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手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治理的手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運用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必要性

(一)傳統法律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考量

1．民商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困境

依據民商法原理，民事主體間由于會計信息不實產生糾紛的解決是以契約自由為核心，以主體之間的信息協調、信任與意思自由為基礎。可是，直到現在，我國也沒有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完整的民商法規則，除2003年最高法關于上市公司及其注冊會計師的誤導給投資者造成損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司法解釋①外，其他非上市公司及非營利組織的會計信息失實及其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沒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治理規制。機關事業單位的負責人、會計與業務經辦人為謀求自己利益時，也會提供失實的會計信息，由于同樣缺乏民商法手段治理規制，從而影響國家宏觀管理決策與社會經濟交易安全。由此產生因會計信息不實使相對人失去主動維護自身權利行為的法律依據。根據國內外實踐得知，運用民商法手段有效保障會計信息使用人權益方面顯得不足。原因有四:其一，單位或個人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會改變提供失實會計信息破壞平等交易的目標，造成獲取失實信息的狀況與證據困難。會計信息使用人所遭受的損害是否是由于會計信息失實造成，需要使用人利用知識或聘請專家判斷來獲得“知道”這一時效規定，或獲取會計信息不實的證據，需要較長時間，存在相當難度，即使是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下。其二，民商法手段保護會計信息使用人的利益主要是以使用人受到損害提求為啟動力量。事實上，有利益交往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主要表現為財產權益沖突，會計信息不實被當做一種手段被掩蓋，不被對方當事人悉知，或缺乏證據，而不提起會計信息不實的民事訴訟。其三，會計信息使用人一般不會關注小比例會計信息失實問題，也無法關注。會計信息小比例失實可能在檢查或審計容忍的誤差范圍之內而被縱容，加之對會計檔案的處理，小比例信息失實不受治理將被慢慢放大，形成治理漏洞。安能源從1997年開始有目的有計劃按比例制作失實信息，事隔5年后才東窗事發，就是例證。其四，民商法手段治理是低效率高成本的事后治理。實際上，只有會計信息不實已經造成使用人的損害后，才能實施民商法手段的治理，并且獲取證據需要高額成本聘請專業人士，花費較長時間，而且賠償計算基礎的不確定性，使用人將無法獲得賠償或賠償遠遠低于損失，以至于無法彌補費用，無法有效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保護會計信息使用人的權益。

2．行政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困境

根據《會計法》［4］、《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會計信息失實將受到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的規制，但是，經過多年的實踐，行政法手段在治理保護會計信息使用人權益方面存在如下缺陷［5］:其一，行政法主要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會計行為進行規制，難以規制非國家工作人員的會計行為。其二，市場禁入的對象狹隘。為會計信息生成提供基礎業務數據的人員或注冊會計師審計助理人員、單位及其負責人，不在禁入范圍，顯然是一個缺陷。其三，無法約束專業技術人員晉降級。會計人員是以從業資格為基礎開展工作的，其行為受到資格約束，不受專業技術晉級降級約束。其四，難以調整信用等級。會計信息是經濟社會信用系統中核心內容，當單位及其相關會計人員與不實會計信息存在關聯時，不應僅僅受到行政法規制或刑事規制，應該與商業信用或個人誠信等級掛鉤，由于缺乏會計信息誠信系統，無法實施。其五，缺乏國家工作人員晉職限制。行政法治理責任是一種懲罰，不是一種限制。國家工作人員與會計信息不實相關聯時應當承擔不得晉升政治職務的責任。但事實上，他們為自身利益或單位利益提供失實會計信息時，卻沒有受到政治責任的規制，尤其是在晉級上，不受限制，本質上放縱了其行為，導致會計信息失實結果加劇。

3．刑罰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困境

刑罰治理是實現社會目的最嚴厲的治理機制，然而在會計信息治理中依然存在缺陷，表現為:其一，刑法治理證據難于收集，執行不易。會計信息不實非常嚴重時才采取刑罰治理，它是嚴格的事后治理，此時的載體往往出現異化，帶來證據獲取困難。其二，相關刑罰治理中往往把會計作為手段來認定。會計違法行為的刑罰治理未按照《會計法》的刑罰治理規定處理，而僅僅作為一種手段，如利用職權貪污，改變了會計信息，一般認定為貪污犯罪，而不認定會計違法，是導致會計信息失實的一個主要根源，法律規定失去應有的權威。其三，無法預防事前小比例或小比例累計會計信息失實。其四，缺乏會計信息不實的刑罰治理標準。按《會計法》和《刑法》規定，是隱匿賬務就實施刑事處罰，還是隱匿賬務所導致的金額達到一定數量給予處罰，規定模糊，執行難。其五，司法實踐中，會計信息不實的治理很少實施刑罰治理。

(二)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現實性

根據上述分析，傳統法律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不能從全方位多層面保證會計信息符合國家管理、經濟交易、融資安全的要求，因此，需要尋求補充、超越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傳統法律手段的創新的現代法律治理手段，實現事前小比例虛假治理與事后大額虛假治理相結合的無縫隙治理手段。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其治理手段是傳統法律手段治理形式的補充、超越與創新。在經濟實踐中，傳統法律手段治理往往強化個人責任、忽視機構責任，或強化機構責任、淡化個人責任［6］659－660，不利于法制的公平正義精神在會計信息領域的實現。單位及其負責人(包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人員與業務人員以經濟交易活動為依據，根據會計法律法規規定生成的提供給使用者的相關信息是具有壟斷性質的特殊產品［7］，擁有信息壟斷權的單位及其負責人會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隱瞞相關信息(包括現代《公司法》中的人———高管及其聘用的會計人員)［8］37－40，提供失實會計信息，形成信息不對稱，影響使用者的經濟交易、社會管理決策和財產安全。這需要國家干預會計信息失實來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對稱，實現弱勢地位的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保護，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交易安全與社會和諧的社會價值的法律目標，這恰好體現了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和特殊的責任方式充分彌補了傳統法律責任方式的不足，為全面治理會計信息不實提供了有效的補充、超越與創新。經濟法的本質與經濟法律關系決定了經濟法責任具有獨立性［9］。經濟法的法律責任的主要特征體現為經濟性、規制性、社會性和具有特殊責任承擔方式［6］656－661。

二、運用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要準確把握運用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選擇，需要分析傳統法律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狀態。

(一)傳統法律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

民商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進路是平等的會計信息的供給者、鑒證者與需求者以維護自身的民事權利為邏輯起點，要求供給者、鑒證者遵從誠實信用與不得濫用權利原則，提供客觀公允有用的會計信息，需求者根據供給者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判斷并與之進行交易或融資，如果供給者違背誠實信用與濫用權力，提供不實會計信息，由此帶來需求者的財產損失，需求者依據民事歸責原則和民事訴訟程序對供給者提起民事賠償，供給者承擔民事責任。這種路徑選擇，是以市場主體自身的能力去保持公正，可能產生民事救濟失靈，無法控制供給者、鑒證者對其他需求者的不誠信，難以實現會計信息的社會性，即依然存在道德風險。為彌補民商法手段治理的路徑選擇形成的缺陷，產生了行政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其進路是以政府部門依據會計規范直接對會計信息的供給者與鑒證者實施檢查，維護行政管理中相對人的權益為邏輯起點，以行政手段促使供給者與鑒證者提供的會計信息客觀公允，保證需求者獲得相關有用的會計信息，否則按照法律法規的授權對供給者及其相關人員實施行政處罰，或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同時責令其修正不實的會計信息，會計信息供給與鑒證者承擔行政責任。此種選擇難以控制會計信息監管形成的政府失靈，同樣產生道德風險———信任風險和控制風險。按照行政法理論，對會計信息不實的行政監管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然而行政相對人不能全面包含會計信息生成的所有人員，即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全面。為更有效地防止重大會計信息不實，國家實施了刑罰治理。刑罰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是以會計信息不實造成嚴重社會危害性為邏輯開端，由司法機關對會計信息不實的供給者與鑒證者實施制裁的路徑依賴，懲罰的是主要人員，且對小比例及其累計的關注度低。傳統法律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形成了路徑依賴，不利于全面全過程治理會計信息不實，弱化了經濟責任、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因此，需要尋求新的能彌補傳統法律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選擇和具體手段。

(二)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

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是縫合民事救濟、行政救濟和刑事救濟的空隙，以彌補其失靈為邏輯著力點，解決單一的行政管理關系，實施當事人無力控制的行為監管，加強不同主體的責任，因此，需要基于以下路徑展開會計信息不實的經濟法手段治理。

1．修訂完善《會計法》

修訂完善《會計法》主要目的是為彌補會計信息不實的傳統法律手段治理存在的缺陷，從法律規范方面確定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制度安排———形成新的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與具體手段，實施對會計信息不實形成影響的不同主體的全面全過程制裁，阻止會計信息小比例不實或小比例不實累計障礙，防范嵌入式風險，控制大比例不實所造成的直接風險。將經濟法手段治理的范圍、責任承擔方式規定于《會計法》中，以獲得經濟法手段治理的法律依據，特別是作為會計信息載體的會計檔案的管理的治理也應納入治理范疇。當然傳統法律手段治理范疇中的完善也應該在其中體現，如將會計檔案管理專章規定于《會計法》中［10］。

2．會計信息不實的監管行為規范化

由于會計信息是交易信賴的基礎，長期不實必然產生經濟、社會、道德影響，所以需要對會計信息不實加強監管。會計信息不實的監管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會計信息的干預，通過干預消除過大的交易成本，減弱信息不對稱，排除市場失靈，但是國家在實施會計信息不實的監管中，也會產生監管失靈，引發監管無效與監管不當，從而形成更大程度上的會計信息不實，產生需求者的信任風險。為防止由此造成的社會誠信鏈條的破損，以及社會與個人的財產損失所帶來的道德、社會危機，更加需要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監管行為，為此，需要對會計信息不實的監管行為用法律規范規制，減少監管行為的隨意性和尋租性。

3．會計信息不實的主體的全面法定化

會計信息不實的經濟法手段治理主體法定化是指為從經濟法角度控制會計信息不實，在會計法律法規中界定會計信息不實的經濟法手段治理的權利主體與責任主體的統一。具體應當包括以下內容:(1)政府監管主體，包括監管部門及其人員。享有監管權、檢查權、查閱資料權、處罰權等同時也應承擔責任。(2)會計信息的供給主體。享有抗辯權、申訴權的同時也應承擔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責任。主體具有多樣性，具體包括:①單位，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和商主體。②相關人員。與會計信息生成、匯集、處理及管理有關的人員，包括單位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會計人員、業務人員［8］126－128(如銷售、采購(包括辦公用品采購)、倉庫管理員)與會計檔案管理人員。(3)社會中介鑒證主體。主要是會計師事務所及其注冊會計師向社會保證單位提供的信息具有可信性、可用性。(4)會計信息使用者。會計信息使用者使用符合標準的會計信息而成為主要的保障主體，享有知情權、詢問權、查閱權等。會計信息使用者超出會計信息使用范圍或不恰當使用所造成的損失，應責任自負，這對于會計信息提供者才是公平的，也才能維護提供者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糾纏，減少交易成本。但對于會計信息的使用范圍及如何使用應當明確。

4．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責任設定

根據莫里斯和維克里關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界定，如果由于“道德風險”帶來普遍性欺騙，會導致相對人“逆向選擇”，引發經濟危機，甚至會導致社會危機、政治危機［11］和道德危機。因此，需要從經濟法律治理層面增大會計信息不實的提供者及其監管者的不道德行為的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政治風險［6］248－249和道德風險，即設定與會計信息不實相關的各類主體，特別是會計信息供給主體的道德責任、經濟責任、社會責任、政治責任。只有相關行為的責任承擔是確定的，才能真正實現治理的目標。

三、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措施

在運用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路徑中，關鍵是具體手段的完善。為實現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不實的目標，使治理手段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筆者給出完善具體制度［12］的建議:

1．規定懲罰性賠償目前，單位及其相關人員為了自身利益，提供失實的會計信息損害相關利益者的利益的現象非常猖獗，為杜絕這種普遍猖獗所帶來的經濟社會政治道德的影響，需要在會計法律法規中規定“重典”加以控制和防范，切實實現經濟法手段治理會計信息失實所追求的目標。實施懲罰性賠償———讓會計信息失實的提供者承擔所導致損失的一倍或更多倍賠償，使其在經濟上付出更大代價。

2．擴大市場禁入規制對象范圍根據《會計法》、《預算法》與《注冊會計師法》規定的市場禁入的對象是受到刑罰處罰、吊銷會計從業資格證書或注冊會計師執業證書的人員。這實際上是會計從業人員的市場禁入規制，但不是全面的規制。應擴大到與會計信息生成提供基礎業務數據的人員、注冊會計師審計助理人員、單位負責人在沒有受到刑法處罰，但其行為嚴重影響會計信息的人員。

3．商主體強制解散的治理措施《會計法》并未規定商主體向外提供會計信息不實的解散問題。可是，商主體提供的會計信息存在不實，并且帶來了相關利益者的損失，即使商主體本身是盈利的，此時，也應從經濟法規制方面作出規定:強制清算該商主體。因為這樣的商主體不利于會計信息的健康提供，其企業文化已經形成，即使將其負責人市場禁入，其文化依然存在，不利于社會誠信系統的建立，同時誰來接手管理該商主體，也是問題。為了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與其讓社會存在普遍欺騙，還不如用嚴格的重處規制來規范經濟社會的行為，以便形成有效的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經濟社會秩序。

4．規定專業技術職務晉級與資格減等治理手段這類責任主要適用于會計人員。《會計法》沒有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行政處分內容，為更加全面監管會計信息失實，對于會計負責人與會計人員所負責的會計信息中存在失實，應當根據情節輕重，承擔資格減等，即降級認定會計專業技術職務。當非國家工作人員中的會計人員的行為不足以實施資格減等處分或吊銷從業資格者，如不限制其晉升專業技術職務，將形成在獲取上級資格職務后而不受約束的漏洞，因此需要對專業技術職務晉升作出限制，如規定提供會計信息失實之日起5年或8年內不得晉升上一級專業技術職務。

篇2

治理主體:政府主導與公眾參與的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基于國家至上和國家權力無限的觀念，奉行國家本位模式。其最大特點是行政機關在犯罪治理中居于壟斷地位，政府是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導力量。犯罪治理的政策主要來自于政府的政策和方針，治理策略也會隨著政府政策的變化而變化。而政策往往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這就導致治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政府本位的治理模式中，依附于政府政策的法律制定、執行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不能得到保障，同樣的犯罪行為隨著政策的變化會導致不同的后果。由于治理政策經常變化，導致治理的效果大大降低。另外，國家本位治理模式認為對環境污染犯罪的處理是國家的事情，政府是犯罪治理的直接責任人。在環境形勢惡化期間，為了維護政府的權威，樹立公信力，政府往往會違背犯罪治理的基本規律，采取專項整治或治理等方式，集中投入司法資源和社會資源對環境污染犯罪進行整治，反而造成社會資源的更多濫用和浪費。

環境污染犯罪的發生涉及諸多因素，其犯罪原因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系統。治理環境污染犯罪必須注意觀察與環境污染犯罪的發生有密切聯系的各種社會關系，重視對環境污染犯罪原因的控制。由于環境污染犯罪治理所涉技的因素眾多，單靠政府無法應對環境污染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因此，治理環境污染犯罪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必須動員整個社會力量。不論是作為社會組織管理者的政府，還是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社會團體、組織以及公民個人，都是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體。當然，社會公眾參與到環境污染犯罪治理并不是否定國家在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而是在強調國家的引導作用、明確政府責任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公眾在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推動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動性。在現代社會，國家并不會主動介入社會生活，傳統行政法手段或刑罰手段往往只在發生了危害社會秩序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之時才對污染行為加以規制，是一種消極的被動控制。但是，環境污染具有破壞范圍廣治理恢復困難的特點，這就要求必須在污染之前就進行主動控制。可以說，環境污染的特殊性客觀上促使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革新，這種革新反映了環境污染犯罪治理模式應該是一種以預防為前提的治理模式，轉變集中表現在社會公眾與政府協同合作。社會公眾與政府的協作可以充分調動社會多元力量和運用多種社會控制手段，既重視打擊環境污染犯罪，又注重事先預防和控制環境污染犯罪。

公眾參與到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中對環境污染進行非政府的控制是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發展趨勢，政府和社會的協同合作應該成為新時期我國治理環境污染犯罪的基本方式。我國推動公眾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培育公眾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識與熱情。公眾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激發公眾參與的意識和熱情。在司法實踐中，經過參與個案經驗的積累，公眾參與的意識和熱情正逐步提高，但是，從整體上看社會公眾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識和熱情還是難以滿足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要求。為了提高社會公眾參與的意識和熱情，一方面可以發揮媒體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在網絡化時代，媒體不僅可以提供環境污染犯罪信息、宣傳環境污染犯罪的嚴重后果，從而激發公眾參與的熱情，也可以為公眾參與提供良好的途徑和平臺;另一方面，政府應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例如，可以通過獎勵的方式鼓勵公眾參與到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中。

第二，建立環境污染犯罪信息公開制度。公眾只有在知情的前提下才能參與，知情權是公眾有效地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前提與基礎。為了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必須建立和完善犯罪信息公開制度，可以使公眾了解環境污染犯罪的規律、特點，從而提高犯罪治理的有效性。犯罪信息公開也可以引起公眾對環境污染犯罪問題的關注，激起強烈的社會輿論，提高公眾參與犯罪預防的責任感和自覺性山。因此，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建立環境污染犯罪信息公開制度，為社會公眾獲取信息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三，完善環境刑事司法制度。在環境刑事訴訟中，可以提高被害人的訴訟地位。環境污染犯罪案件在我國是公訴案件，只有檢察機關才有權提起刑事訴訟，對犯罪人進行起訴。但是，環境污染犯罪與其他刑事犯罪的性質顯著不同，其侵害的對象具有不特定性，涉及的區域廣，危害程度極大，且難以回復。因此，可以賦予被害人在環境刑事訴訟中的自訴權。同時，環境刑事訴訟過程要符合司法民主與公開的要求，將社會公眾參與到訴訟過程中，既確保社會公眾分享到司法權，又有助于把公眾的良知引入刑事司法，使得刑事司法更加接近公眾情感，從而激發公眾參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熱情。

治理體制: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

環境違法行為與環境污染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不同，在性質上并無差異，但危害程度的不同就導致了法律后果和處理機制的迥異。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環境違法行為與環境污染犯罪行為在處理機制上具有絕對的區別:環境違法行為由行政機關處理，環境污染犯罪行為由司法機關處理。這種治理體制貌似明確，但是，由于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各自形成封閉的體系，沒有形成順暢的銜接渠道，直接導致對環境領域犯罪行為的追究受阻。

在環境治理領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不順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治理的權力分配不合理，行政權過大，制約了司法權。在司法實踐中，公安部門雖然可以獨立地對涉嫌環境污染犯罪的案件進行立案偵查。但是，由于環境污染本身的復雜性，無論是對環境污染行為、危害結果的調查，還是對因果關系的認定都不同于其他的刑事案件。由于公安機關對環境污染缺乏專業知識和收集證據的能力，導致公安機關事實上對環境污染犯罪案件材料的來源主要依賴于環保部門的移送。根據《關于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移送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在查處環境違法行為的過程中，發現有符合移送條件的案件，應當立即指定兩名或者兩名以上行政執法人員組成專案組專門負責，核實情況后提出移送案件的書面報告，報經本部門正職負責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負責人審批。決定批準的，向同級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移送手續;決定不批準的，應當將不予批準的理由記錄在案。按照這一規定，環保部門對環境污染案件是否移交司法機關具有重要影響，他可以根據自身的判斷來決定對涉嫌環境污染犯罪的案件是否移送給司法機關。從程序看，行政機關對環境污染案件具有較強的篩選功能，完全有可能過濾一些案件，從而導致一些環境污染犯罪行為難以進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事實上，在我國一些社會影響很大的環境污染案件無法進入司法程序，很多都是由于環保部門的不作為所造成的。

在現有的治理體制中，由于行政執法不嚴，導致刑事司法承擔著很大的壓力。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促使社會推動刑事司法強勢介入到環境污染治理領域，《刑法修正案(八)》對污染環境罪的犯罪構成進行了修改，降低了成罪標準，擴大了法網。刑事司法的強勢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據不完全統計，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后的半年內，環保部門向公安機關移送了近300起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超過近5年的總和;公安機關已立案偵辦247起此類案件，相當于過去10年立案總量。通過刑事司法倒逼環境行政嚴格執法的方式，盡管在短期內具有一定效果，但是，過分使用刑罰手段也會過度透支司法信用，從而助長不法分子的投機心理。環境污染犯罪治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還是如何解決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從而推動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應對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的協調性。

協調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關系，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專業的環保警察，即在公安機關內部設立專門的環境污染犯罪追訴機關。目前，國內一些省份已經開始了設置環保警察的嘗試，例如河北省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了全國首支環境安全保衛總隊。環境警察機構的建立既是用刑事手段保障環境行政執法的權威性和效能，又避免了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因為立場、角度的不同而產生沖突。

第二，構建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一體化的信息平臺。環保部門、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可以借助電子化辦公系統設置聯合執法系統，由行政機關與公安機關將各類環境污染案件信息錄入系統，在案件線索、行政處罰結果、法律文件、數據規定及案件處理程序上，逐步實現環保部門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信息聯網共享。環境違法信息平臺建設既可以強化司法機關對環境行政執法的監督，也可以提高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公開與效率，從而更好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對接。

第三，加強檢察機關對環境行政執法的監督。檢察機關是我國法定的法律監督機關，可以對環境行政的執法活動進行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可以包括日常監督和專項監督:日常監督是根據信息平臺對錄入系統的環境污染案件的執法情況進行全程監管，促進環境執法人員嚴格履行環境監管的職責;專項監督是檢察機關定期對環境執法機構的案卷進行抽查、評查，以考慮案件辦理是否合法、有效，有無存在該移送而不移送的案件。

治理手段:刑罰與其他治理手段的協調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犯罪治理應當是合理使用多種手段的系統性治理策略，單純依靠某一因素或某一手段無法達到犯罪控制的預期目的。在我國，政府是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直接責任人，由于行政手段和刑罰手段具有猛藥的作用，短時期內效果比較明顯，因此，刑罰手段與行政手段是治理的慣常手段，而其他手段基本不受重視。同時，在當前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不順暢的法律制度背景下，行政處罰方法與刑罰方法相互脫節，各自為戰，未能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形成應有的合力。刑法理論一般認為，刑法具有謙抑性，只有當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某種社會關系時，才由刑法予以調整;只有當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某種危害行為時，才由刑法予以處罰。我國刑法對犯罪的規定模式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只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達到一定程度才能由刑罰制裁。在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由于污染行為輕重有別，所以處罰也應該有區別。環境行政法對一般的環境污染行為進行處罰，而刑法對嚴重的環境污染行為進行處罰。

從技術層面上講，各個法律各司其職，共同起到治理環境污染犯罪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行政法觀念不發達，特別是行政執法不嚴的情況下，導致刑法在環境污染犯罪的治理中面臨著很大的壓力:既要擔負防止一般環境污染違法行為發生的任務，又要預防嚴重環境污染犯罪行為的發生。人們本來希望通過這樣的立法模式來縮小刑法介入社會生活的范圍，但現實的使命又使得刑法不得不廣泛地介入到社會生活之中。刑罰只是犯罪治理的手段乙.，只有其他手段不足以解決社會糾紛之時，刑罰才能介入。正如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所說的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最好的社會政策，僅靠刑罰手段不足以抑制犯罪。在任何司法體系中刑罰并不是唯一阻止環境污染行為的有效方法。刑罰總是作為不得已的最后使用的方法，并且可以結合其他(行政、金融等)法律規定使用。當一個適度的刑罰和其他法律手段相結合一起使用時，才會發揮有效的作用。

篇3

社會管理強調政府行政管理，社會治理則強調居民自治和社會共治。是由多元主體共同進行的以法律為依據的綜合治理。對社會體育而言，應該進行如下管理模式的革新。一是居民體育自治模式的建立。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行政主導的工作模式，忽略群眾的自主、自治能力，有時甚至害怕群眾自發開展活動，怕給政府帶來麻煩。建立居民體育自治模式就是要充分發揮居民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積極性，為居民的自發性體育活動保駕護航。同時，通過制度性安排，使居民體育逐步形成自律和互助的活動形態，達到居民體育自治的理想狀態。二是要在社區及以上層面實現政府與社會體育組織共治的新型管理模式。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職能轉移，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將社會體育管理改為與社會體育組織共治的管理模式。由于社區體育已經出現部分自治管理形式，有一定的共治基礎，因此，可率先在社區層面推行體育共治模式，由社區體育組織走到前臺，協助政府實施社區體育治理。然后再縣、地、省層面實施共治管理模式。在社會體育組織參與共治的過程中，要解決好政府部門與社會體育組織的關系，發揮社會體育組織的治理積極性。

2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主要是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社會體育也需要轉變體育治理方式

2.1堅持系統治理，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是要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將成為今后社會治理的新課題。在由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構成的治理體系中，政府部門應該建立與其他主體的合作伙伴關系，分工負責，共同實施社會治理。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不是領導作用，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之一與其他主體是平等關系，而不是其他主體的主管領導。從社會體育系統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體系。這里的多元主體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在內的相關利益群體。如社區體育治理應該由社區行政與社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老年人體育治理就應該由政府主管部門與老年人體育協會共同進行治理；區域社會體育應該由地方政府與地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其次，系統治理要有明確分工，政府與多元主體各司其責，互相配合，實施共治。政府部門盡可能退到后臺，發揮調控和協調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體間產生矛盾時，政府部門可以進行調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門過多干預的情況再現。再次，系統治理過程中，要體現民主協商的運作機制特征。即在多元主體的共同協商下確定治理方式，產生分歧時通過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要避免行政決定、其他組織執行的傳統管理模式再現。

2.2堅持依法治理，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轉變

堅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強法律規制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用法律來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用法律來監督管理者的治理行為。依法治理還要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鼓勵人們依法開展各種社會活動。過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社會體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為法律管雙方；改行政管控為服務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轉變，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會體育法律法規體系，這是依法治理的基礎。其次，要學會以法律為準繩，以法規為標準進行社會體育治理，要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行政干預，實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眾，在法律的框架內，放手由民眾自主地開展體育健身活動，促進全民健身活動的蓬勃發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雙方轉變，就是要改變政府與民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把雙方都納入依法治理的體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監督之下。雙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監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又通過互相合作，促進社會體育的發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是要改變以控制為手段的管理方式，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限制。通過提供服務保障等方式，為社會體育活動保駕護航。過去，社會體育發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其原因與簡單管控方式有很大關系，即要么不許亂說亂動，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還與行政思維模式有關，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不僅是轉變方式，更是轉變思維。

2.3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從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

堅持綜合治理，就是要改變過去單一采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簡單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齊下”和“多策并舉”的綜合治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以期獲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為強制性手段，不適合用于作為生活方式的社會活動管理，而社會治理由于采用綜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覺會更好。從社會體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還有法制、道德、規范、文化、教育等多種管道可以規范體育行為。這樣，不僅可以在制度上約束人們的行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還可以在輿論環境、文化習俗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齊抓共管，使人們從內心認同社會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環境壓力，達到自覺、自律的社會效果。社會體育治理還應該采用多策并舉的方式進行管理。如調整社會體育政策，并通過優惠政策引導社會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再如制定發展策略來推動社會體育的進步，像扶持體育創新、支持有組織體育活動等，一定會帶動社會體育的發展。還有改變行政主導的活動開展方式，放手讓相關體育協會自主開展活動，政府對符合法律規定的體育組織活動給予經費、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過構建、完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來推進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總之，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通過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會體育治理。

2.4堅持源頭治理，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

堅持源頭治理，就是要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因為“亡羊補牢”式的事后處置方式對已經造成的損失無能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前置治理主要指決策前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經過充分論證和必要聽證，確保決策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群眾需求，符合國情、國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種利益訴求，及時解決利益沖突與矛盾，增強社會和諧，激發社會的活力等。源頭治理講究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社會體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與群眾聯系的窗口設到老百姓身邊去，方便群眾反映情況，方便政府了解情況，方便各方的溝通和互動。具體講，就是要在社區層面設置公共體育服務平臺，傾聽百姓的呼聲與需求，有針對性地服務。源頭治理還應該建立智庫機構，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政府部門在決策前，要請科研機構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提出可行性報告，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再去召開聽證會，征求民眾的意見。從社會體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堅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以民眾利益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和諧。在社會體育活動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大都為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調解和深化服務得到解決。在調解群眾體育矛盾時，可以通過群眾體育組織進行勸解，也可以通過組織間的談判獲得和解。總之群眾利益矛盾在自治組織的范疇內解決比較有利。堅持源頭治理，還要做好激發社會體育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工作，實現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3創新社會體育治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3.1轉變社會體育管理觀念

從傳統管理到社會治理，意味著治理主體、治理的目標、方法等方面都要發生轉變。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首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是要學習“社會治理”理論和方法，明確社會治理的目標、內容、方法及組織運作模式等，為創新社會體育治理奠定基礎。二是要明確政府職能轉變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眾自治的社會治理理念，積極推行社會體育領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綜合治理的基本觀念，改變單一行政和行政主導的管理方式，實現社會體育綜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會體育體制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不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體制的創新。從社會體育共治的要求看，社會體育組織全面參與體育治理是社會體育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做好職能轉移的安排，在社區層面實現基本自治，即可以讓群眾自治的部分，交給群眾進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團隊、基層體育組織管理等，暫時有困難的，交給社區體育服務組織進行管理。在縣及以上地區實現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門與相關體育組織共同進行社會體育治理，并在治理過程中，逐步放手讓社會體育組織獨立承擔體育活動的開展與維護，政府部門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與規劃的制定與體育發展的宏觀調控方面，通過協作共治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體育的和諧發展。

3.3調整社會體育機制

要調整縱向等級管理機制，采用扁平化運作機制，使各個層級都有根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權利，充分調動各個層級的積極性，實現群眾體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調整社會體育的信息溝通機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雙向型體育信息通道及信息處理機制。要調整按規定辦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機制，實行目標管理機制。要減少程序約束，改革評價方式。要調整行動激勵機制，比如通過政策引導，鼓勵體育創新等。推行調研活動，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要完善績效考核、群眾評議和反饋等機制，促進社會體育的良性發展。3.4培育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長期單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國社會組織的弱化，對社會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難。要提高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必須有一個培育過程。首先，可以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把公共體育服務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并通過建立績效考核、評價機制與監督制度，確保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為群眾提供優質體育服務。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將若干社會體育治理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政府主管部門通過業務指導幫助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提高社會體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讓其獨立開展工作。再次，可以發揮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過其傳達政策法規及其他社會治理信息，群眾通過其轉達對社會體育治理的意見與建議，使其成為政府與群眾聯系的紐帶。

4結論

4.1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社會體育發展與改革具有重要影響，社會體育管理必須盡快向社會體育治理轉變。社會體育治理須從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

4.2社會體育轉變治理方式要堅持系統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堅持綜合治理、堅持源頭治理。

篇4

關鍵詞 生態文明 社會治理 治理體系 體制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部署給創新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過構建基于治理理論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創新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1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的關系

這里所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通常所說的“生態環境治理”有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所指的是一種體制，是一個包括指導思想、組織機構、法律法規、組織人員、制度安排等要素構成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體系；后者是一種行為或過程，指生態環境的整修、修復，與生態環境保護是同義語。

治理理論是一種公共管理理論，其涵義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諸行為者，通過平等的合作型伙伴關系，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規范和管理，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由于當代的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復雜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民眾需求的多樣性，使得管理的難度不斷增大。“就治理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而言，是西方的學者看到了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既可能存在‘市場失靈’，也可能存在‘政府失靈’。”為管理好日趨復雜的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理論就被應用于社會公共事務領域，為創新體制、機制起著框架性解釋和指導作用，構建起區別于傳統管理模式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政黨等方方面面。”因此，把治理的范疇和方法應用于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所構建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內容之一。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實現形式就是要構建多元主體的治理模式，強調多元主體參與生態環境治理，使民主、協作融入治理，形成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建設的運行機制，克服基于傳統管理理念的舊的監管、建設體制的弊端，更有效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生態環境建設效益的最大化。

2治理理論對創新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的方法論啟示

2.1培育多元主體

多元主體的治理模式是區別于基于統治和管理的傳統生態文明建設體制的本質特征。培育和壯大包括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等非政府的主體，是構建基于治理理論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首先任務和前提條件，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內容。由一元主體向多元主體的轉變過程，就是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過程，既包含著制度、文化和行為方式等的綜合性轉變，也代表著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的創新。

2.2權力運行方式的多向性

傳統的生態文明建設體制的主體一元性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運行方式是依靠公共權力來推行，表現出公共權力資源配置的單極化和公共權力運用的單向性特征。而治理理論強調公民和社會機構等非政府主體的參與，多主體通過參與、合作、協商談判、反復博弈、伙伴關系等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所要實現的是一種權力上下互動的過程，其權力運行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

權力運行方式的多向性決定了在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政府要改變傳統的管理方法，應實現以下幾種轉變：一是從管制到服務。適應多主體的治理格局的要求，政府必須改變過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強服務職能，為非政府主體的參與創造和提供良好的環境。二是從規制到協調。要實現各種非政府主體有序參與生態環境治理，離不開政府的協調，所以政府的行為應實現從著重規制到著重協調的轉變。三是從封閉到回應，多主體治理格局以互動性為基本特征，即權力從封閉的單向性的運行到對公眾提出的政策建議做出迅速反應，呈現出互動性，從而提高公眾參與的程度。

2.3豐富建設手段

與政府單一主體一家獨大的傳統管理體制相應的運行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和法律為主，具有強制性的特點。而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更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使生態文明建設手段和方法呈現多樣化，除了行政、法律手段外，還包括社會化手段、市場化手段和自治化手段等。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針對所要治理的生態環境問題的特點，采用單獨或多種手段綜合使用，能夠更有效地處理和解決問題，從而提高治理的效果和降低治理的成本。

2.4追求目標和評價標準由“善政”到“善治”

傳統的生態環境監管的理想模式為“善政”。善政的構成要素包括嚴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員、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務。善政是建立在傳統的社會統治結構之上的，是包含于傳統的政治與行政的理念之中。而治理的概念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統治范疇，它強調了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所追求的是“善治”。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在“善治”狀態下，社會治理能夠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維護和發展，經濟與社會的長久利益和根本利益能得到最低成本的有效維護。因此，生態文明建設的“善治”，就是要使生態環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要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善治”，政府必須轉變觀念與職能，必須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非政府主體進行培育、構建多元主體的建設格局。

3構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路徑

3.1轉換政府觀念和職能，簡政放權

構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目標就是要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及公民個人多元主體平等參與協作的建設體制，關鍵是能否培育多主體，創造社會主體參與治理的條件。單一主體的建設體制式往往重視政府的管控而忽視對被管理對象合法權益的保障，必然會無限擴大權力的運行，窒息非政府主體成長的空間與參與建設的平臺。因此，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建設格局的首要任務是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權力運行的空間，把不該管，管不好，可以讓社會管理的事情交給社會去管理，創造出非政府主體參與的空間，為其的成長壯大創造條件。

3.2積極培育多元社會主體

（1）通過培育市場主體來培育多元的生態文明建設主體。市場經濟是公民社會產生和不斷發展的物質基礎，能夠為公民的獨立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當市場完善和發展，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與生態環境建設相關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問題的治理也才能通過市場的運作得以進行，如政府公共服務的外包、政府公共服務的購買等。

（2）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要進一步培育社會組織力量，倡導社會責任和培養公共人文精神，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推動社會參與，形成政府與第三部門合作伙伴關系，逐步邁向多主體參與，整體性協作，網絡化治理的態勢，實現治理結構良性和均衡，有效引導社會組織在志愿服務供給中的作用，彌補政府供給的缺位或低效，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水平。

（3）引導公眾參與。 轉變政府觀念，推進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化建設。 生態文明建設的信息公開化，保障公民的知情權。 優化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效果，主要體現在建立公眾建議意見的回應制度及引導和進一步發揮民間綠色環保等組織的作用。最后是積極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識，逐步祛除“凡事找政府”的慣性思維，強化自我生態文明建設能力。

3.3發展和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法與手段

要完善法律法規，做到依法行政；規范行政權運行規則，提高執行力，維護行政權力的權威性，劃分行政權力運行邊界，為社會化、市場化等手段的使用提供空間。

要強化市場機制在自然資源優化配置中的作用一是推動自然資源市場化進程，大力探索自然資源定價機制和自然資源交易市場運行機制、生態補償機制。要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暢通社會資本進入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的渠道，通過政策優惠、財稅導向培育生態環保產業。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充分發揮第三部門作用，完善社會的自治組織機構（如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使之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建立政府與社會的相互依賴、相互協作的互動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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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固體廢棄物；水體資源污染；處理

前言：在當今社會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質量不斷提升的同時，由于人類生產和生活而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污染源的種類和數量也在不停的增加。在我國工業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手段應用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社會生產生活環境的污染程度也在不斷加劇。有效降低固體廢棄物對水體資源產生的污染危害，已經成為目前環境治理工作的重點和中心。如何全面優化相關治理工作開展的效率和質量，就成為了相關人員的工作研究關鍵。

一、固體廢棄物對水體產生的危害

固體廢棄物對社會水體資源造成的污染現象最為常見，其污染的規模和力度也最大、最強烈。在我國當今社會相關環境保護的專家學者研究理論之中，固體廢棄物對水體資源造成的污染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界定類型。點染污染以及面污染，都是固體廢棄物對水體資源造成污染的主要類型。每一種分類下的污染類型，都有著不同的污染現象，以及與之相對應不同的污染治理方法。

所謂點污染，其具體指的就是能夠對水體資源造成污染的固體廢棄物，從一個集中的切入地點進入到水體資源之中，從而發生污染的現象。而固體廢棄物對水體資源造成的面污染，則主要指的就是固體廢棄物來自于整個水體資源的地表或者地下。但無論是哪一種存在形式的污染，都需要相關技術工作人員及時采用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加以治理。否則固體廢棄物通過水資源的流動性傳輸，將流入到其他地區的水循環系統之中，甚至還會對農作物的種植田地造成嚴重的損害，后果不堪設想[1]。

二、固體廢棄物水體資源污染的治理方法

隨著社會現代化科學信息技術手段應用水平的不斷提升，有效緩解和降低固體廢棄物對水體資源造成污染危害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斷增多。目前被相關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所廣泛應用的應對方式，主要可以根據其應用性質的不同，而進一步劃分為物理方法、化學方式以及生物手段三種不同的處理途徑。

（一）固體廢棄物的物理處理方式

固體廢棄物的物理處理方式，是我國環境保護以及水資源治理工作人員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治理方法。所謂固體廢棄物的物理處理方式，其具體指的就是當相關工作人員，發現能夠對水體資源造成污染危害的固體廢棄物時，通過采用破碎、碾壓的方式將廢物無拆卸分解的處理手段。通過應用現代化機械設備或者人力破碎的工作途徑，改變固體廢棄物內部物理分子的構成方式，從而降低其對水體資源造成的污染危害力度。相比現代化的化學治理方式和生物治理手段，物理處理方式所消耗的財力較少。對相應破碎分解工作的開展，提出的信息技術應用水平的要求較低。在物理方式治理工作開展的過程之中，相關工作人員能否準確判斷出相應固體是否會對水體資源造成污染危害，就顯得尤為重要[2]。

（二）固體廢棄物的化學治理手段

固體廢棄物的化學治理手段，是在物理治理方式的基礎之上產生的一種全新的治理途徑。固體廢棄物的化學熱分解以及降解的處理方式，都是化學處理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此基礎之上，通過應用化學熱分解等各種固體廢棄物的處理形式，相固體廢棄物的一部分經過處理后還可以形成一定形式的自然生產能源。在我國當今社會的工業生產階段之中，固體廢棄物的化學治理手段，在熱電廠的固體廢棄物分解之中的應用最為常見。需要環境治理人員尤為注意的是，在許多情況下，固體廢棄物水體污染的化學治理手段可以和物理治理方式相結合應用。比如在建筑施工工作開展過程之中，保暖建設材料的降解和硅酸鹽的化學分解作用等，都是通過應用化學治理手段處理固體廢棄物的實例。

（三）固體廢棄物的生物應對措施

固體廢棄物的生物應付措施可以根據其生物種類劃分領域的不同而分為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厭氧發酵以及好氧堆肥化處理都是生物應對的主要方式。厭氧發酵經常被應用在固體廢棄物的微生物處理過程之中，而好氧堆肥化的處理手段則經常應用在將固體廢棄物轉化為有機營養原液的工作環節之內。通過利用推動生物分子的有基分解，實現固體廢棄物向無機污染物的轉化和發展，最終達到有效治理固體廢棄物造成水體資源污染的消極生產現象。無論是哪一種固體廢棄物污染治理方式的應用，都需要相關技術工作人員能夠采取對癥下藥的處理手段，才能實現治理保護工作質量的完善和提升[3]。

結論：總而言之，在國家環境資源保護管理局可持續發展基本生態治理理念的影響下，有效緩解和水體資源的環境污染現象，已經成為備受社會公眾關注的重點話題。在水體資源的污染類型當中，由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產生的廢棄物造成的污染力度最大。相關環保技術工作人員要深入了解各種固體廢棄物在水體資源方面能夠產生的實際危害，制定與之相對應的因對措施，才能實現環保治理工作的優化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瑤，米鋒. 園林綠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貢獻度研究――基于減輕北京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壓力的視角[J]. 資源開發與市場，2016，04：443-446+477.