不同、做法不同，但有三個相同的基本特點：以強大的先進產業作為開放的基礎，工業革命后的英國和上世紀初的美國都擁有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產業，日本20世紀60年代也擁有家用電器、汽車等先進產業；有一批競爭力很強的企業作為開放的主體，并在開放過程中進一步做強做大，成為世界級企業；開放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擴張市場的必然結果，市場機制是推動開放的強大動力。而我國的開放型經濟是基于政策支持而形成的，這同發達國家基于市場推動的開放路徑完全不同。基本路徑是由各級政府為主導、以優惠政策為手段、以招商引資為重點，以低成本競爭切入國際產業分工鏈，大量的勞動力、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以分散方式參與國際分工，被跨國公司整合。這決定了我國的開放型經濟盡管發展很快，并帶動經濟總量迅速增長，但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和價值鏈低端，并不掌握技術和市場。因此，轉型升級的重點，首先是努力改變要素直接參與的方式，提高要素的組織化程度。

企業是組織生產要素的主體，提高要素組織化程度的關鍵是要大力培育本土企業，特別要大力培育民營跨國公司。只有主體強了，才能有效推動技術創新，突破在國際分工中長期固化在低技術、低附加值環節，提升國際競爭能力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一定要從被國際資本整合資源，努力走向以我為主整合國際資源、包括國際資本。

由于全球經濟緊縮，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消費需求已成為十分寶貴的稀缺資源，世界各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其實質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需求資源。我國人口眾多、消費需求潛力巨大，必須好好利用我國的消費需求資源，把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開放型經濟的升級緊密結合起來，綜合運用出口與進口、投資與消費、引進來與走出去等手段，謀求開放型經濟的新突破，在內外市場一體統籌的基礎上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優勢。事實上，基于龐大終端市場的采購力已成為國際分工中最重要的競爭力，美國沃爾瑪憑借擁有全球1.5萬個大型超市的巨大銷售能力，已連續多年成為世界500強的領頭羊。同時，產業鏈的整合也由過去的生產企業憑借技術對上下游進行控制，逐步演變為商業終端憑借銷售規模對上游生產企業進行控制，蘇寧電器的發展就是很好的案例。江蘇擁有9000多萬常住人口，不僅是生產大省，也是消費大省，完全可以運用消費資源整合生產資源，提升開放型經濟，培育國際化企業，形成新的優勢。

3.以國際化為目標構建江蘇開放型經濟的新體系

過去20多年，江蘇開放型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形成了以開發區為載體、出口加工為導向、外資企業為支撐的開放體系。在面向現代化的發展新階段，江蘇開放型經濟應圍繞提升全省經濟社會國際化的目標，以國際化城市為重點、國際化企業為支撐、國際化人才為核心，全面構建對外開放的新體系。

企業是經濟的基礎和市場的主體，企業的本質是把各種分散的要素資源有機地組織起來形成生產力，企業競爭力強弱的實質就是整合要素資源的能力高低。因此，無論發展模式怎樣演進，經濟發展和區域競爭最終都要落到企業層面，企業的整體發育程度和創新能力決定著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競爭能力，區域經濟競爭力強的實際含義是擁有一批競爭力強的企業。從區域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看，是否擁有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一個區域的發展資源總是有限的，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大量引進和整合外部資源，而這只能通過一批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來實現。事實上，區域經濟競爭的實質就是整合或者被整合。區域經濟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必須廣泛吸收和整合國際資源，顯然，能否擁有一批國際化企業至關重要。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形成了一批至今仍然聞名遐邇的國際化大企業。讓本土企業逐步成長壯大并實現國際化，這應該是開放型經濟的最重要任務。

什么是經濟強省？關鍵是看有沒有一大批世界領先的企業。2010年我國出口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德國出口產品中80%是自己設計制造，而我國出口產品中70%是加工貿易。德國擁有世界領先的制造業企業2300多家，而我們目前主要是給跨國公司加工裝配，增值率很低。蘋果手機主要在中國裝配出口，但我國在其價值鏈中所占份額不到5%。因此，靠引進外企是不可能成為經濟強省的，江蘇的現代化必須有一批世界領先企業來支撐。要大力培養自己的國際化企業，這已成為江蘇發展的當務之急！

國際化企業并不僅僅是指企業有出口或者"走出去"實現了對外投資，而是指在生產、管理、研發等業務范圍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具有了規模化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江蘇產業基礎好，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一批在國內有一定競爭力的企業，蘇寧、紅豆等企業正在走向國際化，但總體而言數量太少、水平還不高。推動江蘇企業國際化，政府的首要責任是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讓企業真正成為對外開放的主體。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增強體制機制的透明度和預期性，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讓企業在充分競爭的環境中成長，不能拔苗助長。

4.以深化改革為動力推動江蘇的轉型發展

江蘇作為沿海發達地區，處在改革開放的前沿。率先發展，就會率先遇到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只有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改革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成果就可能保不住。作為地方政府，應該進行積極的探索。

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要從目前政府主導、不計成本的開放模式，轉向以企業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機制的開放模式。政府應逐步退出微觀層面的干預，取消目前的招商引資、出口等考核指標。外向、內向，主要由企業基于市場形勢和自身競爭力決策選擇；出口、進口，主要由市場按照需求和價格自發調節；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在政策上基本平等對待。既然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就要相信市場的配置功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不要輕易地去干預市場，政府的職責是維護市場功能。

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讓企業真正成為對外開放的主體。企業是市場的主體、發展的動力，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正是在大開放階段，形成了一批有強大競爭力的跨國公司。而我們為了吸引外資，給予外資企業很多優惠政策，這對本土企業是很不公平的，近年來雖然已經作了調整，但一些地方在考核指標的壓力下，仍然熱衷于引進跨國公司、世界500強企業，千方百計給予特殊政策，而忽視本土企業的發展。讓本土企業逐步成長壯大并實現國際化，這也是開放型經濟的任務。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本土企業成長是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責任。

篇4

一、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治理

后危機時代的發展主要是由于2008年經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之間逐漸開始對其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和自由貿易結構等進行研究的調整，從而從根本上將國家經濟發展及貿易限制策略進項改進，以期對國家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從而應對經融危機。由此全球經濟治理逐漸步入一個保護主義浪潮中。根據歐盟國加對其內部經濟保護主義措施的改進，我們不難看出，在經融危機爆發后首先各國之間機內相對獨立的內部保護狀態。隨著各國之間不斷的對國內經濟發展政策進行調整，2010年之后各國開始建立各種自由貿易交往，以期通過國際間的貿易往來促進各國之間經濟的發展，從而從整體對全球進行治理，此時全球逐漸步入一個自由發展的經濟浪潮中。根據各國之間相關自由貿易的法律法規中對其國家內部的自由貿易開放政策進行改進，能夠有效的促進市場經濟的逐漸進步和發展。但是在此過程中，國際上對其自由貿易的總體經濟效益的發展仍然具有自我保護意識［2］。根據國際經濟發展數據中對個國家理性世界貿易交往來看，通過國家與國家之間簽訂雙邊、區域、全球性自由貿易協定來促進自由市場的建立，從而對全球進行治療。根據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中自由貿易及國際經濟治理中來看，當前國際市場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開始以長期邁向發展為治理目標。“貿易與發展”是全球進步的主要研究主題，如何能夠對各國之間的經濟進行共同性貿易往來，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的逐漸發展，從總體水平上對全球物質觀念和國際貿易秩序進行研究，是當前全球自由發展的市場發展的長遠趨勢及目標［3］。因此，在后危機時代全球治理中主要以貿易和發展共存為主要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標。

二、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法發展

法制的發展是維護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后危機這一特殊的經濟時期，全球性質的經濟發展，是每個國家發展的主要依據。國際經濟法的建立與國際經濟組織結構的發展均離不開世界國家發展現狀及新興市場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關系。以中國經濟發展為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在其經濟法建立過程中一般以國家經濟長期權衡結構為基礎，從而根據國際經濟情況對本國內部經濟法進行調整［4］。但是，由于后危機時代是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各國之間應該針對其在市場中的不同主導地位對其內部經濟結構和法律進行調整。根據不用時期國際經濟法的發展過程進行研究，發現其主要是從原有的放松管制，到現階段的平衡投資者利益，逐漸進行改進。2009年國際證監會相繼出臺一系列相關當前全球治理中國際經濟法，并且在2010年明確的頒布《增強國際金融標準實施的框架》，在此條例中對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進行整合，并且在2010年11月通過了《巴賽爾協議III》，各國家在國際峰會上進行研究和協商逐漸對國際經濟法進行進一步完善，以適應當前后危機時代國際之間的經濟發展，對各個貿易國進行利益的維護，促進全球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5］。

三、總結

篇5

[摘要]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化，其對發展中國家存在著金融風險、非公平待遇、收益低、承受的受損多等影響。為此，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莊加快國內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使之更適應全球市場規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積極擴大對外貿易；注重科技發展和人力資源培養戰略；樹立全球化發展戰略，積極培育跨國公司；進一步促進地區經濟—體化。

隨著各國經濟相互滲透的不斷加劇，世界經濟趨向全球化，各國經濟的依存性變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認真分析經濟全球化趨勢，剖析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影響尤其是負面影響，正確認識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應的對策，是很有意義的。

一、經濟全球化的概念

“經濟全球化”這個詞，最早是1985年由T.萊維提出的，但至今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從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理解，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各地區相互融合成整體的歷史過程。從生產力運動和發展的角度分析，經濟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圍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成統一整體，即形成“全球統一市場”；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規范經濟行為的全球規則，并以此為基礎建立經濟運行的全球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統天下，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因此，經濟全球化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結果。同時，它又是一種新的國際關系體制，包括了生產、金融和科技三個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間，生產發展決定金融和技術的發展，金融和科技的發展又對生產發展產生巨大的反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形成與發展是漸進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全球化的基礎和核心組成部分。

理解經濟全球化應該弄清經濟全球化與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區別。地區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是國家；國家與國家之間通過談判來實現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經濟全球化則不同，主體由國家變成個人和企業，個人和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通過競爭來實現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這個過程中，是不存在談判機制的。國際社會中國家的談判只是為個人和企業的競爭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由于個人和企業競爭力量的不均衡，國家和國家之間必定存在財富分配的不均等。雖然分配不均，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卻日益密切，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程度不斷加深。這也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總體特征。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趨勢，它標志著先進的生產方式，是未來社會的經濟基礎。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首先，全球資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優化配置。全球范圍內有效的分工協作可以產生新的巨大生產力，而且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從而可以開發最先進的產品，獲得最經濟的成本和最貼近的市場，從而具有最大的競爭力。再次，一個人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圍內競爭，從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開發自己的潛能。同時，通過全球范圍內的選擇和實踐檢驗，人們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實現。最后，不論是為了滿足物質生活需求還是精神文化需求，人們有機會獲得來自全球的最先進最廉價的，同時還是最切合自己個性需要的消費。

由此可見，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空間先進方式，而且開辟了人類更先進的生產方式的道路。就經濟全球化本質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化，主張在世界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干預，充分發揮價格和利潤在市場中的作用，建立一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而全球經濟通過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使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從而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最優配置。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經濟全球化可說是一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導、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這一次產業調整，不但反映到一些產業的整體轉移，更重要的是同一產業的一部分生產環節的轉移。

產業結構調整大體上采取兩種形式。一是發達國家之間通過跨國公司之間的相互交叉投資、企業兼并，在更大的經濟規模基礎上配置資源，開拓市場，更新技術，從而實現了發達國家間的投資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的升級。這一過程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那時所有的外國投資的95%都是從發達國家流出，然后又由它們吸引整個75%的投資。交叉投資和兼并的結果，形成了許多諸如電訊、汽車等國際化程度很高的產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種形式是發達國家把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特別是把這些產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一轉移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吸引外資總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漸上升，1996年就已經達到37%。

三、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

經濟全球化以全球經濟最大化為目標；而各國的經濟努力，包括對全球化目標的認同，歸根到底是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宗旨的。在現行的國際秩序下，發達國家從經濟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遠遠大于發展中國家。它們憑借技術和資本優勢，以跨國公司為工具，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實施資源在全球范圍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繼續拉大。當今世界貧富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懸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貧窮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來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則顯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費全球產品和服務的86%，包括58%的能源總量、84%的紙張、45%的肉類和水產品，他們擁有74%的全球電話、87%的汽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最窮的20%的人口僅消費全球產品和服務的1。3%、肉類和水產品的5%。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亞洲部分地區消費有顯著增加，非洲的消費卻減少了20%。

綜合起來，是以下幾方面的因素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響，拉大了貧富差距：

(一)從國家經濟安全角度看，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的金融風險

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不在金融領域實行開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業最難管理，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第一，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弱，易受沖擊；第二，發展中國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機；第三，發展中國家執法不嚴，有空子可鉆。另一方面，金融業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行業。首先，金融業的增長率遠遠高于貿易、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創新快。當前世界金融交易量達到每天1．5萬億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異，品種已達上百個。人們大多對其性質、功能認識模糊。發展中國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規則來規劃和管理金融業的發展。

簡而言之，由于市場發育和宏觀調控機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場在金融監管制度不健全的條件下開放，發展中國家必將面臨金融風險的擴大。正如保羅·肯尼迪指出：“當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訊革命比以前更加廣泛深入，將造成不穩定，破壞國家間關系。現在很難說我們更加復雜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夠應付金融動蕩的風險。這種風險產生于每天24小時電子計算機化的交易，而交易額已超過大多數國家的國民生產總額”。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通訊技術極為發達的情況下，資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強，國際資本根據利率變化調整資金流向也更容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利差導致國際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但是一有任何細微變動，這些資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間撤離，造成這些國家的支付困難，從而出現金融危機。目前世界上存在高達1．5萬億短期資本。它們借助現代通訊技術到處投機造市：嚴重威脅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

(二)從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和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制定的，多數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有的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缺席的時候制定的。往往某種產業發展規則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充分發展此產業的時候就制定出來了，如信息技術產品協議以及勞工標準等。發展中國家必須要遵守它們并未參與制定的規則，的確不公平。

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更有強制力，更有主導權。馬丁·舒曼在其<全球化陷阱)一書中寫道：“在經濟政策、貿易政策、社會政策、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最終是華盛頓的政治家及其顧問們在為全球一體化制訂規則。““西方經濟強國的德國尚有這種無奈，發展中國家就更是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了。

(三)從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看，發達國家收益遠遠大于發展中國家

發達國家憑借其資金、技術、管理方面的優勢和強大的經濟實力，一直主導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使得資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發展，成為最大受益者。據統計，1960年，最窮的46個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所占比例為1．4％；20世紀90年代初，這一比例下降為0．6％；到1995年再下降為0．4％。全球資本流動也是類似情況。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主要在經濟增長較快的東亞地區。對于經濟極度落后的非洲來說，資本凈流入額幾乎是零。

這種不均衡的要素流動，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根據聯合國資料，在20世紀60年代，富國比窮國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卻擴大到富國的收入比窮國高150倍。這種貧富越來越懸殊的現象同時也發生在窮國內部，從而加劇了窮國內部的社會矛盾。聯合國還公布報告指出：消費基本上是有錢人的特權。有10多億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適當的住宿。這些人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四)從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損失看，發展中國家承受得更多

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經濟結構相對脆弱，資金匱乏，技術落后，市場發育不成熟，經濟全球化加大了對其民族經濟的壓力和沖擊。主要表現在：一是企業競爭力不夠引起的損失。經濟全球化把競爭的舞臺從國內擴展到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規模、效率、技術水平和研究開發能力方面都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跨國公司的晶牌和產品充斥著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民族品牌面臨貿易條件大大惡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機。二是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包括直接投資和外國貸款)導致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及更大的匯率風險，還債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隱蔽的是，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發育不全，政治決策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可能造成現象。三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別是熟練人才和高級技術人才。跨國公司利用高薪優勢，雇傭東道國的現成人才而不注意在當地實施培訓計劃，從而使發展中國家遭受雙重損失：既損失大批教育費用又不能使用經歷數十年培養出來的人才。

四、發展中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策略

經濟全球化已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對世界各國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甚至包括思維方式，都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既無法反對，又無法回避，惟一的辦法是適應它，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歷史大潮中接受檢驗。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全球化既是嚴峻挑戰，更是巨大機遇。墨西哥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就是一個例證。10年前，墨西哥經濟是典型封閉式的，1994年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后，大量的美國企業進入墨西哥。墨西哥經濟卻并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反而呈現出自主發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額達到了1200億美元，在世界的排名從簽約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這充分證明，發展中國家能否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關鍵看它是否能抓住機遇，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從而增強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一)加快國內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使之更適應全球市場規則

無論是在經濟全球化中逐利，還是為最終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制度變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法律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等。在推進制度改革時，必須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齟聯系內外市場、內外經濟的職能。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整體處于劣勢，故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安排，顯然不適合處于變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國內經濟。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競爭優勢的概念不僅由企業競爭力體現，而且涉及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動員各個領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為，必須有政府有關部門的組織和配合；政府必須從宏觀上對如何發揮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進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規劃和指導。具體說來，發展中國家在制訂一個時期內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必須首先從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注重發展的時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別是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更應該慎重。急于開放金融市場，必然給國際投機勢力以可乘之機。事實證明，金融開放與金融自由化存在著重大的風險。無視這些風險，不嚴加防范，就會給一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范機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經濟，引入外資要適當，匯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線，這些防線應該包括：國際資金與國內資金的適度比例防線，引進的國際資金中的貸款資金與股本資金的適度比例防線，貸款資金中短期貸款與中長期貸款的適度比例防線，股本資金中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的適度比例防線。

其次要保護民族產業并適時地實現經濟結構的轉換。結構轉換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而產業結構是整個經濟結構的核心與基礎，它決定了整體結構的性質、進程和發展方向。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產業結構的調整、轉換，往往已經不取決于一個國家本身，而取決于全球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充分考慮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積極扶植本國的支柱產業，通過WTO的保護幼稚產業條款和保障措施來對重點產業給予一定的保護。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圍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從而加快經濟的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二)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積極擴大對外貿易

通過參與國際分工，擴大對外貿易，發展中國家不僅可以為經濟發展積累大量資金，提供資本及生產資料，促進經濟結構的演變；還可以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增強商品經濟觀念，提高競爭意識，吸取國外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國際生產關系中仍占主導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極不利的位置。發達國家利用其壟斷優勢，提高工業制成品價格，壓低初級產品價格，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為改善貿易條件，發展中國家擴大對外貿易時，必須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結構，減少國際市場上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帶來的損失；同時大力發展進口替代產業，減少進口開支；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減少因主要貿易對象國經濟的波動對本國經濟造成的影響；還應從本國國情出發，實行靈活的貿易政策i調節進出口貿易，并利用優勢，大力發展對外勞務貿易及國際旅游服務等。總之，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必須充分利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比較優勢，努力擴大對外商品貿易，積極發展對外服務貿易，以增強綜合競爭力。

(三)注重科技發展和人力資源培養戰略

科學技術在全球的高速發展和加速傳遞，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機會。發展中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那里吸取技術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教訓，可以根據客觀需要和現實可能，直接從比較高的起點開始，在技術水平、生產組織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鑒一些現代化國家已有的較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與創新，從而實觀生產力的跨越。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21世紀的全球競爭實質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競爭。隨著全球化力量的不斷擴大，世界經濟正在被推入一個無國界競爭的時代。國際競爭方式除傳統的國際貿易外，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越來越大。競爭對手分別在對方國土上投資設廠，一國國內的自然稟賦資源成為本國民族企業和外國跨國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競爭要素。各民族國家競爭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為創造的生產要素，如科學、技術、人才的比較優勢。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成為新的稀缺資源，特別是電子信息、生命科學等領域的人才出現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對科技的投入、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對發展中國家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發展中國家必須樹立人是最重要的資源的觀念。一方面，有組織地進行人才開發，把對人才的投資看作是使經濟真正現代化的投資；另一方面，積極地保護人才，把對人才的保護看作是對民族經濟的保護。只有把人才的開發與保護放到重要的戰略位置，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

(四)樹立全球化發展戰略，積極培育跨國公司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載體，也是國際競爭重要的組織形式。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甚至一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從長期看，取決于他是否擁有世界級的跨國公司和世界級的產品。所以，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迫切任務之一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引導和扶持有競爭力的企業組建大型跨國公司，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開展競爭。通過培育和壯大本國的跨國公司，以全世界為市場來安排投資、開發、生產、銷售，并給予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以獲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經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行為，把對國內市場的消極保護轉變為對全球市場的積極參與，并據此分享經濟全球化中國際分工專業化、精細化所帶來的利益。

(五)進一步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

目前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薄弱，單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具備同發達國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使本國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地域相同或情況相似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團結起來，實行地區經濟一體化，彼此開放市場，以求實現更大規模經濟和強化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貿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經濟全球化的沖擊，探尋經濟發展的出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家更深刻地認識到聯合自強的重要性。亞、非、拉廣大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許多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這一方面還應該加強，以地區經濟一體化應對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是發展中國家謀求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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